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茨貝格監獄是國家付錢讓我上的一所大學。”有一次希特勒對他的法律顧問漢斯·弗蘭克說。在多年緊張的政治活動之後，經過幾個星期需要他全神貫注應付的庭審之後，蘭茨貝格要塞監獄讓他第一次享受了較長的一段休息時間。“在希特勒政治生涯的眾多幸事之中，”康拉德·海登評價說，“9個月免受任何打擾的生活是其中一份無比珍貴的禮物。”現在這位著名的囚犯有充裕的時間反思1923年11月8日至9日的慘敗，並且從中吸取教訓。他利用被迫坐在鐵窗後的羈留時間繼續寫自傳。他又可以“閱讀和學習了”，他在1924年5月初寫給齊格弗裡德·瓦格納的信中說，他從未想到“他居然急需瞭解國內圖書市場的新書”。他當然不是無目的的讀書，而是著眼於他將要動筆寫的書。假如沒被關進監獄，他在1942年2月說，“《我的奮鬥》不可能誕生”。在蘭茨貝格他才“從概念上弄清了許多他以前只是出於直覺支持的東西”。因此他認為，政府把他關起來是做了一樁蠢事：“他們更正確的選擇是讓我不停地說、不停地說，沒有休息的時間。”
同時蘭茨貝格的監禁讓他對自身更加深信不疑，也更加相信自己的歷史使命。那時他獲得了“完全的自信、樂觀和信仰”，“簡直沒有任何事情再能動搖他”。他在早期可能只是模糊地感受到一種特殊的天命意識，現在他卻已確信無疑了。他的獄友們，首先是魯道夫·赫斯，不遺餘力地加強希特勒最早從瓦格納的黎恩濟身上看到的“護民官”的角色感。1924年6月中旬赫斯在寫給女友伊爾莎·普勒爾（Ilse Pröhl）的信中說，他確信，希特勒就是德國“‘未來的救世主’，那位早晚將讓他的旗幟在柏林的公共建築上飄揚的‘獨裁官’。他本人也有創造奇跡的信念”。信徒們投射到他身上的彌賽亞希望和期待與希特勒把自己看作本民族拯救者的自我認知之間產生了獨特的相互影響——這在魯道夫·赫斯從蘭茨貝格監獄發出的信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阿道夫·希特勒受到的刑罰是純粹的娛樂性懲罰，是一次塗抹上法律色彩的休閒假期。”1924年3月底記者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在《星期一早報》上調侃說。確實，蘭茨貝格監獄的條件不像監獄，更像療養院。希特勒能享受到一切可以想得到的優待。他在一樓的牢房是一間寬敞、明亮、舒適的房間，可以眺望遠處的風景。經費充足的監獄廚房不斷送來愛心禮物包裹，因此這間寬敞的房間給某些來訪者一種“美食店”的印象。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他收到了大量的禮物、信件和電報。“他的臥室和活動室看上去像開滿鮮花的樹林，簡直和暖房差不多。”被宣佈是非法組織的國社黨的黨員們和前線老兵們為希特勒舉行了“表彰大會”，他們稱他“在當今德意志民族中點燃了自由思想和民族意識的火焰”。
崇拜者和政治上的追隨者絡繹不絕地前往蘭茨貝格朝聖。4月和5月裡希特勒每天差不多要接待五批甚至更多來自全國各地的來訪者。“各色人等、各個年齡層的人都有。留著絡腮鬍、穿著皮褲子、足蹬鉚釘鞋的強壯男人，從穿著打扮能看出見過大世面的工商業界人士，天主教和新教的神職人員，農民，律師，退伍軍人，教授，農場主，藝術家，幫工，貴族，書商，出版商，編輯……每個人都帶來他們最關心的問題。”來訪者中自然也少不了希特勒的母親型女性友人們——用蛋糕和摜奶油寵溺囚徒的赫爾米內·霍夫曼、贈送他留聲機的海倫娜·貝希施坦因、還有5月份等了兩個小時才第一次和希特勒說上話的愛爾莎·布魯克曼。她在1933年4月寫的報道《初見元首之旅》中簡直把他們的初次見面描寫得像宗教皈依：“我終於被帶進來了。穿過很多道長長的走廊，現在阿道夫·希特勒就站在我的面前——穿著巴伐利亞短禮服和黃色皮褲子，樸素，富有騎士氣派，雙眸明亮——初次見面的時刻對我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近距離站在我對面的人身上，我感受到了樸素的偉大、成熟的真實和從根子裡湧出的生命力，正與我以前只能在群眾大會的公眾場合裡遠遠望見的那個偉大的領袖和演說家一般無二……我給他帶來了那時還在世的一位偉人的問候，幾年前他已經見過我們的元首，休斯敦·斯圖爾特·張伯倫，他也是我們的朋友。”
即使忽略本文的文風傾向，它依然能揭示出希特勒多麼善於營造他想扮演的形象，並且給對方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在大資產階級的沙龍夫人面前，他把自己塑造成來自民間的樸素謙和的人，具有上巴伐利亞特色的“短禮服”有效地強調了他的角色定位。當希特勒白天在監獄的場地上兜圈散步時——多半在某位追隨者的陪同下，他穿著舒服的吊帶皮褲和配上領帶的白色皮夾克。充足的營養和新鮮的空氣讓他的身體明顯恢復了：“領袖看上去好極了。他的臉龐不再消瘦，被迫休息對他大有益處。”赫斯在5月18日寫給伊爾莎·普勒爾的信中說。
赫斯5月中旬來到蘭茨貝格。他被安排住在一樓的“統帥廂房”，除了希特勒之外，住在這裡的人還有赫爾曼·克裡貝爾、弗雷德裡希·韋伯和埃米爾·莫裡斯。4月底來到蘭茨貝格監獄的莫裡斯充當了希特勒與被關在底樓的“僱傭兵”之間的聯絡人——大約有40名“希特勒突擊隊”的成員在隨後的審判中被判刑，並且分批送到了要塞監獄。希特勒在獄友面前也扮演著“元首”的角色。每個人來到監獄之後必須立即來向他報到。“我還沒來得及在牢房裡四處看看”，囚犯漢斯·卡倫巴赫回憶說，“埃米爾·莫裡斯就出現了，他帶來一個命令：立刻去元首那裡報到，連這裡都是國家社會主義的老一套！”
雖然大家住得相隔不遠，但是希特勒刻意與別人保持距離。他有意識地避免與獄友一起進行體育活動。漢夫施丹格爾勸說這個將滿35歲的男人參加體育鍛煉和體育競賽，希特勒卻回答說：“不，不，我絕不會考慮這種事。它不利於執行紀律。一個領袖不能讓他的追隨者中的一員打敗——在鍛煉和比賽中也不行！”
在大活動室裡的共同進餐也按照固定的儀式進行。獄友們站在椅子背後等待希特勒，直到“注意！”的喊聲響起。“元首和陪同者經過追隨者們站立的隊列，在餐桌的上首落座。”在星期六的“戰友晚會”上也重複同樣的儀式。“元首走進房間時，小樂隊奏起歡迎進行曲，隨後又轉成某一首僱傭兵或者士兵的歌曲，每個人都賣力地跟著唱。”希特勒通常先做一個簡短的發言，最後以“現在加油干！勝利萬歲！”結束。按照卡倫巴赫的說法，“領袖”與“被領導者”在這樣的夜晚建立起真正的前線戰友般的感情。
監獄看守們旁觀著他們的活動，從來不加以干涉。他們中的一些人同情國家社會主義的主張，他們以極大的敬意對待希特勒，有時偷偷用“萬歲”和他打招呼。警督貝勒維勒從1924年7月開始在蘭茨貝格監獄當了幾個星期的看守，魯道夫·赫斯對他自我介紹說：“天哪，我認識您，我是個國家社會主義者。”當貝勒維勒想到自己曾經不得不親手逮捕希特勒時，“這個可憐的傢伙眼淚汪汪”，赫斯寫道。希特勒在屋裡做報告，看守們站在走廊上聽。根據卡倫巴赫的回憶，“沒有一個聽眾發出干擾演講的聲音，哪怕最輕的聲音都沒有”。囚徒們還能不受打擾地發行一份監獄小報《蘭茨貝格榮譽公民報》，有時希特勒也為報紙寫文章或畫漫畫。這是為了使他們的娛樂活動變得更加豐富多彩。一個快樂的男性團體在蘭茨貝格度過了舒適的假期。沒有一個囚徒有絲毫的負罪感，更別提悔罪感了。
圖15： 1924年6月17日，恩斯特·羅姆上尉看望蘭茨貝格要塞監獄的希特勒
希特勒後來說過，當時他再三提醒獄友們，他們的表現必須達到這樣的標準——“將來等他們出獄之後，每個人都是絕對的國家社會主義者”。 但是他已經沒必要再做大量的思想工作了。希特勒本人避免與監獄管理方有任何衝突，而是“和平友善地達到可能的目的”。他透露說，他不想“表現得像個野人”，他“嚴厲地禁止手下人與監獄方發脾氣對著干”。無疑他是擔心被取消假釋。他想通過表面上的溫良順從確保自己能在6個月之後，也就是10月1日，得到假釋。
就在監獄高牆之內建立起一個秘密社團的同時，高牆之外，民族主義運動卻在短時間內分裂成多個互相攻訐的小團體。1923年11月9日，國家最高專員卡爾宣佈國社黨和戰鬥聯盟組織是非法的，《民族觀察家報》被停刊，黨的資產被沒收。在被捕前向漢夫施丹格爾夫人口授的一份消息中，希特勒要求阿爾弗雷德·羅森堡在其坐牢期間暫任運動的領袖。我們不太清楚，為什麼希特勒偏偏選擇了缺乏實際才幹的羅森堡。也許就是因為他缺乏領導才能，所以才被希特勒選中，希特勒不必擔心自己不在的時候羅森堡會成為一個競爭者。1923年12月3日他發出第一封公開信，落款用了化名“羅爾夫·艾德哈特”（Rolf Eidhalt，“Adolf Hitler”打亂重組成的名字），他在信中告訴羅森堡，“排除萬難重新把國社黨的領導權牢牢抓在手中”。由於政府的禁令，國社黨“從現在起必須像個秘密組織一樣行事”。同時努力避免“運動的分崩離析”。
圖16：希特勒和獄友們在蘭茨貝格要塞監獄，
從左到右：阿道夫·希特勒，埃米爾·莫裡斯，赫爾曼·克裡貝爾，魯道夫·赫斯和弗雷德裡希·韋伯
可是這樣的事情偏偏發生了。希特勒離去後，黨內缺少能平衡各派分散力量和各方利益的最重要的整合人物。“希特勒被捕後運動的起起落落是對他卓越的領導人格的最佳衡量尺度。”他的一位追隨者從蘭茨貝格監獄被釋放後評論說。羅森堡缺乏維護政黨團結的必要權威。現在到處告急，就像漢夫施丹格爾觀察到的，“好事之徒和趨炎附勢的政客從第二梯隊和第三梯隊擠到了前排”。突出自我和嫉妒心佔了上風。除此之外還凸顯出了一個情況，由於國社黨在慕尼黑之外發展的地方組織比較脆弱，他們對本黨被宣佈為非法的境遇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因此羅森堡和第二黨主席漢斯·雅各布（Hans Jacob）於1924年1月1日建立了大德意志民族聯合體（GVG）。雖然能很容易辨認出它是國社黨的後身，但是它毫無問題地通過了官方的許可。然而，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建立一個希特勒擁護者的聚集地的願望卻落空了。以羅森堡為一方，以赫爾曼·埃塞爾（1924年5月他從流亡的奧地利返回德國）和尤里烏斯·施特賴歇爾為另一方，雙方很快爆發了激烈的競爭。7月初，羅森堡被排擠，埃塞爾和施特賴歇爾成為新的領導雙核心，權力爭鬥宣告結束。他們在通告中宣稱，“希特勒運動的重心應該一如既往地放在議會之外的鬥爭上”。
這個聲明主要針對的是民族同盟（VB），民族同盟也同樣是1924年1月初由慕尼黑的民族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各派別聯合組建的組織，它已經同意參加議會選舉。在4月6日的邦選舉中，民族同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功：它一舉獲得17.1%的選票和23席邦議會的席位，排在BVP（32.8 %）後面，稍微落後於SPD（17.2%），成為第三大政黨。在慕尼黑它甚至得到了25.7%的選票，領先其他所有政黨。民族同盟決定和它的競爭對手德意志民族自由黨（DVFP）組成選舉聯盟參加未來的國會競選。德意志民族自由黨是由德國民族人民黨（DNVP）的三個持不同政見者阿爾布萊希特·馮·格雷費（Albrecht von Graefe）、賴因霍爾德·武勒（Reinhold Wulle）和 威廉·亨寧（Wilhelm Henning）在1922年秋建立的一個政黨，它的工作重心在德國北部。德意志民族主義組織嗅到了填補由於國社黨被禁止而造成的組織真空並且成為民族運動中的主導力量的機會。他們還得到了魯登道夫的幫助，魯登道夫堅決支持把正在局部激烈內鬥的民族主義組織和國家社會主義派別統一在同一組織下的主張。
聯合政黨在1924年5月4日的國會選舉中畢竟還是取得了6.5%的選票和32席國會議席。其中22席屬於DVFP的代表，只有10席屬於國社黨的代表，其中包括羅姆、費德爾、弗裡克、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Gregor Straßer）。施特拉塞爾是來自蘭茨胡特的藥劑師，他很快成為國社黨的領導人之一。該議會黨團最著名的人物是魯登道夫，他在5月份兩次去蘭茨貝格拜訪希特勒，徵詢他對於聯合各民族主義派別的意見。希特勒表示願意妥協，但是仍持保留意見。可他無法阻止這些國會議員在5月24日以“國家社會主義自由黨”的名義組成一個議會黨團。不久之後在報紙上刊登了一則聲明，它聲稱“按照民族主義領導人魯登道夫、希特勒和馮·格雷費的意願，他們的擁護者將來會在全國範圍內組建成唯一的一個政治組織”。魯登道夫強調了這一聲明，他認為，希特勒已經“明確地告訴他：德意志民族自由黨和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在國會之外也有合併成一個政黨的必要”。
由於反對轉向議會政策以及和德意志民族主義黨派的合併，希特勒的追隨者們起了內訌。尤其北德的國家社會主義者自覺有了危機感。1924年5月底，他們派出以哥廷根的魯道夫·哈澤（Ludolf Haase）為首的四人代表團去蘭茨貝格，向希特勒說出了他們的擔憂。但是希特勒像魯登道夫一樣採取了迴避態度。關於參加選舉的問題，他在5月初寫給齊格弗裡德·瓦格納的信中說，他認為“這次最好先迴避”。明顯的，他已經不再從原則上反對議會活動了。魯道夫·赫斯後來總結“領袖”當時的觀點，“希特勒認為，在他們已經——違背他的意願——進入了議會之後，不妨把議會活動視作與現行體製作鬥爭的多種手段之一。”但是這並不表示“主動的合作”，而是“長期的尖銳的反對和阻撓”。他的口號是“證明議會或者更明確地說議會中的議會制度是荒謬的”。
雖然希特勒始終堅定不移地反對國社黨與DVFP合併，可是他也沒有明確表態，這讓北德的國社黨員大失所望。他試圖超脫於政黨紛爭和令人不快的爾虞我詐，他清楚地意識到，這些只能有損“元首”的光環。魯道夫·哈澤在6月16日宣佈，不能再指望“蘭茨貝格的希特勒出面干涉乃至承擔責任了”。他決心“暫時退出公共政治，直到我重獲自由和掌握實際領導權”。不久之後，在蘭茨貝格坐牢的前“希特勒突擊隊”隊員法律專業大學生赫爾曼·福博克（Hermann Fobke）告訴他在北德的朋友們，希特勒認為“車子已經不可救藥地開偏了方向，他清楚地知道，當他獲得自由之後，一切必須從頭來過”。但是他有信心“在短時間裡牢牢地重新掌握局面”。
7月7日，希特勒對公眾宣佈了他的決定。他在新聞通告中說，“他卸下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責任”，並且“在監獄期間放棄任何政治活動”。此外他把“工作負擔過重”作為另外一個理由：“希特勒先生正在寫一本篇幅較長的書，需要保證足夠的時間。”因此他要求支持者們不要再來蘭茨貝格監獄探望他。但是朝聖的人起初仍舊絡繹不絕，7月29日希特勒再次重複了他的請求。今後他只接見事先預約過並且得到獲准的來訪者：“在其他情況下，非常抱歉，我只能閉門謝客。”
希特勒的隱退加劇了民族主義運動的離心傾向。7月20日在魏瑪召開的會議，原本應該促成合作，卻在混亂的場面和相互辱罵中結束。這次經歷之後，魯登道夫說他“難受得想嘔吐”，“如果這就是德國民族主義運動的話，那麼他敬謝不敏並且很遺憾他曾經是我們中的一員。”雖然在8月中旬同一地點舉行的後續會議上宣佈了國家社會主義和德國民族主義組織聯合成“國家社會主義自由運動”，但它多半只停留在紙面上。國社黨和民族主義運動一起不可阻擋地走向衰落，所有聯合的呼籲都無濟於事。
雖然希特勒的支持者們一直敦促他站出來說句話，但是他卻堅持自己的原則，不公開支持任何一派，也不發表任何意見。他必須表現得“不偏不倚”，出獄之後他才能放手重組本黨，他對北德的國社黨成員們透露，“到時誰不聽話，盡可以走人”。他通過這種方式避免捲入派別紛爭。“他這人居於瑣碎的爭吵之上。等他出了監獄，憑借個人的權威他能在短時間內擺平一切。”1924年8月中旬魯道夫·赫斯評論說。他的猜測不無道理，對於希特勒來說，這些糾紛並非完全不受歡迎：“他向外部世界展示，沒有他，他們什麼事都辦不成，像他那樣完成工作並沒有他們想像得那麼簡單。”希特勒的一些追隨者甚至懷疑他是否有意挑起紛爭，“為了確保他的領導地位”。確實，此處似乎顯示出一種權術，希特勒當選總理後又進一步完善了它：利用“分而治之”的原則挑動競爭者彼此敵對，以便於保證自己的領袖地位。
公眾通過1924年7月的聲明才第一次知道，希特勒有意寫一本書。前期的準備工作從他入獄後第一個星期就開始了。1923年12月13日，當檢察官埃哈德審問他時，他已經提到寫一本回憶實錄的計劃，他要借此“把反對者的面具從臉上摘下來”。經過監獄的許可，他得到了一台打字機，監獄看守弗蘭茨·赫姆裡希還給他弄來了合適的寫字檯和紙張。回憶實錄本身已經找不到了，但是我們可以通過希特勒在法庭上的發言瞭解其大概內容。審判結果宣判之後，1924年4月1日他又繼續自己的工作。第一個工作成果是在泛日耳曼主義的月刊《德國的覺醒》4月號上發表的文章，它與《我的奮鬥》中的某些段落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希特勒始終抱著最初的目的：他在書中要“和那些先生做一次徹底的清算，他們在11月9日還興高采烈地呼喊‘烏拉’，10日卻試圖證明‘這次瘋狂行動是不謹慎的’。”他在5月5日寫給齊格弗裡德·瓦格納的信中說。
圖17：埃爾出版社宣傳冊的封面，1924年6月初
6月初，國社黨的埃爾出版社已在宣傳冊裡宣佈這本書將在7月份出版，書名是《四年半以來與謊言、愚蠢和怯懦的鬥爭》。從廣告披露的關鍵詞來看，它明顯是指這本書。可是當希特勒決定暫時退出政界之後，這本書的性質也隨之明顯改變了：最初它只是一篇純粹的辯護詞，後來卻逐漸添加了自傳的因素。6月份下半月希特勒在努力完成手稿，6月底他把1914年西線前線的經歷片段讀給赫斯聽（《我的奮鬥》第5章），並且和他一起討論封面的裝幀設計。7月23日他再次來到赫斯的牢房並且詢問他，自己是否能把剛寫完的關於慕尼黑的章節讀給他聽（《我的奮鬥》第4章）。“我到現在還深受感動”，赫斯對他的女友說。赫斯說了幾句誇讚的話，希特勒高興得容光煥發，“他真是冷峻成熟的男人，霸氣和無拘無束的孩子氣的綜合體啊！”
據說在寫書的過程中，希特勒口授內容，忠僕赫斯在打字機上打出來，兩人經常忙到深夜，眾多希特勒傳記的作者們引用了監獄看守奧托·盧爾克爾（Otto Lurker）的回憶，可這只是一種傳說而已。事實上，希特勒每次都是先在紙上寫下思想的要點，然後自己用兩根手指在打字機上把文稿打出來。赫斯在希特勒寫書過程中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他在7月底的信中提到：“（希特勒）現在經常把書中的內容讀給我聽……當一個章節寫完之後，他帶著書稿到我這裡。他向我闡釋書的內容，我們就這一點或者那一點進行討論。”8月初希特勒希望在幾天之內寫完書稿，並且“莊重地要求赫斯一起修改全文”。可是他的計劃看起來沒有實現，因為他把完稿時間不斷往後推。直到8月底他還在“不斷地”寫稿子，“不喜歡被人打擾”。到了9月份，監獄長奧托·賴博德（Otto Leybold）依舊看到“他每天花很長時間寫書”。當他1924年12月20日離開蘭茨貝格監獄時，只完成了大部分的書稿。莫裡斯把書稿藏在留聲機的木匣子裡，偷運出了監獄。
但是這本書的出版拖了一個月又一個月。一方面由於埃爾出版社的經濟困難。“到處都是債務、債務、債務”，出版人馬克斯·阿曼對黨內同志漢夫施丹格爾抱怨。另一方面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政治原因：希特勒不想因為書的出版影響到他爭取取消國社黨禁令和重建政黨的努力。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書名改了——1925年2月它的名字縮短成《我的奮鬥》，而且整本書準備重新編輯。原來想當作一本書的內容被分成了兩本，希特勒決定第一卷寫到1920年2月24日宣佈黨綱即止，已經完成的一些綱領性章節留做第二卷的內容。1925年4月他對書稿做了最後的潤色。當年春天，《民族觀察家報》的音樂評論人約瑟夫·施托青-采尼（Josef Stolzing-Cerny）和魯道夫·赫斯的未婚妻也即後來的妻子伊爾莎·普勒爾參加了本書的編輯工作。
《我的奮鬥》第一卷1925年7月18日出版；但是第二卷的出版尚待時日。直到1926年秋天希特勒才重返上薩爾茨貝格，向女秘書口授了第二卷的最後一段。魯道夫·赫斯——在此期間成為了希特勒的私人秘書——承擔了書的最後編輯工作。1926年12月11日，第二捲出現在書店裡。赫斯預言，當本書出版之後，整個德國將掀起“一波驚訝、興奮和欽佩的浪潮”。起初書還賣得比較緩慢，可能也因為12馬克的書價相對較高。雖然第一卷的第一版在1925年底已經差不多賣出了10000本，但是第二卷的銷量就遠遠不如它了。直到國社黨在1930年大選中取得巨大成功之後，該書的銷量才陡增，尤其價格低廉的“大眾版”成為了暢銷書。到1932年底已經賣出了228000本。1933年“奪權”之後，書的銷量又再次陡然提高。每日賣出“將近4000冊”，1933年4月魯道夫·赫斯告訴希特勒。“那位好阿曼幾乎找不到足夠的印刷機。”在公共圖書館和學校裡，它成為必須購置的書。從1936年起，民政部門登記員們得到命令，他們必須發給每一對新結婚的夫婦一冊《我的奮鬥》。在“二戰”期間又推出了適合戰士們攜帶的“薄裝版”。1944年書的總銷量達到12450000冊。
如果事先知道他將成為德國總理，他就不會寫《我的奮鬥》，希特勒在談話中對漢斯·弗蘭克表示。可他只是在撒嬌而已。希特勒顯然對他的作品很驕傲，他喜歡親筆題詞之後把書作為禮物送人的。《我的奮鬥》不僅讓希特勒發了財，還對他的政治生涯有重要意義。這本書滿足了他的雙重目的：一方面希特勒可以把從政之前的生活描述成歷史使命的前傳，並把他的自傳和他的奮鬥目標結合起來。貧困和失望的早年生活變成一段不可缺少的成長史，一個在生活中得到磨煉的政治天才的孵化期。另一方面，他想通過這本書從思想才智方面凸顯他在民族主義運動中的領袖能力。這本書是他兩者兼備的證明：他既是政治家，也是綱領制定者，就像他在《我的奮鬥》中誇下的海口——在人類歷史上難得一見的人物。從這方面也可解釋這本書自命不凡的風格，作者試圖證明：雖然他沒有受過足夠的學校教育，但是博覽群書，他在學識方面堪與大學教授媲美。
監獄看守奧托·盧爾克爾和弗蘭茨·赫姆裡希都說過，希特勒在蘭茨貝格監獄期間建立了一個藏書豐富的圖書館，“佔據了他被美麗的畫和鮮花裝飾起來的房間的一大部分空間”。但是很難推斷出他讀過哪些書以及他在寫作《我的奮鬥》時參考了哪些書。他本人從沒透露過這方面的情況，有意識地不提他引用過的原作者的姓名。奧托·施特拉塞爾，格奧爾格的弟弟，聲稱他曾經留意過休斯敦·斯圖爾特·張伯倫和保羅·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的反猶劣作。戈賓諾的種族不平等學說也明顯在《我的奮鬥》中留下了痕跡。痕跡明顯的還有1923年出版第三版的漢斯·F.K.君特（Hans F. K. Günther）的《德國人的種族學》，出版人J. F.雷曼把有自己題詞的這本書送給了希特勒，最後還有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宣傳小冊子《國際猶太人，一個世界問題》，1922年它在德國出版並且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我把福特看作我的靈感。”據說希特勒曾經對美國記者表露過。在《我的奮鬥》第二卷中希特勒明顯借鑒了1925年由J. F.雷曼出版的美國作家麥迪森·格蘭特（Madison Grant）的《偉大種族的沒落》，書中把“種族混血”說成是民族和文化沒落的原因。這本書並沒有給希特勒帶來什麼新的認識，只是確認了他早就根深蒂固的信念。這也算是他在蘭茨貝格監獄時獨特的閱讀態度：他讀書不是為了檢驗自己的想法，而是為了確認自己的想法。他努力尋找著能嵌入既有世界觀的馬賽克石。
因此《我的奮鬥》也沒多少新的東西，這兩卷書實質上主要是希特勒在1923年11月之前所做的無數演講的匯總——但現在他需要把學到的東西加以系統整理，並把它作為一個條理分明、邏輯自洽的“世界觀”推出來。 在希特勒對歷史的詮釋中，“民族和種族”——它也是第一卷第11章的標題——的概念佔據了中心地位。他不僅把“種族問題”看作“世界歷史的關鍵，也看作是人類文化的關鍵”。如此一來他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徹底劃清了界限：對於他而言，種族，而非階級，是歷史的推動力量；種族鬥爭，而非階級鬥爭，決定了歷史發展的進程。希特勒從所謂的自然規則中推導出他的歷史理論。“追求種族純潔性的普遍本能”主宰了自然界的一切。“狐狸始終是狐狸，鵝始終是鵝，老虎始終是老虎，以此類推。”種族之間的每一次混血都是在觸犯“自然界的鐵律”，它將自動導致沒落和衰亡。“歷史上所有的偉大文化之所以滅亡，都是因為起初富有創造力的種族由於血液中毒而逐漸死亡。”
希特勒把他建立在生物學基礎上的種族理論與社會達爾文主義——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就已經接受的理論——聯繫在了一起。自然界的意願無非是“強者取得勝利，弱者被消滅或者無條件投降”。按照希特勒的觀點，在無情的民族之間的“生存鬥爭”中不存在人道主義思想的空間。“誰想活著，就必須奮鬥。在這個永恆爭鬥的世界上，誰不想鬥爭，他就不配活下去。”在這種極其不人道的世界觀的邏輯中存在著種族“優化培育”的思想——一個遙遠的終極目的：“通過佔有土地，最終為最完美的人類開闢自由的道路。”希特勒毫不懷疑，最終這個任務應該落在誰的頭上——唯一被描述成“有創造力的種族”的“雅利安人”：“我們今日所看到的人類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的成果，幾乎全部是雅利安人的創造。”
在希特勒的兩極世界觀中，“猶太民族”被看作與“雅利安種族”相反的負面形象。他在《我的奮鬥》中完整複述了1920年8月的長篇演說。猶太人被打上萬惡化身的烙印，因此與猶太人的鬥爭被他視為政治使命中最重要的任務。不過與早期的表述相比，從他想對猶太人採取的措施看，他的書明顯更加激進。1924年7月底，一位來訪者問他，現在他對猶太人的觀點是否有變化，希特勒回答說：“是的，是的……我發現從前我還太溫和！我在寫書的過程中意識到，為了成功地達到目的，將來我們必須採取最嚴厲的鬥爭手段。我確信，不僅對於我們的民族，對於世界上所有民族來說，它都是一個關係到生死存亡的問題。猶太人是世界瘟疫。”
也就是說，希特勒確信，當他把“清除猶太人”當作目標時，他並不只是為了德意志民族，而是代表了所有民族在行事。由於這種妄念，他把反對猶太人的鬥爭擴大到了世界末日論的高度。“借助馬克思主義的信條，猶太人戰勝了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他在《我的奮鬥》第一卷中說，“然後人類的死亡之舞將成為它加冕的王冠，地球將重新像幾百萬年前一樣荒蕪地在太空中旋轉。”他從中得出結論：“因此今日我奉萬能的造物主之名行事：抵禦猶太人，就是為了維護主的造物。”紹爾·弗裡德蘭德爾（Saul Friedländer）把這種用偽宗教點綴的極端反猶模式形容成“救贖反猶主義”，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拜羅伊特的文化圈，尤其是休斯敦·斯圖爾特·張伯倫的影響。
“清除猶太人”——現在不僅意味著將猶太人驅逐出境，從最後結果來說它也包括了消滅和“滅絕”猶太人的可能性。為了表明猶太人是應該清除的“害蟲”，希特勒在書中多處借用了寄生蟲學中的專業詞彙。第二卷末尾一段話揭示出，此時他的反猶妄想業已包含了殺人幻想：“如果在戰爭初期和戰爭期間把一萬兩千或一萬五千個損害民族的猶太人用煤氣毒死，就像我們來自各個社會階層和各種職業的數十萬最優秀的德國工人在戰場上遭遇的情況，前線幾百萬人就不會白白犧牲。”
在外交政策的思路方面，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的理念也顯得更加激進。剛進入政壇時，他要求取消《凡爾賽和約》、對 “死敵”法國進行清算、歸還殖民地和恢復1914年的邊界——也就是以修正《凡爾賽和約》為主。這在泛日耳曼民族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圈子裡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但他在書中提出一個新的重點：他認為，一個像德意志這樣人口不斷增長的民族需要足夠遼闊的疆域，才能夠養活自己並且作為大國發揮政治作用。“生存空間”的想法來源於卡爾·豪斯霍夫爾（Karl Haushofer），他的地緣政治學觀念通過學生魯道夫·赫斯對希特勒的外交政策綱領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此外還有證據證明，希特勒在蘭茨貝格監獄讀過地緣政治學家和泛日耳曼聯盟的建立者之一弗雷德裡希·拉策爾（Friedrich Ratzel）的著作《政治地理》（1897年），豪斯霍夫爾教授曾把這本書寄給了他在蘭茨貝格監獄的學生和朋友魯道夫·赫斯。
從哪裡奪取“生存空間”呢？在第一卷的第4章，希特勒批評了1914年之前威廉帝國時期的對外政策，並且指明了方向：“如果我們要在歐洲獲得土地，從總體上說只有靠犧牲俄國的利益才能實現目的，新帝國必須再次走上條頓騎士團的征程，用德意志的劍為德意志的利益奪取土地，為本民族獲取每日的麵包。”他的敘述毫無疑問地說明，希特勒設想的東進擴張完全將以戰爭的暴力途徑來實現。他在第二卷的第14章中表達得更加明確（《面向東方或者東方政策》），他宣稱要把德意志民族要求獲得“地球上應得的土地”當作對外政策的核心目標，並且從中得出結論：“我們將停止自古以來向南歐和西歐方向的日耳曼大遷移，轉而把目光投向東方的土地。我們最終將結束戰前的殖民政策和商業政策，轉向未來的土地政策。”
在希特勒眼中，計劃中的生存空間之戰是沒有風險性的一次冒險。因為他認為蘇聯已經落入“猶太布爾什維克”的手中，也就是說“民族特質”被根本性地削弱了。“東方的帝國已經搖搖欲墜了。蘇聯猶太統治的終結也將是蘇聯作為一個國家的終結。我們被命運選中作為這場災難的見證人，它是民族之間種族主義理論正確性的最強有力的證明。”希特勒的兩大目的——消滅“猶太布爾什維克”和佔領“東方的生存空間”——由此在綱領上合二為一，合併為一個完備的計劃。即使他成為德國總理之後，縱然有戰術上的靈活性並且運用了政治上的欺騙策略，希特勒依然在教條式地堅定不移地堅持這些目標。
“對於我來說，它始終是第三帝國最大的謎。”羅馬語族語言文學家維克托·克倫佩雷爾在1946年發表的納粹政權的語言分析中寫道，“怎麼會允許（甚至必須）公然出版這本書？既然這本國家社會主義的聖經在奪權前幾年就已經廣為流傳了，怎麼還會有希特勒當政和長達12年的統治？”確實，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足夠清晰地表明了一旦他掌握權力將做的事情。那些選他當總理和對他歡呼的人沒有讀過他的書嗎？人們早就做過了這方面的調查，此外還可以引用奧托·施特拉塞爾的證詞，他在1940年第一次出版的《希特勒與我》中寫了一條趣聞：在1927年紐倫堡黨代會上，他在黨幹部的圈子裡承認，他從沒讀過《我的奮鬥》，只能背誦出其中的名句，接著他的哥哥格雷戈爾和戈培爾也承認，他們同樣沒有讀過《我的奮鬥》。所謂希特勒的親信們已然如此，他的幾百萬信徒估計也差不多，更別提那些跟國社黨無關的普通人了。
直到奧特馬·普洛基爾對希特勒《我的奮鬥》這本書的歷史進行縝密的研究時，他才第一次戳穿了所謂“沒有讀過的暢銷書”說法的實質：“一個神話， 它是1945年之後戰後早期的德國人自我辯解的策略之一，然而取得了長久的效果。”1925年第一卷出版時已經在資產階級報紙上引起了廣泛的、以批評為主的反響。在《日記雜誌》中，左翼自由派政論家斯蒂芬·格羅斯曼（Stefan Grossmann）在一次詳細的討論中表達了他對“回憶錄作者精神是否正常”的懷疑。自由派的《法蘭克福報》認為，希特勒在這次自我表白之後已經“完蛋”了，而保守派的《奧格斯堡最新消息報》則力證希特勒是個“極有才能的人”，“他是一個先驅者，既有真誠的願望，又有從艱苦生活中磨煉而來的信念。誰想更加深入地瞭解希特勒的獨特人格和理解他的行動，就應該去讀他的書；無論你支持還是反對，它能讓你開卷有益。”1929年至1930年國社黨取得競選成功之後，許多人顯然想聽從報紙的這一呼籲。不僅迅速上升的銷量說明了這一點，日常報刊雜誌中還有詳盡的書評。《世界舞台》1932年6月赫爾穆特·馮·格爾拉赫（Hellmut von Gerlach）尖銳的批判態度在當時只是一個例外：“如果誰讀過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他會驚恐地捫心自問，為何德意志民族超過三分之一的人會選這樣一個虐待狂式的高級糊塗顧問做他們的元首？”
最遲到30年代初，《我的奮鬥》在希特勒的追隨者中取代了其他所有納粹作家的類似作品，被確立為黨的聖經。當然了，並非每個人都在1936年後結婚時得到一本作為新婚賀禮的《我的奮鬥》，並且認真研讀了它，但是我們可以得出推論，信仰堅定的國家社會主義者至少瞭解其中的重要部分。還有一個事實，在獨裁政權上台的初期，公共圖書館這本書的出借頻率相當高，也說明了人們對它持久的興趣。
希特勒在1924年8月底還堅信，到10月1日，也就是6個月假釋期滿之後，他就能被釋放出去。9月中旬他已經訂購了一輛汽車，他計劃出獄後購買這輛車。“對我來說，困難在於，當我10月1日出獄後，直到12月中旬我還沒法從我的書稿收入中拿出一大筆錢來，所以我只能先從哪裡預支或者貸款。”奔馳公司慕尼黑工廠的經理雅各布·韋爾林（Jakob Werlin）前來探監時，這位汽車發燒友對他說。
如果按照監獄管理層的意見，希特勒將會盡可能早地重獲自由，因為監獄長雷伊波德相當喜愛這位知名的犯人。“我沒發現他有什麼錯。他是個理想主義者……當我聽到他說話時，我幾乎想成為國社黨黨員。”他對監獄看守赫姆裡希說。雷伊波德在9月15日的鑒定書中誇讚希特勒是個“守秩序守紀律的人”，“知足、謙遜、快活”，幾乎“從不提要求”，“非常認真努力地適應服刑時的種種限制”，對待監獄管理人員“一向態度禮貌，從沒有侮辱性的言辭行動”。根據雷伊波德的意見，希特勒在監獄期間“無疑變得更加成熟和安靜了”，因此將來不會再產生任何危險。
但是慕尼黑的副警察局局長弗雷德裡希·騰納（Friedrich Tenner）駁回了他的意見：希特勒“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資格被稱為運動的靈魂”，被釋放之後，他必然“繼續肆無忌憚地與政府作對，不憚觸犯法律”。第一檢察官路德維希·施騰格賴（Ludwig Stenglein）在慕尼黑第一地方法院也反對提早釋放希特勒：從他在庭審和服刑期間的表現看，該犯從未放棄過“危害國家的意圖”，從未想過“將來老實做人”。可慕尼黑地方法院第三刑事法庭依舊批准了假釋，9月29日檢察官向巴伐利亞最高地方法院提起上訴。因此希特勒10月1日的假釋被取消了，在蘭茨貝格的追隨者中間引起了“一片嘩然”。
希特勒本人倒沒受到多大影響。更讓他感到不安的是，巴伐利亞政府在考慮將他釋放之後直接驅逐回奧地利。1924年10月初，他派出代表去維也納就“奧地利可能接受希特勒”一事進行談判。但是帕紹的邊境哨所已經得到了不讓希特勒入境的命令。維也納政府堅持的立場是，由於希特勒移民巴伐利亞並且在巴伐利亞軍隊服役，他已經失去了奧地利國籍，這一態度在後來的幾個月裡也沒有任何改變。根據這個不太準確的消息：他已經失去了奧地利國籍。希特勒在10月16日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表示：他對這個損失並不感到太痛苦，因為“他從未感覺自己是個奧地利公民，而感覺他是個德國人”。1925年4月初他正式提出放棄奧地利國籍的申請，奧地利政府在4月底就批准了他的申請。從此希特勒成為一個無國籍的人，直到1932年他才獲得德國國籍。
1924年10月6日，巴伐利亞的最高執法者已經駁回了檢察官的上訴。他在12月初又做了最後一次試圖阻止希特勒被假釋的努力。但是當監獄長雷伊波德再次賣力為他的模範犯人正名時，最高地方法院下令將釋放日期定在12月20日。也許國會12月7日的選舉結果也對法院的決定造成了影響。“國家社會主義自由運動”只拿到了將近3%的選票，與5月份相比失去了將近一半的選票。看來民族主義右翼已經在走下坡路了，人們認為，他們不會再造成嚴重的危害。一位富裕的慕尼黑女市民向黑爾德總理提出請求，“那位德國人中的德國人，阿道夫·希特勒，也應該獲得塵世的安寧了吧”。既然競選結果不利於希特勒的黨派，也就沒有什麼理由，“再把他囿於監獄高牆之內了”。她還補充說：“假如我們有20個希特勒，今日我們周圍的情況將會大為不同。”
當他離開蘭茨貝格監獄時，所有的人，從監獄長到監獄看守，“都流下了眼淚”，希特勒在1942年2月回憶說，“我們贏得了所有人的心！”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和德萊克斯勒開著車子前來接他，他們想把希特勒立刻送去見魯登道夫。“爭奪他的競賽開始得比我想像的還要早。”赫斯寫道。“他（希特勒）根本不想去。他很憤怒！他只想先休息，別的回頭再說！”希特勒和魯登道夫的關係在他坐牢期間明顯冷淡下來。希特勒沒有忘記，魯登道夫在1923年11月8日深夜“放跑了”卡爾、洛索夫和塞瑟爾。他對這位將軍感到憤慨，因為他讓他們的人參加選舉，而且他還在德國民族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黨派的合併中擔任總指揮。赫斯在12月11日寫道，當希特勒出獄之後，魯登道夫將看到“他創造的奇跡。他還不瞭解這位民眾領袖！”
圖18：希特勒被釋放後站在蘭茨貝格城門前，1924年12月20日
希特勒沒去見魯登道夫，而是乘坐阿道夫·米勒（Adolf Müller）——埃爾出版社的書都是在他的印刷廠印的——和攝影師海因裡希·霍夫曼的車走了。在蘭茨貝格城門前，霍夫曼為他拍攝了一張有紀念意義的照片，這張照片配上《希特勒離開蘭茨貝格監獄》的標題在很多報紙上發表過。希特勒發現他在蒂爾施大街的家裡裝飾著鮮花和月桂花冠。“我的狗看到我高興得差點從樓梯上滾下來。”他回憶說。3天之後他去布魯克曼夫婦在卡洛琳娜廣場的沙龍做客，“這裡多美啊！”據說他置身於華美的環境中時喊道。他在賓客簽到簿上意味深長地寫下：“被痛苦擊垮的人，就不配得到歡樂。”他在漢夫施丹格爾家裡度過了聖誕節，漢夫施丹格爾夫婦已經把根茨街的住宅換成了公爵公園皮恩策瑙爾街的別墅。“請，漢夫施丹格爾！請您為我演奏《愛之死》（譯者註：《愛之死》是瓦格納歌劇《特裡斯坦與伊索爾德》中最著名的唱段）！”據說他一進門後就向主人提出請求。漢夫施丹格爾寫道，在瓦格納的音樂旋律中，客人全身放鬆了：“他好像融化了，幾乎變得開朗了，他向我的夫人致意……他再次為烏芬的一幕道歉，他為我們小女兒赫塔哼唱快樂的小調，然後大力讚美我們的新居。”
在1924年12月底希特勒致民族主義地方組織的通告函中有一句話：“那個行動果敢、政治目標明確的男人回到了我們中間。”但是在聖誕節後的第一周，希特勒依然在政治上持觀望態度。他去看望還在蘭茨貝格監獄坐牢的獄友們，同時還忙著他那本書的印刷。“他為在蘭茨貝格蹲監獄的人跑的路幾乎和為他的書跑的路一樣多。”他的一位前獄友從慕尼黑寫信說。他留心觀察政治形勢，為了再次進入政界時不露怯。“希特勒始終保持著鐵一般的沉默，保持著在他的追隨者們看來陰森森的觀望態度。”《巴伐利亞公報》在1925年1月21日的報道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