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樣，作為一個有預見性的人，索爾仁尼琴生活中遇到的卻是混沌不堪的現實。於是他就逐漸成為了一名鬥士，一名時政的無情譏諷者和一名天才的策略家。「曾經他是被主人的鞭子驅趕著前行。然而現在他挺起腰身和主人面對面地對視著」[1]。起初他是暗暗地反對一切意識形態強加的反常事情。如在《第一圈》中，當庭審「工業黨」成員時（這是30年代初蘇聯黨史早期被誇大的眾多「審判」之一），涅爾仁聽到了歷史「無聲的警報聲」。這還只是暫時的困惑，後面緊跟著的就是故意歪曲事實。「而且孤獨使他心寒，儘管周圍聚集著許多成年男子，但是他們卻不明白如此簡單的事情！」困惑與孤獨（這是人在生活中首次表達抗議時必然要體會到的兩種感受），在每個人的心裡都留下了烙印。克拉拉·馬卡雷金娜在國家安全總局大樓擦樓梯的女人眼裡看到的是充滿敵意的眼神，因為克拉拉的檢察長父親在這幢大樓裡獲得了一套豪華的住宅。但正是這次唯一的相遇在她心頭產生了擺脫不掉的印象，每當她走樓梯的時候，她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著那個眼神。困惑並不一定會導致暴動，它可能會在人的心裡腐爛掉，也可能使人精神空虛，就像《癌病房》第二部中沉默如「雕梟」一樣的舒盧賓。這只「雕梟」在臨終前才終於敢向奧列格坦白了一切：「你們被逮捕，而我們則被驅趕到大會上去批鬥你們。你們被判處死刑，而我們則被逼著站在那裡鼓掌，表示擁護判決。豈止是鼓掌，連槍決也是人們要求的，是的，是要求的。……您可知道『就像一個人』這種提法意味著什麼？」舒盧賓精神錯亂般哈哈大笑起來，這是對自己長期墮落的坦白。作為一名1918年滿腔熱忱的布爾什維克，他到處追捕社會革命黨人，鎮壓起義的農民，逐漸地成了季米裡亞澤夫科學院的一名傑出教授，這之後他卻開始不斷滑向社會底層，他並不是一個自願為謊言辯護的人，但他也不是一名反抗者。他做過助教，之後是圖書館管理員：「把遺傳學、左派美學、倫理學、控制論、數學書籍！一一扔進爐子裡去，付之一炬！……我們何必搞街頭焚書這種多餘的戲劇性舉動？我們只是在僻靜的角落裡把書往爐子裡填，還可藉以取暖！……」謊言使舒盧賓和成千上萬沒有走向反抗的人們精神上深受刺激。魯賓是羈押在「沙拉什卡」裡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當他作為一名年輕的共青團員親歷了1932年對烏克蘭農村推行農業集體化並導致了可怕的饑荒時，他的心靈受到了嚴重的創傷。正如普希金的詩《瘟疫流行時的宴會》中描寫的，馬車伕每天早晨都運送死人，並且一遍又一遍地呼喊：「是死人嗎？快抬出去呀。——但又很快說：嗯？這裡不都還是活人嗎？」這個場景「即刻浮現在腦海中，像灼熱的烙印烙在頭腦中」，整夜整夜地折磨著魯賓，讓他無法入眠。
索爾仁尼琴經常問自己，為什麼自己的同胞包括他本人都這樣消沉。作家對自我良心的檢驗是《古拉格群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主要的是，儘管索爾仁尼琴非常尊重阿瑟·庫勒斯，卻不贊成後者在《中午的黑暗》裡的主要論點。他認為「在自由旗幟庇護下對奴隸的驅趕」卻成了革命雄辯者的結論這一理論是錯誤的。迫使布哈林不體面地辭去公職，在索爾仁尼琴看來是一件異常容易的事，那就是「內心的傲慢就像豬身上的脂肪一樣日益增加」。獲取特權可以在瞬間摧毀一個人。在軍事學校接受了機械式教育並獲得了中尉軍銜的索爾仁尼琴，連他自己在對待父輩，甚至是祖輩的時候都是異常冷峻，要求他們稱呼他為「您」並且絕對服從於他。「這就是肩章對人的影響！聖像面前祖母的教誨都哪去了！少先隊員們對未來神聖不可動搖的正義的幻想都哪去了！」阿瑟·庫勒斯作品中主審人與被審者之間的論辯讓索爾仁尼琴完全不能接受，作家眼裡看到的只有罪惡，如暴力、自私、傲慢、種族主義和階級仇恨〔就是舒盧賓揭露的那種階級仇恨，他彷彿普希金筆下的磨坊主（烏鴉）一樣〕。當把罪惡的種子撒到人的體內，罪惡就會瘋狂地生長。「對待罪惡我們忍氣吞聲，迫使它進入體內，只要不向外擴散就好——我們種下罪惡的種子，那麼在以後它就上千次地生根發芽。」（《古拉格群島》第一部，第四章）這既是對那些為斯大林緩慢推行的政治淫威所戕害的「卑微的布哈林們」說的，也是對那些成千上萬名默默承受子彈打穿自己後腦的溫順的「膽小鬼」們說的。
政治哲學家克洛德·勒福爾試圖解釋，「為什麼索爾仁尼琴面露鄙夷神色避而不談審判者與被審者之間的論辯」[2]。作家以很多共產黨員為例，他們是斯大林體制的犧牲品，絲毫也沒有改變自己的慷慨陳詞，或許只有他們的敵人落入另外一種境地（比如，國家政治保安局）才能迫使他們有所改變。暴動從說「不」開始。《古拉格群島》不僅是一部關於暴政的宏偉編年史，也是那些敢於說「不」的人的殉難史。在自己早期227名「合作者」的幫助下，索爾仁尼琴再現了那些向懲罰機構發出挑戰的人所建立的功勳。從「消費合作社主任」、「自學成才的合作社管理者」共產黨員弗拉索夫，到「大審判」的缺席者（正是因為不願做自我揭發），尤其是在第四部第四章（《幾種命運》）中講述的那些「聖徒」。這是一些無論是肉體還是靈魂都無法「摧毀」的人。但是，如果除去這些稀有的個例，我們會發現，人本性的改變並不比地貌的變化快多少。恐懼、告密、惡習，這些缺點始終伴隨著人類，於是索爾仁尼琴為我們再現了一個完整的惡行人類學，從「活著的死屍」告密者到「類似猿猴的」刑事犯連同其在被羈押的車廂裡表現出來的猖狂。無法標明人類源起和終結的界線。
《第一圈》中最優秀的一個反抗者形象就是老工程師格拉西莫維奇，他用簡短諷刺的話語拒絕了提前獲得自由的誘惑：「這不是我的專長，我也不是抓捕人的獵戶。」所有的英勇反抗者不得不重新學習真誠，並借助嘲弄、幽默、使人的自尊心受挫的譏笑來講真話。尤利婭·克裡斯蒂娃把這稱作是「偷著笑或黑色幽默下的文學」。索爾仁尼琴筆下的人物都是「好惹事的人」，他們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中學會了反抗。展現給我們的是某種「微觀英雄主義」（之後這種「微觀英雄主義」我們可以在弗拉基米爾·布科夫斯基和愛德華·庫茲涅佐夫的作品中找到）。這是一種用嘲笑武裝起來的微觀英雄主義。比如，涅爾仁試圖解救自己那本葉賽寧詩集，但因為自己無權把書帶出「沙拉什卡」，他就把它送給了失明的看門人斯皮裡東。涅爾仁純粹出於膽大且沒有任何私利，就得到了這個「鄉下好鬥青年」寫的藍皮小薄冊子，後者在溫順的俄羅斯鄉村中「揭示了那麼多的美」，索爾仁尼琴一直帶在身邊的正是這本破破爛爛的藍皮小薄冊子，先是在馬爾費諾，然後是羈押站、集中營，最後他把它送給了科佩列夫。而奧列克·科斯托格洛托夫制止魯薩諾夫說下去，同意輸血，要知道輸血是在3月5日，在斯大林逝世的那天：「3月5日——這對我們非常合適！——奧列格興奮地說。——這對我們很有好處」。他為能自己決定如何度過餘生而搏爭。
嘲諷讓苦役犯們擺脫了鐵鏈的束縛。《第一圈》中的許多章節寫的不是別的，正是被釋放的放蕩行為和情感解脫，這種效果是通過監獄世界裡的嘲笑獲得的。第五十五章就是對《伊戈爾遠征記》裡的主人公伊戈爾大公的審判。依據1947年的蘇聯憲法，他因背叛行為、從事破壞活動、間諜行為和與其他敵對強國私通，「即根據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刑法第58章第1款第6條、第6款、第9款和第11款規定的罪行」，被判處有罪。所有被囚禁的犯人都參與了對「職業是統帥的奧列格維奇·伊戈爾·斯維亞托斯拉夫」的諷刺模擬審判，這使他們哈哈大笑，此刻每一個犯人都回想起了自己的訴訟案。在短篇小說《佛陀的微笑》裡也能聽到這種被釋放的嘲笑，故事說的是要在布登爾卡監獄裡隨便挑選一個牢房，好讓羅斯福總統夫婦去那裡參觀（這不免讓人與「弄虛作假」聯想起來）。
索爾仁尼琴的全部作品都滲透著這種對意識形態顛覆式的諷刺。他是一個冷酷無情的諷刺作家（即使他自己不承認這一點），是《群魔》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副其實的學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主人公擁有「復調」的自由，但作者卻經常嘲笑他們，有時甚至非常殘酷，比如對「自由黨人」的譏諷，說他們總是慢騰騰地跟在「激進分子」的後面（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靠對將軍夫人斯塔夫羅吉基娜的阿諛奉承混吃混喝）。索爾仁尼琴的嘲笑指向的是所有官方意識形態的代言人，這些說著「貧乏無味話語」的「死魂靈」。這種譏諷經常出現在作者似乎無意說出的對間接引語的註解裡。作者，像審判員一樣，關注著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出現在他們說謊的那一刻。此手法在《癌病房》中已有使用，並逐漸在下述著作中成為一個慣用手法，如《列寧在蘇黎世》或《1914年8月》，在《1914年8月》中有一章篇幅很長，寫的全是尼古拉二世的內心獨白。在《1916年10月》的許多章節裡，比如關於軍校學員、古奇科夫、「進步聯盟」和杜馬自由黨人的描寫，內心獨白同樣起著諷刺的作用。作家依據有關杜馬會議的回憶和工作報告記錄為我們塑造了如米留科夫、羅江科、齊赫澤等人的辛辣畫像。似乎是，當歷史學者索爾仁尼琴讀到歷史文獻時，他有時會失去冷靜。如他在描寫1916年11月1日的會議時，在真實的工作報告基礎上加入了大量的諷刺性話語。這或者是演講者的內心思索，從中不難看出他們的膽怯、虛榮和口是心非，或者是作者的註釋，意在揭露發言者的不當言辭和前言不搭後語。
諷刺作家知道這些「手法」的好處，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會使用它們。諷刺作家索爾仁尼琴的立場也有明顯的變化。在早期作品中，他挖掘的是意識形態的欺騙性。無論是《第一圈》，還是《古拉格群島》，就是建構在對曾經的和當下的（參與度高、涉及面廣）人工暴力進行諷刺性對照的基礎上。《古拉格群島》這部作品的書名連同其內部基調，均帶有一定的諷刺意味，它們使讀者不禁想到了荷馬史詩（只不過這裡的喀耳刻[3]毫無個性，每天為古拉格島上的工業養豬廠提供受害者，這些國家機器再把一個個人變成一堆廢物）。「荷馬常提到的厄俄斯，亦即羅馬人稱為阿芙樂爾的司晨女神，也曾用她的玫瑰色手指撫摸過群島的第一個黎明……群島是在『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炮聲中誕生的。」諷刺就是這部宏大作品的粘合劑，它決定了小說的韻律並把全文串接起來，它通常隱藏在文中的腳注和括號裡，通過諷刺的模仿筆觸和憂鬱的雙關語閃現出來。對「囚犯部落」的考察研究，是對人本主義作品的戲擬，作者假裝像帕拉斯、林耐一樣客觀公正。
正是通過與過去無數次的比較才能夠讓索爾仁尼琴對當代不道德的行為進行評價。儘管被譽為「仁慈」的女皇伊麗莎白·彼得羅夫娜也曾下令使用割鼻的酷刑，但是其在位期間沒有出現過一次死刑的判決。儘管十二月黨人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亞，但是他們的妻子從沙皇那裡獲准與丈夫隨行。俄羅斯的貴族有時也愚弄農民，薩爾蒂奇哈把130多人折磨死了，可最終只被判為終身監禁。那麼當今的劊子手呢？其中的絕大多數都逃脫了法律的制裁。
《古拉格群島》的作者彷彿戴著上下翻拉自如的臉甲，通過使用人稱代詞「我們」或者是冠以「薩特和羅素」的揶揄反對者，他始終同讀者在一起。至於說到那些有聲望的反對者，索爾仁尼琴則觸及到他們理論的核心，剖析它們的內在矛盾性。這種方法是在實質性的準備工作中自然而然地顯現出來的，作家閱讀大量的著述、發言稿、回憶錄和私人日記，當內心的情感充溢著要迸發時，作家就寫下標注。從這種意義上來講，《第一圈》中描寫斯大林的前四章最具有代表性。這位被偏執思想裹挾的老態龍鍾的暴君躲在自己陰暗的小房間裡，遠離令他生厭的陽光，開始了一連串的思量，表現出對周圍一切的不滿、對自己認識的小人物的鄙視，回憶著自己上中學學習和在暗探局工作的情景，此刻他腦海中的列寧膽小怕事，一幅怯懦書生的模樣，這與斯大林粗魯的「剛毅」形成了鮮明的對立。其他人都陷於自己不切實際的幻想和規劃革命的塔木德[4]理念之中，而他斯大林，則平靜地在死刑判決單上簽著字，泰然地接受來自世界各地的全新崇拜，他用這種方式掩蓋了其他人的弱點。這位新沙皇裝模作樣地炫耀自己多年養成的狡詐手段。鬥士索爾仁尼琴在作品中為自己的對手描摹了肖像，作家巧妙地使用插入語和括號，成功地塑造了這個雙面統治者的肖像。但這種深度對立有時會讓人覺得，「間諜」索爾仁尼琴與其對手都是一路貨色。例如，斯大林對列寧的寬容態度（「這個不幸的人認為，除了灶台以外，似乎還可以讓廚娘到其他任何地方任職」）就包含著索爾仁尼琴式的「譏諷話語」。作者自己解釋說，在對每一個人物進行塑造時，他都加入了自己個性中的某些特質或個人的某些經歷，不管是列寧、克倫斯基還是米留科夫。有時，過度的持續圍攻會招致與敵人令人驚訝的接近。
索爾仁尼琴需要對博弈進行詳盡的描寫，部分地反映在了作家的回憶錄兼「戰術傑作」《牛犢頂橡樹》中。在蘇聯，考慮到出版的因素，索爾仁尼琴會策略地「緩和」自己作品的語氣，徹底地改變故事情節或者有意刪去激進的話語表述（如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中，他就刪掉了海軍中校講的1945年在塞瓦斯托波爾蒙騙美國人的故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一圈》。作者原本想寫一部「極其尖銳」的長篇小說，其情節將像「原子彈」一樣具有強大殺傷力。後來，這一情節被「掩飾」起來，否則的話，連特瓦爾多夫斯基也可能會因為書中的「反蘇基調」而激憤不已。但當確信小說不可能在蘇聯獲准發表時，作者又恢復了先期刪掉的文字。由此他的語調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斯大林的獨白明顯加長，變成了對他整個生平經歷的陳述；沃洛金的反抗也變得更加激進，而「沙拉什卡」「騎士」們的言辭則更加無拘無束。索爾仁尼琴毫不動搖地觸及了最危險的歷史題材，如他筆下的斯大林靠暗探局的薪水度日，而羅森堡夫婦則成了公開的叛徒，外交官沃洛金直接給美國大使館打電話，想阻撓他們的行動。在「語氣緩和」的那一稿中，創作的出發點是同情和憐憫，而不是對國家體制的厭惡。在1996年出版的《第一圈》中，作家的立場與「勝利者的宴會」和自己其他那些諷刺意味濃厚、充滿反蘇激情的「集中營」作品中的作者類似。至於羅森堡夫婦，對他們的刻畫則比較接近歷史真相。在公開的檔案資料中，在曾經與他們一起共事的同志的供詞中，可以發現，這對夫婦確實曾為蘇聯的情報機關工作過，至少朱利烏斯曾參與這些內幕（艾瑟爾未必會知情）。索爾仁尼琴對他們持斷然否定的態度，而且他的這種立場貫穿始終。即使是有必要故弄玄虛，在這位曾經的苦役犯嘴裡流露出的那種尖刻、斷然否定的鮮明譏諷也絲毫不見減弱。
在《古拉格群島》第五章中，到處都是這種否定的語調，充斥著「暴動帶來的冷峻而純正的氣氛」，彷彿一支由長槍和短柄鏈錘武裝起來的軍隊穿行而過；作者毫不掩飾對這種否定的讚賞態度，以至於作者在美國發表的這一版的前言中，正如上文所述，提醒讀者不要對肯吉爾犯人暴動事件產生誤解：「大屠殺是一種極其恐懼的手段，它源起於蘇聯持續四十年的無與倫比的國家紅色恐怖。這是惡惡相生的典型例子。」索爾仁尼琴深知自己書中表現出的這種「自由和鬥爭的廣闊天地」的價值，這位來自（美國）佛蒙特州卡文迪什的使徒同樣想與西方投擲的炸彈劃清界線。然而儘管作為基督教徒的作家事先做出了警告，但是金吉爾的囚徒們仍歡呼雀躍。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索爾仁尼琴的所有創作都透著一種對博弈精神的迷戀。就連他懷著報復心理塑造的鬥士列寧的形象，或許也體現了其擺脫自我瘋狂本性的嘗試。而且他的每一部大部頭作品都以無情的抨擊結尾，如《癌病房》中被人與人之間深深的仇恨所震驚的獼猴；《1914年8月》中那封充滿愛國主義腔調的關於利沃夫郊外大捷的虛假電報，而實際上卻是俄羅斯軍隊在此戰役中遭遇了毀滅性的失敗；尤其是在《第一圈》中，巴黎「解放報」記者對莫斯科大街上出現的眾多運送牲畜的載重汽車讚不絕口，然而實際上這些標有不同語言標籤的載重汽車運送的只有一種肉，那就是集中營裡的囚犯們。
但是，在嘲諷的語氣中還可以發現另一種形式的嘲笑，即苦役犯們的幽默和俏皮話。在索爾仁尼琴後期發表的作品中，似乎很少能夠看到這種幽默手法，但是它卻成了《第一圈》的主要基調，從「苦役犯們講述的小故事中」透出的嘲弄和睿智給全書賦予了特別的韻律。這種睿智的嘲諷也成了《古拉格群島》一書的主框架，這使讀者對全書的接受容易多了；在《1914年8月》中，這種嘲諷則更加突出，書中很多地方對人與動物進行了比較，這使讀者不禁聯想到了民間童話、克雷洛夫的寓言故事以及果戈理的《死魂靈》和《欽差大臣》。我們後文會看到，這位幽默寓言作家的寬容與「俄羅斯氣質」密切相關。在作家筆下，毫不留情的諷刺揭露了意識形態的殘酷，而帶有民族之根的幽默又復活了「俄羅斯式的美德」。
有關「索爾仁尼琴」的著作並不少。如果深刻剖析作家的鬥爭歷程，可以發現，作為策略家他最主要的優勢就是善於等待並在自己作出抉擇的（而不是對手或者環境作出的抉擇）那一刻真情流露。當反索爾仁尼琴的言論變得越來越惡毒，有官方開始因其發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實施報復，那麼索爾仁尼琴最主要的反抗武器就是咬文嚼字，為什麼作協不保護作家？你們希望我在自己的作品中譴責國外的投機倒把嗎？但我卻不知道什麼是國外，對蘇聯作家來說外國根本不存在！致蘇聯作協第四次大會（1967年5月22—27日）的一封信成為索爾仁尼琴第一次正面的抨擊，這次抨擊既猛烈又巧妙，因為索爾仁尼琴的寫作風格仍停留在文學的層面上。他用自己的方式揭露、批駁了書刊檢查制度，對其發展歷程作了梳理，令人印象深刻，結尾作家簡短地宣稱：「任何人都不能阻擋真理之路，為了推動真理我時刻準備接受死亡。」之後，對於索爾仁尼琴而言，時刻準備接受死亡成了他堅強的支柱，並賦予他所有的戰略某種獨特的品性。從那時起直到被驅逐出境，他與當局的決鬥被賦予了非同尋常的含義，這是因為作家將個人生死作為博弈的籌碼。在索爾仁尼琴後面的創作中，敘述主旨都將打上這種自我犧牲的烙印。
在與莫斯科及後來梁贊各個作家組織的成員（後者執意要將索爾仁尼琴逐出作協）之間的論辯中，索爾仁尼琴使用了兩個行之有效的方法，即靈活的戰術，但最主要的是絕不妥協。似乎是在「無主之地」度過的那些歲月裡，索爾仁尼琴被各方除名，但是還得忍受他，因為官方還沒有發出正式的驅逐令，他巧妙地周旋於各種「關門會議」作出的各種陰險的暗示中，有時還得到了國外媒體[5]的隨聲附和，抗議對自己發表在西方的作品內容進行刪減，甚至聲討瑞典大使的怯懦。他寫的公開信以及刊登在地下出版物上的書面或口頭演講是他的主要武器。他唯一的秘密在於揭露一切並深入事情的本質，以此使反對者措手不及。難道他們想把他逼至死胡同，拒絕給他簽發新妻子住所的居住證？這將促使他做出回應，揭露新的「農奴制」。被授權的「強盜」在匿名信中用死亡來威脅他？索爾仁尼琴在寄往瑞士的遺囑裡答覆說，他一旦被捕，將即刻同意出版《古拉格群島》。
索爾仁尼琴仍奔走在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道路上，他毫不吝惜犧牲自己的時間和名譽。但是在接受美聯社和《世界報》1973年8月23日的採訪時，索爾仁尼琴對當時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以及由此產生的道德觀念作了一番評述，他的觀點代表了很多人的意見。在他被放逐前不久，他不失巧妙又滿含激憤和嘲諷之情地揭露了當局重新回歸30年代中期斯大林式「惡作劇」的企圖，或許與之相比，只不過是不再「粗製濫造」罷了。亞基爾和克拉辛的供詞，儘管他們「演技拙劣而且借助於提詞員的大聲提醒」，還是讓人不可避免地想起30年代。索爾仁尼琴對「年輕一代」持不同政見者（如布科夫斯基、阿馬爾裡克）表示肯定，但他更傾向於使用「持不同思想者」一詞。這場訪談表露了作家無比憤怒的心情，但同時又是他所有發表的演講中最令人歡欣鼓舞的一篇。他歡迎來自西方的支持，但又認為西方必須對這些反對蘇聯體制的年輕戰士們那「堅毅的品格和犧牲精神」給予充分評價。1973年，蘇聯政府下令，在蘇聯境內寫的任何作品均屬於蘇維埃國家所有[6]。對於這個決定，索爾仁尼琴反駁說：「尼古拉一世從未認為自己是普希金詩歌的主人」，並堅持原有的信念——將自己以後寫的作品拿到國外出版。
索爾仁尼琴的政論文章有一種令人歎服的內在完整性。從致蘇聯作協第四次大會的一封信到在哈佛大學的演講，始終是那些主題，但這些主題會參照道德準則的重要性來一點一點地得以展開。這包括民主原則要服從於生活的道德目標的原則，如《致蘇聯領袖們的一封信》，雖然這封信不無諷刺意味（作家1978年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中公開承認了這一點）；也包括民族的利益高於意識形態的原則，這是他在文集《在巨石的重壓下》中闡述的主要想法，它促使索爾仁尼琴對1917年2月俄羅斯的自由黨人進行了痛苦的揭露[7]；也包括對那些「只考慮個人安危」從而「在西方面前進行片面解釋卻希冀能夠全權代表那些被剝奪個人話語權的絕大多數人的意見」的俄羅斯政治僑民的輕視[8]。最後，還包括對西方國家想與斯大林建立聯盟的遺憾之情（1975年7月在紐約的演講中首次提到了這種感受）。索爾仁尼琴只會憑個人的意念抬高自己的嗓音，從來不會在記者的倡議下這樣做。在每次採訪中他總會提出新的論斷，無論是與「世界報」的論戰（後者提供虛假信息，說他將僑居智利皮諾切特集團，這一言論在1976年3月引起了西班牙左翼媒體的口誅筆伐），還是在哈佛大學的演講（這次演講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收到了大量評論）。透過這些政論文章，我們可以明顯地發現一個始終如一的摩尼教信徒的觀點。一切均服從於嚴謹的大歷史觀，即罪惡的源頭是16世紀的人文主義思潮，或者說是「人文主義的墮落」[9]，也就是說這是一種沒有上帝的人文主義，它使人擺脫了宗教義務，這一人類中心說產生於文藝復興時期並於彼得一世期間傳入俄國。
索爾仁尼琴的這種世界觀可以為我們解釋他的某些怪論（如對移民至以色列的猶太人大唱讚歌，對日本和台灣的稱頌等）找到依據。它告訴我們其預測之所以出錯的原因（如葡萄牙並沒有受到「共產主義的奴役」，但在索爾仁尼琴看來，世俗民主制也可能會讓步），也說明他的一些預判是非常準確的（如關於美國人撤離後越南的未來）。這引起了西方許多人的反感，但有些人卻成了索爾仁尼琴的盟友。他為美國工會活動家所做的演講，他致上議院的信，他對一位「純粹」西方人士的觀點的引用，後者絲毫不在意大眾信息，並將「成堆的信件」寄往佛蒙特州——這些行為不單單是靈活的對策，而是政治行為，讓人不得不予以重視。索爾仁尼琴意識到了這一點，於是他對福特總統的會面邀請故意一推再推。
但是從1978年開始，這位天生的鬥士顯露出了疲憊的跡象。在《流亡隨筆》（見《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一書中的專章《透過煙霧》已表露無遺，後來這本書以《牛犢頂橡樹第六版說明》為副標題出了單行本。當然，作家不會束手就擒，他依然保留著先前的堅毅性格，這種性格在答覆一名先移居到瑞士後又來到蘇聯的捷克記者的誹謗時表現得很明顯[10]。這位記者寫的書《索爾仁尼琴的背叛螺旋曲線》已經在蘇聯新聞社出版（連同列捨托夫斯卡婭的回憶錄）。據爾熱扎奇所述，索爾仁尼琴從小就膽小怕事、口是心非。這位捷克記者引證了一些索爾仁尼琴的老朋友們（即「科卡」尼古拉·維特凱維奇和基裡爾·西莫尼揚）說的虛假言辭，他們是在克格勃的壓力下這麼做的。顯而易見，後者的背叛深深地傷害了作家。西蒙尼揚於1977年去世，因此索爾仁尼琴已不再記恨於他，他寫道：「朋友，我原諒你；我理解，你面對貧困生活不堪重壓；看在我們共同經歷的青年時代，我原諒你，我曾愛過你」。索爾仁尼琴回憶起了1968年到莫斯科自己同學家的場景，當時或是感到恥辱或是被嚇破了膽的西蒙尼揚並沒有打開房門，而是身體靠在裡面的門上屏住了呼吸，但客人還是通過擋板看到了他的雙腳：「於是我掰開了門上那個用於投放信件的擋板，往地板上扔了一封信，但還沒來得及放下擋板：就在正下面，在門口，我看到了你穿著睡褲的雙腳。你屏住呼吸站在那裡。」（《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第一部，第五章）
凡是有關自己祖先的事情，索爾仁尼琴說的都是事實，他堅決卻得體地回復第一任妻子，但寬恕了西蒙尼揚，因為索爾仁尼琴愛他。爾熱扎奇對他的指責使他深受傷害，就好像他在被敵人包圍的情況下不管自己的連隊戰友一個人跑開一樣。「夜是如此難忘，就是現在想起來，一切彷彿就在昨天。我無數次地中斷了對它的描繪。最初在集中營，我寫了一首四音步的揚抑格詩歌，在『普魯士的那些夜晚』接著寫，並且已經寫了一些東西，後來卻丟掉了，也永遠消失在腦海裡。再後來，在流放時我又開始寫，散文的形式，但是其他的情節顯得更為重要，就這樣再也沒有時間考慮它。而那種特殊的感覺，就像對東普魯士流露出的感情一樣，更淋漓盡致地體現在了『八月』裡。那一夜也就僅僅留在了支離破碎的記憶中了。」（《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第一部，第五章）對這一夜的描寫是索爾仁尼琴軍事題材小說中最精彩的華章之一，它流露出時而像在失重狀態，時而因死亡危險的臨近、對自己肉體的「不確定性」和不恆久性的敏銳感受而產生的迷醉的輕鬆……
儘管有人指責索爾仁尼琴患有病理上的膽怯，說他背叛，具有強盜遺傳因素並偽造軍官陞遷經歷，這些都不算什麼，對他母親的中傷以及惡意誹謗他們共同在羅斯托夫度過的時光才是最大的打擊。曾經與他一起夢想，一起思考的中學同學「基羅爾卡」，也被捲進了這一仇恨和謊言的泥潭，成了卑鄙的文學界走狗的幫兇。但是經驗豐富的鬥士瞬間就清醒了：「只要他們能做出來的事情，他們已經做了。根據全蘇命令，他們燒掉了《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和《瑪特廖娜的家》。還有我的衣服，上面吐滿了唾沫，被扔到了列福爾托沃的火爐中燒掉了。有多少本書被白白燒掉了，他們這是在有意詛咒我。他們偷偷地潛入沃羅尼揚斯卡婭的住處，鐵了心要迫害我，『古拉格群島』似一個死人一樣來到了被他們毀掉的病房、私人豪華住宅和區委會，沒有手套，穿著車裡雅賓斯克拖拉機廠出產的工鞋。於是，他們被嚇得驚慌失措！」（《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第一部，第五章）這段聲嘶力竭的內心獨白，是《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中最有份量的一個片段，它也成了《牛犢頂橡樹》這本回憶錄的續篇。後來《一粒落入兩扇磨盤間的種子》又有了補充，它的每一次再版就像引爆了炸彈一樣。老炮兵手索爾仁尼琴善於保護自己的連隊炮手，能夠慎重使用自己手中的彈藥。
[1] . . / . . . . . . .，1990. . 126—127.
[2]參見：Lefort C. Un homme en trop. Paris，1976. 克洛德·勒福爾與哲學家科內利烏斯·卡斯托裡阿基斯共同創立了「社會主義或野蠻」小組，這是持不同政見的反對極權政治（尤其反對蘇聯偽社會主義）的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勒福爾與薩特曾激烈地論戰。
[3]希臘神話中埃亞島的女巫。——譯者注
[4]公元前4世紀—公元前5世紀的猶太教教義、宗教倫理與律法集。——譯者注
[5]參見：Stern. 18 November 1971.
[6]本書的作者親身體驗過該政策的後果，我的一篇文章《法國視野中的勃洛克》寫於莫斯科，在我離開蘇聯時被沒收，6個月後才把它還給我，因為經鑒定後發現，我的文章裡沒有任何「反蘇傾向」。
[7]參見： - - （ 1979）// . . . . 2. . 487—488.
[8] 《 》// . . . . 2. 209.
[9]這是索爾仁尼琴於2001年在法國科學院領獎時說出來的主張：「我或許應該把人文主義的墮落稱作是國際生活中最顯著的一個現象。大約在5世紀前，人文主義誕生了，並在十分誘人的觀念的指導下得以發展起來，這就是主張從基督教那裡借用它的善的思想，它對貧困者和受壓迫者同情的思想，它承認每個人具有自由意志的思想。是的，是借用，但又剔除了宇宙創世主的理念。這一點似乎非常成功。在隨後幾個世紀的發展歷程中，人文主義表現出海納百川的氣勢，這彷彿是切合人性的運動。在各種歷史事件中，人文主義減緩了人類的野蠻和殘暴行為。然而……」
[10] . . .，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