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三歲那年，芝山小學舉行會試，十里內的小學與村塾皆各選拔四五人去應試。我坐轎去，四哥哥與阿鈺哥哥抬轎，他們都是望兄弟成名。芝山小學是新制高小，我到得那裡，只見樣樣開通，人人明達，看看自己身上穿的花洋紗短衫，茄色紡綢褲，還佩著俞家庶母繡的紅桃綠葉緞子筆袋，真覺得不好意思。試畢回來，胡村學堂裡的先生問我們考得怎樣，三個同學皆答得頭頭是道，惟我無望。焉知發榜倒是我考得好，賞了一部《史記菁華錄》，還有四角銀毫，他們卻只得一支鉛筆或一錠墨。
其後我讀高小及中學，亦仍是這樣的謙遜。我考進紹興第五師範附屬高小二年級，同學都是城裡人，都來欺侮我，我起初因情況不明，不敢爭鬥，但後來他們不欺侮我了，倒又用不著爭鬥。第五師範及第五中學多有諸暨新昌嵊縣義烏永康來的學生，個個身長力大，城裡人同學開口輕薄，他們就動手打人，人亦不敢欺侮他們。但是我不打架，人亦不欺侮我。可比我初到上海，碼頭上的挑夫與黃包車伕都敲我竹槓，竟是要反抗亦無從反抗起，其後住在上海，閒時走街竟從不遇見流氓，可見只要自身不太觸目，就海晏河清，許多事原不必靠鬥勝或屈伏來解決。
高小畢業我進紹興第五中學，只讀得一學期，學生鬧風潮，第二學期久久開不得課，我就回胡村了。我連不知這風潮是所鬧何事，只覺人世太大，不可唐突干與或僅僅動問。此後表哥吳雪帆帶我到杭州考進蕙蘭。蕙蘭是教會中學，青年會在禮拜堂歡迎新同學，彈琴唱讚美詩，且分糖果，那樣的“兄弟愛”於我完全不慣。
我在蕙蘭讀到四年級，已在舉行畢業考試了，卻因一樁事被開除。我是校刊的英文總編輯，校聞欄有一則投稿，記某同學因賬目問題被罷免了青年會幹事職。校刊顧問是教務主任方同源，他說有關教會的名譽，不可登。經我說明，他就不再言語，我當他已經默認了，焉知註銷後他叫了我去罵，當下我不服，他遂向校長以辭職要挾，開除了我。我倒亦不驚悔，唯一時不敢回家裡，後來是父親寫信來叫我，我才回家裡的。
蘇軾十二歲時，有代歐陽修謝賜玉帶名馬表：“豈伊墜之，而帶有餘，非敢後也，而馬不進。”真是謙遜。我連理直氣壯的不屈，亦對同學對父母沒有慷慨之言。
但那幾年的學校教育對我也是好的。彼時學校功課不像現在的忙，考試亦不在其意，很少團體活動，很少競爭比賽，讀書只是讀書，沒有想到要拿它派什麼用場，亦不打算將來的職業，且連對世事的意見也沒有。我所以亦不信基督教。蕙蘭做禮拜，我總是可躲則躲，因為不喜歡基督教的無故鄭重其事。
但比學校教育更好的仍是紹興杭州的風景，使我的人亦在風景裡。民歌裡有“送郎送到房門邊，抬頭只見太平錢”，如此一路唱到“送郎送到九曲灣，九曲呀彎彎看牡丹”，當年父親帶我到紹興杭州，於我的一生裡就好比屏開牡丹。
我出外讀書，雖是父親與俞家義父早有此意，但我自己完全沒有想到。我十三歲那年夏天，在傅家山下小舅舅家作客，與雪帆表哥為伴，我父親忽來叫我同去章家埠，有十五里路，我就替父親背錢搭，沿剡溪沙堤走到那裡，他事先沒有和我說要到紹興杭州去，卻就趁了夜航船。後來這條路我自己來去走過多少遍，不是一句離情別緒的話可以說得盡。
章家埠是上虞地界，剡溪到此，再下去就成了曹娥江。到紹興去，從三界亦可趁船，但水淺時埠船隻到章家埠。從三界章家埠趁船到蒿壩，要過壩換趁內河船。蒿壩街上，只見飯店拉客人吃飯，熱鬧非凡，那條石板街路晴天也是濕濕的，一股黃芽韭菜的氣味，我倒是喜歡聞。在此過壩換船的人，惟見扁擔錢搭包裹雨傘戢戢如林，夾著一兩乘轎子，經過飯店門口，都像搶奪打架一樣，被拉進去吃飯。飯店裡四方板桌長條凳，點叫的無非是白飯二分錢一碗，扎肉三分錢一塊，滾熱豬油燒魚頭豆腐八分錢一大碗，要吃酒也有五香豬肚，炒腰花。客人多是農夫及生意人，亦有去外頭讀書的山鄉少年少女，他們都計算著路費，仍不免稍稍吃驚於自己在路上的豪闊。那堂倌是搬饌收碗，像穿梭一般，渾身都是手眼，客人叫聲應聲，灶頭煎炒，鍋鏟敲得噹噹響。
還有蒿壩的過塘行，埠船到時客人聚集，開票轉船換船，泡茶絞熱手巾，單是塘柴一天裡要燒好幾擔，中小企業的這種興旺熱鬧慷慨，天下世界的財富可比新鮮魚蝦的燒好了即熱烙現吃，我一直喜愛。
從蒿壩換船在內河中行，比外江就是另一番景象，河岸迤邐人家，一路有市鎮。到得鑒湖水域，田地便平洋開闊，山也退遠去到了天邊，變得斯文起來。這裡的田地都是好土壤，陽光無遮攔，所以出得紹興這樣名城。紹興城此時從船上還望不見，只覺它隱隱的浮在水鄉上，又像是在雲中，卻人語與雞犬之聲可聽得見似的，河水裡漸漸繁密起來的菱角芡葉，與從我們船傍掠過的一隻兩隻烏蓬船，好比從紹興城裡流出來的桃花片。
及至五市門，說是紹興到了，我一看不過是沿河塘的行家店家，不禁失望。惟因東湖鳥門山出石板，此地的河岸塘路都鋪得極好，人家的粉牆也很白，河塘裡許多烏蓬船，對河平疇遠山，都在下午的太陽裡。當下我跟父親進城門，走過大街，才不再失望，卻不曉得自己的感情是說高興好，還是不高興好，只覺我自己這個人與父親非常分明，此地的一切也一步一步都是分明的。
紹興城裡大街小巷，一色是石板鋪的路，許多節孝牌坊，狀元牌坊。惟我對那些石牌坊不大有好感，走過時怕它萬一壓下來，且狀元及孝子節婦的人世有點安穩過了頭。又家家後門都是河，地名也是橋，八字橋、廣寧橋、探花橋、蓮花橋、大郎橋、小郎橋等，坐船賽過坐黃包車，探親會友，女兒望娘，外婆到女婿家，都自家後門口下船，那家後門口上岸，那些烏蓬船，就像要撐入人家的堂前與灶間，可比小艇撐入荷花深處，那櫛比鱗次的人家便是荷葉荷花。
紹興城裡要做一府五六個縣的生意，要算得工商業發達，卻只見是住人家的，大街也只得一條，其餘惟江橋頭熱鬧，又東郭門頭、西郭門頭、水偏門、旱偏門，及五市門頭是熱鬧的，凡米谷、魚蝦、木材、酒業及各種工業生產都在那裡成交，錫箔的製成是分散在小戶人家裡，有名的紹興釀造，及陶器鐵鑊、酒甕酒缸，則都在城外市鎮裡。城裡的大商號，如陶泰生布莊及錢莊酒莊茶莊，皆反開在大街邊的小巷裡。便如杭州，比紹興更市面大，亦沒有受工業區在壓迫的感覺，不須特為規定住宅區，這實在是最高的設計，怎樣的現代都市皆應當採用的。
紹興城裡許多台門房子，平家台門、王家台門、陶家鮑家台門等，數也數不清，最大是呂府，宋朝宰相的宅第，但已夷為閭巷小家了，這些台門都有照壁，獅子旗桿石，很高的避火牆，獸環漚釘門，裡邊石砌大院，三廳兩廂，正房側院，有花園亭台，門上廳上掛滿功名匾額。但如今多是子孫分數家居住，且有租出的。我住在三哥家，即租的平家台門的一個側院，我喜中國舊式的深宅大院，但不喜住在裡邊的敗落子弟，他們一點銳氣也沒有。
紹興城裡的小家小戶也好，便是從那樣的人家出來得龍鳳鎖裡的金鳳姑娘，又如《水滸》裡藏匿恩人魯提轄在樓上的金老兒父女，宋人平話及元曲裡廣有人世風情的小民亦是住的這種房子。破落的大家子孫少爺小姐的稱呼我聽了不慣，但我喜小戶小家婦女像小姐少奶奶，有女體的香氣。明眸皓齒本來多是出在尋常百姓家，因為不染富貴的沉澱不潔。其後我在杭州，亦喜歡在長巷短巷裡走，看看這種臨街淺屋人家，門多開著，好像都可以進去堂屋裡坐坐，討鍾茶水吃或借紅燈。
紹興老酒有名，又越雞極嫩，我父親每次來，必去府前街買早羊肉，及芝麻醬，油條是沿門來賣，此外各式蒸糕都便宜好吃，竟成了家家的早點心。但我自己只買過幾次油條，現在還數得出來。大街上的洋貨店我當然喜愛，雖然讀書時沒有錢，且亦根本不想到要買。
但是紹興的名勝古跡我不知，在讀書的那兩三年裡，我連沒有去過禹陵蘭亭，我常去的倒是水偏門，只見舳艫如林，米市魚市非常熱鬧，四處田疇河漢，不必登高望遠，也城郭山川都在這裡了。再出去，離鬧市稍遠，沿河石砌官塘大路，一次梅香哥哥來，我與他走過，太陽曬得熱起來，進去路亭裡有賣老酒的攤子，四枚銅幣一碗，水紅菱一枚銅幣二十隻。
但我還是更歡喜杭州，紹興人有一種熟祁祁，像西瓜熟透倒了瓤，與我的脾氣合不來，杭州則有辛亥起義以來民國世界的清明。我在紹興高小時，五四運動只在學校裡剛起來，而到了杭州，則尋常巷陌人家，湖山市廛，皆只覺五四時代原是向來的本色，好到使人不起懷舊之感，因為沒有一個舊時代在死滅，然而眼前的已是全新的。
我第一次跟父親去杭州亦是十三歲那年，其後在十五歲才又跟表哥吳雪帆去杭州進蕙蘭中學。跟父親去時，有個親戚是胡村進去二十里前岡村人，在電燈公司當工人，領我們到機器間看正在轉動的發電馬達，那樣大聲激烈，我有點害怕，就像山西梆子“呱呱！”把感情思想都軋掉掃蕩掉了，剩下來的只是更純簡且更端然的人。那天去他家吃夜飯，錢塘江的鳊魚這樣鮮美，我也是初次吃著。飯後又請去共舞台門看髦兒戲，正演《大鬧天宮》，京戲的鑼鼓與錦襖花帽的孫悟空皆與我山鄉地方戲裡的不同，而是民國世界東吳的繁華，新鮮到幾乎是帶有刺激性的。那親戚能有多少工錢，卻這樣豪爽重義，這也是我初次見識了現代工人。後來他又陪我們到旗下洋貨店裡，我只見電燈光像水晶的條條射目，身穿旗袍，頭戴絲絨帽的女子在買東西，我還當她是男人，她卻又臉上粉敷得這樣白，襟邊水鑽閃爍，我只覺不順眼，然而這正是我對現代都市的初次驚艷。
要說杭州，道杭州，只能用三個字，杭州地方“好風景”。無論人或物，但凡能是風景，即私的亦皆成公的，西湖裡私家的莊子皆開放，西泠橋畔蘇小小墓，當年兒女之私亦成了天下世界的風景，所以杭州女子這樣的喜歡在門口小立。一次我與蕙蘭中學的同學鍾志謙走過誰家庭院，大門開著，他便昂然進去看花看魚，即或主人出來干涉，他也會得應付，我可是膽怯，像歐陽修詩裡的“黃鳥飛來立，搖蕩花間雨”，生怕驚動人世。
我愛杭州的紫氣紅塵，浣紗路河畔洗衣的女子，我走過總要看看，只覺這裡的楊柳才真是楊柳。我是個俗人，世上富貴榮華我都愛，只是不信服權力。彼時孫傳芳當五省聯軍總司令，轅門在旗下督軍署，一次我與鍾志謙走過，見說孫馨帥今日要遊湖，就停步想要看他出來，此時已日上三竿，轅門外衛隊勒馬盤旋，步哨一直放到岳王墳，等了很久，轅門裡卻還不見動靜，我忽覺自己可以平視他。還有蕙蘭的同學於瑞人與我最好，他家在三元方開於天順洋貨莊，做錢塘江上游的生意，有錢得華麗深邃，還比官家清潔，這也是我第一次見世面，好比讀花間詞。
我在蕙蘭時，西湖是每逢星期六總去，但沒有像他人的風雅，且要花錢的事亦輪不到我。
我是過西泠印社亦不喫茶，過杏花村亦不買醉，惟獨自在白堤蘇堤走走，或花四個銅元搭遊艇從岳王墳回旗下。因為我與西湖真是自己人，不在乎虛花。便是靈隱淨慈寺這樣名剎，及巍巍的岳王墳，系人冶情的蘇小小墓，也見了我不講甚深微妙法，不講英雄恨，不講癡情艷意，因為真是親人相對了。
又彼時承五四運動的風氣，我表哥及與他同班的馬孝安，及他們的好友第一師範的學生汪靜之崔真吾，還有劉朝陽，他們都有愛人，且都會作白話詩，惟我在低年級，既不會作詩，亦不想到要愛人，雖常跟表哥與他們在一起，總之沒有資格入群。我對他們都只有佩服，他們說話我惟敬聽。《西遊記》裡花果山的石猴，才出生下得地來，搖搖拐拐的行走，參拜四方。早驚動天上玉帝，令太白金仙查看了，回說是下界小小一生靈，倒曉得有個向善之心，因此亦就不問。我年幼的可笑便像這樣，是人家所說可憐兒的一條小性命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