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啊，保佑我在遭到打擊時能夠 忍住疼痛！不要讓我從你的手中跌落！
——《牛犢頂橡樹》
索爾仁尼琴稱自己的第一部回憶錄為《牛犢頂橡樹》。這本書的標題源於一句諺語：「牛犢頂橡樹，可犄角卻被夾住了。」索爾仁尼琴借助人民的智慧，卻又巧妙地省去了俗語的寓意。實際上，當牛犢頂橡樹時，它的犄角會長得更快。這本書像索爾仁尼琴其他的作品一樣，裡面到處是人民的智慧和人民的俏皮，如笑到最後的人，笑得最甜；人小膽大……它語言幽默、俏皮，充滿了民間智慧，就像一部民間歌謠。這部作品與索爾仁尼琴作品中塑造的農民形象伊萬·傑尼索維奇一起，並在「有強烈責任感的男子漢」特瓦爾多夫斯基和「處於最高領導地位的男人」赫魯曉夫的齊心幫助下，構成了雙子星座，它們一改當時官方意識形態控制下文壇普遍枯燥乏味的語言，於是「我們心中的那道光」又重新閃爍起來。
這本書的第一稿（也是它的核心部分）寫於1967年4月，是在克格勃查抄索爾仁尼琴全部書稿之後，在他給第四屆蘇聯作家大會寫信之前。「要麼脖頸給勒斷，要麼絞索斷成兩截。」此時，索爾仁尼琴已公開鬥爭了一段時間。這位昔日的集中營犯人，秘密活動的老手，現已成長為一名上帝的勇士，一名古拉格成千上萬名無辜受害者的旗手，一位先知，他的生活已不再屬於他自己。幽居在伊斯季亞河畔聖誕城，索爾仁尼琴決定編寫一部反映自己與蘇聯政權鬥爭的紀實性著作。為此他要克服兩個障礙，第一個阻礙屬於智力層面，亦即要寫一本關於文學的書，這就意味著不免要長篇大論，索爾仁尼琴只熟悉那些保持本性的、氣勢恢宏的、具有揭露內容和預言性的文學作品，這樣他就不得設法壓一壓自己的文學寫作激情，待到以後某個更安定的時候再釋放它們；第二個則屬於道德層面：只談論自己在某種程度上就意味著要沉溺於自己的生活，而索爾仁尼琴對回憶錄這種「鬆散」的文學體裁，總是不太興奮，因為在回憶錄裡真理的標準是模糊的，這就很容易陷入孤芳自賞的境地……
後來，還是贊同的聲音佔了上風。因為索爾仁尼琴認為，他寫的將不是回憶錄而是一本戰鬥的書。像作家的其他創作一樣，這本回憶錄就像使徒保羅的行傳一樣，裡面充斥了大量的軍事方面的術語。作家如何露出崢嶸成了這部新作的核心部分：即他是如何走出地下而手裡只拿著一把投石器就開始了與巨人歌利亞[1]（即強大的官方政權）的鬥爭。
第一章叫《地下作家》，這是一位擅長偽裝的人，因為害怕觀點上有分歧，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他根本就沒有找女朋友的願望。「我被流放的那些年月過得很糟。那些年裡我嚮往女人、為自己的書擔驚受怕，也擔心女共青團員出賣我。經過4年戰爭和8年監獄生活之後我壞掉了、糟糕了、窒息了。在獲得自由的最初3年，我醉心於找到一位能夠把所有的手稿都托付給她、值得信賴的女人，把全部書稿、所有熟人的名字和自己的頭顱都托付給這個女人。」（《牛犢頂橡樹·遭遇戰》）接著，這位勇士《初露崢嶸》，把一稿經過「處理」的《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寄給了《新世界》雜誌社。而在《浮出水面》這一章裡他將獲得巨大的聲譽，雖然時間不長但卻很有吸引力！他與特瓦爾多夫斯基結為聯盟，後者既是「組織者」也是「導師」。接下來的一章叫《受傷的鳥》，內容包括：特瓦爾多夫斯基開始對他「支吾搪塞」，在作家的朋友、人類學家維尼阿明·捷烏什處查抄了作家的書稿。這只「受傷的鳥」開始進行自我捍衛，現在的他很危險。
以上四章是這本書的「核心」，情節發展愈來愈緊張。帶著集中營犯人固有的小心和多疑，索爾仁尼琴慢慢地掙脫了束縛，他離那個「無形的邊界」越來越近（而那裡將不會有任何謊言）。之後就是那場最重要的考驗，他將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他給第四屆蘇聯作家大會寫了一封信。這第一篇回憶錄的結尾簡明扼要，同時又充滿激情且不無諷刺。危險境遇改變了句子本身的節奏。這只「受傷的鳥」開始還擊。「這條路不是我想像出來的和有意選擇的，是有人替我想像出來，做出了安排。我只是自衛而已。」（《牛犢頂橡樹·受傷的鳥》）
這幾章的核心部分講述了索爾仁尼琴與特瓦爾多夫斯基相識的整個過程，這次見面決定了作家的命運。作為在蘇聯體制下成長起來的人，特瓦爾多夫斯基的生活和事業一帆風順。這主要是因為他出身於農民世家，為人正派，當然也需要一些運氣。儘管他與當權者走得很近，但他卻從沒有違背自己的個性做任何妥協的事情。他的敘事長詩《穆拉維亞國》講述了「大轉折」時期俄羅斯鄉村的命運；很多人（如瓦西裡·格羅斯曼）都認為這部作品是對「被沒收了一切的富農」父親的背叛。用四音步抑揚格（這種格律與民歌很相似）創作出來的《瓦西裡·焦爾金》記錄下了偉大衛國戰爭期間俄羅斯士兵面臨的各種困境。索爾仁尼琴非常喜歡特瓦爾多夫斯基這首詩，認為它生動形象、語言幽默，歌頌了憨厚淳樸的俄羅斯人民。「特瓦爾多夫斯基沒有說出戰爭中所有全部真理的自由，然而他在距離一切謊言只有一毫米的地方停下了腳步，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跨越這最後的一毫米，絕對沒有！……」（《牛犢頂橡樹·地下作家》）。在這個昔日的集中營犯人眼中，這一毫米至關重要，它表明特瓦爾多夫斯基與那些文學官員、歌功頌德的詩人和小說家明顯不同。索爾仁尼琴非常熟悉《焦爾金游地府》中展現出來的各種諷刺現象。長詩同樣用這種嘲諷的口吻描述了蘇聯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內幕，如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克格勃……在詩歌的字裡行間能夠讀到很多東西。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大家都翹首以盼這部長詩的發表（1966年，這部長詩被改編成了話劇）。
這兩名作家都熱愛俄羅斯農民，都歌頌過農民身上的優點，正是基於此，才使得他們的會面成為可能。「在農民麻木不仁的缺少文化和艱難的生活環境中，這種儒雅持重令我驚異不止。」（《牛犢頂橡樹·地下作家》）那個仍在營房裡打盹的伊萬·傑尼索維奇是焦爾金的兄弟，兩個人都一樣地憨厚淳樸，心地純正！這時候《新世界》雜誌正逢「特瓦爾多夫斯基時代」，他大膽地破除各種禁忌，鼓勵作家們說真話，讓他們敢於展現自己，甚至敢於抒發自己的感觸……索爾仁尼琴筆下的特瓦爾多夫斯基形象引起了爭論（這一點本書第二章已有涉及），這種爭論本身似乎可以當成是《牛犢頂橡樹》的附錄。這個形象是逐步刻畫出來的：作者是一步一步地向我們「揭示」了特瓦爾多夫斯基的本質性格特徵，他談到了他們之間的分歧，起初無關緊要，後來卻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最後導致這位受共產主義熏陶的自由派作家與他的那位完全不受意識形態束縛的作家同事之間的關係徹底地破裂。特瓦爾多夫斯基感到，上帝賦予了索爾仁尼琴力量，甚至連他的命運都做好了安排，對面的這個交談者一動不動，就像被一群小矮人圍住的格利佛一樣。他們兩人中有一人留在了岸上，而另外一個已經游離岸邊，去尋找新大陸去了。
我們面對的是三個人的對話（這一手法索爾仁尼琴經常使用）：當時的特瓦爾多夫斯基、當時的講述者和現在的敘述者。作者多次使用諷刺（它藏匿在括號裡，或是一種隱秘思想的流露，或是冷峻地描述後來發生的事情）使人物形象躍然紙上，性格鮮明突出。「我喜歡上了他的鄉下人的秉性；他那詩意的童稚的種種顯現（這是一種被紳士風度掩飾得不好的稚氣）以及他在敵手面前（有時是在身居高位的人面前）能夠表現出天生的個人尊嚴（當然是面對面時，如果是打電話時常常會舉止失措），這就使得他擺脫了可笑或卑下的處境。可是我和他的過去畢竟是天懸地隔，由此引出今天的地位更是判若雲泥。」索爾仁尼琴這裡想強調的是，在電話交談中特瓦爾多夫斯基的個性特徵不會表現得那麼鮮明，因為電話是像魯薩諾夫這些官員們慣用的手段。
展現在讀者面前的特瓦爾多夫斯基是一個善良但不太靈活的莊稼漢形象，他脫離了自己的土地，被抬升到了一個過高的位置。他在進行著一場必要的戰鬥，但因為這條路前人已經走過而缺少創意。他還保留著正確的判斷力和農民式的幽默（當特瓦爾多夫斯基1963年在皮聰大[2]給赫魯曉夫讀《焦爾金游地府》時，引得後者哈哈大笑，當時這首長詩尚未開禁）。特瓦爾多夫斯基讚歎索爾仁尼琴堅韌不拔、不屈不撓及淡泊名利，但又不得不經常周旋於黨所宣稱的真理和真正的事實真相之間。「他就像需要空氣那樣需要這兩種真理不要分家，而是合而為一」（《牛犢頂橡樹·地下作家》[3]）。特瓦爾多夫斯基創作的主題與索爾仁尼琴相同，都是農民的世界、農村虔誠的教徒。他「反覆念叨」的是《瑪特廖娜的家》裡所表達的思想，亦即蘇聯農村物質生活的匱乏特別是精神道德的墮落，民間創作傳統甚至那悅耳動聽的民間語言遭到了遺棄。特瓦爾多夫斯基對索爾仁尼琴《瑪特廖娜的家》中的語言進行了細微的修正，因為和他不同，索爾仁尼琴並非農民出身。但特瓦爾多夫斯基卻無法接受索爾仁尼琴的結論，或者，至少想減弱這一結論的尖銳性。特瓦爾多夫斯基不相信善遭到了徹底的丟棄，不相信這個詞已不再具有道德意義，於是他就像一頭公牛圍著木樁轉來轉去一樣兜了個大圈子。
所有這一切不同程度上都與寓言相似，更確切地說，是像那些講述城裡和田間老鼠的寓言故事。特瓦爾多夫斯基就像一頭待在城裡的老鼠，它為了榮耀和特權不惜出賣自己，而且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他自己都沒有充分地意識到。這位偉大的自由派分子把《新世界》編輯部同事們對自己的崇拜當成了理所當然，習慣用「領導」的姿態不慌不忙地作出相關決定：「……這些人生活得懶散，並不急於去鍛造正在逸去的歷史，這究竟是因為歷史不會溜走？還是因為反正也不是由他們來鍛造？（《牛犢頂橡樹·地下作家》[4]）。特瓦爾多夫斯基不用設法去彌補那白白浪費的八年，甚至是十一年的生活，他的良心也不受那些渴求自由並希望借助文學進行贖罪的苦命人的折磨。由於陰差陽錯，他成了一名聲名顯赫的人物。對自己這個長著一臉大鬍子、衣衫陳舊、頭髮亂蓬蓬的談話對象，他抱著袒護的態度，而並沒有把他平等看待。1962秋，他們之間建立起了短暫的友誼（「蜜月」）。
在《牛犢頂橡樹》中，作者還刻畫了特瓦爾多夫斯基一些不太令人喜歡的性格特徵。特瓦爾多夫斯基經常酗酒；索爾仁尼琴卻滴酒不沾（儘管他經常和朋友們一起喝酒，有時是在節日期間，甚至每天在午飯前都要喝上一杯白酒）。特瓦爾多夫斯基在自己的雜誌上發表了很多優秀小說家的作品，但卻很少發表傑出詩人的作品。這是出於嫉妒心嗎？索爾仁尼琴曾向他建議刊登沙拉莫夫的詩歌（「……1962年12月，我說服. . 沙拉莫夫從《科雷馬詩抄》和《小長詩詩集》選出一些我認為是無可爭議的好詩，送給了亞歷山大·特瓦爾多夫斯基，裝在一個密封公文袋裡，經由秘書轉交」），可特瓦爾多夫斯基卻找各種理由推掉了。這位主編認為，索爾仁尼琴應該對他言聽計從，於是他就表現得像主子一樣，但索爾仁尼琴卻不是一個奴僕。《伊萬·傑尼索維奇》發表後，特瓦爾多夫斯基認為，他找到了特洛伊[5]古城。但特洛伊在謝裡曼考古挖掘之前就存在了。同樣，古拉格在特瓦爾多夫斯基之前就已經存在了，而且不管他是否情願還依然存在著。他甚至都不知道特別勞改營（，《伊萬·傑尼索維奇》）與勞動改造營（，- ，《鹿和小窩棚女子》）之間的區別。
索爾仁尼琴把劇作送到了他的家裡，於是「兩個薩沙」（他們都住在科捷利尼奇沿岸街同一棟樓裡），即傑緬季耶夫和特瓦爾多夫斯基就開始讀它。特瓦爾多夫斯基認為這個劇作寫得一般（他的觀點不無道理），而且還說出了自己的理由，他認為沒有必要「反覆挖掘同一類的集中營素材」。對於他來說，古拉格題材已經沒有多少新意了。而在索爾仁尼琴看來，這才僅僅是個開始，以後他還想發表《古拉格群島》呢。此外，特瓦爾多夫斯基還覺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在讀完短篇小說《發生在科切托夫卡車站上的故事》（在發表的時候，車站的名字叫克列切托夫卡，這是因為《十月》雜誌的主編叫弗謝沃洛德·柯切托夫，而《新世界》與《十月》雜誌之間素來不和），他認為特維利季諾夫這個形象有些脫離現實，因為他還沒有體驗過磨難的滋味，卻僅僅是「出於品味不同就不喜歡斯大林」。怎麼能不喜歡斯大林呢？既然索爾仁尼琴不喜歡他，那麼他特瓦爾多夫斯基就要同樣受到別人的指責嗎？
我們是逐漸才知道這些隱秘的創傷。《牛犢頂橡樹》的作者多年以後認為，自己對特瓦爾多夫斯基做了過多的讓步，承擔了過多的義務（他認為對這個把自己當孩子來袒護的老爺，他理應感恩戴德）。在塑造這一形象時，可以感到索爾仁尼琴明顯的怒氣及略微的不悅。在國外期間，特瓦爾多夫斯基不得不設法安慰那些關心索爾仁尼琴命運的西方記者，而在這位昔日古拉格犯人看來，所有這一切都是謊言。當然，特瓦爾多夫斯基並沒有直接說謊。他始終會在距謊言「一毫米」的地方停下來；正是因為這一毫米，索爾仁尼琴對這位頭上戴滿各種桂冠又被當局寵愛有加的詩人始終懷有敬意。但同時還指責他。重要的是，索爾仁尼琴對他有著清醒的認識。其他人對他阿諛奉承，又怕得要命，把他捧上了天，而索爾仁尼琴卻認為特瓦爾多夫斯基是一個悲劇式的人物，他孤立無援，沒有真正的朋友……他認為特瓦爾多夫斯基為人厚道、天真淳樸、心地單純，但他的雙手雙腳卻被人帶上了「鐐銬」，受到了別人的利用。當我們讀到作者筆下這位極其複雜矛盾的肖像時，我們似乎可以推測，兩位作家之間充滿了誤解，都到了快要斷交的地步了，我們能夠感受到，對特瓦爾多夫斯基來說，索爾仁尼琴的視角——即以一位昔日集中營犯人的角度來審視營區裡的監獄長——是無法容忍的。「我們好比兩條有各自特殊方程式的數學曲線」。索爾仁尼琴試圖去理解對手，「深入」到主人公的內心，用他的眼光去看待世界。這兩條曲線有著共同的切線，甚至是共同的導數，但它們走過的路卻始終無法相交。
一切都像作家預先設想的那樣嗎？在這部書總的構思中，特瓦爾多夫斯基的形象十分必要，甚至非常重要。我們看到的實際情況如下，與其說牛犢在頂橡樹，不如說在頂這位與之對話的中間人，他刊發了作家的作品，將之帶入文學界並對他不斷施加各種誘惑。《牛犢頂橡樹》中的某些情節向讀者透露了這些不為人知的誘惑，包括來自當局的誘惑。這不由得讓我們想起來《古拉格群島》中描寫的另外一個誘惑：在人們的內心深處仍然可以找到斯大林主義者的萌芽。或許，這就是作者之所以無情的原因，也可能正相反。另一方面，特瓦爾多夫斯基連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某種程度上正是他挽救了索爾仁尼琴的命運，使他放棄了各種「誘惑」，如榮譽、頂禮膜拜、莫斯科的住房，還有徹底放棄真理。當時索爾仁尼琴能達到的最大限度，就是距全部真相只有一毫米（這是最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毫米！），而且要成功地觸及到真相。他將分別揭露集中營體制，蘇聯貧窮的農村，受到污染的俄羅斯大自然……漸漸地他也被束縛住了手腳。在一些小事上他同樣面臨著誘惑，如在一些細枝末節上面與官員的蠻橫、受賄和不公正做鬥爭。但當時還不可能發出主要的喊聲。於是索爾仁尼琴寧願使所有的人都失望，使親人和遠朋遭受心靈的創傷，唯一的要求就是不放棄這聲主要的吶喊。
非常有趣的是，索爾仁尼琴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由他自己親自記錄下來）都同東正教的主要節日相符合。例如，1964年復活節的那三天，特瓦爾多夫斯基來到了梁贊，讀了《第一圈》的手稿後喝得醉醺醺的，試圖以此來減輕由該書造成的傷害（特瓦爾多夫斯基本人完全不記得這個復活節期間發生的事情了）；1968年6月聖三一節期間，索爾仁尼琴得知《第一圈》在美國出版，就在當天製成了《古拉格群島》的縮微膠片。「當你感到不夠堅強和心情不好的時候，求助於上帝是最好的辦法。在嬌柔的白樺林採些樹枝，裝飾心愛的木房別墅。幾天以後將會怎樣？是牢獄還是創作小說的幸福勞動？只有上帝一個人知道這一點。我祈禱。可以喘口氣、休息一番，那會是很好的，但是在死者面前的義務不允許我有這種軟弱：他們死去了，而你還活著，你要履行自己的義務，讓世界瞭解一切。」（《牛犢頂橡樹·發作》）。
一幅精緻的畫作展現在眼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在受政府庇護的農民詩人特瓦爾多夫斯基的幫助下所進行的戰鬥，是上帝派來的勇士的鬥爭。這是場舊約式的戰鬥，卻不是新約式的戰鬥。在索爾仁尼琴身上萌發出一種無法撼動的自信心，而且越來越強，亦即他是上帝的火炮。「另一個時代」到來了。「另一個人」開始了戰鬥，「另一個盾牌」掩護著特瓦爾多夫斯基，他在這種神奇的力量面前又算得了什麼呢？是為了當一個見證者嗎？在經過了長時間的猶疑之後，索爾仁尼琴幾乎已決定從遠方的手稿保存人那裡取回《古拉格群島》，讓特瓦爾多夫斯基認真「看一看」，不想讓這本書銷聲匿跡，於是就邀請他來聖誕城。然而這次兩人沒來得及見面：「我們已經商量好，11月份我把《古拉格群島》帶給特裡豐內奇。但是就在我快要到的時候他不但沒有出發，反而出現在某個人的慶祝會上喝起了白蘭地，他又變得很虛弱。後來因為要為自己的別墅添置傢俱——一個書櫃，他就沒去編輯部。於是我就把《古拉格群島》藏了起來……。」（《牛犢頂橡樹·扼殺》）
在《牛犢頂橡樹》中，可以隨處發現作者對特瓦爾多夫斯基的同情之心：「可憐的特裡豐內奇！他對我是如此坦誠，但我卻不配他這樣做」，因為不能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訴他，他實在是沒法控制好自己！順便說一句，這也不單單是特瓦爾多夫斯基一個人的問題：「不知為什麼，一想到人身上的這種不能保守秘密的弱點，我就無法把自己這些隱秘的故事（甚至是《第一圈》）拿給別人看，包括阿赫瑪托娃這樣的詩人！她是我的同時代人！想像一下吧，怎麼能不給她看呢？！因為我不敢。可惜了。她就這樣沒讀就去世了。」
在塑造特瓦爾多夫斯基這一「肖像」時，索爾仁尼琴在第四章結尾處得出了這樣一個悲觀的結論：「一位蘇聯的主編和一位俄羅斯的小說家，我們今後不能夠再手挽手了，因為我們的文學大相逕庭，無可挽回地分道揚鑣了。」於是又一次面臨抉擇，又一次來到了十字路口（索爾仁尼琴的思想都源出於這個形象）。勇士站在了十字路口上。
隨著一些新的內容被補充進《牛犢頂橡樹》，特瓦爾多夫斯基的形象也發生了變化。1968年初，「心情大好」的主編將《癌病房》交付排版，共印八章，為此索爾仁尼琴嘲弄地寫道：特瓦爾多夫斯基表現出了「自己的強硬態度（順便說，他的姓就帶有這個寓意，真希望他一生都能這樣強硬！）」。此外，「整個1968年……是特瓦爾多夫斯基快速成長的一年，他的觀點甚至原則都出人意料地得到了擴展和深化」。這位文學界的老前輩、「手拄枴杖的莊稼漢」（貴族式的枴杖暴露了他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莊稼漢）待在自己的別墅，聽BBC廣播，閱讀地下出版物。看到他儘管很胖，還是跑向收音機，講述者讚歎說：「正是因為他的這種精神勁兒，我從沒有像現在一樣感覺他這麼親近！從沒有過！如果我們還能再肩並肩地戰鬥一段時間的話，我們之間的友情肯定會更為坦誠，永遠也不會消逝。」但如果特瓦爾多夫斯基意志堅決，拒絕在1968年8月21日之後別人塞給他的侮辱性呼籲書上簽字，那麼他領導的雜誌將自取其辱，像所有其他蘇聯出版物一樣發表那些千篇一律的文章。索爾仁尼琴向我們展示了那個被自己的同事中傷的特瓦爾多夫斯基。要想抗爭，他需要表現出一種「只有在古拉格群島集中營裡待過才能培養出來的堅韌不拔」。特瓦爾多夫斯基內心的耿直在長詩《憑借記憶的權利》中體現得較為明顯。在這首詩中，兒子僅為父親而沒有為那些「被沒收了所有財產」的大多數人恢復名譽，他把責任推給了斯大林，然而卻像以前一樣相信黨、尊重列寧：
似乎在我們的身旁總有…… 那個不喜歡鼓掌和歡呼的人…… 他的形象永恆且鮮活…… 父親柔順地 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導師……
對特瓦爾多夫斯基而言，忠於蘇聯體制是一種很大的束縛。他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仍然相信這「唯一正確的學說」，於是當自己的「同胞」試圖將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而發生激烈爭論時，特瓦爾多夫斯基對索爾仁尼琴宣稱道：「我原諒您。而我們——還要堅持列寧主義。這對我們而言，已經是巨大的讓步了。純粹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學說（？！），這是不被允許的。」
1969年11月4日，索爾仁尼琴在梁讚的「同行」將他從作協開除。鬥爭愈演愈烈。於是，他與特瓦爾多夫斯基之間的分歧重新浮出水面。他們兩個人，一個遵循斯大林教誨的謹小慎微的行事原則，另一個期待新的「戰線」和「突破口」。他們又一次處在了「鞦韆」的兩頭：一個使勁擺動鞦韆，另一個則千方百計地不讓鞦韆蕩起來。而此時只是評價的程度不同罷了，談話是在對等的情況下進行的，而且，或許特瓦爾多夫斯基將會作出更大的讓步。因為他領導的雜誌和他這個主編正面臨著被扼殺的境遇。
《牛犢頂橡樹》中很多章節都集中描寫了這段時期的特瓦爾多夫斯基。當一些新的內容被補充到回憶錄的時候，那本俄羅斯革命史詩的第一卷《1914年8月》（主要描寫了薩姆索諾夫部隊全軍覆滅的歷史）也出版了。這位將軍誠實、善良、高尚品德，甚至可以說是道德權威的化身。薩姆索諾夫將軍信仰上帝、作戰勇敢，可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由於他執行了大本營的命令（那裡都是一些平庸和追名逐利的人），他使自己的軍隊面臨著滅頂之災。特瓦爾多夫斯基讀了這些章節後非常興奮。小說立意深遠，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充滿了悲劇性但又有含蓄適度的警示，這個「肥大的祭羊」指揮官寬寬的額頭，一臉視死如歸的表情——這一切都讓特瓦爾多夫斯基愛不釋手。一頁一頁地讀下去，特瓦爾多夫斯基愈來愈明顯地發現，這位被當作祭品的軍事將領與自己受當局迫害的情形很相似。兩個人同病相憐，惺惺相惜。長篇小說虛構的情節同樣適用於現實生活中的情景（即詩人正面臨失寵的境遇）。一次失敗的故事同樣可以解釋一場文學鎮壓運動的源起。特瓦爾多夫斯基性格剛毅，但卻一敗塗地，他頑強地承受著打擊，將發生這一切的責任都攬在了自己身上，即使這樣，他在這次失利中表現得無可挑剔——這與那個迷失在茂密的普魯士森林迷宮裡掙脫不開、年紀不輕的薩姆索諾夫沒有多大的區別。而一切臨近結束，當特瓦爾多夫斯基最後一次巡視《新世界》雜誌的辦公室、舊大樓（這棟樓見證了蘇聯文學近16年來的發展歷程）時，這次值得紀念的漫步讓人想起了薩姆索諾夫臨終前的那次巡視。「不時可憐巴巴地看著上方，等著懸在高處的大粗木棒隨時砸在自己的腦袋上。或許薩姆索諾夫是在等待整個生命的結束，或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在等什麼。總之在一刻，所有的猜測都將會有答案。」在《牛犢頂橡樹》的補記裡是這樣說的：「當我打算寫薩姆索諾夫和軍隊最後告別的場景時，有人向我講述了這一幕——我立刻意識到，這兩個場面很相似，而且我突然發現這兩個人物性格也是如此相似！——他們同屬於一個心理和民族類型，內心都很偉大、包容和純正，在現實生活中同樣都孤立無助，同樣落後於自己的時代。還有同樣的貴族氣質，它在薩姆索諾夫身上是天生的，而在特瓦爾多夫斯基身上則是相互矛盾的。於是我開始通過特瓦爾多夫斯基來解釋薩姆索諾夫，或者相反，這樣我就能更清楚地解讀他們中的每一個人。」
索爾仁尼琴式的嘲諷與書中有關「詩人的最後掙扎」內容的悲觀色調有著深層次的聯繫，包括「高層領導」為他準備的長長的鋼絲繩，當局周密策劃的秘不表態的陰謀，失去聲望的雜誌社及其「幕後編輯部」的曲意逢迎等。同情中帶著辛辣的諷刺，而敬意則被冷酷的評判所淹沒。與薩姆索諾夫一樣，特瓦爾多夫斯基（承受著癌症之苦）是以失敗者的形象度過生命中最後的時光的，但他依然純正。而後就是彌留時刻：全身癱瘓，已不能說話的特瓦爾多夫斯基（一具活屍）在病床上仍在讀著《諾貝爾獎》一章的內容，並朝護理員喊道：「太好了！太好了！我們勝利了！」。
被迫害致死的詩人就這樣從書中消失了，而戰鬥卻還在繼續，從此索爾仁尼琴不再妥協，而開始了公開的抗爭……現在，特瓦爾多夫斯基永遠也不會再出現了，他的結局同薩姆索諾夫的結局很像：「一切紊亂、含糊的行為都停止了。現在及所有以往歲月的那種祥和安寧又清晰地浮現在腦海裡」。可憐的特瓦爾多夫斯基，像坐在「大自然賦予自己的低矮的林間寶座——樹墩上」的薩姆索諾夫一樣，「只想能更好一些，可結果往往是一團糟……」
這位從天藍色眼睛裡透著灼熱的「葉賽寧」[6]之光的詩人，他淡定沉著、天真善良，儘管在某些方面存在分歧，但他之於索爾仁尼琴就像薩姆索諾夫之於沃羅騰采夫，就像農民的古羅斯之於有著「熾熱思想」的古羅斯一樣：成了與邪惡抗爭的典範（儘管他過於弱小無法抵禦惡的侵襲），道德純正的代表（儘管因深深的誤解而有所消減）。這是勃洛克詩作中的那個俄羅斯，污垢中純潔的俄羅斯；這是帕斯捷爾納克筆下被魔獸偷走的那個俄羅斯。1967年11月24日，在特瓦爾多夫斯基的別墅裡，索爾仁尼琴對正在散步的詩人這樣寫道：「他的樣子很像一個農夫，而且是一個不怎麼識字的農夫。他摘掉了帽子，雪落在他那光禿的大腦殼上，這腦袋也像是農夫的。但他的臉色蒼白，一副病態。我的心中一陣苦楚……他，像個拄著手杖的農夫，就那樣佇立在雪中。」僵化不動、臉色蒼白、毫無作為——所有這些都是俄羅斯民族的典型特徵。這讓我們不由得想起了俄羅斯文學中另外一個無所作為的人物，亦即那個動盪的、舊時代（但他卻醉心於藝術）的典型——在悶熱的電車裡靜靜離世的日瓦格醫生……
可憐的同行者一辭世，就再也沒有誰能阻止這位戰士了，他怒氣難消，揮動手中的寶劍，一劍一劍地刺向敵人的要害。這已經不是小牛犢的犄角了，而是上帝手中的鉞。
在《牛犢頂橡樹·補記之二》（1971年2月）那篇簡短的前言裡，作者對該書及其整個創作做了一個最重要的表白。儘管不喜歡回憶錄這一體裁，但索爾仁尼琴發現，這一「不必要的」、「先前沒有計劃要寫出來的」東西卻一直在吸引著他，並被他的知己們所喜歡。這位天生的建築師發現這本書「就像一大堆附屬建築的堆砌，下一部如何全然不清楚：有多大的規模、向何處發展都不知道」。換句話說，這本書有一種不確定性，就像生活本身一樣。「任何時候都可以說這本書已經完成，也可以同樣說沒有完成。」這本書具有一個開放性的結構和內在的動力、能量，這使得情節可以隨時發生突變。它是由索爾仁尼琴的點點滴滴的生活串聯而成，多年以來他的生活始終具有一個特徵：既完整又不完整。在自願接受死亡並冒著巨大風險的情況下，這樣的人生時刻做好了完全終止的準備。「最好不繼續寫下去，只需要把鮮為人知的秘密寫出來，詳細地解釋清楚這一奇跡：我自由自在地在沼澤地裡行走，站在泥塘裡，越過一個個深淵，毫無支撐地待在空中。」重要的不是按照時間順序詳實地描寫戰鬥的過程，而在於隱秘思想的流露：作家的生命已不再屬於他本人，能量從外從高處而來，「奇跡」的表徵是顯而易見的。而且索爾仁尼琴並不認為「上帝保佑，有朝一日安全了，我會寫出來的」。
由此可見，這本書並沒有完成，或說得更準確點兒，還有一些事情沒有開誠佈公地講清楚。顯而易見，這裡指的是作者的宗教經驗甚至包括神秘主義經驗。索爾仁尼琴沿著書中指引的道路前行，他在創作一部生活本身的書，他異常清醒地發現：有人在指引他，幫助他，彷彿是先知伊賽亞和丹尼爾，又彷彿是路德和阿瓦庫姆。此外，這部未完結的書裡體現出來的統一性使其顯得更加光彩奪目。書中到處都可以感受到戰鬥的氣息，即使這樣，該書似乎是在永恆者（指上帝）的指點下寫成的。換句話說，這是一部能夠從中發現上帝旨意的作品：「我相信，上帝存在於每個人的生命之中，他在我的生命裡，也在所有人民的生命裡。」（《致蘇聯領導人的信》）
1967年，為了爭取能在莫斯科出版《癌病房》，索爾仁尼琴進行了屬於自己的「波羅金諾戰役」。這一年的12月，已經開始排版，但馬上又擱置了。作家不得不直面蘇聯作家協會的最後通牒和來自特瓦爾多夫斯基的壓力。在作者不知情的情況下，英國《泰晤士報》的文學副刊刊載了《癌病房》的長篇摘要。難道作者也會遭受像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一樣的命運嗎？兩年前他們分別被判處七年和五年監禁。「但是預感引導著我在棒打不回的路上前進，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鬥爭更加激烈，索爾仁尼琴像安泰烏斯一樣又在伊斯季亞河邊的聖誕城汲取到了力量，在這條小溪邊的一小塊大地上，春汛的水流聲是那麼美妙。復活節即將到來；耶穌聖誕大教堂[7]的圓頂被拆除了，整個教堂也被廢置了。但索爾仁尼琴通過BBC廣播聽到了受難週六的晚禱，他清理了自己那塊地產上面的「廢物和枯枝」，因為河水剛剛從那裡退去。這裡是如此的平和，如天堂般靜謐。還有那個上帝賜予的激勵著先知不斷前行的永動力：「上帝啊，你是多麼智慧而有力地引導著我！」
伊斯季亞河岸邊的聖誕城，連同這裡詩意的白樺樹、被遺棄的小教堂和明亮的林中曠地，成了作家的聖殿。這正是俄羅斯的聖殿，亦即小河回彎處那塊神奇的白樺林：「過去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我都沒有這樣順利地創作過，以後也不會有了。不論我怎樣備受折磨，心潮難平，六神無主和孤獨，只要來到這裡，接觸到這綿芊的綠草、清澈的河水、白樺和垂柳，還有橡木的長椅和小河溝上的桌子，我就又能夠寫作了。」（《牛犢頂橡樹·遭遇戰》）
在寫於1973年12月（即後來那些關鍵性事件的前夕）的《補記之三》的結尾處，作者大聲宣佈，先知終於獲得了徹底的自由。他勇敢地發起了最後一次猛攻，但「上帝會在許多方面糾正我」。他就在上帝的手中。他是上帝手中緊握的一把劍。「我只是磨得非常鋒利用來對付妖魔的寶劍，會砍殺魔鬼、驅走它們。」而讚頌之後則是祈禱：「上帝啊！保佑我在遭到打擊時能夠忍住疼痛！不要讓我從你的手中跌落！」
我們愈是深入地閱讀《牛犢頂橡樹》，我們就愈是被文中前後發生事件的緊密節奏所吸引。對戰鬥的渴望攫住了所有人。文中到處都是戰爭的隱喻，它們貫穿了全文。牛犢不斷地施加打擊，但與諺語不同的是，它並沒有折斷自己的犄角……
文中不多的抱怨及對休息的渴望也更加強調了這場戰鬥的緊張程度。作者在自己的指揮所裡決定著戰役的進程，根據敵情進行反攻，回應敵人的打擊。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不時還會看到作者的表白：「而當這些戰鬥的喧囂過後又怎樣呢！我要離開幾年到荒涼的遠方，在原野、天空、森林和群馬中，而且要從容地寫小說。」在另一處他這樣寫道：「從曠日持久的戰鬥中解脫出來並非易事……而我是多麼真誠地希望躲進靜謐的角落，進行寫作，然後讓作品流水般地源源不斷地出版。」
1967年寫於梁讚的第一篇補記是致第四屆蘇聯作家代表大會的一封信，信裡揭露了書刊審查制度的弊端。這是首戰告捷。橡樹被頂傷了。第二篇補記寫於（1971年）2月，在茹科夫卡的羅斯特洛波維奇家裡，「以波羅金諾為名」：並不清楚，誰獲得了最後的勝利，但這場戰鬥卻是空前的。《第一圈》和《癌病房》都在國外出版了，《古拉格群島》的手稿則被秘密地送到了西方，這是一個真正的秘密武器，作者為擁有它而欣喜若狂：「多麼自由！多麼讓人心情愉快！擁抱整個世界吧！」這是個「突破」，但特瓦爾多夫斯基卻被「摧殘致死」了。補記之三是1973年12月寫於別列傑爾金諾的楚科夫斯基的家裡，是這本書的精華。內容包括《諾貝爾獎》，秘密的遺囑，對大牧首皮緬的指責，與「當局機構」打的游擊戰，《古拉格群島》的手稿被查沒和沃洛尼揚斯卡婭的自殺事件，授權巴黎發表《古拉格群島》。這是一件非常秘密的事情，也很突然，但作家的心中卻毫不慌張，鎮定從容。它就像在關鍵戰役之前的那種輕快之感。寫作這部有關戰鬥過程的回憶錄緩和了戰士的緊張心情。他挺起腰板，發出了一個最大膽的挑戰！特瓦爾多夫斯基不復存在了。取代他的是薩哈羅夫。薩哈羅夫成了作者的同盟者，他成了眾多的「可以交易的，毫無原則的機械的知識分子」中一個關注受迫害人命運的神奇人物。
第四次補記是本書的最後一章，作家被驅逐出蘇聯後，1974年6月寫於蘇黎世。數學家伊戈爾·沙法列維奇繼承了特瓦爾多夫斯基和薩哈洛夫的使命，是一個真正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戰鬥最激烈的時候需要重新靠近大地獲取力量。沙法列維奇不僅僅是同盟者，他還是索爾仁尼琴忠誠的帕特洛克羅斯[8]。他們共同創辦了《在巨石的重壓下》地下文集，它後來成了新斯拉夫主義思想的陣地。而且在講述「戰鬥」的過程時出現了出人意料的抒情語氣。在指揮部裡籠罩著一種「消極的防禦情緒」。主要的行動已經完成。索爾仁尼琴在等待敵人的回擊。他想為孩子們寫一部「語言明晰，情節真實的由一個個小故事組成的俄羅斯歷史」，但不同於1913年涅奇沃洛多夫將軍寫的那部書，索爾仁尼琴感到不滿的是，涅奇沃洛多夫的書質量低下、過分鼓吹愛國主義，令人難以信服。在回憶錄的尾聲，儘管還能夠感受到戰鬥餘韻帶來的緊張感，但它首先寫的是俄羅斯的歷史和未來。在寫到沙法列維奇時，作者說道：「對俄羅斯的未來所持的共同觀點把我同他聯結在一起了」。他們長時間地在莫斯科郊外一個無人關注的角落裡散步，它緊挨著菲爾薩諾夫卡，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和妻子在蘇聯的最後一個夏天在這裡租住的別墅：「我們沿著利哈喬夫村與謝列德尼科沃村之間鬆軟曲折的河谷，穿過明淨的小溪，站在顏色已經變灰的小橋上，這座小橋每天都有許多到教堂祈禱的人經過，他們穿過小橋登上丘陵，前往教堂。我們望著青草與灌木叢之間奔流著的清澈河水，我說：『將怎樣回憶這一切呢？……如果……有朝一日不住在俄國的話。』」不由得想起了康德拉紹夫在《第一圈》中所提到的生活的小溪：水很清澈，卻總是難以琢磨。
1974年2月12日，終於下令逮捕作家：就像基督受難一樣，這是他的抗爭和一生為之奮鬥做出的選擇的必然結果。這讓人想到了1945年的第一次被捕：又要被抓進囚房。他們不知道，命運已經決定：「現在一切都會自動公開」。文章會像飛鏢一樣，一篇接一篇的發表。作家在囚房裡十分平靜，他知道他會通過寫作為自己報仇。但是在白天黑夜都亮著燈的監獄牢房裡，在被關押的犯人和那個從側面分析、評判自己的作家的家裡發生了一種奇怪的分化。就像中世紀的道德劇[9]似的，《牛犢頂橡樹》以討論肉體和靈魂的問題而結束。靈魂自言自語道：「我要為自己的作為而感謝上帝！」橡樹放棄了，牛犢的犄角保留了下來。這位曾經的集中營犯人想起了《小路》中的詩句，於是就又獲得了寧靜：
任憑觸犯我的軀體、骨骼， 保持泰然自若， 有如犯人被押送刑場， 神色不驚，從容不迫。
直到最後一刻，在作者、文本和讀者之間的直接的、活生生的聯繫仍然是親切的，相互信任的。作者講述了自己的被捕，但「遺囑」立即就發生了效力：《古拉格群島》還要寫兩卷；還有這本《牛犢頂橡樹》……很少有作家會讓讀者能夠強烈地感覺到，在他和讀者之間流淌著跳動著的生命之血。索爾仁尼琴的講述就像血液一樣是跳動的動脈，在一場場戰鬥、一篇篇文章、一次次遭遇中流淌。沒有哪一名偉大的鬥士——不論是米希勒、赫爾岑、雨果還是托爾斯泰——能給後人留下如此直接的語句、文章，這本書就像盾牌一樣，以其神奇的力量捍衛著作家並把他推向戰場。這是對頑強抗爭過程的記敘，這是一部持不同政見運動的編年史，這是一部充滿了大聲嘲笑的諷刺中篇小說，這是一部鬥士的日記，裡面儘是戰爭之神的禱告，《牛犢頂橡樹》——不僅僅講述了戰鬥，它已然成了鬥士手中必備的工具。
[1]據《聖經》傳說，是腓利斯人中的巨人，與大衛戰鬥時被殺。——譯者注
[2]格魯吉亞一個城鎮名。——譯者注
[3]此處似為作者的失誤，應出自《初露崢嶸》一章。——譯者注
[4]此處似為作者的失誤，應出自《初露崢嶸》一章。——譯者注
[5]土耳其古城。——譯者注
[6]這樣的修飾語曾出現在《第一圈》第一版對沃洛金的描寫上。
[7]旁邊是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軍團的夏季宿營地，而且整個團都在教堂裡做禮拜；就是現在，也能一窺它的規模，儘管只恢復了鐘樓部分。
[8]《伊利昂記》一書中描寫的特洛伊戰爭的英雄之一。——譯者注
[9]15—16世紀西歐的一種寓意勸善劇，劇中人物代表爭奪人的靈魂的各種善惡觀念。——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