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鳳出殯後過得兩個月，我到廣西去教書。是崔真吾介紹，除了我還有馬孝安與陳海帆，真吾亦同行。行前我把俞家贈我的竹園賣了，價銀一百二十元，三十元留給母親安家，九十元我做路費。俞家庶母當然不快，卻裝得洒然，而我亦不顧。
從上海去香港的海船上，孝安海帆言談甚豪，他兩個與真吾都是新文學者，有錢人家子弟。獨有我的情形難比他們，且因玉鳳新亡，鮮言寡笑，每每一人到甲板上看月亮，聽風濤打擊船身。真吾賀我喪妻是從舊式婚姻得了解放，我當下大怒，差一點沒有發作。孝安與海帆又笑我的草帽陳舊，在房艙裡拿它拋擲為樂，我很不喜這種輕薄。他們都算是五四運動以來的新人，真吾倒沒有改，孝安海帆卻因家境在逐年走向下坡了，慷慨也變得不自然，待人不免為勢利分出上落，想起卓文君的白頭吟，“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我不禁為他兩個難受。他兩個都捧真吾，三人凡在說一樁事情，總是一股正經，我只可在局外。但我的一生中，令我自慚形穢的漂亮人兒與莊嚴事兒，後來本色相見，原來都不漂亮莊嚴。
船過廈門時，我跟他們上岸游公園，此地已是炎方南中，只見一派海氣驕陽，白雲急雨，採得紅豆回船。他們各把紅豆寄給愛人，我把紅豆放在衣箱裡三年。及到香港，我跟他們住了兩天旅館，一同上街飲茶吃叉燒包，茶樓裡招待的廣東姐兒們倒是灑落挑撻，卻自有一種正直。孝安海帆到公司買襯衫，都是上等貨。我不買。
後來到梧州，卻聽說教育廳長李任仁提出張海鰲當一中校長，省府會議通不過。原先是張已內定了，李廳長同意他聘請我們的，現在我們可是還去南寧不去呢？真吾說已經到得此地，還是去，請李廳長另外設法。孝安海帆齊聲道：“此行原為南中有朋友山水之樂，若為一百二十元月薪，那裡去不得，要這樣路遠來教書？我是到南寧看看，好就多玩幾天，不合心苗就鞭馬而回。”惟有我不言語，只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倒也心裡一橫。孝安還說：“只是蘭成的情形不同，此去但凡有個機會，我與海帆就讓給蘭成。”當下我聽了亦不接口。
到得南寧，同去見李廳長，李廳長倒也負責，但各處中學已於前一兩天開學，且三人都是文史教員，臨時要安插實在也難。我們且搬到真吾處暫住。真吾在黨部及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政訓處做事，住的公寓是稱為白屋的一幢洋房。入夜樓下院子裡夜來香濃烈得一陣陣如潮水般漲溢，樓上聽得見街上的夜氣暑氣也都像是有萬千言語，時有賣唱的人吹簫管經過，那種簫管我在別處沒有聽見過，吹的調門是粵謳，那聲音的繁華只能是生在海市如沸，村中桄榔葉暗，木棉花紅的南中。
第三日李廳長叫真吾來說，一中有個空缺，問我們三人中誰去？我不好開言，海帆想要說但是難為情，卻聽孝安對真吾道：“我還是下午就搬行李進去呢？還是先去見了校長，也帶便看了教員宿舍？一中的房間若好，我住校亦可以的。”一中就在南寧。翌日我們到校裡去看過孝安一回，果然已經諸事舒齊。再過星期，李廳長又叫真吾來說桂林三中有個空缺，問我與海帆誰去？我仍不言語，海帆就訴說他出來時家境已相當為難，他需要職業，且桂林山水是他所想望一遊的。翌晨真吾與孝安送他上汽車，我亦去送他的。
如此只剩下我一人，仍住在白屋。這公寓白晝很靜，諸人皆去機關辦公，樓上連屋瓦與走廊都發出驕陽的音響。我初來不服水土，就病倒了。卻不知是什麼病名，亦不延醫服藥，時時發熱譫語，醒來只仰面看天花板，此時惟有一個念頭，等病好了我去江西加入紅軍，但此念是從平靜的心底生起，對人世一點仇恨亦沒有的。我病在床上二十日，忽一夜夢見玉鳳，她煎藥給我吃，醒來渾身汗津津，頓覺神志清爽，天明就起來得，也吃得飯了。當天我出去到街上稍稍散步，回來卻見桌上有李廳長的介紹名片，到這時候一中竟還有教員出缺。我就補了進去。
一中教員廣東人多，他們沒有江浙人的文氣，卻吵吵鬧鬧，大說大笑，呼朋引類吃東西，這我倒是喜愛。星期一在大禮堂開紀念周，學生在台下，校長教員在台上，教員中忽有七八個一齊頭戴紅頂子瓜皮帽，坐在那裡一笑亦不笑。在教員宿舍裡常常追逐為戲，學生見了亦不以為意，有時已打上課鐘，教員房裡還在角力，一個被撳倒在地，背上擱一枚板凳，凳上把面盆茶壺茶杯墨水瓶等什麼都擱上，面盆裡又滿是水，好讓他起不來，那一個就管自去上課了，這一個卻一撐起身，豁啷啷把面盆茶壺都打翻，也神色泰然去上課了。我當即與他們相習，往往看過一回書，便到同事的房裡去撩：“我們來打一架好麼？”他也放下事情道：“好呀，不打架還是人麼！”如此就又角力。
同事中惟國民黨員與桂林籍的風雅之士，於我性情不宜。公民教員黃鈞達是省黨部委員，大家與他少有來往，訓育主任姓潘，他每每講述白副總司令的飲食起居，我亦不喜聽。一中與女中的教員一晚在省黨部聯歡聚宴，這潘主任坐在我旁邊，聽他又講說，我時已醉，因道：“你們廣西人真小氣，我家鄉近地出了個蔣介石，我都平然。”他一怔，卻笑問：“那麼你不佩服白副總司令？”我怒他這句話問得陰毒，乘醉大聲道：“他也不過是白崇禧罷了，而我自是胡蘭成。”他再拿話引我，我大怒道：“你是想引我說出反對白崇禧，你聽著，我就叫一聲打倒白崇禧！”當下我只見席上凌亂，女中的體育教員，我今已忘了她的姓名，大約是個共產黨員，常時倒待我很好，今見我闖禍，她就領頭叫眾人都唱歌來掩蓋，我被用汽車送回來。
翌日下午酒醒，我記起昨晚的事，心裡很不自在，又是星期日學校裡空蕩蕩，我就去到馬孝安房裡，他臉色十分難看，發話道：“真吾介紹你我來此地教書，你今闖下這樣大禍，豈不連累於我，且你也對不起真吾。”我本來也知愧，但他這樣說，我倒是不服，而且不樂，心裡想這馬孝安，他平時的豪放何在了？我遂道：“對真吾我此刻沒有適當的話，但我必負責不致牽累到你的。”孝安兀自怨恨道：“你還不牽累我？你使我只可離開廣西了，總不能為戀飯碗把命也送掉。”到底還是真吾，他倒沒有怎樣說，雖然他亦不以我為然，而我亦不對他表示抱歉。自這回闖禍幸得無事，我就多年不曾再醉。
下學期一中仍續聘我，偏是孝安不得續聘，他真的只可離開廣西回紹興了。這馬孝安，昔年他在蕙蘭畢業，又去廈門大學讀書回來，住在杭州，用錢完全是大少爺的派頭。他研究西洋文學，做得好白話詩，舊詩亦甚艷，學王次回，卻還比王次回的好，在杭州就只飲酒游西湖，與他的愛人鍾小姐，兩人可比三潭印月，一個是潭水，一個是印在潭水裡的月亮。那鍾小姐在人前只是抿著嘴唇笑，更見得是出身名門，什麼都大有深意。馬孝安是凡接到鍾小姐的信，他臉上即刻非常正經嚴肅，這也是極應當的。但我總覺得不對，即因其太應當，而又太吃力。如此數年，到他從廣西回去後，到底離了先前的妻，與鍾小姐成其夫妻，在紹興家居，一個退化為沒落的地主，一個變得蓬頭垢面，生男育女，俗到風韻全無。禮記裡說弊盡而不見惡，他們卻這樣的經不得。
後來陳海帆亦離開桂林三中回紹興去了，就只剩下我一人在廣西，從南寧又轉到百色及柳州，教書凡五年。在那五年裡，我夙興夜寢，專門研究馬克思主義。這雖是因我年少氣盛，哀樂過人，但中華民國實亦要有一個反省，何況民間起兵開創新朝的氣運，雖經過辛亥革命，軍閥內戰，及國民革命軍北伐，尚遼遼未央，所謂人心思反。
玉鳳病死的那年我在胡村，所見景像已與我小時的大不相同，左右鄰舍都窮到連幾毛錢亦無處借，有如日暮群雞的荒愁，連社戲十番都衰歇了。有錢人如馮成奎的刻薄，闇淡驚懼於迷信，及外面紹興那樣大地方出來的新式紳士馬孝安陳海帆的藐小破落，皆使我憂傷發怒。第一，中華民國現在這樣貧弱總不是事，孟子贊大禹亦因他的功利在天下，所以馬克思主義的功利遂合了我的意。第二，那些不誠實的豪放與優雅，實在應當一掃，還有辛苦學得來的西洋東西，到底連對自身亦不能傾心相知，這時卻有個馬克思說要掃清一切霧數的感情，而且敢於平視西洋的權威東西，這就可喜。馬克思主義雖是他人的聲音在叫喊，但也激發了中華民國一代人的大志，且要重新來格物致知。
當時廣西有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禮賢下士，勵精圖治，就中白崇禧尤其是名將，志在渾定中原，招聘留俄學生為用，因此就有不少在上海失了風的共產黨員避到廣西來了，一中教員即史大林派與托洛茨基派皆有，而我是敬服托派。起先聽他們談國際問題與國內政治經濟的形勢，真叫我望塵莫及，但我且只顧從基本的書學起，後來倒也忽然一旦都追上他們了。我教的幾班學生都與我好，全校中惟有我對學生可以令出必行。我多少資助貧苦學生的學膳費，且資助他們去上海進工廠做工人運動。我還通過一中的學生指導他校的學生，要他們恢復廣西學生聯合會，惟因幾個中學生都到上海去了，此事進行得沒有成功。
但我自己什麼熱鬧都不參加，我亦不與桂林籍同事聯吟古詩，我亦不留意黨政軍要人的佳話，我亦不與左派同事合唱瓦爾珈船夫曲或國際歌。書生我原不喜，於要人我更無緣，而且許多所謂革命者我亦與之相遠。首先我就怕聽慷慨激昂的話，那其實只是激昂，卻並不慷慨，他是假意的這樣說說，已經不好，而他若認真這樣的做起來，更其不好。這樣人又往往會現實得出奇，非膽怯涕泣，即冷靜得殘酷，因其總不離神秘。我看現時這批社會的頂尖兒人物有朝一日都要被掃蕩。
但是我這個人也實可惡又可笑。一中有個女同事李文源，是廣東軍閥李揚敬的堂妹妹，北京師範大學畢業，一向在上海做共產黨員，幾番被捕，得李揚敬保釋，這回才避到廣西來的。她教初中國文，遇疑難常來問我。晚飯後天色尚早，時或幾個人出去郊原散步，到軍校附近，聽她唱國際歌。另有個男教員賀希明，也是共產黨員，在對她轉念頭，不得到手，卻猜疑她是心上有了我之故。我原也覺得李文源生得活潑倜儻，但是不甚喜她的黨員氣派，兩人說不上存有意思。那賀希明，後來事隔多年，共產軍南下後做起蘇北軍管會主任，但早先原是托派，惟我總看不起他的粗獷而用權謀。那天幾個人在賀希明房裡，他拿話試探我，我不喜道：“那李文源也不過和千萬人一樣，是個女人罷了，有什麼神秘複雜。”他又拿話激我，哄我打賭敢與李文源親嘴不敢。我明知他是想要坑陷我，偏接受他的挑戰，也給他看看人害人害不死人，除非是天要除滅人。
我當即起身到女生宿舍那邊，一直走進級主任先生李文源房裡。是時已快要打鍾吃夜飯，南國的傍晚，繁星未起，夜來香未放，亦已先有一種濃郁，李文源房裡恰像剛灑過水似的，陰潤薄明，她正洗過浴，一人獨坐，見我進來起身招呼，我卻連不答話，抱她親了一個嘴，撒手就走了。
我走後李文源還在原來的地方一動不動，怔怔的立了多時，饒她強做強，到底是女人，她不免思前想後，心裡一酸。本來也無事，只因賀希明去觸蹩腳，對她說我是為打賭，她才大怒，逕去告訴了校長。校長劉九思只是笑笑，倒是沒有說我。但我從此看不起李文源。心裡想你既告訴，你便是個沒有志氣的。如此，她氣我，我氣她，兩人變得避路而行，見了亦不交言。
賀希明還把這件事說得人人皆知。幸好學生極信我，他們不加批評。惟有潘訓育主任原已不以我為然，這回他豈肯放過我。女教員中教音樂的是省黨部書記長尹治的太太，最是個好女子，她當然亦曉得了。尚有個劉淑昭，正經派得像教會婦人，惟她非常憎惡我的無禮，我心裡卻想你也省省罷。此外還有幾位娘兒們不知背地在怎樣說我，總之我亦不睬。我對李文源這件事，說壞也壞，說好也好，但我等於吃了鳩摩羅什的一缽針。
及學期結束，我與李文源都被解聘，我轉到百色第五中學去教書。行前一日傍晚，我在房裡收拾行李，忽然李文源進來，說要同我去百色。我問你去做什麼？那裡又不聘你。她道：“我只是跟你去。”我當下一呆，只見她雖不打扮，卻盡有炎方女子的漂亮，但是這件事我倒要想想過。她是有錢人家的小姐，當然不是為了生活。翌日我邀古泳今到西江上盪舟，商量此事。古泳今也是廣東人，同事中要算他夫婦待我最好。當下他道：“你續娶應該，但李文源不宜於家室。”我回去就謝李文源，說你不宜於家室。後來我在百色，她在香港，還幾次寫信說要來。又後來是抗戰第二年我到香港，一次問起，聽說她已嫁了一位師長。
我那年二十八歲，不要戀愛，不要英雄美人，惟老婆不論好歹總得有一個，如此就娶了全慧文，是同事介紹，一見面就為定，與世人一式一樣的過日子。我除了授課，只在家用功讀書，有時惟與慧文去墟場買龍眼黃皮吃。墟場還有鷓鴣賣，一對只四毛錢。百色地方使人想起諸葛亮征南蠻，至今瘴氣尚重，我住了兩年，倒是無災無病，亦不嫌那地方小氣悶。
後來我在柳州四中亦教了兩年，還到過桂林，但我是對於風景亦不留心，對於歷史上的事亦不在意。柳州有柳宗元祠，但那柳宗元，我也當他只如街坊之人，與我無甚相干。桂林山水奇麗，然而不可以漁樵，我凡到尋常巷陌都有想要安居下來之意，但在陽朔即或有別墅，我亦不想住的。要論山水，倒是西江上游將近平馬縣的一段，舟行迴環，往往數十里不見人煙，濁浪激流，崖峽蕭森，日色半隱，皆成水氣，中有太古之心。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兩廣軍興，兵諫中央抗日。第七軍長廖磊聘我兼辦《柳州日報》，我就鼓吹發動對日抗戰，必須與民間起兵開創新朝的氣運結合，不可被利用為地方軍人對中央相爭相妥協的手段。閱二月罷兵，我在桂林被第四集團軍總司令部軍法審判，凡監禁三十三日，後來是我寫信到南寧與白崇禧，才得釋放。出獄前一晚夢見我母親，我母親是前年才去世的，我不曾回去奔喪。白崇禧且使人送來五百元路費，我遂攜家小北返了。
此番是走湖南，在漢口趁船到南京，轉上海歸胡村。這條路上有瀟湘洞庭及長江天險，古來多少豪傑，但是我連沒有發思古之幽情，亦不指點山川論用兵形勢，因為我只是個簡單的行旅之人，好像小時去杭州讀書歸來，船車上單是謹慎謙虛。而雖是現在，我亦身上一無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