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德的父親：上帝之眼永遠注視著我們。
——《罪與錯》
史提格：《罪與錯》的劇本是你在歐洲旅行時寫的，是嗎？
伍迪：沒錯，但就像我之前說過的：真正困難的部分在於寫作之前的構思，一旦準備好，其餘的就很簡單了。我能在任何地方寫作，我進一家賓館，用賓館裡的信紙寫上幾頁，然後去另一個城市的時候我再用信紙寫一些，這就是我寫劇本的方式，因為真正困難的部分在之前已經完成了。
史提格：《罪與錯》在很多層面上都富有深意，某種程度上還令人聯想到浪漫主義文學那種打破體裁約束的風格。劇情片、喜劇片還有風俗喜劇都一同在這部電影裡呈現了。
伍迪：沒錯，我稱自己的某些電影為「小說電影」，《罪與錯》就是其中之一。人物之間是彼此獨立的，故事之間也是獨立的，有一些是幽默的，另一些則帶有哲理意味，關鍵在於同時呈現所有這些故事，讓你能夠跟隨不同的情節進展，而不會感到無聊。
史提格：你欣賞的文學作品也具有這樣的特點嗎？
伍迪：是的，比如托爾斯泰的小說就是這種風格的極致，小說的敘事結構非常巧妙。
史提格：有人把浪漫主義定義為混亂和情慾的混合物，這一點在你的電影中也有體現。
伍迪：是的，「混亂和情慾」……我的確認為《漢娜姐妹》和《罪與錯》中混合了這兩點，但這也是劇作家的標準戲碼。混亂要麼是激動人心的，要麼是引人發笑的，而情慾本身就是讓人神魂顛倒的，因此結合起來就十分巧妙。如果只有混亂，很有可能變成一場鬧劇，如果只有情慾，我也不知道那會變成一個怎樣的故事，但兩者結合之後卻是恰如其分的。
史提格：《罪與錯》也可以定義為一部存在主義電影，因為它包含了一些存在主義的常見主題，包括對人生和世界的看法。
伍迪：對，那是我唯一感興趣的主題。當代哲學從劇作家的角度來看很難是有趣的，但克爾凱郭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處的那個探討存在主義的時代為劇作家提供了天然的素材。關於存在主義的文學和戲劇作品往往非常有意思，而從語言哲學延伸出來的戲劇就沒那麼有趣了。
史提格：當你塑造哲學家路易斯·利維這個人物時，是以某個認識的人為原型的嗎？
伍迪：很有趣的是，有人跟我提過普裡莫·萊維101，因為連名字都太像了，但他真的不是我的靈感來源。我很久以前就想過一個存在主義式的謀殺故事，講一位大學教授自殺了，但我發現按照他的哲學理念是不可能自殺的，他的哲學絕不會令他產生自殺的念頭，最後我終於證明了這是一樁謀殺案。令我感興趣的是如何依據一個人的一生來排除他自殺的可能性。
史提格：第一次看這部電影的時候我覺得路易斯·利維的部分像是一部紀錄片，他彷彿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
伍迪：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確實是一個真實的人，飾演路易斯·利維的演員本身就是一位精神分析學家。
史提格：你曾經提到過一本對你影響很大的書，恩斯特·貝克爾的《拒斥死亡》，你似乎對死亡這一主題非常感興趣。
伍迪：是的。
史提格：這在《罪與錯》中尤為突出，死亡幾乎是串聯全片的主題。
伍迪：沒錯，死亡以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還有一些特定的道德問題。
史提格：你在其他作品中也涉及過相同的主題，你的短劇《死神攤牌》和獨幕劇《死亡》探討的也是死亡，後來的《影與霧》也是。
伍迪：沒錯，死亡確實是一個經典主題。伯格曼通過《第七封印》完美詮釋了死亡這個主題，我也一直希望能夠找到一個恰切的隱喻來表達我對死亡的看法和感受，但一直沒有找到比伯格曼更好的方式。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了，因為他已經找到了終極的、戲劇性的詮釋方式。我最接近伯格曼的一部作品是《影與霧》，但他的隱喻是我難以望其項背的，他太一針見血。
史提格：你需要借助隱喻嗎？在《罪與錯》這部電影中你非常嚴肅地呈現了死亡這個主題，而沒有借助任何隱喻。
伍迪：你說的沒錯，這是一個現實主義的故事，但某種程度上我也很想呈現一個詩意的段落。我更傾向於用詩歌式的而不是散文式的呈現方式，在銀幕上這兩種表現方式是涇渭分明的。《假面》和《第七封印》是詩意的，而約翰·休斯頓的電影是散文式的，屬於那種美妙的散文。但你偶爾也能發現那種看上去是散文式，而事實上是詩歌式的電影，比如《偷自行車的人》看上去是那麼現實主義的一個故事，卻又超出了現實。但我並不認為讓·雷諾阿的電影屬於此類，《大幻影》和《遊戲規則》在我看來並不是詩意的，我認為它們屬於偉大的現實主義電影，就像休斯頓的電影一樣，但伯格曼的電影通常是詩意的。我得好好想一想……他有沒有哪一部電影是不詩意的。
史提格：比如《婚姻生活》。
伍迪：是的，那可以算。他早期的一些作品就像那種很棒的好萊塢電影。伯格曼早期的喜劇片和愛情片都像是好萊塢生產的電影，但是最優秀的那種好萊塢電影！
史提格：沒錯，他的早期作品可以說是散文式的，但之後的電影就很少見那種散文式的了。
伍迪：是的，他與哈里特·安德森合作之後就不見那種散文式的電影了。
史提格：沒錯，《不良少女莫妮卡》是散文式的，但一年之後的《小丑之夜》就成了詩歌式的。
伍迪：甚至從《不良少女莫妮卡》開始就有了一些詩意的特質，尤其是電影的開頭和結尾，那並不是現實主義的，已經發生了一絲微妙的轉變，從那以後他的作品就轉入了詩意的風格。
史提格：所以你希望再次通過詩意的方式來處理死亡這一主題？
伍迪：我在《影與霧》裡已經嘗試過，但……沒錯，我還是願意再嘗試一次。首先，所謂的存在主義主題——這已經成為一個令人厭煩的名詞了——對我來說是唯一值得探討的主題，其他的主題都沒有達到這種深度。你可以追求那些有趣的事物，但對我來說那不夠深刻。我想不到有什麼比存在和靈魂更深刻的主題，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俄國小說家更偉大。像福樓拜這樣的巨匠，他顯然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深諳技藝之道，但他的作品永遠無法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那樣偉大，在我看來就是如此。人們經常避免做價值判斷，但我恰恰相反，因為我覺得價值判斷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必須的。也許有人會說：「比起卡夫卡和司湯達我更喜歡福樓拜。」但我並不同意，我只是覺得如果你想發掘自己的最大潛能，你就必須追求最高層次的東西，對我來說就是靈魂和存在的領域。無論是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還是詩意的表現手法，都不是問題。但詩意的手法更吸引我，比如像《冷血》102這樣的電影，就是純粹的存在主義電影。一個小鎮上突然發生了殘酷的事情，每個人的生活都發生了巨變，它處理的手法是現實主義的，小說和電影都非常引人入勝。但我更喜歡詩意的表現方式，《審判》103就是一個很棒的素材，這些存在主義的、深刻的感受，包括直覺和想法，都能夠用詩意的方式呈現出來，對導演來說很有誘惑力。
史提格：之前我提到過浪漫主義文學與《罪與錯》之間的關聯。華茲華斯在他的戲劇《邊民》裡塑造的人物可以被視為第一位存在主義者，這個人的行為不僅顯示了他獨特的自我與他的自制，還樹立了他自己的價值標準。這一點與你電影中的裘德有著相似之處。
伍迪：毫無疑問，他也有屬於他的價值標準。在我們生活的世界裡，只要你不懲罰你自己，就沒有人能懲罰你。裘德是那種會在關鍵時刻選擇權宜之計，然後逃之夭夭的人，可以預料他後來的生活非常幸福。只要他不懲罰他自己，就能洗脫這一切。就好像在裘德父母家餐桌上的那場關於納粹的對話中說的那樣，我們只是碰巧贏了那場戰爭，如果我們輸了，歷史可能變成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形態。
史提格：怎麼會想到給主角起名為「猶大」104？
伍迪：我覺得這樣一來就有了《聖經》的智性意味，能夠加重角色的份量，讓他更像是一個道貌岸然的人物，我希望達到這種效果。
史提格：相較於你的其他作品，《罪與錯》中的猶太教背景表現得更為明顯。
伍迪：裘德的問題與宗教教義和宗教信仰之間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但我唯一可以比較確切地加以描寫的宗教就是猶太教，我對基督教缺少具體生動的瞭解。
史提格：令我十分震驚的一場戲是裘德與那位猶太教士的一次談話，當裘德告訴他自己謀殺了多洛蕾絲的時候，猶太教士的反應為什麼一點都不強烈？
伍迪：是打雷的時候他們在書房裡的那次談話嗎？
史提格：是的。
伍迪：猶太教士並沒有真的出現在那個房間裡，那是裘德幻想出來的場景。他只是利用教士和自己進行想像中的對話。
史提格：這部電影的另一個主題是眼睛與視覺。不僅猶太教士失明了，多洛蕾絲被謀殺之後也徹底瞎了。裘德到她的公寓去看她屍體時，有一個非常突兀的臉部特寫，然後他合上了她的眼睛。眼睛和視覺在整部影片中不斷地被提及，這是不是你想要表現的主題之一？
伍迪：眼睛是一個隱喻。裘德是一位眼科醫生，一方面他救助病人，但另一方面又策劃著謀殺，而且他並沒有認清他自己。雖然他的生理視力是健康的，但他的靈魂視力、道德視力並不是。猶太教士雖然看不見現實生活中的東西，但他超越了現實，因為他擁有靈魂。《罪與錯》是關於靈魂盲者的電影，他們看不到他人眼中的自己，也看不到是非。這就是一個強烈的隱喻。
史提格：的確是這樣，後來電影中的紀錄片導演克裡夫就通過鏡頭看見了自己，還有他妹夫萊斯特，儘管我們從來沒有見過攝影機之外的他。
伍迪：沒錯，萊斯特根本不知道克裡夫是怎麼看他的。在他的想像中，我飾演的克裡夫是透過攝像機以一種完全不同的角度看他的。
史提格：眼睛的話題貫穿了整部電影。在謀殺的那場戲之後，有一段關於裘德和多洛蕾絲的閃回片段。她對他說：「我媽媽一直告訴我眼睛是心靈的窗戶，你覺得呢？」他回答說他並不相信。
伍迪：是的。
史提格：對於如此沉重又反覆出現的主題，你在創作劇本時是怎麼構思的？是有意識地引入這一主題，還是寫作過程中的自然流露？
伍迪：出於直覺。我不會刻意提醒自己，寫作的時候靈感自會浮現出來，到了恰當的時機，就很自然地躍然紙上了。
史提格：剛開始寫劇本的時候你就知道眼睛會是主題之一嗎？
伍迪：沒錯，我知道我會用到這個主題。剛開始寫劇本的時候我就設定了裘德是一位眼科醫生。在那之前我就想過要有一個眼睛的隱喻，可以算是最初的靈感吧。之後，影片開始的時候他得了獎，我在寫他的得獎演說時突然意識到這是個值得挖掘的隱喻，於是就繼續下去了。
史提格：你讓馬丁·蘭道飾演裘德這一角色，我認為他詮釋得非常出色。雖然他演技一直不錯，但按照好萊塢的標準還從來沒有擔任過主角。他出演過不少重要的配角，比如在《罪與錯》之前他出演了弗朗西斯·科波拉的《創業先鋒》。你是怎麼想到要找他來出演主角的？
伍迪：當時我根本找不到人，很難在美國戲劇界找到這樣的演員，畢竟這裡不是英國。總之當時怎麼也找不到適合裘德這個角色的演員，但我發現馬丁·蘭道在《創業先鋒》中的表演非常出色，科波拉像是激發出了他的潛能，他們配合得非常默契。是科波拉預見了馬丁的過人之處，為他拓寬了戲路，因此我並不是伯樂，我只是因為看了弗朗西斯的電影，馬丁·蘭道的表演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茱莉葉·泰勒向我推薦了他，因此我們請他來了紐約。原本是打算讓他出演傑裡·奧爾巴赫的角色，他讀了劇本後答應出演。後來我們又想讓他試試看另一個角色，因為我們根本找不到其他人，他又恰好在紐約，因此請他朗讀了劇本，沒想到他對裘德這個人物更感興趣，他說「這個人物真的很有深意」。他念台詞的時候渾然天成，這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所有我合作過的演員裡，他最符合我的設想。他的習語和口語，他的音調變化，全都恰如其分。在所有試念台詞的人中，他（伍迪打了一記響指）每一次都能把握準確，從來不會誤解台詞的意思。雖然我合作過很多才華橫溢的演員，但只有他與我創作時的感覺完全吻合。這種驚人的一致性就好像馬丁·蘭道是我的鄰居，只和我相隔幾個街區，從小長大的方式與我完全一樣，周圍人的說話方式也一樣。他一下子就理解了我的意思，彷彿每一個細微的部分都刻進了他的靈魂，因此與他合作非常輕鬆。
史提格：那麼安傑麗卡·休斯頓呢？《曼哈頓謀殺疑案》中你們也有過合作，但《罪與錯》是她第一次出演你的電影。
伍迪：我希望找一個身材高大、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演員。安傑麗卡是很出色的演員，但我以為她不會答應出演這個角色，畢竟不是主角，況且還被謀殺了，但沒想到她竟然答應了。她完美地詮釋了這個角色，這是其他演員做不到的。而且她看起來也非常適合這個角色，她盤著頭髮拎著東西走進來，她的語氣，她的憤怒，還有她的體態，她的氣質當中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瘋狂和慍怒，非常適合這個角色。
史提格：影片中最精彩的一些場景是馬丁·蘭道和安傑麗卡·休斯頓之間的對手戲，就在多洛蕾絲的公寓裡。他們的演技棒極了，因為公寓很小，所以演員的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限的。那是一間真實存在的公寓嗎？你還記得這些場景是如何佈置和準備的嗎？
伍迪：沒錯，的確有那麼一間公寓。因為這些年我拍了很多長鏡頭，所以在如何處理場景、怎樣營造效果、需要避免什麼這些問題上經驗豐富。其實關鍵在於精確的走位，密切關注演員和鏡頭的移動，確保演員在恰當的時間走到恰當的位置。有些時候演員不需要出現在鏡頭裡，那就不必擔心這一點。這都是你必須要瞭解的。你要有感覺，知道什麼時候演員不在鏡頭裡也不要緊，當他們最重要、最具感染力的台詞出現的時候，鏡頭不在他們身上甚至會有更好的效果。你必須設計好這一切，演員什麼時候出現，什麼時候是近景，什麼時候是遠景，這一點費時費心，但我就是這麼做的。我會一大早就到拍攝點，那時演員還沒有到，我和卡洛開始思考著如何設計走位，之後他會設好總體的打光。然後我把演員帶進來，告訴他們如何走位。我合作的演員對這一點都沒有異議。當然，我們會對之前設計失誤的地方做一些調整。就這樣耗了很長時間，拍攝工作終於開始，但一下子就拍了很多頁劇本，所以說之前的準備工作並不是浪費時間。有時候我和斯文、卡洛或是戈登·威利斯研究了一整天，直到下午五點還沒有開拍，我們花一整天的功夫設計和佈置，然後從五點鐘開始拍，十分鐘就拍完了七頁對白，從電影製作的角度來看，這一天的工作就是非常成功的。
史提格：你喜歡像這樣把場景設定在一個受限制的狹小空間嗎？比如你與安傑麗卡·休斯頓在這間極其侷促的公寓裡合作的那場戲，事實上那裡根本容不下旁觀者，因為實在太小了。在這樣一個受限的空間裡工作對你來說是不是算得上一種挑戰？
伍迪：算不上。我希望她的公寓給人一種真實感，這一點非常重要。只要角色需要一間這樣的小公寓，我就會找一間這樣的，這是角色需要。卡洛會有所抱怨，但我也沒辦法，偶爾有幾次卡洛看了我挑的場地後說：「不，我沒法在這兒拍，這太過分了。」這樣的話我就不用這個場地，試著找其他相似的公寓，可能找一個帶平台的，可以用來放他的燈具。但總的來說，戈登、斯文和卡洛都很擅長在小空間裡拍攝。
史提格：這部電影中有一場非常引人注意的戲，就是在多洛蕾絲被殺之後。這場戲有好幾個鏡頭完全集中在裘德身上，他在洗手間的時候有一個鏡頭是他注視著鏡中那張略微有些變形的臉。你還記得當時是怎麼想到這個蒙太奇段落的嗎？
伍迪：我的想法是，當裘德的弟弟打電話告訴他謀殺已經完成的時候，他的人生就發生了不可逆轉的改變。他逐漸地體會到了這一點，也經歷了解脫和恐懼的複雜糾結的情感過程。當他和一群人同時坐在客廳的時候，他好像身處另一個世界。人們談論著瑣碎的俗事，而他意識到自己必須回到情人那裡，然後他馬上就感覺到了焦慮和恐懼。他在家中維持著表面的鎮定，但內心卻經歷著翻天覆地的劇變。我關注的是他的心理狀態。
史提格：的確，你帶著觀眾一起走進了裘德的內心世界。《罪與錯》與你的大多數電影一樣有著非常快的敘事節奏，但是在這個場景中得到了暫時的喘息。
伍迪：沒錯，因為這個時刻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所以需要暫停一下。這時人物內心的衝突太重要了，因為他剛做了一件那麼可怕的事情。
史提格：我們之前談到過吉娜·羅蘭茲在《另一個女人》中的一些特寫鏡頭，在這部電影中也有不少馬丁·蘭道的特寫。
伍迪：是的，因為馬丁的矛盾衝突和吉娜一樣是產生於內心深處的，所以最好的表現方式就是從一個相對近的距離去尋找蛛絲馬跡，因為你永遠無法深入一個人的心靈。
史提格：你還記得裘德發現倒在地上的多洛蕾絲的那場戲是怎麼設計的嗎？整個場景非常具有表現力：先是他的臉部特寫，然後鏡頭移動到他的鞋，之後是地面上她的臉部特寫，他顯然在這時蹲了下來，因為鏡頭轉過來時又是他的臉部特寫。
伍迪：我記得非常清楚，我希望在這個場景呈現一種流動感，因為那個時刻必須是詩意的、沉思的，所以每個細節都不能破壞那種情緒。我試著讓他進入某種出神的狀態，所以鏡頭也是那樣移動的，慢慢地帶你進入他的內心世界，而不至於用某個唐突的畫面打破那種節奏。
史提格：你在那場謀殺戲中用了舒伯特的四重奏作為背景音樂，怎麼會想到用這首曲子？
伍迪：這就和《曼哈頓》的配樂一樣。很多年前我就喜歡這首曲子，在寫《罪與錯》之前我就覺得「這首曲子氣氛緊張，彷彿在預示著什麼」。因此在為這場戲配樂的時候，我立刻就想到了舒伯特。
史提格：多洛蕾絲打開房門的那一刻正好是樂曲的高潮。
伍迪：是的，絃樂充滿了緊張感。那首曲子真的非常美妙。
史提格：另一個在電影中頻頻出現的主題是金錢。比如多洛蕾絲的敲詐勒索、關於出錢雇殺手的討論，還有窮困潦倒的克裡夫與他有錢有勢的妹夫萊斯特之間的對比等等。你對金錢的態度是怎樣的，不拘小節還是會精打細算？
伍迪：我從來不考慮錢的問題。我非常大方，從來不考慮那些，我只關心我的工作。如果你問我想不想變得非常有錢，我會說我想。我當然願意變得極度富有，但我永遠不會為了賺錢去拍電影或者寫劇本。如果有人請我出演某部電影，答應給我很多錢，即使那是部很蠢的電影，我也會答應演，我不在乎。但對於我自己的工作，我從來都不是為了錢。在這部電影中我是想諷刺那些用金錢、名譽以及物質獎賞來標榜的成功，這與擁有一顆善良的心是無關的。但是社會上只認可這種成功。沒有人在乎萊斯特其實是一個傻瓜，因為他成功，所以他們請他去大學開講座，給他頒獎，像哈莉這樣的女人最後也愛上了他。而對於克裡夫，根本沒有人在乎他的初衷是不是好的，當我拍完一部電影，我可以拍拍胸脯說：「瞧，我的初衷是好的呀。」沒有人在乎這個，他們只買贏家的賬，而勝負是根據名利和物質上的富有來衡量的。
史提格：從電影一開始我們就透過克裡夫的眼睛看穿了萊斯特的本質：一個小丑、狂妄自負的野心家。但之後你又試圖糾正我們對他的看法，呈現了他的另一面，比如有一個場景是克裡夫在餐桌上引用了艾米莉·狄金森的一句詩，萊斯特馬上接了後半句。
伍迪：是的，因為他並不笨。我們都遇到過萊斯特這樣的人，他們不是那種什麼都不懂突然中了大獎的人，他們受過教育，也非常聰明，但他們的價值觀很膚淺。這類人自視甚高，不幸的是電影中的每一個人也都把他看得很重要，但他的確不是一個壞人。
史提格：他們引用的那首艾米莉·狄金森的詩也是關於死亡的，我想應該不是出於巧合吧。
伍迪：是「我不能為死神停留，因此他和藹地為我駐足」這句吧？的確，這是首美妙的詩，我在《情懷九月天》裡也引用過，但後來沒有用上。但薩姆沒有念這首詩，而是第一版裡飾演那個角色的克裡斯托弗·沃肯念的。
史提格：與你的其他電影相比，《罪與錯》中出現的其他電影的片段具有更強烈的暗示意味。比如引用了一段希區柯克的《史密斯夫婦》中卡洛·朗白和羅伯特·蒙哥馬利的一場爭吵戲，她對他說她把自己最好的年華都給了他。這個片段是緊接在馬丁·蘭道和安傑麗卡·休斯頓的爭吵戲之後的。之後你又引用了《謀殺，他說》105中的片段。
伍迪：是的，這之間有著直接的聯繫。因為電影的主題之一是關於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差異，包括現實中的人生、電影中的人生，還有幻想中的人生。在現實生活中，崇高的追求是無意義的，只有成功才算數。人們謀殺他人，然後逃之夭夭，躲避懲罰，而好人卻雙目失明。幻想的人生是人們逃避現實的去處，與現實生活是平行並存的關係。蓓蒂·赫頓在銀幕上唱著「謀殺，他說」，最後謀殺真的發生了，但很遺憾，虛構和現實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
史提格：你在影片的最後探討了這個問題。你和馬丁·蘭道在婚禮上相遇的那場戲中，他給你講了一個完美的謀殺故事，然後你問他：「這是電影情節嗎？」他說這是發生在他朋友身上的真實事件。你通過這個場景總結了那些經典電影段落的影射。
伍迪：沒錯，儘管我飾演的角色總是在幻想世界中思考問題，但事實上這是一個真實的世界。我的角色只會探討電影中的情節，好像這些都不會在現實中發生，但其實是會發生的。
史提格：你飾演的克裡夫總是和他的侄女一起去布利克街的電影院看電影，很可惜那家電影院現在已經關閉了。你很喜歡這家電影院嗎？
伍迪：曾經是的，我喜歡那裡出於兩個原因，首先它是一座非常漂亮的電影院，其次是因為那裡總是放映特別棒的電影。我經常去那兒看電影，那裡經常會放安東尼奧尼、特呂弗和奧森·威爾斯這些導演的作品。
史提格：克裡夫在片中說他感到對侄女有一種特殊的責任，因為他在她父親生病時答應他，一定會盡可能給她最好的教育。那些下午場電影在你看來就是最好的教育嗎？
伍迪：是的，對我來說教育並不一定是學術課程，還有一些別的東西可以學習，文化教育和電影教育就是其中之一，此外還有釣魚和網球。
史提格：克裡夫還建議她的侄女不要聽學校老師講的話，而應該看清他們究竟是什麼樣子的人。
伍迪：沒錯，因為他們整天就是說啊說啊說，而當你看著他們的時候——至少我在學校裡遇到的那些人是這樣——他們就是一副嚴肅而又苦大仇深的樣子。通過觀察，你就能瞭解他們過著怎樣的人生，擁有怎樣的價值觀，這種蘇格拉底式的方法可以讓你看到更多的東西。
史提格：電影中另一個經常探討的問題是兩性之間的戀愛關係。在你放給米亞·法羅飾演的哈莉觀看的一段採訪紀錄片中，那個哲學家路易斯·利維說道：「我們墜入愛河的時候會面臨一種矛盾，這種矛盾就在於，一旦我們愛上某個人，就會重新找回所有那些我們在小時候喜歡過的人的痕跡。我們試圖回到過去，同時又試圖重新定義過去。」這也是你的觀點嗎？
伍迪：是的，我認為的確是這樣。我們一輩子都在做同樣的事情，那就是不斷地回溯到過去修正我們的問題。
史提格：猶太教士本顯然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他在片中說「如果感覺不到一個包含了真正的意義、寬恕以及至高無上的力量的道德體系的存在，我就沒法活下去」。
伍迪：我對本的看法是，一方面他在生理上失明之前就已經瞎了，這麼說是因為他看不見真實的世界，但他又擁有著最幸運的一點特質，那就是他的宗教信仰。他的信仰並不是虛偽的，他真誠地信仰著他說的那些東西，所以即使是面對最大的不幸，他也不至於崩潰。儘管他失明了，但他依然愛每一個人，愛這個世界，愛生活，愛他的女兒。裘德的父親也是有信仰之人。他們對上帝有著真正的信念，這使他們能夠渡過一切逆境，因為在信仰面前，最大的不幸也是能夠克服的。但作為作者，我認為本是盲目的，因為他看不見真實的世界，雖然他很幸運能夠擁有一份純真。
史提格：薩姆·沃特森的表演也的確傳達出了這一點。
伍迪：沒錯，因為他是一個很棒的演員。
史提格：所以你才選擇以本和他女兒在婚禮上跳舞作為電影的結尾嗎？
伍迪：是的，因為我覺得他是電影裡少數幾個成功的人。克裡夫失敗了，萊斯特還是那個自大狂，裘德擺脫了謀殺的陰影，而利維博士自殺了。每個人的人生都那麼艱難，幾乎每個人都經歷著挫折。但本熬過了這一切，是信仰讓他渡過了這一切，這種信仰超越了世間男女哪怕最漫長持久的愛，因為到頭來總有一個人要先死的，而信仰包含著靈魂的屬性。所以除非你擁有一種強烈的精神上的寄托，否則度過這一生是非常艱難的。本是唯一捱過這一切的人，即使他並不真的明白現實生活是怎麼一回事。也許有人會說他比其他人都更深刻地瞭解現實，但我個人並不這麼認為，所以我讓這個角色失明了。我感到他的信仰是盲目的，雖然這種信仰能使你熬過這一切，但它要求你必須閉上眼睛。
史提格：你本人的宗教信仰是怎樣的？和一般人一樣嗎？
伍迪：更糟。我認為宇宙充其量是冷漠的，這是最樂觀的估計！漢娜·阿倫特討論過平庸之惡，宇宙在這個意義上也是平庸的，正因為這種平庸，所以才有了惡。並不是魔鬼式的惡，而是平庸的惡，它的惡在於它的平庸和它的冷漠。如果你走在街上，看到那些無家可歸的人，卻對他們的苦難漠不關心，那麼你就是惡的。冷漠在我看來等同於邪惡。
史提格：片中的路易斯·利維說過這樣一句話：「宇宙是個冰冷的地方，而我們卻為之付出真情。」
伍迪：沒錯，所以說是我們自己創造了一個虛幻的世界，然後活在這個虛幻世界裡。舉個淺顯易懂的例子就是體育運動，比如說人類創造出一個足球的世界，你在這個世界中迷失，沉浸在無意義的事情上，諸如誰進的球最多等等，人們沉溺其中，認為誰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事實上你後退一步就能清楚地發現，誰贏誰輸根本就不重要，毫無意義。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我們為自己打造一個世界，事實上根本沒任何意義，但製造出這種彷彿有意義的感覺又是很重要的，否則我們就感受不到任何意義。
史提格：之前你提到無家可歸的人，紐約街頭充滿了數量驚人的流浪者，就好像走在某個第三世界國家的街頭一樣。你是否認為美國以及美國人對社會政治和人文價值的態度正變得越來越冷漠？
伍迪：我不知道美國人是不是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冷漠，這從來都不是一個國民性的特質。有一些美國人是冷漠的，也有很多美國人非常關心索馬裡地區的人以及那些無家可歸者。總的來說，這些年美國在很多方面一直都是一個非常慷慨的國家，但也做了許多麻木不仁的、可怕的事情，不過那些事情被抵消了。每一個國家都做過好事，也都幹過壞事，所以我並不認為存在哪一個國家比其他國家更糟。除非你指的是病態的法西斯主義，那已經不單單是一種政治運動了。
史提格：在《罪與錯》的最後，裘德究竟有沒有解決他在道德上的兩難處境？
伍迪：解決？沒有！這對他來說根本不是一個巨大的道德難題。當他的弟弟建議他謀殺多洛蕾絲的時候，他的第一反應出於社會環境的影響的確是猶豫的，但短短幾分鐘之後，在他弟弟離開之前，他就已經在考慮這件事了。他說「好吧，也許我是該考慮一下這個問題」。而他所謂的考慮就是不斷找借口說服自己實施這個計劃。裘德從來沒有真正陷入過兩難的境地，任何顧慮都被他合理化了，所以他最終還是做出了可怕的決定，並僥倖逃脫了這一切。雖然他之後有過一些不好受的時候，但也僅僅只是有點不好受罷了。最後他和美麗的妻子一起離開了派對，他的女兒也即將嫁人，一切對他來說非常順利，他並沒有選擇懲罰自己，其他人也沒有懲罰他，因為只有被逮到才會受到懲罰。他是一個很可怕的人，但他自己並不那麼認為。
史提格：相較於你其他作品，《罪與錯》在你眼中是一部怎樣的電影？
伍迪：我認為《罪與錯》屬於我比較滿意的作品，以一種相對輕鬆的方式探討了我感興趣的哲學主題。電影中既有歡快的時刻，也有緊張壓抑的時刻，總的來說我覺得還不錯。
101 普裡莫·萊維(Primo Levi，1919—1987)：意大利最重要的作家、化學家，也是奧斯維辛的倖存者。
102 《冷血》（In Cold Blood）：理查德·布魯克斯導演，根據美國作家杜魯門·卡波特同名小說改編的黑白紀錄片式電影。
103 《審判》：卡夫卡作品，展示了一個夢魘般的世界，卻昭示著某種極端的人類歷史命運。
104 裘德（Judah）與聖經故事中的猶大（Judah）同名。
105 《謀殺，他說》（Murder, He says）：喬治·馬歇爾導演的喜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