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想而知,羅素認為維特根斯坦到挪威獨自生活兩年的計劃是瘋狂和錯亂的。他提出了各種反對意見,想打消維特根斯坦的念頭,但全都被置之不理:
我說那兒黑,他說他恨日光。我說那兒孤獨,他說跟聰明人說話是濫用他的心智。我說他瘋了,他說上帝留他不必做精神健全的人。(上帝一定會的。)
維特根斯坦再度動身去卑爾根前,他和羅素都覺得重要的一件事是弄一份他的工作的文字記錄:對維特根斯坦來說,是因為確信自己只有幾年(甚至幾個月)可活了;對羅素來說,是因為希望在即將到來的美國系列演講裡用上維特根斯坦的想法——還因為也覺得機不可失(他很擔心維特根斯坦在挪威的孤獨旅居期間徹底瘋掉並/或自殺)。
困難在於,由於其「藝術良心」(照羅素的說法),維特根斯坦極不願意用不完美的形式寫出自己的思想,因而——既然他尚未找到完美的表述——憎恨任何寫作。他只想向羅素口頭解釋他的想法。羅素覺得維特根斯坦的工作「不比邏輯領域已做過的任何工作差」,盡其所能地跟上維特根斯坦的解說,但最後發現這些想法太微妙了,自己一直記
不住,於是請求維特根斯坦把它們寫出來:
哼哼了好一陣子後,他說他做不到。我嚴厲地罵了他,我們大吵了一架。然後他說,他將說出和寫出一切我認為值得說出和寫出的他的論述;於是我們這麼做了,效果很不錯。但我們倆都搞得筋疲力盡,而且進展緩慢。
他沒有放棄,只因為他下定決心要「把W.的思想用鉗子拽出來,無論他疼得如何尖叫」。
最終他搞到了維特根斯坦思想的一些文字記錄,他請(到羅素屋子裡借一本書的)菲利普·喬丹的秘書在維特根斯坦講話和自己發問時作速記。這些筆記之外,還增補了維特根斯坦幾天後到伯明翰向品生特道別時口述的一份打字稿。記錄稿和打字稿一起構成了《邏輯學筆記》——維特根斯坦的第一個哲學作品。
可把這一作品視作他此前在夏天對羅素所作論述的擴展,當時他說:類型論「一定有一種適當的符號理論使之成為多餘」;類型論是提出此種理論的一種預備性嘗試。就這一作品的細節及其對羅素的批評而言,它確實很微妙。但它的基本思想之簡單則十分令人錯愕。那就是:「『A』和『A』是同一個字母」(這說法引得速記員加了個短注,「唔,這反正是對的」)。這個看上去平凡的真理引向位於《邏輯哲學論》核心處的顯示和說出的分別。想法是——在這兒還只是其雛形——類型論說的東西不能被說出,必須由一種符號體系顯示(我們看出,「A」和「A」是同一個字母,「A」和「B」是同一類型的字母,「A」與「x」、「y」和「z」是不同類型的字母)。
除了這個符號理論的雛形,《邏輯學筆記》還包含了一系列對哲學的論述,毫不含糊地表述了維特根斯坦對哲學的觀念;這觀念終其一生——至少在多數方面——沒有改變:
哲學中沒有推導:它是純粹描述性的。
哲學不給出現實的圖像。
哲學既不和科學研究一致,也不反駁科學研究。
哲學由邏輯和形而上學組成:邏輯是其基礎。
認識論是心理學的哲學。
不信任語法,是做哲學的第一個必備條件。
辭別品生特後,維特根斯坦於10月8日離開了伯明翰。「跟他分別是傷感的」,品生特寫道:
……但明年夏天他可能來英格蘭稍停(在那之前住在挪威,隨後再回到挪威),那時我將再見到他。我們的相處已亂了套,但我仍心存感激:我肯定他也一樣。
第二年夏天戰爭的爆發意味著這是他倆最後一次見面。
1913年維特根斯坦需要的(或覺得自己需要的)是孤獨。他找到了理想的地點:卑爾根北邊、松恩峽灣旁的一個叫舒登的村子。他寄宿在當地郵政官漢斯·克林恩伯格家。「我在此地幾乎碰不到人,」他寫信給羅素,「我的挪威語進步極慢。」這兩個陳述都不全對。事實上他和許多村民交朋友。柯林斯伯格一家;還有哈瓦德·德拉格尼,一家當地木箱廠廠主;安娜·勒伯尼,一個農民;阿爾納·伯斯塔德,當時是個十三歲的男學生。他的挪威語進步神速,一年之內就能與這些朋友用其母語通信。誠然,這些信裡的語言並不過於複雜或老練。但這更多源於友誼的性質,而非受限於他的挪威語水平。實際上那是他最喜歡的那種簡單、直接和扼要的信件:「親愛的路德維希,你好嗎?我們常常想到你」也許是個典型的例子。
所以他並未完全脫離跟人的接觸。但他——也許這是最重要的——離開了社會,拋開了布爾喬亞生活強加給人的義務和期待——無論是劍橋的布爾喬亞生活還是維也納的布爾喬亞生活。他對布爾喬亞生活的恐懼,部分源於這種生活強加給人的人際關係的膚淺本性,但也部分源於這個事實:面對布爾喬亞生活時,他自己的天性把一種幾乎無法忍受的衝突強加給他——必須抵抗那種生活和必須順從那種生活這兩者之間的衝突。
在舒登他能免於那種衝突;他能做自己,不用緊張可能搞煩或觸怒別人。這是一種巨大的解脫。他能夠完全專注於自己,或不如說完全專注於他的邏輯;他覺得他的邏輯和他自己實際是一回事。這一點,還有鄉村的美——對於他需要的既是放鬆也是沉思的漫長孤獨的散步而言,這鄉村的美是完美的——在他內心生出了某種歡快。這一切合起來為他的思考創造了理想的環境。也許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他毫不懷疑自己呆在正確的地方,做著正確的事;他在舒登度過的很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多產的一年。多年後他常回顧這段時間,將其視作一個他產生過一點完全屬於自己的思想的時期,在這段時間裡他甚至「孕育了思考的新樂章」。「那時我的心智正火著!」他常說。
沒幾周他就能寫信向羅素通報重要的新想法,新想法看似驚人的結果是:「整個邏輯只從一個P.P.[79][原始命題]中導出!!」
同時,羅素正竭盡全力消化《邏輯學筆記》,以便為他的哈佛演講做好準備。他在演講出版稿的前言裡說明:
在純邏輯中——這題目只在這些演講中很簡要地論及——我受惠於我的朋友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先生的極為重要、尚未出版的發現。
但他仍弄不清楚某些要點;他寄給維特根斯坦一系列問題,希望得到解釋。維特根斯坦的回答是簡潔的,大部分有幫助。但他腦子裡塞滿了新想法,實在不覺得在老地方打轉是愜意的事:「對一般不可定義項[80]作一說明?哦主啊!那太無聊了!!!改天吧!」
真的——有一天我會寫信對你談談它,如果到那時你還沒把它全搞清。(因為手稿裡完全寫清楚了,我覺得。)但眼下同一性[81]把我搞得這麼煩,我實在寫不出長一點的閒話。所有各種新的邏輯的東西像是從我心裡長出來,但我尚不能談。
身處這智性創造頂峰的興奮中時,他發覺解釋自己認為已搞清楚而且已妥為論證的要點是特別可厭的。在11月的一封信裡他試圖解釋,為什麼他認為整個邏輯得從某個單一的原始命題中導出。但羅素仍然弄不明白時他的耐心耗光了:
我請求你自己思考這些事情;我無法忍受重寫甚至第一遍時我也是懷著極度厭惡寫出的文字解釋。
儘管如此,他還是努力澄清這一要點。關鍵在於他的這個信念:若給出列出命題真值可能性的正確方法,就能表明一個邏輯命題是真是假,而無須知道構成這命題的各部分的真假。因此:「要麼在下雨要麼沒在下雨」是真的,無論「在下雨」是真還是假。類似地,我們無須知道天氣如何,就知道「既在下雨又沒在下雨」這個陳述肯定是假的。這樣的陳述是邏輯命題:第一個是重言式(總是為真),第二個是矛盾式(總是為假)。現在,如果我們有一種確定任一給定命題是重言式、還是矛盾式、或兩者皆不是的方法,那麼我們就有了一條判定所有邏輯命題的單一規則。如果在一個命題裡表述這條規則,那麼就已經表明,整個邏輯是從某個單一的(原始)命題中導出的。
只有我們承認所有邏輯命題都是重言式,這個論證才成立。這就是為什麼維特根斯坦寫給羅素的信起首是如下神諭似的宣告:
所有邏輯命題都是重言式的一般式,所有重言式的一般式都是邏輯命題。沒有別的邏輯命題。(我認為必定如此。)
他告訴羅素,「現在的大問題」是:「為了能以同一種方式辨認出每一個重言式,必須如何建構一種記號系統?這是邏輯的根本問題!」
後來他用所謂真值表方法(今日每一個邏輯本科學生都熟悉這方法)處理這問題。但此刻,漸強樂段的頂峰過去了。隨著聖誕節臨近,歡樂讓位給陰鬱,維特根斯坦重拾他的病態信念:自己活不了多久,因此有生之年什麼也發表不了。「我死之後,」他羅素,「你必須看著我的記錄冊子付印,全部素材都要在裡面。」
信的結尾是:「我常覺得自己正在變瘋。」這精神錯亂具有兩面性:從前幾個月的癲狂,轉為聖誕節臨近時的沮喪。因為聖誕節時:「我不幸必須去維也納。」沒辦法逃掉:
事實是,我母親非常想我去,非常想;如果我不去她會很傷心;她對去年的此時有很壞的記憶,我不忍心賴在外面。
還有:「回家的想法嚇壞了我」。幸好此行是短暫的,很快就會回到舒登:「在這兒獨居對我有無止境的好處,我覺得我現在不能忍受人群裡的生活。」
動身前一周他寫道:「我的一天在邏輯、吹口哨、散步和沮喪中度過」。
我對上帝發願,願我更聰明些,願我最終搞清楚一切——否則我不必再活多久!
徹底清晰,或者死——沒有中間道路。如果不能解決「全部邏輯的根本問題[82]」,他無權——至少沒有慾望——活著。不妥協。
維特根斯坦答應聖誕節回家是在妥協——跟他自己的衝動相牴觸——為了履行他感到的對母親的責任。一旦到了家,進一步的妥協是不可避免的。他已成功地注入他的邏輯的能量再一次不得不在人際關係的緊張裡散失。為了母親和其他家人扮演盡責兒子的角色時,他真正關注的事情就得被逐入地下。最糟的是,他沒有力量、也沒有清晰的意圖不這樣做:他不能允許自己做任何可能使母親很傷心的事。這種感受把他拋進致人癱瘓的迷茫之中。他被迫意識到,無論自己在邏輯領域裡怎樣接近徹底的、不妥協的清晰,在個人生活裡——在他自身之中——他還差得很遠。他在反抗和順從間徘徊,在騷動和無動於衷間徘徊。「可是」,他告訴羅素:
……我內心深處有一汪永恆的熱流,就像溫泉的底部;我一直希望來一次一勞永逸的噴發,於是我就能變成一個不同的人。
在這種狀態下他當然什麼邏輯工作也做不了。但是,經受這種折磨時,難道他不是正在對著一組同樣重要、甚至關乎邏輯的問題布下戰陣?「邏輯和倫理,」魏寧格曾寫道,「根本上是一回事,它們無非是對自己的責任。」維特根斯坦在寫給羅素的信裡應和了這一觀點;而維特根斯坦——依據他倆在劍橋時的談話——知道羅素不太可能用同樣的眼光去看:
或許你認為這種對我自己的考慮是浪費時間——但我怎麼能在是一個人之前是一個邏輯學家!最最重要的是跟自己清算!
跟他的邏輯一樣,這項關乎自身的工作只有在孤獨之中才能做到最好;他盡可能早地回了挪威。「非常難過」,他寫信給羅素,「但我又一次沒有邏輯的新消息給你」:
原因是過去幾周我過得極糟糕。(我的維也納「假期」的結果。)每天,我輪流受到一種可怕的Angst的折磨和沮喪的折磨;即便在間隙中我也筋疲力盡,無法設想做一點工作。這種恐怖超過了一切可描述的精神折磨。直到兩天前我才能在地獄的號叫之上聽到理智的聲音,我又開始工作了。也許我現在好一點了,能做出點體面的東西了。但我永遠不曾知道,感覺自己離瘋狂僅一步之遙意味著什麼。——讓我們盼望最好的結果!
回挪威時他決心畢其功於一役,擺脫自己生活裡的骯髒妥協。而且——雖然這有點像胡亂出氣——他先拿自己和羅素的關係開刀。第一炮足夠溫和——他柔和、隱蔽地責備了羅素本人的妥協傾向:
向你的美國講座致以最好的祝福!也許它起碼能給你一個比通常更有利的機會,向他們說出你的思想,而不僅僅是修剪過的、乾巴巴的結果。對於你的聽眾,那是能夠想像的最大價值——去瞭解思想的價值,而非修剪過的、乾巴巴的結果的價值。
這很難使羅素為隨後的事情做好準備。照他對奧特琳的說法,自己回信的方式「太尖銳」了。我們不知道他實際說了什麼,不過這樣設想是合理的:他對維特根斯坦就他即將進行的演講作出的刺耳評論顯出了不耐煩;他批評了維特根斯坦的完美主義(如他以前做過的那樣),也為自己情願出版不完美的作品作了辯護。
無論羅素說了什麼,反正他的話足以——以維特根斯坦目前的心態——令維特根斯坦相信和羅素斷絕一切關係的時候到了。他給羅素寫了一封信,明顯打算當成寫給羅素的最後一封信;他解釋道,他對他倆的關係想了很多,已經「得出了結論,我們確實不適合對方」:
這麼說不是想要責怪誰!無論對你或對我。但這是個事實。我們聊起特定話題時經常出現不愉快的談話。這不愉快不是緣於哪一方的壞心情,而是源於我們本性的巨大差異。我最真誠地請求你,不要認為我有任何責怪你的意思,也不要認為我想對你說教。我只想把我們的關係說說清楚,以便作出結論。——我們最近一次的爭吵也肯定不只因為你的敏感或我的不體諒。它源於更深的東西——源於這件事:你一定從我的信裡看出了我們的觀念完全不同,例如,對科學工作的價值的觀念。我在信裡那麼冗長地談那一問題,當然是我愚蠢:我本該告訴自己,那種根本差異是不能用一封信解決的。這只是許多例子中的一個。
他承認,羅素的價值判斷和他自己的價值判斷一樣好、一樣根深蒂固,但——正因如此——他們之間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友誼:
我將在我的整個一生中全心全意地感激你和忠實於你,但我不會再給你寫信,你也不會再見到我。既然我此刻再次同你和解了,我便想和平地與你分開,這樣我們就不會有一天再惹惱對方,然後也許作為敵人而分開。我對你的一切致以最好的祝願,並且請求你別忘了我,經常帶著友好的感情想起我。再見!
你永遠的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我敢說過一段時間他的情緒會變的,」把這封信拿給奧特琳看了以後羅素對她說,「我發覺自己不是為了他而在意,而只是為了邏輯的緣故而在意。」不過,「看著這封信我真的非常在意。這是我的錯——我對他太尖銳了。」
他設法在回信裡軟化了維特根斯坦永不再寫信的決心。3月3日維特根斯坦寫了信,說羅素的回信「那樣充滿了善意和友誼,我覺得我無權不回復」。然而,維特根斯坦在核心問題上仍舊堅定:「我們的爭吵並不只是外在的理由引起的,比如神經緊張或太疲勞,而是——至少在我這一方——非常根深蒂固的」:
你說我們自身不是那麼不同,你也許是對的,但我們的理想就不那麼一致了。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從未能夠、也永遠無法談論關乎我們的價值判斷的任何事而不致偽善或吵翻。我認為這是無可爭辯的;我很久以前就注意到這一點了;這一點對我是可怕的,因為它污染了我們兩人的關係;我們像是並肩站在沼澤裡。
如果他倆竟還要維續一種關係,那只能建立在一個不同的基礎之上:在那種關係中「兩人都能徹底坦誠而不會傷害對方」。他們的理想根本上不可調和,所以就沒有那種可能性。要避免偽善或爭鬥,他們只能「讓我們的關係只限於就能夠客觀確立的事實作交流,也許還可提一提我們對彼此的友好感情」:
現在你也許會說,「迄今為止,事情多少還過得去。為什麼不照樣繼續下去呢?」但對於這恆常的骯髒妥協,我實在厭煩了。我的人生到今天一直是污穢的一團糟——但真要無限期地那樣下去嗎?
於是他提出了一個方案,他覺得這一方案能讓他倆的關係在一種「更真實的基礎」上維續:
讓我們寫信給對方,談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健康等等,但讓我們在通信中迴避任何種類的價值判斷。
在以後和羅素的通信中他都按此計劃行事。他繼續署名為「你忠實的朋友」;他寫到自己的工作,描述自己的健康。但從前的那種使他倆能談論「音樂、道德和一堆邏輯以外的事」的親密感消失了。在這一破裂中倖免的智性上的同情也將徹底消失,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他倆都帶來了變化——加重和加深了他們本性差異的變化。
正如維特根斯坦在信裡一再強調的,他和羅素的差異已使他們的友誼有一年多都處於緊張狀態中——儘管羅素誤以為麻煩的起因是他們的相似。甚至,遠在維特根斯坦去挪威之前他們的哲學討論也已失去了其合作的性質。事實上,在劍橋的最後一年他根本沒有真正和羅素討論過他的想法;他只是把想法報告給羅素——彷彿是向羅素發佈邏輯通報。早在去年十一月,他寫信催摩爾來挪威討論他的工作時,他就表達了這種觀點:和劍橋的人討論他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劍橋沒有一個「尚未變得陳腐而且對這一學科真感興趣的人」:
甚至羅素——就其年齡而言他當然是最格外有生氣的——也不再適宜此事。
維特根斯坦和羅素的關係先是切斷了,隨後到了一個不再那麼親密的境地;而他向摩爾作出的表示甚至變得更決絕。摩爾對計議中的挪威之行有點拖拉,可能正在後悔自己竟然答應了。但維特根斯坦的要求不容拒絕:「你必須學期一結束就過來」,他在2月18日寫道:
我盼望你的到來,這盼望無法訴諸言語!「邏輯」[83]和其他事把我煩死了。但我希望自己在你到來之前不會死掉,那樣的話我們就不能談很多了。
「邏輯」大概指維特根斯坦那時在寫的一份稿子,他打算拿給摩爾看,想憑之申請學士學位。三月份他寫道:「現在我認為,《邏輯》肯定很接近完成了,如果不是已經完成了的話。」雖然摩爾此時有了一個新借口——要留在劍橋寫一篇論文——但維特根斯坦不接受:
究竟為什麼你不能在這兒寫你的論文?你會有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看得到壯麗風景的起居室,我會讓你愛自個呆多久就自個呆多久(事實上呆一整天也行,若必要的話)。另一方面,只要我們都想我們就能隨時見到對方。我們甚至能談談你的工作(那也許會是有趣的)。或者你真需要有那麼多書?你看——我有大量的事要做,所以一點不會妨礙到你。一定搭那趟17號從紐卡斯爾啟程19號到卑爾根的船,到這兒來做你的工作(由於我會阻撓你過多地重複自己,我甚至可能對你的工作有好的影響)。
摩爾最終克服了不情願——他不情願面對旅途的艱苦,也不情願面對更加使他畏縮的和維特根斯坦獨處的前景——答應前往。他於3月24日動身去卑爾根,兩天後維特根斯坦在卑爾根接到了他。他的來訪持續了兩星期,每天晚上都進行「討論」,其形式是維特根斯坦說、他聽(「他討論」,摩爾在日記裡抱怨)。
4月1日維特根斯坦開始向摩爾口述一系列邏輯論述。無論這些論述構成了此前提到的「邏輯」的全部、抑或只是其選集,我們至少可以假定它們涵蓋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它們的中心觀點是斷然地堅持說出和顯示的區分;在前一年向羅素口述的筆記裡,這種區分只是暗含著的。摩爾筆記的開頭是:
邏輯的所謂命題顯示語言的邏輯性質,因而顯示宇宙的邏輯性質,但什麼都不說出。
這筆記勾勒出,這一區分如何做到了他先前告訴羅素必須做到的事:表明類型論之多餘的一種符號理論。存在不同類型的東西(對像、事實、關係等等),但這一點不能被說出,而是由存在著不同類型的符號顯示出,而符號類型之不同則能被即刻看出。
維特根斯坦將此成果視作自己先前向羅素口述的筆記的一個可觀進展,這也是——至少暫時是——他對這一題目的最終論述。他寫信催促羅素讀摩爾的筆記。「我現在再次陷入枯竭的狀態,既不能做任何工作,也不能解釋自己以前做過的工作」:
不過,摩爾在我這裡時我對他詳細解釋過了,他作了各種記錄。所以你最好從他那裡盡力發掘。裡面的許多東西是新的——完全理解它的最好辦法是你自己讀摩爾的記錄。可能得過一段時間我才能做出進一步的東西。
回到劍橋後,摩爾——按照維特根斯坦的指示——去詢問《邏輯》可否當學士論文。他就此事徵詢了W.M.弗萊徹(維特根斯坦在三一學院的輔導員)的意見;他得知,根據管理此類論文的規章,維特根斯坦的工作照現在這副樣子不符合條件。論文需要包含一篇序言,一些註釋:說明其資料的來源,指明作者自認為論文的哪些部分是原創性的,哪些部分參照了他人的成果。
摩爾隨之寫信向維特根斯坦說明情況。維特根斯坦勃然大怒。他的工作——「哲學的下一大步」——沒有資格獲授一個學士學位!?只是因為沒有裹上本科生學業的慣常行頭!這超出了底線。必須明珠暗投已經夠糟了,被駁回則是不可容忍的。5月7日,他在一封寫給摩爾的猛烈譏諷的信裡發洩了自己的情緒;這封信暫時把他同摩爾的友誼和獲得劍橋學位的希望都葬送了:
親愛的摩爾,
你的信惹惱了我。我寫《邏輯》時沒有查閱規章,因此我認為,如果你不過多查閱規章便給我學位,那不過是公平起見!至於序言和註釋,我認為我的審查人很容易看出我從鮑桑葵[84]那裡抄襲了多少——如果我不值得你為我甚至在一些愚蠢的細節上破一次格,那我最好直接下地獄;如果我值得,你卻不去做那麼——憑著上帝之手——你會去那兒。
整個事情太愚蠢了,太禽獸了,寫不下去了所以——
L.W.
對摩爾的攻擊是沒道理的:制定規章的不是他,執行規章也不是他的職責——他只是告知維特根斯坦規章和其論文間的形勢。此外他不習慣聽到這種風格的語言,這封信的口氣令他深感不安。他為這種不公甚感震驚,其猛烈的程度竟使他的身體感到不適。他的5月11日到15日的日記說明,收到信數天後他仍舊為了這一擊昏眩著。他沒回信。
大約兩個月之後的6月3日,摩爾收到了一封較為友好、幾乎是悔罪的信,那是維特根斯坦從挪威到維也納過夏天後寫的,但他也沒有回信。
親愛的摩爾,
離開舒登前整理文件時,我瞥見了你的那封曾令我那般狂野的信。再次細讀之下,我發覺自己可能沒有充分的理由寫那樣的信給你。(但不是說現在我有點喜歡你的信了。)但至少我的怒火已冷卻了,我還是情願再和你做朋友。我認為我現在這樣做已夠費勁的了,因為我不會給許多人寫這種話;如果你不回這封信,我不會再給你寫信。
「我覺得不會回信,」摩爾在日記裡寫,「因為我確實不想再見到他。」隨後的數年裡他的決心有幾回幾乎動搖了。和羅素或德斯蒙德·麥卡錫談話時維特根斯坦的名字會被提到;每一次他都懷疑自己不回信是否正確。但即便維特根斯坦(間接地通過品生特)懇求他再聯繫,他也沒有那樣做;直到維特根斯坦1929年回到劍橋,和他碰巧在火車上碰面,他倆的絕交才得以修復。但這些年裡有關維特根斯坦的念頭一直纏繞著摩爾,他竟考慮寫一部專門的日記:「我對維特根斯坦的感受」。
如我們所見,摩爾來過後維特根斯坦再次陷入了枯竭。因為暫時不能做進一步的邏輯工作,他轉而專心建造一所小房子,地點在松恩峽灣邊上,離他的村子約一英里遠。他打算把這所房子當一處有點兒永久性的住所——至少是他最終解決所有邏輯根本問題之前的住處。但7月份他為了避開挪威的旅遊季回維也納時房子還沒完工。他打算只離開一個夏天,這段時間裡先去奧地利的家人那兒,再和品生特去度假。但直到1921年夏天他才回到挪威,那時邏輯的根本問題已經——至少暫時地——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