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高度關注民間社會問題，希冀社會的穩定，採取了各種相應的政策和措施，成為他行政的重要內容。
第一節 推行保甲制度
雍正的大力實行保甲制度，有著歷史的繼承性，更同攤丁入畝賦役制度的實行有著直接的聯繫。
傳統社會以戶口編審制度治理民眾，側重於人口數字與家庭財產的掌握，以便徵收賦稅和徭役，如明朝的實行賦役黃冊制度。與此同時，有的王朝施行保甲制度，如北宋王安石變法時期行保甲法，明代王守仁在南贛亦強力推行這種編制方法，保甲法與戶口制度是對民人加以編審，但重點不一，前者是從社會治安角度立法，而後者是為賦役的徵收。清朝初年實行戶口登記制度，以戶為單位，記注丁口、籍貫、職業、資產。丁口與資產，是政府征發徭役和賦稅的根據；籍貫，關係到人們居住、讀書、應試、做官等權利；職業，對於有些人來講是不可以改變的。這些內容關係政府和民人雙方的利害，自然都很重視，政府由於據以進行徵稅和治理，所以更其留心。人們的家庭狀況總在不斷地變化，因此戶籍登記要不停地進行。清初規定三年一次編審，隨後改作五年進行一次，稽查戶口，特別注意於核實丁口，所以叫做“編審壯丁”。當編審之年，各省於年終報告戶部，若違限不報，經管官員照違限例議處。可見編審戶口，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重要事務。
雍正二年頒布《聖諭廣訓》，其第十五條為“聯保甲以弭盜賊”，雍正解釋說，安民之道在於消弭盜匪，而治賊的最有效辦法是實行保甲制，使民眾互相監察，不容奸匪窩藏，盜賊竊發。他看到當時保甲法推行不力，有名無實，盜匪不能肅清。他希望改變這種狀況，要求“城市鄉村嚴行保甲，每處各自分保，每保各統一甲，城以防分，鄉以團別，排鄰比戶，互相防閒”。雍正這時是在戶口編審為主的前提下，談論保甲制的推行和作用。然而事情很快起了變化，四年（1726年），雍正再次強調實行保甲法就有了新的內容。因為這時攤丁入畝制度已經開始實行，新制度使編審壯丁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了。
最早實現攤丁入畝制的直隸，在實行二三年之後，總督李紱發現了新問題，即體現丁役的丁銀已攤派到錢糧裡面，而且丁銀的數量是固定的，不需要考慮增減，因之政府瞭解人丁數字，已同徵收錢糧沒有關係，這樣編審制度就成為多餘的了。他在四年（1726年）五月的密折中寫道：“直隸丁銀業已照糧均攤，是編丁之增損與一定之丁銀全無關涉”，“似宜斟酌變法”。編審不僅是多餘的，它需要一筆經費，購買紙張，登記造冊，報告戶部，這些費用派向民間，胥吏還要侵貪。為了免除這種弊病，李紱請求停止編審。廢除編審後，如何管制民人的問題他也謀慮到了。他認為保甲法既能清查戶口，又能稽查遊民，比編審更有效，因此建議嚴飭地方官推行保甲：“於編排保甲時逐戶清查實在人丁，自十五歲以上毋許一名遺漏，歲底造冊申送布政司，匯齊另造總冊，具題敬呈御覽。”以保甲代替編審，雍正也在思考中，在李紱奏折的前半個月，他再次發佈施行保甲法的上諭，指責地方官把保甲當作陳規故套，“奉行不實，稽查不嚴”，針對村落零散、沿海、少數民族地區不宜實行的觀點，指出數家亦可編為一甲，漢化程度較高的苗民、僮民都可以編為齊民。他怕地方官仍然不實力奉行，下令制定相應的懲罰條例。當見到李紱奏折後，詳加批閱，認為所議非常合於情理，只是實行攤丁入畝制度不久，驟然取消編審是否會產生別的問題，還吃不透，因此讓李紱正式題本，發給廷臣，廣泛徵求意見。七月，吏部遵旨議定保甲條例：
（1）十戶為一牌，設一牌頭，十牌為一甲，設甲長，十甲為一保，設保正；
（2）畸零村莊、“熟苗”、“熟僮”，一體編入保甲；
（3）地方官不實力奉行，按情節分別議處；
（4）建立民間勸懲辦法，對違犯保甲條令的人，若行告發，按被揭發的人數給獎，若為隱匿，予以杖責。
雍正批准這一條例，命各省通行，限一年內執行完畢。這種條例的制定與推行，就在事實上停止了戶口編審制度，不過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才正式取消。編審停止後的保甲法，與此前的差異很大，它包含調查戶口和維持治安兩項內容，突出了治安管制性質。也就是說自此以後，政府日常控制人民的手段，不再是戶口編審，而是保甲法。所以自雍正四年始，厲行保甲，是在實行攤丁入畝制新形勢下對民人進行約束和掌控。
為了推行保甲制，其執行狀況，成為考核地方官員的一項必備的內容。河南巡撫田文鏡在三年（1725年）就開始抓推行保甲法的注意事項，要求州縣官做好選擇捕役，嚴查窩家，訓練民壯，查察寺廟、飯店等項事務。四年，他用保甲推行狀況衡量屬員優劣，唐縣知縣周瑤“不能勤查保甲，一任捕役縱賊”，加之“諸務廢弛”，將其參劾。固始縣縣丞程秉禮署理光山縣及息縣知縣事，“奉行保甲極其謹嚴”，又能革除地方積弊，將他推薦，提拔為唐縣令。田文鏡還讚揚考城令高鏜“稽查保甲，亦無盜案”。田文鏡的捕務、民壯、保甲編查相結合的辦法，使保甲法得以有效地推行。河南之外，另一個模範督撫李衛在其浙江任所積極施行。
在戶口編審制度實行之時，有一些流動人口的管理問題難於解決，如江西的棚民，在康熙年間發生暴動，對他們不好管制。雍正實行保甲法，同時解決了棚民的治理難題。有一部分在本籍無業的農民，到異地謀生，開山種地，或作雇工，因系搭棚居住，被稱作“棚民”。他們多生活在丘陵地帶，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湖北、陝西、四川等省山區尤多，在廣東的稱作“寮民”。他們生活沒有保障，遷徙不常，與土著居民有著許多衝突，引起統治者的注意。雍正二年，戶部尚書張廷玉說浙、贛的一些搶掠事件，是棚民煽惑倡首，應設法安置，疏請敕令督撫派遣能幹的州縣官嚴行管制，加以編排，在稽核保甲時一體查察，並請允許棚民讀書進學，使他們變為土著，以綏靖地方。雍正命有關官員議處，三年，兩江總督查弼納、浙閩總督覺羅滿保疏奏處置浙、閩、贛三省棚民辦法，四年，雍正下令仿照保甲的法規，按戶將棚民編查入冊，租地的山主、雇工的僱主，要對棚民作出擔保；願意入籍的棚民一經獲准，即與土著一體當差；入籍二十年的可以參加文武生的考試。條令制定了，由各地督撫落實，浙江巡撫李衛和浙江觀風整俗使王國棟嚴厲執行，六年（1728年）大理寺卿性桂到衢州密訪後，奏稱“棚民近日光景，皆知安分，不敢生事”。雍正帝因而自得地說：“在昔棚民，何有今日光景，經大費一番措置，方能如是帖然。”然而編查棚民令下達時間稍微長一點，地方官和擔保的山主、地主就不太在意了，可是最高統治者的雍正結記不忘，死前的一個月仍發出上諭，要求“督撫等轉飭有司實力奉行，毋或怠惰，倘有不遵，即行嚴參，從重議處，若督撫失於覺察，朕訪聞亦必加以嚴譴”。
雍正朝保甲法的推行，在中國歷史上是劃時代之舉，在此之前，保甲法只是輔助性的編制民眾的手段，此後它代替戶口編審，成為政府控制民人的主要措施，不僅影響清代中後期，乃至民國時代。保甲法適應賦役制度的變化，當攤丁入畝制剛一實行，從地方大吏到皇帝立即意識到傳統的戶口制度已不適用，相應作出有關制度的調整，表明政府反應靈敏，行政效率較高，說明雍正王朝是個有為的政府。保甲法對人民的控制，比起與賦役緊密聯繫的戶口制度要鬆動一點，因為政府的基礎在賦役，政府既然有了財政制度作保障，對人民的控制要求相對減弱，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樣的戶口編審制度了。從這方面來說，是一種社會進步。保甲法的實行，維護社會秩序，對於富人有益，嘉道時期常州詞學創始人張惠言說：“保甲之法，原為保安富戶起見。”講述得明白。
第二節 提倡宗法倫理與設立族政
實行孝道，歷來被統治者視為做人的根本。順治、康熙兩朝撰述《孝經衍義》，康熙四十一年以前，會試第二場的論題，就從《孝經》選出，以後因著力提倡宋儒理學，改在周敦頤的《太極圖說》、《通書》等書中出題。雍正繼位，強調“孝為百行之首”，重視《孝經》，命從元年恩科會試起，仍用《孝經》命題，“庶士子咸知誦習，而民間亦敦本勵行，即移孝作忠之道胥由此乎”。就是令人懂得孝道，在家作孝子，而這種人到了社會上，無論是做官為民，必能竭盡本分，忠實於朝廷。所以早在東漢時期，就有人說“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雍正把它概括為“移孝作忠”，更說明統治者的提倡孝道，終極目的是要臣民忠君做順民。雍正圍繞這個目標，更自覺地、大力地倡導孝道和與它相聯繫的宗族制度，實行以孝治天下的方針。
孝道實行於家庭，家庭又是宗族成員，崇孝道，必然重宗族。雍正在《聖諭廣訓》第一條講解了敦孝弟之後，就在第二條說明“篤宗族以昭雍睦”，他首先分析宗族內部發生不和睦的原因：
大抵宗族所以不篤者，或富者多吝而無解推之德，或貧者多求而生觖望之思，或以貴凌賤而勢利汩其天親，或以賤驕人而忿傲施於骨肉，或貨財相競不念袒免之情，或意見偶乖頓失宗親之義，或偏聽妻孥之淺識，或誤中讒慝之虛詞，因而詬誶傾排，無所不至，非惟不知雍睦，抑且忘為宗族矣。
接著要求族人以同宗共祖而相親相愛：
凡屬一家一姓，當念乃祖乃宗，寧厚毋薄，寧親毋疏，長幼必以序相洽，尊卑必以分相聯，喜則相慶以結其綢繆，戚則相憐以通其緩急。
為此他號召宗族：
立家廟以薦烝嘗，設家塾以課子弟，置義田以贍貧乏，修族譜以聯疏遠。
他把興建祠堂、設立宗族學校、添置族產、纂修譜牒四事，當作維持宗族制度的主要內容和重要事務。
在清代，一部分家族設立宗祠，有的大族還另立支祠，祠堂設有族長，大祠堂還有其他管理人員。祠堂的職責名義上是管理祭祀，實際是治理族人的機構。雍正為了強化它的職權，於四年（1726年）下令在宗族設立族正，“察族之賢不肖”，即考察族內民人的行為是否符合忠孝倫理的道德標準，表彰遵守模範，譴責它的破壞者。族長的選擇，是宗族內自主的事情，他主持族政，政府一般給予支持。族正，由政府指定，代表官方，加重了宗祠的權力。五年（1727年），雍正更改與祠堂有關係的法律條例，他說經官懲治而不悔改的人，准許祠堂告官，可以將他流徙遠方，以為宗族除害；若祠堂私自以族規處治，以致身死，可免執行人的抵罪。經過九卿討論，根據他的指示精神，擬定了相關的律例。司法權原只在政府手中，這一變更，使祠堂也擁有了懲治族人的某種司法權，族長的權力加大了。雍正企圖用宗族權力輔佐政權，使兩者更好地結合起來，維護清朝的統治。但是這種改變，破壞了政府司法權的完整性，造成政府與宗族的矛盾。因而族正和處理族人司法權的律例能否長期存在，就成了問題。乾隆初年把族正給否定了，至二十二年（1757年）重新設立，可見雍正父子在探索如何更好地進行族權與政權的配合。
宗族能否正常開展活動，有著諸多因素，有沒有家族公有財產是一種先決條件，如若缺乏公產，祭祀如何能夠隆重進行，族內賑濟也難於開展，這樣族人就難於產生向心力，宗族就缺少凝聚力，這就是雍正強調置義田以賑貧乏的原因。在宗族內部有人捐獻地畝錢財，作為祭祀、族學產業，更有人捐出大量土地，建設義莊，資助貧困族人。十年（1732年），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張照奏稱：讀《聖諭廣訓》有“置義田以贍貧乏”之教，其祖張淇用己田一千畝作為義田，養贍同族的貧民，現今請求皇上允許立案，在政府註冊，載入縣志，該項土地不許別人侵佔，即使張淇子孫亦不得出賣，他人亦不許私買，違者照律治罪。如此則該項田產可以長久保持，以利解決貧宗的生活問題。雍正見是響應他的號召，高興地允許立冊存案，並說：“張淇以己田作為公產贍養宗黨，其敦本厚族之誼可嘉”，應當表彰他這種義舉。張淇用私田作義田，建立義莊，經張照的登記，可以長久的保存，它的土地不僅他人不得侵犯，連政府也保證不損害它。義莊始設於北宋的范仲淹，後嗣將它維持下來，雍正中，該族范瑤又以己田1000畝擴建它，收租贍族，其擴充部分，亦申請立案。該義莊所在地的江蘇巡撫尹繼善奏稱，范瑤的行為是受皇上《聖諭廣訓》教導的結果，現在“化行俗美，群黎編德，三吳士庶，莫不聞風興起，詠歌盛世，傳為美談”。雍正說范瑤義風可嘉，應予鼓勵，於是將他從候選知州補授為員外郎。雍正同時教訓尹繼善：“地方上偶一善事，何得遽雲化行俗美，群黎編德？”他不以有少數義莊為滿足，希望它大量的出現，以實現他倡導義行的主張。義田、義莊的地租，一部分用做贍濟宗族內貧乏成員。雍正號召置立義田，是利用宗族的力量實行互助，減少政府的壓力，使那些不穩定的因素因生活問題得到某種解決而穩定下來。這也是用宗族制度支持政權。
雍正表彰義莊的建立者，只是他旌表義行的一個內容。元年（1723年）二月，命禮部研討建立忠孝節義牌坊事務，他說以往疆吏把此事當作形式，未認真執行，富室巨姓濫膺表揚，窮鄉僻壤的孝子節婦反遭隱沒不聞，督撫學政必須加意搜羅。報請旌表，申請人需要到縣城，要花路費，胥吏討索酒食錢，這筆開銷，造成貧民不能申請。雍正著意於寒素之家，就是要在實際上擴大旌表對象，以發揮它的影響。禮部遵照雍正指示，議請建立兩種祠宇，一為忠義孝悌，一為節孝婦女。建坊銀兩由政府發給。雍正把它批准了。實行情況各地不盡相同，但都比較重視。七年（1729年），馬淑襄被任命為河南光州學政，“抵任值督撫旌表節孝，即為悉心采舉，於無力者尤亟搜揚”。有的地方官侵佔建坊銀兩，以致易於傾圮，雍正對此大為惱火，下令把查檢祠宇作為地方官交盤的一項內容。忠孝節義祠表彰的是個人，對於“模範宗族”，雍正同過往君主一樣施行表揚，十年（1732年），親書“世篤仁風”匾額，賜給湖南沅江縣七世同居的譙衿家族，同年，還給七世同居的陝西武功縣李倬、同州劉運惇賜了御書匾額，照例建立牌坊。他的臣子也倣傚執行，如湖南宜章知縣胡星說該地禾倉堆曹族，“循理守法，安分樂業，秀者詩書，樸者耒耜，凡牽牛服賈之儔，莫不以孝弟為先，而寇攘奸宄之事無聞焉。”於是贈送“淳善可風”匾。
此外，雍正還以優恤老人，宣揚忠孝之道，他認為能夠高齡的人，為人多半忠厚，而且講究養生之道，值得表彰，四年（1726年），普遍賞賜七十歲以上的老人，領賞的達一百四十二萬多名，政府發出絹布價銀八十九萬兩，米十六萬五千石，這些人都是農民，仕宦、紳士、商賈、僧道不包括在內，如果將這部分人中的老年人算上，老人數字還應增添不少。雍正對這百多萬老人的存世，除了稱讚他們本身的養生有術之外，就是歸功於康熙帝常年仁政養育所致，他真是處處要表現出他的孝道。此外，要求人們講求謀生之道，應當務本業，生活節儉。
鹹同時間的思想家馮桂芬，鑒於攤丁入糧後“民輕去其鄉”，政府不易控制的狀態，認為需要實行“以保甲為經，宗法為緯”的統治。雍正在攤丁入糧實行之始，就停止編審，制定新的保甲法，設立族正，倡導孝道。他雖然沒有像馮桂芬那樣總結出保甲與宗族的經緯關係，但卻是這樣實踐的。他這樣做，把政府治理真正深入到民間，把人民置於保甲與祠堂交織的嚴密羅網中。他這樣做，使政權自上而下地支持族權，宗祠又自下而上地維護政權，兩者結合，君主統治更穩固了。雍正實現行政機構改革，加強了皇權，加上這些地方組織的強化，增強政府統治力，所以雍正時代，從上到下，統治更加嚴酷了。
前述張惠言說：“保甲之法，原為保安富戶起見”。宗法也是如此，那些賑貧的“義行”，其實行者的目的，也如清人孫璜所說：“一以行惠，一以保家”。雍正的地方組織政策，是為保障富人的利益，他的政權的地主階級性質以此而愈趨明顯。
第三節 更定服色婚喪儀制
人們的衣著、婚嫁、喪葬、節日生活以及民俗娛樂生活中，選擇何種方式，如何進行，作出怎樣的開銷，本來是個人、家庭消費觀念和經濟能力所決定的，但是在傳統社會，更多的是由政府來規範的，而民眾往往越出定制，政府又要加以糾正，或修改規則。雍正就是如此。他更改服色婚喪儀式制度的精神，是改變奢侈的風俗，崇尚節儉。
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諭百官：“國家欲安黎庶，莫先於厚風俗；厚風俗，莫要於崇節儉。《周禮》一書，上下有等，財用有度，所以防僭越，禁奢侈也”這裡提出安民人、易風俗、崇節儉、防僭越幾者間的關係，他認為崇尚節儉，才能使官民各守本分，尊重名器，無有僭越，因而社會安定，黎民樂業，而要做到崇樸素去奢華，在於採取必要的措施，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他就根據這種認識，倡導移風易俗，維護既定的服色、婚喪法規，並對它的不完善的或不實用的部分加以改定。
在服制方面，元年五月，雍正下令，文武百官要按品級規定戴素珠，穿馬褂，用坐褥，放引馬。他說大小官員有一定的品級，就有一定的服制，“所以重名器也”，但近來多不按品級，隨便用素珠、踢纓（馬項懸纓）、導馬，都是不應該的僭越，因令八旗大臣、步軍統領、都察院嚴行查核，對違犯者即行指參。接著，福建巡撫黃國材折奏，請將服色違制的人，治以僭妄之罪。雍正說移風易俗，宜漸不宜驟，以從容不迫為好，對違犯的人先徐徐勸導，然後嚴為定制，以法繩之。他禁止亂用服色，但要有節奏地進行，逐步加嚴。
同年八月，禁止官民服用有五爪龍圖案的紗緞衣物。次年二月，左都御史尹泰疏稱：玄狐、黃色、米色、香色久經禁止官民服用，如有違犯，加等治罪，雍正允准。五年（1727年），雍正諭諸王大臣：王公百官朝服頂戴都早有規制，但平時所用服色沒有區別，需按官品分別確定下來。經過討論，規定貴胄百官和士人的暖帽、涼帽制式：親王、郡王、入八分鎮國公用紅寶石帽頂；不入八分公、民公、侯伯、鎮國、輔國、奉國將軍、固倫、和碩、多羅額駙、一品大臣用淨明珊瑚頂；二三品大臣用起花珊瑚頂；奉恩將軍、固山額駙、四品官員用青寶石頂；五六品官用水晶石頂；七品以下官員及進士、舉人、貢生用金頂，生員、監生用銀頂。八年（1730年）十月，又因一品以下官員帽頂區分不夠細緻，作了進一步的詳細規定。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雍正要求喪葬“務從簡樸，毋得僭妄”，命九卿分別為滿漢職官和兵民制定婚喪禮儀。次年五月規定官民婚嫁彩禮、鼓樂數目，漢人納彩成婚，四品以上官員之家，綢緞、首飾以八件為限，食物限10樣，五品以下官分別遞減，平民之家送綢絹，果盒限四種。舉行婚禮這一天，品官用本官執事，限用6個燈，12個吹鼓手，庶民限4個燈、8名鼓樂人。兵民喪葬，前後斂衣五襲，鞍馬一具，棺罩用春布，若是秀才、監生則用春絹。二年（1724年），又對出殯作補充規定，因有的地方軍民送葬前一天，聚集親友，設筵演戲，出殯時隊列前也演戲，雍正嚴加禁止。五年（1727年），雍正說用金銀殉葬，對死者絲毫沒有好處，是極愚昧的行為，應當曉諭勸阻。
婚喪的新規制，雍正把握的是兩條原則，一是身份，二是儉約。勸人節儉，雍正不殫其煩，前述告誡旗人儉約外，對商人尤加注意，元年八月，諭各省鹽政官員，指責鹽商過於靡費：
衣服屋宇，窮極奢華，飲食器具，備求精巧，俳優伎樂，恆舞酣歌，宴會嬉游，殆無虛日，金錢珠貝，視為泥沙。甚至悍僕豪奴，服食起居，同於仕官。越禮犯分，罔知自檢，驕奢淫佚，相習成風。
要求對他們嚴行約束：“使其痛自改悔，庶徇禮安分，不致蹈僭越之愆。”
民間向有春祈秋報，酬神賽會，除了迷信成分以外，也是民人難得的娛樂機會。雍正元年，鴻臚寺卿李鳳翥認為迎神演戲，使得男女混雜，耗費多端，要求加以禁止。雍正表示同感，以為集會可以招致匪類，有礙治安，男女混雜，有傷風化，演戲費錢，影響生活，同意禁止。這些活動都與農業收成有關，而且成了積久相沿的習慣。在以農為本的古代社會，對於農民祈求好年成的願望，豐收的謝神，大多數統治者不予干涉。雍正在禁止幾年後，發覺自己做錯了。五年（1727年）四月，田文鏡奏折中講他在禁止迎神賽會，雍正就不以為然了，說酬神祭餉是慶祝有秋之意，不要簡單的禁絕，只需懲治借端生事的地棍就可以了。六年（1728年）三月，安徽巡撫魏廷珍疏稱將違禁演戲的歙縣保長處責了80板，雍正說演戲要區別情況，給以不同的對待：
有力之家祀神酬願，歡慶之會，歌頌太平，在民間有必不容已之情，在國法無一概禁止之理。今但稱違例演戲，而未分析其緣由，則是凡屬演戲者皆為犯法，國家無此科條也。
其實應該禁絕的是豪勢借端斂財，魚肉農民的弊病，雍正並未在此下力，是不得要領。
在戲禁中，雍正對官員自設戲班，尤為不滿。二年（1724年）十二月，他說地方官人私設劇團，用二三十人，一年要開支幾千兩銀子。官員以此為樂，耽誤公事，如廣西按察使白洵終日以看戲為事，諸務俱皆廢弛。所養演員，有的仗勢擾害平民，有的送於屬員、鄉紳處打秋風，因而接交，夤緣生事。於是下令禁止督撫提鎮司道府官家中設立戲班。
婚嫁喪葬是人生大事，祈神賽會同社會主體生產的農業收成關係密切，在這些事情的處理上，民間考慮的常常是形式與體面，以及難得的娛樂生活，政府思考的是等級身份、治安和節儉，所作出的規範經常為民間所忽視，敏感的政府就不斷地調整它的有關政策，試圖將民眾的生活納入預設的軌道，雍正的更定服色婚喪儀制，大講移風易俗、勤儉節約，表現出他的敏感和強烈干預民眾生活的願望。
第四節 宣講《聖諭廣訓》與鄉約制度
康熙朝頒布康熙帝的“聖諭十六條”，要求各地宣講。這十六條是：敦孝悌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勤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善良，誡匿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追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仇忿以重生命。全面系統地宣揚君主社會倫理綱常，是約束民人思想行為的規範，讓人們安分守法，保持社會安定。這十六條，是對人民進行教化的綱領性教材，但是只有十六句話，宣講起來，只能由宣講人憑其理解進行，他們發揮的正確與否就難說了，能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更難把握；再說十六條發佈年久，官員早已奉為例行公事，不再留意，使這種宣講制度成為具文。雍正發現這種問題，又認為這分上諭極其重要，因為它把對民間的規範都講到了： “自綱常名教之際，以至於耕桑作息之問，本末精粗，公私鉅細”，無所不包。於是在二年（1724年）二月撰著《聖諭廣訓》，使用較為通俗的文字，洋洋灑灑約萬餘言，對十六條逐條作出說明，即給出標準性宣傳材料，頒布各地，作為宣講教材。為什麼要纂寫此書，他在序文中說了兩條理由，首先是繼承康熙帝遺志，所謂“朕纘承大統，臨御兆人，以聖祖之心為心，以聖祖之政為政，夙夜黽勉，率由舊章，惟恐小民遵信奉行久而或怠，用申告誡，以示提撕”。雍正帝在即位初年凡事打出繼承先帝的旗號，表示他的厲行孝道，同時也是借助康熙帝的餘威，推行其政策。第二個原因是為移風易俗，希望通過宣教，令小民“共勉為謹身節用之庶人，盡除夫浮薄囂凌之陋習，則“風俗醇厚，室家和平”。
雍正要求《聖諭廣訓》的宣講，要在直省民間和八旗中普遍進行，每月初一日與十五日兩次，一定要做到家喻戶曉。此事在直省由鄉約負責，八旗由各級衙門經管。
鄉約制度是在雍正七年（1729年）確立和推行的，辦法是鄉村設立鄉約，凡大的村莊設約正一人，值月三四人。約正由地方官於生員中揀選充當，政府酌量發給廩餼，值月由耆老充任。他們備置兩種簿冊，一種記錄民間“善行”，另一種記載“過惡”，以便對人民進行表彰和教誡。就雍正朝講，鄉約主要事務是宣講《聖諭廣訓》。雍正始終關注宣講情況，晚年發現八旗中的宣講流產了，於死前數日諭令八旗都統，於每月逢三、逢八操練之後，講解一兩條。
地方上的宣講日，在州縣，地方官和紳衿集會於文廟明倫堂，主講者在鼓聲中登上講壇，宣讀《聖諭廣訓》條文。在農村，由值月宣讀，約正用通俗的語言解說，以使聽眾知曉，若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提問。講解完畢，進行善惡二冊的登記。在省城，儀式非常隆重，屆期，先在公堂設置香案，文武官員齊集，穿著蟒衣行三跪九叩禮，禮畢赴宣講所，先由司禮生宣佈講解會議開始，宣講人到香案前跪拜畢捧上諭登講台，由司教老人跪著宣讀，司禮生再宣佈開講，宣講人始行解說。在整個過程中，軍民都站立嚴肅諦聽。由這種繁瑣的儀禮，可知對宣講的高度重視。有的地方官考慮到宣講時有過惡的人不出席，無法教育，建議在鄉約公所前面豎立木榜，上寫“奸盜詐偽，干名犯義，有傷風俗，現經犯法治罪”的人，以便鄰里宗黨監督他，教育他，等到一年後改正了，再將名字從榜上去掉。雍正說橫暴不法的人，鄉約一定不敢公佈他們的名字，而有小的過失的懦弱鄉民倒可能上榜，因而此舉或許會有名無實。可是他又認為這是有益無損的事情，可以試行，只是努力辦好，不要弄成民間的笑話。
《聖諭廣訓》不過萬言，逐條宣講，有16次就可以了，每月兩次，用時也就是8個月，而雍正要求成年累月地進行，勢必重複講解，令人生厭。所以雍正帝督責雖嚴，聽眾和宣講人都把它視為具文，使宣講流於形式。
雍正七年（1729年）曾靜案基本結束，形成文件《大義覺迷錄》，雍正下令將曾靜、張熙師徒押赴各地，宣講《大義覺迷錄》，也是通過地方官和鄉約組織進行，有的同《聖諭廣訓》的宣講結合開展。
《聖諭廣訓》內容的廣泛性和開始宣傳的重大聲勢，使它產生社會影響，此後的一些政策的實施，諸如保甲法，民間的建設義莊，民間的篤實風俗，都被說成是《聖諭廣訓》宣講的結果。
第五節 倡建善堂與“樂善好施”的議敘
政府興辦善堂，自宋代以來時有出現，民間辦理為政府所鼓勵。無論官辦，抑或民辦，均屬不易，而維持更難，所以各地的善堂總是辦辦停停，難以為繼，不過總的趨向是與時俱增，這種事業是在發展之中。雍正時政府開辦善堂，鼓勵民間參與，給予優厚的獎勵，特別是旌表拾金不昧，希望釀造優良的民風。
二年（1724年），雍正號召各地興辦普濟堂和育嬰堂。他在北京彰義門外建普濟堂，收養鰥寡孤獨無依靠的老人，無以為生的病人，由國庫撥款作每年的經費，每月派大臣去稽察。北京廣渠門內原有育嬰堂，雍正把它擴充，交給順天府尹經管，政府撥錢外，京中貴族、官僚、士人和有錢人加以資助，收養棄嬰。雍正說：孔子講大道之行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這些善堂的建立，就是實現孔子講的大道。他希望京城作出榜樣，四方都來學習，做到“老安少懷，風俗益臻醇茂”。在雍正帶動下，一些地方官、士紳、大商人紛紛傚尤，建設各種善堂。江蘇揚州貢生耿兆組捐田300畝，另每年捐銀2000兩，建瓜洲普濟堂。河南確山縣令與紳商共建普濟堂，官撥公田，紳商買田捐助，收入給貧民作衣糧。江西新城知縣邵鴻元與監生鄧其銓建成普濟堂。山東淄川知縣和紳士買地、捐田，也設置了普濟堂。江蘇蘇州府創建錫類堂，為無力安葬的死者收屍。松江府南匯縣紳士朱日成等興辦育嬰堂。江西南昌原有育嬰堂，但有名無實，沒有普濟堂，兩江總督趙弘恩動用公項建房置產，交由董事經理。此外紳衿商人和一般田主還捐獻銀錢田產，修繕或興建文廟、城垣、書院、義學、考棚、道路、橋樑、義倉、宗族義田。雍正為鼓勵臣民的“樂善好施”，制定旌獎辦法，凡捐助多的，由疆吏題請議敘；少的，給匾額，登記檔冊，免去差徭。這是把“樂善好施”的捐助與捐官的捐納同樣對待，比照捐納議敘例給捐助者議敘，即有職銜而沒有實缺的官員可以即用，有職銜的可以即升，無職的貢生、監生准給銜選用。江南有個革職通判倪兆鵬作了捐助，便准復還職銜，給予原品頂戴。捐助議敘，前無此例，所以李紱議及此事，把它同前代作對比，說“授以秩官，視有明之所以勸之者尤厚”。
“樂善好施”，是官僚、田主、大商人把錢財拿出一小部分，解決極少數人的生存問題，緩和貧富對立、人民與政府對立的關係，它幫助政府賑濟貧乏，政府給予敘用的報答。就政府講，是用富人的錢財穩定它的統治，而以議敘作為與富人的交換條件。從議敘講，捐助與捐納有相同之處，捐助議敘也具有賣官的性質。後來雍正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這一點。十三年（1735年）春天，山西巡撫石麟奏報曲陽、汾陽兩縣紳衿願捐銀兩，存貯公所，以備周濟鄉里貧民之用。原來“好善樂施”都是因事而捐，而這卻是無事備用，分明是為議敘而來，所以雍正說“此乃另開捐納之條也”。乾隆初，監察御史郭石渠更進而指責捐助議敘本身了，他說：素封之家，“趨捐助以博功名，假好善之虛聲，啟夤緣之捷徑，因之賄囑官吏以虛作實，以少報多，受爵公朝，拜恩私室，種種弊端，皆從此起”。幾乎予以全盤否定。
捐助應是自願的，然因雍正提倡，視作移風易俗的一種標誌，疆吏為博取化民成俗、風氣丕變的美譽，授意下屬捐助；州縣官為顯示勤於職守，根據屬民的財產狀況，定出認捐數目，強迫交納。實行起來，與捐助原則也不合。
雍正對這個問題，表現也不一致。趙弘恩折奏在江西、江蘇料理慈善事業，雍正批寫道：“育嬰、普濟固屬應行善舉，然亦不過婦女慈仁之類，非急務也”。他公開發的上諭，與這密折朱批大不相同，朱批是絕密的私房話，他把善堂事業放在政治中的次要地位，不過多少還是做了些善事。與表彰建設善堂性質相當的，是雍正的旌獎拾金不昧。一時間鬧得沸揚揚，成了社會“靚點”。
五年（1727年），上駟院奏稱，䥷草夫滿人六十一送錢糧的回程，發現車內有別人遺落的元寶一個，呈報主官。雍正說：一個卑微的伕役能獻出拾物，深屬可嘉，就將那個元寶賞給他，並命把這件事在八旗裡宣傳。這是雍正朝報告拾金不昧的先河。次年六月，田文鏡折奏：河南孟津縣農民翟世有在地裡拾得商人秦泰170兩銀子，交給原主，秦泰要分給他一半，堅辭不受，他的妻子徐氏支持他這樣做。田文鏡遂給他賞銀五十兩，送“士女淳良”匾額，又在縣裡給他立碑，教育民人，向他學習。雍正命給翟世有七品頂戴，另賞銀一百兩，以表彰他的善行。雍正還就六十一和翟世有的事，要官紳士民廣為傚法，說那些貪贓納賄，出入公門，網利營私，不守官箴，不端士品的人，怎不慚愧呢！一個月後，田文鏡又報商丘貧民陳懷金拾銀24兩8錢，交還失主，堅不受謝，與翟世有的事跡相仿，“仰見聖教流行之速”。雍正說：“朕訓誨臣民，惟以正人心厚風俗為首務，期以薄海內外去澆漓之習，敦仁讓之風。”翟、陳事出，“可見民心淳樸性善，皆同率教”，“實風俗轉移之機會”，希望今後“人人各懷樂善之心”。遂給陳懷金九品頂戴，賞銀50兩。自此之後，各省相繼傚尤，紛紛呈報路不拾遺的事情。同年，直隸總督何世琪先後奏報平山縣民郭見忠、景州民李世齊拾金不昧，雍正命各賞八品頂戴、銀50兩。此後，疆吏再報不拾遺金的人，就是各行各業，各種類型的了。川陝總督岳鍾琪報告綠營兵丁劉子奮在張掖拾銀交給原主。鄂爾泰報稱雲南兵丁李應芳、金貴拾金不昧。雍正說這些事出在邊疆，更為可嘉，除賞給銀兩外，給予把總銜，遇缺撥補。直隸巡察御史鄂昌奏報文安縣織席民婦盧梁氏拾金不受謝，雍正命賞米、布和匾額。磁州佃農楊進朝拾銀40兩，送交地主，轉給失主，也按例給賞。貴州巡撫張廣泗奏報古州土通事楊士奇、麥董寨仲家人阿羅拾金交還原主，雍正因為這事出在新近改土歸流的地方，非常高興。又有湖南鳳凰營漢人婦女張林氏，迷路走入苗民村寨苗龍有家，苗龍有報官，將人送回。雍正說：“苗民有此善舉，足征苗俗之奉公向化，應加格外之恩，以示嘉獎。”在台灣，有高山族母女二人，拾得銀錢衣物，報官還給原主，雍正以“廉讓之義舉見之番黎婦女，更屬可嘉”，賞銀三十兩，以示獎勵。
路不拾遺，表明民風淳美，世道清明，自古以來作為盛世的標誌。它偶或見於史書記載，那也是像貞觀之治的時代，希世罕有。雍正旌表拾金不昧，含有雙重意義，一是用以教育民人，以便政府的治理。他要人講禮義，興仁讓，端正心術，作出事來就符合禮法。人人如此，社會風俗就淳正了，壓倒了邪氣，壞事就少了，或不出了，這樣人民就易於治理，他說：“天下之治平，在乎端風俗，而風俗之整理，在乎正人心”，他用倡導路不拾遺作為正人心的一種手段。二是宣傳他的統治已趨向盛世。按照他的說明，拾金不昧發生在社會下層，軍民男女，內地邊疆，滿、漢、苗、高山、仲家各民族，在在皆有，似乎形成了社會風尚，彷彿雍正時代已經成為太平治世。田文鏡就翟世有的事歌頌雍正，“聖治淳熙，化及愚夫愚婦”，雍正則說那是“風俗休美之明征，國家實在之祥瑞”。這種人心向化，風俗休美，只有仁育萬民的政治才能做到，因此，雍正雖未把拾金不昧諸事說成是堯舜之世的再現，但已儼然以盛世自居了。人民之間互助，以及拾金不昧，是廣大人民的美德，本來就在民間存在著，雍正大肆渲染，並予官職、物質和精神的鼓勵，其規模之大，前所未有，這就使此類事超出了當時民眾自覺的美德範圍，用名利引誘人交還拾金，從而把它納入儒家倫理軌道，加之雍正借它宣揚自己的政治，所以這種旌表，成為雍正教化民眾的一種手段，而不是“風俗休美”的表現。
以重賞誘人不取遺金，不可避免出現作弊現象，有人弄虛作假，謊作拾金不昧，領取獎賞。官員為表示他化導有方，勸獎有功，也以製造拾金不昧獵取名聲，為陞遷鋪平道路。乾隆繼位，有鑒於此，予以禁遏。他規定：若真有拾金不昧，州縣官可以酌量獎勵，不許申報上司，督撫大吏亦不得以此陳奏。由此可見，雍正朝的道不拾遺，多系雍正君臣的宣教。說白了，是個別的民人拾金不昧，被朝廷發現了，藉機拿他造勢，官吏湊趣，弄得煞是熱鬧，最終是愚弄民眾的把戲，但在雍正不會收揚，要由新君乾隆來了結。
第六節 除豁賤民
清朝社會有許多種前朝遺留下來的賤民，如樂戶、世僕、伴當、墮民、旦戶、丐戶等，他們沒有任何政治權利，從事卑賤的職業，為良人所不齒，地位在一般佃農之下。
雍正元年三月，監察御史年熙上書請除豁山西、陝西樂戶的賤籍。山陝樂戶的祖先，是明朝永樂帝奪天下時，堅決擁護建文帝的官員，永樂成功後，除加害這些政敵本人，還將他們的妻女罰入教坊司，充當官妓，世代相傳，久習賤業。他們想脫離卑賤處境，因身陷樂籍，政府不准，地方上的紳衿惡霸以他們為蹂躪的對象，也不容他們跳出火坑。年熙奏疏說他們是忠義之士的後代，沉淪至此，無由自新，請求雍正開豁他們的賤籍，准許他們改業從良。年熙是年羹堯的長子，就是雍正賜給隆科多為子的“得住”，這時他的生父在川陝總督任上，山西也是年羹堯勢力所及之處。年熙的建議很可能跟他生父商討過，他又同雍正關係密切，也可能事先瞭解雍正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的條議上呈之後，雍正說很好，令禮部議行。王大臣們秉從旨意，說“壓良為賤，前朝弊政。我國家化民成俗，以禮義廉恥為先，似此有傷風化之事，亟宜革除”。雍正就批准山陝樂戶改業從良，同時命各省檢查，若有類似賤民一律准許出賤為良。於是其他省區的賤民也得開豁。削除樂籍，是一項仁政，後來年羹堯出事，署理山西巡撫伊都立參劾他，說他將皇上乾綱獨斷的樂戶出籍的事攘為己功，且向澤州樂戶竇經榮索取謝銀10萬兩。雍正命年羹堯回奏，年辯白說：改樂戶為良，是“聖主首端風化”，沒敢掠奪為己功。此一番辯駁，實可表明樂戶除籍之議發端於年羹堯，裁決於雍正。
山陝樂戶削籍的同時，雍正命除豁京中教坊司樂戶。清初定制，凡宮懸太樂，均由教坊司演奏，雍正命樂戶從良，另選精通音樂的良人，充當教坊司樂工，從事演奏。這使教坊司的樂人改變了屬籍，成為良人的職業了。七年（1729年），雍正又把教坊司改為和聲署，由內務府管理，官員由內務府、太常寺、鴻臚寺官兼攝。教坊司樂工改用良人後，由於人們的習慣觀念，認為它名實不一，改名和聲署，是良人充役的良人機構，名實相副，這一改，進一步鞏固樂戶除籍的成果。
元年七月，兩浙巡鹽御史噶爾泰因樂戶的削籍，上奏折請求除豁浙江紹興府惰民丐籍。他的折子概述了惰民的基本情況：
所謂惰民者，細問土人，並查紹興志書，相傳為宋罪俘之遺，故擯之，而名以“惰民”。其內外率習污賤無賴，四民中居業不得占，四民中所籍不得籍，即四民中所常服彼亦不得服，特別以辱之者也。……男子只許捕蛙、賣餳、逐鬼為業，婦則習媒，或伴良家新娶嫁，為人髻冠梳發，或穿珠花，群走市巷，兼就所私，丑穢不堪，辱賤已極，實於樂籍無二。間有流入他方者，人皆賤之。
據講惰民的來源是宋代罪人的遺胤，已有數百年的歷史。惰民籍屬丐戶，不得列於士農工商四民的名籍，是為賤籍，不許改變。他們的職業，是士農工商所不屑於干的，男子作小手藝和小買賣，塑造土牛，木偶，拗竹燈檠，編機扣，捕蛙、龜，賣餳、餅，或者當吹鼓手，演戲，抬轎子，女子保媒，當伴娘，充櫛工，賣珠，做收生婆。他們從事的是服務性的、被當時人賤視的行業。政府不許惰民讀書應舉，不能做官，不得充當吏員、里長，不准與良人通婚，也不得與良人平等相處。政府為侮辱他們，在居住地區、房屋式樣、穿著、打扮、行路乘車等方面，都作了規定。所以惰民同樂戶一樣，沒有任何政治權力，沒有人格，沒有尊嚴，是被侮辱被損害的最受壓迫的人群。
噶爾泰認為應給惰民自新之路，請求照山陝樂籍例開豁，雍正命禮部議奏。禮部認為捕龜、賣餅、穿珠、作媒是貧民餬口職業，若除其籍，就是不許他們再幹這些事，他們反倒無法為生了，不同意削籍。雍正說除籍“亦繫好事”，禮部不要反對了。於是令惰民放棄原來職業，別習新業，脫離丐籍，轉為民戶，按照良民納稅服役。
五年（1727年），雍正親自提出安徽寧國府“世僕”、徽州府“伴當”的開豁為良問題。他說：
近聞江南省中，徽州府則有伴當，寧國府則有世僕，本地呼為細民。其籍業下賤，幾與樂戶、惰民相同。又其甚者，譬如二姓，丁戶村莊相等，而此姓乃系彼姓伴當、世僕，彼姓凡有婚喪之事，此姓即往執役，有如奴隸，稍有不合，人人皆得加以箠楚。迨訊其僕役起自何時，則皆茫然無考，非實有上下之分，不過相沿惡習耳。此朕得諸傳聞者，若果有此等之人，應予開豁為良，俾得奮興向上，免至污賤終身，且及於後裔。
遂令安徽巡撫魏廷珍查核，提出處理意見。魏廷珍議請區別對待：紳衿之家典買奴僕，有文契可考，未經贖身者，本身及其子孫俱應聽從伊主使役；即已贖身，其本身及在主家所生子孫仍應有主僕名分；奴僕在贖身後所生子孫，與原主沒有也不應再有主僕名分，應准許豁免為良；年代久遠，沒有文契，也不受主家豢養的，一概不許以伴當、世僕對待。雍正認為他所議允當，批准執行。世僕、伴當所受壓迫，雍正講的以外，同惰民一樣，習鼓吹、抬轎，不與大姓聯姻，不得報考，不與大姓平等相稱、同坐共食。雍正的除豁，使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免遭主姓凌辱，得為編戶齊民。然在實行中，對年代久遠、文契無存的賤民，如何區別豢養與不豢養，不好把握，紛爭不已。
廣東沿江沿海有一種旦民，早在宋元時期，就採集真珠，向政府納貢，還被稱為“烏旦戶”，明代又稱“龍戶”，清初稱為“獺家”，在廣州河泊所下轄的，每年按戶按船交納魚課，少數人已略通文字，上岸居住。雍正於二年（1724年）親書朱諭，命將旦民編立埠次，加以約束。七年（1729年），向廣東督撫發出上諭：
旦戶即苗蠻之類，以船為家，以捕魚為業。通省河路，俱有旦船，生齒繁多，不可數計。粵民視旦戶為卑賤之流，不容登岸居住，旦戶亦不敢與平民抗衡，畏威隱忍，跼蹐舟中，終身不獲安居之樂，深可憫惻。旦戶本屬良民，無可輕賤擯棄之處，且彼輸納魚課，與齊民一體，安得因地方積習，強為區別，而使之飄蕩靡寧乎！
他承認旦戶被抑為賤民的不合理，應以他們交納魚課為基本事實，把他們當作平民百姓。因此指示廣東督撫：
凡無力之旦戶，聽其在船自便，不必強令登岸。如有力能建造房屋及搭棚棲身者，准其在於近水村莊居住，與齊民一同編列甲戶，以便稽查，勢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驅逐。並令有司勸諭旦戶，開墾荒地，播種力田，共為務本之人。
這個上諭為旦戶開闢了自新之路。
江南蘇州府常熟、昭文二縣有一種丐戶，籍屬、社會地位與浙江的惰民完全一樣。八年（1730年），江蘇巡撫尹繼善以他們業已“化行俗美，深知愧恥，欲滌前污”，請照樂戶、惰民事例，除其丐籍，列入編戶。雍正答應了他的請求。
雍正在短短的幾年中，宣佈削除樂戶等賤民名籍，試圖解決數百年來存在的問題。促使他這樣做的原因是：
第一，把它作為釐革前朝弊政的一項內容。雍正以清除前代積弊為政治綱領，數百年來壓抑賤民的傳統政策是一種弊端。雍正君臣認為永樂“壓良為賤”產生的山陝樂戶，是“前朝弊政”，故“亟宜革除”。在宋朝有罪的惰民，到清朝並沒有罪，再加繼承，於理不順，應當“特沛恩綸”，給予開豁。因此，開豁賤民，同攤丁入糧，耗羨歸公，改土歸流等項政事一樣，是改革政治整體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第二，獲取政治資本的手段。據記載，樂戶除籍“令下之日，人皆流涕”。伊都立又說年羹堯攘奪這份功績，說明除豁賤民是功德之事，統治者都想佔有它。噶爾泰請求削除惰民丐籍，說此舉“使堯天舜日之中，無一物不被其澤，豈獨浙省惰民生者結環，死者啣草，即千萬世之後，共戴皇恩於無既矣”。可見釋放賤民作為一種仁政，可以提高皇帝的威望。在雍正初年，統治尚不穩固，特別需要民眾的支持，這也是雍正忙於處理賤民問題的原因。
第三，移風易俗，維護社會秩序和倫理。在歷代統治者中，對待賤民的態度，歷來有兩種，一是堅持等級制度，殘暴地奴役賤民，一是主張部分地釋免賤民。如明初人解縉說：“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風化之所由也”。從維護傳統倫常出發，反對降罪人於樂戶。雍正君臣與這類人的思想相一致，朝臣說：“我國家化民成俗，以禮義廉恥為先”，賤民“有傷風化”，理應清除。雍正自己則說：“朕以移風易俗為心，凡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鹹與以自新之路。”令賤民改業從良，就是“勵廉恥，而廣風化也”。表明他們的動機是維護統治階級自定的封建道德，同其內部自我破壞其道德準則的人作鬥爭。
第四，壓抑紳權與消弭賤民反抗的一個措施。雍正執行打擊不法紳衿的政策，賤民主要受紳衿控制，為他們服務，賤民要脫籍，觸犯紳衿的利益，他們不樂意，所以雍正除豁賤民的法令中，包含禁止紳衿土棍阻攔賤民出籍的條文。釋放賤民，也是同不法紳衿的鬥爭。
賤民所受的欺凌，迫使他們產生不滿情緒，時或爆發反抗鬥爭。徽州府祁門縣的賤民的政治態度，在康熙間發生了較大變化，在這以前默默忍受非人的虐待，這時起奮發反抗，所謂“越分跳梁者比比，是為厲階”。他們的鬥爭已經被統治者視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寧國府涇縣的“附丁”，即是雍正所說的一姓奴役一姓關係中的世僕，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要求開戶獨立，爭取擺脫主姓的控制。因為鬥爭的激烈，得到清朝政府的允許。雍正六年（1728年）開豁令下達之後，執行中受到紳衿阻撓，十二年（1734年），世僕葛遇等十人到北京鳴冤告狀，請求立戶，終於實現了心願。官定的浙江惰民服制，逐漸遭到他們的抵制，還在明朝中葉就不太遵守了。常熟有一部分丐戶以制繩為業，康熙二十七年，該地造船，勒派丐戶交繩索，丐戶陸三、周文等向江蘇巡撫上告，反對額外差派，經蘇州知府查明，是常熟縣奸徒搞的鬼，於是在該縣立碑，禁止再差派丐戶供應繩索，如有違犯，“即嚴拿究解，官以失察指參，役以蔑功令處死”。這裡的丐戶通過鬥爭解除了不合理的差役。
賤民的各種形式的反抗鬥爭，迫使統治者考慮改變對他們的統治辦法，雍正又要壓抑紳權，就把這兩方面結合起來，開豁賤籍，既可消弭賤民的對抗情緒，又是取消不法紳衿特權的一個方法。
賤民除籍令下之後，少數賤民改業從良，擺脫了屈辱的地位，多數賤民依然故舊。蘇州的丐戶還要應承迎春扮演的差役，寧波府沒有得到削籍的很多，矛盾嚴重，終於在光緒三十年（1904年）發生第二次除豁事件。安徽賤民與紳衿的鬥爭一直拖到清朝末年，紳衿頑固地制馭世僕，不容改業。如祁門縣有周姓為李姓世僕，嘉慶十四年（1809年）按雍正例開豁為良，但周姓恐李姓不依，照舊服役。道光元年（1821年），李姓的李應芳強迫周覺春充當吹鼓手，以致鬧出人命案子。
清朝政府對從良的賤民非常苛刻，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定例，規定出籍賤民的應試資格，要從報官改業的人起，“下逮四世，本族親枝皆清白者方准報捐應試，若僅一二世及親伯叔姑姊尚習猥業者，一概不許濫廁士類”。這都影響賤民的真正脫離被奴役地位。所以雍正的一紙命令和某些努力，並沒有真能拯救賤民，而他們的最終脫離苦海，也不是靠某個人的恩賜所能達到的。
這是因為賤民的解放，不是某個人的意志所能決定的事情，它取決於社會狀況。賤民改業從良，要求社會給他們提供新的就業機會，可是雍正時代並沒有準備這個條件。在討論噶爾泰的建議時，禮部就指出惰民的就業問題不能解決，是考慮實際問題的。事情也正是這樣，在大多數賤民沒有新的謀生之道以前，不可能做到削籍從良。
儘管如此，雍正的開豁令仍具有一定意義。它為賤民脫離賤籍解除了法律禁令，是賤民解放的開始。具體一點說，削籍令是政府宣佈取消對賤民的特殊控制法，是使賤民有了離開賤籍的可能。賤民只要依照政府的條件申請改業從良，就可以按照齊民的方式進行生活，一定時期之後可以應試出仕，如果同平民發生糾紛，可以以良人的身份出現在官廷上，可以不會像過去那樣因是賤民而遭受不應有的歧視和打擊。所有這些，起碼在道理上講是能夠達到的了。賤民的除籍，使他們數百年的積鬱有所伸舒，生活慾望有所增強，奴才性有所消減，從而使他們受到極大壓抑的創造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所以削除賤籍，是對這一部分人的生產力的某種解放。再者，雍正實行攤丁入糧制度後，人民的宗法性隸屬關係有所削弱，賤民的除籍，與這一歷史趨勢相一致。它們共同地反映變革生產關係的要求，發展生產力的要求。
丐戶、樂戶、旦戶、世僕、伴當等賤民是歷史遺留問題，持續幾百年了。有沒有人像雍正一樣來觸動它們呢？明朝人沈德符曾不解地說：“何以自宋迄今六百餘年”，惰民“不蒙寬宥”？其實對賤民也有人做過一點事情，如明英宗釋放教坊司樂工3800餘人為民。明景帝時議准，凡原為民人而落入樂戶的，准許改回去，原為樂戶而願從良的，也允許申請改業，與民一體當差。康熙年間裁革揚州樂戶。這些君主只在樂戶範圍內，釋放一部分人，小手小腳，而雍正則大刀闊斧，不僅削去山陝樂籍，取消教坊司，削除全部樂戶，又豁除丐戶等其他賤籍，所以清人俞正燮研究樂戶、丐戶史指出：“本朝盡除其籍，而天地為之廓清矣”。“廓清”為諛詞過譽，下令除籍則是事實。在上述帝王的行事中，不難看出，雍正很有政治氣魄，敢於革除舊弊，使政治趨於修明。
第七節 殘暴鎮壓民眾運動
雍正推行保甲、宗法、禮法等制度，宣傳綱常名教，沒有也不可能窒息民人的反抗思想，沒有也不可能絕對控制民人的行動。雍正年間，農民、工匠進行了多種形式的抗爭；雍正敵視民眾運動，一概殘酷鎮壓。
一、社會下層的各種反抗鬥爭
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灣朱一貴的起義雖然當年就失敗了，餘眾卻在大陸繼續活動。福建上杭人溫上貴在台灣被朱一貴封為元帥，即返回家鄉組織群眾，朱一貴犧牲後，他轉移到江西萬載，聯繫棚民，準備攻打縣城，雍正年被知縣施昭庭偵破，就與前來鎮壓的清兵格鬥，300餘人英勇就義，溫上貴被俘遇害，雍正命給施昭庭議敘。溫上貴的同伴裘永錫等逃亡，清政府嚴行緝捕。又在萬載、瑞州一帶添設同知、游擊，加強對該地區的控治。溫上貴的族弟溫廷瑞繼續進行反抗活動，任命沈子榮為大將軍，溫淘濱、溫庭奉為軍師。他們夜聚曉散，操練武藝，打造兵器。十一年（1733年）九月，趙弘恩署理兩江總督，重申對溫案的通緝令，次年二月，被溫廷瑞委任為千總的溫坤生向清朝政府自首，溫廷瑞等遂遭逮捕。雍正得到報告，說“蔓草不除，逢時勃發”，憂慮於溫上貴黨眾活動的長久性，要求趙弘恩繼續“嚴飭搜緝，務盡根荄，毋使一匪漏網。
湖南沅州人謝錄正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開始組織反抗隊伍，佔據山谷，雍正四年（1726年），清軍一千多人前來鎮壓，謝錄正等奮起抵抗，失敗後，謝逃亡。雍正指責湖廣提督趙坤等“因循疏忽，縱盜養奸”。不久謝錄正被捕，慘遭凌遲，妻子沒為奴隸，同夥陳彬臣等被殺，張如茂等被充發到三姓地方為奴。溫上貴和謝錄正分別組織了一部分群眾，準備武裝起事，正在發展中，就被雍正政府鎮壓，但從他們與清軍對陣情況看，已構成武裝暴動性質。
江西興國縣佃農於康熙間組織會館，反對地主撤佃轉佃，於五十二年（1713年）取得一定成功。會館保持下來，每到分租季節，就以收成只有七八成，不許地主按原額取租，地主若不應承，就率眾搗毀他家房屋，收回已取的地租。雍正初年也是這種情況。佃農林其昌反對田主、舉人曾霖的退佃，曾霖告官，林其昌邀集同夥，乘曾霖出門之機，在路途中將他痛打。江西巡撫邁柱獲知後，嚴酷鎮壓，拆毀會館，解散佃農組織，地主分子因而慶幸“頑梗無自逞也”。江蘇崇明縣地主對佃農的剝削花樣繁多，每年收夏、秋兩季地租，還要轎錢、折飯、家人雜費等附加地租。八年（1730年）五月，地主催收麥租，迫使佃戶反抗，拒不交納，商人罷市支持。夏君欽等撰寫傳單，貼於街市，揭露大地主施大受與崇明鎮總兵施廷專聯宗，餽送金帛美女，倚勢勒逼佃戶交租。浙江總督兼管江蘇盜案的李衛認為這是佃戶圖賴正租，聚眾妄行，惡風斷不可長，一定要捉拿為首之人，嚴行懲治。雍正說：“崇明邊海要地，刁風尤當禁遏。”支持李衛的行動，同時把施廷專調離崇明，免得他同不法豪紳相勾結，使事態擴大。佃農和地主的對立，是構成地主土地所有制社會基本矛盾的要素，興國、崇明佃農反對撤佃和抗租，反映了佃農要求耕地和反對地租剝削的願望。
約在雍正元年（1723年）冬天，山西萬泉縣農民幾千人，衝破關閉的城門，進入縣城，焚燒衙署，抗議知縣瞿某的橫徵暴斂，瞿某及其幕客、家奴跳牆逃跑，巡撫諾岷一面參劾瞿某，一面令平陽知府董紳擒拿群眾首領。董紳調綠營兵和民壯200人去農村拘捕，憤怒的民眾拿起弓刀，操起火器，把官兵幾乎全部殺死。董紳親自前來，發誓不傷害群眾，只要他們交出3個人來，給官府一個面子，就可以完結，對交出的人，董紳寫了文書，保證不加殺害。這樣才把事情了結。四年（1726年），福建安溪農民反對追征屯地欠銀，舉行罷市，浙閩總督高其倬逮捕為首的群眾，嚴刑打死，雍正支持他，說“應如是懲治，以警刁頑”。約在六年（1728年），安徽唐繕等抗糧，發動罷市，打鬧公堂。抗糧，把矛頭直接指向清朝政府的賦役稅收。
四年（1726年）五月，廣東米貴，民眾搶米廠，到衙門說理，打傷前來阻攔的軍官和士兵，參加的人中還有駐防士兵。雍正認為事態嚴重，派兵部左侍郎塞楞額馳驛赴廣州，會同署理廣州將軍阿克敦、巡撫楊文乾審究。五年春天，湖北農民因去年水災，春荒無食，結伙找富戶強借糧食。雍正要求署理湖廣總督福敏“竭力懲治，以振其頹風”。
蘇州的踹匠，是碾布作坊手工工人，多是來自江蘇南北和安徽的失業農民，人數眾多，雍正時期達到兩萬餘人。他們工價低廉，還受作坊包頭的盤剝和壓迫，並受清朝政府的嚴密控制。他們入坊要有保人，被政府編入保甲，白天做工，夜間被關閉在作坊，駐防兵丁晝夜不停地在附近巡察。踹匠若投河、自刎、自縊由保人及親屬領回屍體，不得告官。踹匠不堪坊主與政府的壓迫，又無家口拖累，不斷進行鬥爭，所謂“凡遇盜案發覺，常有踹匠在內”。康熙九年（1670年），踹匠竇桂甫因米價上漲，發動停踹，要求增加工錢，勒令破壞罷工的店主程美請戲賠禮。三十二年（1693年），踹匠羅貴領導“齊行增價”鬥爭，撕毀清政府的鎮壓告示。雍正中他們繼續抗爭，元年（1723年），踹匠欒晉公、徐樂也聚眾，預備於五月五日奪取倉庫，若遇官兵即行戰鬥，失敗就逃亡海上，正在籌備中，被包頭吳景范獲知告官，35人被逮捕，雍正政府殘酷地屠殺13人，欒晉公、徐樂也逃亡，清朝政府多年搜捕，均告失敗。七年（1729年），欒晉公的侄兒欒爾集與段秀清等人拜把結盟，遭到巡營把總的迫害。同時，松江府嘉定縣踹匠王朝也在進行反抗活動，此事在八章三節業已提到，這裡不贅。
蘇州絲織業發達，機工很多，他們同踹匠一樣進行反對作坊主機戶和清朝政府的鬥爭，聯合夥友停工，要求增加工錢，作坊主請求地方政府干涉。雍正十二年（1734年），蘇州府長洲縣發生“禁機匠聚眾叫歇勒加阻工一案”，地方政府豎立“永禁機匠叫歇碑”，迫使機工停止反抗。兼管江蘇盜案事務李衛、署兩江總督史貽直、江蘇巡撫尹繼善為了有效地控治踹匠、機工以及其他各界人民，加強對蘇州、松江的管理，聯名向雍正建議：設立專事“彈壓”的官員，適當改變地方駐軍的規制，嚴格實行關汛的巡邏，進一步規劃稽察治安的方法。雍正認為條議很好，同意實行。
六年（1728年），戶部寶泉局鑄錢工匠潘士花等人集合抗議官員剋扣工食錢，雍正說：若匠役曾為工食事稟過監督，責在監督；“若不曾稟明，輒敢聚眾喧嚷，則刁風斷不可長，應將匠役人等嚴加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