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人意料的是，人們對導致文森特·梵高在37歲就英年早逝的這一影響如此深遠且後果可怕的意外事件所知甚少。
總的說來，可以肯定的是他死於1890年7月27日在巴黎以北20英里外的奧威爾鎮或是附近所受的槍傷。他是在所居住的旅店吃完午飯後，帶著繪畫工具外出去畫畫的某個時間受的傷。在晚飯剛過的時候，他回到了拉烏旅店，上腹部中彈。他請了醫生來治療，但他的傷口卻是致命的。大約在30個小時之後，文森特離開了人世。
當時照顧他的兩個醫生檢查了傷口，並動手仔細探查了他的上腹部。他們所得出的結論是：首先，子彈並沒有穿過身體而是停留在脊柱附近；第二，造成傷口的槍是一把小口徑的手槍；第三，子彈從一個罕見的傾斜角度射入體內（不是一直向前的）；第四，槍是從距離身體較遠的地方開的，而不是從很近的地方開的。1
關於槍擊沒有任何物證。沒有發現任何槍支。文森特在離開拉烏旅店時所帶的那些繪畫工具——畫架、畫布、顏料、畫筆、素描本——一件都沒有被找到。槍擊發生的地點從來沒有被最終確認過。沒有進行過屍檢，那顆致命的子彈沒有被取出來。沒有找到任何關於槍擊的目擊證人。事實上，沒有任何人可以站出來確證文森特在槍擊發生期間（大約五個小時）的行蹤。
在文森特返回拉烏旅店之後的數小時內，關於他是如何受此重傷的各種流言開始滿天飛。這些流言迅速地整合成為一個故事，描述了在7月27日所發生的狀況。根據這個故事（被幾乎所有後來的記述所採用），文森特從他所住的旅店的老闆古斯塔夫·拉烏那裡借了一把左輪手槍，並在那天下午他通常外出作畫的時候帶上了這把手槍。隨後，他爬上了河岸，步行了一段路程之後，來到了位於鎮外上方的那片麥田。就在這片麥田里，他放下他所帶的畫具，開槍自殺。這一槍未能致死（子彈沒有射中心臟），但卻使他失去了意識。等到他重新甦醒的時候，夜幕已經降臨，所以他無法找到那把槍。他只好從陡峭的河岸上蹣跚而下，回到拉烏旅店去尋求醫療救護。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這都是一個令人滿意的故事。它給一段不可否認的悲劇人生加上了一個合適的悲劇性結尾：一位痛苦而不被賞識的藝術家為了逃避世人的漠視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個故事不僅很早就出現了，而且很快吸引了人們的關注。在梵高死後的數十年中，他很快聲名鵲起，享譽四方，這個故事當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了1934年，這個故事已經被歐文·斯通永遠地寫進了他的暢銷小說《渴望生活》，文森特在麥田里自殺的故事永久地成為這位藝術家傳奇人生的一部分，20年後，在上世紀50年代，文森特·梵高的聲譽又上升到了新的高度，1953年是他誕辰100週年紀念，2三年後由《渴望生活》改編而成的奧斯卡獲獎影片上映後，他的傳奇聲譽成為了永遠的神話。
然而，當我們回顧已有的證據時，我們會發現可以證明這個故事的可信和可以被證實的證據幾乎沒有。這一附錄的目的，就是給出一段更為符合7月27日事件的已知情況和當事人的記載，仔細找出傳統敘述版本的來源，並且解釋為什麼在我們看來那個記述遠不夠可信。3
在電影《渴望生活》上映的同一年——1956年，一位名叫雷內·薩克裡頓的82歲的法國人站了出來，他講述了關於1890年他在奧威爾所認識的一個奇怪的畫家的故事。雷內是一位富有的藥劑師的兒子，他在巴黎郊區長大，文森特去世的時候他16歲。4他在巴黎最著名的公德賽中學上學，保羅·魏爾倫和馬塞爾·普魯斯特也曾在這所中學學習，斯蒂芬·馬拉美和讓—保羅·薩特曾在這所中學任教。5
雷內和哥哥加斯頓每年夏天都會到奧威爾的瓦茲河畔父親的別墅旁垂釣和打獵。6雷內是一個好動而有探索慾望的少年，比起他就學的那所負有盛名的學校，他更喜歡到戶外活動（上學期間他經常逃課）。在這方面，他和加斯頓截然不同。加斯頓是個敏感的18歲少年7，與釣魚和射擊相比他更喜歡藝術和音樂。通過加斯頓，雷內認識了文森特·梵高。在1956年法國作家維克多·杜瓦托進行的一系列訪談中，雷內告訴杜瓦托，加斯頓和文森特圍繞藝術話題多次交談過，最終文森特主動找加斯頓陪他聊天。8
雷內自認為是一個不愛好藝術的俗人，9所以對於他們的藝術討論很是鄙視，但迫於要陪伴哥哥，他花了好多時間來觀察這個奇怪的荷蘭人。在與杜瓦托的訪談中，他描繪了自己印象中的梵高，所展示的細節證明了他們的關係曾經很親密並有過多次的接觸。他的描述與他所不知道的其他描述基本相符，但和《渴望生活》中宣傳的理想化的梵高形象卻不盡相同。（「他把文森特割壞的耳朵比作憤怒的貓的耳朵，或是大猩猩的耳朵。」10）雷內描述了文森特的衣著、眼睛11、嗓音12、步態、對於烈性酒的品味13，還有與他共坐在一個咖啡間裡的情形。14
儘管如此，但是雷內依舊不承認自己是這位著名畫家的朋友。事實上，恰恰相反。當雷內不和哥哥在一起的時候，他會和另一群喜愛吵鬧的男孩待在一起：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像薩克裡頓兄弟一樣，在巴黎上學，夏天的時候在奧威爾度假。因為雷內有著愛冒險和愛探索的天性，同時又喜愛惡作劇，所以這些男孩都喜歡跟著雷內。作為一個高明的神射手，他帶著他們去狩獵探險。他們去捉松鼠、兔子或者是他們能在樹林和田野中找到的一切。他帶他們到瓦茲河畔魚最多的地方捕魚。他還帶他們參與到帶有色情意味的冒險中。15通過與主管兒子的關係，他經常從紅磨坊帶女人過來（雷內稱她們為我們的「餐廳女郎」），同時為了讓他的同伴和女朋友們高興，他還組織划船和野餐。16
雷內還從巴黎帶了一些其他的東西：一套牛仔服，這是前一年（1889年）在參加世界博覽會時，他觀看水牛比爾表演牛仔戲時買的。17它包括一身有流蘇的鹿皮束腰外衣、一雙靴子，還有一頂帽簷外凸的牛仔帽。它的放蕩不羈正好符合雷內傲慢的精神、對冒險的喜愛和對尋歡作樂的熱愛。18為了增加這身行頭的可信度（毋庸置疑，也是為了真正對別人構成威脅），他還為這身衣服搭配了一把真槍。雷內對杜瓦托這樣描述了那把槍：那是一把老式的380口徑的手槍，已經散架，只能在某些情形下使用。19但它還是很好用的。當他不去表演水牛比爾抵抗印度人的入侵時，他就用這把槍打松鼠、鳥，還有游到他的船附近的各種魚。無論他是否穿著牛仔服，他永遠都把槍放在他的帆布背包裡。所以那不是一個玩具，無論他在何種程度上把它只當作玩具。
據雷內所說，這把槍是古斯塔夫·拉烏賣給（借給）他的。古斯塔夫·拉烏是旅店老闆。20
在鎮上的時候，雷內和他的追隨者有另外一種他們喜歡的消磨時光的活動：捉弄加斯頓的朋友，就是那個奇怪的、叫文森特的荷蘭人。21他們把鹽放在他的咖啡裡，然後在遠處看著他把咖啡吐出來再生氣地咒罵。雷內回憶說他們把一條蛇放在他的顏料盒裡，當他發現這條蛇的時候，他幾乎要暈了過去。雷內注意到文森特有時在思考的時候會吮吸乾的畫筆，所以在文森特沒看到的時候，雷內就用紅辣椒擦拭畫筆。雷內承認這些行為都是為了「使文森特發狂」。22
文森特面對這些捉弄選擇了不生氣。逐步升級的捉弄也沒有讓雷內成為他的敵人。文森特給這個16歲的少年起了一個綽號「恐怖的熏鯡」，以玩笑的方式讚揚雷內是個天生的捕魚者。文森特經常看到他穿著那套狂野的西部行頭，所以也叫他「水牛比爾」。但據雷內所說，因為文森特有很「奇怪的口音」，所以他說出的名字是「衰牛屁爾」23，每次他說這個名字的時候都會引起人們的嘲笑。
雖然文森特避免和跟著雷內的那夥人接觸24（就像在任何他居住過的地方，他都避免和讓他煩惱的人接觸一樣），但他承受著雷內的戲弄卻從不抱怨，甚至脾氣很好（他在寫給提奧的信中從沒提過被戲弄）。這兩個人繼續在拉烏旅店裡喝酒，也在古老的瓦茲河畔的偷獵人酒吧裡喝酒，這個酒吧距離小鎮有一英里遠——雷內稱這裡是「我們最喜歡的酒吧」。25文森特原諒喜歡惡作劇的雷內，部分是因為他想與加斯頓保持少見的良好友情，據雷內所說，文森特認為加斯頓在繪畫方面的想法是超前的。26當然他也很感激這對兄弟經常為他支付酒吧的賬單。27薩克裡頓兄弟對他而言也是極好的陪伴——他們來自一個極受尊重的資產階級家庭，在文森特吸引提奧和他的家人到奧威爾來的虛妄計劃中，這對兄弟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28
而且雷內·薩克裡頓也為文森特提供了他在別處無法獲得的東西：女人。（奧威爾沒有妓院。）29
雷內發現，當文森特看到那些來自巴黎的餐廳女郎時，他的目光充滿渴望。當雷內和他的同伴在河畔親吻並撫摸自己的女朋友時，文森特在遠處看著，既興奮又羞怯。雷內對杜瓦托說：「梵高會很謹慎地看向另一邊，對於我們這些小孩來說真是很有趣。」30雷內總是在找新的辦法來折磨哥哥的朋友，他鼓勵這些女孩用詭計去引誘這位謹慎的畫家——「讓她們賣弄風騷來吸引他的注意力。」31
當這些吸引注意力的行為對梵高沒有起到明顯的效果時，32雷內開始設想「他被割掉的可能不僅僅是耳朵」，33但是之後他發現梵高的口袋裡裝滿了色情圖片和圖書。34一次，雷內發現他在樹林裡手淫。35這件如此丟臉的事給了雷內新的機會變本加厲地嘲笑和作弄文森特。雷內還給他起了個新綽號：「寡婦手腕的忠實情人」。36想要把文森特逼瘋變得越發容易。雷內回憶道，逐漸地「他難以忍受這一切」，「有一天他氣得滿臉通紅甚至想殺了所有人」。37
這就是1890年7月間文森特和雷內·薩克裡頓之間的惡意關係。在梵高百年誕辰紀念後的第十年，另一個目擊者站了出來。這位女士的父親1878年曾住在梵高在奧威爾最喜愛的作畫地點附近，38那兒也是偉大的法國巴比松畫派名家查爾斯·多比尼過去的住所和花園，20世紀60年代，當她接受梵高的傳記作者馬克·特拉包特的專訪時，只用了她婚後的名字，利貝熱夫人，1890年時她快有20歲了。39
利貝熱夫人並不接受梵高在奧威爾公墓上的麥田里受了致命傷這一傳統說法。她告訴特拉包特：
我不知道為什麼人們不說出真相。並不是在那裡，什麼公墓旁邊……梵高離開拉烏旅店，去往夏彭瓦爾村。在布歇街他走進了一個小農場。在那兒他躲在了糞堆後面。然後他做出了幾小時後導致死亡的行為。40
利貝熱夫人說她的父親是個傑出的公民，很多年前他就告訴了她這些。「這都是我父親的親口所言，」她說，「為什麼他會想要編這樣一個荒誕的故事來偽造歷史呢？任何認識我父親的人都會告訴你他從來都是讓人信任的。」41
數年後，另一個奧威爾居民，貝斯夫人證實了利貝熱夫人的故事。她告訴一個記者說她祖父「那天看見文森特離開拉烏旅店去往夏彭瓦爾村」。42這位目擊者說，她祖父看見梵高走進了布歇街的一個小農場，然後聽到一聲槍響。貝斯夫人說等過了一會兒，「他又自己走進了那個農場，但那兒看不見其他任何人。沒有手槍也沒有血，只有一堆糞」。
夏彭瓦爾村和公墓後的那片麥田處於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者在拉烏旅店的西邊，而後者在它的東邊。貝斯夫人提到的布歇街和通向夏彭瓦爾村的路相交，就在拉烏旅店西邊不到半英里外的地方。當時，通向夏彭瓦爾的路（現在叫卡諾街）兩旁是帶著圍牆的農場，正和兩種說法裡描述的一樣，而這兩種說法時隔近30年。糞堆是這種農場的一個普遍特徵。文森特經常沿著通往夏彭瓦爾的路步行去往四英里外的蓬圖瓦茲，在那兒他能享受到更好的火車郵遞服務，收取巴黎寄來的物資或者寄送他自己的作品。43通往夏彭瓦爾的路還直接通向瓦茲河的一個河灣，此處位於奧威爾和蓬圖瓦茲中間，在那兒經常能找到雷內·薩克裡頓，44一來那裡是垂釣的好地方，二來那兒有他最愛的酒吧。45雷內總以這兒為起點開始他的冒險旅途，沿著通往夏彭瓦爾的路進入奧威爾鎮。
奪去文森特·梵高性命的那次槍擊可能並不是發生在麥田，而是在通往夏彭瓦爾的路上的某個農場的裡面或附近，就像利貝熱夫人和貝斯夫人所敘述的那樣。另外，射出致命子彈的那把槍或許並不是文森特·梵高帶進農場的，他對槍支一無所知也根本不需要它，帶進那把槍的也許就是去哪兒都帶著380口徑小手槍的雷內·薩克裡頓。他倆可能是在通往夏彭瓦爾的路上偶遇對方的，或者是一起從他們最愛的酒吧回來。幾乎確定無疑的是加斯頓和他倆在一起，因為文森特會盡可能地迴避雷內，不論是當雷內獨自一人還是和他那幫小跟班們在一起時。
一直以來雷內都刻意地激起文森特的怒火來戲弄他。文森特也有過暴力發洩的歷史，尤其是在酒精的刺激下。一旦雷內帆布包裡的槍被掏了出來——無論是蓄意還是意外，在任性妄為、對西部荒原充滿幻想的少年，對槍支一無所知的酒醉畫家，46和一把年久失修、隨時可能走火的老槍之間，任何事都可能發生。
在受傷的狀況下，文森特一定是扔下了所有隨身攜帶的畫具，踉踉蹌蹌地衝上街道，向拉烏旅店走去。起先，他可能不清楚自己傷得有多重。傷口沒有大量出血。47但最初的衝擊一過，腹部傷處傳來的疼痛一定令他極其痛苦。48薩克裡頓兄弟很可能是被嚇壞了。他們是否試圖救助文森特也不得而知，但顯然在匆忙衝入無盡暮色中之前，他們還有時間且足夠鎮定地收走了那把手槍以及文森特的所有隨身物品——這樣，當貝斯夫人的祖父緊接著去查看（如果他確實做了）的時候，就只發現空空的農場和糞堆了。
對1890年7月27日系列事件的這個假設性重構解開了許多矛盾，也填補了很多缺口，並將自槍擊發生那天起就主導著梵高神話的傳統自殺說法中雜亂的碎片拼湊在了一起。
·它解釋了為什麼即使有一名警察第二天就著手調查此事，發生地附近的所有證據仍消失得如此之快而且再不見蹤影。以當時的傷勢，文森特根本無法事後清理得如此乾淨，除了有罪的共犯，沒人有理由將他遺留下的不值幾個錢的大部分畫具拿走、藏起來或是處理掉。薩克裡頓兄弟在暮色中匆匆掩蓋此事時，或許也漏掉了些什麼——一滴血或者一個廢彈殼，但警察永遠也不會找到，因為他們其時正在搜查的是遠處的麥田，而不是通往夏彭瓦爾的路上的那些農場。
·它解釋了檢查文森特傷口的醫生在報告中提到的奇怪之處：首先，槍擊是在腹部而不是在頭部；其次，子彈是以一種不一般的傾斜角度射出的——而自殺時子彈通常是直射進去；再者，子彈顯然是從距離文森特「很遠的」地方射出的，遠到他根本不可能扣動扳機。49
·它解釋了文森特是怎樣在負傷的情況下從槍擊現場到達拉烏旅店的，儘管腹部中彈，每走一步疼痛就更為劇烈。即使是從布歇街到旅店這樣一段相對較短的半英里路程——一段平緩道路上的直線路程——也必定讓人耗盡了力氣。在逐漸昏暗的暮色下，順著一條陡峭崎嶇的小路，沿著森林密佈的河岸從那片麥田走下來（後來的傳說是如此描述的），在他當時的狀況下幾乎是不可能的。
·它解釋了分別有兩個目擊者在事件發生當晚看到文森特走在通往夏彭瓦爾的路上。據目前所知，沒有目擊者看見文森特出現在傳統說法中的開槍自殺的麥田（在小鎮的另一頭）附近。也沒有任何人能證明他出現在從麥田到拉烏旅店必經的長路的任何一處。因為在7月的溫夏夜，許多村民在日落後出來吃飯喝酒、抽煙聊天（拉烏一家也是如此）。文森特可能走的所有從麥田到拉烏旅店的道路都是熱鬧的公共街道，並且他那樣明顯地步履蹣跚，總會有人在那晚看到他經過那條傳說中的路。
·它解釋了為什麼文森特自殺後沒有留下遺書，也解釋了為什麼提奧在槍擊發生後的數天內整理文森特的房間和畫室時並沒有發現任何「道別」的痕跡。它解釋了為什麼那天文森特在遠足時還費勁地拿著一堆畫布、顏料和其他必需品——如果他根本不打算回來的話，他不太可能這麼做。
·它解釋了為什麼當他第一次（而且是唯一一次）槍擊失誤後，沒有「徹底解決自己」，反而選擇了一條小路，痛苦而尷尬地回到他在拉烏旅店的閣樓小屋中。50
·它解釋了關於梵高的自殺敘述中提及的一垛乾草堆的神秘消失。最初一則有關槍擊的書面記錄（在一個參加葬禮的追悼者的信中）說文森特「在開槍自殺前將他的畫架靠在了一垛乾草堆上」。51但是後來對故事的複述中就省略了這一細節，大概是因為在許多人誤認作梵高最後的畫作《有烏鴉的麥田》中，沒有乾草堆出現。實際上，經後來的目擊者回憶，最早報道中的「乾草堆」幾乎可以肯定是「糞堆」。
·它解釋了為什麼帶來致命一擊的槍的來源在70年後才被揭露，即使在槍擊發生時應該有不少人認識這把槍。奧威爾是一座小鎮，在法國鄉間左輪手槍還是件稀奇物，52古斯塔夫·拉烏的生活十分公開，而雷內·薩克裡頓又喜歡帶著槍到處公開炫耀，所以兩人的許多朋友肯定對這位旅店店主的罕見武器十分熟悉。拉烏的女兒艾德琳在其早先關於梵高之死的敘述中沒有提及任何她父親和致命武器之間的關係。直到20世紀60年代她最終承認父親擁有武器時，她卻將雷內·薩克裡頓從她的敘述中省略掉，聲稱文森特是為了驅散烏鴉才向她父親提出請求，並直接從她父親手中拿到槍的——顯然這是一個經過改編的說辭（很可能是她父親的意思），目的是向警方解釋他的手槍是如何被捲入了這場致命的槍擊案中，也掩飾了他自己將槍交給一個臭名昭著的好鬥少年的過失，同時讓薩克裡頓兄弟（他們的父親是富有和顯赫的主顧）免於接受令人尷尬的漫長調查——甚至是審訊。這一切都基於拉烏幾乎肯定地認為這是一個不幸的意外，或充其量只是一個不幸導致了嚴重後果的青少年的惡作劇。
·最後，這個重構解釋了為什麼根據當時的目擊者的說法，文森特對自殺行為的「懺悔」是那麼猶豫，言不由衷，以及躲躲閃閃。當警方直接詢問文森特說：「你是不是想要自殺？」時，他不太確定地回答說：「是的，我認為是這樣的。」53當他們告訴他企圖自殺是一種罪行時，他似乎更關心其他人會不會被問責，而不是他自己是否會被定罪。「不要指控任何人，」他回答說，「是我自己想要自殺的。」54我們可以自然而然地推論，任何自殺都本應包含個人的動機和單獨的行動，既然如此，為什麼文森特還要竭力地主動聲稱這件事是他獨自一人所為？為什麼他力勸警官不要因槍擊「指控任何人」，並堅持獨自承擔所有責任？文森特早前辯解說沒有其他人參與此事，令人頗為費解，這種辯解表明了一個意圖——實際上，是一種決心，他想保護薩克裡頓兄弟，不讓他們和此次事件有任何牽連。55
但是為什麼文森特會如此大費周章地保護薩克裡頓兄弟，尤其是折磨他的雷內，使他們免於警方的調查甚至是起訴呢？為什麼明明他是一場可怕事故或更糟糕狀況的受害者，卻還反覆「坦白」說是自己想自殺才開了槍？
我們相信答案是因為文森特渴望死亡。「可憐的傢伙，他沒有享過多少福，」提奧在文森特臨死之際的床邊如是寫信給他的妻子，「要是我們能讓他更相信生命的意義就好了。」56來奧威爾參加葬禮的愛彌爾·貝爾納描述說文森特曾表達了「求死的慾望」。57另一名文森特臨終之際的見證者保羅·加歇醫生僅僅在葬禮兩周後就寫信給提奧，表達了對「文森特對於生命的不折不扣的蔑視」的敬慕，58並將文森特的結局與擁抱死神的殉道者相比較。正如文森特自己曾寫過的（且在下面加了醒目的下劃線）：「我不會特意尋死，不過一旦死亡降臨，我也不會逃避。」59
實際上，不論是意外、疏忽，還是惡意所為，雷內·薩克裡頓可能帶給了文森特一種他期待已久卻不願或不能自己實施的解脫，因為文森特終其一生都將自殺貶作「道德上的懦夫行為」和「不誠實的人的行為」。60在結束了糟糕透頂的巴黎探訪之後，文森特痛苦地意識到自己給提奧和他的小家庭施加了多重的負擔，毫無疑問他覺得自己「抽身離開」的機會到了——正如他1888年從巴黎離開一樣，再不讓弟弟繼續為他頭痛（見第二十九章）。
達到了這些目的，文森特再將薩克裡頓兄弟——即便是淘氣、粗心的雷內——拉進來接受公眾質問和忍受羞辱就沒有必要了。
我們的重構很大程度上依托於維克多·杜瓦托在1956年和1957年對雷內·薩克裡頓的採訪，同一年雷內就在83歲的高齡去世了。61而他的愛好藝術的哥哥加斯頓62後來則成為一名頗有些名氣的夜總會駐唱，給一些二三十年代的電影寫歌63，甚至在其中一些電影中出鏡，64雷內的生活則和藝術圈毫無關係。在度過了喧鬧騷動的青少年時期後，他安定下來，成為了社會上一個富有而受人尊重的人士。在漫長而傑出的職業生涯中，他當過銀行家、商人和射擊冠軍。65
高齡的雷內仍是一個極好的證人。經常見他並與他通信的杜瓦托說他一直保持良好的身體和心理狀態，直到去世。66不同於許多其他的證人，雷內是在文森特死後並成名很久之後，才第一次作出了他對文森特最後日子的講述。他站出來說話不是為了將自己和大師扯上關係或讚美他的不朽，而僅僅是為了讓記錄更為真實。他曾在《巴黎競賽》上看到了一篇關於電影《渴望生活》上映的報道。這篇報道特別刊載了一張演員柯克·道格拉斯扮成文森特·梵高的劇照。道格拉斯英俊健康的形象與真實情況不符，激發了雷內對於真相的責任感，以至於他再也無法繼續隱瞞事實。他對杜瓦托說，這張照片「和我們那看起來更像是穿著鞋的流浪漢的朋友沒有半點相似之處」。67總體來說，雷內對杜瓦托的敘述不但與主導整個時代的斯通和好萊塢對於梵高形象的設定截然不同，而且詳盡，有說服力，有內在的連貫性，經得起核查，沒有蓄意誇大事實或有失偏頗，沒有加入他自己的主觀臆斷。實際上，他的敘述常常在有意或無意間流露出一種自責的意味。
然而，儘管雷內以驚人的坦誠透露了他對文森特的侮辱和挑釁行為，但他卻從來沒有承認過他在1890年7月27日畫家的致命槍擊事件中起到的任何直接的作用。關於那天的事件，雷內告訴杜瓦托，文森特之前就已經從他的帆布背包中偷走了槍。他不確切地回憶說，在當年7月的某個時間他和加斯頓動身前往諾曼底的家族別墅。他是在巴黎的一份主要日報上最先知道了梵高的死訊，68雖然他已經不記得那份報紙的名字，也找不到當時那篇關於死訊的報道。但是他的否認卻與他接下來的敘述並不一致。因為他的這部分回憶表現得如一個在為案宗辯護的律師一般謹慎。比如他告訴杜瓦托無論去哪兒他都會帶著他的帆布背包——但是他卻直到去了諾曼底才發現包裡的槍不見了。另外，他暗示文森特在自殺那天就已經從他那兒把手槍偷走了，這說明雷內本人當時仍在奧威爾。69
在他情緒高漲的自白和支支吾吾的否認之中，我們聽到的是一個終其一生對真相守口如瓶的人發出的聲音，然而不說出真相——或者說至少大部分真相，他無法安然死去。
文森特之死是由一次未遂的自殺導致的，這種傳聞流傳了70餘年。對於槍擊最早的報道——事發之後的幾天內立即寫成的——沒有提到過自殺。文森特的主治醫生之一保羅·加歇7月28日寫信給提奧讓他來奧威爾時，70對於文森特傷勢的具體情況和性質都隻字未提，只是說他「弄傷了自己」。71
在提奧守候在文森特病榻旁邊給喬作的那些匯報中，他也沒有暗示說他的哥哥曾試圖自殺——或提奧自己懷疑哥哥意圖自殺。72他把哥哥描繪成一個雖然悲傷（「可憐的傢伙，他沒有享過多少福」）73但沒有自殺傾向的人。他的房間或畫室裡沒有什麼東西表明他有自殺的意圖。他沒有留下遺書。連畫室他都沒有整理一下。74他最近的信中充滿了輕鬆愉悅的情緒，75以及對奧威爾的新家引人入勝的描繪。76事實上，在事發前幾天他訂購了大量的新顏料和其他一些生活用品——這些行為完全不像一個打算要結束生命的人會做的事，尤其是一個對花弟弟的錢如此敏感的人。
另外，提奧清楚地知道，文森特向來都用極其激烈的言辭來反對自殺行為。他將其稱為「可怕的」或「邪惡的」行為77。在他看來，自殺是懦夫的行為78和不誠實的人的行為79。因此，哪怕1881年在博裡納日時他已經處在絕望的邊緣，但他依然向提奧保證：「我真的不認為我是一個有自殺傾向的人。」80德倫特時期也一樣，在他的另一個情緒的低谷期，他依然清楚地明白他對自殺的感受。他說：「就避世消失而言，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你和我永遠不該那樣做，更不該自殺。」81
提奧足夠瞭解哥哥，因此提奧知道如果哥哥想自殺的話，他不會選擇槍這種他幾乎完全不瞭解的自殺工具。82而且，他很懂毒藥，所以如果他想自殺，他大可以利用他對毒藥的瞭解來減少自殺帶來的麻煩以及要承受的痛苦。83文森特認為，在各種不同的自殺方式中，溺亡是最「富有藝術性的」，84也是他唯一曾經威脅過要使用的方法（只在生氣的時候提過一次）。85
第一個提出文森特可能試圖自殺的評論家既沒有親眼目擊他中槍，而且在文森特去世時也不在場，7月30日，愛彌爾·貝爾納來到奧威爾參加文森特的葬禮。兩天後，他寫了一封信給批評家艾爾貝·奧裡耶——兩年前在阿爾，貝爾納曾給他寫過一封信，信中以聳人聽聞的方式戲劇化地講述了割耳事件。86這封信包含了中槍事件的第一個記錄以及表明梵高試圖自殺的第一個證據——「週日晚梵高走進奧威爾的鄉間，他把畫架倚在乾草堆上，然後走到別墅後面拿一把左輪手槍朝自己開了一槍。」87
這一解釋的根據是什麼呢？貝爾納稱，他從鎮上的人特別是文森特去世的那家旅店的老闆古斯塔夫·拉烏那兒瞭解到了一些細節。但是貝爾納是一個極其擅長杜撰的人，88拉烏也沒有留下任何解釋，因此直到葬禮舉行時，奧威爾仍然充斥著毫無根據的謠言。警方開始調查中槍事件並訊問目擊者。很快，那些知道文森特曾暫住精神病院和那些見過他的畸形耳朵的人將梵高的自殘行為和自殺行為聯繫起來——這種聯繫被之後的調查推翻了。89人們越來越懷疑文森特死於自殺，以至於當地的修道院院長不允許用教區的靈車運走文森特的屍體，也不答應將他葬在教堂附近。90
一周後（8月7日），當地報紙《蓬圖瓦茲報》上的一篇報道反駁了聳人聽聞的自殺謠言，並且直截了當地將這次事件報道為一場意外，這一觀點明顯地由文章的開頭體現出來：
7月27日週日，正暫住奧威爾的37歲荷蘭畫家梵高在田間被左輪手槍射中，但萬幸只是受傷，之後他回到自己的房間，兩天後在那兒去世。91
事實上，在調查這起案件時，警方開始肯定並認為他們處理的是一起意外中槍事件。92從多方面的訪談中，他們很快瞭解到文森特不習慣使用槍支（從來沒有人見過他拿槍），93他有時會酗酒，甚至在外出作畫時也隨身帶著酒，他的舉止笨拙而又魯莽，因此警方傾向於認為這是一場意外。94
根據後來的調查所顯示的結果，他們肯定知道：在所有開槍自殺的案例中，絕大多數人（98%）都會朝自己的頭部而不是胸部或腹部開槍。95而且梵高在中槍後立刻就醫的行為也表明他是意外中槍。一個真正下定決心要自殺的人會再開一槍來結束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像梵高那樣在腹部中槍後艱難地冒險回到拉烏旅店去。96顯然再開一槍要輕鬆得多，承受的痛苦也要少得多。文森特的主治醫生或許已經告訴過負責這個案件的警察，致命的一槍是「從遠處」97一個奇怪的角度射出的，前者說明是槍意外走火了，後者說明扣動扳機的另有其人。
事實上，警察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不在於槍擊是自殺或是意外，而在於有沒有其他人牽涉其中——手槍和文森特所有畫具的不翼而飛使得這個可能性很高。白天的全面搜索沒有找到任何失物（當地人也沒有上交任何東西），我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假設：無論是在槍擊發生的當時或是之後，有人馬上藏起了證據，或是將證據給處理掉了。
但是貝爾納杜撰的藝術家被迫自殺的戲劇性故事，已在文森特傳奇裡埋下了種子，任何合情的推理或證據的缺乏都無法將其根除。即使是那些有1890年7月27日事件的第一手資料的人們，也被這一杜撰的魅力深深影響。在文森特受傷的當天，23歲的荷蘭藝術家何西格恰巧在拉烏旅店投宿。1912年，當何西格在22年後第一次回憶起他在1890年的那個晚上的所見所聞時，他並沒有提到自殺。他只記得文森特說：「去幫我找個醫生……我在野地裡把自己弄傷了……我用左輪手槍向自己開了一槍……」98——這和加歇的表述一樣，既適用於一次存心的意外事件，也適用於企圖自殺的行為。
直到1934年——這一年歐文·斯通通過《渴望生活》一書將貝爾納所描述的悲劇故事定格了，何西格才證實了文森特在44年前，即1890年7月那天的自殺企圖。「我看見他躺在那狹小閣樓的小床上，攥緊拳頭，十分痛苦，」他告訴一位來訪者，「『我實在受不了了，於是我朝自己開了一槍。』他說。」99
由貝爾納的那封信而開始的故事——企圖在麥田里自殺的故事——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得以變得更為翔實，因紀念文森特誕辰100週年而觸發的長達十年的畫家生平及作品的慶典也由此開始。將貝爾納單薄的故事變成對文森特最後日子的明確敘述主要是由艾德琳·拉烏完成的，她是旅店老闆古斯塔夫·拉烏的女兒，槍擊發生時她13歲。在五六十年代，艾德琳不斷地接受關於文森特之死的採訪，並為其添枝加葉，每次講述都會提高故事的戲劇化程度。100
艾德琳的描述與貝爾納的故事大致相同。如貝爾納那樣，艾德琳表示她的父親古斯塔夫是她信息的根本來源。至於旅店老闆沒有親眼所見的那部分——如槍擊過程本身，艾德琳聲稱，文森特在臨終前的幾個小時裡，向她父親道出了真相。就這樣，被迷霧籠罩了長達60年的事件瞬間變成了內容豐滿翔實的記錄。例如，以下是艾德琳在1956年對槍擊當天的描述——這是她的第一次講述：
文森特走向他之前畫過的奧威爾城堡後的麥田。住在巴黎墨西拿街的戈瑟蘭先生是這座城堡的主人。城堡離我們家有500米的距離。爬過一段邊上有大樹遮陽的但相當陡峭的山坡，就能到達那裡。我們不知道他距離城堡有多遠。那天下午，就在沿著城堡外牆鋪就的路上——按照我父親的理解，文森特向自己開了槍，然後昏了過去。直到夜晚的涼意襲來，他才甦醒。他趴在地上想要找到槍結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卻怎麼也找不著。（即使第二天也沒有找到。）後來，他站起來爬下山回到屋子裡。」101
艾德琳·拉烏的表述之所以難以讓人信服，原因有這樣幾點：（1）根據她自己說的，她的自述大部分都是傳聞：102這些表述都是對她父親的所見所聞的回憶，而非她的親身經歷。（2）她許多的講述經常有內在的矛盾，不同的講述之間也存在矛盾。103（3）由於艾德琳決心要證明她父親與知名藝術家關係親密（這一計劃也成了她的終身事業），她的講述被扭曲了。104（4）她後期的描述比前期的要詳細得多。尤其是她經常增加對話來增加故事的戲劇性，105有時甚至出人意料地描述整個場景。106（5）她似乎時常調整以往的講述，以便回應評論家的說法，或者糾正自己描述中的矛盾之處。107
艾德琳常常順應不同時間和場合改變她的描述，而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在最後幾次的採訪中（20世紀60年代）驚人地承認了殺死文森特的那把左輪手槍屬於她的父親108——這是在過去的70餘年裡，無論是艾德琳還是她父親都從未主動承認過的事實，儘管人們對文森特獲取這一致命武器的地點和動機展開過深入調查。109
艾德琳的新描述證實了雷內·薩克裡頓的故事中手槍屬於艾德琳父親的部分，但並沒有證實雷內所說的文森特從他的帆布背包裡偷走手槍這一不在槍擊現場的證明。反而，她告訴採訪者（特拉包特），文森特向她父親借手槍「為的是嚇走烏鴉」——這顯然是在說謊，因為文森特並不怕鳥，他尤其認為烏鴉是好徵兆。110然而在她講述這一故事的時候，人們普遍認為文森特的最後一幅畫是《有烏鴉的麥田》，111這樣的認識給艾德琳的故事增添了可信度，同時也為這幅畫增加了深度。如今我們知道《有烏鴉的麥田》繪於7月10日左右，也就是致命槍擊的兩周前。112
我們對於1890年7月27日事件的復原，基於對所有公共記錄裡直接證據和間接證據的分析，同時也是在比對了所有與當天事件有關的證詞後得出的，其中涵蓋了從艾德琳·拉烏的多次講述到雷內·薩克裡頓的臨終坦白。
我們重構的事件經過也正是約翰·雷華德在20世紀30年代採訪文森特死後一直居住在奧威爾鎮的居民時所聽到的故事。雷華德是一位無與倫比的、正直而縝密的學者，最終成為了印象主義和後印象主義的終極學術權威。他著有兩份權威研究報告和許多其他書籍，其中包括有關塞尚和修拉的書。他所聽聞的故事是「年輕小伙子意外地射中了文森特」，「由於害怕被指控謀殺，他們不願意說出事實，文森特決定為保護他們而犧牲自己」。113
50年以後（1988年），雷華德向一位叫威爾弗雷德·阿諾德的年輕學者詳細講述了這個故事，後者將其寫入了於1992年完成的《梵高：化學品、危機和創造力》一書中。阿諾德公開聲明這一故事應歸功於雷華德，後者於兩年後去世。除了明顯沒有「糾正」阿諾德的報道以外，據我們所知，雷華德從未直接證實或者質疑他在奧威爾聽說的關於文森特之死的講述。然而，雷華德的確曾修訂了他那本有著巨大影響力的後印象主義的概述，在書中他引用了維克多·杜瓦托對雷內·薩克裡頓的訪談，第一次披露了那把殺死文森特的手槍是年輕的雷內從古斯塔夫·拉烏那裡得到的。114雷內·薩克裡頓談到他如何戲弄甚至是「折磨」這位畫家，並給了他那把置他於死地的槍（無論是否有意）。作為一位一絲不苟的學者，雷華德意識到，這個負罪感深重的故事恰恰證實了雷華德20年前曾聽到的關於兩個年輕人無意間造成了文森特·梵高之死的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