我對紐約的概念源於說唱樂。我想像中的紐約，人們當街互 相交火，殺人可以不償命;街上沒什麼行人，只有開著跑車尋找夜 總會和尋機施暴的車匪。我對這樣瘋狂的地方一點都不嚮往。因 為在自己家鄉，我已經經歷得夠多了。
飛機在k尼迪國際機場降落時，天已經黑了。時間是下午四 點半。我問塔姆巴博士，這個國家為什麼天黑得這麼早。「因為 現在是冬天，」他說。「哦!」我點點頭，但還是不明白。我在莎 士比亞的劇作中讀到過「冬天」這個詞，我想我應該再查一下它 的意思。
塔姆巴博士拿著護照，跟移民局打交道的事都由他包辦。我 們拿著行李朝自動門走去。我想可能不應該這樣冒險上街，但塔 姆巴博士已經出去了。我和巴阿一出門，迎面吹來一陣刺骨的寒 風。我身上的皮膚收緊，臉上沒了感覺，耳朵好像凍掉了；手指凍 得生疼，上下牙齒直打架。寒風吹透了我的夏褲和T恤，好像跟沒穿衣服一樣。我跑回航站樓，渾身發抖。我一生中還從來沒經歷 過這麼冷的天氣。這種地方，人怎麼能生存？我一邊想，一邊搓著 雙手，四下裡蹦跳著取暖。巴阿和塔姆巴博士站在樓外，他抱著雙 臂，抖得控制不住。不知為何塔姆巴博士有一件茄克，我和巴阿卻 沒有。我在樓內等候，塔姆巴博士招來一輛出租車，我跑出來鑽進 車內，迅速關上車門。天上落下來一些白白的小東西，積在地上。 我心裡想，天上掉下來的白東西是什麼呢？塔姆巴博士手裡拿著 一張字條讀了讀，告訴司機我們要去的地方。
「這是你們第一次到這個城市來嗎？你們喜歡漂亮的雪花 嗎?」出租司機問道。
「是的，我們這是第一次來。」塔姆巴博士回答，一邊忙著把 我們的證件收拾好。我以前從未聽到過「雪」這個詞。塞拉利昂 是沒有這東西的。但我以前看過關於聖誕節的電影，其中就有這 種蓬鬆的白色東西。我想，莫非這裡天天都過聖誕節。
我們進城的時候，高聳入雲的大樓看上去都像被人放了火似 的。從遠處看，有的大樓像用綵燈建造的。全城燈火通明，我感到 目不暇接。在弗裡敦，我自以為見識到高樓大廈，但這裡的樓已經 不能用高來形容了，而是刺破天空。大街上汽車太多，即使在紅燈 亮的時候都在不耐煩地鳴著笛。隨即，我看到人行道上有人在走， 我揉揉眼睛，發現紐約大街上確有行人。這裡並不像別人說的那 麼危險。至少現在不是。電燈比家鄉的亮，我四處找電線桿，卻沒 找到。
我們來到四十七街上的范德?基爾特青年旅社，提著行李進 大堂。我們跟著塔姆巴博士來到前台，取到房間鑰匙。這是我平 生第一次有自己的房間，而且還有一台電視機，我看了整整一夜。 房間裡熱得出奇，我把衣服脫了，大汗淋漓地坐在電視機前。兩天 後我才得知，房間溫度過高是因為暖氣打在了最高檔。我連溫控 器什麼樣子都不知道，更不可能知道怎樣調低或關掉。我記得自 己還覺得這個國家怪事多：室外冷冰冰，室內熱乎乎。
第二天早晨，我下樓來到自助餐廳，來自二十三個國家的五十 七名兒童正在等候吃早餐，並開始聯合國第一屆兒童大會。他們 來自黎巴嫩、柬埔寨、科索沃、巴西、挪威、也門、莫桑比克、 巴勒斯坦、危地馬拉、美國(紐約)、南非、秘魯、北愛爾蘭、印 度、巴布亞新幾內亞、馬拉維等地。我正在尋找巴阿和塔姆巴博 士，一個白種女人把我拉到一邊，作自我介紹。
『『我叫克裡斯滕，來自挪威。」她伸出手來。
「我叫伊斯梅爾，來自塞拉利昂。」我和她握了手。她打開 一個裝姓名卡的信封，在我襯衫上掛了一個。她笑著要我排隊吃 早餐，然後去找其他還沒有領到姓名卡的孩子。我跟在兩個孩子 後面，他們的語言很陌生。他們知道要吃什麼，我不知道，連那些 廚師做的菜叫什麼都不知道。會議期間，我一直沒搞清楚，只是點 「同樣的一份」，或者看到別人取什麼，我也放到盤子裡。有時 候，我拿的食品自己很喜歡吃，但大多數情況下不是那麼回事兒。 我問塔姆巴博士，他是否知道哪裡能找到棕櫚油燉魚和米飯、木薯葉、或秋葵湯。他笑著說，「入鄉隨俗。」
在喝橙汁時，我想，我應該從家鄉帶一些食品來吃，直到自己 能適應這個國家的飯菜。
吃完早飯，我們在寒風中走了兩個街區，來到一座大樓，大多 數的會議都是在這裡開的。外面下著雪，我身上穿的是夏褲和長 袖襯衫。我心裡對自己說，我可不願意生活在這麼寒冷的菌家，總 要擔心鼻子、耳朵、臉被凍掉。
在紐約的第一個上午，我們花幾個小時互相瞭解對方的身 世。有的孩子是冒著生命危險來參加會議的，還有的則走了數百 英里到鄰國去搭乘飛機。互相之間剛說了幾分鐘，我們就得知，屋 裡的孩子都經歷過苦難的童年，有的在會議結束後還要回到那種 生活中去。互相介紹之後，我們圍成一圈，由贊助人給我們講他們 的情況。
大多數贊助人都是非政府組織的僱員，但有一個長了一雙明 亮眼睛的矮個子黑髮白種女人說，「我是個小說家。」我感到很 驚訝，於是對她非常關注。她用了很多手勢，講話很清晰，每個詞 都要解釋一番。她說她的名字是勞拉?西姆斯，又介紹了她的共 同贊助人特蕾澤?普萊爾。普萊爾是淡黑色皮膚，相貌像非洲人， 手裡拿了一面鼓。沒等勞拉講完話，我就決定去參加她,的研討 會。她說她會教我們如何把自己的故事講得更吸引人。我很好 奇，這個生於紐約的白皮膚女人是怎樣成為小說家的。
那天早晨，勞拉不停地朝我和巴阿看。沒想到她已經注意到我們只穿了非洲的薄衣褲，坐在曖氣邊上，雙手抱著瘦弱的身體， 不時地顫抖，好像寒冷已經侵入了骨頭。午飯前她走過來問：「你 們有冬裝嗎?」我們搖搖頭。她臉上露出痛心和關切，笑得很僵 硬。那天晚上，她帶來冬衣、帽子和手套給我們。我穿了一件厚 厚的綠袍，身體感覺像是膨脹起來。但我很高興，因為這樣可以在 每天的討論會之後到市裡去玩了。幾年後，勞拉又給我一件她自 己的冬裝，我不要穿，因為那是件女裝。她開玩笑地說，她第一次 見到我時，我寒不擇衣，穿女式冬裝也不在乎的。
在會議中，我和巴阿跟勞拉和特蕾澤關係拉近了。有時候，勞 拉會講我小時候聽過的故事，讓我很驚訝。一個大西洋彼岸的白 皮膚女人從未到過我的家鄉，卻知道我年幼時我們部族獨有的故 事。這讓我十分驚訝。後來我認她做了母親。我經常講，從善於 講故事的文化中走出來的我和紐約的小說家母親生活到一起，不 知是純屬天意還是事出偶然。
第二天，我給弗裡敦的叔叔打電話。是阿米娜塔接的。
「你好,我是伊斯梅爾。讓叔叔接電話好嗎?」我說。
「我去叫他。你兩分鐘之後打過來。」阿米娜塔掛了電話。 我再次撥通的時候，叔叔接了。
「我在紐約，」我告訴他。
「噢，我應該相信你，因為我已經好幾天沒見到你了。」他笑著說。我打開賓館的窗，讓他聽聽紐約的聲音。
「聽起來不像弗裡敦，」他說。停了一會兒，他又說：「那邊 怎麼樣啊?」
「凍死人，」我說，他笑起來。
「嘿！這可能是你進人白人世界的開始。好吧，回來給我講 講。不行就待在屋裡，不要出門。」他講話時，我好像看到了他家 周圍的石子路，聞到了嬸嬸的花生粥。
每天早晨，我們飛快地踏過積雪，沿街走到會議室去。在那 裡，我們把自己的苦難擱在一邊，悉心討論如何解決各國兒童面臨 的問題。每當長時間的討論結束後，我們的眼睛裡都閃著希望的 光芒和對幸福的期許。通過討論如何找到苦難根源並使世人盡 知，我們的苦難彷彿得到了昇華。
第二天晚上，我和馬拉維來的馬多卡沿四十七街往西走，不知 本覺來到時代廣場。我們忙於看大樓和人流，突然看到周圍燈火 輝煌，大屏幕上正在播出節目。我們相互一視，這地方是多麼神 奇。一個屏幕上是身穿內衣的一對男女，我想他們可能是在展示 內衣。馬多卡指著那個屏幕大笑。其他屏幕上是音樂錄像,屏幕 下方有數字字幕走過。所有東西都快速地閃爍和變化。我們在角 落裡站了一會兒，被屏幕迷住了。戀戀不捨地移開目光之後，我們 又沿著百老匯走了幾個小時，看櫥窗。我感覺不到冷，因為人來人往，燈光閃爍，汽車轟鳴，我被完全吸引住了，如同做夢一般。那天 晚上回到賓館，我們跟其他孩子講了所見所聞。從那以後，我們每 天晚上都一起去時代廣場。
計劃中的觀光還沒開始，我和馬多卡就溜出去看了市裡的好 幾個地方。我們到過洛克菲勒廣場，在那裡看到一棵掛滿裝飾物 的巨型聖誕樹，天使石雕像和溜冰的人。他們一圈一圈不停地轉， 我和馬多卡無法理解，他們為什麼樂此不疲。我們還和懷特先生 一起去了世界貿易中心。懷特先生是我們在賓館認識的一個加拿 大人。一天晚上，我們五十七個人一起乘坐地鐵到南街港去，我問 馬多卡：「這裡為什麼人都這麼沉默?」他朝車上看看，說：「這跟 家鄉的公共交通不一樣。」尚薩是這次活動的攝影師，後來我回 到紐約定居，她成為我的阿姨。她把鏡頭對準我和馬多卡，我倆擺 姿勢讓她拍照。每次出遊，我都在心裡記下哪些要跟叔叔、兄妹 和穆罕默德講。我想他們肯定一點都不會相信。
會議的最後一天，來自每個國家的孩子都在聯合國經濟與社 會理事會就本國及個人經歷作簡單發言。與會的都是外交官和各 種有影響力的大人物。他們身穿西服、打著領帶，端正地坐在那 裡聽我們演講。我自豪地坐在寫著塞拉利昂的名牌後，邊聽邊等 候發言。我有一篇發言稿是在弗裡敦由他人寫好的，但我決定不 讀稿子，講自己的心裡話。我簡要地講了自己的經歷和對結束戰 爭的嚮往——只有這樣，成年人才會停止招募童兵。我的開場白是這樣講的：「我來自塞拉利昂。現在影響兒童的問題是戰爭。 戰爭迫使我們家破人亡，流落異鄉，漫無目的地在森林裡遊蕩。結 果，我們捲入戰爭衝突，去扛槍打仗，去馱運物資，去完成其他許多 艱難的任務。這一切都是因為飢餓，因為失去了親人，因為需要安 全感，因為一無所有。我當兵是因為失去了親人,因為飢餓難耐。 要替死去的家人報仇。要得到食物，要生存下去，加入軍隊是唯一 的辦法。當兵不容易，但我們別無選擇。如今，我已改造完畢，所 以大家不要害怕我。我已經不是兵了，我是兒童。我們都是兄弟 姐妹。從我的經歷中，我得出的結論是，報仇是無益的。我當兵是 為家人報仇，為了生存。但我意識到，如果我報了仇，就會殺害另 一個人，他的家人也會想報仇，那樣的話，你要報仇，我要報仇，他 要報仇，冤仇相報永無盡頭……」
所有人發言結束後，我們唱了一首自編的歌，然後又唱其他歌 曲。我們一起哭，一起笑，一起跳舞。那天下午極其令人感動，我 們都為即將離別而悲傷，因為我們知道，返回的地方不是和平之 地。我和馬多卡摟在一起，隨音樂跳起了舞。巴阿和另一組的人 在一起跳。塔姆巴博士坐在觀眾席上笑，這是他來紐約之後第一 次笑。跳完舞，勞拉把我拉到一邊說，我的發言讓她很感動。
那天晚上，我們去了一家印度餐館，在遙遠的異國他鄉能吃到 米飯，我感到很高興。我們吃了很多，互相聊天，交換地址，然後去 了勞拉在東村的家。我很納悶，這樣一個地方為什麼要稱為 「村」，跟我所知道的村完全不一樣。我們的陪護人沒跟過來。
他們回了賓館。我當時不知道，勞拉的房子會成為我未來的家。 這裡的牆上掛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傳統紡織品；書架上擱著故事書 和動物雕像;桌子上放著漂亮的異國瓷瓶;還有竹樂器等奇奇怪怪 的東西。這座房子很寬敞，裝下我們所有五十七人也綽綽有餘。 一開始，我們坐在勞拉的客廳裡，圍成一圈講故事，然後跳舞一直 到深夜。那是在紐約的最後一夜，這所房子是最恰當的場所。因 為它像我們這群人一樣有趣，一樣擁有許多神奇的故事。每個人 都感到愜意，每個人都能從中發現一些自己家鄉的東西。在這所 房子裡，就像我們已離開紐約，到了一個世外桃源。
第二天晚上，勞拉和尚薩陪我、巴阿和塔姆巴博士去機場。 一開始我們在車裡都很安靜，但不一會兒，除塔姆巴博士之外，我 們所有人都哭起來。在候機樓互相擁抱道別的時候，我們哭得更 厲害了。勞拉和尚薩給我們留下了地址和電話，便於聯繫。我們 離開紐約那天是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離我的生日還有八 天。在回家的航班上，我仍覺得像是在做夢，一個自己不願醒來的 夢。我不願離開，但也很高興能認識塞拉利昂之外的人。因為我 知道，如果我回家後被殺，在世界的某個地方會有人記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