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過去常說：「讓可口可樂公司一直安睡吧。我們雄心勃勃地奮鬥積極趕超它，但是不要驚醒了它。」
——百事可樂公司已退休的說客德克・德洛奇
1979年，一位可口可樂公司的高級管理者回顧了那淒慘的10年歲月。「在20世紀70年代即將開始的1969年，我們已經在亞特蘭大扎根，」他對集合在一起的瓶裝商說，「我們被賦予了吉卜賽能力，可以看到未來，我想我們會對看到的一切感到恐慌。」1969年的保羅・奧斯汀沒有這種「吉卜賽能力」，但是當西澤・查維斯打贏了與加利福尼亞葡萄種植商的官司凱旋的時候，奧斯汀就預感到了麻煩。「他的下一個目標，」奧斯汀在給羅伯特・伍德拉夫的備忘錄中悲傷地寫道，「將會是柑橘類植物。他提到了我們公司的名字。」奧斯汀知道，不可能輕鬆地打發掉查維斯。他沮喪地寫道：「他自詡是猶太人盼望的救世主彌亞賽，並且有著大將風度。」佛羅里達州美汁源柑橘種植園在收割季節僱用了6000個移民工人，這些工人中大多數是黑人，並且薪酬微薄。男人、女人和兒童都居住在沒有浴室或者娛樂設施的、類似木板房的建築物裡。這種情況很容易受到查維斯的攻擊。「如果我們成為下一個新聞報道的焦點，」奧斯汀總結說，「我們的下場將會很慘。」
1960年，也就是可口可樂公司收購美汁源公司的這一年，愛德華・默羅第一次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紀錄片《可恥的豐收》中揭露了佛羅里達州橘子種植園裡的工人們惡劣的生存環境。可口可樂公司的職員中沒有一個人表現出對此很關心的樣子。十年之後，僅有奧斯汀在備忘錄中表達了他的擔心。一個月之後，全國廣播公司製作了一個更新的紀錄片《移民》，這個節目顯示，在過去的10年裡，移民工人的生存條件沒有得到絲毫改善。節目特寫了可口可樂公司的種植園，鏡頭還捕捉到了一個憤怒的美汁源公司工頭粗暴地命令電視攝制小組離開。雖然保羅・奧斯汀和可口可樂食品公司總裁盧克・史密斯解釋說，可口可樂公司的初衷是為節目製作者馬丁・卡爾提供更好的條件，但是在這部紀錄片中沒有提及這一點。
在《移民》節目播出的前幾天，史密斯和奧斯汀以全國廣播公司休斯敦分公司職員的身份，坐在閉路電視前觀看節目的預播。他們對所看到的節目很不滿意。奧斯汀憤怒地打電話給全國廣播公司老闆朱利安・古德曼，尖聲叫道：「電視台這是在損害可口可樂公司的利益。」因為可口可樂已經在廣播電台購買了200萬美元的1970年季度廣告，所以，公司老闆只是很有涵養地聽著。最後，全國廣播公司同意在《移民》中為可口可樂加上一句話「可口可樂表示會改正主要的計劃……但最終還是失敗了」，並且刪除了可口可樂是整個行業的標準的綜述。
這些掩飾性的改變並沒有成功化解負面的社會影響。當馬丁・卡爾告訴媒體，可口可樂公司施加了「巨大的」壓力，要求他修改紀錄片的時候，他作為可口可樂公司的檢查員形象已經深入民心。7月15日，紀錄片播出之後一個星期，沃爾特・蒙代爾議員組織委員會調查移民情況。蒙代爾在他的公開聲明中談道：「在這個腐敗的系統被曝光並負擔起相應的責任之前，什麼都不會改變。」負責調查可口可樂公司責任的菲利浦・摩爾告訴議員們說，這些移民像奴隸一樣被奴役，勞動報酬相當低廉，而與此形成天壤之別的是保羅・奧斯汀，他每年賺取15萬美元，並且擁有可口可樂公司55,000份股票，每年獲得分紅79,200美元。「我想請問奧斯汀先生，」摩爾說，「為什麼有利可圖的時候，公司效率很高，但是當談到人身條件的時候，公司再努力也是止步不前呢？」摩爾嘲諷地總結說：「我剛知道，奧斯汀和可口可樂公司其他官員害怕聽到這些，他們會說，『對不起，我們為這些壓搾行為道歉，給他們的工資還不夠生存一個月，更不要說生存一年了。我們很抱歉，移民工人們在49歲的時候就去世了……但是，我們現在會好好改變的』。」
幾天之後，奧斯汀在律師約瑟夫・卡利法諾的陪伴下出現在蒙代爾的委員會面前，他的行為完全在摩爾的預料之中。卡利法諾回憶說：「這是我走進過的最充滿敵意的聽訴室，裡面擠滿了被拘留者和憤怒的學生。一個年輕、黑髮、戴眼鏡的女人走上前來對我說，『你倒霉了，你被出賣了。』她名叫希拉裡・克林頓。」奧斯汀承認，美汁源公司工人的生存條件「令人吃驚」，但是可口可樂公司正在計劃僱用更多的移民工人作為正式工人，並讓他們享受所有的福利待遇。可口可樂公司會適當給他們提供住宿、飲食、充分的兒童保健和健康保健以及休閒娛樂機會。奧斯汀呼籲，仿照美國商人聯盟的模式建立美國農業商人聯盟。
在議員們刁鑽的提問下，奧斯汀的表現幾乎毫無破綻。他發現，移民除了營養不良、居住條件差之外，他們自身還有著深刻的無用感。他承諾給他們以「做人的尊嚴」，並且給予「在生產運作領域以及在公司層面的晉陞機會」。這位可口可樂總裁只有一次失誤，不慎洩露出了他的種族歧視觀點。他解釋說：「這些人缺乏工作紀律的意識。」
奧斯汀利用《農業勞動力方案》的具體成果，把最初對可口可樂公司不利的媒體反響變成了對公關有利的事情。《時代》雜誌將奧斯汀在議員面前的作證發言作為頭條，標題為《讓人耳目一新的坦白》，黑人橘子採摘工人威利・雷諾茲在搬進他自己位於佛羅里達州弗羅斯特普魯夫的房子之後，成了採訪的焦點人物。「就像重生了一樣，」他說，「我以前曾經住過這樣的房子，但那是以客人的身份。我從來沒有想過我自己也可以擁有這樣的房子。」《商業週刊》授予可口可樂公司1970年企業公民獎。當卡利法諾安排奧斯汀和拉爾夫・納達爾共進晚餐時，就連納達爾都被奧斯汀的真誠所感動。當納達爾禮貌地聆聽完這位可口可樂公司總裁描述他得知柑橘種植園的惡劣環境時的震驚之後，納達爾問道：「像您這樣敏銳的、擁有哈佛大學法律學位的人，怎麼會把棕色的糖漿飲料灌進人們的胃裡去呢？」奧斯汀直視這位代表消費者利益的十字軍戰士，回答道：「我不認為出售提神的飲料有什麼過錯。」
環境污染
然而，正當可口可樂公司勉強應付公眾對他們冷血虐待移民工人的指責時，公司又面臨著憤怒的環境保護主義者的攻擊。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時候，40%的可口可樂是以不易回收的包裝出售的，並且這個比例還在不斷上升。1970年夏季，就在地球清潔日之後，環境保護主義者在北大街可口可樂公司總部門口堆起很多可口可樂無法回收的瓶子。1971年的一個調查顯示，美國5%的固體廢棄物垃圾都是可口可樂公司生產的瓶子。可口可樂公司振振有詞地解釋，如果可口可樂重新使用回收瓶，而百事可以不用，可口可樂公司就會在市場中損失慘重，因為消費者只是在理論上要求杜絕垃圾，實際上他們還是會隨地亂扔瓶子。
為了避免批評指責，可口可樂公司強烈要求再循環，強調公司的大量瓶裝廠都向可樂買主回收玻璃和廢紙再重新使用。公司廣告小組在廣告牌上玩聰明的文字遊戲，為強硬的越南不妥協者編了一首歌，要麼愛上美國，要麼離開。「如果你愛我，」可口可樂罐和瓶子上面寫著，「就不要離開我。」為了吸引公眾的目光，預防垃圾的產生，可口可樂公司自願打破「廣告中不出現公開的性暗示」的條規，呈現出一個漂亮女孩彎腰撿起可口可樂瓶子的背影，但旁白卻很有挑逗性：「再彎下一點點。」
當奧斯汀明顯地將移民騷動轉變成了整個商業團體的問題後，他對環境問題也表示出了非常懇切的關心。在巴哈馬群島亞熱帶寧靜的氣候環境下，可口可樂的管理人員參加了由哈佛大學舉辦的、代表全美國最高學術水平的一系列研討會。與標準的管理大會不同，這些人文社科會議強調更加廣闊的視野、自我實現以及環境認識。他們瞭解到，在未來的世界裡，乾淨的水資源比黃金更為寶貴。奧斯汀讓已經掌管附屬子公司的鮑勃・布羅德沃特僱用一批年輕而有熱情的哈佛商學院畢業生，設計實踐方法，充分運用在研討會上所學到的知識，並且可以越過可口可樂公司的層層機構直接向奧斯汀報告。很快，這個小組就被人們戲稱為「奧斯汀的孤兒們」。
布羅德沃特和他手下的「孤兒們」為能開拓新的領域而欣喜萬分。他們的第一個發現就是水化學公司，它是減少鹽分和水淨化行業的佼佼者。由於乾旱的中東地區阿拉伯國家急需工廠幫助減少水裡的鹽分，所以水化學公司有助於削弱阿拉伯國家對可口可樂的抵制運動。他們還購買了馬薩諸塞州的天然水瓶裝廠，在伊朗哈格島用塑料容器配置溶液來培養水果和蔬菜，在威斯康星州購買塑料工廠來研發可生物降解的垃圾袋和瓶子，在墨西哥養殖蝦。前哈佛大學教授、教育家斯特林・利文斯頓參加了一天的研討會後，建議富有進取心的可口可樂公司購買他在波士頓和華盛頓建立的綜合管理教育機構。「天啊，只要100萬美元而已，」布羅德沃特回憶道，「在那些日子裡，我們早餐前花費的錢都比那還多。」
除了天然水瓶裝公司外，布羅德沃特收購的公司沒有一個獲得了豐厚的回報。保羅・奧斯汀顯然為了他的「光圈效應」而願意放棄眼前利益。1970年，可口可樂公司畢竟儲備了1.5億美元現金，而且直到1974年為止，可口可樂的儲備金還一度增加到3億美元。為什麼不讓那些理想主義的年輕管理人員嘗試一下呢？奧斯汀對他們有著父親對孩子般的興趣。「這很讓人著迷，」他說，「在三年時間內，你可以看著一個天真的小男孩變成一個精明的商人。」
奧斯汀不僅是個將新企業視為玩具的、具有家長式作風的總裁，他還是個生態學者。他在佐治亞州銀行家協會的演講題目是：「環境論的復興或者泯滅……你往何處去？」這位可口可樂總裁滿懷激情地回顧了「環境能夠殺人的充足證據」，提醒人們「不能喝的水和不能呼吸的空氣將導致人類滅亡」。那些自滿的南方銀行家聽到可口可樂公司總裁的演講和拉爾夫・納達爾服用安非他命後所說的話如出一轍，都覺得很驚訝。「將來，我們的膝蓋可能會埋沒在我們自己製造的垃圾堆裡，」奧斯汀繼續說道，「除非我們所有的人馬上停止自我毀滅行動——否則，我們的綠色大地最後將變成墓地！」
除此之外，奧斯汀還提醒人們注意「人口爆炸」問題。「按今年某個孩子降生的壽命計算，當他60歲的時候，這個柔弱的地球上早就有著150億的居民。」奧斯汀說。「大量的遊牧民族」可能是一個令人驚恐的未來，但是他的可口可樂同事們肯定認為他瘋了。奧斯汀秉持的傳統價值觀認為，人類生活在地球上的主要功能就是消費可口可樂，但究竟是什麼讓他的價值觀發生了改變呢？一方面，奧斯汀真誠地相信他對銀行家所說的一切，但銷售更多的可口可樂一直都是他的終極目標。一位評論家在很多年後發現，可口可樂公司及其職員「看起來同時有兩個標準：一個是崇高的，甚至是柏拉圖式的；另一個則是無情的現實」。奧斯汀講述環境污染問題之後，對可口可樂公司的具體建議卻缺乏亮點。在一些能減少碳氫化合物排放的「有效裝置」面市之後，奧斯汀允諾將會在可口可樂卡車上大量安裝這種裝置。但這些卡車依然在馬路上行駛、排放碳氫化合物、污染環境。他注意到，70%的可口可樂瓶子是可回收的。同時，他希望可以發明出燃燒時不會產生碳氫化合物的塑料瓶子。
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抨擊
不管可口可樂公司是不是真心想要保護環境，他們所有的努力都沒能轉移政府的注意力。聯邦貿易委員會曾在50年前起訴過阿薩・坎德勒。現在，任何一位瞭解歷史的可口可樂工作人員都可以猜到，在羅伯特・皮托夫斯基委員的領導下，聯邦貿易委員會憑借強大的消費者運動的支持，將再次攻擊可口可樂公司。
第一個受到攻擊的就是赫赫有名的「賓果促銷活動」。特伯和可口可樂的消費者只要能夠將繪有20個名人肖像的瓶蓋按照正確的問題答案排列出來，就可以獲得100美元的獎金。聯邦貿易委員會反對這種競賽，因為遊戲規則中沒有說明每個問題可能會有多種答案。例如，大多數的參賽者都能夠正確地辨認出海軍上將伯德，他在北極探險中犧牲。但是，要贏得獎金的話，他們還要將繪有霍雷肖・納爾遜的瓶蓋同樣黏在這個問題下邊。類似伍德羅・威爾遜和古列爾莫・馬可尼都參加過巴黎和平會議之類的題目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果然不出人們的意料，150萬參與者中只有831人勝出。
在聯邦貿易委員會表示不滿之後，又出現了兩個分別針對可口可樂公司和為可口可樂策劃這次競賽的格倫迪寧公司的訴訟，共索賠4.25億美元。
雖然賓果鬧劇給可口可樂公司帶來了負面影響，但造成的經濟損失卻很小。無所畏懼的聯邦貿易委員會很快發起了第二次攻擊。1971年，聯邦貿易委員會指控可口可樂公司，聲稱Hi-C廣告中不幸的父親允許他的孩子吃薯條、餅乾和其他垃圾食品具有誤導性。「如此糟糕的午餐！」播音員說，「但是，這個父親唯一明智的選擇就是冰鎮Hi-C飲料。」他繼續說道：「這種飲料是由水果製成的，富含維生素C。」但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檢舉人發現，Hi-C中只有少量的真正果汁，並且其蘊含的維生素C也比橘子要少，這與廣告中所說的完全相反。這個廣告同樣傳達了孩子只要喝Hi-C、吃不吃垃圾食品都無所謂的觀點。聯邦貿易委員會對可口可樂公司和凱洛格食品公司聯合推出的廣告更為失望。在那個廣告中，小女孩早飯只吃頂部撒草莓的小烘餅和Hi-C。可口可樂公司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反駁這個控訴是基於「個人和不科學的飲食觀念的」。聯邦貿易委員會的委員們喜歡喝天然果汁，但這並不足以成為處罰Hi-C和「打擊美國公眾自由選擇提神飲料的積極性」的理由。1972年，聯邦貿易委員會與可口可樂公司的律師達成一致，並撤銷了訴訟。
但是，同一年內，聯邦貿易委員會襲擊了軟飲料行業的中心，宣稱獨家特許經營制度違反了《捨爾曼反托拉斯法》，因為一個地區只有一個瓶裝商，這樣的壟斷阻止了公平競爭。美國境內抗議聲此起彼伏，可口可樂公司和百事可樂公司則聯合起來與大眾抗衡。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訴訟也許會拖上很多年，這使得20世紀70年代顯得暗淡無光。可口可樂公司和瓶裝商們同時採取兩種策略，一方面在法庭上努力辯護，另一方面遊說議員出台特殊法規，為軟飲料行業撤銷起訴。這些法律上的糾葛與歷練可以從根本上改變瓶裝商與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兩家公司之間的傳統關係，但是沒有人可以預測1972年將會發生什麼事情。
教全世界唱歌
很多反主流的年輕人為了個人寧靜而拋棄了政治抗爭，反戰運動失去了動力，結果令人震驚。他們聚集在談情說愛的聚會、搖滾狂歡節、社區和禮拜式上，在社交中尋找生命的意義，但是這些舉動更像是頹廢的自我毀滅。流行音樂反映出了他們對於平靜和安全感的嚮往。1970年，西蒙-加芬克爾的歌曲《憂愁河上的金橋》實現了白金銷量，而披頭士的《順其自然》也成為黃金唱片。與此同時，可口可樂的「用真心感動你」活動依然採用1969年的主題歌，廣告也是採用美國生活的圖片放映形式。一個名為《車輪》的廣告將重點放在表達美國人民的困惑上，而另一個廣告則在1分鐘之內播放了63張離奇的照片，包括自由女神像、一個稀有的自嘲瞬間、描述母親和蘋果派的照片等。這一促銷活動已經老了。這種狂熱的方式與支離破碎的國家尋找安寧的現狀極不相符。
為了順應潮流，比爾・巴克爾將「用真心感動你」廣告曲改為平和的民謠，其中唱到了「友善的感覺，友善的感覺，希望它們降臨在你的身邊」。新的歌詞中流淌著快樂，描述了清爽、乾淨的嬉皮士們的生活狀況——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女孩的肩膀上懸掛著吉他，在鄉村的草地上跳舞；戶外結婚典禮上，一對年輕夫婦穿著繡有星星的白色襯衣，與穿著得體的黑人同伴在一起——他們都在歡笑著，享受可口可樂的美味。歌曲結束時，一個聲音溫和的播音員告訴觀眾：「可口可樂比世界上任何軟飲料都更能讓人們團結在一起。」最後一幕，一瓶可口可樂悠閒、舒服地依偎著另一瓶可口可樂。
通常來說，巴克爾的時機選擇都是無可挑剔的。1971年2月，《好感》播出幾個月之後，詹姆斯・泰勒的《你還有我這個朋友》版本的廣告也是採用類似的情感路線。同時，巴克爾還在為「用真心感動你」的另一個廣告作詞作曲，新廣告將呼籲跨越美國邊境的友情和手足情誼，將整個世界團結在一起。底特律黑人製片人比利・戴維斯和4Tops樂隊前成員都加入到了廣告隊伍之中，一起創作了一首前所未有的、最為流行的可口可樂廣告曲。
在意大利的一個小山頂上，可口可樂公司從全世界各個角落召集了200個新面孔的年輕人，他們鄭重地穿著各自國家的傳統服飾，按照倒金字塔的順序站立著，手中握著可口可樂瓶子，兩眼平視前方，認真地歌唱：「我想給世界一個家，用愛灌溉它，種上蘋果樹，養上蜜蜂和雪白的斑鳩。」充滿理想主義的年輕人對著疲憊的世界輕聲吟唱，就像教堂的聖歌一樣給人以心靈上的安慰，他們緊緊握住可口可樂瓶子象徵著對和平的嚮往。就像可口可樂公司正在為移民工人建造房屋一樣，這也意味著可口可樂以一種充滿幻想的方式給世界一個家。因為嬉皮士們都回到鄉村農場上生活去了，巴克爾的歌用抒情的旋律唱出了蘋果慢慢長大和蜜蜂採花釀蜜的場景。
「我想教全世界完美、協調一致地歌唱，」甜美的聲音還在繼續唱著，「我想要給世界買一瓶可口可樂，並且伴隨在它的身邊。這就是用真心感動你……」1971年7月，這個廣告播出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沒有任何人對可口可樂誓志拯救世界感到荒謬，也沒有人因為歌詞中氾濫的情感或者因為廣告歌曲是英國流行樂隊新探索者演唱的、廣告演員只是在對口型而感到震驚。可口可樂公司和瓶裝商們被超過10萬封來信和要求活頁樂譜的信件淹沒了。可口可樂公司將收錄這首每分鐘45轉的歌曲唱片贈送給索取者們。當電台拒絕給這個廣告做免費廣播時，巴克爾重寫了這首民謠，歌詞中絲毫沒有提及可口可樂，新探索者樂隊也重新錄製了唱片。當他們的唱片銷量位居排行榜之首時，一個迅速組成的、名為山坡歌手的樂隊灌制並發行了這首歌的鄉村音樂版本。到1972年年初，這兩張唱片合起來共售出了100萬張。正如《紐約週刊》中不無挖苦地寫道：「這是肯定會紅火的潛意識廣告。」雖然歌詞中沒有提及可口可樂，但是每個人只要聽到這首歌，都自然會想起可口可樂。
懷古情懷
當美國人在困境中掙扎的時候，他們不僅僅尋找全世界和諧歌唱的安慰，還天真地追憶著那個現在看起來甜蜜無憂的時代，那時候美國人堅信仁慈的上帝，反叛的孩子們最壞也只是留著鴨尾式髮型而已，經濟蓬勃發展，美國和美國產品在世界上佔統治地位。1972年，百老匯上映的《火爆浪子》使得人們對20世紀50年代的懷舊之情席捲全美國。有點出乎可口可樂公司意料的是，這股念舊情懷還引發了人們對可口可樂的新一輪狂熱追捧。
在同一年內，塞西爾・芒西出版了《可口可樂收藏插圖指南》。整個美國地區，收藏者們在古董展覽會、跳蚤市場偶爾碰面卻一無所獲，直到1975年可口可樂俱樂部的出現為止。肯塔基州建築師湯普森是俱樂部中的一員，許多年之後他還是非常活躍的收藏者。他回憶說：「當芒西的書出版後，我們像對待《聖經》一樣對待它。」這本書題獻給可口可樂公司檔案管理員小威爾伯・庫爾茨，在一些古老的盤子和瓶子中間還擺放著他的照片。這個俱樂部在亞特蘭大舉行的第一次聚會上，庫爾茨陪同可口可樂愛好者們到他位於北大街的書房中去。「威爾伯對我們來說就像是上帝一樣，」湯普森記得，「我們在芒西的書中見過他，而在這裡我們親眼看到了他本人。他是個很好的作家，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小說。」
突然之間，可口可樂的舊日曆和舊盤子價格暴漲，賣到了幾十美元，然後又漲到了數百美元。庫爾茨開始時被這種情形驚呆了。當他發現自己成了輿論關注的焦點時非常高興，特別是過去甚至還有很多公司管理人員企圖開除他。「他們認為，我沒有對可口可樂公司做出過任何實質性的貢獻，」庫爾茨在去世前接受採訪時回憶道，「他們都是商人。他們不懂得用歷史和記憶來思考。」懷舊熱潮提升了這位年邁的案卷保管人在可口可樂公司的地位，可口可樂市場部的人員都來找庫爾茨索要舊物品，好趁機撈一筆。可口可樂公司重新翻制了早期的產品，比如印有希爾達・克拉克頭像的盤子，然後把這些產品作為商品出售，或者在瓶裝商系統中作為獎品贈送。
曾經生機勃勃的城市現在卻籠罩在騷動和陰霾之下，可口可樂公司的廣告人員開始挖掘美國帶有神秘色彩和鄉村氣息的歷史。1972年，鄉村歌手多蒂・韋斯特譜寫並且演唱了另一首經典的可口可樂廣告曲。「我在鄉村的陽光下成長，」她用帶著鼻音的嗓音唱著，「我擁有簡單的東西就感到很滿足，星期六晚上跳舞，一瓶可口可樂，藍色知更鳥帶來了歡樂。」這次廣告一改快速放映插圖的形式，講述了一個傷感的歸家故事。一個年輕女孩開車行駛在農場灰濛濛的路上，她的弟弟從乾草倉中跳出來，妹妹從輪胎做成的鞦韆上下來，外祖母的眼裡充滿了歡悅，父親也從拖拉機上跳下來。最後的場景是這位歸家的女孩在走廊上和她青梅竹馬的男孩一起跳舞，他們說著悄悄話，喝著可口可樂，同時背景音樂響起，這才是用真心感動你。這些精心製作的60秒超短篇故事都是消耗了上千卷底片後提煉出來的精華，每秒製作完成的影片都價值數千元。影片中顯示出的福佑和真趣都源自於導演和演員巨大的努力。「穿條紋襯衫，」1972年一位麥肯公司導演大喊道，「瓶子舉低點，這樣我們才可以看得到商標。後面的金髮女孩，收腹！」廣告中的每一個姿勢都是按照劇本來表演的，以此來達到最好的效果。
查爾斯・鄧肯在陽光下的時光
麥肯公司富有創造力的天才們正在拍攝靈感四射的廣告，可是可口可樂公司自己卻變化很小，發展很慢。1970年，羅伯特・伍德拉夫常從倫敦給查爾斯・鄧肯打電話。作為可口可樂出口公司歐洲片區的總裁，鄧肯具有豐富的國際經驗。1971年年底，伍德羅夫任命鄧肯為整個可口可樂公司的總裁，並且將保羅・奧斯汀改任董事會主席。奧斯汀運用他卓越的哲學思想，帶領可口可樂公司順利度過了20世紀60年代，而鄧肯則為可口可樂公司提供了其迫切需要的實踐經驗和管理才能。這兩個人一起組成了互補型團隊，但是實權還是繼續掌握在奧斯汀的手上。
鄧肯對可口可樂出口運作方式的改變具有巨大的影響。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可口可樂在美國境外的經營蒸蒸日上，出口公司大膽卻馬虎地獨立運行著，他們缺乏事前準備，作決定時欠考慮，對亞特蘭大後勤經理們非常蔑視。到了20世紀70年代早期，工人罷工、全世界反公司思想的負面影響等使自治的出口公司經理們陷入了困境。在烏拉圭，兩個可口可樂公司員工由於參與解放運動被逮捕，他們的工友們奮起反抗，佔領了整個瓶裝廠；阿根廷可口可樂公司的很多官員被綁架勒索；在意大利，當可口可樂公司擁有的瓶裝廠宣佈破產而沒有向強大的工會勢力屈服時，工人們立即佔領了整個工廠。回到亞特蘭大，在查爾斯・鄧肯就任總裁之前，一位可口可樂公司的代表聽到意大利的情況時聳肩道：「事態可能很嚴重，但也可能不嚴重。人們往往喜歡添油加醋，以訛傳訛。」
這種態度以及全世界工人罷工的形勢迫使鄧肯於1972年將可口可樂出口公司總部從紐約遷移到亞特蘭大。在當時，美國境外的收入已經遠遠高於其境內收入了。出口公司的一位員工後來回憶說：「當時情況很危險，可能真的會小人得志。」將可口可樂出口公司總部遷移到南方勢力的中心，這一舉動在海外可口可樂公司員工中激起了極大的憤慨。他們都選擇在離亞特蘭大北大街越遠越好的同城辦公室工作。但是，奧斯汀的分權制度逐漸開始撤向亞特蘭大。
鄧肯每天時刻關注公司運營情況，奧斯汀則在更加廣闊的範圍內旅行，超過一半的時間都花在了巡遊世界各地之中。他經常看到人們對可口可樂公司持敵視態度，這讓他非常沮喪。隨著殖民主義逐漸敗落和民族獨立運動的日益興起，人們蔑視跨國企業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可口可樂作為地球上最普遍盛行的產品，自然成了那些人的眼中釘。在1974年出版發行的《覆蓋全球》一書中，作者譴責可口可樂是「具有市場吸引力的無營養食品」，並且聲稱，在墨西哥，當孩子們因為缺少蛋白質而日益消瘦的時候，人們卻賣掉母雞和雞蛋，用湊足的錢買可口可樂送給父親喝。非洲衛生局稱當地營養不良症狀為「芬達綜合征」，因為他們認為這種症狀與過度食用含糖軟飲料有關。1975年，威廉・達菲在《甜蜜布魯斯》中指出，人類的大多數疾病都與過度攝入白糖有關，而白糖就是可口可樂的主要成分。「銷售白糖的人就是掠奪我們的人，」他寫道，「他們把白糖『誘惑物』放在我們面前，叫賣著這種甜蜜的毒藥。」這位作者認為，「當人們一個接一個相繼倒在《聖經》裡的洪災——不是水，而是可口可樂——中時」，只有最堅強的人才能倖存下來。
奧斯汀和鄧肯在駁斥這些言論的同時，還要努力調和婦女解放運動。整個20世紀70年代初期，在可口可樂公司，婦女逐漸奮鬥到了之前只有男人任職的中層職位。1973年，《清涼飲料》雜誌中刊登了可口可樂公司第一位女性地區代表卡羅爾・欣基的照片。文章中談道，「她在一個男人的世界裡生活和工作著」，並且向所有感覺受到威脅的男人保證，她「女人味十足」。同一年，可口可樂公司舉行了一次內部的「社會審計」，調查反優先僱用行動和解決婦女就業問題的工作進展如何。顧問們出具的報告中特別指出，已經有了「相當大的進步」，但是「仍有一段路要走」。
可口可樂公司職員第一次以小組的形式聚集在一起，討論公司業務之外的事情。他們在「標準化的會議」裡，以類似企業新小組的方式自由交談。從1943年開始就在傳達室工作的瑪麗・格雷漢姆慢慢升職，進入了廣告部門的管理層，並且她所在的研討會上全是女性同胞。年輕的秘書們抱怨說，男人在稱呼她們的時候總是直呼她們的姓名，卻希望他人在稱呼自己的時候在姓名之前冠以「先生」。格雷漢姆最終打斷她們的話：「如果我和一個男子做相同工作可以獲得相同工資的話，他們隨便怎麼稱呼我都可以。」會議最終在一個男人講的笑話中結束。一個男人有點生氣地對格雷漢姆說：「我聽說你要直接用我的名字打招呼了。」黛安・麥凱是可口可樂公司從國家衛生教育和福利部請來的人員，她將就如何處理消費者運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向公司提供建議。她是能獲得體面薪水的少數女性中的一員。
然而，即使是有權勢的男人也並不一定有安全感。1974年，奧斯汀在非洲出差，羅伯特・伍德拉夫見時機成熟，可以進行權力交接了。他立即授意一個獨立的顧問提出建議，「可口可樂公司的總裁需要更多的授權」，比如鄧肯應該真正行使可口可樂公司的領導權。但是，在鄧肯獲得董事會足夠的支持前，伍德拉夫還是操之過急了。奧斯汀從非洲回來，獲悉了發生的一切事情，便直接向董事會提出要求，建議鄧肯辭職。經過激烈的爭論之後，奧斯汀獲勝了，他也因此成為第一個與伍德拉夫作對並且倖存下來的人。
保羅・奧斯汀與羅伯特・伍德拉夫之間一直是很特別的愛恨交織關係。「一分鐘前他們還像兩隻貓一樣互相吐口水，」他們的一個同事回憶說，「一分鐘後他們又像兒子和父親一樣親密無間。」現在，這個更年輕一點的人斷然宣告他要脫離那位年長的可口可樂創始人。1972年，伍德拉夫剛從連續兩次中風中恢復過來——自從20世紀70年代起，他的健康狀況就日益惡化——奧斯汀就推薦盧克・史密斯取代鄧肯的職位。史密斯於1940年加入可口可樂公司，是一個廣受大家好評的可口可樂公司老員工。雖然史密斯是個聰明的人，但他不具備領導能力，而視奧斯汀為最終領導人。在奧斯汀看來，最重要的是盧克・史密斯和瓶裝商的良好關係——這個關係是相當重要的。
托馬斯公司與聯邦貿易委員會共舞
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可口可樂公司明顯有太多的瓶裝商。美國可口可樂各分支機構在20世紀20年代的高峰時期有1200個瓶裝商，到1970年時已經縮減到800個，但是他們中的2/3都在人口為5萬或者更少的城市裡灌裝飲料。可口可樂公司的傳統依然是發展小城鎮的瓶裝商，但是他們的效率已經跟不上現代市場的步伐了。可口可樂公司通過合併瓶裝商來促進兼併和銷售。在20世紀初期，獨立的分銷系統有效地將軟飲料銷售遍佈美國各地。小廟容不下大和尚，散兵游勇已經敵不過裝備精良的系統部隊了。高速瓶裝和罐裝生產線可以為整個美國提供充足的產品。類似於溫迪克斯和薩福威之類的超市連鎖店不想與多個服務和價格各不相同的地方瓶裝商談判。可口可樂公司不僅面臨著來自百事可樂公司的激烈競爭，還面臨著在連鎖店中銷售的其他品牌可樂的競爭。
由於永久性的瓶裝合同所限，可口可樂公司實行改革的權力很有限——不像在百事可樂公司，沃爾特・馬克從更大的區域著手，擁有更少的瓶裝商，具有更大的靈活性。百事可樂公司可以給全國各大連鎖店提供更低的價格。最後，可口可樂公司全國銷售代表和超市簽訂折扣合約，並且沒有徵得瓶裝商的同意。瓶裝商非常痛恨這種行為，如此一來，他們的利潤就更低了。在托馬斯公司所在的經營區域，壓力已經大到了令人無法忍受的程度。在那裡，德薩利斯・哈里森還落井下石，對出售給瓶裝商的可口可樂飲料徵收每加侖12.5美分的抽成，這使得可口可樂的價格更加無法與百事可樂競爭。
1973年，哈里森去世，可口可樂公司馬上和托馬斯公司協商收購事宜，托馬斯公司的消費群體占美國總人口數的2/3。雖然可口可樂公司與托馬斯公司過去的協商失敗了，但由於多方面原因，保羅・奧斯汀這次非常有信心。首先，20世紀70年代的通貨膨脹侵蝕了托馬斯公司12.5美分的固定稅收。其次，因為可口可樂公司簽訂的都是永久性合同，像雪碧、芬達、佛雷斯卡、特伯之類的「同盟品牌」正在逐漸削弱托馬斯公司的利潤。越來越多的產品上市——就像1973年為挑戰紫色胡椒飲而設計的產品「辣椒先生」一樣——如此一來，托馬斯公司的談判籌碼就減少了。
然而，聯邦貿易委員會針對中心分支機構系統的未決案件給可口可樂公司帶來了真正的壓力。表面上，可口可樂公司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拚命抗衡，但是有線索表明，可口可樂公司實際上想要輸掉官司從而取消永久性的瓶裝合同。當一位名叫塔夫脫的瓶裝商控告可口可樂公司同意在他的區域出售產品時，可口可樂公司機智地做出了回應。盧克・史密斯發出正式通知，如果聯邦貿易委員會訴塔夫脫公司一案勝訴，那麼可口可樂公司將會利用這些裁決為借口廢除永久性合同。可口可樂公司的律師聲稱，如果沒有專屬地區條款的話，整個合同都無異於一張白紙，毫無效力可言。
史密斯的威脅使得托馬斯公司的管理層非常恐慌。他們從小道消息得知，保羅・奧斯汀覺得沒有必要跟他們進行更深層次的協商了，因為他認為只要等一段時間，合同自然會變得一文不值。托馬斯公司代表很快同意，以3500萬美元的價格出售托馬斯公司。1975年，這筆生意最終敲定。從很多標準來看，這個價格比1899年收購阿薩・坎德勒公司的價格還高得離譜。20世紀70年代，可口可樂總瓶裝公司沒有起到任何大作用。但是，從公司的立場來看，這很划算，因為按照舊合約，公司每年要支付850萬美元給托馬斯公司，並且這個價格每年都在提升。只要4年的時間，這筆交易的自身收益就能支付投資的費用。
逆境求生
可口可樂廣告時間越短，公司越擔心瓶裝商。只要他們採用了新的廣告語和廣告歌，麥肯公司人員就會馬上開始集體討論另一個新方案，因為瓶裝商夫婦只要在電視上看到一個新的廣告，就會厭煩以前地播放舊廣告。但是由於瓶裝商支付了廣告預算的一半費用，所以，公司必須要安撫他們。因此，1974年夏天，雖然麥肯公司已經製作了非常具有影響力的廣告，但是可口可樂公司還是在「用真心感動你」系列廣告中加入了新的廣告手法。通常情況下都很冷靜的可口可樂市場主管艾克・赫伯特一把抓住比爾・巴克爾的蝴蝶結領結，對他說：「給我一個能讓瓶裝商打起精神的廣告策劃，否則，我會讓你知道我的厲害。」
在那個時候，美國的國內氣氛更為壓抑了。因為水門事件聽證會暴露了美國政治的內幕，尼克松總統待在被戒嚴的白宮內惶恐不安。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反對美國支持以色列，對美國施行石油禁運，這使得美國的能源危機進一步惡化。美元貶值和通貨膨脹給美國帶來雙重打擊，同時也造成了失業率急劇上升。另一方面，越南戰爭大勢已去。因為可口可樂最能代表美國，公司經理們認為，美國舉步維艱的形象對可口可樂是一個直接威脅。可口可樂公司抽回在世界其他兄弟國家的投資，命令麥肯公司製作一個能重塑美國人自豪感的廣告。
為了響應這個號召，比爾・巴克爾創作了歌曲《好運美國》。這首歌在播出的時候還有銅管樂器合奏。第一則廣告宣揚一種愛國精神。播音員告訴視聽眾：「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多的美好事物，喝一杯可口可樂，向上看！」可口可樂公司人員真的相信，他們有能力將整個國家的情緒從絕望變成愉悅。一位經理告訴員工們說：「要靠我們這樣的人來驅散全國人民心頭的鬱悶情緒。」這個廣告播出一個月之後，有消息說，尼克松會在8月8日的電視直播演講中宣佈辭職，可口可樂公司於是購買了這個演講前黃金時段的廣告時間，然後故伎重施，購買了第二天所有三個電視台中傑拉爾德・福特總統宣誓就職前的黃金時段。巴克爾的歌詞吟唱著，「進入生命中充滿陽光的時候」，不論誰入主白宮，美國人民都應該保持優越感，繼續暢飲可口可樂。
可是，這個廣告沒有像之前的廣告那麼有效。廣告節奏太快了，進行曲的節拍和播音員的畫外音都不如巴克爾最好的作品那樣朗朗上口和令人難忘。但是，《好運美國》確實很好地迎合了美國人民不願意承認經濟搖搖欲墜、世界統治權喪失殆盡的瘋狂願望。隨著1976年美國建國200週年紀念日的逼近，美國人民的愛國激情爆發了，可口可樂公司投資80萬美元拍攝了《賓夕法尼亞大街1600號》，這部百老匯電影的主演是艾倫・勒納和倫納德・伯恩斯坦，他們希望這個歷史教訓能夠鞭策美國人民奮勇前進。
從可口可樂公司崛起的古巴人
1975年第一季度是可口可樂全世界銷售的鼎盛時期，但是這些銷售數據卻隱藏著危險。美國的總銷售量實際上比1974年有所下降。雖然可口可樂大膽地嘗試了新的廣告，但是百事可樂正在逐漸吞食美國國內市場，這使得保羅・奧斯汀更加側重於國際市場。為了密切關注高速增長的可口可樂帝國，奧斯汀越過普通的出口部門這一層，直接依賴於像克利夫・希林勞這樣的國際技術人員。克利夫・希林勞嚴格控制瞭解7X配方的員工數量，他本人則在全球巡迴控制配方成分。可口可樂公司在任何情況下都只有兩三個人知道這個配方，他們從不乘同一架飛機旅行。1974年，希林勞在遠東收集肉桂葉子後，準備在倫敦補充歐洲的7X供應，這時突然感覺胸腔劇痛。剛到達英格蘭時，他心臟病突發。
在亞特蘭大，希林勞病危的消息激起了一場瘋狂的權力和知識轉移。當年，阿薩・坎德勒將這個秘方傳給了他的兒子霍華德，他的兒子再將秘方傳授給了可口可樂公司首席化學家W.C.希爾斯。1948年，希爾斯博士將7X配方給了他的接班人奧維爾・梅。1966年，奧維爾・梅將配方傳給了克利夫・希林勞。1974年2月，梅博士退休後再度出山，培養了一位名為羅伯托・戈伊蘇埃塔（中文名為郭思達）的年輕古巴化學家。當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準備將古巴可口可樂公司收歸國有時，郭思達於1960年10月從古巴逃出。助手喬・瓊斯提醒羅伯特・伍德拉夫說，梅博士告訴了郭思達「購買高度機密配方的方法。羅伯托現在有足夠的資格稱得上是可口可樂公司第二重要的人」。3月15日，梅博士和郭思達乘坐各自的飛機飛往倫敦，重新配製「7X」。
與此同時，協商會議結束後，鮑勃・布羅德沃特正在從莫斯科飛回美國的路上，他攜帶著希林勞的肉桂葉子，企圖將它們走私回亞特蘭大。「我很害怕被抓住，」布羅德沃特回憶說，「所以我想把肉桂葉子都塞進我穿的俄羅斯皮衣裡。」雖然公司最高管理層人員都非常焦慮，但是布羅德沃特很快就轉危為安了。他帶著肉桂葉子到達了總部。克利夫・希林勞將郭思達帶到了亞特蘭大，並且向總部推薦郭思達。溫順的郭思達毫無怨言地承擔起身體不佳的希林勞的大量工作。雖然希林勞及時痊癒，但他再也沒能重新獲得以前的權力。1979年，希林勞逝世。對可口可樂公司的未來最重要的是，郭思達打入了可口可樂公司權力圈的中心。
日本的「紫色」風波
20世紀70年代早期，日本市場興旺發達，成為除美國之外最大的可口可樂市場。1973年，雖然日本爆發了消費者運動，管理層也不斷犯錯誤，但是日本市場的利潤佔了可口可樂公司總利潤的18%。1971年，日本可口可樂公司的「皇帝」哈爾・羅伯茨死於癌症，保羅・奧斯汀任命正臣今村擔任日本出口公司的總裁，今村因此成為日本可口可樂公司第一個本土管理者。但是才華橫溢的化學家今村卻變成了煩惱不堪的管理者。「他內心複雜，一個行動有27個計劃，」一位同事回憶說，「但是他無法決定何去何從。」作為日本武士階層中的一員，今村還拒絕與祖先是底層商人的東京瓶裝商高梨一郎談話。
更糟糕的是，偶爾發生的26盎司家庭裝瓶子爆炸事件引起了日本媒體的廣泛關注，可口可樂公司的美國管理人員也沒有給注重傳統的日本人道歉。「可口可樂公司不打算說『哦，對不起，這位女士的眼珠掉出來了』，」一位可口可樂元老解釋說，「我們擔心她會起訴。」雖然保羅・奧斯汀命令要不惜成本，用具有保護作用的塑料製造大瓶子，但是日本還是發生了更大的風波。激烈的消費者運動引發了反對芬達葡萄飲料中添加人造煤焦油色素的危機。抗議者砸碎了自動售貨機，可口可樂銷售量直線下降。於是，可口可樂公司研發了一種新的飲料，採用真正的葡萄皮做原料。這個新飲料在冬天的測試結果良好，但是在1974年夏天，日本所有貨架上的芬達葡萄飲料都發酸了，飲料中只剩下了無害但令人厭惡的沉澱物。一個可口可樂公司員工回憶說：「看起來像是瓶子裡下雪了。」數以百萬計的瓶裝飲料被召回，飲料都被倒入了大海裡，以致東京海灣的海水持續幾天都是紫色的。
1975年，絕望的保羅・奧斯汀給莫頓・霍奇森打了一個電話，而此時的莫頓・霍奇森正在維珍群島的游泳池邊享受退休時光。奧斯汀告訴他：「我在日本遇到了大麻煩。我們在18個月內損失了淨利潤的一半，這巨大的損失足以動搖整個公司的資產負債表。」當奧斯汀剛想尋求幫助的時候，霍奇森拒絕了：「為什麼不派你的年輕虎將去解決問題呢？」奧斯汀解釋說，他需要一個經驗豐富，能夠將瓶裝廠從管理不善的爛攤子中解救出來，再將其變成賺錢機器的能人。「我想要你重出江湖的真正原因，」奧斯汀承認說，「是日本人敬畏一切古老的東西，而你就是這位年長的人。」奧斯汀知道，霍奇森對任人唯親的指責很敏感，所以他沒有提及計劃中的其他關鍵元素——霍奇森是羅伯特・伍德拉夫的外甥。
當那位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可口可樂公司元老66歲退休後又重現江湖，領導日本可口可樂公司的時候，瓶裝商們都表現得非常謙遜。這位具有傳奇色彩的老人派遣他的親信來拯救他們。今村被明升暗降，負責監控全世界的技術項目。霍奇森馬上與日本瓶裝商建立起密切的關係。他為芬達葡萄飲料的失敗向媒體道歉，並且承諾將重振可口可樂的聲譽，與日本民眾和諧相處。霍奇森開始了一場口號為「回歸本色」的拚搏。他運用嫻熟的市場技術，集中全力為消費者和批發商提供更好的服務。他安排了「清爽旅行」活動——為期一個禮拜的暢遊巴黎和其他歐洲國家的觀光旅行——這是為可口可樂瓶裝商和卓越的清酒商店所有者提供的。「白告空巨響」的彩票活動吸引了2000萬人參與。新的廣告「歡迎加入，可口可樂」描述了美國、意大利和英國的年輕人歡快暢飲可口可樂的場景。可口可樂公司還推出了含糖的罐裝咖啡產品喬雅咖啡。廣告中，電影《亂世佳人》的男主角白瑞德喜歡喝這種咖啡勝過了郝思嘉。當三年後霍奇森離開日本的時候，可口可樂產品在日本的銷售量達到了歷史最高點。
偽裝大師
1978年霍奇森第二次退休的時候，每一個親近保羅・奧斯汀的人都感覺大事不妙了：奧斯汀總是莫名其妙地健忘。鮑勃・布羅德沃特第一次發現這種情況是在1975年年末：「我知道，奧斯汀一直都喝酒，所以，我認為他健忘是由酒精引起的。」在奧斯汀59歲的時候，他逐漸患上了使人行動遲緩的、可怕的老年癡呆症。在20世紀70年代晚期，奧斯汀的健康情況愈加惡化，他的行為也帶有防禦性了。布羅德沃特回憶說：「他是一個偽裝大師。」奧斯汀一直是個嚴厲而孤僻的人，現在他只保留了最親近的同事在身邊。
由於奧斯汀只是暫時性的失憶，所以，從表面看來，他的計劃成功了。雖然奧斯汀還在繼續飲酒並且更加易怒，但他依然保持了發號施令的姿態，並且發揮了一個真正領袖的作用，而不是有名無實。1975年，他計劃在矮小的紅磚房旁邊修建一座耗資數百萬美元的26層高樓。1976年，為了與這個舉世矚目的大工程相匹配，他在表面上向總裁盧克・史密斯匯報之後，將可口可樂公司重組為三個營運部門。可口可樂出口公司最終轉移到了北大街，完全躲在總公司的羽翼下。
所有的三個部門都是以亞特蘭大為基地，並且三位領導者都非常有能力，其中的任何一個人都有足夠的能力取代奧斯汀。德國人克勞斯・哈利在1976年之前一直擔任可口可樂出口公司的總裁，他在馬克斯・基思的獨裁統治下倖存下來，並且給他的部門帶來了一股彬彬有禮、小心謹慎的工作風氣。南非人伊恩・威爾遜20世紀50年代在奧斯汀的調教下成為一個雄心勃勃、有修養、腳踏實地的管理者，並在當時帶領經營不善的加拿大公司起死回生。唐・基奧是愛荷華州本地人，於1964年收購鄧肯公司時進入可口可樂公司，他是個態度堅定的演講者和市場商人，並很快成了最符合傳統可口可樂形象的人。
與卡特總統的關係
奧斯汀到處宣揚他與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吉米・卡特的友誼，這更加突出了他對可口可樂公司的控制。1970年，農民出身、種植花生的吉米・卡特與卡爾・桑德斯一起競選佐治亞州州長。卡爾・桑德斯是可口可樂公司長期的朋友，但吉米・卡特曾公開宣稱要嚴懲可口可樂公司，所以，奧斯汀自然而然地支持桑德斯。但是當局勢變得明朗、那位來自平原地區的農民將會贏得選舉的時候，奧斯汀和他的軍團捐助了6200美元支持吉米・卡特競選。可口可樂公司還像對待以往的佐治亞州官員一樣，用公司的飛機載送卡特去開會，並且為他提供豪華轎車接送的服務。卡特與他的前任官員一樣，用近乎諂媚的態度經常邀請奧斯汀的委員會出去應酬。通常來說，商人們都會爭取籠絡當地政府人員，但是在佐治亞州，情況完全相反。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記載的那樣，政府官員如果能夠在北大街受到招待、喝上一瓶冰鎮可口可樂，那他們會感到「像平民應邀與女王一起喝茶一樣榮幸」。
1972年，卡特流露出要在佐治亞州以外施展拳腳的雄心。他希望能夠得到奧斯汀的支持，如果他想競選總統的話。奧斯汀大笑著說：「那是當然的。」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在美國名不見經傳的卡特真的會參與競選。這位佐治亞州州長到東京和布魯塞爾出訪，以提升自己的能力——表面上是為了促進兩國貿易，實際上是積累國際經驗和曝光率——美國各個地方的可口可樂公司員工都作為保衛陪伴他周遊美國，給他提供當地政治、文化和經濟的背景知識。在奧斯汀的贊助下，卡特以同事的身份加入了聲望很高的日美歐三邊委員會。
1974年，卡特吹牛說：「在可口可樂公司裡，我們有自己的內部正式機構。他們給我提前準備……他們對我要出訪的國家的性質、全國性問題、國家領導人都有敏銳的分析，每當我到達的時候，都會把我介紹給那個國家的領導人。」兩年之後，在1976年的總統競選中，保羅・奧斯汀在紐約奢華的「21飯店」舉行盛大午宴，在宴會上，卡特向緊張不安的商人們再次保證說，他演講中關於金錢和政治之間「不潔淨、是能使自身永垂不朽的聯盟關係」僅是說笑而已。「我將會是商人的朋友，」卡特告訴商界精英們說，「我不會做任何損害或者減少外資的事情。」當聯邦選舉委員會規定500美元一盤的晚餐是非法競選費用時，奧斯汀非常窘迫，他開始低調處理他與那位民主黨候選人之間的關係。
但是在競選快要結束的時候，卡特在很多問題上態度不明確，這大大降低了他的公眾支持率。於是，他聘請了為可口可樂公司製作了上百個廣告的紐約媒體顧問托尼・施瓦茨。「不管是可口可樂公司還是吉米・卡特，」施瓦茨解釋說，「我們沒有嘗試表達任何觀點，但圖片和聲音的蒙太奇組合還是能給觀眾留下正面印象。」這個商業廣告奏效了。卡特採用了一個擁護正義和公平並且是基督信徒的花生農民造型來表現領導力。他將可口可樂公司的很多人員都納入自己的旗下——查爾斯・鄧肯是國防部副部長，約瑟夫・卡利法諾進入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金-斯波爾丁律師事務所的格裡芬・貝爾任檢察長，查爾斯・科博和傑克・沃森仍然是貼身顧問。「佐治亞州黑手黨」安全地掌權了。不幸的是，卡特和他的親信們沒有將可口可樂公司長老們的政治才能帶到華盛頓。他有點自暴自棄，輕視常規，疏遠像尼爾之類重要的民主黨成員並且遠離媒體。
於是，媒體開始攻擊卡特偏袒的任何事物，例如總統將百事可樂驅逐出白宮，取而代之的是可口可樂自動售貨機。當伯特・蘭斯發現一位秘書喝可口可樂時，有記者無意中聽到他開玩笑地逐字宣佈說：「你知道，小姐，我們大家都喝歷史悠久的民主黨飲料，可口可樂。」當報紙上沒有寫明國家美術館的古董面具藝術展是由可口可樂公司以及日本瓶裝商贊助時，卡特甚至不去出席藝術展。當吉米和羅莎琳乘坐德爾塔皇后號遊艇游密西西比河時，記者傑克・安德森指出，這次免費宣傳是要拯救德爾塔皇后號遊艇——碰巧的是，這艘遊艇歸紐約可口可樂瓶裝商所有。
但是很多報道確實都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真憑實據的。1977年，蔗糖價格下降，美國商務委員會建議徵收2%的蔗糖進口稅，以保護美國本土的種植者。可口可樂公司每年使用100萬噸蔗糖，是世界上最大的蔗糖消費者。經過可口可樂公司員工約翰・蒙特組織的蔗糖使用者團體的遊說，可口可樂公司最終說服了卡特，批准給美國蔗糖工業每磅2美分補貼的計劃。這個計劃有效地阻止了蔗糖價格的回升，相當於間接地資助了可口可樂公司。當有人評論說可口可樂公司應該採取一些措施來確保事情按公司希望的方向發展時，一些國會議員同意制定可口可樂法案。
1977年，保羅・奧斯汀悄悄飛往古巴，與菲德爾・卡斯特羅進行秘密會談——大概是商議可口可樂公司重返古巴的相關事宜。1961年，可口可樂工廠被充公後，可口可樂公司對古巴正式擁有2750萬美元債權。但是這個任務失敗了，奧斯汀只拿到了一些卡斯特羅請他轉交給羅伯特・伍德拉夫的哈瓦那雪茄。奧斯汀曾向卡特總統保證，這次旅行會有所回報。奧斯汀在白宮和卡特進行了一個簡短的會面。當文筆尖刻的威廉・薩菲爾聽說了這件趣事後，敏銳地預感到他們要密謀獲取古巴的甘蔗：「卡特-可口可樂-卡斯特羅的蔗糖外交不僅僅是潛在的利益衝突，而且還有更為重要的內幕。」
打開世界的大門
相比之下，奧斯汀為可口可樂進入葡萄牙、埃及、也門、蘇丹等市場而進行的談判順利多了。雖然這些成功沒有直接得到卡特的幫助，但是美國總統經過大力宣傳所表現出來的對可口可樂明顯的偏袒無疑也是談判成功的重要因素。例如，就在美國財政部同意貸款給葡萄牙3億美元的同時，可口可樂公司收到了等待很久的葡萄牙許可證。同樣地，當奧斯汀與安沃・薩達特會面、準備在阿拉伯聯合抵制可口可樂的情況下巧妙地將可口可樂工廠移回埃及時，可口可樂公司總裁問薩達特，是該將他們的商議內容保密還是該向政府報告。「如果你報告的話，我會非常高興，」這位平靜的埃及人回答說，「這才是我們會談的原因。」
可口可樂公司背後有著卡特這個隱形的政治權勢支持，在一個又一個的國家取得了勝利——只有印度是個例外（可口可樂公司因為沒有將配方交給印度政府，只能在1977年被迫離開）。他們的這些成就是建立在幾年前的耐心談判和總統的支持以及鮑勃・布羅德沃特在莫斯科的溝通基礎上的。雖然百事可樂公司與蘇聯的合作合同一直持續到1984年，但是時任蘇聯總理柯西金的追跟者還是決定在特殊的日子裡喝可口可樂。1978年，布羅德沃特簽署了一份於1979年給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運動會提供可口可樂的合同，但那只是1980年莫斯科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熱身，可口可樂公司用1000萬美元購得了奧運會的獨家冠名權。芬達橙汁在那個運動盛會上深受人們的喜愛，並且最終風靡整個蘇聯。
百事可樂的卑劣挑戰
可口可樂佔據了世界各地新聞的頭條，但在美國本土的經營卻更加蕭條了。百事可樂公司開始專攻非常有商機的外賣市場，用1.5公升和2公升容量的塑料瓶裝可樂，搶奪可口可樂的客戶。可口可樂花費80萬美元打造的百老匯作品《賓夕法尼亞大街1600號》，在獲得7期好評後宣告徹底失敗，從而成為可口可樂公司失去方向的標誌，正如《紐約時報》批評家克萊夫・巴恩斯所說，「冗長乏味而且單調」。當1976年可口可樂採用的「向上看」的廣告失敗時，百事可樂帶著新的廣告「擁有百事可樂的日子」捲土重來。像往常一樣，百事可樂將注意力集中在生活方式上，而可口可樂則將廣告重點放在產品本身。
但很巧合的是，百事可樂公司與可口可樂公司同時採取了與傳統方式截然相反的廣告策略。百事可樂公司員工迪克・阿爾文被派往達拉斯，其任務是將百事可樂打入當地人的生活中，但是這看起來成功的機會非常渺茫。在達拉斯，百事可樂僅佔軟飲料市場消費量的4%。阿爾文說服他的老闆，百事可樂公司需要採取更加有效的手段，所以，他們請求百事可樂公司總部允許他們採用當地名為斯坦福公司的代理機構。鮑勃・斯坦福發現，在促銷七喜可樂的口味測試中，百事可樂公司勝過了可口可樂公司，他建議採取這種方式與可口可樂公司抗衡。1975年，達拉斯電視台直播廣告推薦觀眾「接受百事可樂的挑戰」。電視中，忠實的可口可樂消費者發現他們在匿名口味測試中選擇了百事可樂而非常驚訝。只有百事可樂公司才會選擇這種不光明正大的手段，但是這個廣告的效果卻很明顯：在兩年之內，百事可樂在達拉斯的市場份額提高到了14%。
最開始，當地的可口可樂分公司忽略了這個低俗的新廣告，他們認為這個廣告效果只是暫時的、不值得回應。但是後來可口可樂開始大降價，拉開了價格戰的序幕。可口可樂以《聖經》中從一場陰謀中拯救上帝子民的英雄莫迪凱為原型，將新計劃命名為「莫迪凱項目」。可口可樂公司購買廣播電台的大量直播時間，以阻止百事可樂的廣告。可口可樂的廣告上說：「只吸一口是不夠的。」另一個廣告放映的是，一個發脾氣的得克薩斯人抱怨紐約的百事可樂「吸管又短又細……窄小的皮褲子，尖頭的蜥蜴皮鞋」。為了避免種族歧視嫌疑，他最後痛飲了一番可口可樂後，說道：「夥計，你在這裡的行為要檢點些。」可口可樂其他的廣告都很荒謬，廣告中兩個非洲黑猩猩在進行口味測試，或者演員們猜測兩個網球中哪個絨毛更多。可口可樂的廣告原意是嘲笑百事可樂，但結果卻適得其反。百事可樂人員和觀眾都感覺到了可口可樂公司的恐慌。在亞特蘭大，可口可樂公司的技術人員秘密進行他們自己的測試。讓他們感到惶恐不安的是，100個消費者中確實有52個選擇百事可樂。受到這個測試結果的鼓舞，處於南方可口可樂中心地區和洛杉磯的百事可樂瓶裝商都採用對比性挑戰廣告。在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1/4的地區都在播放百事可樂的挑釁廣告。
20世紀70年代後期，當可口可樂的美國市場份額保持不變時，百事可樂的市場份額穩定上升。1977年，百事可樂廣告預算第一次超過了可口可樂公司，兩個公司主要品牌的產品廣告費用一年都在240萬美元以上。1978年夏天，尼爾森市場調查數據表明，百事可樂最終在被百事可樂公司稱為「自由選擇」的舞台——超市銷售量上超過了可口可樂。可口可樂公司人員帶有防禦性地宣稱，他們的飲料仍然在零售市場上佔據優勢地位。好鬥的百事可樂年輕總裁霍恩・斯卡利嘲笑說：「不知道他們的數據是從哪裡來的。」
因為可口可樂依然在自動售貨機和批發市場上佔據上風，所以，可口可樂公司保持了總體的領先地位。但是公司的驕傲和自信卻遭受了沉重的打擊，而且這種趨勢仍在繼續惡化。1978年，可口可樂產品的美國市場的份額從26.6%降至26.3%，而百事可樂卻從17.2%上升到了17.6%。在這種每一個數字都代表數百萬美元的情況下，如此小的變化也足以為任何公司敲響警鐘了。可口可樂公司的企業文化向來是嚴謹、認真，因此這些數字對可口可樂公司員工來說顯得更加觸目驚心。
禍不單行
可口可樂公司的員工們都妄想，這些負面影響會波及整個軟飲料行業，而不單單是可口可樂公司。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對使用糖精之類能夠導致實驗室小白鼠患癌症的物質有嚴格規定，並且《德萊尼修正案》明令禁止使用這些東西。為了回應食品工業的重重壓力，美國國會投票「延期執行」糖精禁令，並規定禁令從1978年5月開始生效。沒有人知道含糖精的特伯飲料未來的命運將會怎麼樣。另外，人口零增長是一個不祥之兆，代表著長期的威脅。自從1977年《商業週刊》的封面文章中警告《軟飲料行業的老齡化》以來，人口統計學家就預測未來將不容樂觀。人口爆炸已經成為過去，美國國內市場看上去已經飽和，價格戰大行其道，未來的前進之路充滿荊棘與艱辛。
除此之外，仍然佔領美國軟飲料消費市場60%份額的可口可樂受到了以消費者為目標的新飲料的挑戰。20世紀60年代是積存實力的年代。於是，到了70年代，一場經過周密研究的、投入資金量巨大的軟飲料市場分割大戰爆發了。百事可樂公司的激浪飲料只是帶有地區性的山地飲料，廣告語是「你好，陽光；你好，激浪」。但是這種飲料卻來勢洶洶，「要打進約翰・丹佛的國度」。可口可樂公司迅速推出美樂耶樂（Mello Yello）廣告作為回應。
可口可樂公司沒有在軟飲料行業起領頭作用，而是變得更加被動和分崩離析。雖然可口可樂公司還是一個巨大的賺錢機器，但看起來卻漫無目的。20世紀70年代晚期，可口可樂公司只有70%的生意還是在軟飲料行業。越來越糊塗的奧斯汀堅持維持他的養蝦場、水工程以及類似的項目，而這些項目的利潤很少，甚至要虧本。
瓶裝商合併使得美國國內可口可樂分支機構的數目下降到550個，但這個數字還是太大了。1977年，可口可樂公司涉足酒類行業，但葡萄酒釀造不像可口可樂，它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還需要適當的儲存發酵時間。可口可樂公司的酒類投資從來沒有賺過大錢，憤怒的南方浸信會股東也抱怨說他們純潔的公司不應該賣酒。與此同時，百事可樂公司比可口可樂公司更加多元化，他們的菲多利食品公司業績也很好。1978年，百事可樂公司收購了必勝客和塔可鐘，這兩個餐飲店在全美國範圍內為百事可樂公司增添了很多獨家批發點。可口可樂公司的員工們都自我安慰說：百事可樂公司變得更加複雜，而不是一個單純的軟飲料公司了。1975年之後，百事可樂公司超過一半的銷售收入來源於非飲料行業。可口可樂公司解決大量難題的辦法是，把空前數量的金錢投資於廣告宣傳之中。
可口可樂與血腥的暴亂
當可口可樂公司與一個又一個獨裁者的關係惡化時，壓抑許久的外國危機終於爆發了。1978年，伊朗國王被廢除後，伊斯蘭教什葉派宗教領袖和法學權威霍梅尼將伊朗的可口可樂工廠移交給被壓迫者協會，但是這些曾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人們沒有能力成為好的瓶裝商，因此這些工廠很快就倒閉了。1979年，桑迪諾解放陣線將索摩查驅逐出尼加拉瓜，那裡的可口可樂瓶裝商阿道夫・卡萊羅因為與索摩查對抗而被關入監獄（後來，可口可樂公司的「朋友」吉米・卡特將他從監獄保釋出來）。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即將來臨的時候，阿道夫・卡萊羅還在繼續經營著瓶裝廠，但是他對領導者桑迪尼斯圖的尖銳批評使他的工廠岌岌可危。
最嚴重的問題出現在鄰近美國的危地馬拉。1975年，危地馬拉的可口可樂工人成立工會，發動了一系列的脅迫和暴力事件，這成了1979年5月可口可樂公司一年一度的特拉華會議中最熱門的新聞。可口可樂公司每年的商務會議都是簡短、不受外界干擾的，並且通常持續不過15分鐘。但是1979年，體型瘦弱但意志堅定的修女多蘿西・加特蘭代表主顧修女會持有可口可樂公司200股股份，她遞交了一份提案，要求提高可口可樂公司在全世界所有分支機構的最低勞動關係標準。加特蘭修女為南非可口可樂公司僱用的、每天只有25美分報酬的黑人囚犯們感到痛心。她繼續說道，在得克薩斯州的拉雷多，可口可樂公司經理給墨西哥人每小時2.4美元的工資，並且聲稱可以隨意處置他們。但是，這位修女最關心的是危地馬拉的情況。她引薦了危地馬拉可口可樂公司工會前主席伊斯雷爾・馬克斯來解釋整個事情的經過。伊斯雷爾・馬克斯是特別從中美洲趕過來親自講述他的故事的。
心神不安的可口可樂公司董事們都在聽那位危地馬拉人發表充滿感情色彩的演說。由於西班牙的水災被翻譯成了各種版本的恐怖故事傳到中、南美洲發展中國家，特拉華州會議室裡的總裁們不安地踱著步子。馬克斯告訴他們，在他離開危地馬拉之後，曼紐爾・巴拉姆取代他成了新任工會書記。在董事會召開前一個月，巴拉姆從一家雜貨店回收一箱可口可樂空瓶子的時候，被人切斷了喉嚨。「除了野蠻之外，」馬克斯總結說，「現在所處的環境也是經濟貧困的一個方面。可口可樂公司在危地馬拉的形象已經差得不能再差了。在危地馬拉，人們稱『謀殺』為『可口可樂』。」
許久，會議室一片寂靜，靜得讓人不寒而慄。保羅・奧斯汀很快作了總結性發言。他說，修女的勞動提案是「對成員之間內部活動的不必要干涉……」，並且可口可樂公司很難控制獨立瓶裝商的所作所為。「我們在為危地馬拉發生的悲劇感到惋惜的同時，」他說，「還必須尊重法律和其他國家的處事方式。」董事會在奧斯汀的用力敲錘聲和少數股東嘈雜的抗議聲中結束了。
奧斯汀的行為與他以往的形象不相符。9年前在參議院，他表現出對移民工人的莫大關心；在那個春天，他經常表現出困惑，並且容易動怒。現在他已經進入了老年癡呆症的第二階段。但是，他的言辭明確地表示，公司不為獨立的瓶裝機構擔負任何責任。由於可口可樂公司在135個國家擁有分支機構，通過那位修女的提案將產生不可思議的巨大影響。如果可口可樂公司真的擔負起每個瓶裝廠工人的福利責任的話，那無疑是把災難帶給了人事部門——更不用說公關部門了。
修改神聖的合同條款
當唐・基奧意識到危地馬拉的局勢已經完全失控的時候，一場更加靠近美國的鬥爭轉移了他的視線。公司總裁認為，美國境內的許多麻煩都是由陳舊的瓶裝合同引起的，因為合同中沒有考慮到勞動力成本、廣告成本、營業成本以及除蔗糖之外的原材料成本的上漲問題。1977年年末爆發了通貨膨脹，托馬斯公司也不再是公司的障礙了。保羅・奧斯汀命令總裁盧克・史密斯，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證合同條款修改成功。
如果說有人可以保證這樣一個困難重重的任務得以順利完成的話，那個人一定是史密斯，一個受所有瓶裝商熱愛和信任的、傳統的、熱情的南方人。雖然一些忠誠的分支機構同意公司增收一些資金來保證更加有效的宣傳，史密斯提議的修改卻是要強制允許可口可樂公司隨意制定飲料的價格。1978年5月，史密斯和基奧帶著合同在全美國舉行了6次會議，試圖說服猶豫不決的瓶裝商簽署。他們的行為被瓶裝商們恥笑為「盛大的表揚」。
比爾・施密特的外祖父是1901年的第一個可口可樂瓶裝商，比爾・施密特本人是一個典型的忠厚的可口可樂人。他在伊麗莎白鎮、肯塔基的瓶裝廠內建造了博物館，展覽具有紀念價值的可口可樂物品。首先，他以虛心的態度認真聆聽可口可樂公司的演講，但是公司一意孤行地修改條款使他非常反感。多年以後，他回憶說：「我看完後馬上怒火中燒。」他寫了一連串的抗議信，與他志同道合的瓶裝商也越來越多。不經意間，施密特就成了這個非正式反對派的領袖。自從20世紀20年代內部大衝突以來，這是可口可樂公司發生的最不和諧的事件。那些曾經為可口可樂公司立下汗馬功勞的人都被新的合同修改條款清除出局了。
他們爭論說，懸而未決的聯邦貿易委員會案件能夠證明他們的觀點。施密特的「拒絕修改條款的瓶裝商隊伍」聲稱，在聯邦貿易委員會案件結束之前修改合同是不明智的，因為這可能會導致公司不得不花費更多的精力在修改條款上。但是盧克・史密斯並不擔心，因為他現在擁有托馬斯公司——萬一聯邦貿易委員會案件結果對他們不利，瓶裝商們為了保證有合約可簽也會同意簽署修改條款。
開始掌管可口可樂美國公司的阿根廷人布萊恩・戴森也被捲入了這個大漩渦中。當他的朋友唐・基奧請求他辭去南拉丁美洲公司總裁的職位時，戴森拒絕了。「你為什麼不找一個美國人？」他知道，可口可樂美國公司的系統已經亂成一團，如果他不能成功改變現狀的話，這就可能是他職業生涯的終點了。但是，基奧繼續勸說戴森，試圖讓他相信這種局勢是可以挽救的。畢竟，這位阿根廷人在委內瑞拉工作的時候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委內瑞拉是百事可樂佔絕對統治地位的少數幾個市場之一，戴森擅長於處理各種複雜情況。另外，他還是英國移民的孫子，身材瘦高，具有運動細胞，為人彬彬有禮。戴森1978年8月來到亞特蘭大後，馬上著手處理修改條款的糾紛。
第二個月，公司最終也做出讓步，修改了條款，給飲料價格設置了最高上限。現在，有兩種計算方法——一個是根據蔗糖計算，另一個是根據所有其他成分的「基本元素」計算，與消費價格指數掛鉤。作為獎勵，公司同意減少BX預先混合飲料（這種飲料的生產成本上升了），並且同意瓶裝商購買濃縮飲料。由於消費價格指數上升速度比原材料更快，施密特依然拒絕了這個方案。經過艱苦的談判，1979年，公司成功地說服了一半以上的瓶裝商簽署協議。最大的兩個分支機構也屈服了。
大聯歡
協議簽署的時候，正好是布萊恩・戴森的6月「大聯歡」。那是舊金山的盛會——繼「用真心感動你」廣告活動之後舉行的第一個瓶裝商集會。這種集會還是十年前在亞特蘭大舉行過。瓶裝商們受到合同修改的影響而悶悶不樂，百事可樂的進步也使得他們非常氣餒。他們小心翼翼地聚集在一起，等著看這個南美洲人要說些什麼。他們誰都沒有親眼見過布萊恩・戴森，更沒有聽過他講話。和往常一樣，在百老匯風格的歌舞表演之後，瘦高的戴森握著一個傳統的6.5盎司玻璃瓶出現在樂隊指揮台上，顯得有點緊張。他演講的時候，他的形象投影在巨大的屏幕上。
「最近，」戴森對瓶裝商們說，「我們都度過了一個自我鑒定的時期。」所有人都側耳傾聽。也許戴森也承認瓶裝商們的確面臨著一些難題，而不是一味地在演講中讚美可口可樂公司。在提到修改條款的糾紛時，他對這10年間發生的災難——聯邦貿易委員會、能源危機、蔗糖危機、糖精事件、退款法、消費者運動、通貨膨脹、工資和價格控制等只是輕描淡寫地一帶而過。他承認，可口可樂公司的市場份額在10年的時間內僅上漲了3‰。「在同一個時期，百事可樂公司的市場份額從21.4%上漲到了24.2%。」全體瓶裝商都驚歎不已。戴森打破了所有先例，在美國大量可口可樂人員面前提到了百事可樂的名字。戴森繼續說，百事可樂公司稱可口可樂公司為「懷舊、一個只知道誇耀過去光輝歷史的公司」。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可口可樂公司將會走向滅亡。但是，戴森承諾：「只要是能改善我們企業的事情，我們都會去做……不論需要經過多長時間的奮鬥，我們都必須一起解決難題。」
戴森無疑將情況說得相當嚴重，但是可口可樂公司真的會改變嗎？作為第一步，瓶裝商們知道，他們需要一個壯觀的廣告活動。麥肯公司能夠順利完成任務嗎？在大屏幕上播放著新的廣告，興奮的年輕人們唱道：「一杯可口可樂，一個溫馨微笑，可口可樂讓我感覺很爽，可口可樂給我美好感覺，一杯可樂，一個微笑。」他們精力充沛地跳著舞。可口可樂冒著絲絲的響聲，汩汩地流出。觀眾們用腳打著節拍。歌曲的調子很像比爾・巴克爾的曲風，而實際上他離開了麥肯公司，創立了自己的廣告公司。「這是他應該有的樣子，我很想看到，整個世界和我微笑。」
屏幕上廣告播放的間歇，極度嚴肅的市場部人員比爾・洛恩解釋說，就如有男人味的牛仔總是和萬寶路香煙聯繫在一起一樣，「通過可口可樂，美國人可以真正擁有充滿微笑的世界」，但是「微笑必須來自於可口可樂」。與催促人們加入「神話團體」的百事可樂廣告不一樣，新的可口可樂廣告將產品本身塑造成了英雄，「可口可樂帶來微笑」。
在大多數廣告中，雖然演員們的微笑都很明顯地帶有表演成分，但是也有一個例外。當其他的微笑都很做作的時候，有一個微笑傳達了一個暖人心窩的故事。當匹茲堡鋼人隊的黑人喬・格林一瘸一拐地沿著露天體育館的隧道走向衣帽間的時候，一個怕羞的圓臉男孩拿著一瓶16盎司的可口可樂羞怯地在喬・格林身後叫道：「格林先生，格林先生。」那位垂頭喪氣的足球運動員側過身。「什麼事？」他怒吼道。孩子結結巴巴地說：「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我覺得……我覺得你是最棒的。」格林沒有被讚揚感動，他嘟噥著說：「是的，當然。」然後開始離開。小男孩著急了。他不假思索地把可口可樂遞給格林，但是被拒絕了。「真的，」他堅持說，「這個給你。」格林順從地接過可樂，頓時變得溫和起來。他把瓶子倒過來，咕咚咕咚一口氣喝完了所有的可口可樂。音樂與雀躍的聲音同時響起，「一杯可樂，一個微笑。」孩子沮喪地轉過身，而運動員現在卻精神百倍，大喊道：「嘿，孩子！」然後把他的運動衫扔給小男孩。他嘴角閃過一抹微笑，然後繼續向衣帽間走去。這個微笑點亮了整個世界。
喬・格林的廣告創造了一種直接的感動。雖然最初並沒有打算在廣告推出一年之內播出，但是瓶裝商在比爾・洛恩的演講後開始躁動，要求馬上播出廣告。成千上萬的觀眾給可口可樂公司寫信，感謝公司讓他們欣賞了有史以來最精彩的廣告。媒體也非常喜歡這個廣告，《新聞週刊》《人物》《運動雜誌》以及《紐約時報》中都出現了大量關於喬・格林表演的文章。鋼人隊的隊員也出現在了《早安，美國》的電視秀當中。這個廣告還激發了故事片的攝制。格林透露，廣告緊張地拍攝了三天，部分原因是10歲的小演員湯米・奧肯太敬畏格林，總是出錯。最後一天，那位運動員狂飲了很多瓶16盎司裝的可口可樂，還要努力微笑。格林在喝完第6瓶飲料後吐了，但他還是堅強地一瓶接一瓶地喝下去——但這些都是無用功了，因為最後導演採用了第一次拍攝的片花。最著名的電視花絮就是格林本來打算喊：「嘿，孩子接著！」但是他說成了「嘿，孩子」，然後打了一個巨大的響嗝兒。「最後，當喬・格林轉身的時候，」一個可口可樂總裁說道，「他看起來像在飾演奧賽羅。」前百事可樂廣告製作人約翰・伯金感歎道：「那確實是一個完美的廣告。」
權力之爭
1979年6月，可口可樂瓶裝商們從會議大廳出來以後都感覺備受鼓舞。但是不久之後，他們收到了來自保羅・奧斯汀的郵遞快報，整個瓶裝商系統中出現了軒然大波。奧斯汀宣佈，年僅60歲、備受尊敬的盧克・史密斯由於「個人原因」退休。「董事會沒有指定接班人。我將擔任總裁的職務。」可口可樂大家族裡關於事實真相的流言四起。每個公司成員都知道，盧克・史密斯幾乎是一個人承擔起重擔，讓大多數的瓶裝商簽署了修改條款合約。他用過甜言蜜語，誘惑過，威脅過，懇求過；他在整個美國反覆奔走，每天打幾個小時的電話。8月，他在位於亞特蘭大北部拉尼爾湖自己的遊艇上放鬆休息了兩個星期。星期五，他接到了來自可口可樂財務總監費爾・艾森伯格的無線電話。「保羅希望你辭職。」艾森伯格對史密斯說。
雖然奧斯汀的老年癡呆症惡化可能是一個原因，但是沒有人知道奧斯汀為什麼要突然解雇史密斯。在6月的大聯歡上，奧斯汀摸索著尋找演講稿，他拒絕把自己的形象投影到大屏幕上，因為那會暴露出他顫抖的面部。1979年年底，他飛往新奧爾良演講，到達的時候卻忘記了他去那裡的目的是什麼。雖然奧斯汀沒有就診，但他知道自己的身體肯定出了大問題，唯一的反應就是要緊緊地抓住手中的權力。
《商業週刊》中的一個頭條號稱《可口可樂公司將再次成為賽馬場》。奧斯汀設立了一個新的副主席職位，並且指定6個候選人，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可能上任。這個安排在公司內部很快被稱為「警察緝捕隊」或者「選美競賽」，並且對選手押注。《商業週刊》認為，唐・基奧會取勝，但是公司內部人員認為南非人伊恩・威爾遜是最有希望的候選人。事實上，威爾遜非常確信自己會被選中，因為伍德拉夫和奧斯汀兩人都私下告訴他，他就是他們想要的人。一位記者寫道：「至少，奧斯汀看起來不像是想要退休的人。」雖然奧斯汀馬上就要過65歲大壽了，但董事會可以逐年推遲強制退休時間。
在奧斯汀越來越糊塗的時候，他的妻子趁機奪取了公司的控制權。30年前，也就是1950年，奧斯汀遇見吉恩・威德的時候，她還只是芝加哥瓶裝廠的秘書。現在，她的丈夫日益迷糊，她盡力協助工作，並且對高樓旁邊的工廠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奧斯汀夫人對內部裝飾非常不滿，傲慢地將諾曼・羅克韋爾的可口可樂油畫換成了前衛的藝術作品，這些行為激怒了傳統的可口可樂公司員工。不服的員工們稱她為「夫人副主席」，還有人給她選中的作品評為D級或者F級。
步入20世紀80年代
巨大而古老的可口可樂景觀在之後30年內為時代增添了光彩，也增添了瑪格麗特・米切爾廣場的活力。1979年年末，為了建造公園，這個可口可樂公司的象徵被拆毀了，公司職員的士氣也被打擊到了有史以來的最低點。可口可樂公司在20世紀80年代即將到來的時候一片混亂，但是在此期間也出現了一個燦爛的新廣告。
瓶裝商們依然處於分裂狀態並且相當憤怒。聯邦貿易委員會案件的法庭最終裁決對可口可樂公司不利，但最重要的法律條款卻還沒有通過。市場份額在減少，公司切斷了與金融媒體的聯繫。擁有天籟之音的安妮塔・布萊恩特則投身於反對同性戀的運動之中。雖然在1977年，為了鼓勵小型投資者，可口可樂公司股票每兩股送一股，但是1979年可口可樂股票的價值比十年前還要少。在公司報告中，十年內可口可樂公司的增長率是12.5%，但扣除7.1%的通貨膨脹率以後，就僅增長了5.4%。
即使可口可樂公司極力宣傳與吉米・卡特總統之間的友誼，但也沒能阻止總統宣稱美國將聯合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奧林匹克運動會，抗議蘇聯入侵阿富汗。這個抵制運動使得可口可樂公司與蘇聯簽訂的合約成為一張廢紙。除此之外，可口可樂公司與卡特的友誼也變成了一種負擔，因為那位花生農民面對螺旋形通貨膨脹以及伊朗人質危機的時候顯得猶豫不決、能力欠缺。保羅・奧斯汀在北大街高樓頂層的其他高級管理人員的辦公室踱著方步，見人就大喊道：「滾出我的辦公室！」他的妻子則繼續與大家作對。六個副主席為了寶座鉤心鬥角。還有報道說，羅伯特・伍德拉夫在快90歲生日的時候因肺炎去世。
沒人會猜到，一位灰心喪氣的秘書的一封信將帶來一個充滿希望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