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辛亥革命爆發的前夕，有人宣傳說中國雖然要發生革命，但與日本利益相關的「滿洲」萬萬不能有革命，「滿洲有張作霖、馮麟閣、張景惠等綠林頭目，如果領導這些人，令滿洲獨立，則可防止革命」。
一個叫町野武馬的日本政客聽了這話後，就趕往奉天去扶植張作霖，其間共在張作霖家住了一個月之久。與此同時，另一群日本人也在奉天上躥下跳，為首者名叫川島浪速，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運動時，據說他在日本陸軍當過翻譯官。川島這些人的胃口更大，他們不僅想讓「滿洲獨立」，內蒙也在其計劃之內，此即所謂的「滿蒙獨立運動」。
在「滿洲獨立」上，町野與川島有著共同點，二者的不同之處在於，町野要抬出的是張作霖，川島寄予希望的卻是宗社黨，他與宗社黨骨幹肅親王善耆關係密切，善耆甚至還把自己的一個女兒給川島做了養女，這就是後來臭名昭著的大間諜川島芳子。
大家都要搶生意做，自然就會產生衝突，川島一群人中甚至有主張要殺掉町野的。有一天，町野偶然在奉天碰到了他們，他們對町野說：「你不要妨害我們的工作。」町野矢口否認：「我並不是來妨害你們的。」
「如果是那樣，你能不能幫我們？」
「我不幹辦不到的事情，對不起，我先走一步。」
就這樣，町野被擠出了奉天，但川島及宗社黨也未能成事，「滿蒙獨立運動」很快便落了個一敗塗地的下場。
民國登場，袁世凱所任命的奉督又成了日方關注的對象。從張錫鑾督奉起，日本政府就提出要在他身邊設置日籍顧問，起初張錫鑾當然不願意，但是吃不消對方一再逼迫，在答應只需付薪水，無任何其他附加條件的前提下，才同意僱用町野等日本人為軍事顧問。
袁世凱在任末期，中日圍繞「二十一條」進行交涉，戰事一觸即發，因為害怕中日開戰，東北的日本人都集中到了附屬地（日本對南滿鐵路和旅大的稱呼）。身為軍事顧問的町野接到上級的訓令，告訴他一旦發生戰爭，必須搬進張錫鑾家，「俘獲張錫鑾，不要讓他逃跑，使其統治滿洲」。於是他就真的跑到張錫鑾家，說要搬進去住，張錫鑾問為什麼，町野也不隱瞞，當下就把訓令的內容告訴給了他。
張錫鑾原本對町野並不信任，但町野能夠實話實說，而且還要力保他，讓他一下子對這個日本顧問有了好感。自此以後，日本顧問便都可以住在督軍公署，和督軍的家人一樣出入起居了。
當時附屬地內中日雙方的軍民經常發生衝突，張錫鑾為此很頭疼，就試探著問町野：「有沒有什麼辦法避免這種衝突？」町野一拍胸脯：「這很簡單，只要我出去走個十來天，一定可以辦到。」
町野從張錫鑾領了三萬元經費，然後前往各附屬地，每到一個附屬地，就宴請和招待中日雙方的要員，協調彼此間的關係。經過他的一番斡旋，衝突事件果然大為減少。
早在甲午戰爭前，日本人就發現中國社會存在著一個致命弱點：「公然行賄受賄，這是萬惡之源，但清國人對此毫不反省，上至皇帝大臣，下到一兵一卒，無不如此，此為清國之不治之症。」民國其實也沒比清國好上多少，某些方面可能還更差。倒是日本的政客除了不顧一切要達到其政治目的外，很少沾染行賄受賄的惡習。町野對於經費就非常節省，有時在活動中還自掏腰包，十多天過去，一共只花了四千多塊錢，其餘都交還了會計，這一點無疑也增加了包括張錫鑾在內的中方官員對他的好感。
張錫鑾去職後，町野閒了一段時間，直到張作霖就任奉天省督軍，他被派去給張作霖當顧問。
當年町野期待張作霖的兩件事，一為趕走革命黨人，一為發起「滿洲獨立」，前面一項張作霖做了，後面一項卻沒做。在町野看來，張作霖其實是「接受了革命軍的任務，做它的師長（指擔任二十七師師長）」，背離了初衷，因此拒絕去見張作霖，還說：「我不想到綠林出身、沒有大志的人那裡去。」
張作霖深知對付日本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跟町野相處過一段時間，又看到町野在替張錫鑾方面確實肯出力且見成效，便很希望這個日本人能去幫他，即便對方說了不好聽的話亦不以為意。
在張作霖的堅持下，町野來到督軍府，不過當著張作霖的面，還是冷笑著譏諷他沒出息。為了把町野留住，張作霖當場表示他是有大志的人，而且要麼不立志，要立志就幹到底。按照町野的說法，張作霖和他約定了要「共生死，取天下」，這樣他才最終同意給張作霖當顧問。
此時對在促使「滿蒙獨立」過程中究竟應培植、使用哪一類人，日本內部的意見仍不一致。特別是在民國建立後，宗社黨在東京重新成立，善耆、川島等人繼續試圖復辟，他們通過遊說，將仇恨漢人，嚮往「蒙古獨立」的蒙人巴布扎布也拉進了宗社黨。剛剛上台的大隈內閣見有機可乘，便開始支持軍方幹掉張作霖，以便乘亂造成「滿蒙獨立國」。於是在袁世凱稱帝期間，日本一邊派人到華南去出錢援助國民黨及其他反袁力量，一邊派現役聯隊長土井市之進大佐等人進入東北，計劃伺機暗殺張作霖。
1916年5月，在奉天滿鐵附屬地內，土井召集日方有關軍職人員開會，具體密商如何幹掉張作霖，町野也應邀出席。町野一貫主張扶持張作霖，他認為通過張作霖來實現「滿蒙獨立」，要比發動沒有把握的暗殺和暴動更靠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