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曾經告訴我，民國元年，他剪掉辮子，那年他二十歲。照此推算，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他五十四歲。可是依台灣的戶籍記錄，他老人家要小四歲。我的年齡也不準確，我家的戶口資料全亂了，那年代，多少「外省人」的戶口資料都錯了、亂了。
當年中國大陸戶政不上軌道，多少人沒有身份證明，內戰中逃到台灣，台灣地方政府特准他們自行申報有關資料，申報人可能說錯，台灣的戶籍管理員的漢文程度不高，可能寫錯，戶籍員守法的精神令「外省人」大吃一驚，資料一經入檔，任何有權勢的人都不能更改，除非提出「原始證件」。大家領到身份證，有人一看，他的名字是中文大字典裡沒有的字，有人一看，他的籍貫是中國地理沒有的地方，他只有承認那是他的名字，那是他的家鄉。一位國民黨中央常委、蔣介石總統的文膽，新聞界稱他為「頭號公民」，他為了更正他父親的名字「兩把刀打到底」，奮鬥了許多年，也不知道他到底成功了沒有。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日本投降，我剛剛讀完初中最後一個學期。我是個流亡學生，我們的學校叫國立第二十二中學，山東名將李仙洲創辦。學校原來設在安徽北部的阜陽，後來遷往陝西南部的漢陰，四面都是重重疊疊的大山。抗戰時期，山區比平地安全，老校長李仙洲尋找校址，入山唯恐不深，有人戲稱這地方是「李仙洲的保險箱」。
我們天天盼望勝利，歌頌勝利，想不到勝利並非戰爭結束，而是另一場大戰開始。為了回憶那一段慌亂迷惑的日子，我複查台北「中央研究院」編的大事記，日本一聲投降，蘇聯紅軍佔領了中國的東北三省，共軍搶先一步進入東北，佔領瀋陽，成立東北局。國民政府派熊式輝為東北行營主任，飛往長春接收，受到蘇聯的阻撓。美國軍艦替國民政府運兵，把五十二軍、五十三軍運到河北省秦皇島，準備出關。這是一九四五年九、十月發生的事情。那時候，我還不知道東北和我的命運有重大關係。
我的注意力放在華北，尤其是山東。那時，共軍攻打山東滕縣、博山、黃縣、曲阜、巨野、禹城、無棣，新四軍佔領我的家鄉臨沂。河北方面，共軍攻長垣、衡水、磁縣、遷安。山西方面，共軍攻屯留、長子、長治。河南方面，共軍攻開封、新鄉、安陽、修武。江蘇方面，共軍攻淮安、高郵。由八月半到十月底，僅僅兩個多月，居然發生了這麼多意外，給我們這些流亡青年造成極大震撼。
為了營造和平，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從中撮合，中共主席毛澤東飛到重慶，和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會談，留下一份《會談紀要》，中共稱為「雙十協定」，但協而未定，局勢並未改善，各地的軍事衝突繼續增加。十月底，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率國軍北上接收，行軍至河北磁縣境內遭共軍伏擊，軍長高樹勳率部投共，他是國軍第一個起義投共的軍長；副總司令馬法武被俘，開國軍一連串總司令被俘之先河。
我特別閱讀了山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魯南區黨史大事記》，卷首有三幅地圖，第一幅地圖顯示，一九四○年、也就是抗戰第三年，中共根據地大約占魯南面積的百分之十五，日軍大約佔百分之三十，國軍大約佔百分之二十，還有大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地方群雄爭逐，來去飄忽。第二幅地圖顯示，一九四三年日軍發動大規模的掃蕩之後，共軍的地盤縮小到百分之十以下，國軍的地盤縮小到百分之二十以下，日軍控制的面積擴充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第三幅地圖顯示，一九四五年十月、抗戰勝利之後，日軍收縮集中，只控制了津浦、隴海兩條鐵路沿線，國軍全無蹤影，百分之九十的面積全成解放區。
我的家鄉、山東省臨沂縣蘭陵鎮，本由日軍佔領，屬於淪陷區。抗戰勝利，日軍撤往棗莊集中，共軍接管蘭陵，成為解放區。國軍由江蘇徐州北上接收，進佔魯南各地，蘭陵又成為收復區。國軍只能留下小部隊據守，共軍又回來把他們趕出去。蘭陵一帶忽而收復，忽而解放，當時叫做「拉鋸」的地區。國軍來了，親共的居民要逃走，共軍來了，地主、知識分子要逃走。「軍事衝突」產生新的戰區，「拉鋸」製造新的難民，「復員」可能使我們無書可讀，無家可歸，政府一再告誡「復員不是復原」，我們的痛苦卻是「復員不能復原」。
「復員不能復原」，家中沒有信來，家人可能失去通信的自由，我們也不敢寫信回家。父親曾經托一位「傳教士」帶了個口信給我，教我「不要回家」，此外不多說一個字，也不寫一個字，父親為人十分謹慎，這是他的一貫作風。我無法知道詳情，只能猜想。日本宣佈投降時，山東沒有國軍，受國民政府搖控的游擊隊，多半被共軍兼併或殲滅，魯南各地駐留的日軍向棗莊集中，故鄉蘭陵大概立即解放了，我既然不能回去，家人恐怕也不能留下。
我有一位表姐在校本部讀書，她的母親是我的五姨母。五姨母是個優秀的基督徒，能登台證道，姨丈精通中醫。表姐告訴我，她們全家逃到外地，分成兩半謀生，姨母帶著小表妹雲遊布道，姨丈帶著大表哥到徐州鄉下掛牌行醫。我和表姐的家庭背景相同，他家既然必須流亡，我家當然無法安居。
漢陰多竹，竹竿比碗口粗，鄉下人蓋屋，可以用竹做梁做柱。竹林裡陰涼、乾淨、隱秘，我常常躲在裡面思索未來。那時候，國軍雲集徐州，準備北進收復山東，蘭陵是兵家必「經」之地。我特別為母親憂慮，她裹著小腳，有嚴重的胃病，怎麼能再出來逃一次難？我父親五十四歲了，他是一個守舊的鄉紳，沒有應變的彈性。我的妹妹十二歲，弟弟十歲（也許只有九歲），都還沒有成年。一九四二年我黎明辭家的那一幕湧上心頭，父親母親都要我接替他們負起責任，我是長子，在那年代，這是長子的命運。
我還能在這裡繼續讀書嗎？對我來說，坐在課堂裡為七年以後的生活做準備，已是一種罪惡。流亡讀書本來很苦，睡在跳蚤窩裡，雪花從破窗飄進來，落在臉上，圍著破棉被發抖，米飯冰冷，帶著稻殼、碎石子和老鼠屎。但是時候來到，我忽然覺得這樣已是非分享受，我怎麼還能幻想去讀大學？鄉中父老常說，人要大學畢業才算是讀書人，文憑即階級，大學畢業後的職位待遇，都比中學畢業生高出很多，人事環境、社會關係和發展的機會，也都在另一個層次上。可是，等我讀完大學，父母可能飢寒交迫而死，妹妹弟弟可能失散淪落，那時我捧著大學的文憑，又如何立於天地之間？從前的人家為父母辦喪事，以「訃聞」通知親友，照例說做兒子的「罪不自殞、禍延顯考」，這樣的文句受盡新文學家的恥笑，認為是沒有意義的陳套。那天我忽然有了新的瞭解，「罪不自殞」就是自己不肯犧牲，「禍延顯考」就是反而犧牲了父母。
我需要職業，我要賺錢貼補家用，我得離開陝西到山東周邊的地帶謀生，就近支持家庭，至少，縮短距離可以使他們得到精神上的支持，他們大概已經成為難民，在山東周邊地區打轉。可是我能做什麼呢？我怎樣離開陝西呢？老校長李仙洲沒有參加山東的接收工作，反而要在重慶受訓，他既然喪失了權位，二十二中怎能遷回山東？那時除了二十二中以外，山東人在安徽還有七所學校，在四川也有一所學校，誰能遷回去，誰不能遷回去，也成了戰後分配政治利益的一個項目。
學校不能遷回去，我必須自己回去。那時我離山東三千華里。抗戰發生以後，國民政府治下有三千萬人遷往內地，僅學校和訓練機構就有兩百零八個單位，教職員兩萬五千人，學生三十萬人。人人都想東歸，八年蓄積的人力一瀉而東，新聞報道，百萬人等候上路。那時交通非常困難，交通部特派員到芷江等飛機，他要到收復區去接收，商人、美國人都有位子，他沒有，他和空運機構爭執，交通部反而撤銷了他的差事。公務機關包一條船走長江水路，軍人強征輪船，把船上的文官和眷屬趕上岸去，荒郊野外，任強盜劫掠一空。四川國立女子師範學校罷課，要求遷回南京，結果是教育部下令解散。
我一定得回去，我想，高爾基十一歲就獨立生活，傑克·倫敦十一歲賺錢養家，張恨水十七歲負擔大家庭的生計，我這年已經十九歲了，我總得匯點錢回家，哪怕是一塊錢，有時候對他們也很重要。我也有過慷慨大志，可是我急速縮小。回去，總應該有一條路。那時，我認為人生在一場大霧之中，四顧茫茫，但是，如果你往前走，路就在腳下，你一步一步走，路一尺一尺延長。
那時，「人生觀」是個時髦的名詞，主流思想強調「革命的人生觀」，輕視私情。我常常覺得「家」就是「枷」，耶穌說，天國裡不嫁不娶，那時我的解釋是，正因為如此，所以天國裡的人快樂。我抬起頭來從竹叢的空隙看青天，立志獨身。後來我的「獨身主義」不斷加強，一直維持到一九六三年。
那時局勢混亂，我們短期的流亡可能變成長期的漂泊，細心的女同學開始注意可以互相扶持的對象，我也曾接觸一些溫柔的目光，我從來不看她們。那時有一種說法，情愛是上帝放下來的誘餌，把我們領進責任的圈套，納入生生不已的大流，耗盡我們的生命。上帝設局騙人，他使年輕的女子都漂亮，使每一個女子都有一個男子夢寐以求。可是到了中年以後，女人的容貌越變越醜，個性的缺點也逐步擴大，她的丈夫只有忍耐適應。上帝使每一個嬰兒都非常可愛，誘惑天下父母甘願辛勤勞苦撫育兒女，孩子有了自己的思想和獨立的能力，就循序漸進去傷父母的心。
我在竹林裡獨自作成重要的決定。以前，我生命中的幾件大事，打游擊、做流亡學生，父母決定；西遷陝西，老校長李仙洲決定；放棄學業，我第一次對人生作出選擇並負責面對後果。
我想，我能走出這一步，算是長大成人了！那時，我常常做一個大致相同的夢，總是我在空中飛行，飛得很遠，但是怎麼也飛不高，一次又一次幾乎撞在屋脊上，我努力維持起碼的高度，飛得很辛苦，很辛苦，看看就要墜在地上，我醒了！滿身是汗。
同樣的夢境常常出現，不管怎樣，我還是飛。
現在，我讀詩人向明評詩的文章，他稱讚「一隻鳥在思考方向」。真的沒錯，我在竹林裡看見鳥，鳥站在樹上，頭部側向左邊又側向右邊，好像想飛、又拿不定主意飛到哪裡去。看見我從竹林裡走出來，它飛了，不管朝哪裡飛，它總不能永遠停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