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青年時期起，索爾仁尼琴就對自己的使命堅信不疑。十八歲那年，他深信自己將會顛覆現有的對俄國革命的理解，並說出新的見解。那時熟悉索爾仁尼琴的人都看出了他身上這種內在的信心，這種自信可以支撐索爾仁尼琴每天工作長達15個小時，爭分奪秒，廢寢忘食，以至於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中去。索爾仁尼琴是一個直線條的人，但這並非意味著他的生活是一帆風順的：從信仰馬克思主義轉向東正教（他經常強調說，他並不僅是抽像地理解東正教，而完全是在生活實踐中悟出來的真知），從一個持不同政見者轉而成為一個強大中央集權政治的擁護者，青年時期的他也曾猶豫不決，不知該獻身於——文學、數學還是戲劇，而在五十歲時，他卻毅然改變了自己的個人生活軌跡。
索爾仁尼琴在《癌病房》第二十九章中提到的基托夫拉斯，是俄羅斯版的神話人物半人半馬：「基托夫拉斯住在遙遠的曠野裡，並且只能直線行走。所羅門王將基托夫拉斯叫到跟前，用計把他拴了起來，讓人帶他去鑿石頭。但由於基托夫拉斯只會筆直朝前走，當他被牽著經過耶路撒冷時，只能把他面前的房屋統統拆毀——為他開路。路上要經過一個寡婦的小屋，寡婦哭哭啼啼，央求基托夫拉斯不要拆毀她那可憐的小屋——最後終於打動了他的心。基托夫拉斯身體開始左右搖晃，不停地擠呀，擠呀——最後弄斷了自己的肋骨。而小屋呢——倒是完好無損地保全了下來。基托夫拉斯只是喃喃道：『軟話可以弄折骨頭，而硬話卻會招惹眾怒。』」這個情節取自《所羅門和基托夫拉斯傳說》，收錄於《帕裡亞全書》——該書是一本杜撰的《聖經》傳說故事彙編，自15世紀以來得到非常廣泛的傳播，是眾多傳到今天的古代俄羅斯文學手抄文選的組成部分。
正是這個傳說激發了托爾斯泰創作了《人靠什麼活著》。在索爾仁尼琴的小說中，科斯托格羅托夫讓波特杜耶夫讀這本書。同時，小說中有這樣一個情景，一個人來到鞋匠那裡定做一雙靴子，但不久這個人就死了（於是鞋匠就把定做的靴子改成了死人穿的便鞋），這同樣取自《所羅門和基托夫拉斯傳說》中皇帝和怪物比賽占卜的故事。憂鬱冷漠的科斯托格羅托夫在某些方面讓人想起了睿智善良的基托夫拉斯。兩個人的名字在構詞上也存在著相似性（別忘了，基托夫拉斯折斷了自己的一根肋骨，換句話說，就是骨頭）。這也說明，粗魯但有慈悲心腸的科斯托格羅托夫與基托夫拉斯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即外表醜陋，內心善良。
作家欣賞基托夫拉斯那勇往直前，不畏強暴，只向弱者或軟話低頭的精神。在鬥士索爾仁尼琴身上，也可以看到這個人物身上的某些品性。為了能夠戰勝蘇聯的官方政權，為了擊敗文學審查官們錯綜複雜的敵對觀點，為了在經歷八年囚禁生活後始終懷著讓「死人說話」的心願而毫不動搖，為了對抗強大的極權帝國，而隨後則是面對西方的各種誘惑巋然不動並對其進行客觀評價，這一切都需要基托夫拉斯式的執著精神。
當然，和基托夫拉斯生活在一起並非易事。索爾仁尼琴的前妻，他的前任文字編輯以及在美國生活期間僱傭的各種「委託人」，都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多多少少地抱怨過索爾仁尼琴人性上非常專制強勢，甚至到了專橫霸道的地步。索爾仁尼琴在蘇黎世時，弗拉基米爾·馬克西莫夫曾來拜訪他，他想出版一本雜誌，希望索爾仁尼琴給阿克塞爾·施普林格寫一封推薦信和擔保書。斯普林格猶疑不決，不知是否應該把錢投給這個他完全不熟知的馬克西莫夫，資助他出版雜誌。索爾仁尼琴寫了信，建議將雜誌命名為《大陸》，並為雜誌寫了「賀詞」。所有這一切都在《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第一章中得到了詳盡的描述，這一點值得關注。1974年在巴黎出版了第一期雜誌，上面刊登了索爾仁尼琴、尤內斯庫及薩哈羅夫三人為雜誌寫的致辭。索爾仁尼琴對這一來自東歐的自由之聲表示歡迎，但他同時也提醒道：「如果《大陸》能夠大聲地說出自己的聲音，這將為它贏得榮譽。但是如果西歐人民在聽到這些自由之聲後仍無動於衷的話，那將是他們的災難。」雜誌第二期出版後，兩人的合作關係就戛然而止了。二十年後，當馬克西莫夫與西尼亞夫斯基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尖銳反對索爾仁尼琴的文章後，兩人之間暴露出來的意見不合則以徹底斷交而告終。索爾仁尼琴並沒有對這篇文章做出任何回應。但與此同時，馬克西莫夫在這段時期的許多文章中都公開表達了對這位昔日的志同道合者的公開敵視。不得不提的還有弗拉基米爾·沃伊諾維奇寫的諷刺小說《莫斯科——2042》（1987）。在這部小說中，索爾仁尼琴化身為主人公西姆·西姆奇·卡爾納瓦洛夫，他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私生子，為了繼承皇位，他不惜與洗衣女工私通。有時甚至索爾仁尼琴身邊最好的朋友或最親近的助手也會突然爆發對他的忿恨之情，如利季婭·楚科夫斯卡婭及她的女兒葉蓮娜·采扎列夫娜。
總之，「基托夫拉斯」不僅擁有一些崇拜者和很多「未曾謀面」的知己（在回憶錄《牛犢頂橡樹》的相應章節裡作家對他們給予了應有的評價），而且也有自己的敵人。在1972年的《致全俄羅斯大牧首皮緬的一封寫於大齋期的信》中，索爾仁尼琴嚴厲地斥責了大牧首：「不應該欺騙人民，更不應該欺騙信徒，說什麼外在的枷鎖比我們的靈魂還沉重。基督教的誕生並非易事，但是它克服了重重困難並繁榮發展起來。它為信徒指明了道路，那就是奉獻。一個人在缺乏一切物質力量的情況下，只要他奉獻就可以取得勝利。在我們的記憶裡還清楚地記得，我們的牧師和教徒在最初的時候承受了巨大的磨難。而如果他們失去了奉獻精神，那麼今天我們就將失去幸福。」這既是對在無神論國家竭力保留基督教的大牧首的指責，也是對那個在古拉格裡待了十年的人的指責，這一點招致了許多東正教徒的不滿。極具叛逆精神的謝爾蓋·熱盧德科夫牧師曾當眾表示，對一個明明不能公開說出自己觀點的宗師發出挑戰是不公平的。熱盧德科夫說，在我們這個中央集權的社會，教會是不可能成為「自由之島」。這些指責都有一定的依據，但是在蘇聯還有被當局迫害的所謂的「地下墓穴教會」，因此，今天許多俄羅斯的教會繼承了這兩者的衣缽。顯而易見，索爾仁尼琴更加推崇後者。
在《牛犢頂橡樹》問世後，也發生了類似的誤會。讓特瓦爾多夫斯基的朋友們和他的女兒憤怒的是回憶錄對這位詩人兼《新世界》主編的刻畫。以怨報德、行事盲目、得意自滿、自我中心主義——這些都是索爾仁尼琴「直線條」性格中表露出來的。弗拉基米爾·拉克申，這位特瓦爾多夫斯基的得力助手，從那時起就成了索爾仁尼琴的死敵。
每一次，當索爾仁尼琴像「基托夫拉斯」那樣為人處事時，他就會有意無意地觸痛那些誠實、感情豐富、但又不得不向現實生活妥協的人們的內心。有很多例子可以證明作家的這種絕不妥協精神，比如，他對俄羅斯東正教各個分支應聯合起來的呼籲（1975）以及在哈佛的演講（1978）。基多夫拉斯式的堅韌不拔精神是他的主要武器，但這會傷害很多人，更何況除此之外，索爾仁尼琴還是一個有些迂腐氣的中學老師。所以就出現了一些批判索爾仁尼琴的文章。比如，索爾仁尼琴的前妻就出版了5本批判索爾仁尼琴的書。第一本於1975年由蘇聯新聞社出版，並只在蘇聯境外傳播（正如前文說到的那樣），這本書可以讓人感到一種新的傷痛。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蘇聯宣傳機構巧妙地利用了作家前妻的窘境。第二本書叫《分離》，它是第一本的續集，講述了索爾仁尼琴從1968年到1974年（在此期間，她不僅與索爾仁尼琴離了婚，而且作家也被驅逐出蘇聯境內）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期間的事情。當然，在閱讀這些書時，必須要考慮到一個事實，這是帶有深深偏見的一些說法：娜塔莉婭·阿列克謝耶夫娜時而在宣洩自己的不滿，時而記錄的是傷感的回憶。
此外，她還公佈了前夫的一些信件和一個長長的語錄，列捨托夫斯科卡婭這樣做違背道德規範，如果不客氣地說，她是在「偷竊」他的個人傳記，並侵犯了他的私人生活。在與《牛犢頂橡樹》中的某個片段進行的激烈論戰中，列捨托夫斯卡婭千方百計地想證明，她與索爾仁尼琴同樣偉大，有時甚至還以一種教訓人的口吻談論索爾仁尼琴。儘管如此，這個畢業於化學系並一生都迷戀彈奏鋼琴的女人，和索爾仁尼琴一起共同生活了很長一段時光，與他共同經受著考驗，並且是他的初戀。何況，正像柳德米拉·薩拉斯金娜在自己的研究專論中所指出的那樣，在索爾仁尼琴的晚年，他經常是懷著內疚的心情回想起自己的第一任妻子。（並且在晚年給予她一些物質上的幫助。）需要指出的是，還在學生時代，娜塔莉婭·阿列克謝耶夫娜就曾對索爾仁尼琴指出過（儘管是帶著善意），他對與他們朋友圈中的女性接觸特別「專橫」。
著名的批評家和文學評論家弗拉基米爾·雅科夫列維奇·拉克申（按照索爾仁尼琴的話，他是一個「特別審慎的人」）在讀過《牛犢頂橡樹》後，寫了一篇長文，文中表達了自己的不滿。在他看來，索爾仁尼琴是一個騙光死者財產的大騙子。「我知道，想讓人們遠離自己的偶像索爾仁尼琴，他們會非常不捨。長時間以來，他對我們而言，是勇敢、良心和無畏的典型。但如果這個支柱垮掉的話，那又能怎麼辦呢？應該學會沒有偶像的生活。」在這位批評家眼中，索爾仁尼琴的主要特點是嫉恨心強、氣量小、傲慢、偏執。拉克申想起了契訶夫關於托爾斯泰的評價：「所有偉大的智者，都像將軍一樣，獨斷專行且無禮而生硬，因為他們確信自己不會受到處罰。」[1]在《牛犢頂橡樹·補記之二》中，索爾仁尼琴用嘲諷的語氣似乎預先回應了拉克申，他描繪了後者入黨後發生的變化，他那區分「綠色信號燈」及「被克里姆林宮禁止的事物」，這就是見風使舵的特點。在索爾仁尼琴筆下，拉克申就好像特瓦爾多夫斯基邪惡的同貌人一樣。在《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中，作者引用了拉克申的那段惡毒的評語：「……他身上表現出一種斯大林式的毒瘤……沉醉於無意義的仇視與傲慢。」索爾仁尼琴的結論相當克制：拉克申是一個「虛偽的善於搞騙術的人」。
還有一個與作家「鬥氣」的人（不過，程度完全不一樣）不得不提，她叫奧莉加·卡爾萊爾，一名俄裔美國記者，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孫女。1978年她在美國用英文出版了自己的回憶錄《索爾仁尼琴：回歸神秘的圈子》。在書中，卡爾萊爾講述了自己參與地下文學出版界的情況，正是在這一地下文學出版界的幫助下，索爾仁尼琴發表了《古拉格群島》，卡爾萊爾抱怨索爾仁尼琴對她的幫助沒有流露出一絲的感謝之情。在《牛犢頂橡樹》中，索爾仁尼琴曾說到（雖然沒有點出具體的人名）：「作品用俄文版出版以後，理應立刻在美國出版，我為此做好了一切準備，可是有兩三個受過西方教育的冷漠無情、自私自利的人把事情全部弄糟。」卡爾萊爾同樣把索爾仁尼琴描繪成了一名暴君，說他只要有一絲不滿就會犧牲他周圍的親人。在《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中，索爾仁尼琴詳細地講述了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這位以反布爾什維克的呼籲文章《S. O. S.》為聞名的作家）的這位孫女是怎樣與《古拉格群島》的作者在《S. O. S.》發表半個世紀後打起官司並輸掉這場官司的整個過程。
所有批判索爾仁尼琴的文章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抱怨他是一個「專橫霸道」的人，只想自己的事情，而對周圍其他人卻「毫不放在心上」。而事實卻是，索爾仁尼琴在一片責罵聲中前行：作為一名逐漸失去自己同志的勇士，他知道，他將會失去自己的擁護者。他曾說：「我不得不敞開心扉，要說得更準確，要不斷深入。但這樣又不可避免地會失去讀者，失去同時代人的支持，只能寄希望於後代人了。但尤為令人心痛的是，不得不面對至親好友離你而去。」（《牛犢頂橡樹·札記之三》）他事先就預見到了這一點，即擁護者、讀者和朋友們會漸次與他疏遠——這就是一個執著於自己使命的人的命運。一些與他「鬥氣」的同伴們或許是正確的，但作家本人也時常對自己的行為追悔莫及。這種追悔有時看上去令人十分感動，這未必是一個「專橫霸道」的同時又病態地聚焦於自我的人與生俱來的品格。
法國之行是索爾仁尼琴工作之餘一次難得的休息機會，他拜訪了位於昂布瓦斯的列奧納多·達·芬奇故居。這位偉大的意大利天才受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的邀請來到這裡並在此度過了生命中最後的兩年時光。滿是苔蘚的小橋、林蔭小徑、破舊的兩室小房，這就是天才簡樸的居所。難道這不就是一個死後受人尊重，生前卻過著遭人迫害、嫉恨和誹謗的「艱苦歲月」的偉人的範例嗎？毫無疑問，索爾仁尼琴在這位天才住所處產生了與達·芬奇惺惺相惜的「特殊感受」（《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第一卷，第三章）。
在索爾仁尼琴的整個一生（自1962年登上文壇至2002年最後的巨作《二百年同行》問世）裡，既可以發現他對一切墨守成規的抗爭，也可以發現某些人對他的背叛，做出的下流和卑鄙行徑（當然，這些並不一定來自於反對者）。每個西方國家對索爾仁尼琴的「接受」，以及國內對他回國後的評介，這些記錄完全可以獨立成卷。例如，《古拉格群島》在法國是不容置疑的暢銷書，但用法語來出版此書卻一直是爭議不斷：無論是電視節目（把索爾仁尼琴稱作「文學界的弗拉索夫分子」），還是阿倫·鮑斯克創作的諷刺小品文《索爾仁尼琴，我不同意！》，都是這樣。詩人兼左派政論家馬克思波利·富捨寫過「關於索爾仁尼琴」，他說：「它（《古拉格群島》）扮演了軍事進攻的角色，首先用來反對蘇聯，其次用來反對社會主義，最後用來反對左翼聯盟。」
與盎格魯—撒克遜的世界相比，法國更為注重「意識形態」的問題，它傾向於把俄羅斯革命看作是法國革命的直接產物。法國起初懷著戒備的心理對待索爾仁尼琴的各種預言。生物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雅克·莫諾曾審慎地說過：「我認為，跟著他如今信奉的摩尼教亦步亦趨是困難的。但可以理解他，即使你認為自己沒有必要跟在他的後面。無論他待在什麼地方，他的信仰（似乎像列寧主義）最後都會導致同一個結果，從生物學概率的角度講甚至是不可能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他的講話中仍然有一種讓人肅然起敬的感染力。」但後來，卻與以前截然不同，法國以極大的熱情接受了索爾仁尼琴。索爾仁尼琴被驅逐出境以及他在法國電視上的演講，為這位偉大的流放犯人與法國讀者（甚至是整個西方，特別是英國）之間建立了一個相互信任的關係：這個犯人的微笑、機巧善辯、回答問題時的戰術明確、信念執著，使他贏得了令人信服的勝利。
「在短短幾個小時之內，或者是稍微多一點的時間裡，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會一下子就抓住整個法國社會輿論的心，給法國左翼的領導者們以很大的觸動」——著名作家兼記者，加繆的朋友，也曾是阿爾及爾獨立的支持者讓·達尼埃利這樣寫道。他在回憶錄《破裂的時代》中為索爾仁尼琴辯護時提到了孤立的問題，說這種感受他在「左翼」陣營中也曾經體會到。達尼埃利的朋友、社會學家愛德華·莫蘭曾提醒過他：「你會遭到來自四面八方的責罵。」天主教哲學家莫裡斯·克拉韋爾對作家的評價甚至比達尼埃利還要高許多，他說：「在法國，我們已經許久沒有見過如此規模、如此脆弱和人道的人物了。他的痛苦既是一種責問同時也是一種寬恕，赦宥我們世界上所有可憐的人（只要他們相信這一點，哪怕他們身處那個貶低、戕害他們的體制內卻誤入歧途）。」可以確定的是，索爾仁尼琴與蘇聯宣傳機構的鬥爭獲得了道義上的勝利，這深刻地改變了西方的意識形態現狀，法國更為明顯。「如果說索爾仁尼琴的作品不太適合左翼閱讀，那麼也就意味著中央委員會還依舊活在我們的頭腦裡」——年輕的哲學家安德烈·格柳克斯曼如是說道。最鮮明的評價來自與索爾仁尼琴創作風格完全不同的小說家、昔日的毛澤東思想信徒菲利普·索列爾斯。他說：「索爾仁尼琴的作品對我們來說影響緩慢但卻非常深刻，我認為我有責任這麼說。」索列爾斯稱索爾仁尼琴為「20世紀的但丁」。
美國的社會輿論在某種程度上並不需要這種像觸電似的「休克療法」來抵制共產主義的「幻想」，但當這位新美國公民（在沒有加入美國國籍的情況下）為這個國家下了一個嚴峻的診斷時，社會輿論被深深地激怒了。然而，當時在美國知識界佔優勢的是「右傾」勢力：有關索爾仁尼琴的嚴肅學術著作（如約翰·丹洛普的專著）在斯拉夫學者圈之外並不知名，只是到了2000年代，才出現了一些供廣大讀者閱讀的優秀論著（如達尼埃利·馬霍尼論索爾仁尼琴和托克維爾傳統的書[2]）。就像在美國經常發生的那樣，索爾仁尼琴由於文章專欄（The Solzhenicyn Reader[3]）而被大眾所熟知。
我們簡要梳理一下索爾仁尼琴所持的立場。他認為，西方的「磨碎機」同樣會碾碎一切不和諧之音，其殘忍程度絲毫不遜色於蘇聯。作家甚至開始收集針對他的那些侮辱性的表述，如「冷戰的擁護者」、「宗教狂」、「東正教神秘論者」等。可以想見，作家與西方民眾之間的交往少不了負面消息。索爾仁尼琴到西班牙時，恰逢佛朗哥時代即將結束，他卻宣稱當地的書店充斥了馬克思的著作和左翼出版物，讓人無法相信這是在集權體制下的生活。西班牙左翼立即散佈「醜聞」，揭露了這個「大鬍子的先知」和獨裁者「暗線」之間的秘密聯繫。後來又發佈假消息，說索爾仁尼琴打算去智利與皮諾切特進行會面。很快佛朗哥就去世了，西班牙成了民主國家——這一切正如索爾仁尼琴預測的那樣，即在佛朗哥死後不久西班牙會很快成為民主國家。
作家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在意「是否得體」，他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見。這種由自己來評價一切事物的強大願望，不看任何人的臉色，不考慮普遍公認的見解，是鬥士的主要特徵，他孤身一人，而他的對手卻是由上百萬同胞支持的政權。而且，這個特徵終其一生也未曾改變。在《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中（其充滿激情的語言，活力四射、自由多變的風格，敢於公開自我揭露的特點讓我們想起了另外一位偉大鬥士赫爾岑的回憶錄），詳細記錄了對於作家而言各種難言之隱。當然，索爾仁尼琴不可能永遠正確：儘管戰略家的嗅覺非常靈敏，但他倉促之間做出的見解有時會傷害人們。即使這樣，總體上早晚人們都會意識到，他的見解不無道理，這種情況不止一次地使作家遭受荒唐的迫害。例如，《時尚》雜誌上刊登了索爾仁尼琴傳記作者之一喬治·法伊費爾的文章，他認為索爾仁尼琴是新專制的預言家，對於自由世界而言，他要比整個蘇聯更危險。在《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中，作者這樣寫道：「他們這些有關我專橫霸道的荒誕念頭從何而來？——我老老實實地待在一個地方，寫書，沒有四處奔走建立什麼聯盟、集團，更沒有召開過一次會議。」（第二卷，第七章）「弗拉索夫分子」、「變節者」、「由於自己的集中營經歷仇視全人類的人」，這些都是貼在作家臉上的標籤。索爾仁尼琴，正如他本人所說，永遠被當成了反西方的靶子，很多記者或批評家為了追逐名利而煽風點火，由此卻引起了一場場軒然大波，對此作家也是毫不吝惜。
哈佛的演講掀起了憤怒的浪潮，儘管對這個批評西方的人措辭很克制，考慮到他來自地球的另一端，失去了「自由」甚至「勇氣」。雖然動作有點笨拙但外表卻很莊重，一臉漠然，微微駝背，老態龍鍾，但似乎又遠見卓識，在古老的哈佛大學校園內，索爾仁尼琴再次獲得了預言的能力，他莊嚴地抨擊了西方世界的道德敗壞。經歷過納粹大屠殺的波蘭裔美國作家傑奇·科辛斯基回應說，民主強加給那些強大個體（理查德·尼克松就是這方面的例子）的限制是社會自由的代價。「他不明白，自由往往是在那個被推翻了的專制與那個可能重生的專制之間相互搖擺。」移民作曲家亞歷山大·沃倫斯基嚴厲地指責索爾仁尼琴，說他妄想扮演一個對於俄羅斯思想家來說傳統的先知角色，即鄙視現實，可瑪特廖娜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在哈佛的演講中，美國的社會現實只是表面上見到的一切事物，有其固定的模式，如充斥著色情畫面，民族觀念薄弱，缺少神聖性……在俄羅斯的時候，索爾仁尼琴確實曾相信，美國是全世界捍衛自由的堡壘，可後來被親眼看到的事實所震動並深深地苦惱。一方面，這說明講演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天真的；另一方面，也說明他的分析比較膚淺。索爾仁尼琴沒有充足的時間，更何況他也不想細心觀察除了俄羅斯之外其他的現實。他所批評的、所思考的、所預言的僅僅是針對俄羅斯而言。
人們不理解他，這種現象貫穿了作家的一生，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他所選擇的戰術導致的必然結果：索爾仁尼琴的獨特個性是漸次展現出來的。他給我們留下的最初印象，是一個從內部來批判體制的「長著人的面孔的專家」。自然，那些出版《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人們也竭力這樣描述作者。在特瓦爾多夫斯基簡短的前言中寫道：「這是部冷峻的中篇小說，它表明，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沒有哪個領域或現象能夠避開蘇聯藝術家的視野，而沒有得到真實的再現。問題在於藝術家本身擁有多少潛能。」小說發表後引起了一系列的爭論，這表明，蘇聯社會消解這部雖不長但卻很尖銳（實際上這是一個被禁的題材）的中篇小說有多麼艱難。在赫魯曉夫准許後，作品才得以公開發表，而且收到了許多熱情洋溢的評語，但之後卻是非議（這都成了一個傳統），指責作者缺乏對蘇聯現實更廣博的認識。
1963年底，《文學報》和《新世界》雜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論戰。評論家亞歷山大·奧夫恰連科[4]簡明扼要地梳理了《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反對者的觀點：「……部分和整體的比例失調，對現實的認識和再現方面缺少辯證思維，明顯推崇「永恆的」、「不變的」道理，從而損害了新生的事物，將社會主義人道原則進行替換或者「擴大」，說它們導致了絕對的善良、絕對的痛苦和絕對的公平，——定好的情況下，所有這一切讓作家賦予了那些偶然的、個別的現象以過於重要且普遍的意義。」一方面，對於索爾仁尼琴來說，《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中的一天——這是生活的縮影，因此，他就要進行適當的概括；另一方面，小說的主人公太過消極。「社會主義的建設者」應該是積極的、果斷的、勇敢的，而不是索爾仁尼琴筆下這種謙卑的、溫順的人物形象。「不知從何時起，我們把自我犧牲精神當成了我們的一種民族精神？」[5]——評論家尤里·巴拉巴什寫道。另外一些人指責索爾仁尼琴的寫作「類似列斯科夫」，思想上陳舊，語言上過時。
索爾仁尼琴在蘇聯書刊界遭到事實上的封殺後，所有這些「批評分析文章」也戛然而止了，儘管後來陸續還出現了一些「支持」和「反對」他的聲音。比如，1964年，《新世界》編輯部提名索爾仁尼琴為列寧獎金候選人，而他在蘇聯發表的最後一部作品是1966年。論戰轉移到了國外。1967年開始的對索爾仁尼琴的「審查」，導致他被秘密地開除出蘇聯作協。一時間索爾仁尼琴就像從人間蒸發了一樣，他的所有作品都被從圖書館下架，從文獻書目中被刪除。
匈牙利馬克思主義者兼哲學家盧卡奇試圖巧妙地讓索爾仁尼琴「回歸」，他把作家看作是一個批判蘇聯現實的「市民」知識分子。「這些細節非常真實，它們的本質、功能、相互影響和相互關聯等都帶有某種社會性，儘管這些細節的社會根源初看上去並不明顯。在索爾仁尼琴的小說裡，他提倡禁慾克制，但卻不想表達什麼觀點。但對這個社會制度慘絕人寰、毫無人性的『自然』式的描繪，比任何一種激昂的宣言更具毀滅性，更令人譴責」——盧卡奇寫道[6]。索爾仁尼琴對於盧卡奇來說是「斯大林社會主義體制各種矛盾的揭露者」，是未來論戰的預言家，是一個「笨拙」、「遲鈍」的先知。他就像列寧對列夫·托爾斯泰的評價一樣，只是一面「鏡子」，並沒有反映俄國革命的真實面貌。
在法國，《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發表得到了艾爾莎·特裡奧萊和共產主義週刊《法國文學》的主編皮埃爾·戴克斯的支持。法國共產黨就像得到了索爾仁尼琴的洗禮一樣。十年後，戴克斯在《我眼中的索爾仁尼琴》一書中坦言道：「我對我們當時在訪談中說話的語氣感到震驚，對社會主義藝術不再是一個虛幻的概念，而成了一種真正的藝術，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終於為自己贏得了名譽而感到興奮異常。」
隨著蘇聯開始對索爾仁尼琴進行迫害（開始還「躲躲閃閃」，後來卻是公開行為），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們的「興奮」情緒也不見了。一些人與索爾仁尼琴劃清了界限，另外一些人開始貶低他的價值，給他戴上了一頂「過去主義者」的大帽子。從那時起一直到《法國文學》被蓄意禁刊為止，皮埃爾·戴克斯都勇敢地與索爾仁尼琴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對於這位藝術理論兼文學評論家而言（以及成千上萬名這樣的人來說），索爾仁尼琴是在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唱了輓歌。
索爾仁尼琴使戴克斯及像他一樣的知識分子擺脫了教條主義的束縛。但是，還有「現實主義」者和「緩和政策」的擁護者，他們在《癌病房》的問世後將其稱為「瘋人院」（戴高樂將軍手下大臣喬治·戈爾斯的謔稱）。對於他們來說，索爾仁尼琴是「緩和政策」討厭的絆腳石，「像蚊子的叮咬一樣讓人嫌惡」，而他的被驅除出境則是莫斯科自由主義最好的證明（難道將索爾仁尼琴驅除出境就像將阿里斯蒂德從雅典驅除一樣殘酷嗎？）。亨利·基辛格建議福特總統不要同意1974年11月參議院作出的授予索爾仁尼琴榮譽公民稱號的決定（在他之前只有拉法耶特和丘吉爾獲得過該稱號）。然而，美國國務院卻推遲了在眾議院的批復表決過程，發佈了一份官方秘密文件，稱這將會破壞與蘇聯之間的關係。
索爾仁尼琴被置於曾長時間爭議過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制度「趨同論」的焦點上。這一理論是由美國律師塞繆埃爾·皮薩爾提出的，並曾獲得薩哈羅夫的支持。文集《在巨石的重壓下》的第一篇文章中也能聽到這一理論的回聲。索爾仁尼琴反對「趨同論」，用他的話來說，這一理論會摧毀俄羅斯的民族精神，而他卻看到俄羅斯民族精神正在涅槃重生：「薩哈羅夫對我們俄羅斯鮮活的民族力熟視無睹」。對於索爾仁尼琴來說，進步、思想自由甚至民主都只是「市場環境下催生出來的供人頂禮膜拜的幻象」。他引用了謝爾蓋·布爾加科夫曾說過的一句話：「西歐派是面對文化更強大一方精神上卑躬屈膝的產物」。作為回應，薩哈羅夫指責索爾仁尼琴陷入了「孤立主義」。對於這位學者、以啟蒙思想為圭臬的人兼蘇聯原子科學之父來說，科學沒有止境，它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手段。索爾仁尼琴同樣接受了自然科學教育，他以羅馬俱樂部對能源快速消耗現象的研究成果為例，呼籲俄羅斯人民要「自我克制」。早在1948年，當時他與自己的好朋友列夫·科佩列夫（當時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都是「沙拉什卡」的犯人，兩個人就曾展開了類似的爭論。
爭論也包括移民這一話題。基於對人的普遍理解，薩哈羅夫捍衛任何一個公民都有權離開自己的國家；但索爾仁尼琴卻認為，只是那些在自己的本國內部進行戰鬥的人才配得上尊重，他說：「無論移民到哪裡，這永遠是一個缺點，它把自己的故土交給了強暴勢力」，因此，他譴責西尼亞夫斯基、涅克拉索夫、馬克西莫夫和加利奇移居國外的行徑。尤里·達尼埃爾留在了蘇聯，而1966年和他一起被起訴的安德烈·西尼亞夫斯基卻跑到了巴黎，尤里·達尼埃爾反駁說，類似的立場徹底抹殺了第一批俄羅斯移民對民族文化做出的巨大貢獻。西尼亞夫斯基按照自己的方式回應了索爾仁尼琴，他在文章《俄羅斯的文學進程》中提到了俄羅斯的「另外一幅面容」，即繼母的角色，她僵化而殘忍，使自己眾多的子女陷入到了瘋狂的境地。「但所有人都在奔跑。俄羅斯—母親，俄羅斯—妓女，你要為這個由你餵養大而後卻懷著恥辱之心把他扔到污水池的孩子而負責！……」儘管這樣，索爾仁尼琴還是為保留俄羅斯移民文化做了許多工作。例如，他向所有俄羅斯的移民呼籲，創建了全俄回憶錄文庫，後來把這個文庫無償贈送給了莫斯科的俄羅斯僑民之家（現在它以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為名）。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西歐派分子」薩哈羅夫滯留在了莫斯科，成了「持不同政見運動」（現在它已分佈在全世界）最後一個活生生的象徵，而「根基派作家」索爾仁尼琴卻違背了自己的心願來到了國外，先是定居在蘇黎世，之後又來到了美國。這一切似乎都是為了驗證作家觀點是否正確而巧妙安排的。安德烈·馬爾羅說：「索爾仁尼琴的偉大之處在於儘管他處於國家警察的掌控之下且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卻大膽地說出了自己的觀點，可他現在卻成了一個移民。這個移民所說的道理就其本身而言非常重要，但在我看來，影響力則截然不同。傑出的移民有很多，而且不僅僅來自俄羅斯。他的立場非常高尚，但並不總是很重要。」
索爾仁尼琴每走一步都成為了人們熱議的理由。比如，他極為勉強、毫不情願地加入到了《大陸》雜誌（「對於開辦自由的俄羅斯雜誌而言，這並不是最好的方式，也不是最好的地方，如果所有的作者以及出版社都處於俄羅斯本土的話，那麼心情將會愉悅得多」）的工作，這招致了君特·格拉斯對他的嫉恨，後者指責他於1974年10月與斯普林格反動出版集團展開合作。在創建了俄羅斯社會基金會，以幫助那些由於政治原因被驅逐的人們及其家人，並把《古拉格群島》的稿酬全部捐給這個基金會後（就像托爾斯泰把《復活》的稿酬捐給反儀式派信徒一樣），他面臨的是瑞士稅務機關的指控，後者認為協議的某些條款不符合法律程序，但後來對案件進行詳細審查後徹底取消了指控。與此同時，亞歷山大·金茲伯格在莫斯科遇到了類似的情況，這位《白皮書》（寫的是西尼亞夫斯基和丹尼埃爾訴訟案件）的作者遭到了第三次監禁，理由是他暗自發放基金會的錢款[7]。
其實，索爾仁尼琴不怕陷入到爭論中。例如，他使人們再次關注1928年有關肖洛霍夫作假事件的傳言，提出了自己的論斷，他認為《靜靜的頓河》的作者不是肖洛霍夫，而是死於國內戰爭期間的頓河作家費奧多爾·克留科夫。1974年，索爾仁尼琴為一部作者署名為D的專著《〈靜靜的頓河〉的急流》寫了一個前言（如今這部書的作者已被人所熟知，她就是伊麗娜·尼古拉耶夫娜·梅德韋傑娃——托馬捨夫斯卡婭）。某種程度上，這部「文本解析」力求通過文本細讀直接告訴讀者，文中有兩個作者，一個是經驗豐富的語言大師，一個是笨拙的文壇新秀。索爾仁尼琴奪走了肖洛霍夫的傑作，而讓蘇聯政權失去了一位公認的天才作家。他這樣做是因為他深愛《靜靜的頓河》，深愛那片南俄大地，深愛那些勇敢彪悍的哥薩克，並想在《1914年8月》裡盡情地歌頌它（儘管他自己並不屬於那片土地，因為他的祖先不是哥薩克人而是移居到這裡的農民）。
索爾仁尼琴本人也成為新論爭的導火索，例如，當他揭露強行將那些所謂「流亡國外的人」（即蘇聯戰俘）「遣返回國」的真相時（戰爭後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根據斯大林的要求實施的行為）就引發了新一輪的爭議。歷史學者尼古拉·托爾斯泰於1978年發表了自己的著作《雅爾塔的犧牲者》[8]，作者以歷史文獻為依據，得出的結論是：英國當局知道，這些人將遭到強行驅逐，而且在祖國等待他們的是悲慘的命運。索爾仁尼琴在英國電視節目中有關這個問題的講話引起了熱烈的反響。在英國，甚至還發起了一場為這些「國家利益」的犧牲品舉行募捐的活動。
儘管索爾仁尼琴的第二任妻子有一半猶太人的血統，但他也沒有逃脫反猶傾向的指控。1974年，《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的譯者讓·卡塔拉（他是前法國駐愛沙尼亞外交官，1940年定居於蘇聯，1973年才返回法國）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被斯大林迫害的猶太作家在《古拉格群島》中沉默不語，與此同時，那些佔據了古拉格領導崗位的猶太肅反人員的名字卻得到了突出的強調。其中，索爾仁尼琴在講到肅反人員弗倫克爾時這樣說道：「我認為他不喜歡這個國家。」作家這樣指責是把他當成了肅反人員還是猶太人？這位作者還指出，在遭受俄羅斯人迫害的民族清單中沒有猶太人。索爾仁尼琴的著作《列寧在蘇黎世》出版後引起了更大的爭議，帕爾烏斯—格爾方德在書中成了俄國革命的「灰衣主教」。的確，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中，呈現在讀者面前的猶太人愷撒·馬爾科維奇難道不是「暗藏在後方掩體」裡的人物嗎？猶太詩人西蒙·馬爾基什[9]之子在一篇論述索爾仁尼琴筆下的猶太人形象的文章中，詳盡地研究了基督教的反猶傳統（並非主動繼承的），並一直追溯到14世紀因本民族的不幸命運而起來復仇的猶太人形象。
儘管索爾仁尼琴不止一次地表達了對以色列這個國家的同情，但他的言論，首先，完全可以解讀成讓猶太人離開俄羅斯的特殊「邀請」，因為在俄羅斯他們無事可做；其次，在講這些話的時候，作者還附帶有大量有關以色列神權政治優點的怪論。2008年12月，安德烈·馬爾科維奇在《查理》週刊上撰文，也加入到了譴責索爾仁尼琴的隊伍。對於他而言，索爾仁尼琴是一個否定世俗國家和民主的極端右派民族主義者，作家認為猶太人「實在是太多了」。
但最大的一場爭議是圍繞1917年的革命到底是「俄羅斯」人發動的還是「非俄羅斯」人發動而展開的。與尼古拉·別爾嘉耶夫和謝苗·弗蘭克的觀點（他們認為革命是俄羅斯極端主義合乎邏輯的必然結果）截然不同，索爾仁尼琴斷然宣稱，俄羅斯的民主及社會主義等思想都是舶來品，俄羅斯人民成了這場革命的主要犧牲品。（然而他也多次強調，把這些想法付諸實現的是俄羅斯「解放者」自身，而為這些解放者「施肥澆水」並使之發展壯大的則是目光短淺的俄羅斯當局。）革命是對俄羅斯人們實行了一場「大屠殺」——這就是索爾仁尼琴的核心觀點。斯大林時代的研究專家羅伊·梅德韋傑夫指出，《古拉格群島》有很多不正確之處，同時，譴責作家對集中營裡的布爾什維克充滿了仇恨和蔑視。在這裡，我們想強調一點，即索爾仁尼琴的冷嘲熱諷在某些時候的確過於殘忍，梅德韋傑夫揭示了《古拉格群島》的主要矛盾所在（他這樣認為）：怎麼能下結論說「一切革命都是謊言」（這些革命不分青紅皂白就消滅了善良的人和邪惡的人），而與此同時卻為《肯吉爾四十天暴動》唱讚歌，並祝福那把由罐頭盒製成的小刀呢？我們覺得，這種指責並不公平，因為話題談的是手無寸鐵的犯人們起義的事情，但索爾仁尼琴卻很少懺悔或是替自己辯解，而在美國版《古拉格群島》的前言中索爾仁尼琴卻為自己進行了辯解，可以認為這是對梅德韋傑夫的正式答覆。他提醒自己的讀者，要認清對肯吉爾暴動的錯誤解釋，他說這根本就不是為暴力進行辯白。按照他的觀點，肯吉爾事件與「盲目的」恐怖主義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無論作家如何解釋，梅德韋傑夫還是成功地摸到了「索爾仁尼琴這部機器」運行中暴露出來的深刻而又有機的矛盾：即非暴力（當然，是就這個詞的一定含義而言的）天使，經濟上的自我限制，全民族範圍內的禁慾主義，這些應該是一個孜孜不倦的戰士同時具備的素質。肯吉爾讚歌是20世紀創作出來的眾多歌頌暴動的歌曲中最動聽的一首。但如何能夠把肯吉爾與瑪特廖娜相提並論呢？與索爾仁尼琴關在同一個戰俘營的難友德米特裡·帕寧（在《第一圈》中他是索洛格金的原型）則相反，指責作家沒有竭盡全力號召人民來推翻蘇聯。
與偉大信念相伴的總是一定的盲目性，偉大的真理同樣有其黑暗的一面。所有那些反對索爾仁尼琴的人，都有權駁斥這塊「巨石」上面的這一部分或者那一部分。作為一名先知作家，而且首先是一名鬥士，索爾仁尼琴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爭論。一些人懷疑他狂妄自大，另外一些人嘲笑他把瑪特廖娜當成了自己的聖像。他是一名反猶主義者嗎？他對皮緬大牧首不公正嗎？他不知道評判的尺度嗎？他在解讀歷史的過程中是不是有點粗糙？他對集中營刑事罪犯的仇恨是不是並沒有遵照基督教的訓導？他對肖洛霍夫的指責是不是過於武斷？他對美國的評判有充足的證據嗎？索爾仁尼琴敢於表達人類的極度絕望，他深入到人的生存極限，就像沙拉莫夫所說，在那裡人們開始覺得，「生活的底」永遠地留在了他的個人生活中。索爾仁尼琴的創作聚焦於一個人那無法治癒的傷痛。一個火輪不知疲倦地在歷史的地平線上晃動，就像在《紅輪》第一卷《一九一四年八月》裡霍亨施泰因高地上燃燒的那團火柱一樣，當一位年輕的女聖徒在「火上取暖」（這裡是轉義，在《古拉格群島》第三卷章第五章中，她穿著單薄的裙子站在相鄰營地的門衛室旁凍得瑟瑟發抖，卻沒有人敢放她進去），作者就坐在自己營區的篝火旁，他親眼見證了這一切，於是小聲地對自己嘟囔道：「我向火和你，姑娘，許下諾言：全世界將讀到這一切。」這個莊重的誓言也傳給了他本人。這個火光，這個紅輪成了聯結作家全部創作的核心象徵，因為火光意味著考驗和救贖。那個乞求原諒的「小妹妹」一定會成為新但丁的繆斯女神貝雅特麗齊。火輪同時也是命運之輪，是磨碎人們生活的磨石和聖徒頭上的光圈……
人們總是想從文學作品中吸取某種經驗教訓，是否需要像以前那樣去閱讀索爾仁尼琴的作品？在共產主義制度垮台後，正像很多人認為的那樣，古拉格的問題已經一清二楚了，可以不必再談論這一話題了。在民主確立之後，俄國不再需要傳播關於善與惡的宗教。如今有關善與惡的問題還有其他機構來負責！建立新的國際道德標準，使一些國家有權干涉塞爾維亞的問題；建立一個國際法庭來審判那些實施種族滅絕的人——沒有人在意這一大型的原始大屠殺，離不開西方強國的縱容（它們巧妙地周旋於自己的後殖民政策），就像發生在盧旺達的大規模屠殺圖西族的行為；俄羅斯在對歐洲和美國的關係方面變得越來越強硬，因為歐美堅持要求俄國將原有的一切地緣地位都如數返還；伊斯蘭恐怖主義日益高漲——這些構成了新世界的種種表象，這個世界同索爾仁尼琴與之鬥爭的那個舊世界毫無相似之處。他在道德領域和政治領域的大聲疾呼索然無味。儘管這樣，這些吶喊在很多方面與新一代人的追求是相契合的，如不說謊話，做好自己，從「底層」而不是「自上」來建立民主，在日常生活、個人生活以及與大眾消費有關的生活中踐行自我克制的生活方式。
然而，索爾仁尼琴對當代社會思想的影響受兩個因素的制約。第一個不利的因素蘊含著他道德體系的本質屬性問題：這個體系的基礎是基督教，而上帝是這個體系的源泉。就算索爾仁尼琴領先於時代，就算許多當今西方流行的思想（如「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是由他提出來的，他的威望也會由於他的神權中心主義世界觀而遭到質疑。第二個不利因素在於，索爾仁尼琴關注的焦點完全集中在俄羅斯上。事實上，他的所有號召都只針對俄國：俄羅斯應該停止向外擴張並專注於自己的內部問題，這是他再三重複的話題。索爾仁尼琴不僅不同意普京，後者認為蘇聯解體是「20世紀地緣政治的最大災難」，而且他的觀點恰恰相反，他說：「堅守一個偉大的帝國就意味著要殺死自己本國人民。」（《我們應當怎樣安置俄羅斯？》）但是這裡他同樣遇到了別人的誤解：這些話被解讀成狹隘民族主義的表達。
用一些在傳統的思想爭論中司空見慣的概念（如左派與右派，過去主義者與進步主義者，民族主義者與普世主義者，命中注定與存在主義等）來評價索爾仁尼琴未必有效。而如果想要給出一番評價，那麼就需要評價者自己把這塊火石掛在脖子上。索爾仁尼琴的創作對於每一個與他接觸過的人來說都是一種考驗，一種終生的考驗。在你無論用何方法估量他之前，需要接受他，與他感同身受。閱讀《古拉格群島》是一種道德上的必要體驗。《古拉格群島》會將讀者的內心點燃，否則它就不會放過他們。
這本書把我們帶到了一個把人當作殘渣的極權主義的體制中。當然，在索爾仁尼琴之前就有詩人普裡莫·萊維和保羅·策蘭，作家埃利·威塞爾和維吉爾·喬治烏，歷史學家勞爾·希爾伯格和萊昂·波利亞科夫，歷史學家兼親歷者大衛·魯塞，描寫納粹集中營的奧爾加·沃爾姆瑟，講述古拉格群島的尤里·馬爾戈林和瓦爾拉姆·沙拉莫夫——他並不是唯一一個詳實地再現這毫無人性生活的作家。在他之前，用哲學家克洛德·勒福爾的話說，其他人也「思考過到底是什麼奪走了思考能力的問題」。「最後一幕總是血淋淋的，不管是一出多好的喜劇。」（帕斯卡，《思想錄》第210條）儘管索爾仁尼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接受」他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他那關於死亡中孕育死亡的這一思想，關於對人的這種雙重否定的思想，都是讓人難以接受的。我們大家都想丟開這種思想。
[1] 8 1891 .
[2]Mahoney D. Solzhenicyn. The Ascent from Ideology. Maryland，2001.
[3]The Solzhenicyn Reader / Ed. By J. Ericson and D. Mahoney. Washington，2006.
[4] . // . 1963. № 11. 關於他，索爾仁尼琴在《牛犢頂橡樹》中寫道：「在數不勝數的作家全會的一次會議上某個奧夫恰連科（這是一隻善於追蹤的狡猾的狼，只不過姓氏是有點羊的味道）作了發言」（《扼殺》）。譯者註：奧夫恰連科這個姓的詞根有羊捨、牧羊……的含義。
[5] . ？// . 1963. 31 . . 3.
[6]參見：Lukacs G. Solzhenicyn. London，1970.
[7]索爾仁尼琴認為，金茲伯格的失誤在於參加了莫斯科的赫爾辛基小組，他認為，這與給大清洗的受害者發放津貼是不符的。
[8]Tolstoy N. Victims of Yalta. 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1977.
[9]Markish S. Jewish images in Solzhenicyn // Soviet Jewish Affairs. New York，1977. N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