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托古語和偽作古詩的動機儘管不同，對古文本橫插一手，意味著蘇軾並沒有抱著「上供食余冷豬肉」的心情作文章，他是把自身的處境和心境融入歷史的洪流之中，無彼無此，無往無今，這反而顯示了體現文化的敬惜之意。
我們根據李白的自述也會發現，除了賦詩、煉丹、飲酒、求仙、謀官以及放言高論之外，大約終其一生，他還有許多時間是用在大量的文字摹寫上。與李白相去不過年的段成式在他那本著名的筆記之作《酉陽雜俎·卷十二·語資》上說：「李白前後三擬《文選》，不如意輒焚之。惟留《恨》、《別》賦。」這就相當清楚地解釋了李白能夠自出機杼、別作高詠，並不是天縱英才而已。
根據李白自己的描述，從五歲開始他就能「誦六甲」（大約是推算六十甲子、學習書計之事），「十歲觀百家」，也在呈給宰相張鎬的詩裡說自己「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以一個沒有資格出身入仕的賤商之子而言，這些練習當然不是為了應考，而是遊戲。對於士子來說，雕章琢句可能是深重而漫長的折磨；對於李白來說，則是從小陪伴成長的遊戲。
沒有實用的目的，卻帶來極高的鍛煉效率。今本《文選》共收一百三十家詩文，三十七類七百多篇作品，即使僅通擬一遍，也是極為曠日費時而無實利可圖之事。李白年幼的時候既不可能有博一功名的非分之想，而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摹擬數量如此龐大的舊章，怕也只有蕭統的《文選序》本身可以為之復按。
蕭統在記錄了所選收的諸般體類之後，打了個譬喻，說：「譬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雲備矣。」拿樂器和服裝這種賞悅視聽之物來作類比，顯示《文選一編，本質上是一個審美的對象，而絕非「恆久之至道，不刊之弘教（《文心雕龍·宗經》）所描述的那種東西。
換言之，從幼年李白、少年李白以迄於他相當自負的一段歲月「常橫經籍書，製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說這話的時候李白已經三十出頭了─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一與生活內容不可須臾而離的審美活動一直伴隨著李白。也就是說：無論是遊歷、干謁任官、放歸、隱居、求仙甚至在學劍的期間，李白始終維持著那樣的寫作習慣。有些時候，我們還能夠從作品的內在去印證這遊戲的性質。正因為紙硯筆墨不輟手，反覆操作的熟練，以及對於單一性質摹寫至盡之熟練的耐煩，便交織出李白修辭縱橫變化的氣象。
我對「天才」一詞僅有一個定義，就是恆常耐得單調練習之大能─有時這「耐得」並不如看在旁人眼中那般痛苦，這恐怕才是讓非天才之芸芸眾生最感懊惱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