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寫信告訴你，今天是我們的特別節日，因為每個人都領到了可口可樂。在海外待了20個月的戰士，雙手捧著可口可樂的瓶子貼在胸前，快速跑回帳篷，像瞻仰聖靈一樣望著這暗褐色的可愛精靈。沒有人開始喝，因為喝完了就看不到了。他們不知道該怎麼辦。
——二等兵戴維・愛德華茲，1944年
到美國加入二戰的時候，可口可樂已經走過了50年的風雨歷程，成功地在民族文化中確立了自己的地位。1942年，美國橡膠公司在一則廣告中聲稱，「在日常生活中」，美國士兵的戰鬥目標之一就是，「能很快地在街角的商店裡喝到可樂」。然而，在美國之外卻是另一個版本的故事。伍德拉夫千方百計地想把可口可樂推廣到全世界，但是在很多地方，可口可樂的知名度並不高。可口可樂在加拿大、古巴和德國久負盛名，在別處卻是剛剛立足。日本人萬萬沒有想到，轟炸珍珠港間接地將可口可樂公司推向了世界舞台，這足以確保可口可樂公司在全球軟飲料行業的霸主地位。雖然夏威夷有四個可口可樂冷飲商人在希凱姆機場慘遭殺害，但這根本不能說明日本人考慮到了軟飲料的問題。儘管如此，這場戰爭絕對是可口可樂公司的一個關鍵轉折點，可口可樂飲料已經成為戰時「全球的暗號」。對可口可樂人來說，它已經是非常神聖的了；但對美國士兵來說，這種泡沫沸騰的飲料幾乎有了幾分宗教色彩。
為這些小伙子們建立必要的士氣
珍珠港事件之後不久，羅伯特・伍德拉夫就發佈了一條特別命令：「不管我國的軍隊在什麼地方，也不管本公司的代價有多大，我們一定保證每個軍人只花5分錢就能買到一瓶可口可樂。」毫無疑問，伍德拉夫具有真正的愛國主義精神。然而，他敏銳的商業眼光和判斷力也是促使他做出如此慷慨舉動的原因之一。他當然知道，這些年輕的士兵對啤酒和可樂有著難以抑制的渴望。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他指派喬治・唐寧（後來在歐洲前線設立了瓶裝廠）在軍事演習期間向士兵們提供可口可樂。珍珠港事件之前的那年夏末，部隊在酷熱的路易斯安那州進行軍事演習，可口可樂廣受歡迎，這一切都在預料之中。唐寧回憶道：「一支隊伍到當地一家小型瓶裝廠購買可樂。他們已經沒有存貨了，士兵們就把生產線上還沒有來得及加蓋密封的飲料撤了下來。」甚至在美國加入二戰之前，軍隊就迫切地需要可口可樂，這從可口可樂檔案中的大量信件可以得到證明。例如，1941年9月，一位基地外科醫生請求保證足夠的供給，他解釋道：「我不能想像，有什麼災難比停止供應可口可樂更可怕。」
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後，食糖配給制度導致大量的信件猶如洪水一樣湧入可口可樂公司的郵件收發室。1942年1月，一位軍需官寫給當地的瓶裝商：
很少有人靜下心來思考可口可樂在激發和維持士兵士氣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坦白地說，我們無法找到一個提神的、令人滿意的飲料來取代可口可樂。
因此，我們真誠地希望，在這個非常時刻，您的公司能繼續為我們供應可口可樂。在我們看來，可口可樂是最能激發現役軍人士氣的重要產品之一。
作為可口可樂在華盛頓的說客，本・奧勒特在國會和FDA早已建立起廣泛的人脈關係，因此，他現在毫不費力地穿梭於政治叢林之中，圓潤並且堅持不懈地為可口可樂公司遊說。他力勸公司將23000袋庫存的食糖賣給軍隊，與軍隊建立友好的關係，這能夠使公司處於「更好的心理和公共關係的位置上」。同時，奧勒特提議幫助戰時生產管理委員會的食糖部「制定政策」，通過「制定合適的政策」來管理可以得到的物品。他轉交的市場調查報告顯示，在軍事基地有很多人喝可口可樂。他隨後又拿出上百封來自陸軍、海軍、勞軍聯合組織分部、紅十字分會和國防行業的信件，這些信件都「強調我們的產品對他們的重要性」。奧勒特補充說：「在這一特殊時間，有一種欠考慮的傾向，那就是不重視軟飲料行業……」
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和公司於1942年撰寫了一本偽科學的書，書名叫作《休息-暫停對戰爭收益最大化的重要性》。書的前八頁簡單地引用了很多權威人士的觀點，說明給予工人和戰士定時的休息時間，他們的勞動生產率會更高，但其中並沒有提及可口可樂。當然，在第九頁就展示了一副巨大的插圖，圖上是一個傾斜的可樂瓶子，旁邊用醒目的字體寫道：「體力恢復之後，人們的工作更有效率，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有效率。一個處於戰爭緊張狀態的國家會以新的速度更加努力地生產……在眼下這個非常時刻，可口可樂公司正是這樣，他們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作為奧勒特「援助計劃」的一部分，他設法讓可口可樂高級管理者埃德・福裡奧就職於軍方食糖配給部；公司批准這位軟飲料高級管理者延長假期，以便他能夠更好地為祖國喜好甜食的那些人服務。在此期間，可口可樂出口公司新的領導者詹姆斯・法利在秘密的專用暗室裡參與政治活動，他與華盛頓稅務律師馬克思・加德納一起，受人慫恿實施「順從的、便於接受的、易於管教的、溫順的」官僚政治。
所有的遊說工作均取得了成效。到1942年年初，凡是銷售給軍隊或者為士兵服務的零售商的可口可樂使用的食糖均不受定額限制。六月份，陸軍總軍需官薩默維爾特別點名可口可樂，要求食糖部主管領導延長可口可樂公司的豁免權期限。自從35年前軍事基地禁止使用可口可樂以來，軍方對待這種軟飲料的態度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哈里森・瓊斯欣喜若狂。正當其他軟飲料企業不得不忍受80%的限額（基於戰前數據）規定時，可口可樂則準備甩開胳臂大幹一場，盡其所能地讓所有美國士兵都喝上他們冒著氣泡的甜飲料。形勢最惡劣的時候，美國食糖配額下降了50%，附近沒有軍事基地的那些國內瓶裝商非常不幸，他們受到了嚴重的影響。
可口可樂上校
公司本想把已經瓶裝好的可口可樂成品直接出口。但是儘管他們有特權，卻還是沒有辦法享受軍需物質運輸的優先權。在1942年國家廣播公司的一則廣播中，馬丁・阿格龍斯基批評說，當澳大利亞急需槍炮和飛機的時候，大規模運輸到那裡的卻是可口可樂。由於後勤和媒體都持反對態度，公司員工們設計出了另一套方案：仿照美軍使用脫水食物的方式。為什麼不能只出口可口可樂濃縮液，然後在海外瓶裝呢？在前線設立瓶裝廠不切實際，那為什麼不能出口便攜式的蘇打冷飲料呢？
實際上，公司在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後一個月就開始嘗試這些想法。阿爾伯特・戴維斯被派到冰島雷克雅未克，為正在建設的空軍基地灌裝可樂。戴維斯使用符號語言，這體現了一支古代美國南方軍隊沉默的神秘感。1942年5月，當地瓶裝商將首批碳酸飲料賣給了軍隊，同月，阿格龍斯基的抱怨也在NBC播出了。最初，納粹支持者和當地居民都十分懷疑這種美國飲料，因為他們憎惡佔領區內美國兵的胡作非為，但是可口可樂很快就證明了其巨大的吸引力。可口可樂之前在冰島不為人所知，後來，首相要求將一半的甜飲料配發給平民，大家都覺得可口可樂非常可口而提神（Heilnaemt og Hressandi），這種飲料才開始流行起來。今天，可口可樂在冰島的人均年消費量達到了446瓶，超過了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甚至還超過了美國本土。
戴維斯是首批隨軍的248名可口可樂公司員工之一。爾後，這批人隨軍輾轉，從新幾內亞叢林到法國裡維拉那的軍官俱樂部，一共賣了100億瓶可口可樂。除了地球南北極以外，可口可樂在戰時建立了64家瓶裝廠。這些在海外工作的可口可樂公司員工的冒險經歷將成為公司的傳奇故事，他們的辛勤勞動使得可口可樂的銷售量在戰後迅速提高。
為了方便起見，美國軍方授予這些可口可樂代表「技術觀察員」的假軍職，這個名稱是一戰期間創造出來的。在二戰期間，查爾斯・林德伯格（林白）曾經一度作為美國飛機公司的技術觀察員。把後方生產可口可樂的工廠與修理飛機坦克的軍人相提並論，這看起來似乎有點不可思議。可口可樂公司的代表們穿著美軍制服，肩章上印有「T.O.」字樣英文「技術觀察員」的首字母縮寫詞。每一個可口可樂人得到的軍銜都與其在公司的薪資相稱，他們因此而被稱為「可口可樂上校」。
雖然可口可樂技術觀察員被免除了兵役，幾乎不會面臨任何真正的危險，與其他普通士兵相比也算過著輕鬆自在的生活，但是沒有人討厭他們，也沒有人憎惡他們從俘虜那裡賺取利潤。相反，士兵們非常感激可口可樂公司派來的這些代表，因為正是這些人在激戰正酣時為士兵們送來了難忘的家鄉味。技術觀察員昆特・亞當斯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他們當時的待遇：
在那不勒斯北部，亞當斯和一個軍官被警衛攔住了，要他們出示第五軍的通行證，但是他們沒帶在身上。警衛堅持要求，那個軍官就順從地停了下來，告訴亞當斯說瓶裝廠只有等他們一會兒了。警衛聽他這麼一說，便抱怨起來：「天啦，你為什麼不早說他是可口可樂公司的代表呢？」然後就讓他們通過了。
普遍的嗜好
並不是只有普通士兵才喜愛可口可樂，將軍們似乎也特別喜歡這種飲料。據說巴頓將軍把一地窖可口可樂當作必需品，無論他轉戰何處，都要求技術觀察員跟著搬遷瓶裝廠。眾所周知，這多半是出於他對朗姆酒和可樂的熱切渴望。有一次，巴頓將軍半開玩笑地建議說，有一種方法能迅速結束戰鬥：「該死的，我們應當把可口可樂送上前線，這樣就不必用槍炮去打那些渾蛋了。」麥克阿瑟將軍為在菲律賓製造出來的第一瓶可樂親筆簽名。溫賴特將軍是巴丹半島的英雄，戰後，他在楊基體育場拍的照片中，把美國的三個象徵物都納入了其中：棒球、吃了一半的熱狗和一瓶高高舉起來的可口可樂。
奧馬爾・布拉德利將軍有兩個弱點：冰激凌和可口可樂。一位記者報道說：「即使在英國，儘管那裡的氣候很適合喝熱飲，但是將軍仍然在他的辦公室裡喝可口可樂。」甚至當菲律賓的將軍卡洛斯・羅米洛得到一瓶可口可樂時，他「用顫抖的手」寫道，這是菲律賓戰役中重要的一天。他又顯然不帶諷刺意味地補充道：「那天，我看見人們被炸成了碎片，我還看見面容蒼白的護士把他們從血跡斑斑的醫院殘骸中拖出來。所有這些都使世界變得蒼白無力。但是，當任何一個美國人都可以在住宅區附近的商店裡花5分錢買到一瓶可口可樂時，這一切都被淡忘了。」
然而，真正酷愛可口可樂的人是艾森豪威爾，他在戰後與羅伯特・伍德拉夫結成了親密朋友和高爾夫球友。1945年6月19日，哥倫比亞特區華盛頓一份報紙的頭版頭條寫道：「熱烈歡迎艾克前來閱兵」。同時，報紙還評論了這位大英雄對飲料的嗜好：
昨天，在斯坦特勒豐盛的午宴之後，有人問艾森豪威爾將軍是否還要點什麼。
「給我來杯可口可樂，好嗎？」他說。
一飲而盡之後，將軍說他還有一個要求。
侍者肅立恭聽，結果傳入他耳朵的竟然是：「我還要一瓶可口可樂。」
因此，不足為奇的是，1943年6月29日，艾森豪威爾從北非發了一封加急電報，要求加速啟動技術觀察員計劃：
本軍現急需300萬瓶可口可樂以及每月600萬瓶產量的全套灌裝、清洗、封蓋設備，請提供護航。
在不同的地方安裝10套獨立的生產設施，每套設備每天灌裝2萬瓶可樂。同時，對於600萬瓶二次灌裝的可口可樂，要確保足夠的糖漿和瓶蓋供應。每月糖漿、瓶蓋和6萬瓶的基本供應量必須保證自動供給。每月裝運時必須充分考慮到破損率。估計最初運載量是5000噸。運送可口可樂飲料不得妨礙其他軍需物資的運輸。有關這些設施和實際運作的情況，這裡能夠獲取的數據非常有限。本司令部要求貨源渠道和質量必須絕對保證，並由絕對稱職的人員進行查驗。建議立即著手安裝設備，確保20萬瓶的日需求量與運輸量。
艾森豪威爾的要求——「運送可口可樂飲料不得妨礙其他軍需物資的運輸」——顯然是為了防止一些人提出反對意見，儘管事實上肯定不會有人對抗這位大將軍的命令。同時，也有人警告美國公眾，軍方和可口可樂公司之間明目張膽的合作是在結成一種危險的「軍事-企業聯合體」。
美國陸軍參謀長喬治・馬歇爾迅速批准了艾森豪威爾的電報請求，並以比較圓滑的方式命令陸軍部：「必須向海外部隊補給適當數量的必需品和便利品。」1944年年初，在經過可口可樂公司的強力遊說之後，馬歇爾將軍簽署第51號通報，特許各地指揮官直接提出建立可口可樂工廠的要求，還可以要求派遣技術觀察員負責安裝和運作。
搭上特快列車
伍德拉夫急忙派遣技術觀察員阿爾伯特・托姆福德搭乘軍用飛機到達非洲，以滿足埃森豪威爾部隊的需要。托姆福德比他的補給品先期到達，因而遇到了大多數技術觀察員都要面對的困難：當地陳舊的瓶裝設備、水源污染、與武器交換服務機構關係惡化等。雖然如此，到1943年的聖誕節，第一瓶可口可樂還是在阿爾及利亞奧蘭生產出來了。一旦建立了立足點，可口可樂公司就迅速動員其瓶裝力量進軍每一個前線市場。托姆福德飛往意大利，開始在那裡修建瓶裝廠，其他的觀察員也追隨著美軍在意大利軍事行動的步伐。在諾曼底登陸日的第二天，他們就從英國跨過了英吉利海峽。巴黎解放後，技術觀察員保羅・培根搭乘「特別快車」（敞篷的軍用吉普車）一路顛簸進入了巴黎市區。隨著盟軍把德軍擊退到了柏林，可口可樂人與可口可樂瓶裝廠一起湧進了德國。他們重整歐洲的礦泉水業務，同時繼續向部隊提供他們最喜愛的飲料。
同時，技術觀察員們還進入了太平洋戰場。但是由於戰爭地形複雜多變和陣地不斷迅速轉移，建廠並不像在非洲和歐洲那樣可行。因此，口渴的太平洋部隊士兵們喝的是由便攜式「叢林汽水桶」裡倒出來的可口可樂。在新幾內亞的曠野，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至少在這個時候還沒有宗族界限——他們喝同一個可樂汽水桶裡的飲料，這一點也不像在美國基地，他們各自喝著從不同水龍頭裡流出來的可口可樂。
「技術觀察員們贏得了這場戰爭」
技術觀察員們基本上都是兢兢業業、認真工作的。儘管困難重重，但他們都努力生產出足夠數量的可樂，以保證供應。一些觀察員創下了非常輝煌的業績。例如，約翰・塔利發明了瓶裝機維修技術，成功修理了在勒阿弗爾港口不慎掉入海中的瓶裝機；弗雷德・庫克歷經1300英里，翻越喜馬拉雅山，在中國建立了瓶裝廠。技術觀察員每天的生活更多的是與一些化簡為繁的裝置較勁。一位可口可樂公司員工寫道：「長期以來，我一直覺得很神秘。比爾・馬塞爾曼是如何保證他稱之為垃圾的瓶裝設備一天連續運轉17個小時的？排水電纜似乎是他主要的支柱，實際上他每天還要焊接移動部件。」
軍事人員幫助他們焊接機件，同時也幫助修理其他設備。在戰爭期間，私營企業和政府軍隊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因此，技術觀察員吉恩・佈雷恩德爾寫道：「上至基地指揮官，下至普通的士兵，都極其關注可口可樂的生產情況，並且竭盡全力幫助我們，這令我們每個人都終生難忘。」另一個觀察員幸福地回憶說：「每到一個新地方，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與當地部隊——要麼是港口建設部隊，要麼是海軍修建營——建立良好的關係。這幫傢伙十分能幹。他們能製造出新的機器或者其他什麼的。」美國士兵也經常到瓶裝廠工作，當然，是軍隊應該向他們支付工資，而不是可口可樂。一個技術觀察員吹噓他的18小時工作日時說：「軍需官和武器交換服務機構非常友好，他們甚至還在晚上加夜班。被派到工廠的所有軍事人員都非常合作。」
依照戰地記者霍華德・法斯特的說法，如果這些軍人不合作的話，他們將會很麻煩。由於一個飛行員害怕得罪可口可樂，記者法斯特差點送了命。開始時，法斯特無法能理解，為什麼他的運輸機要降落在離沙特阿拉伯陸軍部隊較遠的前哨，那裡的溫度高達華氏157度（69.4℃）。他們在那裡收撿了幾千個可口可樂空瓶子。當這架超載的C46飛機笨重地離開沙漠跑道時，飛行員發現飛機根本無法升空，其高度僅能飛過沙丘。這名記者急忙建議丟棄那些瓶子，這是符合人之常情的，但是他被告知這是不可能的。「槍、吉普車、彈藥甚至手榴彈都可以丟掉……但可口可樂瓶子呢？絕對不行。」飛行員最後總結說，「你絕對不能胡亂擺弄可口可樂！」
戰俘也被派到可口可樂的工廠裡工作。可口可樂公司的員工更加偏愛勤奮工作的德國和日本戰俘，因為他們的工作觀念比當地的居民更強。一個觀察員抱怨法國工人「對清潔和衛生這兩個詞沒有什麼概念。他們根本不在意自己是否工作、什麼時間工作或者說是做什麼性質的工作」。另一方面，德國戰俘「工作非常努力，並且很好管理。當你說出你想讓他們怎麼做時，他們就立刻去做，並且做得很好」。
可口可樂公司的技術觀察員同軍人一樣承受著危險和死亡的恐懼。長期以來，他們的生活無聊而單調，偶爾才能狂歡娛樂一下。他們的生活就像坐過山車，一會兒殘酷無情，一會兒安逸舒適。在公司一份未出版的歷史記錄中，詹姆斯・卡恩記錄了技術觀察員們艱難的生活境況。他們忍受著貧窮、供給不足以及糟糕睡眠環境的折磨。他寫道：「他們感染了瘧疾和皮膚病，並且還被凍傷。帶回家服用的瘧疾平膠囊使他們面色發黃。有三個人永遠也不能回家了，他們在一次空難中犧牲。」
雖然卡恩的報告也許有些誇大其詞，但基本事實是真實的。然而，他忽略了一點，那就是他沒有提到可口可樂人海外生活中舒適愜意的一面。技術觀察員們報告說，他們常常打獵，經常無所事事地在軍官俱樂部裡閒逛、喝酒、打撲克牌、購買帆板，還與紅十字會的護士到阿爾卑斯山共度週末。一個觀察員從意大利來信說：「你們肯定羨慕我個人舒適的生活。向你們報告這些，我覺得非常慚愧。」接著，他繼續描述他奢華的地中海別墅。
雖然可口可樂人在戰爭、貧窮和飢餓之際時常過著舒適的生活，但他們聊以自慰的是，他們知道自己的工作其實很重要，很有意義。他們瞭解到，有充足的證據表明，許多士兵都把可口可樂看作是個奇跡。雖然可口可樂公司很久以前就已經不再宣傳可口可樂的醫學功效，但是在戰爭期間，這種飲料又重新發揮了安慰人的作用。一個觀察員評論道：「一個失去了一條腿和一隻胳膊的窮人」只在有人給他一瓶可口可樂時才會重新燃起生的希望。「他叫護士不要騙他。當他喝了一口可口可樂後，他哭得像個孩子，因為這使他非常想念家鄉。」新幾內亞的另一個觀察員講述了那些得了傷寒的士兵是如何蹣跚著去買飲料的，這就是一種信仰療法：「人們有的拄著枴杖，有的坐著輪椅，有的手纏著繃帶，有的眼睛看不見，一共有上百人——他們排成長隊等著購買可口可樂。這使你內心有一種滿足感，只渴望再得到一瓶碳酸飲料……」在那樣的時刻，技術觀察員們一定覺得，他們分發的是一種鼓舞士氣的飲料，這也使得他們演唱的《技術觀察員主題歌》更加容易理解：
技術觀察員們贏得了這場戰爭，怎麼不呢！
技術觀察員們贏得了這場戰爭，當然啦！
技術觀察員們贏得了這場戰爭，那麼
德國鬼子還不快投降！
大後方與暗號
在美國的大後方，可口可樂公司的廣告活動充分利用了它在海外前線的愛國舉動。為了避免上繳超額利潤稅，公司將很多資金投入了戰時宣傳。有一個廣告展示的是，水手們擁擠在船上的酒吧裡，目的只是為了得到可口可樂軟飲料，旁邊的說明寫道：「美國戰艦到達什麼地方，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就滲透到什麼地方……因此，很自然地，可口可樂就在那裡了。」可口可樂在夏威夷、英國、俄羅斯、蘇格蘭、紐芬蘭和新幾內亞等地推出了新的廣告語。例如，在俄羅斯，可口可樂的廣告語為「Eto Zdorovo」，翻譯過來就是：「多麼高貴啊」！廣告策劃人不斷吹捧著軟飲料的地位，把它說成是美國人的偶像：「是的，可口可樂在全球代表著『休息一下，恢復精力』——它成為我們生活方式的象徵。」
這些國際廣告與戰爭後方的場景相協調，一派和諧、安寧的景象。在廣告上，人們用可口可樂來解決口渴問題，自己種菜的英國城市居民、戰爭債券推銷人員以及返回國內的士兵們都喝可口可樂，他們的愛妻和子女們也一邊喝著可口可樂，一邊好奇地睜著大眼睛聽他們講戰鬥故事。像大蕭條時期一樣，戰爭年代的廣告要盡量避免提及令人不愉快的現實。廣告裡沒有血淋淋的場景，只有漂亮的陸軍婦女隊和肢體健全的退伍老兵。1943年的一個調查顯示，這些廣告給男男女女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方將士和後方平民個性化的肖像取代了飛機、坦克和吉普車轟轟烈烈的戰鬥故事，女性讀者的人數開始迅速上升。」
其他一些廣告也都吹響了愛國主義的主題，但廣告人的努力卻受到了嚴厲的批評。一個士兵寫了一封抗議書，《紀念「非常美麗、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廣告人》。在抗議書中，他嘲笑「四色過程的偽飾」，指出：「沒有多少描述戰場的血腥和污穢，為了避免破壞民眾的好心情……」雖然可口可樂的廣告也會這樣「虛偽」，但卻沒有現役美國士兵批評它們。戰爭期間最流行、引用最廣泛的廣告是「4號上鋪的孩子」，它刻畫的是一個士兵躺在臥舖位上，「眼睛凝視著黑夜」，回想著「可樂、漢堡包的味道和流行音樂的感覺，並且想念著一條名叫斑點的狗」。可口可樂就是美國夢的一部分，它的廣告絕不可能令人不快。
因此，可口可樂公司在二戰期間狂熱地炫耀著自己的愛國者形象。公司以每本10美分的價格賣出成千上萬冊《瞭解戰鬥機》，當時的美國小孩幾乎人手一冊；專門為初中生設計的《我們的美國》系列圖書介紹美國的鋼材、木材、煤炭和農業生產情況，其廣告篇幅最少；分發軍事主題的克裡比奇撲克牌板撲克牌、跳棋、多米諾骨牌、標靶、賓果、乒乓球以及漫畫明信片等。同時，可口可樂公司也是廣播節目《勝利大遊行》的贊助商，他們僱用了100多個樂隊在全國各軍事基地演奏。愛爾蘭男低音歌唱家莫頓・唐尼在可口可樂公司贊助的廣播節目裡演唱，他「命中注定」要在戰後可口可樂公司的事務中扮演一個角色。
儘管奧勒特試圖勸告軍工生產部，說可口可樂是鼓舞平民士氣的必需品，但是公眾的總供給是嚴格定量的。堪薩斯州一位編輯寫道，可口可樂的短缺使國民真正意識到了戰爭的嚴肅性。據一個記者說，由於定量配給，得克薩斯州酷愛可口可樂的人們感到特別心煩。這位記者十分害怕抗議者「一手擺弄六髮式左輪手槍，一手拿著用可口可樂瓶子裝的TNT炸藥」。一個消費者匆忙從冰箱裡拿出一瓶剛剛放進去、還沒有來得及冷卻的可口可樂，並解釋說：「那些人花了20年時間讓我對可口可樂上癮，他們不能輕易讓我戒掉。」
讓阿克林痛苦不堪的戰爭
阿瑟・阿克林又高又瘦，溫文爾雅，他在二戰期間負責可口可樂公司的日常管理。大戰爆發前夕，他就任可口可樂公司的總裁，顯而易見，這是由於羅伯特・伍德拉夫不願意再受到公眾的關注，或者不屑於處理瑣碎的事情。阿克林討厭壓力。他曾經在1934年中止工作，並且請求伍德拉夫不要讓他任職到1939年，但是他的一切努力都沒有用。正如阿克林自己所說，他擁有「一種氣質，那就是認真對待面臨的所有問題」。他發現，應付日常決策非常困難——戰爭期間瑣碎的事情特別多，任何一位管理人員都會感到心煩意亂。以通貨膨脹之後的價格為國內業務購買秘魯糖，這令他擔心不已。他與孟山都化學公司磋商，鼓勵他們在巴西和墨西哥建立專門的工廠生產咖啡因。他簽訂了循環使用瓶蓋的合約，因為當時處於金屬短缺的時代。可口可樂每月消耗25000加侖香草汁，每年需要100萬磅商品5號，古柯葉和可樂果的提煉液，但目前這兩種成分都面臨短缺的危機。
重壓之下，阿克林開始感到疲倦，並日漸憔悴起來。他要求伍德拉夫組建一個「工作政策委員會」助他一臂之力，但是老闆拒絕了他的請求。亞特蘭大胡桃夾是可口可樂公司管理不善的棒球隊，它破產了。政府凍結了工資和獎金。超過半數的公司員工被徵兵了。德國人投降三周之後，阿克林崩潰了。阿克林痛苦地寫道：「你們意識不到我曾經面臨的大量問題，這是很自然的。這種壓力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後果。」作為一種臨時措施，伍德拉夫不得不重新親自擔任公司總裁。阿克林設法引領國內的可口可樂公司以良好的狀態順利度過戰爭時期，但他自己卻成了一名受害者。
沃爾特・馬克我行我素
在此期間，面臨同樣的壓力，阿克林衰落了，但百事可樂公司的總裁沃爾特・馬克卻興旺了。馬克抱怨百事可樂受到了「過多的政策影響」。馬克抨擊食糖配給部的埃德・福裡奧，向軍工生產部的領導控告福裡奧是一個「假冒者」，並且揚言：如果福裡奧不在一個星期之內被取代的話，他就要引爆一樁政治醜聞。三天以後，這個福裡奧，可口可樂人辭職了。
不管是誰在負責食糖配給，百事可樂公司都處於麻煩之中。馬克極度渴望得到甜味劑，因此他絞盡了腦汁，每一個能夠想到的方法都用過了。最初，他在古巴購買了一個種植園，但是古巴政府規定，戰爭期間禁止出口任何東西。於是，馬克轉到墨西哥，以略高於政府要價的價格購買了4萬噸食糖。但是，這實際上並沒有幫助，因為墨西哥的法律禁止出口食糖，而美國法律也禁止進口食糖。馬克毫不氣餒。他在蒙特雷組建了墨西哥-美國香料公司，將食糖製成糖漿——他稱之為「E1號面具」，然後合法地將它運出國界，直抵他的百事瓶裝廠。可口可樂公司給馬克的糖漿起了個綽號「鬼鬼祟祟E1號」，然後給政府施加壓力，政府最終在1944年彌補了這個漏洞。於是，不可遏止的馬克又求助於新澤西州的調味品製造商，購買了150萬加侖甘蔗汁，然後在政府又一次阻止他的行動之前，將這些甘蔗汁提純為1200萬磅甜味劑。
當馬克抗議可口可樂公司在軍事基地實行壟斷的時候，雖然其敢作敢為的風格並沒有助他一臂之力，但是他決定，無論如何也要引起軍隊採購部門的注意。於是，他在華盛頓、舊金山和紐約建立了三個大型的百事可樂服務中心，士兵們可以在那裡免費領取百事可樂和漢堡包，還可以享受免費的刮臉、淋浴和熨燙短裝服務。1942年，百事可樂公司購入了大量軍用裝備，以提供其他的免費服務。美國士兵們可以寫下他們的問候語，然後寄到他們選擇的任何地方。對於口齒不清的士兵，馬克甚至準備了16條已經過時的信息，方便他們寄給家裡的父母或者兒女。數千封請人代寫的信件都真誠地這樣開始：「請讓我告訴你，親愛的，山姆大叔非常關心我們，我的身體很健康，所以不要為我擔心。」到戰爭結束時，300萬個充滿個性的百事錄音帶被投遞到了士兵們的愛人手上。為了使普通士兵生活得更加快活，馬克派遣專業的摔跤隊到軍營裡，為士兵們表演節目。
同時，馬克也沒有忽略平民。馬克利用可口可樂蘇打冷飲料的不足，與6盎司裝飲料一起推銷10盎司裝飲料。百事可樂公司贊助全國壘球錦標賽、大型方塊舞以及青少年俱樂部。儘管百事可樂公司在好萊塢的勢力根本無法與可口可樂公司抗衡，但在百老匯受到了熱烈歡迎。在1943年《給孩子們的東西》中，埃特爾・默爾曼扮演了一個婦女，她滿嘴都是電台廣播的廣告宣傳語，經常哼唱的也都是那首著名的廣告歌。當管絃樂隊演奏開幕小節的時候，默爾曼大聲地宣告：「百事可樂！」
通過這些策略，沃爾特・馬克在二戰期間成功打入了可口可樂的美國帝國，確保了百事可樂在戰後市場有一席之地。然而，儘管他具有雜耍演員的才藝，但是他也拿可口可樂公司在海外市場的壟斷行為沒辦法。在海外，能在散兵坑裡喝上一瓶可口可樂，對厭倦了戰爭的美國士兵來說也是一個小小的奇跡。
來自戰時的證據
戰爭時期，可口可樂在很多方面的成功應歸功於它的相對稀缺性，這不但提高了它的價值，也使人們更迫切地希望得到它。一個年輕的士兵在新幾內亞給他的父母寫信，描述他自己釀造的可樂：「糖漿是以前的，二氧化碳氣體很少，但這仍是我們最大的奢侈品。我們用錫制的調羹將糖漿舀進鋁制軍用飯盒裡，然後找一根棍子攪拌一下。儘管這樣，我們仍然十分喜愛它。」他總結說，美國人的獨創性能夠創造人間奇跡。「現在，這場戰爭應該是小事一樁。」他的態度引起了很多有思想的年輕美國人的共鳴，對於他們來說，可口可樂有著令人驚訝的重要影響：
就這麼一點小東西，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但士兵們為之而戰，轉移時充滿了無盡的思念，它就像回到家鄉的女朋友，或者自動唱片點唱機，或者夏季的天氣。
我總是認為，這是一種令人愉快的飲料。但是，在只有少數幾個白人登陸的這座島上，它簡直是上天的恩賜。在這個被上帝遺棄的地方，人們看見可口可樂時臉上都綻放出燦爛的微笑，老實說，在其他地方我還沒有見過這樣的景象。
我在這裡看見的第一瓶真正的可口可樂，是從一位飛行員的襯衫下面拿出來的。他輕輕地撫摩著，雙眼凝視，嘴唇發出咂咂聲，一副快要享用的模樣。我提出給他1美元買一半可樂，然後又加到2美元、3美元、5美元。
你也許認為，你的孩子在太陽下曬得太久了。但是前幾天，我們三個夥伴步行10英里去購買一箱可口可樂，然後再扛回來。你永遠也不會知道，那味道有多好。
最珍貴的聖誕禮物就是瓶裝的可口可樂，你是怎麼想到寄可樂的呢？在這裡，擁有可口可樂是令人開心的事情。把瓶子倒過來，看到底部寫著「西弗吉尼亞州倫斯福特」，這更令人激動。
有了這個飲料，正像家就在你身邊；它真的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東西。我還記得在公園一邊喝可口可樂、吃花生一邊觀看亞特蘭大胡桃夾隊棒球比賽的情景。我們大家所追求的正是這些東西。
一個士兵總結了這樣一些情感：「如果有人問我們為什麼而戰，我想我們當中的一半都會回答，為再次得到購買可口可樂的權利而戰。」像這樣的信件源源不斷地飛到公司辦公室。羅伯特・斯科特在他的暢銷書《上帝是我的飛行同伴》中，解釋他「擊落第一架日本飛機」的動機是源於「美國、民主、可口可樂」的思想，這使可口可樂公司異常興奮。二戰前夕，可口可樂公司教導員工們要堅信自己的飲料，每天都硬逼著他們出去跑銷售，並在他們所到之處大肆宣揚產品的優點。當然，這就是證據：「可口可樂」是「美國」的同義詞，至少在1945年以前是這樣。一個名叫喬治・布倫南的下士寫信給他原來在可口可樂公司工作的老闆說，戰爭的經歷使他對這種飲料有了全新的認識：「在普通平民的生活中，如果有足夠的可口可樂，你確信一切都非常好，多一點少一點都沒關係，僅此而已。但是，只有當你體驗過可口可樂供應嚴重不足或者你甚至遭受沒有可口可樂的不幸時，你才會真正懂得，可口可樂對於我們美國人究竟意味著什麼。」
開幕典禮、碳酸飲料和聖酒
那些國內信件表達了對可口可樂的深情厚誼，因此，它在海外銷售時人們的歡呼雀躍就不難理解了。一個士兵寫道：「我曾經看見四位高級軍官打開一瓶可口可樂，彷彿那是一大瓶1929年出廠的法國紅葡萄酒似的。」另外一個士兵寫道：
你打開瓶蓋，拿到鼻子前聞了聞。沒有錯，這就是可樂。現在最刺激的事就是一口喝乾，但是如果你在乎自己的形象的話，那就不要了。狠命地聞一下，用拇指和兩個中指靈巧地拿著瓶子，小指微微翹起，把瓶子移近焦灼的嘴唇和焦躁的舌頭。然後——這就是考驗人的意志和自制力的時候了——你不能痛飲一大口，而要小吮少吸，讓液體輕輕地在你的舌頭上流動。停一會兒，再停一會兒，再停一會兒。天哪！可口可樂！對的，就是可口可樂！最後，你拚命將一瓶飲料一飲而盡。
在戰爭期間，可口可樂已經非常普及，並且擁有了具有象徵意義的影響力。可以預見，可口可樂將會從黑人市場和不正規的軍事採購中賺得相當可觀的利潤。據報道，一瓶飲料可以從5美元賣到40美元。在伊朗的一次拍賣中，一瓶飲料賣到了1000美元。最出名（最昂貴）的一瓶飲料在意大利的拍賣會上賣了4000美元。
就像肖像和宗教紀念品一樣，可口可樂已經對人產生了心理上的影響。戰爭結束後，很多飲料都沒有打開過，公司把它們作為神聖的紀念品保存起來。溫斯頓・丘吉爾的女兒瑪麗・丘吉爾將一艘新驅逐艦命名為可口可樂，這似乎是非常合適的。
技術觀察員莫裡斯・達特拉回憶了在戛納的軍官俱樂部與兩位天主教牧師一起進餐的情景。一講到士兵們對可口可樂的態度，他們常常取笑他，這就促使他徵用一架飛機飛到羅馬，得到了羅馬教皇對可口可樂的祝福，將其視為聖水。這些牧師是開玩笑，但是在巴迪戰役期間，觀察員肯・霍根真的為一個牧師提供可口可樂作為聖禮用酒。
絕緣體、香蒂飲料和小便器
士兵們對可口可樂有著近乎宗教一樣的敬畏，但這並沒有阻止他們將隨處可見的瓶子用在其他方面。在太平洋地區，可口可樂瓶子可以當作緊急電力絕緣體；可以扔在日本人的飛機場，用來刺破飛機輪胎，這條跑道因而被稱為「可口可樂跑道」；還可以供水手們綁在救生筏上，關鍵時刻用來捕殺海龜充飢。英國人反感美國士兵將可口可樂和啤酒混合飲用，並將其稱之為「香蒂」（一種用啤酒和檸檬水製成的飲料）。更有甚者，一個醉酒的士兵每天早晨都用可口可樂刷牙。可口可樂的包裝箱被廣泛用作便攜式信箱和廁所。穿越萊茵河的時候，「可口可樂」就是戰鬥口令。
其他用法就有些傷風敗俗了。就像很多在國內大後方的小伙子一樣，許多士兵勸告他們的女朋友用這種泡沫沸騰的飲料洗澡。也許，最有創造性的循環使用可樂瓶的方法是在新赫布裡底群島位於西南太平洋、斐濟西面，瓦努阿圖的舊稱。海軍軍官俱樂部的男廁所裡，可樂瓶被當作小便器，這就將鄉愁和不敬的行為結合在了一起。數百個可口可樂瓶被嵌在小便池的旁混凝土牆上，位置很低，它們的後面有很多五顏六色的燈。當小便池沖水的時候，這些燈就會發光。一個懷舊的退伍老兵回憶說：「人們從很遠的地方來，目的『只是為了在故鄉撒泡尿』。」
病菌
軸心國的強權並沒有剝奪可口可樂的象徵意義，同時，可口可樂不知不覺地慢慢滲透到了軸心國的各個國家。納粹新聞官奧托・迪特裡希1942年聲稱：「除了口香糖和可口可樂，美國沒有為世界文明做出什麼貢獻。」日本電台聲明：「伴隨著可口可樂的到來，我們也進口了美國社會的病菌。然而，這些病菌是以令人愉快的方式引進的，所以我們都沒有意識到。」不管如何宣傳，這種「令人愉快的方式」太有用了。德國、日本和意大利的士兵都知道並且喜歡可口可樂。一張美國戰俘的照片顯示，他正在德國潛水艇的甲板上喝飲料——喝的當然是可口可樂。日本人也沒有免疫力。在新不列顛西部，當日本人奢華的「叢林城」被佔領時，他們被迫交出了很多箱以前攫取的可口可樂。夏季有一天，天氣很炎熱，意大利戰俘們拒絕繼續工作，直到他們被允許停下來恢復一下體力。技術觀察員們意識到，他們正在開發的市場是極具潛力的。一位技術觀察員在新幾內亞寫道：「我確信許多小孩子以前都沒有嘗過可口可樂，但是從現在開始，他們將成為可口可樂忠實的消費者。」
可口可樂人在更加原生態的文化中發現了潛在的市場。他們欣喜地宣佈，祖魯族人、澳洲叢林中的居民和斐濟人都品嚐過他們的飲料。即使時間不是很準確，他們的態度也常常帶有種族主義的色彩，突出表現為高傲和強烈的種族優越感。例如，一位新幾內亞技術觀察員描述了一個土著人第一次看到可口可樂的情景——他竟然把一瓶可樂一飲而盡。「然後，好笑的事情就開始了。他開始打嗝兒。氣體從他的鼻子衝出來，他忍不住淚流滿面。在那幾分鐘之內，他就是一個被嚇壞了的土著。因此，現在可以說，我們已經嘗試並且開發了一個新的市場——模糊而糊塗的市場。」另一個可口可樂人拿出一張照片，上面是坐在獨輪車寶座上的玻利尼西亞國王。他預言，很快他就會「坐在那些著名的紅桶上，並且被冰鎮可口可樂包圍著，耳朵上還要掛上冠形瓶子，註明『商標已註冊』」。一名士兵從印度寫信回家，說他能在陸軍消費合作社買到可樂。他還繼續介紹了一個六歲的印度小男孩凱歐學習美國人的習慣（喝可口可樂、流行歌曲和講究衛生）的故事，他樣樣都學得很好。他寫道：「他一天刷牙三四次，並且洗澡也有規律。他們告訴他，如果他頻繁地洗澡，皮膚就會變得像我們白種人一樣白，他確實非常努力。」
愛國也要賺錢
當戰爭的創傷慢慢撫平的時候，可口可樂技術觀察員銷售產品的熱情仍然在高漲。技術觀察員項目又繼續進行了三年，然後就優雅地轉變為一項平民業務，其標誌性事件是1948年《技術觀察員文摘》的停刊和《海外可口可樂》的創刊。擁有假軍職的可口可樂人處於一個非常微妙的位置。他們敏銳地意識到了自己創造的潛在利潤空間和未來市場的發展前景，卻不得不調低銷售量。銷售觀念、取樣技術以及易於識記的口號已經深深地印在他們的腦海裡。然而，他們發現，全面、慎重地宣傳產品卻是比較困難的。技術觀察員喬治・唐寧1946年在德國寫了一系列沒有公開的筆記，其中談道：「技術觀察員唯一的廣告推銷工具就是一句友善的口頭語，而不能強調要賺取利潤、提高銷量、加快周轉或者小額投資等。我們的目標是提供服務，美國士兵走到哪裡，可口可樂就送到哪裡。」然後，唐寧分兩欄列出了戰爭期間體現可口可樂愛國情懷的語言表述：
正常的可口可樂語言（習慣用語）
如果我們要提高銷售額的話，小伙子們，我們必須採取促銷措施。
如果可樂要出售，必須是冰鎮的。
經銷商先生，為了使您能有效地利用廣告，我們想用這個有吸引力的標誌來告訴大家，您這裡有可口可樂出售。
戰爭期間的行話
夥計們，作為武器交換服務機構負責軟飲料生產和分配的代表，我們願意幫助你們處理遇到的任何問題。
我們獲悉，人們更偏愛冰涼的可樂，同時，我們也願意向您展示我們是如何做到最佳溫度的。
夥計們，我們要給你們送去一些印刷品，它們會使你們的蘇打冷飲料店、可樂吧等增添一些家鄉的情懷。
由於唐寧和他的團隊實際上擁有一個壟斷市場，當「大吉姆」法利和其他的可口可樂高官前來參觀考察時，陸軍消費合作社裡俗氣的廣告使他們極為不爽。於是，他們催促技術觀察員們修改廣告，使其不要那麼直白。儘管公司聲明戰爭期間他們的一切努力完全是出於慈善的目的，但是從戰後的形勢來看，那明顯是有利可圖的買賣。因為軍人們的妻子和孩子們飛去和他們團聚，軍人們成箱地購買可口可樂供家庭消費，這令技術觀察員們非常高興，他們為爭奪最高銷售額而進行著激烈的競爭。
為蘇聯紅軍生產白色可樂
1946年，技術觀察員莫拉丁・扎魯比察被派往奧地利，負責修建一座龐大的瓶裝廠。他是應杜魯門總統的直接要求去的，總統非常關心很多軍人因為喝有毒的杜松子酒而失明的事情。扎魯比察是戰時的魚雷快艇指揮官、南斯拉夫移民的兒子、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全美足球運動員，他滿懷激情地接受了新的任務，兩年之內就在歐洲南部建造了38座可口可樂瓶裝廠。他盡可能多地購買倉庫的倉位，一方面是為了抵制百事可樂的侵入，另一方面是用來貯藏原材料，因為那時軍隊仍然要為運輸付費。他最大的工廠建在奧地利拉姆巴赫，有四個城市街區那麼大，並且日夜運轉，每24個小時就可以灌裝24000箱可口可樂。扎魯比察回憶說：「我有一條鐵路支線，因此，我能夠要求在午夜將可口可樂運出蘇占區（也就是偷運）。我甚至還建立了自己的二氧化碳工廠，因為我不相信當地氣體的純度。」為了保護運輸物資免遭黑人強盜的襲擊，500名美國士兵一路護送扎魯比察的食糖運輸列車到奧地利。
扎魯比察野心勃勃，同時花銷也非常大。在詹姆斯・法利的建議下，他把自己在貝西特斯加登郊區的一幢大別墅重新裝修成一間豪華酒店，專門接待來自巴黎、倫敦和紐約的貴賓。他往往在機場接到這些有影響力的重要人物後，就直接護送他們到這裡，眺望美麗的湖光山色。「想到這裡來的人都排著長隊——參議員、高官顯貴，只要是你能想得出來的都有。」
可是，莫拉丁・扎魯比察最讓人驚歎的妙計就是白色可樂。當艾森豪威爾將這種美國飲料介紹給他的新朋友、蘇聯首領喬治・朱可夫元帥的時候，這位蘇聯人立即就喜歡上了這種飲料。朱可夫向美國戰區長官馬克・克拉克將軍提出了一個附帶條件：不能讓人知道這是可口可樂。作為蘇聯的主要戰爭英雄，朱可夫知道，不能讓別人看見他在喝這種飲料，因為這是美帝國主義的象徵。克拉克將朱可夫元帥的請求從前線傳給了杜魯門總統，總統立刻召見「大吉姆」法利。很快，扎魯比察就領受了新的任務，他找到了一位能夠去除可樂的焦炭色的化學家。接下來，可口可樂人讓位於布魯塞爾的皇冠軟木塞和密封塞公司生產了一種特製的瓶子，這種瓶子是筆直的，並且清澈光亮，白色瓶蓋的正中印有一顆紅色的五角星。扎魯比察說：「我第一次給朱可夫運送的可口可樂是55箱。為蘇聯生產白色可樂，這是晦澀而深奧的秘密。」這種規避行為是值得的。定期來自拉姆巴赫的可口可樂必須經過蘇聯佔領區才能到達維也納的倉庫。當其他人因為蘇聯人的官僚作風而不得不苦等數周才能獲准通過的時候，可口可樂的運輸線卻從來沒有中斷過。
流氓、取樣與女人
扎魯比察稱技術觀察員項目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實驗項目」。在那期間，可樂飲料實際上是自行推銷的，不僅對美國人（偶爾對蘇聯將軍），而且對德國人和奧地利人都是這樣。禁止美國兵結交未婚德國女性的命令是不可能被執行的。「所以，每次士兵都搬兩箱回家，女友和她的孩子們往往是一飲而盡。幾乎在眨眼之間，她們就轉向喝可口可樂了。」
並不是只有士兵才結交當地的未婚女人。一些技術觀察員利用他們的地位，用可口可樂和金錢來交換性。一個觀察者回憶說：「在黑市上，任何含糖的東西都是貨幣。有人開玩笑說，給女人一塊好時巧克力，她就是你的了。可口可樂則是另一種用來勾引女人的東西。」另一個觀察員是一位文學愛好者，在戰後的德國，他總感覺自己與那些雄心勃勃的可口可樂人格格不入。他回憶起以前隊伍中一個「最好色的人」：「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派這麼低劣的人來。黑市非常猖獗。機會幾乎就在你面前。」扎魯比察證實，他們中的確有一些壞傢伙，僱用沒有經過任何培訓的朋友當工人。他承認：「在那裡，我們有很多人酗酒。」用技術觀察員西斯萊先生的話說，那裡也有很多流氓和僱傭兵，「我想這些人大概佔我們總人數的20%。他們喜歡在不尋常的時間、不尋常的地點尋找刺激。他們的頭腦中從來沒有『認真』二字。他們非常喜歡玩弄女性，但這僅僅是給沉悶的生活加點調料而已」。
普遍接受可樂
到1947年，當佔領區的海外駐軍隨同軟飲料的銷量一起逐漸減少的時候，流氓和嚴肅的可口可樂人都閱讀了牆上的筆記。到第二年的年末，技術觀察員都把他們的軍裝掛在衣架上不穿了，但是他們建立起來的工廠和友好關係仍然保存了下來，每個人都想要嘗一嘗美國士兵的這種軟飲料。美國兵是英雄和解放者。在世界被炸得面目全非的時候，他們似乎還能源源不斷地得到巧克力、香煙和可樂補給。羨慕常常交織著嫉妒，但嫉妒很容易轉變為競爭。這個世界是為可口可樂而準備的。戰後，可口可樂公司的一位官員承認，二戰確實使「幾乎全世界都接受了可口可樂……好戰的美國人需要的和喜愛的東西也正是其他人需要的」。
在後方，可口可樂更受歡迎。每一個回國的老兵都帶著這種飲料，顯然這是他們的偏愛。在海外，這飲料對他們來說可謂意味深長。至少有一名士兵預見到了這樣的結果，他曾經寫信給從前公司的老闆：「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可口可樂公司與軍隊合作，在戰場上為戰士們提供可口可樂，這是公司最出色的廣告。」他還寫道：「發生在這些人身上的事情將伴隨他們度過餘生。」
他是對的。《美國退伍軍人協會雜誌》1948年對退伍老兵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有63.67%的人將可口可樂列為他們的首選軟飲料，而只有7.78%的人選擇百事可樂。同年，可口可樂的銷售總利潤達到了12.6億美元，而百事可樂只有2500萬美元；對比稅後淨利潤，兩者的差距則更加明顯，可口可樂的稅後淨利潤為3560萬美元，而百事可樂則少得十分可憐，只有320萬美元。可口可樂公司未公開的歷史資料表明，戰時的計劃「使公司與1100萬美國士兵交上了朋友，把他們變成了可口可樂的顧客。另外，公司還進行了海外取樣實驗與市場拓展工作。如果沒有這個計劃的話，這一切將要耗費25年的時間和數百萬美元的投資」。戰爭結束了，但至少在現在看來，可口可樂贏得了這場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