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蕤究竟是不是隱者?或許,我們還可以換個方式問:趙蕤是一個什麼樣的隱者?
自古仕、隱兩途,本來有著全然不同的價值觀、生命情調,或是國族信仰。然而到了唐人的時代,隱之為事,卻一步、一步,不著痕跡地,逐漸演變成為一種仕的進程,甚至手段。
直到決意將《長短書》抄校完成之前,趙蕤從來沒有疏忽過整個大帝國的動態。他到城市裡行醫,總是會留意京畿傳來的消息。朝廷所作所為,不只是空穴來風,還有邸報。
自漢以來,諸侯郡國皆有「邸」,「邸報」即是通奏狀報,傳達君臣之間的音問消息;又稱「邸鈔」、「朝報」、「宮門鈔」。到了隋代,開發出雕版印刷的技術,邸報始以密集的形式交換著帝國中央與各地方的訊息。一般常通過馬遞、步遞,銜接江河行舟,將詔令、要政、公文書信傳遞到各個州縣。臣民因之而得以得知皇室的活動、帝王的詔旨、官吏任免、大臣奏章和較為重大的軍政新聞。
傳遞書狀新聞,也有程途期限。承平年月,倘無饑饉荒災、兵戎禍亂,吏卒行止亦有定制:水路逆水行重舟,河行每日三十里,江行每日四十里;空舟則河行四十里,江行五十里。步遞之人,依階秩分為「健步」、「送鋪卒」以及「步奏官」等,視程途難易,一日行一至兩驛,約在五六十里。馬遞必須日行六驛,一百八十里,緊要的消息則日行三百里。
除此之外,據一個約較趙蕤、李白晚一百五十年的唐憲宗、僖宗朝中書舍人、職方郎中孫樵的發現和記錄,開元年間已經出現了一種不具備名目的官方文件,幾乎等同於邸報,每件一紙,每紙十三行,每行十五字;行間墨絲間隔,總文欄以粗框,也是雕版印刷。
孫樵在他的著作《經緯集·卷三》中寫道:「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系日條事。不立首末。」非但如此,孫樵還給這樣的新聞紙起了一個名目,呼為「開元雜報」。
這一類「雜報」上的消息顯然是第一手的載錄,卻未必為後世史家所取。像是:
三月,戊寅,以單于大都護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於光順門。
這一件事,根據「雜報」所錄,明明發生於開元十八年三月戊寅日;但是《資治通鑒·卷二百十三》卻系之於六月丙子日。
趙蕤常會從當時尚未命名的這種「雜報」上得知朝廷的動態,像是「壬午,上幸鳳泉湯,癸未還京師」、「三月丁卯,上幸驪山溫泉,丁辰還」以及就在李白前來投師之前整整兩年,朝廷所發起的一項變革。
那是開元四年間的事,至今趙蕤已經不太記得確切的時日,大旨是皇帝下詔:員外郎、御史、起居舍人、拾遺、補闕等等供奉官不必再受「銓選」。換言之,這些清要官只要有了一個「出身」—無論是通過科舉、門蔭、雜色入流或者是軍功晉陞;總之是具備任官資格之後,不必再像先前那樣,還得通過身、言、書、判或是武藝比試之類的考選煎熬,便可以「進名敕授」,由朝廷直接任命了。
先說「銓選」。禮部所主持的進士、明經諸科考拔出人才以後,還得轉由吏部銓選;也就是進一步接受官僚體系內部所舉行的考核,在這個階段,有所謂「身言書判」之目。
其內容,要求先撰寫判文,必須「楷法遒美,文理優長」。筆試通過之後,還有口試;察其身言,「身必體貌豐偉,言須言辭辯正」。四者都合格了,再由吏部上於尚書僕射,由僕射轉門下省反覆審核,過程相當繁複。以此,取得進士、明經資格的「出身」之後,竟然歷一二十年而不能得到一官半職的士子,也所在多有。
趙蕤之所以對這一道「供奉官不必再受銓選」的朝命印象如此深刻,乃是與他自己的抱負有關。
試想:「進名敕授」是一個什麼樣的程序?「敕授」之權在天子,而向皇帝「進名」,則按例是由宰臣訪擇、舉薦。一旦通過權臣之「知名保舉」,直達天聽而平步青雲,省卻了多少低聲下氣、委曲求全的挫辱?又繞過了多少煩苛冗長、摧折志氣的壓迫?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初唐時期,「薦舉」還是一種尚未制度化的選官方式,所選者多可以擔任五品以上和一些台、省的清要官。這樣的活動名為薦舉,實為征辟。不能受知於大吏者,大約也就只能終老於巖穴之間,難有隴頭之望。
大唐立國之初,亟需人才,官不充員,因舉薦而得官的很多。武則天執政後,為了驅逐開國功臣集團而大量擴充官額,也透過刻意寬弛的銓選考核,每年任官數萬,數量是此前此後的好幾十倍,致有「士無賢不肖,多所進獎」的怪狀。影響,不只是擴大官僚行列,更要緊的是所提供的官職,多屬專門負責銓選官吏的職位。
《新唐書·選舉志》上有十分關鍵性的描述:「長安二年,舉人授拾遺、補闕、御史、著作佐郎、大理評事、衛佐凡百餘人。」第二年,長安三年(也就是李白四歲那年)甚至到了凡是舉人,都給予「試官」職的地步。再過一年,更大舉任命考官:「引見風俗使,舉人悉授試官,高者至鳳閣舍人、給事中,次員外郎、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之起,自此始。」以及:「李嶠為(吏部)尚書,又置員外郎二千餘員,悉用勢家親戚。」
薦舉為寒門小姓之家的子弟帶來取官的機會,滿朝蟻聚蠅鑽的官僚,卻都要領取俸祿,造成國家用度極大的耗損。終玄宗一朝,表面上的確是承平日久;然而即使歷經休養生息多年,天下財力逐漸恢復,仍須面對和收拾武氏當年「欲收人心,進用不次」所締結的惡果。
玄宗皇帝一方面要盡量清除官僚體系之中原先「武韋集團」餘孽,或者至少遏阻其擴充勢力;另一方面,釜底抽薪之計,則是調整銓選制度,限縮其權柄;另外擴大舉薦範圍,使新皇帝所能信賴、倚仗的大臣能夠訪查更多具有賢能之才的親信,才能滌汰武氏盤根錯節所佈置的官僚集團。
於是,將台省清要之官從原先的銓選制度中移出,並一再下詔不拘資格地拔擢士人,都是為了此一滌汰的目的。從試圖減輕朝廷財務負擔的角度而言,皇帝想借增加官額來鞏固集權,猶如飲鴆止渴。
不過,擴大薦舉的方向,給了趙蕤一個想法,或許他還能有機會介入帝國的弈局。
他仍舊是東巖子—一個冷眼深心、洞察熟慮的隱士;這個隱士也是一個能夠掌握天下動靜的縱橫家。他的戰場應該在長安,原本只能迢遞懸望、帷幄運籌的京城,可是如今出現了一個可以替他遠征千里、萬里之外的少年。
趙蕤明白:自己或許注定將要老死於蓬草巖穴之間,身名兩埋沒,功業一荒蕪。而經由當今皇帝特別重視的薦舉,卻得以讓這個天資秀異而不耐煩冗的李白在功名場上出一頭地。李白會帶著趙蕤的魂魄,揚長直入大唐帝國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