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著山躺著，只是有一點兒暈乎乎的。我應該是失去過知覺。馬克斯和伊夫將他們的傘放在我的傘旁邊，這是我玩滑翔傘的兩位同伴。馬克斯博士著手處理這一切——他在我臉前方的地上挖了個坑，保證我能呼吸，接著向無線電台報警。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不碰我。我和他們說話，我的呼吸平靜，可為什麼他們不停地問我是否可以呼吸呢？一根草在我的鼻腔裡撓著我，我打了個噴嚏，笑出了聲。馬克斯突然對著無線電發起火來。他堅決要求從格勒諾布爾派來一架直升機，而不是從尚貝裡；可尚貝裡離這裡更近。伊夫像對孩子般地和我說話，他的樣子看上去在發抖。我覺得我再也動不了了！
我又陷入了意識喪失的狀態。一陣嘈雜聲將我驚醒。這是直升機在迎著風的阻力盡力停穩。一位醫生和一個救險人員從飛機上跳下來，而飛機重新升起，保持著懸空的姿勢。我什麼也感覺不到。他們很熟練地將我轉移到一個吊籃擔架裡，使我仰面躺著；我看到了天空和飛機。他們要把我帶走，而朋友和其他人留在後面。我叫來伊夫，我明白這樣有問題。我請他馬上給貝阿特莉絲打電話，對她說情況不嚴重，說我愛她，我擁有的從來都只是她，她是我的光。「打電話給我父母，對他們說要體貼她，別讓她一個人趕路。」十年裡，他們一直都阻止我玩滑翔傘；他們有天甚至說要是出了事，他們是不會照看孩子的。貝阿特莉絲哭了，我本該有所收斂，但我成了個罪人。我在伊夫的身邊哭了，我想讓他對我的父母複述這句話：「請照看我的妻小。」伊夫讓我平靜下來，我給了他我秘書的電話號碼，以便她能取消掉所有約定的會面，不論是當天晚上在意大利的，還是第二天在瑞士的、第三天在德國的。
直升機放下一條纜繩。在被吊上去之前，我請求伊夫原諒我糟蹋了他一天的時間。我在空氣裡搖擺，副駕駛俯身抓住我，將我拉上飛機。到了機艙裡，再聽不到有人說話。他們給我戴上了一個氧氣護罩。
到了格勒諾貝爾，我們降落在醫院樓頂的平台上。我被跑步送到麻醉室大廳，很多張面孔簇擁到我的面前，我們交談著。一個男人，應該是位外科醫生，將我們的客套話打斷，說了句「別光說這些，情況緊急」。這是我長時間不省人事之前聽到的最後一句話。
後來我才知道手術進行得多麼艱難。貝阿特莉絲和我父母用了幾個小時終於趕到了醫院；他們受到了那位外科醫生的接待。「他度過危險的機會是五分之一。」
手術後，我的身體拒絕呼吸。他們使我陷入一種人工昏迷的狀態達一個月之久，以便呼吸機能強行工作，而不會被機體所排斥。
在這整整一個月裡，貝阿特莉絲都守在我的床頭，對我說一些故事，這使那些外科醫生們非常光火，他們認為這一切毫無意義。貝阿特莉絲毫不松勁地繼續著。為了讓我好起來，她展開了她的攻勢。她聯繫了我的大老闆弗萊德‧尚東，和我以前的老闆、現在的朋友安德烈‧加西亞。他們將我轉進巴黎的薩伯特慈善醫院。我在那裡待了兩個多月。
又是幾天的昏迷，維亞爾教授選擇了一種「間歇療法」。也就是盡快把開的藥全部停用，包括那些使我保持昏迷的無數唑比酮膠囊。
症狀加劇。一個星期裡我一直在高燒四十度到四十一度之間徘徊。肝炎的症狀也開始發作，但是慢慢地，我「恢復了意識」。
貝阿特莉絲傾身靠在我的玻璃床上看著我，在她的注視下，我又回到了大地上；我想不起來她說的話，只記得她的眼神。在幾個星期內，我都游離在一個想像的世界裡。
貝阿特莉絲安排了親友們持續不斷的探望。於是，在縈繞著我的各種噩夢之間，穿插著他們的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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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這些幻境具有如此強烈的真實感，以至於一切都被混進了一個虛擬的世界。
我在一艘小的馬達船上。到我行程結束的時候卻用的是槳。船停靠的地方正是我醫院病房的另一側。然後，隨著一陣震耳欲聾的聲音，我被轉移到一架幻影40飛機的座艙裡，飛機的駕駛員是個西班牙人。我後來才明白，公共醫療求助機構為了節省開支，僱用了一個西班牙人。駕駛員該是帶著我越過了隔音牆，俯衝著飛出了法國國境。每天，我都登上這架飛機。回來的時候筋疲力盡，但是精神煥發。最後，飛機載著我去了埃及，停在亞歷山大港的東部。
醫院裡的推車工帶我參觀城市的郊區。他帶我進了一家咖啡館，這裡完全像是個中世紀的酒肆。這是一間木製的大廳，佈置得像個有幾層樓的商業中心。人們聚到這裡，吃著中餐，洗著土耳其浴。其餘的人則像我這樣，在一個狹小的地方躺著。有人給我們遞過來水煙。
推車工帶我走進鋪滿白瓷磚的浴室。噴出的蒸汽從我的頭上飄過。我試著用雙肘支撐著向上爬，卻滑向浴室當中的排水口。推車工撇下我不管。我叫喊著，想從悶得透不出氣的狀態中擺脫出來，但無濟於事。
幻影，譫語。當我睜開眼時，我的身體卻不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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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我的妹妹亞歷山德拉，她正因為什麼事驚惶不安。她的談話中夾著抽噎。她面色慘白地消失而去。就在此時，她的朋友萊奧和一幫吸毒的人將這裡圍了起來。他們操著白刃殺了女護士，衝向藥房的藥櫃，搶走注射器和其他的物品。在一陣類似指甲刮牆的聲音中，所有人都消失了。我應該是做了個夢。但是第二天，我在收音機裡聽到，警察包圍住一夥危險的流氓分子，這些人圍在一個年輕女人身旁，一邊大聲叫罵一邊跳舞；女人的背上插著一把刀。他們還沒能接近受害人。這個女人是亞歷山德拉。我失聲叫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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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弟努恩斯來了；在我被隔離的這段日子裡，他每天都來。就像他慣常的那樣，他對我說些令人捧腹大笑的故事。我笑得都要把身上的那些管子繃斷了。我的孿生兄弟阿蘭緊接著他過來；鞋跟登登作響，他上身朝玻璃床微傾，軍人式地打招呼：「保重，我的兄——兄弟！」輕輕地將身體重新挺直後，他又開始沉默無語，保持著立正的姿勢。貝阿特莉絲也在旁邊。「解散！」通過她溫暖的眼神，我知道我還活著。她輕觸著我。她是唯一會俯下身體從她夠得著的地方親吻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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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我們香檳地區的風景區裡。我兒子的教父、巴黎綜合工科學校的高材生埃馬紐埃爾，還有他迷人的中國妻子瑪麗，也在這裡。夜幕降臨，寒意襲人。突然，從瑪麗的耳朵裡跳出來一群小矮人。瑪麗將他們重新聚到一起。埃馬紐埃爾帶著一絲尷尬的微笑。他解釋說他在電腦上進行了一個錯誤的操作。他使我明白一場世界大戰已經通過電腦的媒介爆發了。一些貪婪的芯片〔4〕逸出電腦的顯示器，攻擊著敵人的機器。埃馬紐埃爾通報了前線的最新戰事。實際上，是站在高高的山嶺、拿著薄酬的藏人發起了戰爭。我們決定，埃馬紐埃爾、瑪麗、她的那群人，還有我，我們一起去前線。原來，一個普通的年輕人在他妻子和母親的幫助下，以革命的方式開了一家芯片公司。軍人將他們關起來，這些可憐的人日夜工作，來為他們的看守提供日用品。經歷了一些不為人知的險阻後，我們逃離了那裡，全部在紐約安頓下來。戰爭似乎進展緩慢，因為缺少芯片。突然，庫爾格公司的總裁艾比帶著一群猩猩侵佔了我們的辦公室。他態度極度溫和。他對埃馬紐埃爾和我們的朋友的工作很感興趣。在他身後，一個矮小的帶著強烈西班牙口音的女人凶神惡煞地衝他吼著。艾比要求控股我們的公司，被禮貌地拒絕。他們割斷了老母親的喉嚨。我們的朋友（名字我已經想不起來了）在用傳統的方式剖腹自殺後，帶著同情的微笑升天了。倖存者都被關了起來。戰爭重新開始。
在艾比的情人伊莎貝爾‧迪安奇的臥室裡，我被吊在天花板上的一個籠子裡。一群年輕的吸毒者圍著她；在由艾比庇護的一位音樂家譜寫的曼妙樂曲聲中，他們玩著些精巧的遊戲。時不時地，在一種滑輪系統的帶動下，我的籠子徑直落到了迪安奇床的正上方，她正誇張地張開四肢等著我。我就在籠子裡進入了她的身體。天啊，我怎麼能這麼幹？有時，他們扔給我一些花生米。她愛著他們當中的另一個人，一個無敵的歌手。艾比怒火中燒，尤其他又破了產。
突然，一場巨大的爆炸。接著是一片令人壓抑的安靜。艾比的破產應該引爆了一顆特殊的原子彈。屍橫遍野。它們泛著藍色，沒有明顯的傷痕，只是臉部恐怖地變形了。他們死於寒冷，而這寒冷現在正侵襲著倖存者。我與貝阿特莉絲和孩子們重逢；我們乘著火車跑了，去尋找溫暖。艾比面對我們坐著，他穿著件厚重的皮大衣，顯得沒那麼藍。車窗外所有的風景都因為冰凍而荒蕪。
人們將死者從窗戶拋出去。很快，貝阿特莉絲就再也不能給她的家人帶來溫暖；她的眼圈和嘴唇都變成了紫色。我拎起警報信號燈，抱著她走入凜冽的雪中；孩子們一個接一個地跟著我。我發現了一個用赤土陶磚砌成的小屋，屋旁燒著一大堆劈開的木頭。我們就這樣圍著火過了幾年。儘管寒冷依舊，天氣卻在轉好。一天，在那之後已經開始發育的我們的兒子，透過窗戶發現了一朵小白花。一朵雪花蓮。我們得再等上三年，大地上才覆蓋了黃水仙，黃色是貝阿特莉絲喜愛的顏色。我們回到了巴黎。
什麼也沒有改變，我又回到了我醫院的病床上。一天，我想我看到了雷尼埃哭著走進大廳。他是為我哭，為他自己哭，還是因為這些可怕的事情？我不知道，他從此再不曾回來過。
我對我發生了事故的狀況又重新有了意識。
這個在一間木屋裡將貝阿特莉絲從我身邊搶走的男人是誰？
我的表妹卡特琳娜向我介紹了兩位學者。兩個人都很瘦，身上似乎都帶著一種濃郁的憂愁。
他們調試著一個複雜的電子系統，這個系統可以重建髓組織〔5〕。他們只帶來了這個奇妙機器的一部分，這一部分能再生腳跟和腳掌。
我想馬上試用這個機器。他們將我的左腳跟套入一個白塑料的模具；很多根線從模具裡穿出來，我們這兩位科學家迅速將線連接到一個接線盒上，盒子的外觀讓人聯想到蓄電池的充電器。當一切就緒時，他們等待我的示意。我再也沒什麼可失去的了。「來吧。」一開始，我什麼也感覺不到，接著突然出現了一種輕微的蟻走感。隨之又加強為針扎的感覺，然後轉換成一種輕微爆裂的辟啪聲。當我聞到傳來的皮肉焦味時，他們切斷了開關。他們把模具放回到盒子裡。其中的年輕女人用一隻淺綠色的軟膏按摩著我的腳跟。一言不發。表妹卡特琳娜目瞪口呆。我的腳趾一陣顫抖；片刻之後，我就可以彎起五個腳趾，帶動腳掌繞著腳跟運動。
真是奇跡啊！
「為什麼會沒人知道你們的技術？」
「我們是在實驗階段，」年輕的女學者說道，「我們還沒有結束對四肢癱瘓患者的完全取樣，但是六到八個星期後，我們會把成果提交給巴黎醫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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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很快；兩位學者的杳無音信給我帶來不安，我於是告訴了貝阿特莉絲。貝阿特莉絲憑著耐心，聽懂了通過卡特琳娜的介紹我見過兩個人。她第二天再來時，對我說卡特琳娜不知道我說的人是誰。
我臉紅了，就像小時候被人撞見撒謊一樣。我激動得一時語塞。貝阿特莉絲努力地安慰我，對我說她會向卡特琳娜細問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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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護士小姐向我解釋說，我的治療方法變更了，增加了抗抑鬱的藥物百憂解。
第二天，我很艱難地醒過來；我昏昏沉沉。甚至我的左腳也不再有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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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阿特莉絲試著喚醒我的興致，對我說一些家裡的故事，讀報紙，打開電視調到醫院的頻道，但是無濟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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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當我在電視裡看到那兩位學者在激烈地表達看法時，我從昏昏沉沉的狀態中醒了過來。我很快就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話題；我感覺這不是直播，而是一檔節目裡夾著錄播帶的內容。
他們更瘦了。他們對拒絕讓他們發言的巴黎醫院委員會領導層表示抗議。我試著想從女總監那裡得到播放帶的一份拷貝。她裝著聽不懂我在說什麼。我可沒有做夢。推車工向我確認了這一點——他本人剛剛在電視上看到了他們。
晚上，我的藥量又被增加了。我清醒時段的間隔越來越長。
他們可以治癒我們，治癒我們所有這些被切開氣管在呼吸機裡呻吟的人。所有這些在醫院裡待上幾個月的人都將重獲自由。
一天夜裡，我呼吸困難；呼吸機的空氣不再進入氣管；我用頭壓在按鈕上，按著鈴叫護士。沒有人過來。我堅持著。無濟於事。我就要窒息死去。
我應當是失去了意識。當我睜開眼睛，太陽已經升起；一個小時後才會換班。我要堅持下去，直到推車工進來。當他走進房間，他便急奔過來，他看清情況後便重新使空氣流通。
我整個白天都在睡覺。夜裡，在旁邊那張玻璃床裡，人們放進了一個黑色長髮的年輕女人。她痛苦地嚎叫著。從我所能看得到的角度，她沒有了雙腿。打了幾針後她便閉上了嘴。在公共大廳的深處，一盞燈滅了，然後又是一盞。第一盞燈又被重新打開。
燈光在我的周圍忽明忽滅。
等我燈滅的時候，遊戲就停了。
我用眼神來確認——呼吸機始終在工作；機器應該是連接在一個獨立的插座上。黑頭髮的年輕女人和另兩個病人死了。
所有這一切一點也不會透露到醫護室之外的地方。被一個陰謀盯上的感覺從此沒有離開過我。醫療團隊每次當著我的面保持最大的沉默時，我都有種負罪感。我感覺不由自主地威脅了他們。他們解決了那兩位學者，我成為他們大膽妄為的唯一證人。
*
我用電腦向貝阿特莉絲轉達了一條信息。花了兩個小時，我筋疲力盡，終於完成了我的緊急求救。我進入夢鄉。醒來時我驚訝地發現度過了一個如此平靜的夜晚。
貝阿特莉絲來了，我向她示意拿上軟盤，到了這些圍牆之外再看內容——有人會撞見她的。這一天過去了。我開始懷疑我的不安是否合情合理。我昏昏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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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飯後，我被一種震耳欲聾的喧嘩聲驚醒。我聽到很多腳步聲。一些喊聲，一些命令聲，一些傢俱被撞翻的聲音，我甚至覺得還聽出了機關鎗的射擊聲。我的門被猛地撞開，一隊人進入我的房間，圍著床站好位置。他們穿著共和國保安警隊的制服。所有人都足足有六十多歲了。
最後進來了我的岳父。作為前省長，他能很快地做出安排，保護好我，並向領土監護局〔6〕的同志們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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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阿特莉絲在這兒。她向我說著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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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岳父將他的部隊佈置在走道裡，以及我病房下面。一場戰役打響了，他的人表現得不錯。為了安全起見，他們把我轉移到花園裡的櫟樹頂上。我被掛在一張吊床裡。一些候在醫院頂台上的狙擊手開槍擊倒了我的一個護衛，隨後他們就被一顆手榴彈給消滅了。媒體記者連串地趕來。他們圍住了校兵場。我通過一隻麥克風說明情況並要求總理的干預；他來了，好多人簇擁著。他命令戰鬥結束。我要求那兩位學者可以在我身上嘗試做次手術。一個國際長途撥打起來。幾天後，那位年輕的女學者出現了，墨鏡和染過的頭髮使她變了模樣。她和她的裝備被拉到櫟樹上。她弱不禁風。在她確認醫院裡為她專門預留了一個電插座的同時，一些小的衝突重新開始了。夜色降臨，她渾身發抖地完成了接線。一些照明彈將現場照得通明。在她還沒有推下控制桿前，我親吻了我的岳父，感謝他，請他保護貝阿特莉絲和孩子們。
年輕的女人推下了控制桿，我閉上眼睛。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發生。隨後突然之間，一團電光般的火球迸出。我昏了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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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醫院的病床上，不能動彈。貝阿特莉絲在對我說著孩子們。我無語凝噎。貝阿特莉絲問我是不是不舒服。
「我沒回復你的信息，因為操作失誤，我把軟盤上的東西全刪掉了。」
一切都顛倒了過來。我陷入了一種深深的沉默。最終，一天夜裡，既充滿著負罪感，又不能接受自己的狀態，同時對佔據著自己的那種瘋狂感到恐懼，我決定自行了斷。但一個四肢癱瘓的人自殺得很費工夫。
我成功地將氧氣管繞在我的脖子上。我將頭向後拉。我失去了意識。一道鮮活的光芒將我喚醒。聽到機器警報聲後趕來的護士們重新給我接上管子，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過。從此開始了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