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度歸零

我的生命裡有兩次歸零,就是家完全毀了,一無所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一次是唐山大地震,1976年。我後來開玩笑:前一次是毛主席領導的,後一次是土地爺發動的。

1966年8月23日,一群穿綠服裝、戴紅袖章、人手一把斧頭的男孩女孩闖進馮家,「砸爛舊世界」。其中有個姑娘,模樣端正,眼神卻叫人害怕。她不吵不鬧,砸起東西來分外細緻。在同伴們已經掃蕩過的房間裡,她轉來轉去,把還算完整的東西一件件翻出來,有條不紊敲個粉碎。然後,她翻出馮驥才的一本相冊,把裡面的照片一張張抽出來,撕成兩半。她做這些的時候,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她格外注意那些有女性——馮的母親、姐姐、未婚妻——的照片,她冷笑,秀氣的眼睛發著寒光,用兩隻白白的手把它們撕成細小的碎片,唰唰作響。

照相主義者馮驥才心痛極了。姑娘走後,他從地上拾起零星殘片,將珍貴的童年少年,留下一點點。這姑娘難忘,被寫在80年代初發表在《收穫》上的散文《書桌》裡。

他還被抄家者押進一個房間,猛見30年代照片上過《北洋畫報》、文靜嫻雅的母親坐在地上,頭髮被剪禿,滿臉塗著紫藥水。他眼前一黑,失去知覺,緊接著像被一根皮筋似的東西拉了一下,回轉來,前後不過一分鐘。事後母親告訴他,那一分鐘裡,他瞪著眼睛在狂笑,聲音駭人。事後醫生告訴他,若沒有那根「皮筋兒」,他可能就瘋了。

這之前的24年裡,馮驥才無憂無慮,唯一的受挫是報考中國美院而未取,原因曖昧,似與階級出身有關。這不算什麼。他快樂地在天津市隊打籃球,因傷退役後在書畫社裡領一些計件活兒,在家裡畫仿古國畫;要麼讀書,一個人站在屋裡背誦《蜀道難》《赤壁賦》或者《致大海》。有時約畫友出去寫生,有時騎著自行車,車後綁一個木凳,斜背一架廉價相機,穿行在天津老城的街巷中,見識那些美物:楊柳青年畫、木雕、磚刻、風箏、泥人、燈籠……他保存著那些素描和《天津磚刻藝術》的手稿。這部小書寫成於22歲(1964年),不曾出版。

更如意的是,遇見了一個叫顧同昭的女孩子,她後來成為他的妻子。

顧同昭出生在天津五大道最大的一座西班牙式花園別墅裡,是她外祖父設計的。50年代變為公產。60年代毛澤東視察天津下榻在那裡,從此得名「潤園」。在馮驥才看來,顧家平和、安靜、本分,女孩子們愈加單純,像瓷娃娃一樣長大。

我媽媽那時候特別愛看越劇,越劇基本都是悲悲慼戚的,跟她傷感的氣質相投。我愛人她姨也愛看越劇,那天戲院裡,帶著她就坐在近旁。她姨就說,這是我外甥女。那時候她好像才20歲,很小。母親問她幹什麼的,她說我畫畫,想考美院。母親說我兒子今年高中畢業也考美院。她發愁說不知道素描怎麼考,母親說你來我家好了,我兒子也許能告訴你。

那時候也沒電話,有一天她忽然就來了。我的房間在二樓,打開門,忘了去過道幹什麼,她從樓梯跑上來了。那時候北京正舉辦第26屆世界乒乓球賽,她戴一個花朵形狀的乒乓球賽紀念章,穿一個藍色對襟的小褂,因為她從小學芭蕾、學鋼琴,步子輕快,儀態很美。我一看,咦,這小孩挺好玩的,挺有感覺。她一見我:請問,這是姓馮嗎?我說,呵,是。你就是馮驥才呀。是。她說哎呀,那麼高啊!那時候我也很單純,20歲左右,還沒有戀愛的想法。後來,她說,做女孩子的時間長一點好,我們也就沒急著結婚,直到「文革」來了。

1983年,冰心和吳文藻先生金婚紀念日,冰心問前去祝賀的馮驥才:你怎麼結的婚?

拍攝者:姜曉明

當時我和未婚妻兩家都被抄了,我們決定結婚。結婚那天我和她全家去一家小飯館吃飯。我父親關在牛棚裡,母親的頭髮被紅衛兵鉸了,都沒能去。我倆都是被抄戶,在飯館裡不敢聲張,大家壓低嗓子說「祝賀你們」,然後不出聲地碰了一下杯子。

街道赤衛隊給了我一間幾平米的小屋。之前,我把抄家剩下的幾件衣服打了一小包兒,夾在自行車後座去的飯館,可路上掉了,所以我等於兩手空空進了那間小屋。屋子中間安一個煤球爐子,床是用三塊木板搭的,我撿了一些磚,壘個檯子,把木板架在上邊。有一個小破桌,向鄰居借了兩個凳子,此外沒有什麼了。窗子不敢掛窗簾也不敢糊紙,怕人說我們躲在屋裡搞反革命名堂。進屋不多會兒,外邊大喇叭響起來,我們趕快關了燈。原來樓下有個紅衛兵總部,知道樓上有兩個狗崽子結婚,整整鬧了一晚上,一個勁兒朝我們窗戶上打手電,電光就在天花板上掃來掃去。我們和衣躺下,我愛人在我懷裡整整哆嗦了一個晚上。這就是我的新婚之夜。

冰心聽完,笑著也是認真地跟我說,馮驥才,你別抱怨生活,這樣的結婚才能永遠記得。大魚大肉的結婚都是大同小異,過後是什麼也記不住的。

馮驥才本想寫一部關於抄家的小說,最終寫成中篇《感謝生活》。它被譯介的版本最多。

婚後最初十幾年的照片一張張看過來,有簡陋困苦,有狹小逼仄;有顧同昭在廚房餐廳客廳集於一角的家裡轉過頭來,眼神無助但依然清亮;有馮驥才穿著肘部打補丁的衣服在書堆前憂鬱,那補丁是方方正正。有了孩子之後兩個人臉上的笑多了,可母親的臉比嬰兒瘦小……這一家人的臉上有苦有難也有笑,卻沒有恨。怎麼會沒有恨?

恨是悲劇生出的種子,它會再生出一個悲劇來。我沒有具體恨過某一個人,儘管有的人對我特別不好。我們單位有一個人,「文革」的時候整我整得非常厲害,用了各種比較惡毒的辦法,後來我把他的一些心理寫到中篇小說《啊!》裡邊了。《感謝生活》的原型是韓美林,最後一個細節是我的感受:有一天,初秋,我騎車在路上走。那時候單位很窮,我給單位跑業務,聯繫各廠的包裝,常騎車。那天剛下完雨,空氣特別好,樹葉剛變黃,在逆光裡邊,被照成透明的金黃。就像我們小時候捂著眼睛看陽光,能看見手是紅色的,那是血的顏色,生命的顏色。地上還有積水的反光,那一瞬間我覺得所有的葉子特別有活力,特別美。這時候迎面一塊白顏色過來,在秋天藍跟黃的對比裡邊,在光影之間,那個白顯得特別純。走近一看,就是整我的那個人,我好久沒見他了。在那個特定的光線顏色氣氛裡,來了個認識的人,我覺得特別親切,一下子全忘了那些事,跟他說了好些話,也說了一些對生活的看法什麼的,結果又變成他揭發我的一個材料。我寫這個細節,是覺得藝術家有時候是自己感動自己,過於天真。我也覺得搞藝術的人,如果對生活充滿愛的話,不管遇到什麼災難都不會丟掉內心的東西,比如純潔、天真。

我忍不住提及那些照片上,顧同昭異常乾淨明亮的眼睛,還有笑容。

她喜歡笑,到現在也這樣,特別單純,而且不會提防任何人。她喜歡畫畫喜歡藝術,像我媽媽一樣,喜歡佈置家,把屋子裡弄得特別有藝術氛圍。她不喜歡首飾,從來不戴;最不喜歡名牌,因為所有的名牌穿戴起來人都變成一樣的了。她也不喜歡跟任何人攀比,她覺得自己做的衣服我穿上很合適很好看就可以了。她也不喜歡說社會上那些亂七八糟的事,她就是那麼一種人。晚上我回到家,她白天看了一個什麼東西覺得挺好,就讓我看一看,或者我畫完以後我們倆一起聊聊這幅畫什麼的……真正的伴侶一定是越走越近,最後重疊成一個人。

1986年在新加坡評金獅獎,大陸是我和諶容去的,台灣請了陳映真、黃春明,還有詩人非馬。最後一天,陳映真很晚來敲門,他是因為美麗島事件剛放出來不久。他說:「我嚮往革命的東西,但對大陸的『文革』不瞭解,想問你一個問題,「文革」破壞了中國的傳統文化,有沒有破壞得更厲害的東西?」我想了想:「有,它破壞了人的單純和樸素,人的本質被破壞了。」他問害處是什麼,我說,如果每一個純真的人都變得油滑、老練而且精明了,那麼整個社會就壞了。純潔的人心裡愛比較多,他不防備這個社會。人們說世上最好的地方是家,因為那是不需要設防的地方;人們之所以覺得孩子可愛,也是因為孩子的心沒有圍欄。人變得精熟之後,人和人之間全是算計、提防、懷疑,獨獨沒有了信任和真情,那麼人回不去了,整個社會也就回不去了,我覺得「文革」最大的破壞就在這兒。當時他用手敲了敲桌子說,我明白了。

「文革」不全是對經濟、文化的破壞,還有對人心的破壞。它跟法西斯不一樣,不是殘害人的肉體,而是虐殺人的心靈,它製造一種恐怖給你一種壓力,讓你自己內心崩潰。

天津海河邊有個掛甲寺,從前有人游泳淹死了,撈起來蓋上草蓆子,等著家人認領。那些年間,草蓆不夠用,天天有人投河自盡,有老人,有青年,有腰間綁著嬰兒的女子……王蒙先生講過,那年月裡活不下去的,大多在政治磨難的同時也正遭受著家庭的不幸,還有哪個地方像當時的中國那樣,盛產親人朋友之間的兇猛、決裂和背叛?那也是需要一種文化和教養的。馮顧兩家,沒有這樣的文化,它出另外一種人。

能在苦難面前活下來,還是一種對生命的本能,就是懷有希望,不管它有多渺茫。我回想那些日子還真不是挨下來熬過來的,是有一種美好的東西在裡邊。我結婚時那破房子後來弄得——可惜那時候沒有相機不然我拍下來——挺好看的。磚壘的垛子上面鋪的木板,我愛人找幾塊布自己做得挺好看的鋪上。床腳下有兩個破箱子,紅衛兵把蓋兒都砸碎了,我會點木匠活兒,在院子裡拾的木條都給它釘好了,完了我愛人在上面拿破棉被做成一個小沙發,後面有墊,下面還有流蘇,歐式的那種,擺屋子裡也挺好。我們只有一個櫃子,也是抄家時讓人砸爛了的,我把它立起來,做了一個門,然後在那上邊用油漆畫了一些畫。我當時有句話,生活就是創造每一天。你的生活是你造出來的。它不美好是一個現實,但是你可以把它造美好了。

書畫、手稿、剪報,幾乎被磨平的搓衣板,妻子踮起腳尖擠在小旮旯裡洗衣服的小漫畫,兒子第一次畫的爸爸,兒子在寄居的屋子裡學彈鋼琴的樣子……星星點點都被保存。有多少人在回首往事時,拿得出這等對物的愛惜,對生命的珍重?

我對大地震的親身體驗,第一下並不是左右劇烈搖晃,是所有的東西和人猛地向上一蹦。我愛人的體驗是門框下邊最安全,當時她摔倒在門框下,屋裡屋外磚瓦下雨一樣砸下來,她居然一點沒受傷。

當時我睡在我們家,也就是長沙路那個閣樓的地板上。那一蹦的瞬間,我本能地撲向兒子的小床,剛把他拉起來,塞在肚子底下,床的上半截就塌了。整個地震也就40秒鐘,可我覺得太長了。後來鄰居告訴我,整個過程一直聽到我在喊,像在嚎,聽著很慘。但我根本不記得自己在叫。

我們挖了一個窟窿從樓上跑下來。那是凌晨三四點鐘,滿街的人都在跑,還有半裸的。我們住著過去英租界一片非常老的房子,很多都塌了,我愛人孩子的臉都是黑的,是老房子頂上掉下來的老灰。也顧不上擦臉,我拉著他們跑到路角一個空地,看看周圍沒有電線桿子會砸到他們,在一個菜店拿了個菜筐反過來,我說你倆坐在上面別動,我去看看,等我回來。回到院子去拿我的破自行車,鄰居說,你這褲衩,馮驥才。他給我一個工裝褲,短,露著兩截腿,都在流血。我蹬著自行車先去看兩家老人,都沒事,再把就近的朋友家轉了一圈。我記得一上午轉了36家,只有一個朋友腰被砸傷了我給他送去了醫院。我朋友始終特別多,路上一見,大馮你這腿怎麼砸成這樣都是血。都凝結了,還有土,也顧不上了。大家互相問問情況,我說我們家完了。他們就往我那個工裝褲胸前的兜裡塞錢,說你帶點錢走。一直到中午,我見著愛人孩子,跟他們一說,都沒事,沒有砸死的。後來知道天津一共死了一萬多人。我愛人問我怎麼辦,我說人家給我塞了好些個錢我也不知道多少。掏口袋,濕乎乎硬邦邦的一個疙瘩,全是汗。掰開數,一塊、兩塊,我記得就一張五塊的,數了半天71塊錢。

當時我和我愛人工資加起來也就一百出頭,「文革」十年我都沒有一次拿過這麼多錢。當時誰給了幾塊我都記得清清楚楚,30多年過去,記不清了,但我記得人世間真正的財富是什麼。

地震平息以後,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我那個腰被砸壞的朋友,他有一台海鷗相機,我借來爬上廢墟,所有人都在找被褥找衣服,就我在那兒拍照,我要把我整個的家照下來。一堵破牆上還垂著一本日曆,正是1976年7月28日,我把它扯下來,留到今天。一個人應該把他經過的事情記下來,這個想法也貫穿我寫《一百個人的十年》,「文革」一代人的經歷不應該讓它輕易翻過去。這也是作家的本質。我後來聽說巴金連每次出去的機票都留著,挺感動的,他珍惜生活的每一片羽毛,不讓它輕飄飄過去。但凡這樣的人內心都有一點傷感,他要精細地生活,要記錄生活。我後來做文化遺產搶救也一樣,我們見到的每一樣東西都必須做檔案。民間文化,就是時間創造的財富。

「文革」初,馮驥才望著父親用小車把家裡的物件一車一車推去單位的背影,體會父親的心情。從出生到現在,他在這座城裡搬過九次家,最大的在英租界腹地大理道,四棟樓;最小的8平米。許多次,四壁皆空,一點一點壘起來。人生無常,得失聚散間,他有一種對身外之物的淡漠。於是,我們談「貴族」和「最後的貴族」,這些在中國看起來虛浮無根的命名。

路易十六的王后上絞刑台的時候,踩到了劊子手的腳,她下意識地說一聲對不起,我覺得這是貴族。《簡·愛》裡的羅切斯特也是。貴族首先有很好的教養,他應該是一個文明的人。

有人理解貴族一個是有錢,一個是傲慢,我覺著這恰恰是土豪。土豪這個詞的發明真偉大。真正的貴族是一代一代慢慢養育出來的。第一代人一定帶有暴發戶色彩,所以托爾斯泰說過三代出貴族。貴族首先是精神的,不是物質的。他有一個不能輕易改變、帶有真理性的信念。他是跟責任連在一起的,他必須是有擔當的。

《那些說不出的慌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