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者就是有追隨者的人。領導者值得人們追隨，他得到了普遍公認……領導者能在他人的身上重塑另一個自我。他是人的塑造者……他是思想者，也是行動者——他既是夢想家，又是實幹家。
——1963年給馬克斯・基思的頌詞
1945年年初，一批德國戰俘在新澤西州的霍博肯下船，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家。他們感到非常憂慮和孤獨。當他們中的一個人看到附近建築物上的可口可樂標識時，戰俘們開始興奮起來。他們手舞足蹈，激動無比地開始相互攀談。看守人員非常迷惑，大聲呵斥他們，要求一個會說英語的戰俘做出解釋。這名戰俘回答說：「你們這裡居然也有可口可樂，這讓我們十分驚訝。」
可口可樂公司的高管們非常願意重述這則軼事，以此作為可樂是一種世界性產品的證據。但是，這個故事真正的寓意只是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環境中才能被真正理解。為了在納粹德國內部生根、發芽和興旺發達，可口可樂公司發動了一場殘酷的運動，來擺脫自己的「美國根」。這種軟飲料象徵著美國人的自由——這些都是美國兵為之奮鬥的。德國的可口可樂在戰前、戰時、戰後的倖存都離不開一個重要的中心人物——馬克斯・基思，他是最典型的可口可樂人。
1933年，30歲的基思開始為可口可樂德國公司工作。同年，希特勒開始掌權。像很多德國人一樣，基思拚命尋求財務安全和一些值得信仰的東西。儘管其他人信奉祖國和雅利安人至高無上，但馬克斯・基思卻選擇信仰可口可樂。30年後，他回憶說：「我有實幹精神，並且充滿熱情。佔領我的全部心靈並且使我永不放棄的東西就是可口可樂。從那時起，直到永遠，我都將和這個產品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不論發生什麼事情。」
德國的軟飲料產業正處於初創時期。一個移居外國的美國人雷・鮑爾斯，在1929年一戰之後的歐洲，開始在德國出售瓶裝可口可樂。他身高幾乎有2米，並且非常強壯，幾乎是一個龐然大物。他非常喜歡扮演「美國小丑」，說著混雜著英語的蹩腳德語，但即便這樣，他在德國還是如魚得水。除此以外，雷・鮑爾斯還是一個通過誇張的宣傳贏得信徒的天才。他告訴未來的可口可樂公司員工說：「有朝一日，你將會在佛羅里達州擁有一幢豪華野墅，你還會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人。」在這項業務開展的前四年，他就將可口可樂在德國的銷量從不到6000箱提高到1933年的10萬多箱。
鮑爾斯是一名偉大的推銷員，但也是一個很糟糕的經理。他不會為財務細節而費心。當他的德國合夥人在1929年撤資的時候，他勸說伍德拉夫將整個德國的特許經營權都給他。他發狂似的跟到紐約，但沒有籌集到資金。之後，他卻從伍德拉夫手裡想辦法弄到了十多萬美元。那裡發生了一系列的公司註冊與兼併事件，局面可謂混亂一時，其目的是要複製美國企業的組織結構形式。根據漢密爾頓・霍西的內部備忘錄記載，審計師前去埃森檢查賬簿時，發現他們的財務狀況「一片混亂」。審計師和律師寫信給霍西，「建議我們對鮑爾斯先生在埃森的公司不要採取任何行動」，於是組建了一個全新的公司，負責收購該公司的資產。
在最後的收購事件中，混亂中卻誕生了兩個主要的實體公司。可口可樂德國公司將製造糖漿，並擁有自己的商標，而德國草藥公司則擔當了瓶裝商的角色。管理德國草藥公司的鮑爾斯被認為是靠瓶裝廠的專利權使用費生活的寄生蟲。不幸的是，他找不到一個願意冒險開展瓶裝業務的人，因為這需要很多現金。因此，他通過「特許權獲得者」向分銷商們出售產品，分銷商提到貨以後，就在埃森附近的專屬區域進行銷售。
當基思打開鮑爾斯的桌子抽屜時，他發現了未支付的賬單和未曾開啟的銀行報表。他意識到，這確實是一個挑戰。基思很快就使可口可樂德國公司的財務走上了正軌，並且利用自己不可思議的組織才能促進了公司的業務發展。然而，他缺乏美國人迷人的個性。因此，他用強硬的作風來彌補。儘管人們會嘲笑雷・鮑爾斯，但是在馬克斯・基思面前，他們會不寒而慄。
基思是個令人難忘的人。他身高1.83米，有著日耳曼人特有的高顴骨，不苟言笑，嘴邊有少許像小笤帚一樣的鬍子，激動時鬍鬚會驚慌地顫動起來。在很多方面，基思的怪癖和領導風格就像大獨裁者希特勒。當他生氣的時候，他的大嗓門具有催眠的效果。他的一個助手回憶說：「馬克斯・基思會嚴厲地斥責你，就好像你從來沒有挨過罵一樣。但他也能再一次樹立你的信心。」當他高興的時候，他迷人而文雅。基思一旦做出了決定，就從來沒有改變過，並且他無法容忍公開的反對。在員工大會上支持一個與他相牴觸的觀點無異於是自殺。老員工克勞斯・普特說：「他天生就是一個領導者，一個有超凡魅力的人。雖然他很苛刻，但你仍然喜歡為他工作……哦，的確，我害怕他。我們所有人都怕他，甚至比他年長的助手還怕他。」普特還說，他的大部分追隨者「都願意為他去死」。
基思滿腹經綸，才華橫溢。排除了大量的偶然因素，包括在納粹和美國征服者控制區最近發生的那些災難性事件，他使可口可樂的業務日益興旺發達起來。通過巧妙的虛張聲勢、脅迫、哄騙、影響力、營銷以及絕對的意志力，馬克斯・基思與他深愛的飲料一起倖存下來。正如一位助手所說，對基思而言，主導的思想不是「德國至上」，而是「可口可樂至上」。
與基思和希特勒同在的景氣年份
希特勒四處網羅賤民反叛者，組成了他的衝鋒隊。與此同時，基思也在搜尋那些迷失的幽靈，他們後來都成了他忠實的信徒。基思在他晚年的一次訪談中回憶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一生中幾乎嘗試了所有的工作，但顯然都失敗了。他們甚至在想，如果進入了可口可樂公司，那還會再失去些什麼。」可口可樂公司的經理在員工方面幾乎別無選擇，因為實際上德國當時沒有軟飲料企業。不含酒精的飲料被認為是糖水，是給孩子們喝的，而不是給精力充沛的成年人飲用的。人們普遍相信，冷飲（啤酒除外）會導致胃疼。
基思決定改變人們的觀念。他迫使自己和員工們一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有時甚至在凌晨2:00才睡覺，但在太陽升起前又要開始工作。基思的特許經銷商們用自行車、手推車、三輪摩托車、老式雪佛蘭卡車甚至還有步行的方式提供可口可樂。1934年，他在法蘭克福興建了一個瓶裝廠，而倉庫設在科隆和科布倫次。基思穩紮穩打，加拿大主管吉恩・凱利卻很吝嗇，直到基思將零售客戶增加到了600多人，他才同意購買第二輛卡車。
凱利提供了非常多的購買點廣告標誌，同時，他也允許基思印刷數百萬張名為「可口可樂是什麼」的小傳單，並派員工們在體育比賽現場和餐館裡散發這些傳單。基思回憶說：「我們週末到餐館去，把傳單放在每一張桌子上。」當餐館老闆發瘋似的把傳單扔出去的時候，可口可樂人卻頑固地把它們重新放回原處。許多人撿起這些折疊的傳單時，都希望能看到其成分分析，可一看到上面只是簡單地說可口可樂是一種提神的飲料時，他們都很生氣，但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可口可樂的名字，自然也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為了鼓勵分銷人員，基思最初僱用了三個外勤人員，負責講解和傳授適當的銷售技巧，並開設新的銷售網點。這些辛勞的銷售人員不得不費力地拖著一個巨大的、被戲稱為「累贅箱」的公文包，包裡有一層錫制的內層，裝有10瓶可口可樂和冰塊。早先的外勤人員，例如喬・尼普，打開市場的方式是：走進酒館，不懈地取樣實驗，並提供冰鎮飲料。酒館老闆們也許會說：「哦，真無聊！我以前喝過，但我不會再碰它了。」但是當他們嘗過冰鎮可口可樂以後，他們通常會大聲叫喊說，冷鎮以後味道完全不一樣了！
曾經有一個零售商相信可口可樂會讓他賺錢，但由於超過半數的酒館和餐館都歸當地釀酒廠所有，他們禁止銷售其他飲料，因此，他常常不得不把可樂藏在冰櫃裡的啤酒下面。有時候，單是基思親自到場，就可以解決問題——他出場10分鐘就能夠恐嚇住大部分的啤酒釀造商。基思還請來了沃爾特・奧本霍夫律師。奧本霍夫1930年負責註冊了可口可樂德國公司，他幾乎每天都在處理業務。他通常能夠做到庭外和解，並且結果一般都比較令人滿意。由於基思的指導和鮑爾斯在銷售方面連續不斷的努力，可口可樂的銷量在這10年裡增長十分迅速。1934年，他們銷售了24.3萬箱。兩年後，他們首次宣稱銷量突破了100萬箱。到1939年，可口可樂人在德國國內差不多銷售了450萬箱可樂。
銷量的顯著增長應該歸功於基思的努力。他自己承認，「我們與時俱進」。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冰箱在普通家庭中已經相當普遍，發達的高速公路網絡也使汽車旅行變得十分便捷。1933年，在納粹德國建立第一個集中營的時候，德國正處於相對繁榮的初始階段。到1937年，德國的國民收入已經翻了一番。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國的興亡》中寫道：「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德國就像一個巨大的蜂巢。」忙碌的工人們需要暫停下來恢復體力。基思說：「人們的要求比以前高得多。他們不得不更努力、更高效地工作。他們需要清醒而認真地操作技術設備。」
當然，這「技術設備」是大型軍用機械的一部分，它們為人們創造了新的工作機會。然而，失業率基本上沒有下降。工人們和奴隸差不多，不但要遭受毆打，還要被更換工種。僱主成了小獨裁者，或者是「企業的領導者」。儘管工人們的工資有意被調整到很低水平，但是很多工人都很開心，因為他們有了工作，還因為他們相信希特勒的宣傳——日耳曼「民族」一定能夠戰勝一切困難。夏伊勒寫道，大多數工人不但沒有怨恨粗暴的專制制度，反而被他們對祖國未來的新希望、新信心和令人驚訝的新信仰所深深感染。如此看來，馬克斯・基思手下那些忠實的工人們特別勤奮地工作就不足為奇了。到1939年，有43家德國工廠在開展瓶裝可口可樂業務，還有不止9個瓶裝廠正在興建中。600多名特許權獲得者是獨立的受讓人，他們在四處分銷著可口可樂，賺取的利潤比大多數德國工人要多很多。
可口可樂與柏林奧林匹克運動會
對馬克斯・基思來說，1936年的柏林夏季奧運會是他成功的標誌，他為運動員和到訪者供應了大量的可口可樂。希特勒對8月的柏林也非常滿意。作為東道主，他驕傲地款待世界各地的來賓，炫耀他金髮碧眼的雅利安運動員。在奧運會前夕，馬克斯・斯麥林在麥迪遜廣場花園的第12輪舉重比賽中戰勝了喬・路易斯。到達德國時，斯麥林一從齊柏林飛艇興登堡號走下來就受到了群眾的熱烈歡迎。
納粹的赫爾曼・戈林和戈培爾為外國客人精心準備了宴會，大多數來賓都對其所見到的一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羅伯特・伍德拉夫就是客人中的一個，他說服了全體可口可樂隨行人員。然而，伍德拉夫卻沒有被希特勒的表面行為所欺騙。他的直覺告訴他，他們的企業將遭到破壞。事實上，伍德拉夫對有四個龍頭瓶裝機的現代柏林瓶裝廠非常滿意。他欣喜地看到奧運會上在出售可口可樂，但對繞在每個瓶頸上的包裝帶卻非常不滿意，因為上面的文字標明「含咖啡因」。納粹的衛生部門堅持在可口可樂的瓶子上加上警示標誌，這也許是受到了當時主流食品風尚的刺激。然而，對於很多德國消費者來說，包裝物更像是廣告，而不是威懾物，因為在那時的德國，咖啡是一種稀有的物品。
可是，這標誌違反了伍德拉夫神聖的原則，他命令精力充沛的化學家和律師們撰寫書面陳述，試圖消除這些危害。約翰・西布利1936年11月寫信給伍德拉夫，提到了這件事情：「那個國家（德國）以他們自己的偏見為食糧，這也是這次事件的另一個證據。我希望我們能順利度過這一時期，不要留下任何創傷。」伍德拉夫與馬克斯・基思和沃爾特・奧本霍夫會面時，不允許他們回應有關咖啡因的傳言。當基思提出這個問題時，伍德拉夫戲劇化地將來訪的美國人請出了房間，希望能夠單獨與這個德國人交談。他說：「我不習慣向我的美國人民做出解釋。不過，我會為你違反原則。你絕對不能進行自衛性的廣告宣傳。這不僅僅是給你的對手以尊嚴，還會耽擱案子的解決。」
只有這一次，基思碰到了對手。伍德拉夫下達了極其嚴格的命令，但他並沒有提高嗓音，也沒有表現出憤怒。他的一個助手回憶說：「當馬克斯・基思和羅伯特・伍德拉夫會面的時候，他完全被傾倒了。伍德拉夫就是他為之工作的人，是這個世界上他真正非常尊敬的人。」伍德拉夫看到了基思身上的潛質，承認他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人，完全能夠打開德國的市場。這兩個人成了終生的朋友。
然而，在柏林，伍德拉夫依然在處理雷・鮑爾斯的事情。作為瓶裝商，德國草藥公司還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業績，鮑爾斯也未能從簽訂的合同中賺錢。在一個冗長乏味的會議之後，公司律師們同意解散德國草藥公司，讓馬克斯・基思擔任可口可樂德國公司的總裁，同時，所有在德國出售的飲料都要支付鮑爾斯一筆固定的特許權使用費，直到1950年。
1936年9月，奧運會結束後一個月，希特勒指定的繼任者、納粹時代德國空軍的領導人赫爾曼・戈林開始負責制定一個新的四年計劃，強調德國對戰爭的準備要自給自足。這位納粹領導人將進口削減到一個非常小的數量，並且限制外國企業的經營活動。在給德國稅務署的一封信中，奧本霍夫盡力說明可口可樂德國公司是一家德國企業，儘管事實上可口可樂公司擁有其絕大部分股份（奧本霍夫稱外國資本為「貸款」）。在戈林的高壓政策之下，這樣的搪塞是沒有用的。
伍德拉夫是公司高管層中的一員，他們很多人都非常擔心德國子公司和他們的利益。戰爭的陰雲密佈，美國實業界的巨頭們暗中秘密策劃，保護他們自己不受各種突發事件的影響。有一些人，例如亨利・福特，事實上是納粹的支持者；然而，其他人，例如標準石油公司的沃爾特・蒂格爾，則保持中立，但認為與納粹經商並無不妥。像他的朋友和狩獵夥伴蒂格爾一樣，伍德拉夫實行的是權宜之計。他的政治立場單純而簡單——一切為了可口可樂。
伍德拉夫通過在紐約銀行業的關係，在幕後對戈林施加影響。1936年，他得到了亨利・曼恩的支持。亨利・曼恩是幾家美國銀行的德國代表，他說服了戈林允許進口可口可樂濃縮液。「他接受了禮物。」一位熟人私下悄悄說。為了將進口量削減到最低限度，基思開始自己生產濃縮液，因此需要從美國進口最好的商品5號和7X。如果戰爭爆發的話，就連在納粹德國內部生產這些成分的想法，伍德拉夫也不會認真對待。他寫信給西布利說：「或許應該考慮一下……在德國生產商品5號的可能性，如果事態發展需要的話。」但是他最終放棄了這個計劃，因為這是不切實際的。
在關鍵的1936年歐洲之行期間，羅伯特・伍德拉夫和約翰・西布利的往來信件暴露出伍德拉夫實際上是一個高度緊張和好動的人。然而，他表面上在面對任何困難時都顯得非常沉著。伍德拉夫在出訪德國之前從倫敦寫信來說，他是「一個神經緊張、內心寂寞的人」，但他至少睡眠很好。儘管他在德國遇到了很多問題，但他說，為期五天的訪問會「過得非常快（我但願）」。西布利意識到了伍德拉夫內心的緊張與不安，他表示希望他的朋友在蘇格蘭打高爾夫球的時候能得到「完全的休息」。
反擊「猶太誹謗」
伍德拉夫通過與赫爾曼・戈林協調來幫助馬克斯・基思，但他卻不能控制其他的隱性問題。咖啡因的傳聞僅僅是論戰的開始。由於可口可樂公司成為德國大型的銷售商，因此礦泉水企業、釀酒廠和可樂仿冒者都緊緊抓住每一個可能的誹謗機會。他們聲稱，磷酸會腐蝕胃的內壁，如果將一小塊牛肉在可樂裡放置一個晚上，牛肉就會被漂白。一些競爭者控訴可口可樂的名字取得非常不合適，因為它裡面並沒有可卡因。其他一些人散佈謠言說，可樂裡含有「毒藥」，對「大腦會產生刺激性」。即使焦糖的顏色也招致了很多麻煩，有些人說這是一種「人工染色」的結果。甚至連神聖的一步裙形瓶子也遭到了誹謗，因為它的容量是0.192公升，而德國的標準容量是0.2公升。
對於可口可樂在德國的未來，赫爾・弗蘭奇先生的威脅是最具有毀滅性的。他仿造了一種飲料，名叫非洲可樂。1936年，弗蘭奇和其他勞動者陣線的代表一起訪問美國，親切友好地參觀了美國的工業企業。雷・鮑爾斯安排他們參觀了紐約可口可樂公司的一個瓶裝廠，弗蘭奇在那裡剷起一把瓶蓋，瓶蓋上面印有希伯來語，其大意是，可口可樂是猶太教允許飲用的——這並不令人驚訝，因為紐約大量的猶太人就是一個現成的市場。回到德國後，弗蘭奇散發了幾千張傳單，上面印有瓶蓋的照片。他聲稱，可口可樂公司是美國的猶太人開辦的公司，由著名的亞特蘭大猶太人哈羅德・赫希負責管理。
可口可樂在德國的銷售額直線下降。納粹總部迅速取消了他們的訂單。整個企業都處於危機之中，而基思卻無能為力。在科隆，沃爾特・奧本霍夫努力爭取法院發佈初步禁令，反擊「猶太誹謗」，但是公司在倫敦聘請的辯護律師格沃特金和西布利阻撓公司採取進一步的法庭行動，因為他們擔心今後這一切都會公之於眾。獨立的瓶裝商和特許經營者感覺被出賣了，因此提起訴訟。有時，可口可樂德國公司甚至還充當聯合原告。奧本霍夫寫信給格沃特金，說明生活在德國之外的人誰也「不瞭解」該問題的範圍。為了救急，基思祈求伍德拉夫將哈羅德・赫希開除出可口可樂董事會，或者至少向外界說明他並不是公司的所有者。伍德拉夫支持赫希，同時也要求法律部起草一份公告，說明公司有許多股東，而不是某一個人單獨「擁有」這家公司。面對弗蘭奇的誹謗，這份股東名單簡直就是一個愚鈍的還擊武器。
進入納粹的中心
最終，儘管猶太教規定允許的瓶蓋照片事件持續了好幾年，但可口可樂公司還是經受住了這次大失敗的考驗。正如伍德拉夫在美國的做法一樣，基思瞄準了「特殊事件」（例如愛國群眾大會），並懂得了嘗試是開展業務的最佳方法。可口可樂出現在自行車比賽上，廣告強調它有助於運動員徹底恢復體力。在希特勒青年集會上，年輕人列隊正步行走，可口可樂卡車與行進者們一起前進，他們希望這能夠成功地吸引下一代的注意力。
在弗蘭奇第一次提起指控的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基思將可口可樂置於納粹工業復興的中心位置。那一年，德意志帝國的「勞動人民」展覽在杜塞爾多夫開幕，德國工人在希特勒統治下最初五年所取得的成就得以展現在世人的面前。一台瓶裝機在展覽會中央與天主教傳道總會辦公室緊鄰的地方灌裝可口可樂。赫爾曼・戈林巡視杜塞爾多夫博覽會，中途停下來喝了一瓶可口可樂，公司一位思維敏捷的攝影師抓拍了這一鏡頭。雖然沒有照片作證，但據說希特勒也很喜歡可口可樂，他曾在他的私人電影院裡一邊吮吸著這種亞特蘭大飲料，一邊欣賞《亂世佳人》。
1938年3月，希特勒的軍隊跨過奧地利邊境，吞併了奧地利。基思和他的員工們不但不害怕納粹的進攻，而且還迅速跟隨軍隊進入奧地利，並於9月在維也納建立了一個分支機構。一個月後，沒有人對基思註冊成立新公司表示抗議。1938年11月10日的水晶之夜，預示著納粹對猶太人的恐怖行動到達了一個新的水平。公司的奧地利業務被破壞了，猶太教會堂也起火了。即使1938年德國吞併奧地利一事的確使伍德拉夫和鮑爾斯產生了隔閡並出現摩擦，但兩人都沒有感到不安。鮑爾斯認為，他的權利金應該包括所有在德國境內銷售的可口可樂，而不論銷售區域隨希特勒軍隊的進駐而延伸到什麼地方。伍德拉夫對此提出異議。他說，合同中明確規定了邊界，應該以簽訂合同時的邊界範圍為準。這場爭論結束後不久，鮑爾斯就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喪身，基思毫無疑問地成了可口可樂德國公司的領導人。
雖然基思認可了過去取得的輝煌成就，但是他仍然要求員工們不要滿足於現狀，而要奮發前進，走向未來，直到全德國人民都是可口可樂的消費者為止。他說：「我們知道，只要我們積聚力量，共同努力，就會達到目標。我們不可思議的飲料擁有超強的持久力，能夠使我們堅持下去，直到取得成功。」
炸毀的瓶裝廠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的部隊入侵波蘭，英國和法國最終向德國宣戰，馬克思・基思意識到他將惹上麻煩。雖然戈林此前已經批准流通「7X」，但戰爭遲早會削減原料的供應，甚至完全切斷。除了原料供應問題，基思還擔心，由於可口可樂德國公司是一個「外國」公司，它也許會被國有化，同時公司領導人還可能被監禁。很快，他就採取了兩個預防措施，以防不測。
第一步，他策劃成為德國龐大官僚機構的一部分。希特勒也許擁有最大的權力，但他卻厭煩處理細節問題，因此便把很多這類問題都留給了保守的文職人員，而他們中的很多人都非常同情處於困境中的商人。對於基思來說，幸運的是，沃爾特・奧本霍夫與司法部部長是好朋友。奧本霍夫設法讓自己和馬克斯・基思在敵軍財產辦公室中任職，在德國和佔領區內監管所有的軟飲料工廠。德軍侵佔了歐洲，基思和奧本霍夫跟隨德軍也進入了歐洲，他們在意大利、法國、荷蘭、盧森堡公國、比利時和挪威援助並接管了當地的可口可樂業務。
基思的第二步是尋找另一種產品。雖然他謹慎地為不同的工廠配給可口可樂，但他仍要求他的化學家們發明另外一種飲料，以使公司順利度過戰爭時期。他們發明了一種水果口味的飲料。像可口可樂一樣，這種飲料是一種獨特的含咖啡因的混合物，人們無法從中輕易地辨認出橙子、葡萄或檸檬。依靠能夠得到的配料——通常是其他食品行業的剩餘物——這種新飲料使用乳清（它是乾酪的一種副產品）和壓搾蘋果酒後的蘋果纖維。稍後，基思稱讚這種飲料是用「剩餘物品的剩餘物」製成的。這種水果混合飲料的成分依可以得到的意大利農產品的變化而變化，起先必須用糖精來增加飲料的甜味。但是1941年，該飲料免受糖料定量配給規定的限制，因此允許使用3.5%的甜菜糖，這就使得這種飲料遠遠好於戰爭時期任何競爭對手的產品。
在一次命名競賽中，基思採用頭腦風暴法，把員工們集中起來，讓他們無拘無束地自由聯想，經驗豐富的銷售員喬・柯尼普不假思索地衝口說出了最終獲勝的名字——芬達（Fanta）。沃爾特・奧本霍夫在德國和所有佔領國內註冊了新商標。然而，在比利時，卡爾・韋斯特經理選擇了「科比」這個名字，因為他認為，對於憤怒的比利時人民來說，芬達這個名字聽起來太德國化了。另外，公司還設計了一種新型的、非常有特色的瓶子。芬達的銷售情況很好。即使在美國於1941年年末加入戰爭，所有可口可樂的供給都被停止之後，芬達的銷量仍然較高，這就足以確保公司順利度過戰爭時期。1943年，基思售出了大約300萬箱芬達。很多瓶裝飲料並不是用來喝的，而是用來增加湯和燜菜的甜味和香味的，因為戰爭時期糖料供應實行嚴格的配給制。
同時，馬克斯・基思千方百計在德國的公共場所保留可口可樂這個名字。納粹宣佈「回憶性廣告」為非法，因為這樣的產品已經不再有了。儘管如此，在所有芬達的廣告中，他都加入了「可口可樂德國公司榮譽出品」這句話。在1942年年末可口可樂供應中斷之前，他只為接收納粹傷兵的醫院供貨，但德國軍方的分支機構還是設法截獲了一小部分。
當軍隊徵用基思最好的卡車時，他的機修工人一直在不斷修理舊卡車。福特汽車公司也一直在納粹德國做生意，他們提供專用的煤燃料卡車。為了確保他們保留下來的卡車不被徵用，基思（和伍德拉夫一樣）把公司的業務與對戰爭做貢獻聯繫起來，其具體做法是，把目前閒置的可口可樂瓶子裝滿蘇打水，再把它們運到礦區的通風管裡儲藏起來，以躲避敵人的空襲。這樣，他的卡車就成了分發免費「救災水」的救急車輛，還維持了他與軍方之間的友好關係。
基思能將他的瓶子藏起來，免於被敵機轟炸，但是卻不能把工廠也藏起來。戰爭期間，所有43家可口可樂工廠全部遭到不同程度的轟炸，有些甚至被轟炸過好幾次。公司的埃森總部和工廠遭到的襲擊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這座城市位於德國工業的中心地帶，在戰爭後期被完全夷為平地，一座建築物也沒有留下。儘管這樣，基思仍然在繼續灌裝芬達和蘇打水，就連轟炸最激烈的時候也不曾中斷過。他解釋說：「我在城市郊區建有所謂的專線工廠，在那裡我們有自己的瓶裝工廠。」芬達隱藏在舊農舍或奶牛場中，這種臨時措施使得芬達在城區主要工廠維修期間仍然能夠保證穩定供貨。
基思的僱員被徵兵後，他僱用了很多以前被判過刑的人，軍隊是不會招募這些人的。基思驕傲地回憶說：「在埃森，我們最出色的銷售人員是一個曾因殺害自己的父親而被判刑20年的人。」後來，在戰爭中，基思使用了「來自歐洲四面八方的人——戰爭把他們從各地帶到了這裡」。基思說「戰爭把他們從各地帶到了這裡」，是暗示他們心甘情願地成為難民，這有些令人誤解。事實上，戰時的鐵路不但把猶太人、吉卜賽人和其他人運到集中營，而且還運送了大約900萬被強迫的外國勞工，到1944年，他們佔了德國整個勞動力隊伍的1/5。
很顯然，馬克斯・基思為了維持可口可樂的業務，樂意做任何事情，包括與納粹政府的合作。後來，他的同事原諒了他的行為，聲稱當時的他也是被逼無奈，沒有其他選擇。克勞斯・普特承認說：「是的，馬克斯・基思試圖不得罪當權者。他是一個老練的談判代表，一個小心謹慎的人。你知道，當你生活在一個被獨裁者統治的國家時，你必須管住你的嘴巴，並且小心行事。如果你的鄰居聽到你說希特勒的壞話，他們晚上就會摸到你家去，把你帶走，殺死你。這是在美國生活的人所不可能理解的。」結果，作為一家外國公司的代表，基思更好地利用了外交手腕，遇事時採取必要的變通處置辦法，「走錯一步，說錯一句，那都可能是致命的」。
當基思對可口可樂的忠誠受到攻擊的時候，他證明了自己寧願為他的飲料去死，也不願意屈從於納粹。1945年年初，除了希特勒和他那些狂熱的追隨者以外，幾乎所有人都清楚他們戰敗了。針對這一情況，虔誠的納粹黨人癡心妄想，希望在內部尋找一個替罪羊。同年1月，基思和奧本霍夫應召向負責商務部的將軍匯報工作，並被告知他們的公司將被收歸國有。將軍命令他們：「把名字改了，改成什麼都可以。如果你們願意，可以叫它為馬克斯・基思股份有限公司，更名必須在兩天之內完成，否則你們將被送進集中營。」
基思仍然很頑固。他和奧本霍夫到司法部去拜會他們的老朋友，但這位朋友擔心，如果他出面干預的話，他也會被監禁起來。這兩個可口可樂人無法確定還會發生什麼事情，他們準備第二天去向將軍攤牌，但是他們沒有成行。這似乎是天意——那位將軍在一次空襲中身亡，公司也因此被拯救了。三個月後，在柏林的一個掩體中，希特勒開槍自殺，戰爭結束了。
技術觀察員的入侵
馬克斯・基思成功了。他發電報給伍德拉夫說：「可口可樂德國公司仍在運作。」「派審計師去。」伍德拉夫感到非常吃驚，馬上派遣可口可樂出口公司的紐約籍律師斯蒂芬・拉達斯去科隆，試圖在沃爾特・奧本霍夫的家鄉找到他。科隆這個城市遭到轟炸以後，人口已經由最初的100萬減少到3.5萬。拉達斯無法找到奧本霍夫，但他從鄰居處獲悉，奧本霍夫還活著。拉達斯給他留下一張便條，寫了一些鼓勵性的話語，然後回到了美國。
在此期間，緊隨美國解放部隊之後，技術觀察員大量湧入德國，迅速霸佔了尼德門迪格的一家礦泉水廠，並於四月份開始灌裝可口可樂，時間正好在德國投降之前。三個優秀的技術觀察員宣稱，他們找到了馬克斯・基思，其中的一個稍後回憶說：「無論我們戰前的德國公司留下了什麼，我們都能照常生產。」當他們找到基思時，他正在一個被毀掉一半的工廠裡忙著灌裝芬達。
對回到國內的這些高級管理人員來說，馬克斯・基思是一個英雄。哈里森・瓊斯在1946年對最近一批技術觀察員的講話中，告訴他們馬克斯・基思是「一個偉大的人」，他在戰爭期間將瓶裝商聯合起來了。然而，在那個時候，基思感覺這些讚揚聽起來並不誠懇，他覺得自己被出賣了，因而非常生氣。他在戰爭中倖存了下來，將他的小瓶裝王國保持得完好無損，但卻被美國的技術觀察員們侵佔了。後來，他稱這段戰後時期「更糟糕」，他遭受的痛苦甚至比納粹統治時期還要多。
基思的悲痛是可以理解的，身穿美軍制服的技術觀察員們的態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接到了命令——不得與德國人親近。艾森豪威爾下達命令，實業界要「非納粹化」。基思邀約沃爾特・奧本霍夫（表面上他沒有受到什麼影響）一起，試圖與美軍軍官和美國可口可樂人協商。奧本霍夫稍後回憶說：「我們討論了很多次。」技術觀察員喬治・唐寧對基思厚顏無恥的行為感到震驚，他堅持稱基思是「第二個希特勒」。「一個德國人在戰敗後的德國對美國人指手畫腳，你能想像那是一種什麼情景嗎？」唐寧確信，如果德國贏得了這場戰爭，基思就會策劃接管可口可樂公司的全球業務。那些也許正是基思夢寐以求的事情，但他受過很好的教育，知道在待人接物中忍耐的重要性，所以現在正試圖討好這些勝利者。起先，技術觀察員們不但拒絕向基思提供任何可樂糖漿，而且還削減他的芬達產量。最終，他們妥協了，允許可口可樂德國公司開展瓶裝芬達業務。此時，技術觀察員們已經壟斷了對美國軍人的飲料消費供應渠道。
在尷尬的休戰中，技術觀察員們在法蘭克福工廠的一邊灌裝可樂，而基思則在另一邊灌裝芬達。但是在百廢待興的戰後經濟中，基思無法得到足夠的糖料或水果供應，同時，大多數德國人也買不起他的飲料。即使他開始灌裝蘇打水和名叫羅莎爾塔的新口味飲料，銷售額仍繼續下降，從1944年的200萬箱跌到1945年的50萬箱。
美國軍隊最終撤離時，基思決定接管他們的業務。他指示他手下的人要打入美國技術觀察員隊伍中，同時，這些美國人也為找到這些有經驗的助手而高興。1945年8月，駐紮在斯圖加特的技術觀察員報告：「在該工廠的周圍，生活格局已經形成。本國的可口可樂人再一次成為這個偉大企業的一部分。來自於田間和戰俘營的老員工們又回到了工廠。有了優秀的機械師，再加上他們忘我地工作，當初看上去毫無希望、一片混亂的局面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他們輝煌的成就。」一個技術觀察員說道：「我無法討厭德國人——他們太勤奮了。」這一點也不足為奇。似乎再也沒有人計較這些「本國的可口可樂公司員工」是前納粹黨人或者是賣國賊，其部分原因是，由於盟軍的勝利，一夜之間就發生了不可思議的轉變。本地一個技術觀察員後來表示：「這非常令人驚訝，平民中沒有一個人是納粹黨人，所有人都是反對納粹黨的，並且都明確反對希特勒和他的目標。」
儘管馬克斯・基思的立場不穩定，但是他仍然試圖與以前的這些員工保持聯繫，同時也為技術觀察員們的工作提供一些「幫助」。在奧格斯堡，克利夫・約翰遜對他的助手西斯萊先生解釋說：「那個德國人——馬克斯・基思——要來參觀，我們已經接到命令，要友好地對待他。」基思到達時，身穿一件皮大衣，他以前的員工們（現在奧格斯堡工作）幾乎「要被迷暈了」。西斯萊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道：「埃爾希幾乎要暈倒了，因為基思先生在那裡，科勒先生每到一處都要鞠躬。」基思「帝王般的舉止」給西斯萊本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後，基思在1949年抓住一個機會智勝了美國人。當時，他發現大量不新鮮的可樂糖漿供應品在戰爭期間利用部隊軍官的關係避開了世人耳目，到達了德國。他說服了當時負責管理德國技術觀察員項目的保羅・萊斯科，將那些過期的糖漿賣給他，以便他能夠從中提取糖料，供生產芬達用。為了預防糖漿被再次使用，萊斯科幾乎把糖漿染成了綠色，但基思使他確信，這樣的預防措施是沒有必要的。基思一邊讓他的化學家們努力工作，一邊秘密過濾和再加工糖漿，然後於1949年迅速推出他的第一批瓶裝可口可樂。負責可口可樂公司歐洲業務的李・塔利碰巧打來電話，告訴基思他打算造訪法蘭克福。基思說：「那太好了，我希望您明天早晨來剪綵。我們將重新開展可口可樂業務。」10月3日，塔利如期前來參加剪綵儀式，他對基思擁有如此多的糖漿感到十分驚訝。絲帶剪斷之後，基思的卡車載著一幅巨大的標語不顧一切地前進，標語上寫的是：「可口可樂又回來了！」萊斯科被欺騙了，他惱羞成怒，但因為有塔利的默許，所以他也無能為力。
基思選擇的時機非常完美。由於美國軍隊的存在和技術觀察員的業務逐漸減少，伍德拉夫決定將瓶裝廠歸還給當地人。萊斯科突然感到，他自己必須適應基思，而基思也再次大權在握。為了和這個美國人和平共處，基思把不來梅瓶裝廠的管理權交給了萊斯科。不久，馬克斯・基思就重振了德國的軟飲料行業，他也可以免費獲得可口可樂濃縮液了。但是要找到符合可口可樂出口公司制定的資本條件（在特許經營地區，每個人平均1美元）的德國人是不可能的。基思獨斷專行，將這一條件降低為人均1德國馬克，這相當於原來的1/4，但符合這一條件的人仍然極少。基思不得不在許多人的貸款申請上連署以提供擔保，同時強制要求他們宣誓終身效忠於他。他告訴他的瓶裝商們：「我選擇了你，我會使你發財的，但是你必須聽我的話，按照我說的去做。」
基思說話是算數的。當先前的技術觀察員西斯萊先生在時隔多年之後重新回到德國時，他發現埃爾希和科勒先生擁有了奧格斯堡的瓶裝廠，還擁有「源源不斷的財富」。他們在這座城市最好的飯店裡款待他，並且笑著談論戰後那些艱難時日。然而，有一件事情始終沒有改變，那就是，他們在馬克斯・基思面前仍然卑躬屈膝——基思現在已經是整個歐洲地區可口可樂的總管。那些比較大膽的瓶裝商私下裡悄悄稱基思為「大老闆」。
偉大的白種雅利安人希望成為可口可樂人
就連馬克斯・斯麥林1957年成為可口可樂瓶裝商時，也對基思表現出了合乎體統的尊重。1954年，這位德國英雄會見了前來埃森慶祝可口可樂在德國經營25週年的可口可樂高級管理者、二戰前紐約拳擊協會專員詹姆斯・法利。法利立即意識到，斯麥林是一個真正值得獵取的人。這個拳擊手欣然接受了在漢堡灌裝可口可樂的機會，並且願意成為今後幾年可口可樂飲料在德國的親善大使。這位曾經在書房裡保留了希特勒親筆簽名的男人，現在卻加入了可口可樂這個舒適的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