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下五旗私屬關係的終結
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制度，由子侄分任各旗旗主，旗主與旗下有嚴格的主從關係，皇帝要調發旗下人員，必須通過旗主。旗下隸屬於旗主，同皇帝是間接關係，也就是說旗下有兩個主人，即旗主和皇帝。各旗內親王、貝勒、公是世襲的，他們世代掌管所在旗。這樣在對待旗民的統治上，皇帝要直接掌管旗民，加強皇權，旗主要維持對旗下的所有權，因而產生皇權與旗主權的矛盾。自清太宗起的清朝前幾代皇帝都謀求削弱旗主的權力，太宗、順治兩朝使鑲黃旗、正黃旗、正白旗成為上三旗，由天子自將，於是剩下其他五旗，即下五旗旗主問題。康熙在統治後期，派皇七子胤祐管理滿洲、蒙古、漢軍正藍旗三旗旗務。當今皇帝的兒子到下五旗中作管主，代替原來的旗主，實際上削弱了旗主的權力。所以雍正以前，八旗旗主勢力逐漸衰微，已無力與皇權抗衡，但是他們還擁有一部分權力，影響著皇權在八旗中的進一步行使。
雍正繼位初年，承襲乃父遺策，任用親信弟兄和王公管理旗務，如以康親王崇安管理正藍旗三旗事務，皇十七弟果郡王允禮管理鑲紅旗事。他在對管主的使用中，發現它和皇帝及八旗內官員的矛盾，管旗務的諸王因身份崇高，還是影響皇帝對旗民的直接統治，而管主同都統等官員職權難分，往往互相摩擦，對於“公事，亦未免耽誤”，雍正遂於六年（1728年）減少管主，取消崇安、錫保及信郡王德昭等的管理旗務。七年（1729年），雍正“命莊親王允祿管理鑲白旗滿洲都統”，九年（1731年），改“命莊親王允祿管理正紅旗滿洲都統事務”，十年（1732年），用平郡王福彭“管理鑲藍旗滿洲都統事務”。允祿、福彭是管理都統事務，與管旗務大不相同，管旗務是八旗都統的太上皇，是管主，都統得唯命是從，管理都統事務，本身相當於都統，或是兼職都統。都統是所謂掌“八旗之政令，稽其戶口，經其教養，序其官爵，簡其軍賦，以贊上理旗務”。是八旗的軍政長官，是一種職務，由皇帝臨時任命，不能世襲，與所在旗的旗民是官民關係，而不是主從關係。允祿是雍正第十六弟，又以親王身份管都統事，他已不是管主，降為一旗長官了，而這不是他個人的榮辱問題，因為他長期受雍正信任，後來為乾隆顧命大臣之一，他的出任管理都統事務，表明皇子、親王在八旗中地位的降低，表明管主的被取消。至此，清代管理八旗事務人員經過了三個階段的變化：旗主——管主——宗室貴族管理都統事務，每一次的變化，都是旗內主從關係的削弱，下五旗的負責人，即長官不再具有原先的旗內自主權，皇帝將它剝奪淨盡了。這個三部曲是皇權在八旗內（主要是下五旗）強化的過程，雍正的宗室貴胄管理都統事的辦法，則是它的終結。這是八旗制度內皇權、旗主權消長過程的主線，圍繞著它，雍正還採取了許多相應措施。
八旗都統，清文為“固山額真”，印信即以此為文，“額真”，滿語意為“主”。雍正元年（1723年），給事中碩塞條奏：“額真二字，所關甚巨，非臣下所可濫用”，請加改定。雍正為正名分，崇君主，接受他的建議，命將“固山額真”改為“固山昂邦”，意為總管，即漢文的都統，又將“伊都額真”改為“伊都章京”，意為領班。臣下不能稱為“主”，只能尊奉一個主人——皇帝。“固山額真”，是努爾哈赤建旗時的老名稱，後來的都統早已不復是旗主的意思，至此，雍正又在文字上加以改變，從意識形態上革除旗主的痕跡，從而也標誌旗主權力的實際消失。
旗員的官缺，向分旗缺、翼缺、公缺數種。旗缺，是某一官職例由某旗人員充任；八旗又分左右兩翼，翼缺是專屬於某一翼的人員的官缺；公缺是所有八旗人員的。旗缺、翼缺只在某旗某翼內進行揀選，旗主、管主可以把持這些缺位，也使得各旗之人具有向心力，團結自固，但在八個旗內，各旗人才不一，因而有的旗升轉較快，有的則較遲滯，也不公平。這一問題，康熙初年即著手解決，八年（1669年）、十年（1671年），分別將各部堂主事、郎中改為公缺，通同論俸升轉，但員外郎、主事仍按旗升轉。雍正六年（1728年），以銓法劃一為理由，將原屬於旗缺、翼缺的各部員外郎、主事、內閣中書、監察御史、給事中、工部造庫郎中，一律改為公缺。既解決銓法的不公平，亦不使旗主、管主幹預旗缺中任何一部分旗員的任用。對八旗內部缺分的補授，雍正亦行更改，原來下五旗王公所謂公中佐領之缺，只在該王屬下揀選，八年（1730年），雍正認為這樣做不易得到合適的人，命於該旗中揀選官員引見補授，若該王屬下之人可用的當然也可以揀選。企圖使諸王所用人員盡量少同他有密切關係。
佐領是八旗基層牛錄的主官，職位雖不甚高，但地位重要，特別是原管佐領（勳舊佐領），系清朝開國時期率族眾歸來的，被編為牛錄，佐領在一個家族世襲，也即使它永遠掌握這個基層組織。世管佐領，也是早期投入後金政權的部眾，佐領也是世襲。雍正於四年（1726年）二月說，他們中年幼的，愚昧的，衰老不能辦事的，只給佐領的俸祿，不許管理事務，其事另選擇該旗大臣官員兼理。這就等於取消了原管佐領、世管佐領的世襲罔替。可見雍正對八旗各級主人下手，褫奪他們的統治權。
對於王公與屬下的關係，雍正作了許多規定。元年（1723年），禁止王公在所屬佐領內濫派差役，只許挑選人員充任護衛、散騎郎、典儀、親軍校、親軍，不許兼管家務，若用作包衣官職，或令跟隨子侄，都要列名請旨，並且要知會該旗都統，由都統復奏。若屬下犯罪，王公要奏聞，交刑部處理，雍正說：“不請旨，斷不可也”。這是說王公對屬人沒有任意使用權和處罰權。二年（1724年），雍正不許下五旗王公聽信讒言，將屬下妄加殘害，或借端送刑部治罪，若有此種情況，則將這些被害者撤離原主門下。同時規定，王公屬下有被問罪發遣的，不許發往該王公打牲處所，免得他們發生聯繫，私自回到該王公門上。政府懲治王公屬下，不容原主包庇，王公迫害其屬下，政府不容其肆惡，這是一個問題兩個方面，即不許王公與屬下有不正常關係。同年，更定王公擁有的護軍、領催、馬甲數，親王為護軍、領催40名，馬甲160名；郡王護軍、領催30名，馬甲120名；貝勒護軍、領催16名，馬甲80名；貝子護軍、領催16名，馬甲64名；鎮國公護軍、領催12名，馬甲48名；輔國公護軍、領催8名，馬甲32名，比原來的數目減少了。同年還下令，諸王所屬佐領，凡移出的，其內人員不得再與舊主往來，否則從重治罪，使王公對舊部不能發揮影響。
雍正特別不許王公勒掯屬下，元年（1723年），他說五旗諸王不體恤門下人在外省做司道府縣官的，向他們分外勒取，或縱容門下管事人員肆意貪求，為除此弊，他允許該等官員封章密揭。次年，他發現公爵星尼向屬人王承勳勒取幾千兩銀子，為此特發上諭，說星尼才是公爵，而王承勳不過是州縣官，就要這麼多銀子，若主人是王府，屬人為地方大員，則不知要多少了。他就此事警告王公，若不悛改，“必將五旗王府佐領下人一概裁撤，永不敘用”。十一年（1733年），太原知府劉崇元告發他的佐領李永安，在其回京時，李永安到他家索去銀子一百二十兩及馬匹、衣物，後李永安又派人到他任所，勒取騾頭、潞綢，還要三二百兩銀子。雍正下令對李永安嚴行查處。
削弱八旗王公與屬下的私屬關係，在雍正初年有特殊意義。雍正嚴禁諸王濫役屬人時說：早先諸王對屬下尚知恩撫，而“朕之兄弟，分給包衣佐領之人既少，而差役復多，其餘諸王亦從而效之”。他把諸兄弟視作罪魁，借此整飭，收回王公任用屬人的權力，所以這是他打擊宗室朋黨的一個內容。他把嚴禁王公勒索旗下，納入了清查錢糧、打擊貪贓、肅清吏治的措施之中。他指責王公的勒逼造成旗下官員的貪贓：“該員竭蹶饋送，不能潔己自好，凡虧空公帑，罹罪罷黜者多由於此”。可見他在繼位之初，急急忙忙地改革旗務，是同打擊朋黨、整頓吏治緊密結合。
二年（1724年），雍正下令設立宗學，為八旗的左右兩翼各立一學，招收宗室子弟學習，每學設正教長、副教長，由翰林院編修、檢討充任。宗學招收宗室子弟，學習滿文、漢文，演習騎射，由政府按月發給銀米、紙筆。每年雍正派大臣去考試，進行獎勵和懲罰。七年（1729年），雍正因宗學不能容納覺羅子弟，特於各旗設立覺羅學，令覺羅子弟讀書學射。此外，雍正還設立鹹安宮八旗官學，選擇八旗子弟中俊秀者入學，內務府包衣佐領的景山官學中的優秀者亦可入選。雍正對他興辦宗學的原因作過說明，他認為宗室中人各懷私心，互相傾軋，把骨肉視為仇敵，更有甚者，“要結朋黨，專事鑽營”；還有一種人驕奢淫侈，蕩盡產業，也是不肖子孫。為改變這種風習，要作許多工作，但必須加強對他們的教育，以事挽救——“急籌保全之道，若非立學設教，鼓舞作興，循循善誘，安能使之改過遷善，望其有誡”。他又說：“必教以典禮倫常及治生之計，俾各好善惡惡，崇儉戒奢，方可謂教育有成”。他把辦宗學與削奪諸王權力、宗室朋黨同時進行，以鞏固他在政治上的勝利。
第二節 試圖解決八旗生計問題
清朝入關之初，八旗人口微少，他們為官作宦，當兵吃糧，又有旗地可以耕作，不存在生計問題，但時間稍長，如到雍正繼位，已八十年了，這時人口增殖甚多，而官職缺額和兵額都有限量，旗地沒有增加，除了上述職業以外，清政府又不允許他們自謀生活出路，因此出現了新添人口的生活問題，此外旗人因長期脫離生產，出現生活上追逐奢華的問題。二年（1724年），雍正向八旗官員和民人說：
爾等家世武功，業在騎射，近多慕為文職，漸至武備廢弛；而由文途進身者，又只僥倖成名，不能苦心向學，玩日愒時，迄無所就；平居積習，尤以奢侈相尚，居室用器，衣服飲饌，無不備極紛華，爭誇靡麗，甚且沉湎梨園，遨遊博肆，不念從前積累之維艱，不顧向後日用之難繼，任意糜費，取快目前，彼此傚尤，其害莫甚。
他敏銳地看到旗人逐漸丟掉尚武精神，向追求生活享樂方面發展。對後一方面感受尤深，他知京中一部分旗人以酗酒、賭博、赴園館、鬥雞、鶉、蟋蟀為事，京外他去過盛京，見旗人以“演戲、飲酒為事”，以至城中酒肆多得不得了。他還知道，有的旗人的享樂，靠著變賣家產和錢糧來維持，他說他們“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賣房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酒，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儲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
雍正針對一些旗人糜費和不善治生的問題，採取種種措施維持旗人的生活，希望他的國家的根本——八旗軍不致為生活問題而動搖。
雍正告誡旗人“量入為出，謀百年之生計”。他嚴厲禁止旗人分外享樂，元年（1723年），不許旗人酗酒、鬥雞，重定公侯及八旗軍民婚喪儀制，讓旗人崇尚節儉是重要的原因。到十二年（1734年），他就此事說：“近聞八旗人等仍有未改陋習，以誇多斗靡相尚者”，因命八旗都統務必加強教育。這些禁令，主要是進行教育，收效自不會多，即如變賣祿米，仍是司空見慣之事。五年（1727年），順承郡王錫保報告，賈富成私自偷買旗軍甲米，又向旗人放高利貸，雍正命他加以追查，將所買甲米及高利貸本利銀追出，賞給破獲此案的官兵。他感到一個一個追查不是根絕旗丁出賣祿米的辦法，於六年（1728年）令在京倉附近設立八旗米局24個，即滿、蒙、漢軍每旗一個，在通州倉附近按八旗左右兩翼，設立米局兩處，每局都派有專官，稽查祿米的買賣。這是限制旗人的糜費，以便量入為出。
雍正為增加旗人的收入，實行優恤政策。元年（1723年），發內帑銀80萬兩，分給各旗，作為官兵婚嫁喪葬的費用，於是規定護軍校、驍騎校等婚事給銀十兩，喪葬給銀20兩，馬甲、步軍等給銀遞減。這是臨時性的補助，對八旗生活幫助有限。
旗人繁衍了，而八旗兵額是固定的，所以出現很多餘丁，沒有職業，生活無著。雍正想擴大兵額，但又受政府財力的限制，就略為增加兵數，令從滿、蒙、漢軍中選取4800人為養育兵，每一旗滿、蒙、漢軍分配六百名，其中滿洲460名，蒙古60名，漢軍80名。每一個滿洲、蒙古養育兵每月關餉銀3兩，漢軍每月也應為3兩，但實給2兩，多餘的餉銀給額外增加的養育兵，這樣漢軍每旗又可增添40人，這次總計添加養育兵5120人。同年，雍正又特別增長漢軍額數，把漢軍265個佐領又二個半佐領，擴充為270個佐領，兵額從17528名，增至2萬名。適當增加八旗兵額，雍正堅持了這項政策。九年（1731年），西安將軍秦布奏稱，他所管轄官兵定額8000名，然因戶口繁盛，旗丁已近4萬人，因請在余丁中挑選1000名當差，每月僅給餉銀1兩、米3鬥，雍正批准了他的要求。就此，他考慮到駐防各地的八旗情況相類似，因命其他駐防地也擴大兵額，挑選余丁充任。
八旗莊田是公田，旗人只有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但是時間長了，實際上成了所有者，因而能將所使用的旗地典當或出售，當然這是不合法的。七年（1729年），雍正過問這類事情，他考慮典賣旗地之事相沿已久，不便依法懲治，又不能不處理而任其發展，因此命各旗查明典賣情況，動支內庫銀按原價贖回，留在旗內，限原業主一年之內取贖，過限不贖，准本旗及別旗人照原價購買。十二年（1734年），命清查直隸旗地。他力圖保持旗人產業，不令流落八旗之外。
限製出賣甲米和旗地，是消極的防範措施，雍正還著眼於發展旗人生產，即位之初，就興辦熱河屯墾。元年（1723年）六月命於熱河、喀喇和屯、樺榆溝三處屯田，從京城滿洲、蒙古八旗中擇取沒有產業的旗丁八百名前往，編設佐領，另設總管從事經理。十一年（1733年），命喜峰口駐防兵屯田，每名給地150畝，菜園四分，照民田例交稅，稅銀留充兵餉。
雍正下力搞的是八旗井田。孟子講的井田制，二千年間，真正試行者是雍正。二年（1724年），他批准戶部侍郎塞德的建議，設立井田，令撥京南霸州、永清、固安、新城等縣官田200多頃，作為井田，在京城八旗內，選擇十六歲以上、六十歲以下沒有產業的人員前往耕種，按照孟子所說的井田制精神，每戶授給100畝為私田，十二畝半為公田，八家共有公田100畝，又給每戶十二畝半作室廬場圃之用，官給蓋房屋，按人口分配。另給每戶發銀50兩，購置耕牛、農具、種子。私田收入歸井田戶，公田收成，在三年後全部交公。為辦理此事，設置井田管理處，派建議人塞德前往料理。實行以後，願去的人很少。五年（1727年），雍正說：那些沒有產業，游手好閒的旗人，依靠親戚為生，使好人受累，而他們卻能為非作惡，遂強迫他們遷往井田處耕種，那些犯了枷號鞭責罪的革退八旗官兵，也罰往耕種。以後，又把侍郎哲暹、尚書石文焯等先後發往井田處效力。由於所去旗人多“非安分食力之人”，不僅不好好從事生產，反而偷賣官牛，私自出租井田。管理官員又將井田分成等第，徇私調換，干沒公田租課。種種情弊，不斷發生。乾隆繼位就把井田改為屯田，不願屯田的井田戶撤回京中原旗，留下田房交地方官出租，願意留下屯種的，按地畝完納錢糧。雍正試行井田制十年，最後以失敗而告終。關於井田制，議論者多，然都不敢貿然實行。康熙年間亦有議行的，康熙說井田法好是好，但形勢已不允許它實行了，“後世有欲於曠閒之壤仿古行井田之法者，不惟無補於民，正恐益滋煩擾。天下事興一利不如去一弊之為愈，增一事不如省一事之為得也”。雍正不怕多事，他宣佈：“特開井田，以為八旗養贍之地”，希望它能解決八旗的生計，滋擾之弊，在所不計。但是，他的認識不符合於客觀實際。第一，一部分旗人因長期脫離生產，成為寄生蟲，要他們改變習性和生活習慣，不是一般的行政命令所能做到的，所以用他們實行井田制，他們就只能破壞而不能建設。第二，實行井田制不是一個孤立的簡單的事情，它同土地所有制、政治制度、賦稅制度等相關，在地主土地私有制已流行千百年後，沒有經歷社會革命，實行以土地公有制為基礎的井田制，即使在一片國有地上實行，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包圍下，它也不可能長期存在，必然會出現將井田私租出賣的現象，如此，井田怎能維持！第三，縱令雍正的井田法得以長期維持，墾田不過二百餘頃，戶民不過約二百家，人、田均極少，而要想擴大，政府給田、房、開墾費就要增多，也是力量所難達到的，這就是說井田很難大規模發展。那樣的小規模進行，根本解決不了旗人的生產生活問題。因此，雍正實行井田制，雖力求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勇於實踐，但以主觀代替客觀，盲目實踐，失敗也是理所當然的。
雍正晚年謀圖擴大旗人的生產地區，令人往黑龍江、寧古塔等處調查，規劃分撥旗人前往居住耕種，正當就緒之時，由於他的故世而沒能實行。
在八旗人員逐漸地脫離生產、追逐享樂、生活窘迫的現實面前，雍正力圖挽救危機，勸誡他們節儉，為他們堵塞錢財漏洞，又希望用發展生產增加他們的財源。他的種種努力收效甚微，沒有阻止得了旗人的腐化趨勢，旗人的生計問題依然存在。他以後，問題更趨嚴重。這是清朝一代的問題。清朝對八旗用養起來的辦法，使他們漸漸成為寄生者，漸漸成為廢人，這個基本政策不改變，旗人的問題根本解決不了。雍正希望發展旗人的生產，是有識之見，但沒有從根本上變更對旗人的方針，所以就不可能改變旗人的狀況。
第三節 滿漢關係的調處
在曾靜案一節提到雍正反對華夷之辨，強調滿族統治的合理性，至於滿漢關係，他還有具體的處理辦法。
一、為明朝皇帝立嗣
反滿復明思想，自清朝入關後，就在一部分漢人中流行著，有的人積極實踐，故而朱三太子事件不斷出現。
崇禎有七個兒子，第二、五、六、七四子都殤逝，長子朱慈烺立為皇太子，三子朱慈炯為周皇后所生，封為定王，四子慈炤生母為田貴妃，受封永王。李自成進北京，獲朱慈烺，封之為宋王，得朱慈炯，封為宅安公，朱慈炤下落不明。李自成退出北京，朱慈烺和朱慈炯兄弟也不知存亡去向，可是不久有人自稱是故太子朱慈烺投奔南京福王政權，因真偽莫辨，被朱由崧囚禁。據《明史》記載，該人為明駙馬都尉王昺之孫王之明，迨清軍至南京，乃投降清朝。至此，崇禎的長子已不為人所注意，他的遺胤最尊貴的就是第三子朱慈炯了。因為此人不知所終，漢人正好利用他的名號反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京城有人稱朱三太子，記載說他叫楊起隆，又叫朱慈璊，他草創政權，建年號廣德，封了大學士、軍師、總督、提督、齊肩王、護駕指揮、黃門官等官，聯繫鄭成功部下降清將領，準備在首都起兵，被人告發，“朱三太子”逃亡，其妻馬氏及齊肩王等被捕。此後，有人詐稱楊起隆，也即詐稱朱三太子，在陝西造反，被撫遠大將軍圖海拿獲，於十九年（1680年）解至北京遇害。與楊起隆活動的同時，蔡寅在福建稱“朱三太子”，組織數萬人，與在台灣的鄭經聯合，攻打清朝的漳州，被清朝海澄公黃芳世打敗。有個明朝後裔叫朱慈煥，贅於浙江余姚縣胡家，生有六子，本人流浪四方，教書為生，化名何諴、王士元。清朝政府對他有所察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將他的三個兒子拿獲下湖州長興縣監獄。其時，在寧波、紹興等府，有張念一（張廿一、張君玉）、張念二（張廿二、張君錫）、施爾遠等人從事反清活動，尊奉朱慈煥為朱三太子，四十六年（1707年）十一月，清軍對他們圍剿，他們打敗官軍，進入四明山中的大嵐山堅守，次年初失敗。在蘇州，有一念和尚，也聲稱尊奉朱三太子（慈煥），秘密組織群眾，當清軍圍攻張念一時，他們豎起大明旗號，頭裹紅布，搶劫太倉州典鋪，聲言攻打州倉庫，當即被州官鎮壓。江南、浙江兩案發生後，康熙派遣侍郎穆丹到杭州審查，張廿一、張廿二、朱慈煥、一念和尚先後在蘇州、山東、吳江等地被逮捕。康熙以朱三父子為首惡，將他們殺害。又據吳振棫記載，江南有金和尚，詐稱崇禎第四子永王朱慈炤是朱三太子，將之擁立，聚眾於太湖，準備在康熙南巡時起事，活捉康熙，屆時發炮不響，遂為清軍破獲。康熙最後一次南巡是在四十六年春天，吳振棫所記，與一念和尚的活動在同時同地，但情節又有所不同，因此尚難於斷定為一件事。如果金和尚就是一念和尚，則他的活動計劃是較龐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