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15日至16日，我曾在佛蒙特州卡文迪什索爾仁尼琴的家中做客。我在劍橋（馬薩諸塞州）租了一輛汽車，當時我在美國訪學（日內瓦大學為我提供了科研休假，於是我到哈佛大學進修學習），沿著風景優美的馬路前往佛蒙特。這個地區森林密佈，離目的地愈近，就讓人有種像是回到了俄羅斯的感覺。雖然娜塔莉婭·德米特裡耶夫娜詳盡地向我解釋了他們的地址，但我還是沒能找到索爾仁尼琴的家。後來小賣鋪的老闆娘對我講了索爾仁尼琴家在哪、怎麼走，她還補充道：一般是不會向外人透露這些的（儘管索爾仁尼琴夫人早上就對她說過，今天他們家有客人要來）。
怎樣形容索爾仁尼琴一家的熱情好客呢？娜塔莉婭·德米特裡耶夫娜的母親，葉卡捷琳娜·菲迪南多夫娜待人十分親切。小斯捷潘給我介紹了這個地方：小樹林，池塘，小教堂，還有他父親從事創作的小房子，小鐘樓。當時斯捷潘正在往電腦裡輸入打印《俄語擴展語詞典》。早飯的時候，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並沒有露面，他是午飯前出現的。他心情不錯，和大家不時開著玩笑。斯捷潘和伊格納特這兩個孩子開心地說他的俏皮話（葉爾莫萊當時不在家）。在兩天時間裡，我和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共交談了兩次。這都發生在早晨，在他每天都必須要做的兩件工作的間歇，這兩件事就是創作長篇小說並準備第二天寫作所需要的材料。
我對談話做了記錄（部分用法語，部分用俄語），現在我盡量還原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當時所說的話。我不會把他的話打上引號，因為這不是對他原話的複述，只是我本人的記錄。
首先，他向我談起了長篇小說《第一圈》的七個版本，據索爾仁尼琴所說，這是他唯一一部所有手稿都保存下來的作品。
——第一稿包含原子彈的情節（英諾肯基·沃洛金給美國大使館打電話，並通知羅森堡夫婦已加入克格勃）並講述了現實生活中的一件真事，它發生在我們「沙拉什卡」的聲學實驗室。這個「叛徒」與大使館的談話取材於現實生活。當我決定把這部手稿投給《新世界》雜誌準備出版時，我加進去了下面這一情節：英諾肯基出於同情警告這位醫生，說他已危在旦夕。這只是對當時某部蘇聯電影可笑的模仿，電影中的這一情節卻被當成了愛國喜劇。當時，這可算是一個「讓人撓頭」的問題——索爾仁尼琴大聲地笑著說道。
——1965年，我在伊斯奇亞河聖誕城住過幾個月，正是聖誕城優美的自然風光激發了我的靈感，我又為新版《第一圈》增加了兩章核心章節，一章寫的是聖誕城[2]：一章寫的是來自特維爾的舅舅。在第一章裡，甚至已經提到了聖誕城，克拉拉答應自己的女婿去看看他那個住在特維爾的舅舅。1966年，我和祖博夫夫婦曾去看一個老頭兒，他成了這個「特維爾舅舅」的原型，他姓巴熱諾夫。在此之前，關於沃洛金的過去一無所知，只提到過他有一個母親，現在他又有了個舅舅。
我問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他是否認為俄羅斯發生革命主要是外國人參與的結果。他這樣回答說：
——我不會說革命的發生是外國人的錯，但在我們國家確實生活著很多外國人。我們與激進主義毫不相干，我們有自己的自由主義。而米柳可夫則是一個例外，這很有意思：他的思想特別極端，而這種思想卻與我們毫無關聯。米留可夫屬於社會主義者，立憲民主黨人（即那些憲政民主派分子）也想與社會主義者聯合在一起。但隨後聯合「失敗了」，這是我們俄羅斯獨有的現象，這是俄羅斯式的失敗。我日復一日地通過一個個具體的例子研究這種現象，其中也包括坦波夫州的卡緬卡村（這是我非常喜愛的一個村莊）。
為了造成這種失敗的局面，根本就不需要布爾什維克！從1917年5月1日起，一切就已經崩潰了，事件的結果已是一目瞭然。9月，列寧藏起來不露面，有意拖延革命，他這樣做已經沒有必要，因為一切都已箭在弦上。但不能因此就否認外國人的作用。請注意一下俄國的街道是如何更名的吧。在梁贊，任何人都稱不全「李卜克內西大街」，直到現在，那裡的人們只會說「李卜涅赫街」。
而關於巴爾烏斯，我沒有進行任何杜撰。只不過，列寧與他見面發生在1915年。1916年，他們只互相通過信。但我卻需要，讓他們在1916年也見過面。於是就出現了小說裡的「幻想情節」：從斯克拉爾茨帶來的那封放在桌子上的信產生了放射作用，即巴爾烏斯的幻覺。這是一個杜撰的情節。
為什麼列寧拒絕了巴爾烏斯的提議？因為列寧除了施利亞普尼科夫和自己的妹妹外，確實是一無所有，他沒有軍隊，沒有真正的黨。他不過是在自欺欺人。
列寧接受了這筆錢。比如，有一些人也說過，列寧在途經斯德哥爾摩的時候曾在某個地方消失了一晝夜。無疑，這段時間他是在籌錢。
你可以讀一下卡特科夫和他的學生們寫的書[3]。也可以讀一下普拉廷發表在1971年《界標》雜誌上的文章（第77和79期[4]）。
有人指責我誇大巴爾烏斯在1905年的作用。的確，當時更受關注的是托洛茨基，但巴爾烏斯的作用卻是最主要的。請你讀一讀他的《財政宣言》。我在胡佛研究所讀報紙時，首次知曉了1917年3月發生的事情。這顛覆了我對那一時期的印象，這使我感到十分痛心。你一定會問我怎樣來解釋這些事件。我不會去解釋這些事，事實會說明一切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刪掉了《1917年3月》有關章節的原因。
請讀一下伊萬·羅季奧諾夫[5]寫的書。在1905年，我們俄國就發生過大屠殺，那是一群暴徒，他們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因為要是懲罰他們的話，他們就可能故意縱火。沒有任何人感覺信心十足，因為這幫流氓的行動非常迅速。
俄羅斯永遠懼怕縱火犯。
這時，我大膽地詢問了關於舊禮派教徒和他對舊禮派教徒的態度問題。
——我對舊禮派教徒遭到的迫害感到非常痛心。在兩百多年間，俄羅斯的舊禮儀派一直在遭受殘酷的迫害。
對於20世紀初的反動黑幫運動的問題他是這樣回答的：
——涅夫沃洛多夫在《1916年10月》中已經對「黑色百人團」[6]進行了十分詳盡的解釋。「黑色百人團」這只不過是一個形象的標籤罷了。所謂的俄羅斯人民同盟事實上只有不到兩千人。這是一個稻草人，直到現在還被用來嚇唬別人。比如說那個可愛的本·亞科夫[7]，這完全就是個荒唐的故事！這就像美國人經常說的foil[8]一樣完全就是騙局。
在卡緬卡，真的槍斃過神甫。儘管俄羅斯一度違背基督教的教義，但在俄國也出現了很多傑出的聖徒和受難者。至今，梁贊州百分之七十的農民仍是接受宗教的。當黨的書記亞歷山大·拉裡奧諾夫自盡時，他的兩個嬸嬸來為他舉行追薦祭禱（如果是自殺的話，可以這樣做）。
帝國的存在本身對俄羅斯民族而言是有害的。帝國關心的不是普通百姓的利益，而是「帝國」的利益。而在今天，這個帝國的一個主要原則就是讓俄羅斯人民過著半饑半飽的生活。
什麼是真正的民族？這是語言和歷史。請翻一翻《希望》[9]這個文集，讀一讀德米特裡·謝爾蓋耶維奇·利哈喬夫的文章，他是一個民族本能自我防衛的象徵。
我還問，他在卡文迪什過得怎麼樣？——我在這裡一切都安頓得很好，只是這個房子有些許不足，比如一樓的天花板和二樓的地板之間的空間太大了，總有松鼠溜進來，所以有點吵。二樓的房頂封得不好，窗戶已經被冰覆蓋了。幸好我這裡有彼得堡發行的所有報紙，有些報紙還是很有意思的，比如，社會主義報《新生活》，這是蘇哈諾夫辦的機關報。當列寧來到彼得格勒時，他的自信、果敢使社會主義者震驚。他們隨後也改變了。如果我們只讀1918年7月以前的文章，他們的報紙就是信息的源泉。
那些根本就沒有讀過我的作品的人經常指責我是一個反猶太主義者。古奇科夫在杜馬談到莫爾德科·鮑格羅夫，而鮑格羅夫本人在執行死刑前卻請求能請一個拉比。在他的家庭中只有祖父（他是一個作家[10]）一個人受了洗，為的是能娶一個農家姑娘。
我環視四周，他看著我的眼睛。
——你看，這是瑪特廖娜的小燈。而這是溫杜利婭給我的信筏夾。我在這上面寫字，把紙張折成一半。但由於視力問題我不得不寫很大的字。
我還問了關於薩姆索諾夫。
——1936年，我翻閱了很多關於薩姆索諾夫的資料。在羅斯托夫可以找到很多資料，如阿列克謝耶夫在1918年7月發的報告。但卻找不到戈洛溫將軍的那本書。不管怎樣，關於薩姆諾索夫的章節我在1936年就開始寫了。
對於我詢問的對詩人、歷史學家阿列克謝·康斯坦丁諾維奇·托爾斯泰創作的伊凡雷帝戲劇三部曲的看法，他是這樣回答的：
——我很喜歡這部三部曲。但托爾斯泰也受到了那個時代精神的影響。但不管怎樣，他繼承了普希金的傳統。
我與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再次相見，是在他重返莫斯科後，在他妻子娜塔莉婭·德米特裡耶夫娜的家中（這個房子又還給了他們）。房子裡還有一個單間，是政治流放者援助基金會的辦公地。我想起了我們關於地方自治機關作用的談話。當時，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無法接受總統葉利欽的觀點，即贊成恢復地方自治機關，在沙皇時期運行的自治機構，儘管亞歷山大三世曾削弱過地方自治機構的權利。索爾仁尼琴認為，社會各階層、各職業群體的權利應該符合總體主義的原則，只有這樣，俄羅斯的民主才會「自上而下」。這也有利於減少腐敗。但是當我問他如何保證社會各階層震驚的腐敗不會涉及地方自治機構時，他笑著說道：
——毫無疑問，您的話是對的，這毫無辦法。
但是關於這次會面的記錄我並沒有保存下來。
[1]該篇俄譯文依據法國第一版翻譯：Alexandre Soljenitsyne：Le courage d\' e\'crire / Sous la direction de G. Nivat. Paris，2011. P. 505—508.
[2]這裡指的是新版第四十四章。卡拉拉和她的女婿（很像葉賽寧）去了郊外，沿途發現了美麗的俄羅斯風景：廢棄的教堂、鄉下荒蕪的墓地、破舊的鐵皮房頂，最令人感歎的是俄羅斯的廣闊無垠。
[3]關於格奧爾吉·卡特科夫，我們談了很長時間，因為，在牛津大學我曾是他的學生並一直與他保持著良好的往來。他是《俄國導報》的出版者、偉大卡特科夫的侄孫，他自己是位哲學家，在聖安東尼學院主講1917年革命，我曾在那兒讀書。他把自己的講稿編了一本書，叫《二月革命》，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俄羅斯社會基金會負責這本書的翻譯和出版工作。卡特科夫參加了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歷史學國際學術會議，並做了關於列寧和德國財政支持的報告。蘇聯代表團所有成員都離開會場表示抗議。
[4]弗裡德裡希·普拉廷，瑞典社會主義者，列寧的朋友，齊美爾瓦爾德會議的參加者，瑞士共產黨的創始人，列寧從蘇黎世經德國返回俄羅斯的策劃者。1939年被捕，1942年被索洛維茨基集中營警衛隊槍斃。他是《紅輪》中的人物之一。《界標》雜誌於1946年在德國由第二浪潮移民及俄羅斯團結工會人民勞動聯盟的成員們創辦。在共產主義衰敗前，一直在慕尼黑出版發行。這本雜誌刊登過很多移民作家的文章和一些政治文件，包括之後單獨發行的普拉廷的回憶錄。
[5]伊萬·羅季奧諾夫（1886—1940），哥薩克，堅定的君主主義者，1909年完成了著名的《我們的罪行》一書，列夫·托爾斯泰曾讀過此書。索爾仁尼琴在最後一章《崩塌中的俄羅斯》援引了這本書。在國外僑居期間，他認識了羅季奧諾夫的一個兒子。
[6]涅夫沃洛多夫將軍出現在《1916年10月》第六十八章。他試圖說服沃羅滕采夫上校不惜任何代價維護專制制度。「黑色百人團」——他說，是一百個修士，他們在1612年捍衛了聖三位一體大教堂免遭波蘭人的攻擊。涅夫沃洛多夫將軍很自豪是他們當中的一員！
[7]阿布拉姆·本·亞科夫，保加利亞猶太人，1943年移居巴勒斯坦，記者，通曉多國語言。他與妻子是首批把索爾仁尼琴的作品譯成希伯來語的翻譯之一。1980年代，他移居巴黎，並對那些想要移民的蘇聯猶太人提供各種幫助。
[8]索爾仁尼琴的英語不是很好，但他卻想起了這個詞，這很少見。
[9]這裡說的是地下出版詩集（1976年開始出版），由卓婭·克拉赫瑪利尼科娃編輯，並由慕尼黑僑民雜誌《界標》再版。詩集裡的文章都與宗教有關：教父學，20世紀信奉信仰的受難者，杜德科神父的訓誨。卓婭·克拉赫瑪麗尼科娃甚至還刊出了關於「仇俄，反猶太主義和基督教」的文章。隨後這些文章都被收入到一本書中。我們發現，這一主題也很切合索爾仁尼琴的思考，在其稍後出版的《兩百年同行》中同樣可以發現類似的主題。在我們見面時，卓婭·克拉赫瑪麗尼科娃正在西伯利亞流放，她的丈夫、作家費利克斯·斯維特夫剛剛被流放到那裡（他們一起寫了很多宗教方面的文章）。1973年，斯維特夫與索爾仁尼琴一同參與了文集《在巨石的重壓下》的寫作。
[10]格裡戈裡·鮑格羅夫（1825—1895）是俄語猶太文學的創始人之一。1870年初由涅拉索夫刊登在《祖國紀事》上的《猶太人紀事》是他最主要的文學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