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了並且分發了這封信——像是自覺自願地登上了斷頭台。我是按照他們的思想意識前進，為迎接死亡而低垂著頭顱。」（《牛犢頂橡樹·補記之一》）或許，這句話是索爾仁尼琴一生的寫照。世界文學與他一道直面受難者和死亡，從而獲得了第二次生命。將來人們會像談論「伏爾泰時代」一樣來談論「索爾仁尼琴時代」。當然，在今天的語境下，不公正、流放和「公開言論」這三個詞的詞意與兩百年前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正像從前的伏爾泰一樣，索爾仁尼琴也把自己看成了為了正義而「大聲吶喊」的本源：「為了這主要的一聲叫喊，應該好好保護嗓子。」有限幸福的思想（這一「怪胎」源於柏拉圖），在我們的生活中和內心深處打下了那個住滿奴隸的「群島」的印記，而索爾仁尼琴則揭露了這個「群島」。他的這個「關鍵喊聲」讓那些失憶或耳聾的現代人重新意識到為人格尊嚴而戰是一件多麼神聖的事情。
從索爾仁尼琴因1962年發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而一舉成名後，到1974年被驅逐出蘇聯，全世界的社會輿論都密切關注著他與蘇聯領導者之間的鬥爭。大家都明白，這不是極權制度與一個「持不同政見者」（作家本人拒絕稱自己是「持不同政見者」）之間一場普通的對抗，而是那個時代一場最重要反抗的萌芽。索爾仁尼琴的活動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蘇聯持不同政見運動的發展，他是這場運動的一部分，然而，索爾仁尼琴現象比持不同政見現象要寬泛許多：他「評判」的對象並非「持有不同政見的人」，他是那些連上帝本人也鼓勵他們去反抗的人的代言人。
在西方，索爾仁尼琴的鬥爭仍在繼續，儘管他同樣也意識到，一個流放犯人自由聲音所引起的反應比一個反抗者的微弱叫喊聲還要微不足道。不管怎樣，索爾仁尼琴的聲音成了導致共產主義制度最終垮台（或者形象地說，引起雪崩）的眾多喧嘩聲中的一個，而當時，正像亞歷山大·季諾維耶夫[1]（他在《裂了縫的高大建築物》裡以嘲諷的語氣刻畫了探索真理的索爾仁尼琴形象）所斷言的那樣，蘇聯帝國可延續一千年。索爾仁尼琴從第一次來到西方國家起就堅信，他一定會回到自由的俄羅斯。
然而，正如通常躲避期待他做出的行動綱領一樣，索爾仁尼琴並沒有立即回到新俄羅斯。他希望首先能在俄羅斯出版他的書籍，此外他還要完成自己的巨著《紅輪》。因此，1994年，索爾仁尼琴在被驅逐20年後才回到俄羅斯。然而，他與國家領導人的分歧很快就顯現出來了：作家發表演說，激烈地批評了葉利欽的私有化政策。只是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索爾仁尼琴與當權者之間的關係才稍有緩和，他支持弗拉基米爾·普京，在他看來，普京使俄國避免解體的命運，防止了國家財富和人力資源的浪費。但即使這樣，索爾仁尼琴強烈反對把蘇聯國歌用作俄羅斯聯邦國歌（謝爾蓋·米哈爾科夫[2]第四次重新作詞）。這位昔日的集中營犯人對埃基巴斯圖茲監獄播放的國歌無論如何也體會不到敬意。
作家收集了大量的證明材料，再加上緊張的心理分析和特有的嘲諷語調，以及那道令人驚奇的在索爾仁尼琴筆下透進這些慘無人道監獄裡的光芒，使得這本描寫斯大林時期集中營生活的《古拉格群島》成了該題材的經典著作。索爾仁尼琴不是描寫集中營生活的第一人。這樣的書有40多本，我可以姑且地稱出其中的一本，如尤里·馬爾戈林[3]寫於1947年的《囚犯國之旅》。就其情感和真誠而言，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故事。在其他共產主義國家裡也有集中營，1997年出版的《共產主義的巫書》[4]一書可以證明這一點，這本書曾轟動一時並被譯成幾乎世界上所有語言。許多著作都從內部展示了廣闊的蘇聯集中營生活，索爾仁尼琴創作出來的這一形象化稱謂成了這一邪惡帝國的典型代表。這首先當屬瓦爾拉姆·沙拉莫夫（他是索爾仁尼琴的主要「競爭對手」）和瓦西裡·格羅斯曼（他自己並沒有蹲過集中營，然而他那篇描寫1932年烏克蘭大饑荒的中篇小說《一切都在流動》幾乎成了用文學形式講述這段悲劇的最佳嘗試）的作品，以及葉甫蓋尼婭·金茲堡、葉卡捷琳娜·奧利茨卡婭（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提到過她）、法國人扎克·羅西、波蘭人亞歷山大·瓦特和古斯塔夫·赫爾林格—格魯德津斯基等人的回憶錄，還有維爾農·克列斯的《20世紀的囚犯談》，奧列格·沃爾科夫的自傳體小說《陷入黑暗》中關於索洛維茨基集中營的回憶錄。在這裡，還想舉幾部我們認為有關集中營的最重要的學術著作，如柳西恩·費利克斯的《古拉格群島裡的學問》（1981）、柳芭·尤爾根松的《文字能否表達集中營的體驗？》（2003）、阿列恩·帕羅的《集中營特寫》、列奧娜·托克爾主編的文集《從古拉格群島歸來》。愛恩·埃普爾巴烏姆的《古拉格史》（2003）值得特別強調，這部學術著作無疑是很重要的；儘管埃普爾巴烏姆貶低過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一書的價值，但她書的每一章節卻幾乎是照搬了作家的寫作計劃。此外，在埃普爾巴烏姆的書裡不僅有採訪錄，還有大量文獻——她寫作該書時正逢俄羅斯檔案館對外開放的那幾年。可以說，她的研究成果再次證明索爾仁尼琴普遍結論的正確性。還有托馬什·基茲內拍攝的影集《古拉格：蘇聯集中營裡的生與死（1917—1990）》（2004），2004年日內瓦展會（日內瓦）參展的《古拉格——囚犯之國》影集；此外，還想提一下葉夫羅西尼婭·科爾斯諾夫斯卡婭的趣味連環漫畫《一個人能賣多少錢？》（2006）[5]。最後還包括約瑟夫·帕斯捷爾納克拍的紀實影片《古拉格》（2000）。儘管這還不是全部。還有兩本書，書中都談及了希特勒納粹主義與斯大林共產主義之間的相似性：第一本書是哲學家馬丁·布貝爾的兒媳婦瑪格麗特·布貝爾-諾依曼寫的回憶錄，她曾經體驗過德國和蘇聯的集中營生活，第二本書是瓦西裡·格羅斯曼的史詩性長篇小說《生活與命運》。
在如此豐富的文學作品出版之後，《古拉格群島》的價值是否降低了呢？它是否要被其他書所淹沒？答案是否定的。在自己的作品中，索爾仁尼琴用一種全新的眼光來看待人和人類社會，他為讀者打開了那雙被意識形態蒙蔽的雙眼。
是否可以把索爾仁尼琴與其他偉大的俄羅斯「持不同政見者」相提並論，如列夫·托爾斯泰。托爾斯泰的否定是徹底的、堅決的、幾乎是不可思議的：「誰是正確的？」，「懺悔錄」，「我們該做什麼？」——這些都能說明這一點。但他們之間有一個明顯的區別：索爾仁尼琴不只是為自己說話，而是代表所有人說話。他代表了人類社會中那個不可壓垮的階層，他被授權為其他人說話：既為活著的人，也為死去的人，既為叛徒，也為英雄——為那些自己無法述說的人。索爾仁尼琴的「懺悔」充滿了個人的悲痛和羞愧，這與托爾斯泰相比毫不遜色，但與此同時，這又不是單個人的聲音，而是那些從黑暗中張嘴說話的人的自白。當然，在索爾仁尼琴的作品中經常有一個講述者，如伊萬·傑尼索維奇、奧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格列布·涅爾仁、《古拉格群島》中那個坦誠，時常發表評論，懷著希望和信念的敘述者。然而，索爾仁尼琴筆下那個懺悔的「我」，無論他是爭吵或責罵，他都處於現實中——這一現實高出他一頭，攫住了他，讓他意識到了生命的意義和叫喊的力量。索爾仁尼琴的現實主義是一種過於充盈的現實主義，它充滿了深刻的意義。甚至可以這麼說，當索爾仁尼琴在講述自己真正經歷的事件時，他才實現了真正的超越。他認為自己面臨著兩個任務，即講述古拉格的故事並澄清那段滋生古拉格的俄羅斯革命。
1973年，當索爾仁尼琴秘密籲請巴黎出版他的《古拉格群島》時（他就像是一個專業爆破人員，在橋上佈滿了雷並準備點燃導火索），可以說他的第一個任務已經完成了。他現在可以著手完成第二項任務。這是一部工程浩大的歷史文學巨著，他在返回俄羅斯之前完成了這本書的寫作。索爾仁尼琴在寫完《1917年4月》後停了筆，他給第四卷最後一部的後面附上了名為《未完卷的內容摘要》的大量後記，共有140 頁，由小號字體寫成，裡面闡述了如果有時間的話，後續章節要講述的內容）。但最重要的已經完成了，即索爾仁尼琴揭示了俄羅斯混亂的原因。早在1936年他就已經產生了創作這部小說的想法，那時他才18歲，據作家自己說，這一想法從未改變。在這部作品裡，逐漸形成了一種索爾仁尼琴所特有的緊張感，在作家的看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後，敘述也跟著發生了變化，但情節主線當時就確定了下來，它們是從一些與戰爭和革命相關的錯綜複雜事件裡挑選出來的各個「節」組成。例如，把1914年8月，即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薩姆索諾夫將軍領導的第二軍慘敗來作為這部史詩性巨著的開篇，就是基於這樣的想法。這種固執意見可能會令人感到吃驚，但這就是索爾仁尼琴，他善於使用各種戰術，同時卻不放棄自己既定的戰略。
自然，剩下的一切會在寫作的過程中不斷得到修正。比如，在《1914年8月》中，作家不惜打破小說的內部平衡，將一個內容豐富的回顧片段寫進了小說。但是，俄羅斯的內部平衡難道就沒有被徹底地打破嗎？長篇小說只是再現俄國那段無法倒流的歷史。這部史詩性巨著引起了研究者的眾多疑惑，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如何將《古拉格群島》和《紅輪》進行比較？我們能否將索爾仁尼琴的現實主義（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作家對其親身經歷的現實事件的執迷）與歷史學者的工作等同起來？歷史中什麼是真實的？在創作《古拉格群島》的過程中，索爾仁尼琴有了一個最偉大的發現，那就是以文獻為基礎是無法寫出20世紀的真正歷史的，因為文獻或缺失或不真實：對歷史事實進行改編或隱瞞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度。這就是索爾仁尼琴趕著創作，急著與時間賽跑的主要原因。閒暇、休息、文化活動——所有這一切都與索爾仁尼琴無關。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他「被綁縛住了」，無所依托。他那說教式的語氣具有一種毀滅一切的、宗教狂熱分子的激情，俄羅斯思想往往會因此而受到影響。我們無法把索爾仁尼琴的觀點稱作「俄羅斯思想」，儘管這些觀點在某種程度上恰恰來源於「俄羅斯思想」。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講後，一切都會循環往復的想法誘惑著索爾仁尼琴，於是他就像另一位偉大的流放者赫爾岑一樣，對那個接受他的國家的文化進行批評。
另一方面，他是一個不知疲倦的材料收集者。美國擁有世界上藏書最為豐富的各種圖書館（它們對研究者長時間開放）、大量的檔案館，還有隨時準備提供幫助的檔案專家。索爾仁尼琴到達美國後，獲得了他在蘇聯無法得到的一切，即可以查閱大量文獻資料。此外，作家還向俄羅斯移民發出各種請求，這使他成了數百份未發表的文獻、信件、布宜諾斯艾利斯[6]或哈爾濱出版的被人遺忘的各種小冊子的收藏者。但這一切並沒有使工作量有所減輕。索爾仁尼琴根本就不想埋頭於一大堆故紙堆中——他要竭盡全力找到那把能夠解釋歷史的鑰匙。在《古拉格群島》中，索爾仁尼琴就像一位以口述材料為基礎講故事的歷史學家。在創作《紅輪》時，他依據的是書信資料。還是基於同樣的原則，即儘管戰術不同，但戰略思想卻保持不變。
讓我們想像一下索爾仁尼琴：一張嚴肅的面孔，蓄著典型俄羅斯人的鬍鬚（特瓦爾多夫斯基就不喜歡這樣，這種鬍鬚使年老的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臉上洋溢著調皮而善意的微笑，借助於大眾傳媒，這種微笑為全世界人民所熟知。在作家葬禮那段時間，當給大家放映檔案畫面時，每個人都詫異地看到了這張臉。有些人已然忘卻了健康、充滿活力的索爾仁尼琴的形象，而有些人卻從來就不知道他以前的樣子，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這些畫面都是一個驚喜，它們告訴人們原來作家是一位精力充沛、樂觀向上、自信並能在道德和政治上戰勝世界上最大帝國的大鬍子老人，完全不像這個雙頰已經凹陷、一臉倦容的老者。但是他的微笑卻是永遠掛在臉上的，在最後幾次接受採訪時，這個笑容使得索爾仁尼琴的臉龐（這彷彿是一個剛從修道院出來的苦行僧的臉）顯得光彩照人……
科爾涅伊·伊萬諾維奇的孫女葉蓮娜·采扎列夫娜·楚科夫斯卡婭負責作家的「地下」活動，包括在地下出版、傳播被蘇聯出版社拒絕發表的作品，通過地下渠道秘密地把《古拉格群島》各個章節分發給手稿保存人。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她詳細地記述了自己是如何懷著緊張興奮的心情從事這種地下活動的，索爾仁尼琴如何以一種出人意料的速度在最後階段即第三階段中完成了《古拉格群島》的創作。第一階段是1958年，那時在梁贊作家完成了初步的編校工作。第二階段是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出版後，作家收到了昔日集中營犯人的大量來信：索爾仁尼琴不得不遊走於俄羅斯各地，親自詢問227名自願提供有關資料的回憶錄作者。1968年開始了最後的階段即第三階段：作家對《古拉格群島》第一稿進行了認真的修改。為此需要收回放在手稿保存人那裡的所有章節：添加細節和更換詞語的使用佔去了許多時光，也需要一些「地下工作者」的幫助。3、4月間，完成了第一卷的審校和增補工作。起初，這項工作在梁贊進行，後來索爾仁尼琴從前的幾位中學生把手稿運到了莫斯科楚科夫斯卡婭那裡。校對使文本的用辭更加犀利：在講到列寧、高爾基時模稜兩可的表述消失了。現在他撤掉了那些自己修改的痕跡。特瓦爾多夫斯基和《新世界》編輯部的壓力也沒有了，他徹底自由了。
1968年5月，葉蓮娜·楚科夫斯卡婭與索爾仁尼琴的另一位助手葉莉扎維塔·傑尼索夫娜·沃羅尼揚斯卡婭一起前往索爾仁尼琴的花園小屋（在伊斯奇亞河聖誕村，鄰近奧布寧斯克市）。途中有一條必經之路只適合冬夏季通行——春秋季就被淹沒了。在夏季的小木屋裡有兩間房：樓上是索爾仁尼琴夫婦居住，樓下供楚科夫斯卡婭和沃羅尼揚斯卡婭居住。他們從大清早一直工作到深夜。索爾仁尼琴校對第二、三部，其他三位女性則用打字機將其打出來，每人負責一部。然後，作家再重新審讀一遍，如果有改動，就親手寫到打印紙上。「在整個寫作期間，《古拉格群島》的全文從未留在家裡。總是有某個朋友過來將其帶走，把重打出來的章節重新隱藏起來。記得有一次，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發現一些章節裡有幾處錯誤，而這些章節的副本已被帶走，於是就把這些發現錯誤的抄本叫作『遲到的眼淚』。這本書的第六、七卷還是手稿形式，其中叫『農瘟』的一章只有一版，把它埋在了菜園裡，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當著我們的面將其挖出」[7]，——楚科夫斯卡婭回憶道。
充滿著復仇的渴望（用《聖經》裡的話說：申冤在我，我必報應），這個時刻警醒的犯人，借助自製的數珠在大腦中熟記了上萬首詩歌，最終還是戰勝了那個奴役他的政權。但直到1974年2月14日，誰也不知道這場不平等的對決將會如何結束，他本人對此更是一無所知。但突然間，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言論自由、成群的記者、電視屏幕、數以千計的聽眾，或許是一個人所能召集的史上人數最多的電視觀眾群都出現了。然後是在卡文迪什莊園的離群索居生活，這裡有別墅、藏書室、池塘和池塘邊的小木屋。他曾經夢想過到遠方生活幾十年，藏在無人知曉的角落，周圍是森林、田野和藍天，這樣可以從容地創作……這個夢想部分地實現了。但那種急迫的情緒並沒有消失，並將從此與他一直相伴。「博南森林到了」，而人也該忙碌起來了。1969年，在他與特瓦爾多夫斯基最後一次因為意見上的分歧而發生衝突之後，他給後者寫了一封信，他說：「我感覺我的整個一生就像從跪著的姿態逐漸站起的過程，由被迫的沉默寡言向自由發表意見的逐漸過渡。於是我給作家代表大會[8]寫了一封信，現在，閱讀這封信是一種最高的享受，心靈得到了徹底的釋放。」
索爾仁尼琴與所有經歷過集中營的人一樣，被迫與自己在封閉空間裡養成的第二天性做鬥爭。心理學家知道，這種極其有限的空間會讓人產生對封閉的盲目依賴，而且在打破封閉面前也會產生一種模糊的恐懼感。在獲得自由的狂喜後面隱藏著一種因處在封閉世界裡而得到的無意識的快感。顯然，這種與自我做鬥爭的痕跡影響了卡文迪什隱士、後來又在普京治下的俄羅斯尊重的老者的生活方式。這場鬥爭的工具就是公開懺悔。誰也沒有像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裡那樣暴露自己的內心，書中有一些場景，讓人想起了聖徒奧古斯丁的「懺悔」。但令人吃驚而且一次次被人重複的悖論在於：作家的論敵們引用這些自白是為了指責作家——彷彿這是他們，而不是索爾仁尼琴本人揭露了其內心的軟弱。不過，在一些歷史要人身上常常會發現這種現象，比如，前不久的萊赫·華勒薩[9]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英雄行為必然導致獨立無援，遭人嫉恨。
但毫無疑問的是，如果說作家索爾仁尼琴沒有完全醫治好凡人索爾仁尼琴，那麼至少他把自由還給了凡人索爾仁尼琴。《第一圈》就是一部描寫監獄生活及作家進行內心抗爭的獨特史詩，它是作家走向自由的首個推動力。這部書的作者彷彿成了古希臘羅馬智者中的一員，成了現代奴隸制古拉格中的愛比克泰德[10]。這部書原本是一個地下作家為治癒自己的創痛創作出來的，但它卻成了一本所有人都可以讀的生活教科書，閱讀它的目的是使我們每個人都能治癒自己身上的創痛。因為索爾仁尼琴堅信語言具有道德功效，而這一點很重要。一個人的吶喊聲也能引起社會洪流：「每一個普通的話語都應該為推動守舊的巨石貢獻力量，開始時總是很艱難。但是，如果所有物質已經不是你的，也不是我們的，那就別無選擇。但是，一聲叫喊，同樣會引起山上的雪崩。」（《牛犢頂橡樹·受傷的鳥》）
[1]亞歷山大·亞歷山大羅維奇·季諾維耶夫（1922—2006），俄羅斯散文作家、哲學家、社會學家。
[2]謝爾蓋·弗拉基米洛維奇·米哈爾科夫（1913—2009），俄羅斯詩人、劇作家、散文作家、回憶錄作家、社會活動家、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作家協會主席（1970—1990）。（兒童文學作家，曾四次填寫、修改蘇聯、俄羅斯國歌歌詞。俄羅斯聯邦國歌《俄羅斯，我們神聖的祖國》即由米哈爾科夫作詞。——譯者注）
[3]尤里·鮑裡索維奇·馬爾戈林（1900—1971），1936年加入以色列國籍，俄語散文作家、記者、歷史學家。
[4]Courtois S.，Werth N.，Panne J.-L.，Paczkowski A.，Bartošek K.，Margolin J.-L. 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Crime，terreur et rpression. Paris，1997.
[5] . . ？.，2006. ——書中共有6集正文、703幅插圖。她曾於1942—1952年在諾裡爾斯克服刑期。
[6]阿根廷首都。——譯者注
[7] . . . // . 1998—2003. ，， . . / . . . ，. . . .，2005. . 352—370.
[8] . . IV （27 1967 .）.
[9]萊赫·華勒薩，又譯萊赫·瓦文薩（Lech Walesa，生於1943年9月29日），波蘭國家元首、社會政治活動家、人權捍衛者、波蘭總統（1990—1995）、團結工會創始人及領導人（1980—1990）、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1983）。（1989年被授予美國「費城自由勳章」。1990年12月至1995年12月任波蘭總統，被稱為帶著斧子的總統，堅決、強悍、簡單，不兜圈子。——譯者注）
[10]愛比克泰德，約50-約138，古羅馬斯多葛派哲學家、尼科波利斯哲學派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