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已經不是無名之輩了，這為我們新的開端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離開蘭茨貝格監獄之後，希特勒對漢夫施丹格爾表示，他還向他的妻子保證：“有一點，我可以向你們保證……下一回我不會再失手了！”希特勒在坐牢期間已經下定決心重組國社黨。由於遠離民族主義陣營的黨派之爭，他的個人光環沒有受到影響。因此他估計，在重建政黨時，他極有可能把業已分裂的運動的大部分參與者聚攏在自己的身後。從一開始他的目標就是把國社黨變成一個無條件執行他的領袖意志的工具，其中也包括讓黨的領導機構永遠留在他的個人勢力的中心慕尼黑。現在希特勒賦予運動的誕生地以神聖的意義，“羅馬——麥加——莫斯科！三個地方，每一個都代表一種世界觀。我們將永遠留在這座城市裡，它見證了我們的運動的第一次流血犧牲。它將成為我們的運動的莫斯科！”他解釋說，他們永遠不能放棄慕尼黑，“最神聖的地方是人們承受過最多痛苦的地方”。
現在的大環境與1923年之前國社黨上升期相比有了明顯的改變。繼危機四伏的戰後動盪年代和通貨膨脹的1923年之後，1924年至1928年是魏瑪共和國相對穩定的時期。貨幣穩定之後，德國經濟以驚人的速度復甦。1927年工業生產第一次恢復到戰前的水平。員工的實際工資也顯著增長，1923年至1924年冬季高達20%的失業率顯示出下降的趨勢。最糟糕的日子似乎已經過去了，謹慎的樂觀主義在民眾中蔓延開來。
外交方面也取得了明顯的進步。通過採納1924年的道威斯計劃——按照德國經濟的實際生產能力調整賠款數額，德國得到了一年之內從魯爾地區完全撤軍的承諾。1924年到1928年，雖然內閣頻繁更迭，但是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始終穩坐外交部部長的寶座，在他的領導下，德國繼續堅定地貫徹與西歐列強——尤其是法國——取得諒解的外交路線。德國在1925年的《洛迦諾公約》中承認了《凡爾賽和約》中確定的西部邊界線，並且確認萊茵地區的非軍事化。反過來法國和比利時放棄對法定邊界做出重大改變。和約生效的同時，德國加入國聯，1926年9月正式完成了加入國聯的手續。德國從此重返國際社會。
當我們談到“金色的20年代”時，不僅指經濟的復甦和外交的成功，它首先指的是異常豐富多彩的以創意和實驗精神著稱的 “魏瑪文化”。繼充滿狂熱的激情和促進社會變革的烏托邦精神的“表現主義”之後，1923年至1924年開始了“新客觀主義”時期，繪畫、文學、建築出現了冷靜的、面向社會現實的理智傾向。它顯著表現在瓦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先建立在魏瑪、後來搬到德紹的包豪斯建築學校——它是一個實驗場，不僅設計新的功能建築，也設計相同風格的傢俱和日用品。借助新媒體——唱片、廣播、有聲電影——的推廣，現代大眾文化形成了，文化產品不再只是供特權階層欣賞。運動——足球、田徑、拳擊比賽、六日拉力賽和賽車——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塞巴斯蒂安·哈夫納在《一個德國人的歷史》中提到了令他和許多在魏瑪共和國中期成長起來的同代人沉迷的“體育熱潮”。
柏林以其眾多的娛樂場所、電影院和舞廳成為“喧囂的20年代”的中心，美國的舶來品希米舞和查爾斯頓舞大受歡迎。女性時尚變得更加實用和隨意，“波波頭”成為女性解放的象徵。兩性交往中的性觀念更加自由。這一切意味著與政治激進主義潮流背道而馳的多姿多彩的經驗、想法和娛樂——只要脆弱的經濟穩定性沒有因新一輪的危機而動搖，它就會一直持續下去。
這些跡象不利於希特勒的計劃。“今天缺少催生盲動主義的絕望政策的通貨膨脹溫床。希特勒遇到了完全不同的情況，他必須隨之調整自己的政策。”《巴伐利亞公報》斷言。但是正如1925年4月後成為希特勒秘書的魯道夫·赫斯所言，“民眾領袖”在重新組建國社黨的一段日子裡“精神愉快”“一如既往的精力旺盛”，“在蘭茨貝格長出來的贅肉已經消失了。現在他幾乎沒有時間，像過去一樣整日匆匆忙忙。”希特勒為重返政治舞台做了精心的準備。首先他要求巴伐利亞政府取消國社黨的禁令。1925年1月初，他拜訪巴伐利亞總理和BVP主席海因裡希·黑爾德（Heinrich Held）。在國家權力的代表面前，他表示出悔意，請求釋放還關在蘭茨貝格監獄的叛亂分子，並且保證他以後將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行動。同時他表示與魯登道夫以及民族主義陣營的其他代表人物對天主教會的攻擊劃清界限。巴伐利亞總理只是冷冰冰地回答：巴伐利亞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容忍”1924年11月9日之前的狀況，將不惜動用國家權威的一切手段對付它。但是最終他同意解除對國社黨和《民族觀察家報》的禁令。“既然野獸已經被馴服了”，他表示，“現在我們可以放鬆束縛了”。只是因為對手們嚴重低估了他的危險性，希特勒才能再次開始他的政治生涯。
2月26日，禁令取消10天後，《民族觀察家報》再次出版了。在報紙社論《重振運動的雄風！》和同一期的《向前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員們發出的呼籲！》中，希特勒號召“結束過去的爭端”，“像過去一樣親如兄弟忠誠地為同一偉大的戰鬥團體並肩作戰”。下面附的《國社黨重建準則》規定，只有重新遞交入黨申請，才能成為黨員。同時明確無誤地表明，國社黨的根本目標沒有任何改變：“本運動傾整體之力反對德意志民族最可怕的敵人：猶太人和馬克思主義，以及與之相關的和支持它們的黨派，中央黨和民主黨。”
一天之後，2月27日，希特勒出現在公眾場合，他有意選擇了一年半之前發動政變的霍夫布勞凱勒啤酒館。大會開始前幾個小時，大廳裡已經擠滿了人，當希特勒最後現身時，擁護者們瘋狂地向他致意。幾個著名的政變參與者——魯登道夫、羅森堡、羅姆、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都沒有出現。黨的建立者德萊克斯勒——他曾經要求開除赫爾曼·埃塞爾和尤里烏斯·施特賴歇爾黨籍而未獲批准——也同樣遠離現場。馬克斯·阿曼取代他擔任了大會的主席。希特勒看上去完全不像個改過自新的人，他與1923年11月時並無二致。他兩個小時的演講大部分是老生常談的反猶宣傳，以此挑起了大廳裡的氣氛。他宣佈：“猶太人是把德國推入苦難的‘魔鬼力量’。只有當所有的車間和工廠都飄揚著卍字旗時，這場與‘世界瘟疫’的鬥爭才能取得勝利。”“運動的全部力量”應該集中在這個目標上。
在演講的最後一部分，他才談到了本晚的主題，國社黨的重建。他向“內心中仍舊是個老國社黨員的人” 再次發出呼籲，化干戈為玉帛，團結在他的周圍。他明確地提出了掌權要求：“我有整整9個月一言不發。現在我來領導運動，沒有人能和我講條件。”他本人承擔一切責任，一年之後由黨員們做出評判：“如果我做的事是正確的，以後你們就不許再誹謗我。如果我做的事情不正確，我將把主席之位退還到你們手中（喊聲：永遠不會！）。”在戲劇性的結束語之後上演了一個巧妙安排的和解場面，國社黨分裂兩派的代言人，大德意志民族聯盟的尤里烏斯·施特賴歇爾、阿圖爾·丁特爾（Artur Dinter）、赫爾曼·埃塞爾和民族主義同盟的魯道夫·布特曼（Rudolf Buttmann）、高特弗裡德·費德爾、威廉·弗裡克在台上握手言歡。赫斯宣佈，“兩派敵對的兄弟們重新團聚”。當晚，希特勒和他邀請到霍夫布勞凱勒啤酒館的維妮弗蕾德·瓦格納一起乘坐他的新奔馳車去了拜羅伊特。
雖然表面上宣佈了團結，但是民族主義陣營內部的黨爭仍然沒有平息。大德意志民族聯盟在1925年3月宣佈解散，全體領導人和大部分黨員加入新組建的國社黨。可是民族主義同盟的黨員們卻有很大程度的保留。巴伐利亞邦議會黨團中的23名議員中只有6名轉入魯道夫·布特曼領導下的納粹黨派。2月12日魯登道夫和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放棄了國家社會主義和平運動的全國領導人之職，但是在許多同情運動的國民看來，魯登道夫比希特勒更像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權威。5月初，對希特勒徹底失望的安東·德萊克斯勒甚至把民族主義同盟在慕尼黑的剩餘成員組織起來，另外成立了一個政黨，國家社會民族聯盟（NSVB），但是它不會對國社黨形成任何有力的挑戰。
對於希特勒來說，他的首次登場帶來一個不太愉快的結果：3月7日，巴伐利亞政府禁止他發表演說。他們尤其對他說的一句話感到不滿：“或者敵人從我們的屍體上踏過去，或者我們從敵人的屍體上踏過去。”這是一個威脅，實質上與他所有遵守法律的聲明背道而馳。其他的邦，包括普魯士，也宣佈了同樣的禁令。這樣一來希特勒被剝奪了他最有力的武器——在公眾場合的演講，但他在內部的黨員大會或者黨內活動中還可以繼續講話。他把布魯克曼的晚會沙龍當作了替代性的論壇。現在希特勒經常在經過選擇的40至60名賓客面前演說，尤其是經濟界、科學和文化界的有影響力的人物，他的表現必須不同於氣氛火熱、能夠產生令人迷醉的激發作用的群眾大會。根據歷史學家卡爾·亞歷山大·馮·米勒的觀察，從外表上看，希特勒正在適應社交的場合，深藍色的夾克衫，有時穿燕尾服。這裡變成了他“宣傳、偽裝和獵取目標的全新課堂”。米勒教授再次用敏銳的眼光記錄下希特勒從坐牢以來容貌上的變化：“從前消瘦、蒼白、病態、經常茫然無表情的臉，現在卻變得更有力度。從額頭到下頜，有力的面頰骨更加明顯地凸出，以往的狂熱被如今顯而易見的堅定表情所代替：他幾乎已經完全變成了日後留在人們記憶中的那個樣子。”
如果希特勒想穩固他在國社黨的領導地位，他就必須解決自己的競爭對手。首先是魯登道夫，他在監獄時已經和他拉開了距離。他在2月27日的演說中一次都沒提到魯登道夫的名字並非偶然，直到和解一幕完畢之後，他在簡短的結束語中才提起將軍：“他將一直是德國軍隊的統帥。”反過來魯登道夫也對希特勒感到失望。他得了“（蘭茨貝格）要塞（監獄）精神病”，魯登道夫在一個小圈子裡評價他的前盟友。他在2月初宣佈，如果希特勒重組國社黨，他就退出政壇，但是依舊保留國會議員的席位。
一次意外的機會讓希特勒一舉剷除了魯登道夫的威望。1925年2月28日，由於飽受政敵充滿惡意的攻擊，年僅54歲的帝國總統弗雷德裡希·艾伯特與世長辭。希特勒成功地說服了魯登道夫，以民族主義運動候選人的身份參加即將到來的總統競選。其他競爭者還有杜伊斯堡市市長、資產階級右翼黨派DNVP 和DVP的候選人卡爾·雅雷斯（Karl Jarres）、社會民主黨人奧托·布勞恩（Otto Braun）、中央黨政治家威廉·馬克斯（Wilhelm Marx）和共產黨人恩斯特·台爾曼（Ernst Thälmann）。雖然希特勒知道，魯登道夫沒有當選的希望，但是他卻極力對外造成一種印象：剛剛重組的國社黨在全力支持這位候選人。《民族觀察家報》不斷發出呼籲，以“誰渴望自由，就選擇這位鐵腕男人”為口號號召大家選魯登道夫將軍。
3月24日的第一輪選舉中，魯登道夫遭到慘敗。他只獲得了286 000票，占總票數的1.1%，遠遠落後於其他候選人。“俾斯麥也不是靠選舉結果成為德國總理的。”希特勒在《民族觀察家報》上試圖美化選舉結果。可實際上他非常滿意。“非常好——現在我們徹底把他解決了。”據說他如此評價魯登道夫的慘敗。因為沒有一個競選人在第一輪選舉中獲得絕對多數票，因此有必要在4月26日舉行第二輪選舉。作為右翼黨派的共同候選人，陸軍元帥保羅·馮·興登堡以微弱優勢戰勝了SPD、DDP和中央黨共同支持的威廉·馬克斯。假如KPD撤出他們的競選者台爾曼的話，也許興登堡不會當選總統。如此說來，一位堅定的君主制度擁護者能走上國家最高職位，德國共產黨也負有一部分責任。“兩年前誰能料到，興登堡能當選總統。”福爾施特拉特·埃捨爾裡希（Forstrat Escherich）在日記中讚美道，“我們現在又有了一位絕對完美明智的帝國最高領導人。”實際上興登堡與共和國的民主制度勢不兩立。它帶來的後果，最晚在1930年魏瑪共和國遭遇存亡危機時顯露出來。
希特勒號召他的黨支持興登堡，對選舉結果表示歡迎，“因為戴鋼盔的終於取代了戴大禮帽的”。在興登堡的領導下，人們可以預期“德國會變得更好”。魯登道夫則成為民族主義右翼中的傀儡角色，他的政治地位直線下降。他建立的坦能堡聯盟，在他的第二任妻子馬蒂爾德·馮·凱姆尼茨（Mathilde von Kemnitz）醫生的影響下，變成了一個邪教組織，既相信深奧難解的反共濟會、猶太人和耶穌會的陰謀論，又受到新異教信仰的影響。
希特勒排擠的第二個競爭者是恩斯特·羅姆。在希特勒坐牢期間，這位前上尉把被解散的衝鋒隊和戰鬥聯盟的隊員們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新的准軍事組織“前線聯盟”。他想以此為基礎發展一個獨立於黨派之外的武裝運動，而按照希特勒的設想，衝鋒隊的作用是國社黨的輔助軍隊，兩人的想法顯然有衝突。希特勒在1925年2月26日的準則中規定：“新衝鋒隊的目標與1923年2月之前一樣：讓我們的年輕人強健體魄，進行紀律教育，培養對偉大的共同目標的獻身精神，進行維持會場秩序和啟蒙工作的培訓。”到1925年4月底，不同的理念讓兩人中斷了合作。羅姆辭去衝鋒隊隊長和“前線聯盟”領導人一職，完全退出了運動。1928年他作為軍事顧問去了玻利維亞。1926年11月希特勒任命弗蘭茨·普費弗·馮·所羅門（Franz Pfeffer von Salomon）為繼任者。
在1923年11月之前，國社黨基本是一個巴伐利亞的地方政黨，在德國北部幾乎沒有什麼勢力。現在希特勒想改變這個狀況。早在正式重建國社黨之前，1925年2月27日，他就把在德國西北部建立國社黨分部的任務交給了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他無法不被希特勒“暴風雨般的迷人個性”吸引，作為希特勒的親信之一，施特拉塞爾承認。這位來自蘭茨胡特的藥劑師和他的突擊隊一起參加了11月9日的政變，在希特勒坐牢期間，他上升為民族主義陣營裡重要的政治家。1924年4月，他作為民族主義聯盟的成員被選入巴伐利亞邦議會，並且擔任議會黨團主席一職。他和魯登道夫、格雷費共同成為國家社會主義自由運動的全國領導“三巨頭”，1924年12月他成為國會議員。施特拉塞爾不僅是個出色的演講家，也是一個有能力的組織者。他認為希特勒是運動不可缺少的調和人物，但是不同於“元首”身後的許多隨從們，他遠遠談不上盲目崇拜希特勒。有一次他說，他自認“不適合做一顆為了照到光亮而不斷圍繞著太陽旋轉的著名衛星”。希特勒的波西米亞生活方式也是他的眼中刺，雖然他本人是個堅定反猶主義者，但是他並不贊成這位慕尼黑煽動者瘋狂的反猶態度。
與許多參戰者一樣，施特拉塞爾對於國家社會主義的想像很大程度上受到戰壕中經歷的影響。至少，他強調社會主義思想多於強調民族主義思想。他認真對待黨章中的“反資本主義”。他在1926年年初《民族觀察家報》的《新年展望》中寫道，“因此，我們國家社會主義者不僅要為民族的自由而充滿熱情地奮鬥，也要為社會的公正、德國經濟的國有化而狂熱地努力。”作為國會議員能享受到的豁免權和因為擁有國會議席而獲得的全國鐵路免費乘車證讓施特拉塞爾有了高度的行動自由，他利用這個自由不知疲倦地奔走於德國北部和西部為國社黨做宣傳。到1925年底，在上述地區已經出現了262個國社黨黨區，與政變時期相比幾乎翻了四倍。
一個年輕的大學生保羅·約瑟夫·戈培爾（Paul Joseph Goebbels）成為了施特拉塞爾最重要的同事。1897年，他出生於下萊茵地區工業城市萊特（今天的門興格拉德巴赫），父親是個代理人。戈培爾從小右腳畸形——身體殘疾造成內心深處的自卑情結，他用學業上的成就來加以彌補。1917年中學畢業後，他在波恩學習日耳曼語言文學，1921年他在海德堡以一篇研究浪漫主義戲劇家威廉·許茨（Wilhelm Schütz）的論文結束了博士學業。剛獲得博士頭銜的戈培爾立志成為著名的作家或者記者，最初他的志向沒能實現。他在1924年1月提出的求職申請被自由派的《柏林日報》一口回絕，從此他心中種下了對猶太人和“猶太媒體”的仇恨。戈培爾暫時在德累斯頓銀行的科隆分行工作，在惡性通貨膨脹的幾個月裡積累的銀行經驗加深了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態度。通過1924年春季慕尼黑的叛國罪審判，這個失意的年輕人第一次注意到了希特勒。兩年後他寫道，“元首”說出了他的“心裡話”。“神明曉諭您說出我們承受的苦難。您用救贖的語言總結我們的痛苦，化成對即將到來的奇跡充滿信心的字句。”
在1924年8月民族主義統一黨代會上，他第一次遇到了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之後他和早年的同學共同建立了國家社會主義自由運動萊特地方組織。這個行走不便的小個子男人在大會上發現了自己的口才。幾個月後，他擔任了在埃伯費爾德每週發行的國家社會主義自由運動（NSFB）《黨部戰鬥報》的編輯。1925年2月國社黨重組時，戈培爾立即加入了該黨，並且在施特拉塞爾的親信卡爾·考夫曼（Karl Kaufmann）的提議下，擔任北萊茵蘭黨區的黨務主任。他把自己的家搬到了埃伯費爾德的黨支部附近。很快他成為黨內最有影響力的演說家之一，名聲越來越大，每次他的登台都能激起與魯爾地區共產黨的激烈衝突。
將戈培爾與施特拉塞爾聯繫起來的紐帶是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強烈憎惡和對社會主義的大力認同。“民族和社會主義！將會發生什麼？將會履行什麼？這個問題在我們西方沒有任何疑問。先是社會主義的救贖，然後是旋風般的民族解放。”另一方面他也認同施特拉塞爾對慕尼黑黨總部“豬狗不如的婊子黨務管理”的厭惡。兩人最討厭的人都是赫爾曼·埃塞爾，在他們的眼裡，他對希特勒有壞影響。他們認為，當務之急是讓希特勒擺脫所謂慕尼黑小集團的控制，轉而支持施特拉塞爾一派的“社會主義”路線。為了建立一個與“腐敗的慕尼黑流派”針鋒相對的“據點”，1925年9月10日他們在哈根的見面會上成立了“西北部工作聯盟”——一個德國西北地區黨區的鬆散聯合組織，施特拉塞爾是會長，戈培爾是總務主任，同時後者還是兩個星期出版一次的時事快報《國家社會主義通信》的主編。這個工作聯盟並非針對希特勒，恰恰相反：他的領導地位受到特別的認可。在10月9日公佈的章程中，黨區主席要求“排除一切自私自利的目的，以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的團結精神服從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領導”。
直到此刻，戈培爾尚在懷疑希特勒——他僅在1925年7月在魏瑪召開的國社黨黨部領導人會議上見過希特勒一面——是否真的是眾望所歸的政治救世主。1925年10月中旬，他讀完《我的奮鬥》之後掩卷自問：“此人到底是個什麼人物？一半是草根一半是神！他到底是耶穌，抑或僅僅是聖約翰？”幾個星期之後，11月6日，他在不倫瑞克的黨部大會上第二次見到希特勒，這次他不再懷疑了。他在日記裡歡呼，希特勒“像個老朋友一樣”和他打了招呼。“藍色的大眼睛……如同星辰。這個男人具備成為王者的所有條件。天生的民眾領袖。未來的獨裁者。”
11月22日，在漢諾威舉行的工作聯盟第一次會議上，施特拉塞爾宣佈了“國家社會主義綜合黨綱”的草案。它並不想取代現有黨綱，只是在某幾點上更加具體化。其中最明顯的努力方向是要求關鍵工業部門的國有化——通過把生產資料大規模地轉為公共所有的方式。在對外政策方面，施特拉塞爾希望所有德國人統一在一個“大德意志帝國”中，它將成為“中歐關稅同盟”的“聚焦點”，同時也成為“歐洲聯合國”的中心國。致力於與蘇聯建立同盟關係，更確切地說，就像施特拉塞爾在《民族觀察家報》撰文指出的，他們要和蘇聯一起反對資本主義的西方以及《凡爾賽和約》。
1926年1月24日，為了討論未來的黨綱，德國西北地區的黨區主席在漢諾威第二次碰頭。來自慕尼黑的高特弗裡德·費德爾也代表黨總部的領導人參加了，他表示強烈反對修改25條黨綱中的任何一條。與會者很不高興地注意到，他在爭論過程中一直在記筆記，大家擔心他拿著所有批評意見去向希特勒打小報告。會議推遲了黨綱問題的表決時間，施特拉塞爾的草案和其他意見被交予一個委員會處理。最終他們還是做出決定，支持由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提出的剝奪王公貴族財產的公民決議。
起初，希特勒沒有特別注意德國西北部工作聯盟的行動。就像之前的黨內爭端一樣，他對此也同樣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1925年7月底，他第一次參加拜羅伊特音樂節。他住在貝希施坦因的私人宅邸，被伺候得舒舒服服。他在慕尼黑的贊助人愛爾莎·布魯克曼也在場。到拜羅伊特的第七天，他才見到維妮弗蕾德·瓦格納。“維妮”和“狼”（他們之間的互稱）很快達到了用“你”相稱的親密程度——希特勒很少與人有類似的親密關係。“那是一段陽光燦爛的日子。”1942年2月希特勒回憶說，“我那時36歲，無憂無慮，沉浸在幸福之中。我的知名度恰到好處，大家都對我很好，但並不想向我索取什麼，他們不打擾我。我每天穿著短禮服，節日時穿晚禮服或者燕尾服。”
後來希特勒在貝希特斯加登隱居了好幾個星期，繼續和阿曼·馬克斯一起完成《我的奮鬥》第二卷。1925年9月底他回到慕尼黑。黨主席兩個月不見蹤影，在此期間，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有目的地加強了自己在德國西北部的地位。希特勒還沒有把施特拉塞爾看成競爭對手，相反，他在1925年10月蘭茨胡特國社黨領導人會議上大力表揚了他，因為施特拉塞爾為“國家社會主義開闢了廣闊的德國疆土”。
圖19：維妮弗蕾德·瓦格納和希特勒（帶帽子的）在郊遊，1927年
到了1926年1月，也許是在高特弗裡德·費德爾的攛掇下，希特勒看到了施特拉塞爾的黨綱草案，他覺得自己的領導地位受到了威脅。“希特勒對黨綱大發雷霆。”戈培爾記錄道。現在黨主席發現，他不能再保持沉默了。像以往遇到危機時一樣，他做出攤牌的反應速度還不夠快。2月14日，他臨時在班貝格召開黨區主席大會。戈培爾信心滿滿，工作聯盟的發言人將在此地成功地實現他們對黨綱的設想：“我們將成為班貝格的一道靚麗風景，希特勒將站到我們的陣營裡。我將滿懷喜悅地看到，我們的精神——也就是社會主義精神——將在所有的城市一往無前地發展。沒有人再相信慕尼黑。埃伯費爾德將成為德國社會主義的麥加。”
但是大會的走向與戈培爾希望中的完全不同。在60名與會者中，德國西北部的代表明顯佔少數，從一開始希特勒就站在他們的對立面。他在幾個小時的發言中逐條駁回了工作聯盟提出的黨綱設想。在對外政策方面，他提出和意大利以及英國結盟，由於這兩個國家與德國的“死敵”法國有矛盾，他們有可能成為德國的盟友。希特勒斷然拒絕與蘇聯結盟，因為它“將立刻導致德國的蘇維埃化”。就像《我的奮鬥》中提出的，他把獲得“土地”作為對外政策構想的中心，並從中得出“像中世紀一樣向東發展和向東殖民”的要求。在剝奪王公貴族財產的問題上，他也持截然相反的意見：對於國家社會主義者來說，王公貴族首先也是德國人。“我們不能容忍剝奪他們擁有的東西，因為我們必須依法行事，不能給猶太剝削制度提供窮凶極惡地掠奪我們的人民的法律借口。”除此之外，希特勒還完全拒絕討論黨綱：它是運動的“信條”，因此“神聖不可侵犯”。
戈培爾覺得當頭挨了一棒：“怎樣的一個希特勒？一個反革命分子？……蘇聯問題：談也不要談。意大利和英國是天然盟友！可怕！我們的任務是摧毀布爾什維克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是猶太人的把戲！我們必須埋葬蘇聯！”希特勒對“剝奪王公貴族財產”的態度同樣讓他震驚：“法律就是法律，即使對王公貴族也不例外。財產私有制不可動搖！可怕！”
但是失望歸失望，這個平日伶牙俐齒的埃伯費爾德黨區主席沒有公開和希特勒爭辯。他緘默不語，施特拉塞爾只能單槍匹馬進行辯論，明顯他辯不過盛怒之下雄辯滔滔的希特勒，以慘敗告終。戈培爾寫道，他回答問題時“結結巴巴，身體顫抖著，笨嘴拙舌”。高特弗裡德·費德爾則用“挨打的狗”來形容他對施特拉塞爾的印象。慕尼黑大獲全勝。班貝格會議之後，德國西北部工作聯盟在政治上完蛋了，雖然它還沒有立刻解散。1926年3月初，施特拉塞爾請求黨區主席們把他寄過去的黨綱草案全部寄回來，因為“希特勒先生要求他把草案剩餘部分完成”。從此之後，國社黨再沒有討論過黨綱問題。
希特勒很聰明，他並沒有炫耀自己的勝利。他不僅沒有痛打落水狗，反而做出了和解的姿態。當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在蘭茨胡特遇到車禍後，希特勒還做出姿態去醫院探望他。9月份他把施特拉塞爾召到慕尼黑黨總部，讓他取代赫爾曼·埃塞爾——也就是西北部工作聯盟最早針對的那個人——當上了宣傳負責人。希特勒尤其想爭取到戈培爾，他早就發現了此人的政治才能，戈培爾對榮譽和認可的渴望也沒逃過他的眼睛。他撫慰“小博士”受傷心靈的方式證明這位黨主席是個有識人之明的人。“如果他在此地的話，我早就把他爭取到我們這邊！把他的事交給我來處理，你們都不要插手。”他曾在慕尼黑的親信圈子裡說。3月底他邀請戈培爾來慕尼黑，在一個著名的場所霍夫布勞凱勒啤酒館做演講。戈培爾4月7日晚上剛一到慕尼黑就感覺受寵若驚，希特勒派自己的奔馳車來接他：“多麼高規格的接待！”在去旅館的路上，戈培爾看到廣告柱上到處張貼宣告他明晚登台演講的“巨幅海報”。
“我的心臟跳得快裂開了……”他在記錄中描寫兩個半小時的演說。“我傾盡我之所能，聽眾發出雷鳴般的鼓掌聲和咆哮聲。演說結束後希特勒擁抱了我。他的眼中含著淚水。我感受到了快樂。”一天之後，戈培爾作為黨主席的朋友參觀了國社黨的辦事處，他又與希特勒見了幾次面，希特勒使出全身解數勸服了尚在懷疑中的戈培爾。最終戈培爾轉變了：“在他的身邊，我感到無限的平靜。他有吞吐萬物的博大胸襟。這個急性子的人將會成為我的元首。我在更偉大的人面前、一個政治天才面前俯首稱臣！”
4月19日，戈培爾和希特勒一起在斯圖加特登台演說，並且共同慶祝了希特勒的37歲生日。他在日記中熱情地讚美道：“阿道夫·希特勒，我愛你，因為你既偉大又平凡。”6月中旬希特勒在埃森演講。“作為演講者，他把手勢、表情和語言三者出色地結合了起來。他是一個天生的鼓動者！和此人為伍，我們可以征服整個世界！” 7月中旬，戈培爾和希特勒在上薩爾茨貝格共處了一段時間，他用絕對忠誠的表白記錄下他的讚美：“是的，這個男人值得我為他效力。第三帝國的締造者應該就是這樣的……在他的面前，我感到內心的震撼。他是這樣的人：稚子般的可愛、美好、善良；家貓般的狡猾、聰明、老練；厲聲咆哮、氣魄宏大、如同雄獅。這個傢伙，這個男人。”戈培爾的皈依非常徹底。1926年10月底，希特勒任命他為大柏林黨區的國社黨主席，從而把政黨鬥爭和政治權力中最重要的位置交到了戈培爾的手中。
取得了對施特拉塞爾派的勝利之後，希特勒完全鞏固了他的地位。1926年5月22日，在慕尼黑召開的普通黨員大會上，他的領導地位得到保障。所謂重選黨主席只不過是純粹的走形式，當阿曼·馬克斯問“除阿道夫·希特勒之外，將來是否有別人能成為運動的領導人？”代表們報之以大笑。新公佈的國社黨章程宣佈1920年2月24日的黨章“不可更改”，並且保證黨主席有“最大的行動自由”，“他可以不聽命於委員會多數人做出的決定”。希特勒在工作報告中強調，國社黨在重建一年之後“比以前更好”，在德國各地“站住了腳跟”，培養了一批“一流的演說家”。說到這裡，他特別提到了“我們來自埃伯費爾德的朋友戈培爾”。戈培爾在日記裡心滿意足地註明。
在1926年7月3日至4日的魏瑪黨代會上，也是取消黨禁之後的第一次黨代會上，國社黨顯示出新的和諧局面（他們特意選擇了這個地方，因為圖林根邦是少數幾個希特勒能公開演說的邦）。所有的提案，包括有爭議的內容，都事先被移交給一個“專門委員會”處理，目的是不影響內部團結的形象。7月4日下午，希特勒在國家大劇院做了演講，他要求黨員們心懷信仰並做好犧牲的準備。“深邃又迷人，如同《福音書》……”戈培爾記錄道，“我感謝命運賜予我們這個人！”隨後，身穿風衣捆綁腿的希特勒站在敞篷車上，抬右臂行納粹禮，檢閱幾千名衝鋒隊員組成的遊行隊伍。在國社黨轉變為“元首政黨”的過程中，魏瑪黨代會代表著一個重要階段。黨內不再有人反對希特勒的絕對領導權，敵對的派別實現了和解。阿爾弗雷德·羅森堡在《民族觀察家報》上做了總結：“渴望變成了力量。這是魏瑪的偉大經驗。這裡有他們的旗幟，他們的領袖。”
當然國社黨在1926年和1927年的發展遠遠沒有它自己宣傳的那麼出色。黨員人數只是在緩慢上升。1925年底剛超過27 000人，1926年底約50 000人。直到1927年3月公佈的黨員人數57 477才首次超過了1923年11月的黨員人數，1927年底達到72 590人。即使在黨總部所在的慕尼黑也能發現黨員人數上升緩慢的跡象。1925年之後，20年代早期運動的活力和長期在街頭活動的存在感已經所剩無幾。從1926年到1928年春季，慕尼黑黨組織的人數沒有超過2500人，未達到 1923年的黨員數。參加地區大會的人數通常很少，只有少部分人仍然積極參與黨內的活動。黨員繳黨費的意願也呈明顯下降趨勢。
除此之外，1924年的黨爭仍在以各種形式繼續著。黨內充滿了不和與爭吵。慕尼黑黨部的人滿懷嫉妒地關注著被希特勒器重的戈培爾在黨內青雲直上。1927年2月初，這位柏林黨區主席在“國家社會主義報紙”上發表的文章《議會制》引起了眾人的憤怒。“那個越來越可怕的熊孩子……放肆地痛斥弗裡克，把這個安靜的男人都惹火了。”魯道夫·布特曼在寫給妻子的信中透露，“希特勒將把他的意見書面告知那個放誕無禮的不入流作家”。 實際上，國社黨主席仍然聽之任之，只是通過費德爾之口輕描淡寫地說了戈培爾幾句。像在蘭茨貝格監獄時一樣，他仍舊避免捲入下屬們的爭端，不會完全站在這一派或者那一派的立場。
圖20：希特勒在魏瑪黨代會上，1926年7月3日至4日
從選舉結果中也能看出，國社黨在重建之初只是德國政壇的邊緣黨派。在1926年6月6日梅克倫堡——什未林邦的選舉中，該黨派只獲得4607票（1.7 %）；在1926年10月31日薩克森邦的選舉中，他們獲得37 725票（1.6 %）。他們在1927年1月30日的圖林根邦選舉中獲得相對較好的成績，得票數達到27 946（3.5%）。雖然據赫斯說，1927年初希特勒深信他本年度的事業將有大的起色，但結果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兒。1927年3月這位帝國公共政策專員終於認識到，本黨“總體而言沒有取得重大的進展”，“它甚至沒有做到把黨員人數提升到接近1923年的水平”。當年夏季，DDP黨派的國會議員、柏林的德國政治學院講師特奧多爾·霍伊斯（Theodor Heuss）認為“國社黨已經成為通貨膨脹時期的回憶”。國外觀察家也持同樣意見。外交部德國事務負責人約翰·佩羅恩（John Perowne）在1927年底的備忘錄中表示，希特勒的政治地位在不斷下滑，越來越不重要：“他和魯登道夫已經變成無足輕重的人物。”
於是巴伐利亞內政部長卡爾·施蒂策爾（Karl Stützel）也覺得沒有必要再繼續阻止希特勒公開演講了。1927年3月5日，經過反覆考慮之後，巴伐利亞政府取消了對希特勒的演講禁令。次日，希特勒在菲爾斯比堡首次重登講台，3月9日他在王冠馬戲場慶祝了自己的復出。約7000名觀眾擠滿了圓形的劇場，就像慕尼黑警察局的記錄員注意到的，其中不乏“上流社會的人、穿裘皮大衣的女士和知識界的代表人物”。“熾熱甜蜜的氣氛中有人們對轟動事件的渴望”。最後，大約9點鐘，希特勒在隨從人員的簇擁下步入大廳，人們做出表示愉快和興奮的動作，揮著手，不停地呼喊萬歲，有人站在了椅子上。雷鳴般的跺腳聲，然後號角聲驟然響起，如同在戲台上。突然之間，周圍靜了下來。大會儀式的編排與1923年前差不多：希特勒身後， 200名衝鋒隊員組成的兩列鼓手“整齊地排著隊”走進來。“他們舉起手臂行納粹禮……台上的希特勒同樣舉起手臂行禮。在磅礡的音樂聲中，旗幟從觀眾身邊經過，旗面上繪有花環中的卍字和模仿古羅馬鷹旗上雄鷹的衝鋒隊隊旗閃耀著光芒。”
警方記錄人對演講本身的印象不太好。希特勒開頭說得慢，後來他的話像潮水般湧出來，幾乎讓人來不及聽。“他用胳膊和手做著動作”，記錄中繼續寫道，“他激動得蹦來蹦去，試圖迷住凝神傾聽的觀眾們。當他的話被掌聲打斷時，他戲劇性地攤開雙手。”這位觀察者明顯不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擁護者，他對希特勒的講話內容也毫無興趣：“希特勒演講時用的比喻很拙劣，完全迎合觀眾的口味，他不放棄任何一個射影含沙的機會……他用不可置疑的霸道口氣拋出他的言語和觀點，彷彿它們是不可更改、永世不變的原則和事實。從語言上就能察覺出他說的都是一些出格的玩意兒。”
3月底第二次登台時，王冠馬戲場只填滿了四分之三，4月初只有3000名左右觀眾到場，幾天之後，4月6日，人數甚至又減少了一半。“希特勒又面對著空蕩蕩的觀眾席了。”社會民主黨的《慕尼黑郵報》大為高興。被迫休息兩年之後，希特勒失去了以往在群眾大會上的吸引力，原因不僅在於慕尼黑黨員的興趣逐漸在減弱，也在於演講的內容：它與1923年的社會危機配合得天衣無縫，但是對1924年以來的變化卻缺乏應變。希特勒堅持忽視一切經濟復甦的跡象。“德國正在逐漸崩潰。”他在1925年12月和隨後的幾個月宣佈，“今天我們是一個悲慘的民族，被貧困和苦難折磨著……1918年之後，7年過去了，我們可以說，我們在一點點地沉淪。”希特勒喜歡拿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作參照，以便把德國的現狀襯托得盡可能悲慘：“那裡經濟繁榮，而這裡經濟衰落，1200萬人失業。”1926年4月他在斯圖加特的大會上宣佈。實際上1926年平均失業人數只有200萬人左右。
除了過度誇大經濟困境之外，他還毫無顧忌地抨擊施特雷澤曼的對外和解政策。這個煽動者從1924年的“道威斯計劃”背後只發現“狠命敲骨吸髓地剝削德國人民”的企圖，1925年的《洛迦諾公約》在他眼裡是為了“給予最深的羞辱和無限的征服——這是《洛迦諾公約》的深意。”希特勒對施特雷澤曼進行激烈的個人攻擊，就像從前他攻擊拉特瑙一樣。他指責施特雷澤曼出賣國家利益。因為與“不共戴天的敵人”法國達成協議好比“讓鵝和狐狸建立同盟”。外交部部長被詆毀為“法國官老爺的候選人”，他的法國同事阿里斯蒂德·白裡安（Aristide Briand）在他的心裡比德意志民族更重要。
即使是飽受讚譽的“魏瑪文化”，希特勒從中也只看到沒落和衰敗的徵兆，他與保守的文化批評家倒是所見略同。所有的文化藝術都顯得 “骯髒渾濁”。“德意志民族的靈魂毒害者”在魏瑪共和國“胡作非為，用黑人音樂和爵士樂可恥地褻瀆高雅文化場所”。國社黨人的任務是“有朝一日剷除這些烏七八糟的東西”。希特勒把文化上的“退化”也歸咎於猶太人的“顛覆”活動。1925年他斷言猶太人不僅通過銀行和股市操控經濟，還控制著新聞、文學、藝術、戲劇和電影。“如今他們幾乎已經成為文化藝術的主人，在經濟領域他們已經是世界的主人了。”不僅在黨內的會議上，取消演講禁令後，希特勒在群眾大會上也一如既往表現出他的極端反猶態度，與他坐牢之前的公眾形象完全一樣。在反對 “加利西亞無賴投機商”“猶太國際吸血鬼”“國際巨額融資的雄蜂”的煽動宣傳方面，他超過了黨內包括施特賴歇爾和戈培爾在內的所有演講者。他在1927年6月保證，“當各民族從猶太人手中得到解放時”，他們就能“鬆口氣了”。1928年2月24日，也就是宣佈黨綱第8年的紀念日，希特勒在霍夫布勞凱勒啤酒館要求人們對猶太人開誠佈公地宣佈：“我們是家裡的主人，如果他們好好表現，他們可以留下；否則他們必須滾出去！”只有這段話聽上去與他以往的主張有些矛盾，但是下一句他又說得明白無誤了：“一個人無法與寄生蟲競爭，他應該驅除寄生蟲。”
當然了，如果面對特定的一小部分觀眾說話，希特勒完全能夠控制住他的反猶狂熱。比如1926年2月28日，他在大西洋旅館的大宴會廳裡對漢堡的1919國家俱樂部成員做特別演講。他盡量避免涉及“猶太問題”，而把重點放在了“馬克思主義的危害”上。他所指的馬克思主義概念很空泛，既包括社會民主黨，又包括共產黨。因為溫和的漢堡社會民主黨（SPD）與這座漢薩城市的自由派資產階級合作密切，從未被看作可怕的惡魔，希特勒就把德國共產黨（KPD）當作重點打擊的靶子，德國共產黨主席恩斯特·台爾曼是漢堡人。這個慕尼黑的煽動者有意挑起觀眾——其中包括漢莎商人的著名代表人物——對共產黨奪權的恐懼，“如果今天共產主義取得勝利，將有兩百萬人被送上斷頭台。”只有一個對付它的手段：“破壞和消滅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這也是他的運動的目標之一。他們知道，“只有解毒藥才能對付毒藥”，他們將堅持不懈地鬥爭到底，直到“最後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放棄自己的信仰或者被消滅”。起初還保持矜持的觀眾們聽到此處報之以“暴風雨般的掌聲”，當演講快結束時，演講者“號召建立起德國式的自由和力量”，觀眾們用掌聲和萬歲的呼聲表示歡迎。
對於希特勒而言，“猶太”和“馬克思主義”兩個概念是可以互換的。根據需要，他有時警告人們當心“國際猶太敵人”，有時又警告他們當心“國際馬克思主義對民族的毒害”。他時不時還把兩個仇恨目標合為一體，“猶太人始終是全世界的敵人，而他們的武器馬克思主義是人類的瘟疫。”他在1927年2月的《民族觀察家報》上撰文說。“消滅馬克思主義”對於希特勒意味著通過建立“真正的民族共同體”來消除階級對立。他在演講中一貫用新的詞彙呼籲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結合”以及“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的聯盟。國家社會主義不承認 “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分”，而把二者都看作“為本民族勞動的德國人”。希特勒有時拿他在前線的經歷做參考，他從中看到了他所追求的“民族共同體”的早期形式：“在德國有一個不存在階級分化的地方，前線的連隊。在那裡人們不在意什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連隊就是一切。”
與1924年之前相比，現在希特勒的演講多了一個新的重點。1925年12月，他第一次在演講中強調為了保障德國人民的糧食基地而獲取“土地”的重要性。 “讓土地適應民族總人口”的要求是他在1926年7月魏瑪黨代會上演講的主題。為此他們需要“權力和力量”，“我們必須用粗糙的手和鋒利的劍來解決這個問題”。1926年秋季希特勒完成了《我的奮鬥》第二卷，從此“空間問題”成為在他的演講中反覆出現的主題。他也毫不隱瞞地表示他將用武力解決這個問題，更確切地說，是當德國重新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之後。演講禁令取消後，當希特勒1927年3月5日在菲爾斯比堡首次登台演講時，他提到了中世紀德國在東歐殖民的例子。那時“用劍獲得了易北河以東的地區，並交予德國農夫的手中”。“如果你們不給我們世界上的土地”，1927年4月初，他在王冠馬戲場宣佈，“我們就自己去奪取土地”。1927年11月，希特勒援引了民族主義作家漢斯·格林（Hans Grimm）1926年寫的文章標題《我們是一個沒有空間的民族！》。1928年2月初，他的演講中首次出現了“爭奪生存空間的鬥爭”的說法。蘇聯將成為掠奪土地的貪婪慾望對準的第一個目標，雖然希特勒沒有直接說出口，但是觀眾們都很清楚擴張政策指向什麼方向。
當國社黨還是德國的一個邊緣小政黨時，希特勒就喜歡誇下虛幻的海口。為了消除擁護者們的疑慮，他總是不失時機地要求大家“盲目和狂熱”地相信“運動”最終的勝利。只有當人們心懷“神聖的信仰”時，他們才能把“不可能”變成“可能”。魯道夫·赫斯曾經告訴蘭茨貝格的獄友瓦爾特·黑維爾（Walter Hewel）：“偉大的民族領袖和偉大的宗教創始人在這點上是一致的：聽眾必須受到絕對信仰的教導，然後廣大信徒才能被領到他們應該去的地方。遇到挫折時，他們將追隨領導人，但是首先他們必須接受教導，絕對相信自我意志的絕對正確性，相信領導人負有的使命，對於我們來說是我們民族的使命。”
國家社會主義被編排得像一個宗教。“什麼是我們當今的基督教？”戈培爾譏諷地說，“國家社會主義就是宗教。”與此相應的，政黨被抬高為“信仰團體”，黨綱被視為“意識形態信條”。就像從前的使徒們一樣，“元首”的“信徒”們應該致力於把“運動”的原則抬高為“本民族的福音書”。這也是希特勒反對修訂25條黨綱的原因之一。“不，不”，他對漢夫施丹格爾解釋說，“就讓它保持原樣吧。《新約》也充滿了矛盾之處，但是絲毫也不影響基督教的傳播。”1925年慕尼黑國社黨的聖誕慶祝活動中，希特勒將早期的基督教和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做了比較。基督教起初也被“嘲笑”，“但是從這個信仰中產生了偉大的世界運動。我們將在政治領域做同樣的事情。”一年之後他拿自己和耶穌相比：“耶穌開創的事業將由他（希特勒）進行到底。國家社會主義實際上在追隨耶穌的信條。”
希特勒喜歡在演講中，尤其在結尾的高潮部分，使用宗教詞彙——例如他用“阿門！”作為演講的結束語，對“神聖的新德意志帝國的信仰”立誓，甚至直接呼喚“上帝”賜予他“戰勝一切妖魔鬼怪”完成事業的力量。他一再告誡追隨者們，在通向目標的路上他們需要不斷做出犧牲。他在這裡也同樣在拿早期的基督教打比方，“我們必須走過荊棘路並且為此而自豪！”為運動獻出生命的“烈士”們像基督教殉難者一樣受到特別的尊崇。黨代會上莊嚴地移交1923年“血旗”的儀式，以及對“元首”的效忠誓詞，都有意識地吸納了基督教的禮儀元素。
一方面，希特勒和國家社會主義者肆無忌憚地盜用宗教感情和宗教形式為他們的政治目的服務，另一方面，他們又對宗教派別採取嚴格中立的態度。希特勒在1925年2月國社黨重建時發表的社論中已經提出，反對任何“將宗教爭端帶入運動裡的企圖”。“天主教和新教的信徒”應該在國社黨中“和平共處”。當圖靈根的黨區主席、臭名昭著的反猶暢銷書《叛血之罪》的作者阿圖爾·丁特爾（Arthur Dinter）提出“純粹的基督教義”的理念並主張打倒天主教會和基督教會時，希特勒的反應更加激烈了。1927年9月底，希特勒撤銷了他的職務。1928年7月，國社黨主席寫信給丁特爾：“作為國社黨的領導人，作為一個盲目相信自己屬於那些創造歷史的偉大人物的人，我認為，只要您的宗教改革意圖與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有任何關聯，您的所作所為就會損害到我們的運動。”得到這句評語之後，丁特爾被開除出國社黨。
雖然國社黨在魏瑪共和國的穩定時期沒能發展壯大，但是黨內生活卻得到了大發展，奠定了國社黨後來騰飛的基礎。“關於1927年和我們的事業的預言逐漸地應驗了，”魯道夫·赫斯在1927年11月底寫道，“雖然暫時從外部看還不明顯，它更多地表現在為將要到來的成功做準備，在內部，從根本上。”1925年到1928年之間，國社黨最終發展成“元首政黨”，發展成一個完全聽命於最高領袖的運動。現在已經再沒有任何人懷疑“誰是領導者、誰來下命令”，赫斯在上文引述過的1927年3月寫給瓦爾特·黑維爾的信中評論，他解釋說整個組織都受到“元首原則”的支配。它建立在“上級在下級面前擁有絕對權威，下級在上級面前承擔責任”的基本原則之上。希特勒對“黨區主席下命令，黨區主席對黨支部主席下命令，黨支部主席直接對下轄的廣大黨員下命令。承擔責任則按照相反的方向。”赫斯稱這種關係中存在著“日耳曼式的民主”。
這個體系建立在個人對“元首”的忠誠和無條件地服從他的決定之上。違反原則的人將面臨懲處。例如施瓦賓地區的黨區領導人恩斯特·瓦爾特雷克（Ernst Woltereck），他抱怨希特勒在眾人面前沒有給予他足夠的認可，於是用退黨做要挾。1926年6月，希特勒在專門召開的地區黨員大會上明確指出：“本黨建立在權威和服從的基礎之上，作為一黨的領袖，他無法容忍一個小小的地區黨部負責人對抗最高領導人。如果這種行為被容忍，本黨就完結了。”1927年5月，由於對運動停滯不前感到沮喪，埃德蒙·海納斯（Edmund Heines）率領慕尼黑衝鋒隊造反，希特勒再次採取斷然措施。“誰不想服從命令，他就沒有必要留在國社黨，更沒有必要留在衝鋒隊。”5月底海納斯被開除出國社黨和衝鋒隊。
只要不威脅到自己的權威，希特勒對組織內部的爭鬥依舊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他的馭人之術是挑起下屬之間的競爭，而非禁止爭鬥。按照他的原始社會達爾文主義世界觀，競爭是一個優勝劣汰的選擇過程，最強的最能幹的人最終將脫穎而出。“他遠離瑣碎的日常事務”，赫斯讚賞希特勒的審慎態度。通過這種方式希特勒做出“冷靜的高高在上”的姿態，真是“最了不起的政治家類型，治國之才。”
在1926年到1928年之間，政變之前還比較克制的“元首”崇拜逐漸制度化了。黨員互相致意時必須喊“希特勒萬歲！”，這句問候語的內涵是“承認希特勒的絕對領導地位，當希特勒在世時已經開始對他個人的神聖化”。黨的宣傳不斷在普及元首崇拜，把它推廣到最偏僻的地區黨組織。海因裡希·霍夫曼在1924年到1926年推出照片宣傳冊《德國的覺醒圖文版》，這本小冊子強化了希特勒的准宗教光環，為元首崇拜的宣傳做出了很大貢獻，“一個來自民間的男人宣講愛國福音書”。尤其是戈培爾，他在皈依之後成為希特勒的狂熱崇拜者，是希特勒神話的最熱心的宣傳員之一。“只有局內人才能判斷出”，1926年7月他在《民族觀察家報》上寫道，“在過去的鬥爭歲月裡，希特勒個人對於運動的團結起著多麼重要的作用”，“全倚仗他一人之力，運動才沒有分崩離析”。
希特勒的使命感和把他視為未來救世主和德國“拯救者”的期待感之間的相互影響在這裡再次體現出來。“我，一個始終在他身邊的人”，1927年11月赫斯寫道，“吃驚地看到，他怎樣一天天成長起來。他總能掌握新的基本知識，他用與過去截然不同的方法處理面臨的問題，腦子裡充滿了想法，他最近做的演講比以往的演講更出色。”1927年8月，黨代會第一次在紐倫堡舉行，會場上出現大規模的元首崇拜儀式。希特勒本人也積極地投入到會議籌備工作中。他呼籲“德國同胞們”加入到“青春德國的成長中的隊伍中”，在這支隊伍中“不是由大部分人的軟弱，而是由元首信仰”決定一切。大約15 000到20 000名擁護者來到這座古老的帝國城市。8月21日，在路易特波爾德海因（譯者註：紐倫堡的地名）舉行過“授旗儀式”之後，身著衝鋒隊褐衫的希特勒站在主廣場檢閱遊行隊伍。正如赫斯在記錄中寫的，“人們熱烈地向希特勒致敬並獻上鮮花”。當年的參與者，柏林法律專業大學生霍爾斯特·威塞爾（Horst Wessel）後來寫道：“旗幟，歡呼，整個紐倫堡變成了褐色的軍營。這是留給人最深刻的印象。”
在鞏固“元首崇拜”的同時，黨組織也在順利地發展壯大。1925年3月，菲利普·布勒（Philipp Bouhler）擔任了慕尼黑總部的總務主任，弗蘭茨·克薩弗爾·施瓦茨（Franz Xaver Schwarz）成為財務主任。除了他倆之外，魯道夫·赫斯是“元首”與黨內領導人之間的聯絡人，馬克斯·阿曼是黨內出版社的社長，他們的地位都很重要。起初黨的宣傳工作由赫爾曼·埃塞爾負責，正如上文提到的，1926年9月他被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取代。此外1925年12月成立了“調查與調解委員會”（USCHLA），專門負責處理黨內的矛盾，很快它成為“一個不可缺少的部門”。1928年1月初，退役少校瓦爾特·布赫（Walter Buch）從布魯諾·海納曼（Bruno Heinemann）手中接過主席一職，律師漢斯·弗蘭克成為兩個副主席之一。1925年6月，國社黨辦事處從蒂爾施街15號的埃爾出版社搬到捨令街50號，希特勒的攝影師海因裡希·霍夫曼住在其中的幾間屋子裡。“現在我們有了一個新的辦事處。它還是臨時性的，領袖希望，我們很快能建立一個獨立的辦事處，它將擁有一切現代化的設施。”赫斯寫道。一份手寫的中央檔案被當作黨的核心驕傲地展示出來，上面寫著所有黨員的名字。1928年1月2日，希特勒任命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為帝國組織部部長，他自己擔任宣傳部部長。在施特拉塞爾的領導下，全國的黨組織系統得到了統一管理。此外還按照國會選區的劃分範圍重新建立了黨區。這樣建立起一個強大的行政管理機構，為以後的群眾動員奠定了基礎。
此外他們還建立了一系列的專門機構和組織，形成了一個吸納各行各業人士的網絡。1926年2月，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大學生聯盟成立，1928年7月，慕尼黑大學日耳曼文學專業的大學生，出身魏瑪知識分子家庭的巴爾杜爾·馮·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成為這個組織的領導人。1927年8月，阿爾弗雷德·羅森堡倡議建立“德國文化戰鬥聯盟”，它是反對所謂“現代派藝術的腐化影響”的戰線。希特勒的贊助人，在慕尼黑極有影響的布魯克曼夫婦支持他的倡議。1928年1月成立了德意志婦女協會，以國家社會主義的“紅色卍字”符號為標誌（它是1931年成立的國家社會主義婦女聯盟的前身）。1928年9月，漢斯·弗蘭克成立了國家社會主義律師聯盟，接著1929年成立了德國國家社會主義教師聯盟、國家社會主義中小學生聯盟、國家社會主義醫生聯盟。1926年之後，成立了希特勒青年團（簡寫HJ，希特勒青年團成員的年齡在14歲～18歲）；1929年之後，成立了德國少女聯盟（BDM），它們都是面向青少年的組織。
1925年春天，希特勒讓尤里烏斯·施雷克——他多年的隨從、有時也是他的司機——傚法先前的“希特勒特攻隊”組織一支“戰旗護衛隊”，很快它更名為“黨衛軍”（SS）。這支最初只有幾百人的隊伍負責保護“元首”的人身安全，其成員基本都是在運動中能力和表現突出的“精英”。黨衛隊隊長獲得黨衛軍全國領導人的稱號，但從1926年底開始，它隸屬於新成立的衝鋒隊，由普費弗·馮·所羅門統一指揮。1927年9月，海因裡希·希姆萊擔任黨衛隊的副隊長，1929年1月他被任命為黨衛隊的最高領導人。
海因裡希·希姆萊，出生於1900年，他的父親是一個中學教師，他在優渥的天主教知識分子家庭裡長大，在學校中受過地道的人文教育。希姆萊屬於典型的“戰爭中長大的青年一代”——他們年齡太小，還沒來得及上戰場，但是又足夠大了，對戰爭有刻骨銘心的記憶。他希望成為一名軍官，因為德國戰敗和1918年革命，他的願望破滅了。這個身體孱弱的年輕人以戰士的標準來要求自己，他有人際交往的障礙，因此他學會把自己的不安全感隱藏在冷酷、強硬和理智的保護層後面。20年代早期，當他還是農學專業的大學生時，他就積極參加准軍事的組織。1923年11月9日的政變失敗之後，這個失業的大學畢業生將自己的前途與希特勒的政黨聯繫在了一起。希姆萊在下巴伐利亞地區擔任國社黨的邦宣傳員，初次嶄露頭角。1926年，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任命他為慕尼黑黨總部的副宣傳部部長。不同於其他的國社黨領導人，希姆萊沒有被“元首”的個人魅力吸引的覺悟體驗，希特勒也和這個看上去沒有性格色彩、迂腐刻板的人保持著距離，但把他看作一個能幹的組織者。1929年1月他晉陞為黨衛軍全國領袖，希姆萊竭盡全力讓黨衛軍擺脫與衝鋒隊的隸屬關係，讓它變成一支服從於希特勒的、紀律嚴明的精英武裝。他通過特殊的崇拜儀式增強他的“組織”的內部凝聚力，並且訂立了每個黨衛軍成員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
在運動停滯不前的幾年中，希特勒加強了爭取大企業主支持的宣傳工作。1926年6月，他在埃森首次對50~60名魯爾地區實業家代表發表了演講。像之前他在漢堡國家俱樂部做的演講一樣，這次他也沒發表針對猶太人的長篇大論，而是把“與馬克思主義的鬥爭”作為演講的主題。同時他試圖在經濟政策意圖方面安撫工業家們，他向他們保證，他支持“保護私有制”。“自由經濟將被視為最合適的或者說唯一有可能的經濟秩序而得到保護。”大工業家的喉舌《萊茵——威斯特法倫報》登載了演講的主要內容。報紙的主編提奧多爾·賴斯曼·格羅納（Theodor Reismann-Grone）宣稱自己從20年代早期時就是希特勒的擁躉。
1927年4月底，希特勒再次在埃森面對特邀的眾多經濟政治界人士登台演講。這次他宣傳自己的政治理念，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可以共生共存，重新樹立“人的權威”。跟隨希特勒同去的魯道夫·赫斯描述了演講的效果：“我幾乎沒聽到過他這樣的演講。頭一個小時冰冷的沉默刺激了他，他越說越興奮，最後400名聽眾爆發出越來越頻繁的暴風雨般的掌聲！”年過八旬的埃米爾·基爾道夫（Emil Kirdorf），萊茵——威斯特法倫德高望重的領袖人物、蓋爾森基興礦業股份公司的常任總經理，“在演講結束時站起來，明顯深受感動，他和領袖握了手”。
1927年7月4日，愛爾莎·布魯克曼在卡洛琳廣場的家裡安排希特勒和基爾道夫見面。國社黨主席花了4個小時說服這位工業家，最後他深受感動，他甚至請求希特勒在備忘錄裡寫下自己的計劃，他準備轉告魯爾地區的重要人物。胡戈·布魯克曼讓他的出版社把這些內容印成小冊子出版，書名為《通向復興的道路》。在8月間希特勒把這些小冊子寄給基爾道夫，並且請求這位“可敬的樞密大臣先生”幫忙“在他的圈子裡傳播這些思想”。希特勒在小冊子裡也明確表明，他無意動搖私有制經濟的體系，“一個強大的民族主義國家反而能為這樣的經濟提供保護，並且為它的存在和發展提供自由”。他再次削弱了反猶宣傳，只在文中一處提到“國際猶太人熱衷於宣傳和平主義、民族和解以及永恆的世界和平的理論”。
這本小冊子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魯爾區工業家的領導人明顯不想和那時還沒擺脫激進邊緣政黨地位的國社黨走得太近。“希特勒不會給我們多少益處”。1927年12月，魯爾區的工業巨頭保羅·羅伊施（Paul Reusch）在給聯合鋼鐵股份公司的主席阿爾伯特·弗格勒（Albert Vögler）的信中寫道。魯道夫·赫斯在同一個月宣佈，他們在魯爾地區進展“極順利”，“有影響力的人都爭相追隨領袖”——此處只是他的美好願望而已。即使是基爾道夫，他在1927年8月1日參加了國社黨，後來又作為嘉賓出席了紐倫堡黨代會，一年之後，由於對國社黨在魯爾地區的反資本主義宣傳感到憤怒，他也和國社黨鬧翻了。但他還和希特勒保持著政治上的聯繫。1929年紐倫堡黨代會之後，他在寫給希特勒的信中說：“有幸參加此次會議的人，也許他對黨綱中的某幾條持懷疑或者堅決反對的態度，但是依然承認您的運動對復興國家的意義，並且祝願您能取得成功。”雖然希特勒對魯爾地區工業家做的宣傳取得的具體成果有限，他並沒有像某些報紙的傳言說的那樣得到巨額捐助，但它並不是完全失敗的。因為他由此獲得了奉行溫和的經濟政策的名聲——1930年當希特勒在政治上取得突破以後，這個名聲對他吸引企業家的興趣大有幫助。
1927年歲末至1928年年初，希特勒顯得躊躇滿志。“現在我再次明白了，命運將把我帶到何方，它是我4年前希望去的地方。”1927年12月30日他寫信給維妮弗蕾德·瓦格納，“那個日子快要到了，到那時你將為你的朋友感到自豪，這種自豪將足以報答我現在還無以回報的你為我做的很多事情。”即將於1928年5月28日舉行的國會選舉給了希特勒樂觀的理由。希特勒1月初宣佈，他估計國社黨將會得到15個議席。“如果我們得到25個議席，我們將進入政府，為了將來在某個適當的時機驕傲地走出政府。”國社黨積極展開競選活動。5月14日晚上，希特勒和熱門候選人弗蘭茨·裡特爾·馮·埃普將軍一起出現在12個慕尼黑大會會場上：“我們感覺自己是戰士。”他喊道，“未來的德國軍隊的戰士，新的德意志帝國的戰士，鍛造出這個未來帝國的思想意識的戰士。”他“對競選從未像這次一樣興奮”，戈培爾寫道，他滿懷信心地希望，“我們將取得與我們迄今為止的犧牲精神相稱的成功”。
但是國社黨卻在國會選舉中遭到了挫敗。左翼政黨是明顯的贏家，他們的得票數明顯上升，社會民主黨（SPD）從26% 上升到 29.8%，德國共產黨（KPD）從9%上升到10.6%。社會民主黨員赫爾曼·米勒（Hermann Müller）建立了一個由社會民主黨（SPD）、中央黨（Zentrum）、巴伐利亞人民黨（BVP）、 德意志民主黨（DDP）和德國人民黨（DVP）組成的大聯盟內閣。德國民族人民黨（DNVP）的損失最大，得票數從20.5%跌落到14.2%。國社黨只獲得2.6%的選票，與1924年12月國會選舉結果相比，得票數減少了。他們沒有得到14個議席，只得到了12個國會議員席位，其中包括裡特爾·馮·埃普、戈培爾、弗裡克、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高特弗裡德·費德爾和1927年秋季興登堡宣佈大赦之後從瑞典返回德國的赫爾曼·戈林。雖然在國會選舉之夜希特勒從民族國家陣營更加災難性的得票數（它只獲得了0.9%）得出了一個積極的結論：他們可以記錄下最重要的一個結果，從此之後“只存在一個民族主義的運動了”，也就是說，只有國社黨繼續存在了。可是對於他的追隨者們來說，失望佔了上風。國社黨“沒有理由”對5月20日的結果“感到滿意”，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表示，而戈培爾在日記中記錄下：“我感到沮喪。”
當然國社黨也並非在所有地區都成績欠佳。在工業大城市它的得票率最低，在柏林只得到1.6%的選票，雖然國社黨的暫時性禁令被取消之後，戈培爾進行競選宣傳時使盡了渾身解數。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和下薩克森的一些農村地區，他們還是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在威澤爾——埃姆斯選區獲得了5.2%的選票。但還是核心地區的選舉結果最令人滿意，弗蘭肯（8.1 %），上巴伐利亞和施瓦本（6.2％），普法爾茨（5.7％）。在慕尼黑他們獲得了將近8%的選票，成為排在SPD（24 %）和BVP（17 %）之後的第三大政黨。為了阻止黑—紅聯盟上台，他們將“不惜一切代價”，希特勒宣佈，因為這意味著國社黨面臨再次被禁止的危險。“慕尼黑是黨的中心所在，必須得到保護。”因此他並沒有徹底拒絕參加自由邦政府的組閣，他打算在這種情況下推動司法部拒絕通過反對運動的措施。
黨的領導人從1928年5月20日的選舉結果中得出結論，以後他們應該把宣傳的重心放在農村地區，“因為相對大城市來說，他們在農村耗費較少的時間、精力和金錢能夠取得較大的成果”，《民族觀察家報》5月底撰文說。從1927年秋季開始，國社黨已經開始加強在北德農村地區的宣傳工作。12月10日，希特勒首次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幾千名農民面前發表演講，並保證將關注他們的利益。為了避免可能出現的批評，1928年3月他修改了黨章第17條“為了公共福利的目的無償徵用土地的法律規定”。這條規定只適用於“用非法方式獲得的土地”，主要針對“猶太地產投機公司”。
國會選舉之後，希特勒再次在貝希特斯加登隱居了幾個星期。1928年10月，他租了一幢每月租金為100馬克的房子“豪斯瓦亨費爾德”——一幢阿爾卑斯山區風格的普通度假別墅，房主人是德國北部商人的遺孀瑪格麗特·溫特爾（Margarete Winter）。他請同父異母的姐姐安哥拉·勞巴爾來幫他料理家務。“我立刻給我住在維也納的姐姐打了電話：我租了一棟房子，你願意來幫我料理嗎？她來了，我們很快搬了進去。它很棒！在山上度過的第一個聖誕節太美妙了！”希特勒在1942年1月回憶說。那次他還詳細描述了他怎麼說服這位寡婦在1933年6月把這幢房子賣給他，他把它擴建成了“貝格霍夫”。
1928年6月和7月間，希特勒利用在上薩爾茨貝格的時間，準備著手寫一本新的書。他原本想為布魯克曼出版社寫一本戰爭回憶錄，但是現在放棄了。他明顯受到恩斯特·雲格爾（Ernst Jünger）的啟發，1926年1月，雲格爾把他寫有 “獻給民族領袖阿道夫·希特勒！”題詞的小冊子《血與火》寄給了希特勒——它是這位作家繼《鋼鐵風暴》《作為內心體驗的鬥爭》和《小樹林125》之後發表的第四本書，這本書描述了他的戰爭經歷。希特勒用筆在《血與火》這本書中做了很多標記，他在5月對雲格爾說：“我看過您的所有著作，我把您視為描寫前線經歷少數幾個好作者之一。當我接到您親自寄來的寫著友好題詞的《血與火》時感到更加高興。” 1926年9月，愛爾莎·布魯克曼告訴她的丈夫，希特勒有意“撰寫一本有關戰爭經歷的書，它在他的心中日益生動，更加成熟，所有的畫面圍繞著他設想的和渴望完成的核心。”實際上希特勒從來沒有動筆寫稿，迄今為止從未發現手稿的片段。
但是1928年夏天他完成了234頁打字紙的稿子，美國歷史學家格爾哈德·L.魏因貝格（Gerhard L. Weinberg）在1961年以《希特勒的第二本書》為書名出版了這部書稿。希特勒明顯僅用了幾個星期就向女秘書口授完這篇稿子。赫斯在1928年7月底給父母的信中提到了書的主要內容：“週末我們去了貝希特斯加登……我必須去看望元首，他正在寫一本看起來很不錯的關於對外政策的新書。”希特勒確實想在較大的範圍內重申他的對外思想，起因是南蒂羅爾問題，他在1926年2月出版的一本小冊子裡——《我的奮鬥》第二卷的預印本——探討過這個問題。他在書中宣佈，為了和意大利締結聯盟，他準備放棄對南蒂羅爾的所有權利，在1928年的競選中這一點受到來自民族主義者內部的強烈抨擊。
南蒂羅爾問題是他第二本書的核心。他闡述了1926年以來不斷在演講中重複的基本思路：“一個民族的生存鬥爭”取決於土地和人口的平衡關係。對外政策是“保證民族生存空間”的藝術，歐洲唯一一塊能滿足這項“土地政策”的地方“在東歐”，由於這個原因就無法與蘇聯建立同盟關係，德國必須與意大利和英國站在一起。在本書的結束語中，希特勒也強調，雖然他的任務不是“撰寫一篇關於猶太問題的論文”，但是他並不反對簡潔地描述他的偏執反猶主義的世界觀：“由於猶太人缺乏生產的能力，他們無法建立一個有土地空間的國家，只能把本民族的生存建立在其他民族勞動和創造性活動的基礎之上，因此猶太人的存在就變成了其他民族生活中的寄生蟲。猶太人生存鬥爭的最終目標是奴役生產勞動的其他民族。”
1928年7月13日，希特勒在柏林的弗雷德裡希海因大廳對5000名觀眾做了有關《德國對外政策》的演講，他在其中概括了“第二本書”的核心論點。隨後他在戈培爾的陪同下去諾德奈度了一個星期的假。他不再繼續寫書的工作了。似乎在1929年他才下定決心不出版這本書。我們只能猜測其中的原因。可能馬克思·阿曼有經濟方面的顧慮。1927年至1928年《我的奮鬥》的銷售量大不如前，沒有必要再出版希特勒的第二本書了。更重要的是，1929年在全民公投反對楊格計劃的大環境下，他們有可能與民族主義右翼進行合作。“第二本書”中對資產階級政治家的瘋狂攻擊只能損害合作關係。當時外交上的顧慮可能還不太重要。後來希特勒推遲發表他的觀點。30年代中期，他對阿爾伯特·施佩爾表示，他“非常高興”“1928年的第二本書”沒有出版，“否則現在它將給我帶來多大的政治麻煩”。
面對運動的低潮，希特勒取消了1928年的黨代會，代之以8月底在慕尼黑召開的“領導人會議”，普通黨員大會也同時舉行。黨主席竭盡全力鼓舞下屬們受挫的士氣：創造歷史的始終只是少數人，因此，光是其他黨派和公眾輿論反對國社黨的事實已經“構成了運動必然成功的數學基礎”。但他無法完全消除懷疑，連戈培爾都對希特勒的言論“有些厭煩”，“慕尼黑的環境，讓我感到壓抑。”不僅在各黨區，在黨總部也流傳著謠言：當弗蘭肯邦議員抱怨說他們無法接近希特勒，因為別人在他的身邊築起了“高牆”時，調查和調解委員會主席瓦爾特·布赫反駁說，即使慕尼黑辦事處的部門頭頭也“經常需要等待幾天”，“才能見到希特勒先生”。希特勒的不靠譜和對待同事的輕蔑態度讓布赫感到不安。1928年10月，他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傾吐了“很多星期以來沉重地壓在他靈魂上的東西”：“您，希特勒先生，逐漸變得蔑視他人，讓我深感焦慮。”
1929年3月，下巴伐利亞黨區主席奧托·艾爾伯斯多普勒（Otto Erbersdobler）目睹了希特勒怎麼用獨特的羞辱方式斥責忠誠的部下。黨主席下令讓衝鋒隊乘卡車去上巴伐利亞開會，普費弗·馮·所羅門為了省錢讓他們搭乘火車。次日，希特勒在慕尼黑辦事處“狠狠地批了普費弗一頓”：“他站立在普費弗面前，足足對他喊了十多分鐘，還不斷用馬鞭敲打著桌子來強調他已經說得很清晰的話。”他絕對禁止“別人在任何情況下修改他的命令”，他教訓完人之後又問道：“我們互相理解了嗎，馮·所羅門同志？”衝鋒隊最高領導人挺直了身軀，希特勒朝他伸出手去。
希特勒在他與下屬的關係中首先看重他們的用處，也就是說他們對他有用還是會礙他的事。“我從未聽到他表揚或者欣賞某個黨內同志。”阿爾伯特·克雷普斯（Albert Krebs）回憶說，從1926年到1928年他擔任過漢堡國社黨地區領導人，1928年短期擔任過漢堡黨區主席。“憑藉著動物般的敏銳嗅覺”希特勒能夠區分出，“哪些人毫無保留地信任他和近乎宗教式地信仰他”，“哪些人與他保持距離用批判性的眼光和理智的標準看待他和評價他”，他不喜歡後一種人，但他不會讓他們覺察出來，直到他們對他徹底沒有利用價值。
在人群中擠得大汗淋漓也會讓希特勒感到不快，一般來說會議過後他立刻回家，避免和黨內同志有更親密的接觸。他習慣於保持距離，維持不可接近的光環。1928年春季，克雷普斯帶他參觀新成立的漢堡辦事處，希特勒幾乎對在場的同事們都不加理會，雖然他們“高興地向他擠過來，急於向他介紹情況”。最終他明顯很不情願地讓克雷普斯介紹他和群眾見面，然後發表了一通挖苦的評論：“他沒有如願地迅速取得成功，漢堡辦事處也有一定責任。”
1929年春季，國社黨的前途逐漸變得樂觀，批評的聲音也逐漸消失了。1928年至1929年冬季，德國的經濟狀況明顯惡化，2月份在勞動部門登記的失業人口超過了300萬。農產品價格下跌，很多農場無法支付貸款的利息，結果是破產和強制拍賣。尤其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在當地的農民運動中出現了農民與政府的對抗。農民舉著黑旗遊行，克勞斯·海姆（Claus Heim）領導的極端組織用炸彈襲擊了財政部和地方辦事處。魏瑪共和國的相對穩定時期結束了。
希特勒覺得他的預言應驗了。“一切像我們預言中的一樣發生了……”他在1929年3月底興高采烈地說，“德國經濟正在垂死掙扎。”國社黨再次成為危機形勢的最大受益者。從1928年10月到1929年10月，它的黨員人數從100 000人增加到150 000人。它在大學生中也受到更多的歡迎。在1928年至1929年的大學生議會選舉中它獲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功。1928年11月，希特勒在呂文布勞凱勒啤酒館的2500名慕尼黑大學學生面前發表演講，最終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國社黨在農民中獲得的支持也急劇上升。“到處取得可喜的進展”，赫斯在1928年10月描述希特勒在德國北部的宣傳之旅，“最好的是……迪特馬爾什的農民們，領袖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海德談到他們：好人、大個子、外表粗糙……起初他們像大冰塊似地坐著，逐漸他們被感動了，演講結束時爆發出暴風雨般的掌聲，所有瞭解這些冷靜的北海岸地區居民的人見到此情此景都會感到驚訝的。”1929年3月7日在靠近海德的小地方韋厄登發生“流血之夜”之後，迪特馬爾什縣很多觀眾來聽國社黨的演講。衝鋒隊小組與共產黨的擁護者發生了鬥毆，導致兩個衝鋒隊員被殺，多人受重傷。國社黨利用這次事件舉行了政治集會。希特勒參加了葬禮。根據警方報道，希特勒的出現對群眾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農婦也在她們幹活的圍裙上別上卍字徽章，在村子裡大夥兒打招呼時經常用“萬歲！”，很多農民都“非常痛苦，有可能進行各種暴力襲擊”，他們把國社黨視為拯救他們脫離苦難的“救星”。
在1929年春夏的邦和地方選舉中，國社黨的得票數明顯上升。5月12日薩克森邦議會選舉中，他們的得票率從1.6%升到5%，“超過我們所有人預期的成功。”戈培爾非常高興。在梅克倫堡——什未林，希特勒的政黨的得票率在一個月之後翻了一倍，提高到4.1%，在6月底的科堡市議會選舉中，他們首次佔了地區議會中的多數議席。
在1929年8月初的紐倫堡黨代會上，國社黨顯示出新的自信。按照黨領導人的願望，它應該“不僅是運動中最大的集會，也將成為政治—民族的德國最偉大的自我彰顯”。大約100 000名國社黨的追隨者（警方估計40 000名）乘坐特別專列從德國各地奔赴紐倫堡。這座城市變成了“褐色的軍營”。希特勒為《觀察家畫報》（1926年6月發行的國社黨雜誌）撰寫了《紐倫堡日記》。他在日記中描述了在主廣場舉行的閉幕大會：“鮮花越堆越多，身穿褐衫的第三帝國鬥士們在三個半小時內快速地列隊走過。”但是他沒有提到，黨代會期間衝鋒隊引發了眾多暴力事件，這座古老的帝國城市在長達4天的時間裡處於緊急狀態。
這次出現在貴賓席的人不僅有希特勒的崇拜者維妮弗蕾德·瓦格納和埃米爾·基爾道夫，還有鋼盔團和前線戰士聯盟的第二主席提奧多爾·迪斯特貝格（Theodor Duesterberg）和威廉二世的第四個兒子奧古斯特·威廉親王（Prinz August Wilhelm）。奧古斯特·威廉親王是鋼盔團的成員，幾個月之後，1929年12月，他提交了加入國社黨的入黨申請。戈培爾對此一點也不高興：“我認識奧古斯特·威廉親王，衰朽之輩。站立在貴賓席上的一幫鋼盔團反動派完全不對我的胃口。”但是希特勒下定決心與民族主義保守派力量建立同盟，目的是破壞楊格計劃。該計劃在美國人歐文·楊格（Owen Young）主持的巴黎專家會議上通過，雖然與道威斯計劃相比它減輕了德國的財政負擔，但是德國需要很長時間，直到1988年，才能還清戰爭賠款。作為回報，協約國將提前從萊茵河撤軍。
整個右翼陣營都表示反對，尤其是媒體大亨阿爾弗雷德·胡根堡（Alfred Hugenberg），他在1928年10月當選為DNVP新任主席，該黨以毫不妥協地反對“魏瑪體制”為根本宗旨。他的媒體帝國不僅包括柏林捨爾出版社，還包括許多其他企業，從電報聯盟通訊社（TU）、綜合廣告股份有限公司（AlA）到環球電影股份公司（Ufa）。他通過傳媒服務網向各州的新聞界提供印刷好的報紙頁面，通過這種方式對不屬於自己公司的報紙施加影響。在胡根堡的倡議下，1929年7月初成立了“德國公投全國委員會”，委員會成員有DNVP、鋼盔團、泛日耳曼聯盟和祖國聯合會的代表。他們一致認為，運動不僅針對楊格計劃，也針對所謂“戰爭罪責的謊言”，於是希特勒也參加了委員會。希特勒的決定並沒有獲得手下的一致認可。“口號之下還有名字！哦，上帝啊！我只能對希特勒說：當我看見你混在這群人中間，我感到心痛！”戈培爾在日記中抱怨。但希特勒用自己的想法安撫這位柏林黨區主席：他不想為德國民族主義者效力，而是想讓公投為自己的目的服務。國社黨應該“佔據領導位置，把DNVP的面具從臉上撕下來”。
這次運動以失敗告終。雖然簽名人數已經超過了公投需要的人數，但是在1919年12月22日的投票中，只有13.8%的選民投票贊成《自由法》。但是對於希特勒和國社黨來說，他們的付出還是值得的。國社黨主席被右翼人士的社交圈接納了，由於得到發行量很大的胡根堡報業的支持，他接連幾個月出現在新聞媒體上。運動結束時，10月25日，希特勒和胡根堡一起出現在坐滿了人的王冠馬戲場，DNVP主席根本沒法與這位慕尼黑宣傳家有感染力的口才相媲美。作為一支充滿活力的年輕力量，國社黨在組織和行動力方面遠遠超過了保守的盟友。1929年秋季的邦議會選舉結果表明，希特勒的政黨是反對楊格計劃運動的最大受益人。10月27日，他們在巴登邦的得票率達到7%，12月8日的圖靈根選舉中甚至達到了11.3%。國社黨在11月的地區選舉中也有很大的斬獲。
1929年10月3日早晨，魏瑪共和國外交部部長，共和國最重要的代表人之一，兩次中風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與世長辭。“這是一個無法挽回的損失，它的後果無法估量。” 當時在巴黎的哈利·凱斯勒伯爵寫道，他描述了法國人的反應：“所有人都在談論這件事，理髮師、餐廳侍者、司機、賣報紙的女人……整個巴黎幾乎都把他的死看成是國家災難。”德國的民主陣營也有同樣的感受。10月6日的葬禮上，約200 000名柏林市民送了施特雷澤曼最後一程，“它不是國葬，而是全民族的葬禮”。
3個星期之後，1929年10月24日，紐約證券交易所股市爆發了“黑色星期五”。希特勒等待的危機終於來到了。並非偶然，他恰巧在此時把蒂爾施街的蝸居換成了高檔住宅區伯根豪森的攝政王街16號二層樓的舒適的新寓所。“領導終於有了一個美麗的家”。希特勒私人秘書的妻子伊爾莎·赫斯寫道，“他一點點地購回東西，每次又發現什麼新奇的東西，他都高興得像個孩子。房間好極了，又寬敞又高大。”通向權力的突破為時不遠了，希特勒需要一個能顯示他在政治上的新地位的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