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索爾仁尼琴最近發表的作品中，有些寫於《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之前，還有一些寫於《紅輪》之後（當時年近古稀的作家幽居在特洛伊采—雷科沃，並覺得其主要的創作已經完成）。讀過最初的試筆之作以及最近發表的作品之後，可以明顯地看到，他一直在不斷地創新那些對他而言最為重要的題材，他的創作之路不斷地演進，儘管這一路上充滿了各種考驗，還有頑強的勞作以及道德論爭和政治風險。我們看到的是早期和晚期的索爾仁尼琴，嶄露頭角的年輕作家和成熟的藝術大師。
「原本病怏怏的大學生，怎麼杳無蹤影了！長高了，身體也壯實了」——這是劇本《勝利者的歡宴》中加利娜見到時任聲源偵查連連長謝廖沙·涅爾仁時說的話，謝廖沙原來是鐵道兵軍官，曾因患有惡性腫瘤被判定不能服兵役，在羅斯托夫大學數學物理系和莫斯科文史哲學院學習過。後來，索爾仁尼琴給他起了個新名：格列布，這是作家的第一個代言人。涅爾仁是未完成的中篇小說《請珍愛革命！》裡的主人公（作品的標題是從拉甫列尼約夫那借鑒來的），這部作品在作家晚年時與其他一些未曾出版的作品一起發表。它是作家在馬爾菲諾監獄的床上用纖細但還能辨認出來的筆跡，在繳獲的紙張上創作出來的。起初想由作者本人來做故事的講述者，但後來杜撰出了涅爾仁這個人物。當然，這還是作家的練筆之作，類似成長小說：「病怏怏的大學生」被轉入畜力運輸營（用馬車運送前線所需的物資），但一直渴望到前線參加革命戰爭，這場戰爭會在全世界建立像俄羅斯那樣純正的、完美無缺的政體。這位天真的理想主義者的成長過程十分坎坷，這裡我們可以找到索爾仁尼琴今後創作的雛形。例如，星空下與季奧米多夫夫婦促膝長談，他們關過集中營，也知道殺人是怎麼回事。正是與他們談話後，心地淳樸的年輕共產主義者開始懷疑儆戒措施是否合理，意識到了他推崇的那個體制的專橫霸道。文本中偶爾出現的這些出色的講述者或多或少都經歷了這種頓悟。在運輸營軍官們的幫助下，涅爾仁知曉了因何哥薩克婦女對紅軍們那些前所未有的偷竊行為如此憎恨，知道了人民的普通生活和一群入伍兵表現出來的人民殘暴的一面——他們既殘忍又相信宿命論，儘管他們遭到不公的對待，但也能時而流露出溫情。與此同時，涅爾仁也發現了老百姓身上普拉東·卡拉塔耶夫式的明智。《請珍愛革命！》是一部未經潤色，也未寫完的作品，但它卻可以讓我們發現未來天才作家的痕跡：如新詞新意（一些詞是索爾仁尼琴本人自造的），對人、動物和植物的敏銳觀察力（美麗的馬匹、它們對人的依賴、綿延在頓河草原上的車隊，美麗夜景襯托下的可怕事實）。可以說，這個書稿奠定了《1914年8月》的創作基礎。涅爾仁目睹了暴行後，這個無憂無慮的理想者感到十分沮喪。書中有一頁使我們想起了後來的《古拉格群島》——準確地說，只是它那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這裡第一次出現了那個席捲整個俄羅斯的火紅車輪形象。當然，這裡還見不到索爾仁尼琴成熟作品素有的一些元素，如小說的復調性、敘事上的經常性「轉換」、各個章節中的解釋說明、敘事規模等。但就是在這種未完結的小說形式中，我們也可以通過這部講述蘇聯青年（這位青年注定要成為道德解放的預言家）成長的小說一窺其後期作品的全貌；而未完成的文本賦予其悲劇色彩。
索爾仁尼琴寫完了那些大型作品回到俄羅斯後，他將目光重新投向這些簡短的抒情作品，其中一部分是袖珍散文詩，另外一部分是兩段式短篇小說。簡明扼要一直是他的創作目標，儘管面對那些無法計數的素材，他曾放棄這一目標，短篇小說通常選取人物生活中的一個主要事件，賦予其一定的意義並把它置於永恆的背景下，這種言簡意賅的特性就如同伊特剌斯坎石棺一樣明晰。這些墓碑給勃洛克留下了難以忘懷的深刻印象，上面刻的是相互摟靠在一起的夫妻，他們的目光緊盯著遠方的某個地方，即永恆。同樣，作家兩段式短篇小說的前後兩個部分關注的也是永恆。探照燈般耀眼的光柱瞬間照亮了兩個不同的舞台，於是作者的主觀意願把它們聯結起來，這為觀照現實提供了一個立體的視角。儘管小說表面上看樸實無華，但我們卻可以感受到現實的複雜和深邃。很可能，這一技巧是寫完《紅輪》後磨練出來的：我們剛剛說出一個想法，馬上又產生了另外一個想法。最好是向伊特剌斯坎石棺的建造者們學習，即不表現神秘，而是盯著它看，盯著這個只有借助於豐富的想像力才能領悟其本質的神秘事物。這些本質包括：國家在某一時段的社會狀態，整個民族命運的「斷裂」，它們雖然不易察覺，但卻決定了國家的未來。從這一點上來說，兩段式短篇小說是《紅輪》的續篇。言猶未盡留下的巨大空間賦予了這些作品不易察覺但卻非常鮮明的意義。這些兩段式小說毫無道德訓誡，也沒有結局，這使其帶有一種斷裂的詩意，這種斷裂注定《紅輪》會成為敗筆。如果說這部史詩巨著最後也沒有弄清楚俄羅斯的未來之路，那麼這些篇幅短小的小說是否能夠做到這一點呢？
其中有一篇小說名為《熱裡亞堡新村》，是一部戰爭題材作品。前一部分寫的是解放奧廖爾時挺進涅魯奇河地區的艱苦戰鬥，中尉索爾仁尼琴負責指揮一個炮兵測聲連。在完成令人疲憊不堪的戰鬥準備後，發起了猛烈的進攻：飛離軀體的腦袋，顧不上大地的天空，一種特別強烈的如釋重負的輕鬆感……「沉重的心靈負荷，發脹的頭腦——因為失眠，因為爆炸而無法釋解，腦袋耷拉著，眼睛充血發炎。」崩塌了的世界滑向了無生命界——他會回到原來的位置嗎？索爾仁尼琴以罕見的抒情筆觸描寫了戰爭的各個方面，甚至是最令人難以忍受、最殘忍的那一面。我們看到了人與人之間在精神上的團結一致，這種一致是每一個經歷了戰爭的人都熟悉的，而索爾仁尼琴特別看重這種團結一致的關係。
小說後一部分的故事情節挪到了1995年5月。作家又一次走過當年大反攻的路線，來到了那個「259高地」。迎接他的是兩個牙掉得精光、勉強能說話的老嫗，其中一個老太太的名字有點怪，叫伊斯基捷雅。可見，她就是那個當時躲在地窖裡的姑娘！可是這些木屋多麼凋敝啊！五十年了，沒有任何變化，儘管很多東西已經消失了。普遍的貧窮還有對陪同作家來的領導的敵視，村民們只要求三天能送來一次麵包，但就連這一點甚至都做不到……
與炮火連天的1943年相比，現在是令人驚奇的寂靜，還有令人心痛的貧窮。區領導承諾向參戰士兵的寡婦們提供所有贏得的優惠。可能在這些老太太的生活裡會出現些許的光亮，哪怕是一絲曙光，而這就意味著，作家這次重遊故地沒有白來。
《杏子醬》由一封信和一個小故事組成。信是寫給《苦難的歷程》的作者阿列克賽·托爾斯泰的，寫信的是一個富農的兒子，他患了癤病，信是他躺在醫院裡寫的。信裡表達了這個不幸的庫爾斯克農民的兒子的小小請求。當他全家人被帶到羈押站，父親讓他自個兒跑，他的家產被全部充公，屋子和院子荒蕪了，那顆枝葉茂密的杏樹（主人公在這棵樹的樹蔭下度過了自己的童年）也被人砍了。他成了孤兒，四處流浪，在路上遇到了兩個有同情心的女人，後來到了後方的徵兵委員會，在那裡等待著他的是繁重的勞動——挖基坑。「我是一個身處絕境的囚犯，又過著如此屈辱的日子。也許，對您來說，給我寄個食品包裹並不太費神？」
後一部分，阿列克賽·托爾斯泰（小說裡沒有直呼其名，只說是「大作家」）在自己的豪華別墅接待一名電影藝術學教授，想向他咨詢一些事情。志得意滿的大作家熱情地接待了客人，他們在露台交流，然後來到了客廳，客廳裡掛著謝洛夫的油畫複製品《姑娘與桃子》。「大家寄希望於我們創造出宏偉史詩般的現實主義來，」大作家說道，「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劇在今天已經沒有了立足之地。」現在重要的是作品的語言（大作家正是靠著這一點擊敗了自己的那些「無產階級」競爭對手們，他們經常詬病他曾流亡國外的經歷，他自己也承認，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不久前他收到了一封來自哈爾科夫工廠建築工人的信，信裡的語言就連公認的修辭大師也要嘖嘖稱讚。用詞簡潔、準確，如同17世紀甚至更早時寫的訴訟案例。「在用皮鞭拷打，在將被告吊起來或是用燒紅的烙鐵烙他們的時候，他們所講出的那種赤裸裸的，肺腑之言」。眾所周知，在寫作《彼得大帝》期間托爾斯泰借鑒了. . 諾沃穆別爾格斯基出版的真實審訊記錄。「您，給這樣的人回信了嗎？——回信做什麼，問題不在於回信。問題在於——這是一種語言的新發現。」[1]
第三篇小說叫《轉折關頭》。在這部小說裡，前後兩部分的聯繫較為明顯，對比也更強烈。在上半部分中，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位忠於蘇維埃政權的典型工程師葉姆佐夫，他性格頑強，說起話來頭頭是道，很快就當上了系的團總支書記和全院的團委副書記（獲得了學院院長、馬林科夫妻子的支持），每月還能領到一份裝在信封裡的第二份工資。然而所有這一切並未滿足這位農民的兒子，於是他走上了另外一條路：憑藉著充沛的精力和與人打交道的能力，他成了工廠廠長，成了蘇聯工業的一個領路人。當蘇聯開始轉型時，他毫不猶豫地把手中的巨型企業分割成了眾多具體的小企業，讓每個小企業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尋求發展。對於65歲的主人公而言，想做到這一點並非易事：「……你，堅信做得對。但喉嚨裡——卻因為一切的崩潰而湧上一股酸楚。」
索爾仁尼琴這部小說後半部分的主角是一名28歲的銀行家。這個成長於轉型時期的年輕人用了幾年時間就建造了一個金融帝國，在伏爾加河畔的州府奇跡般地躲過了別人的暗殺。他不清楚誰是這次暗殺行為的組織者，不過「一旦在這個充滿凶險的世界裡踏上了曲折坎坷之路，就應該做好，始終做好迎接苦難的準備」。在報紙上登出了懸賞廣告：指認參與暗殺行為者。還真讓他找到了兇手，一個窩囊廢，他是在自己妻弟的指使下干的。與此同時，一切在不斷變化：國家開始對銀行進行嚴格的管控，年輕的銀行家與夥伴們一一絕交，於是他去向蘇聯的老牌資本家、小說前半部分的主人公求助，請求對方給他提供貸款。他們很快就找到了共同語言：兩人本質上都是愛國主義者，看到科學衰敗、犯罪橫行，兩個人都非常痛心。「等著吧！」他會默默地這樣對人說。對誰呢？形象已經大大地暗淡了，變得令人討厭和面目可憎。「我們還會重新崛起！」於是葉姆佐夫向這名轉型時期還在喝奶的小朋友伸出了援助之手：「遇到麻煩了？要幫幫你？好，沒問題。」
最後一部小說叫《遠在天邊》。小說只有一名主人公，但時間跨度卻足足有四十年。主人公姚爾卡·朱可夫的父母是卡盧加附近的農民，他們把自己的兒子送到莫斯科學毛皮工匠手藝。戰爭爆發後，他應徵入伍當了一名騎兵，在訓練期間表現得非常刻苦；後來，1917年他臨陣脫逃加入了紅軍，參與了鎮壓坦波夫起義的軍事行動。朱可夫對圖哈切夫斯基讚不絕口，說他儘管很殘暴，但卻是一名「真正的指揮官」；心甘情願地完成他的各種命令，往農民身上澆焦油，把他們活活燒死，用窒息性毒氣毒死他們等等。就是通過這種方式，他成長為一名能帶兵打仗的統帥。
四十年後，失寵的朱可夫元帥在自己的豪華別墅的露台上撰寫回憶錄。關於他與最高統帥之間的關係真是讓人一言難盡，最高統帥與自己玩貓和老鼠的遊戲，有好幾次險些引來殺身之禍；很難說清楚，在1937—1938年間，為什麼「明朗而又確定無疑的將軍生涯突然變得匪夷所思、危機四伏、坎坷不平」。可是，斯大林對他信任如初，這使他成了國家的拯救者。再後來，是他騎在白馬上指揮勝利閱兵，他知曉斯大林對他不無猜忌。隨後他就失寵了：朱可夫的命運交給了一個叫戈利科夫的肅反委員會成員，他們交惡已久，1937年，後者曾就在朱可夫的親戚中是否有被逮捕的人民公敵一事進行過調查。現在，怎樣才能如實地描寫在依據他的命令發動的毫無意義的正面進攻中導致成千上萬的人喪失了生命的事實呢？朱可夫的內心獨白寫得十分精彩，他本人就是這樣難以捉摸、虛與委蛇。元帥想替自己辯護，掩蓋住自己那些不為人知的陰謀詭計（甚至連他自己都不敢面對），代之以一種高傲的無所謂神情（這是從圖哈切夫斯基那裡學來的）。圖哈切夫斯基成了「大清洗」的犧牲品，但是朱可夫甚至不讓自己去想這些。總而言之，處在這篇小說兩部分之間的是濫殺無辜，是各種密謀、殘暴行為和恐懼心理的雜糅。元帥得上了心肌梗塞，還中風，突然生活中出現了一絲轉機：傳他出席衛國戰爭勝利二十週年慶典，作家們將為他熱烈鼓掌歡呼……這是對歷史的報復嗎？但是，後來朱可夫的人生經歷再次變得「模糊不清、坎坷不平起來」：編輯們想要對他的回憶錄加入自己的更正，勃列日涅夫不斷給他帶話說，自己也想出現在回憶錄裡。這會使這本書重見天日，但一切已經太晚了——心肌梗塞又一次發作，與他一同離開人世的還有那份不很穩固的與暴力攙和在一起的榮耀。
索爾仁尼琴這部短篇小說的意義究竟是什麼？難道他想說，一個從槍斃自己同胞、鎮壓坦波夫農民起義開始自己仕途的人，是不會與暴君對抗的嗎？他想說，搖搖欲墜的蘇聯體制在肆意地篡改著歷史，玷污了那些作出了傑出貢獻人士的聲譽，使人心變得世俗淺薄嗎？……
元帥的高大形象似乎與歷史博物館前騎著馬的銅像形成了呼應。當然，它也會使我們不由得想起布羅茨基寫的《朱可夫之死》，那首與傑爾查文為悼念蘇沃洛夫元帥之死而作的《紅腹灰雀》韻腳相同的詩。通過這種手段，布羅茨基把朱可夫與那些卓越的俄羅斯統帥們相提並論。但是，如果說傑爾查文歌頌的首先是常勝將軍蘇沃洛夫待人接物的平易近人，那麼布羅茨基在自己的頌詩裡卻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即朱可夫如果在冥界碰到了那些因服從他的命令而死去的士兵會說什麼？回答非常簡單，既有氣魄又厚顏無恥：「我曾戰鬥過！」
像布羅茨基一樣，索爾仁尼琴並未給朱可夫元帥下最後的斷語，而是力求弄清楚他將如何為自己辯護。布羅茨基遵循了俄羅斯詩人中最具「帝國意識」的詩人的傳統，嘲諷基調貫穿了整首詩，並把頌詩應有的崇高精神沖得蕩然無存。索爾仁尼琴同樣善於使用嘲諷這一手段，但卻用它來反對一個具體的對象，這與布羅茨基迥然有別，後者的嘲諷既針對自己，又針對整個外在世界，而且自我嘲諷的因素似乎更多。在索爾仁尼琴筆下，沒有一隻「紅腹灰雀」在為這位老布爾什維克的統帥唱讚歌，體制把他一點一點地磨平，所以他的回憶錄成了索然無味的出版垃圾。頌詩並不是索爾仁尼琴拿手的體裁。
索爾仁尼琴的這些篇幅短小的小說坦誠地面對生活的殘酷，勇敢與荒誕、嚴峻與樸實，成了濃縮的歷史。當時人們以為，付出的一切必然會導致一場「正確的」革命，它會賦予人民自由並使其避免遭受種種人為的迫害。作家證實，半個世紀過去了，這一切都變成了不切實際的空想。過去是陷阱，現在則是死路一條。那麼該如何救助那個原來是伊斯基捷雅女孩而現在卻變成了一個牙齒掉個精光的老太太呢？……
[1]利季婭·丘科夫斯卡婭在自己的日記中承認不喜歡這部小說，因為「索爾仁尼琴不會從內部來描寫知識分子」（詳見： . 2008. №9. . 134）。儘管如此，利季婭·考爾涅耶芙娜是少數幾個接受《》一文的莫斯科知識界人士，關於這一點她在給索爾仁尼琴寫的第13封信裡講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