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錢學森在1949年夏天抵達帕薩迪納之時，種種跡象均表明，他準備在這裡永久居住下去。加州理工學院的許多人都提到，錢學森想要買個房子，但是盛行的種族主義和一些法律限制卻讓他很難如願以償。在洛杉磯附近的富人居住區，有一條房屋交易的「潛規則」——房主不得將房子出售給白人以外的其他人種。於是，1949年6月，錢學森決定把他在20世紀40年代住過的那所房子租下來。那是一棟外壁裝飾著紅杉木牆板的一層洋房，周圍有很大的草坪和幾棵桉樹。
這所房子位於東布納洛瑪區法院的邊上，在五方雜處的阿塔蒂娜地區，是個難得鬧中取靜的地方。這裡很少有車來車往，特別適合有小孩的家庭。一個狹長的走廊把房子的內部空間分為兩個部分。一邊是餐廳、客廳、廚房和洗衣房，另一邊則是三個臥室。掛著一張大照片的客廳佈置得很舒適，錢學森和他的妻子經常在這裡欣賞古典音樂，一聽就是很長時間。
錢學森的家成了一個小社交圈子的中心，圈中人都是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或噴氣推進實驗室的朋友。這裡的常客包括31歲的液體動力專家弗蘭克·馬布爾，他於1949年加入噴氣推進實驗室，擔任助理教授；從20世紀30年代就與就讀研究生的錢學森相熟的機械工程副教授鄧肯·蘭尼（Duncan Rannie）；1949年的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生弗蘭克·高達德，在錢學森的推薦下，他當上了噴氣推進實驗室的高速風洞部門主管。這些人清楚地記得在錢學森家舉行的盛大家宴：錢學森當著客人的面興致盎然地炒著菜，而通常花了一整天的時間用於準備工作的蔣英，則靜靜地坐在他的旁邊。
在這些人中，羅沛霖可能是錢學森最親密的朋友了。從大學時代起，他倆就已經熟識。羅沛霖現在是加州理工學院電子工程系的研究生。幾乎每一個週末，他都在錢學森家中度過。數十年後，羅沛霖仍充滿感情地回憶起那些夜晚：蔣英用裝飾著水晶的玻璃杯為他倒上飲料，三個人坐在一起，傾聽古典音樂。常聽的曲目包括貝拉·巴托克（Bela Bartok）的鋼琴協奏曲和貝多芬的絃樂四重奏。
蔣英令錢學森變得柔和了許多。她很外向，經常喝點小酒，錢學森這時候就會表現得不那麼贊成。偶爾，蔣英會拿錢學森的老頑固開開玩笑。在蔣英的影響下，錢學森逐漸適應了「家庭婦男」的角色。朋友們都說這段婚姻幸福美滿。到1949年，蔣英再度懷孕。
對於錢學森來說，未來充滿希望。他看上去極其年輕而富有活力，很容易被誤認為還是一個學生。他身材瘦削，一頭濃密黑亮的頭髮。儘管已經是不惑之年，他看上去還像是只有25歲的樣子。而他的妻子蔣英以她的優雅、美麗和完美的嗓音，征服了加州理工學院許多男性教授的心。錢家的一個朋友在給馮·卡門的信中寫道：「我們都愛上了錢夫人！」看起來，錢學森擁有了一個男人所能夢想的一切：可愛的妻兒，輝煌的職業生涯以及安全感。那個15年前遠渡重洋赴美留學的中國學生，現在實現了自己的美國夢。
在加州理工學院，錢學森現在的聲譽幾乎可以與20世紀30年代的馮·卡門相匹敵。與馮·卡門一樣，錢學森現在也身兼數職，既是科學家，又是教授，還是管理者。
他的科研工作在發展自己的理論構想和為外部提供顧問咨詢之間巧妙地維持著平衡。在加州理工學院以外，他還擔任噴氣推進實驗室的顧問。在此期間，噴氣推進實驗室正在加緊研究使用液體推進劑的「中士」（Sergeant）大型運載火箭，並成功完成了對同樣使用液體推進劑、安裝有軸冷引擎的地對地「下士E型」（Corporal E）導彈的測試。此外，錢學森每個月還抽出三個週一，為美國航空噴氣發動機公司提供咨詢服務。此時，這家起初只有6名員工的小公司已經成為一個擁有上千職員的大企業。為了工作需要，錢學森申請了保密許可證，以便他可以查閱這些公司與美國陸海空軍簽訂的機密航空研究合同。
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的教學任務很重。剛到這裡的第一個學期，錢學森在一個班講授液體和固體推進火箭，而在另一個班上講授高溫設計問題。他與噴氣推進實驗室的其他成員還一同開設了兩門關於噴氣推進發電廠和噴氣推進研究的課程。這與他在「二戰」期間在噴氣推進實驗室講授的課程幾乎沒有變化。學生依然和戰時一樣，主要由軍人組成。到1953年時，從噴氣推進中心拿到工程師學位的畢業生裡面，90%是軍官。
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在5年或6年的碩士研究生項目結束後離開加州理工學院，再去讀一個專業的航空工程師學位。少數人會繼續獨立研究項目，幾年之後拿到一個博士學位。在整個項目期間，他們遵循的都是馮·卡門式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理念。本科階段的學生必須打好數學、物理學、化學和機械工程學的基礎。研究生一年級才開始上火箭、熱噴射和噴氣推進中的化學問題等方面的基礎課程。到了二年級，學生們進一步學習一些有針對性的問題，例如穩定和控制，高溫設計問題，物理機械學等。考試的時候，學生們要在一到兩個小時的時間內，設計出一個傳統的探空火箭或導彈。諸如以上種種，都是為了讓這些學生具備向外太空發射的技巧和能力。
錢學森極力向學生們強調數學的重要性。對於他來說，這幾乎已經成為一種迷信。曾經聽過錢學森講課的一名訪問科學家說：「他的建議是，只要可能，你就應該計算出所有與這些極端條件有關的現象，而不是試圖去測量它們。在獲取具有挑戰性的實驗數據方面，或許他對物理方程式可靠性的信任，遠遠超出對大多數人能力的信任。」
錢學森再一次被證明是一名嚴師。他從來不願容忍智力上的懶惰，比如死記硬背。有一次，當他在黑板上寫出方程式時，一個學生指出，他使用了一個與標準氣體密度符號不同的符號。錢學森勃然大怒，他說，不管那些符號代表的是什麼意思，學生們都應該能夠理解方程式的意思。自那之後，他有意地使用一套完全不同的公式符號。一位學生回憶道：「這讓我們意識到，我們其實並沒有像想像中那樣理解這些公式。在那之後，我們對待公式的看法完全不同了。」
主持研討會時，錢學森也相當嚴厲，總是言辭尖銳，不留情面。他對學生和其他教授的要求標準很高，對於來自中國的學者，出於民族自尊心的原因，標準只有更高。錢學森從來都不打算成為一個受歡迎的老好人。看起來，他是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原則的忠實信徒，寧讓人畏懼，也不要被愛戴。更何況，做好人有時候會與他的科學真理準則相衝突。加州理工學院的校園故事中，不乏錢學森當堂爆發的小故事。
有一次，當一名學生批評一篇有漏洞的科學論文時，錢學森不停地大聲打斷他，「那不對！」他喊道，「不對！」這位學生的初衷，本來是想自己指出這篇論文裡的錯誤，但他感覺到，如果他把這篇論文撕個粉碎，然後面帶厭惡地走出教室，錢學森可能會對他更尊重一些。另一個小故事裡，錢學森不耐煩地不停轉動教室裡百葉窗的葉片方向，直到再也忍耐不住，朝著講話者大吼：「別說了！這完全就是建立在一堆不可靠的數學原理基礎上的數學垃圾！」
如果說20世紀30年代的錢學森還相當羞澀的話，到了1949年，他已經從那個束縛自己的外殼中跳出來了。他經常和同事爭論——有一次爭論得極大聲，以至於古根海姆大樓裡的人隔著天花板都能聽得見。甭管你喜歡不喜歡他，很顯然，錢學森現在已經是加州理工學院裡的一個大人物了。
錢學森的個性看上去似乎會與他的管理者身份發生衝突。作為噴氣推進中心主任，他的任務是促進火箭的和平應用和商業應用，讓全世界知道這個中心的存在。一個公共關係專家比一名科學家更適合擔當這個角色。但令人吃驚的是，他居然做得游刃有餘。人們很快發現，與他的朋友弗蘭克·馬利納一樣，錢學森也擁有某種宣傳推廣的天分。到1950年時，看起來他已經在成為名人的路上走得順風順水。
1949年12月，錢學森的公眾知名度有了一次很大的提升。在紐約希爾頓賓館舉行的美國火箭協會年會上，錢學森受邀作報告。他在報告裡描述了他對洲際運輸火箭的設想藍圖，借助這種長度80英尺、直徑9英尺，形狀酷似削尖了的鉛筆的未來交通工具，人們將可以在一個小時之內從紐約飛到洛杉磯。它可以垂直起飛，沿太空橢圓軌道以每小時10000英里的速度飛過最初的1200英里。在到達300英里的高度後，它便會掉頭再向地球表面飛去，穿過大氣層，滑行1800英里後抵達目的地。錢學森向公眾展示了一幅這種火箭的設計草圖，並宣佈，美國陸軍和海軍正在嘗試設計這樣一個運載工具。錢學森宣稱，它「完全是現有的技術所能實現的」。
這場報告是整個大會的亮點。報紙詳細地描述了火箭內部的情形：如果沒有固定好，所有的東西都會四處飄飛；人們需要穿上特製的壓力服；衝上太空的體驗就像坐高速電梯一樣，只不過要驚險100倍。《大眾科學》（Popular Science）和《飛行》（Flight）雜誌都以對開頁形式登載了這種火箭的示意圖。《紐約時報》和《時代》雜誌都以長篇介紹了錢學森的科學創想，還刊登了錢學森的照片。
在加州理工學院的第一年中，錢學森作過更大膽的預測。他表示，飛往月球的目標不出30年即可實現，而從地球飛往月球只需一個星期。1950年5月，《大眾機械師》雜誌的封面上畫了一個宇航員的形象。這本雜誌引用錢學森的話說，工程師們很快就將著手建造登月火箭。不過，這個想法並不像運輸火箭那樣有轟動效應，很多人懷疑它不過是天方夜譚。有一次，當錢學森在派對上向幾位女士描述他的想法時，她們認為他不是喝醉了，就是神經有點兒問題。
在職業生涯的這個階段，錢學森確立了自己作為所在領域主要發言人的地位。他有可能變得像沃納·馮·布勞恩一樣出名。看上去，沒有什麼能夠阻止錢學森在美國迅猛發展的火箭項目中發揮作用，有朝一日，他將和其他科學家一道，將人類送往太空。
然而，一件小事卻無可挽回地改變了錢學森的一生。1950年夏天，聯邦調查局的人找上了錢學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