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1927年，國內外局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國內的最大變化是南北力量開始失衡，南方的國民黨力量日益強盛。一般人都認為，北洋各派即便聯合起來，亦難以阻止北伐。
據顧維鈞分析，主要是北洋一直都不團結，彼此混戰不休，導致民心逐漸傾向南方，另外一個原因是北伐軍似乎有「一種中國前所未有的新因素」，那就是建立起了支持軍事的政治組織。在此之前，北洋各派軍事首領往往都只注意加強自己的軍力，而不太看重政治。相對而言，國民黨就知道把政治觀點加以綜合運用，以迎合民眾的期望，尤其是國共合作之後更是如此。北伐軍在出征前會把許多政治幹部派出去，為民眾接納他們做好準備，等北伐軍佔領城鎮，這些政治幹部又能夠立即把民眾組織起來，使其不需留駐太多軍隊，就可以在新的佔領區立住腳。
顧維鈞看出，由於「新的政治因素加強了軍事力量」，所以北伐軍能夠「緩慢而堅定地向前推進」。換句話說，如果北洋不改變陳舊的觀點和方法，失敗將不可避免。
原屬北洋的一些人也不同程度有了這種認識，只不過他們選擇的不是繼續與北伐軍對峙，而是乾脆改換門庭。在安國軍成立之前，馮玉祥已由蘇聯考察回國。他派人到廣州，向國民黨報告，說已在莫斯科率全體西北軍加入了國民黨。國民黨中央遂視他為自己人，任命其為軍事委員。
得到多方面支援的馮玉祥重整旗鼓，在五原誓師，擬出兵潼關，進軍河南，以便與北伐的國民革命軍南北呼應。張作霖由此將馮玉祥視為北洋叛徒以及「北赤」（國民黨為「南赤」），按照楊宇霆為他制訂的軍事計劃，他準備假道河南，先打垮國軍（指馮玉祥的國民軍，也就是西北軍），再援助吳佩孚收復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