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前在很多事情上是個預言家，大體而言我說的預言都應驗了”，希特勒在1930年2月初的一份密信中寫道。但是迄今為止，他始終迴避為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成功給出一個具體的時間表。可是現在他可以用“未卜先知的肯定態度”預測，德國最遲將“在兩年半到三年中走出屈辱的低谷”。“我相信，到那時我們的運動將取得成功，低潮階段宣告結束，我們的民族將重新崛起。” 1930年的春季，他的預測還被看作一個深信天命的地方政治家的純粹幻想。但是幾個月之後，伴隨著9月14日的國會選舉，情況徹底改變了。國社黨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該黨的“元首”原本還被看作右翼邊緣政黨的一個滑稽可笑的人物，現在一舉進入德國政壇的中心。他從前指給黨員看的水月鏡花的目標，忽然之間變得近在咫尺了：希特勒的政黨已經站在了權力的門檻前。
這一發展形勢並不怎麼令人吃驚。1929年的邦議會選舉和地區選舉的結果表明，國社黨正處於上升階段。無論它出現在哪裡，都能取得可觀的收穫。反對楊格計劃的運動給了它一個作為右翼反對黨走到前台的絕好機會。但是，直到世界經濟危機——其中德國尤其受到重創——爆發之後，它才真正成功地發動起群眾運動。共和國所謂“黃金時代”的經濟復甦主要依靠外國的短期資助，尤其是美國的貸款。1929年10月底美國紐約股市暴跌，美國銀行不得不抽回貸款。從1928年至1929年已經開始的德國經濟的衰落進一步加劇。失業人數暴漲——從1929年9月的130萬上升到1930年2月的340萬。一年之後升到500萬，1932年達到危機的頂點，失業人數為600萬。實際失業人數更高，因為這個數據沒有包括“隱形失業”的人數，也就是出於各種原因沒有在勞動局登記的人。魏瑪共和國在“史無前例的蕭條淵藪中經歷著地獄般的折磨”。
它造成了災難性的心理後果。經歷過令人精疲力竭的戰後時期和通貨膨脹時期之後，讓以往任何一次危機相形見絀的新的危機又爆發了，很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到了極限。大難臨頭的社會情緒蔓延開來，同樣波及到了沒有直接受到經濟危機影響的一部分人。同時人們對民主制度和民主政黨徹底地喪失了信心，進一步激發了社會上對議會制度廣泛的不滿。政治家們對危機的後果束手無策，使得老百姓腦子裡有了一個固定的壞印象，於是他們更加強烈地呼喚著“強人”，一位能帶領德國人走出蕭條和走上大國崛起道路的政治“救世主”。沒有哪個政治家比希特勒更符合這種治癒的期望了，無疑它是希特勒取得成功的關鍵原因。現在那個人的時機到了——他的追隨者們早就對他頂禮膜拜，他也把自己當成了人們寄予期望的具有超凡魅力的“元首”。
1930年初，魏瑪帝國的民主基礎已經顯示出搖搖欲墜的跡象。3月27日，1928年上台的社會民主黨人赫爾曼·米勒（Hermann Müller）總理領導下的大聯合政府分裂了。起因相對來說微不足道：SPD提出把失業保險金從3.5%提高到4%，DVP表示反對。這場爭論涉及更多的內容，它圍繞著路線決策，討論誰應為危機的後果負主要負責。施特雷澤曼去世後，在新任黨主席恩斯特·肖爾茨（Ernst Scholz）領導下，代表大工業家利益的DVP逐漸向右轉，黨內有影響力的勢力在德國工業聯合會（RDI）支持之下敦促本黨停止與社會民主黨的合作。反過來，國社黨也不打算以犧牲選民利益為代價進一步妥協。於是，赫爾曼·米勒宣佈大同盟破裂，各黨派已經沒有繼續合作的可能。自由派的《法蘭克福報》用“黑色的一天”來形容它，1927年3月27日的確是魏瑪共和國歷史上一個重大的轉折。從此後再也沒有建立在議會多數派基礎上的政府，德國歷史上第一個民主政體開始解體。
德國總理保羅·馮·興登堡和他的親信顧問們對政府和議會的自我癱瘓毫不在意。他們早就計劃著將社會民主黨排擠出政府，建立一個居於政黨之上的獨裁總統制政府。新的德國總理和中央黨國會黨團主席海因裡希·布呂寧（Heinrich Brüning）也接受了同樣的任務。按照興登堡和他的“陰謀集團”的想法，布呂寧管理國家時也無須聽取國會的多數意見，只需要獲得興登堡的信任並建立在國家憲法第48條的基礎上即可，這條憲法授予總統廣泛的緊急狀態權力。相應的，布呂寧建立了一個“專家內閣”，內閣中不再有SPD的成員。憲法悄無聲息地發生了變化。因為布呂寧清楚無誤地表明，一旦國會反對政府的決定，他將解散國會並且頒布緊急狀態法。
他們在籌建總統制政府時絲毫沒有考慮到國社黨，它只是國會裡的小黨派，還處於完全被忽視的狀態。但是拋棄代議制和民主的垮台無疑符合希特勒的計劃。1930年3月30日，戈培爾評論布呂寧政府的成立：“也許內閣很快將被解散。也許很快國會將解體。太棒了！了不起的時代！”國社黨預計在新一輪選舉中得到的選票數將大幅度增加，因此它想爭取讓國會解散。但是4月4日國社黨發起的不信任議案沒能讓布呂寧下台，因為DNVP否決了它的通過。“DNVP變卦了，領導氣得要命。”戈培爾寫道。同一天，希特勒宣佈退出楊格計劃全民公決全國委員會。4月12日，在有關財政預算的關鍵性投票中，DNVP議會黨團的多數人對政府草案再次投了贊成票，從而避免了布呂寧內閣在議會中的第一次失敗。
希特勒下定決心，利用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危機為自己的目的服務。1930年初，他的策略在圖林根邦政府組閣過程中表現得淋漓盡致。1929年12月邦議會選舉，國社黨獲得了11.3%選票和6個議席。如果資產階級政黨想實現他們的願望，建立一個排除社會民主黨人的政府，他們必須倚靠國社黨人的支持。希特勒決定參加政府組閣，他提出要兩個關鍵的部門：內政部和國民教育部。“誰掌握了這兩個部門，他就能毫無顧忌和堅持不懈地利用手中的職權，產生非同凡響的影響。”他在上文提到的2月2日寫的密信中寫道。通過內政部，國社黨能監督邦警察局，通過國民教育部他能把整個學校和教育系統抓在手中。希特勒不僅在意政府的組閣，他更在意怎麼從內部掌握行政權力。他提名讓1923年政變的同謀者威廉·弗裡克成為部長的候選人，但是DVP起初認為不可接受而駁回了。“所以我親自去魏瑪”，希特勒敘述道，“向那些先生非常肯定地保證，要不讓弗裡克當部長，要不重新選舉。”重新選舉是這些資產階級黨派最不願意看到的，因為它可能進一步將加強國社黨的力量。迫於限時3日的最後通牒的壓力，1930年1月23日，弗裡克被任命為新的內政部和教育部部長。
弗裡克在他14個月的任期中，提前做了國社黨1933年1月30日奪權之後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做的事情：受過專業培訓的官員被解職，因為懷疑他們同情社會民主黨，他們的位置被部長的親信們頂替了。師生們在學校裡必須做禱告，根據弗裡克對邦議會的說法，這是為了讓他們“抵禦馬克思主義和猶太人在人民中散佈的謊言”。耶拿大學設立了種族專業的大學教席，弗裡克特聘著名的反猶主義者漢斯·F.K.君特（Hans F. K. Günther）為教授。魏瑪藝術和建築學校的校長保羅·舒爾茨-瑙姆堡（Paul Schultze-Naumburg）是一個堅定的國家社會主義者，他讓人把王宮博物館的現代藝術品全部移走了。幾乎沒人抗議此次破壞偶像運動。這座歌德和席勒的城市早就變成了國家社會主義者佔領的高地。1929年他們在此地獲得了23.8%的選票——遠遠高於整個邦的平均水平。
圖靈根的DVP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後才醒悟到，他們參與幹了什麼蠢事。1931年4月1日，他們支持了SPD提出的不信任議案，從而解除了弗裡克的職務。1932年9月，國社黨在競選中獲得大勝之後——選票數達到了42%——又重返政府。希特勒說了很多感謝弗裡克的話，他把“圖靈根變成了德國民族、政治和經濟復興的中心”，作為對他的褒獎，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任命他為帝國中央政府的內政部長。
1930年春天已經能明顯看出，國社黨在6月即將舉行的薩克森邦議會選舉中的得票數將大幅度增長。柏林黨區主席戈培爾與施特拉塞爾兄弟之間暗潮洶湧的衝突偏巧在此時爆發，讓希特勒感到格外頭疼。明面上雙方的問題在於誰應該對柏林的國社黨出版物施加更大的影響。施特拉塞爾兄弟的戰鬥出版社和出版社附屬的戈培爾負責的《進攻報》彼此競爭。這種競爭背後還隱藏著意識形態之爭。奧托·施特拉塞爾，不同於他的哥哥格雷戈爾和戈培爾，他從沒有背離過北德工作聯盟的“社會主義”路線。他是戰鬥出版社的主要負責人，因為格雷戈爾作為全國組織部部長，幾乎從不過問出版社的事情。奧托·施特拉塞爾抱著一種混合民族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思想，具有明顯的反西方和親蘇聯的傾向。
1930年1月底，戰鬥出版社宣佈將在4月份出版一份自己的日報，戈培爾和奧托·施特拉塞爾的權力爭鬥由此升級。“這是真正的背後捅刀子。”戈培爾表示憤怒。他敦促希特勒制止這個計劃，並把自己的《進攻報》改版成每日出版的日報。黨主席雖然同意阻止奧托·施特拉塞爾，但實際上什麼都沒做，4月1日第一份《民族社會主義者報》出版了，戈培爾的耐心到了盡頭。他以退黨相威脅，他在日記中傾訴道：“希特勒五次對我食言。這是一個痛苦的認識，我在心裡得出結論。希特勒把自己隱藏起來，他不再做決定，他不再領導黨，而是放任自流。”對希特勒不作為的憤怒還包括一層失望，“元首”原本答應參加3月1日霍斯特·威塞爾（Horst Wessel）的葬禮，結果卻沒有來。霍斯特·威塞爾是個大學生和衝鋒隊員，1930年1月底他被一名共產黨人開槍擊中，2月23日重傷而死。戈培爾決定追授他為“第三帝國新烈士”，並以精心設計的儀式紀念他。威塞爾寫的歌曲《旗幟飄揚》成為國社黨的黨歌，從1932年後必須在官方場合跟在德國國歌之後演唱。
長期以來希特勒避免在戈培爾和施特拉塞爾的矛盾中公開表態，主要原因不是他害怕做出決定，而是因為他現在正在等待政治上的成功，因此不想在公眾面前造成內部不團結的印象。4月底他在慕尼黑召開了國社黨內部領導人會議，首次表明了態度：“對施特拉塞爾、戰鬥出版社和沙龍布爾什維克進行一次單獨的清算。”戈培爾興高采烈，他懷著輕鬆的心情指出：“希特勒又在領導黨了。謝天謝地！所有人都興奮地追隨著他，施特拉塞爾和他的那幫人被擊垮了。”希特勒在會議結束時任命戈培爾為帝國宣傳部部長，戈培爾大獲全勝。由此他接過了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1927年從國社黨主席手中得到的位置。
但是希特勒還不想與奧托·施特拉塞爾及其擁護者徹底決裂。5月底他做了最後一次友好和解的努力。他邀請這位持不同政見者到他下榻的柏林林克斯大街37號無憂宮賓館，在長達兩天的談話中，他使出了全套的說服藝術，但是令人驚奇的是，他特有的混合著威逼利誘的長篇大論的講話並沒有打動對方。施特拉塞爾一口回絕了希特勒開出的條件：讓馬克斯·阿曼收購戰鬥出版社，作為交換他將被任命為帝國新聞負責人。他們的分歧在於對黨綱中的“社會主義”有完全不同的詮釋。施特拉塞爾指責希特勒，“為了黨的合法性，為了和資產階級政黨（胡根堡、鋼盔團）進行新的合作，扼殺了革命的社會主義”。希特勒激動地反駁說：“我是社會主義者……但您理解的社會主義只是簡單的馬克思主義，勞工大眾需要的僅僅是吃與娛樂而已，他們無法理解任何一種理想。”同時他又再次強調了他的基本理論，推動歷史發展的不是階級鬥爭，而是種族鬥爭。“只能有一種革命，種族的革命。沒有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革命——它始終圍繞著一個爭鬥：低等種族的低等階層對抗高等種族的統治階層。如果有朝一日高等種族忘記了這條鐵律，他們就將在這場戰鬥中敗北。”
奧托·施特拉塞爾想要徹底弄個明白，於是他提出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希特勒在奪權之後打算幹什麼？比如他是否完全不會侵犯克虜伯的資產？希特勒回答說：“當然不會了！您以為我瘋了嗎，我居然想摧毀德國的大工業？”“如果您想保持資本主義制度，”施特拉塞爾反駁說，“您就沒有資格再談社會主義！”由此他們徹底談崩了。談話結束時，希特勒把施特拉塞爾稱為“有知識的白種猶太人”“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希特勒沒有立刻做出決斷，他還要等待6月22日薩克森的大選結果。結果是國社黨獲得14.4%的支持率，幾乎是1929年5月的三倍，排在SPD（33.4 %）之後，但是排在KPD（13.6 %）之前，成為第二大政黨。8天後，希特勒在一封公開信中命令戈培爾肅清柏林黨組織裡的“沙龍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您們要無情和嚴厲地立即展開行動”。 6月23日晚上，戈培爾在柏林黨區的普通黨員大會上宣讀了希特勒的命令，現場響起了“吊死他們！”的呼聲。“會議結束時大家爭相表達對運動、對希特勒和對我的忠誠。”戈培爾在日記中記錄。
奧托·施特拉塞爾及其擁護者沒等被開除黨籍就在7月4日宣佈退黨。“社會主義者離開國社黨！”他們在《民族社會主義者報》上打出這樣的標題，但是響應號召者寥寥無幾。奧托·施特拉塞爾明顯高估了他在黨內得到的支持。他的“革命民族社會主義者工作聯盟”，後來演變成“黑色戰線”，沒有超過幾千人。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之前就和他的兄弟決裂了。奧托·施特拉塞爾的特立獨行導致他的“人際關係網徹底被破壞了”。政黨內部的危機平息了，沒有在公眾中引起大的波瀾。
希特勒在1930年春夏的崛起得益於布呂寧政府犯的錯誤。從一開始，帝國總理就致力於走嚴格的節約路線來減輕經濟危機造成的後果：縮減政府開支，提高稅收，官員和職員需繳納臨時稅。於是發生了必將發生的事情：7月16日，國會拒絕通過政府的《補貼金草案》。布呂寧宣佈，他認為繼續和國會談判已經毫無意義，他決定用總統緊急狀態法的形式讓草案生效。SPD國會黨團即刻提交取消總統緊急狀態法的提案，7月18日該提案得到了議會大多數議員的明確支持，然後布呂寧宣佈解散國會——一個短視的決定，因為任何一個有政治意識的觀察家都會從薩克森邦的選舉結果得出結論，國社黨將成為9月14日新一輪大選的最大獲益者。
“烏拉！”戈培爾對解散國會做出反應，他立即投入到了競選的組織工作中，他急於作為新的帝國宣傳部部長大展身手。德國前所未有的宣傳運動。“到9月14日為止，在每一座城市、每一個村莊、每一個村鎮，我們國家社會主義者都將以召開群眾大會的形式彰顯自己的存在。”戈培爾在7月23日的特別通知中要求。他們確定在競選活動時主要 “向馬克思主義的11月政府開火”。國社黨總共派出了1500名演講者，僅在最後4個星期就開了34 000場大會。主要的吸引力來自於希特勒。他所到之處，群眾蜂擁而來。競選前夕，柏林體育館湧入了約16 000名受眾，根據戈培爾的統計，約100 000名柏林人想弄到入場券。希特勒入場時，全場響起颶風般的“歡呼聲”。
希特勒的競選演講總是按照差不多的模式。開始時他表達對魏瑪“體制”的反對，他把沒落和衰敗都歸咎於它。他把傚法西方建立的代議制度形容成“穿壞的大禮服”。民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它把多數人的統治置於“個人的權威”之上。希特勒尤其尖銳地譴責政黨的無能，他們統統只代表某些人的利益，從來不考慮民族的整體。“舊議會黨派12年的絕對統治把德國變成了被剝削的對象和全世界的笑柄。”與此相反，國社黨代表了“新的德國民族運動”，它首次消除了階級對立和階級偏見。“有這樣的一個運動，它不承認今日德國的階級之分，而是把德國看作一個民族，它就是我們的運動。”希特勒聲稱，到目前為止，他已經為整個德國制定了未來的計劃：建立“民族共同體”，“它是一個不再承認無產階級、資產階級、農民和手工業者等等階級之分的團體，它由各個地區和各種職業的人組成。”明顯“民族共同體”對於民眾有著很大的吸引力，因為希特勒每次喊出他的理想時，他總能得到聽眾暴風雨般的贊同。與此不可分離的還有對民族復興的許諾，類似於1813年普魯士“崛起”的時期。“我們許諾的不是某個階層的物質生活改善。”9月10日他在柏林體育館喊出，“而是民族力量的增強，因為它標誌著強國之路和民族解放之路。”演講結尾時他通常說幾句喚起聽眾宗教感的套話“一個光榮的、自由的、有力量的、有權力的、榮耀的、強大的德意志帝國必將出現，取代今日衰落的德國。”
幾乎所有文獻都認為，為了不嚇壞選民，希特勒在他的競選活動中有意識地避而不談“猶太問題”。但實際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7月18日在慕尼黑競選活動的開幕式上，他已經公然抱怨“德國允許猶太人為所欲為”，“猶太人居於一切法律之上”。人們應該揭開猶太人用靈巧的手編織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謊言”。1930年之前，希特勒就經常把“猶太人”和“馬克思主義”兩個概念當作同義詞使用。馬克思主義是“猶太人的前驅”，他們“一門心思把所有錢都賺到自己口袋裡”，一個星期之後他在紐倫堡宣稱。但是“猶太人”倒霉的時候即將到了，就像他們在幾百年前的遭遇一樣。“他把猶太人視為外族人，把他們描述成民族肌體上的害蟲。”警方在報告中總結了希特勒8月5日在維爾茨堡做的演講。“猶太人的目標是閹割德國。”5天後他在基爾說，“但是他們錯了，我們的民族還有血性，體內流著千年以來民族的血液。”記錄在此處註明：“‘猶太人滾出德國’的喊聲和鼓掌聲。”希特勒明確地表示，猶太人是“外人”，因此在將要實現的“民族共同體”中沒有位置。“所謂國際主義者只在意根本不屬於我們的某個群體、某個種族的利益，因此國際主義者想打倒一切，為了讓他們獲得統治地位。”9月初他在奧格斯堡宣佈。
圖21：國社黨競選大會上的柏林體育館場景，1930年9月
按照那位煽動者一貫的說辭，猶太人不僅把持了新聞媒體，還把持著證券交易所，因此每個人都知道，當希特勒說到從民族的災難中發財的“跨國界的國際金融蜘蛛”，或者當他喊出“國際高級金融業是當今德國的主宰”時，他指的是誰。現在他不再使用他以前慣用的定語“猶太的”，表明他降低了瘋狂反猶的調門，但並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變。那些入迷地聆聽過希特勒宣傳的數十萬人都很清楚，一旦國社黨掌權之後，德國的猶太人將進入一個艱難的時期，他們也同樣不會搞錯，希特勒將要採取的對外方針。“解決‘缺乏空間’的問題是任何一個時代一個健康的民族必須走的路。”“我們有兩千萬之多的人口，而我們的空間太狹窄。”8月18日他在科隆表示，3天後他又在科布倫茨強調，“我們要讓德意志民族為了生存空間而鬥爭。”希特勒在進行競選宣傳時從未隱瞞過他的兩個確定無疑的目標——消滅“猶太馬克思主義”和佔領“生存空間”，每個來聽演講的人都能聽得明明白白。
“9月14日我們將把他們全部擊垮，那些國民謊言的既得利益者。”競選前4天，國社黨在宣傳中號召。希特勒本人不斷強調，競選日是清算之日，它將成為德國歷史上的“轉折點”。9月7日，他在紐倫堡路易特波爾德海因音樂大廳發表的演講主題為：“人民起來反抗，風暴就要來臨！”——摘自1813年“解放戰爭”時期特奧多爾·克爾納（Theodor Körner）的詩句。國社黨的“元首”感受到了贊同的浪潮，他估計他們在選舉中的得票數將有較大的增長。謹慎估算的“領袖”認為有可能獲得60到70個議席，魯道夫·赫斯在選舉前夜寫道。選舉結果超出了黨內領導層最樂觀的預期。國社黨的得票數從2.6%增長到18.3%，議席從12席增加到107席。在德國還沒有過可以類比的滑坡。“我們取得了偉大的勝利。”9月16日，希特勒在坐滿了人的王冠馬戲場宣佈。“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可以說，它已經完成了最困難的事情。”
得票率占24.5%的SPD依舊是最強大的政黨，但是相比1928年，它的得票率下降了5.3%，KPD則從10.6%增長到13.1%。也就是說左派政黨還算站穩了腳跟。相對保持穩定的還有天主教政治陣營——中央黨和BVP——分別取得11.8%和3%，1928年則分別為12.1%和3.1%。最大的輸家是中間的和右翼的資產階級政黨。DNVP只獲得7%。比1928年災難性的選舉結果還少了一半。DVP也是同樣情況，從8.7%降低到4.5%，1930年7月開始成為德國執政黨的DDP勉強保住了3.8%（1928年4.9 %）。從德國民族主義政黨的退步和資產階級中間政黨的衰敗中得益最大的是國社黨。無論在哪裡，凡是他們大量失去選票的地方，國社黨都獲得了超比例的得票數。此外參加投票的人數多也對國社黨有利。很大一部分從不參加投票的人在1930年支持了希特勒政黨。根據於爾根·法爾特（Jürgen Falter）詳細的選舉統計，大約三分之一的DNVP選民、四分之一的DVP選民或者DDP選民、七分之一的非固定選民投了國社黨的票，但是只有十分之一的SPD選民投國社黨的票。因此證明保守的和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遠比社會民主主義的支持者們更容易受到影響。國社黨在以新教為主的北德和東德最受歡迎，而保守的天主教地區對其做出的許諾更有抵抗能力。
社會學家特奧多爾·蓋格爾（Theodor Geiger）在他當年做的選舉結果分析中提到了“中產階級的恐慌”。他只說對了一半。雖然中產階級占國社黨的選民比例很高，但是國社黨對工人也同樣具有吸引力——農業工人、手工業者以及在中等企業工作的工人比傳統的大工業工人受到的影響更大。國社黨的崛起時期，支持它的失業工人並不多。比起阿道夫·希特勒的政黨，失業工人通常更願意選擇恩斯特·台爾曼的德國共產黨（KPD）。國社黨比起它的競爭對手來說更像一個“民族政黨”，它集中了不同階層的人對社會的抗議。它在競選中顯示出自身是個年輕而富有活力、屬於未來的運動。確實國社黨的黨員比其他政黨平均年齡要年輕得多。但是對國社黨競選成功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並非年輕選民。雖然年輕的衝鋒隊積極分子塑造了國社黨在街頭上的形象，但是希特勒政黨的選民中年輕和年長的數量相當。
“妙極了，歡呼啊歡呼，令人難以置信的崛起，動人的戰鬥氣氛，資產階級政黨一敗塗地。”戈培爾描述9月14日晚上體育館的反應。一天之後他評論說：“瞧，我們歡喜敵人愁。一舉獲得107個議席。希特勒樂壞了。”共和國的擁護者對國社黨的飛速上升確實憂心忡忡。“對於德國來說，這是黑色的一天。”哈利·凱斯勒伯爵評論。德國面臨著“國家危機，所有贊成共和國或者至少對共和國持寬容態度的力量必須緊密團結起來才有可能克服這場危機”。否則“德國有可能爆發內戰，或者從更廣泛的視角看，有可能爆發新的世界大戰”。在德累斯頓教書的羅馬語族語言學家維克多·克倫佩雷爾也有同樣的憂慮。“107個國社黨人！——多丟臉，現在內戰真的離我們不遠了！”他在大選之後的星期一寫道。“向右轉是可以料想到的，可不是這個結果！”在柏林—威默爾斯多夫居住的特亞·施特恩海姆——劇作家卡爾·施特恩海姆的前妻——寫道，“選舉結果讓大多數猶太人迷茫了”，他們預料到 “大難臨頭了”。自由派的《福斯日報》社會專欄作者貝拉·弗洛姆（Bella Fromm）在9月大選之後也記錄了心中的“某種恐慌”：“我們應該離開德國，在國外等待嗎？”像不少已經歸化的猶太人一樣，對於這個女記者來說，流亡國外還顯得很遙遠。“太讓人驚奇了！”她在日記中寫道，“多少人認為這麼干很聰明。”
《法蘭克福報》提到“怨恨選舉”。大多數的選民想要表達他們的抗議——“對過去這些年政府管理方式或者不作為的管理方式、對沒有結果的議會辯論的抗議”，還有對經濟困境的抗議，它把很多人逼到絕望的境地或者把他們變成了擁護希特勒的大軍。國社黨的競選勝利開啟了“冒險的視角”，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在《世界舞台》雜誌上撰文說，“不僅資產階級政黨，連資產階級思想也遭遇了滑鐵盧，由於權力被剝奪和遭受屈辱，資產階級選擇了阿道夫·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世界舞台》的另一位作者認為只能用“深刻的沮喪”來解釋希特勒的勝利，很多對政治毫無興趣的人受到這種情緒的折磨。“小資產階級成群結隊地投嚮慕尼黑的煽動者和他在柏林的門徒戈培爾。”哈利·凱斯勒伯爵從國社黨的政治成功中再次看到了“奄奄一息的小資產階級的熱病症狀”。這個階級已經不可救藥，但是“他們的垂死掙扎將給整個歐洲帶來新的巨大的災難”。他們認為納粹黨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社會衰敗產物，這個詮釋還沒認清希特勒運動的新特點——作為一個 “民族政黨”它具有不明確性，它善於把不同階層的利益整合起來並且以此為標準打造出“元首”的魅力形象。
國社黨的獲勝在國外也引起了恐慌。英國大使羅納爾德·雨果·坎貝爾（Ronald hugh Campbell） 報道，在巴黎，人們把它看作“令人不快的意外”，得知這個消息時懷著“深深的不安”。最主要的印象是：“一個轉折點”到來了，它將給國際外交政策帶來深遠的影響。外交部長阿里斯蒂德·白裡安覺得自己“受到打擊”，他告知德國同事尤里烏斯·庫爾提烏斯（Julius Curtius），今後法國“和德國合作時必須保持最大的克制”。在英國，“滑坡選舉”帶來人們對英德外交關係正常化期待明顯的幻滅感。英國駐柏林大使賀拉斯·朗博爾德（Horace Rumbold）在9月18日第一次競選分析中把國社黨的成功歸結於人們對經濟困境普遍的不滿情緒，希特勒利用運動的青春銳氣捕捉到了這種情緒，並利用它實現了選票的顯著增長。英國外交部擔心希特勒極端的反《凡爾賽和約》的煽動，一方面它使德國對法國的態度變得強硬，另一方面它迫使布呂寧總理在外交方面採取更加不妥協的路線。“德國的外交政策將會變得強硬，因為布呂寧肯定會試圖利用納粹惡魔。”
英國報紙的評論也同樣突出了此次大選的抗議性質。《曼徹斯特衛報》指出，國社黨成功地動員了一百萬從不參加選舉的不滿的人，《泰晤士報》和英國大使賀拉斯·朗博爾德一樣認為成功的關鍵在於國社黨的“青春活力”。“他們成功地——至少暫時的——贏得了一大批德國青年人的擁護。”英國報業巨頭羅瑟米爾勳爵在自己名下的《每日郵報》上發表的文章（次日該文也發表在《福斯日報》上）引起了轟動，它的標題是《一個民族的新生》，他在文中把國社黨的成功讚美為“宏偉的里程碑”和“德國與世界其他諸國關係的新紀元的開端”。羅瑟米爾認為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代表著年青的一代，英國應該對他們伸出和解之手。這也符合英國的利益，因為一個強大的德國是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附加堡壘。像過去8年裡領導了意大利改革的墨索里尼一樣，如果德國也由“持同樣健康的原則”的政黨掌握政權，這對於“西方文明”也是一樁幸事。1933年之後，英國政治界和新聞界的統治集團中部分有影響力的代表人物想和希特勒德國締結友好關係，其實這種企圖早已有之。
9月14日驚人的大選結果為希特勒開闢了一個具體的政治前景，走合法的道路，也就是說通過選舉奪取政權。“憲法無法規定目標，只能規定道路。世界上沒有一種力量能讓我們離開合法道路。”他在選舉之夜宣佈。但是選舉沒有立即給他帶來好處。由於對國社黨的意外崛起感到震驚，溫和的政治力量緊密團結起來。1930年10月初，SPD黨團決定對布呂寧的內閣採取“容忍”的態度，也就是說，沒有阻止以緊急狀態法形式頒布的不受歡迎的節約政策，否決了其他黨團提出的不信任議案。SPD做出這個決定並不輕鬆，它為左派陣營的競爭者——力量增強的KPD提供了更多的打擊面。但是它別無選擇，SPD不能影響到它唯一的權力堡壘——社會民主黨總理奧托·布勞恩（Otto Braun）領導下的、與中央黨以及德國國家黨共同執政的普魯士政府。伴隨布呂寧的失敗，不僅中央黨可能結束普魯士聯盟，而且國會也有可能被提前解散，造成國社黨的力量再次增長。由於SPD執行“容忍路線”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布呂寧政府沉默的參與者”，雖然總統制政府原本的綱領沒有預見到這一點——興登堡和國家總理的衝突隱患隱藏在這個局勢之中。
在試探各個政黨的過程中，1930年10月5日，布呂寧在被佔領地區管理部長高特弗裡德·特雷維拉努斯（Gottfried Treviranus）的家中第一次接見了希特勒，陪同希特勒前往的人是弗裡克和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國家總理告訴國社黨主席，他準備在國內採取嚴格的財政緊縮政策，說服西方列強降低並最終取消德國的戰爭賠款，他呼籲希特勒作為“前線老兵”關注這項政策，並提出建設性的反對意見，它可能會是“日後合作的前提”。希特勒以一個小時的長篇獨白作為回答。“起初他顯得非常害羞和膽怯”，布呂寧在回憶錄中寫道，“以至於我和特雷維拉努斯對他產生了同情感，我們想簡短地插幾句話以鼓勵他說下去。一刻鐘之後，我們發現這個做法大錯特錯了，他越說越來勁越說越響。”希特勒又回到了他在群眾大會上的調門。據布呂寧說：“‘消滅’這個單詞出現得越來越頻繁，起初對準SPD，然後對準反動派，最後對準死敵法國和作為布爾什維克庇護所的蘇聯。”希特勒宣稱，當他進入政府之後，他將與英國、意大利和美國合作，短時間裡把敵人們打翻在地。布呂寧提出問題：他將怎麼保證德國的償付能力，光是國社黨取得競選勝利的消息已經引起了外國資金的大量外逃，他的問題引發了希特勒的滔滔不絕。“我腦子裡閃過一個念頭：墨索里尼。”布呂寧回憶說。雖然雙方“友好地”告別，但是國家總理在談話過後就明白了，暫時不能讓國社黨進入政府，將來他也絕不會考慮把它吸納入右翼聯盟。
“晚上，很晚了，領導和弗裡克從布呂寧那裡回來……”戈培爾記錄，“那人站在我們對立面。感謝上帝……希特勒給布呂寧留下了深刻的影響。他非常高興。”但實際上布呂寧在希特勒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刺痛。國家總理明確向他表明，他沒有把希特勒當作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政治家，這無疑觸痛了希特勒最敏感的地方，他的自卑情結。整整一年他避免與布呂寧再次見面，在此期間他的政黨一直站在總統內閣的最尖銳的對立面。
這顆德國政壇的流星受到各方面的關注，補償了布呂寧的拒絕態度。競選的轟動效應讓希特勒一舉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你們不知道，運動的狀況，尤其希特勒本人，在一夜之間——大選的一夜之間——有了多大的變化。”魯道夫·赫斯告訴他的父母，“我們忽然有了‘希望的能力’。以前遠遠避開希特勒的人，忽然‘非得’和他說話了。國內外的媒體湧上門來。”
大選幾天之後，希特勒提出讓恩斯特·漢夫施丹格爾擔任國社黨對國外的首席新聞官一職。由於漢夫施丹格爾在“盎格魯-撒克遜”世界有著良好的人脈關係，他能在“奪取權力的過程中為運動做出有價值的貢獻”。漢夫施丹格爾接受了，他開始著手與外國新聞界的代表人物取得聯繫。9月的下半月和10月的上半月，希特勒接受了一系列的採訪，包括《每日郵報》《泰晤士報》和美國赫斯特報業集團的報紙所做的採訪。他想要藉機消除他的黨派在競選中獲勝給從前的敵國造成的恐懼感。希特勒把自己表現成一個具有民族意識的、樂於接受合理觀點的政治家，他唯一的目標是通過和平的途徑解除《凡爾賽和約》和楊格計劃加諸德國身上的不可承受的重負。除了不可避免地修正政策之外，剩下唯一的出路是德國的布爾什維克化，它不可能符合西方諸國的利益。希特勒的觀點完全符合羅瑟米爾爵士的論斷，他的“運動”代表了“年輕的德國”，它只想和其他民族和平共處。年青一代對世界大戰沒有責任，因此他們有權利拒絕繼續“納貢”，國社黨主席“非常樸素和誠摯”地說。《每日郵報》的記者羅瑟·雷諾茲（Rothay Reynolds）報道。他已經意識到，與很多人所想的不同，希特勒的個人魅力並不在於他的口才和吸引聽眾的能力，而在於他的“說服力”。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人都上當受騙了。在德國也不乏警告的聲音。令很多人感到驚訝的是，1930年10月17日，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作家托馬斯·曼在柏林貝多芬大廳做了慷慨激昂的《對理性的呼籲》的演講，他從德國思想史和民族心態史角度對國家社會主義誕生的先決條件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假如沒有“時代轉折的感受”為先導，希特勒運動作為一種“群體情感信念”絕無可能有如此大的規模，這是“新的人類靈魂狀態”，它與資產階級社會的原則——自由、公正、教育、樂觀、相信進步——格格不入，它背離了對理性的信仰，轉而投向“無意識的、富有活力的、黑暗的創造性力量”，它厭惡一切智力活動。受到這個趨勢的滋養，被“偏離傳統的野蠻和原始群眾民主制的市井粗魯所組成的巨浪”裹挾著，國家社會主義具有 “怪誕的政治風格”，“救世軍的態度，群體性的痙攣，戲台打鈴聲，哈利路亞，像苦行僧般重複著單調的口號，直到最後所有人都口吐白沫發癲”。托馬斯·曼不僅做了切中要害的抨擊性演講，他還得出了政治上的結論。他認為，單單社會民主黨已經有能力阻止國社黨的崛起。因此他喊出，“今日資產階級的政治立場應該在社會民主黨一方”。他的演講不斷被充滿敵意的喊聲打斷，這個場面是阿爾諾德·布龍寧（Arnolt Bronnen）策劃的，他原本是表現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也是貝爾托·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朋友，後來轉變為國家社會主義的擁躉。“我們的人狠狠唾罵了托馬斯·曼，他在《對理性的呼籲》的演講中無恥地羞辱了我們。”戈培爾寫道。
曼的呼籲幾乎沒有得到什麼回應。如弗裡德裡希·邁內克（Friedrich Meinecke）描寫的，資產階級對於國社黨的態度具有如下特點：“他們嘲笑它的經濟訴求，在最上層一萬人的圈子裡有教養地責罵街頭的喧鬧——但是，令人驚奇的，同時這群人也繼續喃喃低語著國社黨的用處和有朝一日的可利用性。”出身於柏林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家庭的塞巴斯蒂安·哈夫納對心理變化有著敏銳的感受力，回首1939年時他提到了“惡魔的魅力”，他們具有“讓無力應對這種現象的對手們迷惑和眩暈的罕見能力”，讓這些人“毫無抵抗力地沉迷於噁心的魔法和邪惡的迷醉中”。通過DDP、德國國家黨和DVP戲劇性的選票流失反映出了自由主義中立派的腐化，這主要歸結於資產階級選民的極端化，出於對社會地位下降的擔憂和反對無產階級的渴望，現在他們成群結隊地投奔社會民主黨。反民主的右翼陣營的知識分子代言人——“保守革命”圈子裡的作家們，比如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阿圖·莫勒·凡登布魯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恩斯特·榮格爾（Ernst Jünger）、埃德加·尤里烏斯·榮格（Edgar Julius Jung）或者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對共和國的根本性批判已經為“脫離共和國運動”做好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預備工作。
在自由派和左翼圈子裡，像托馬斯·曼這樣的明眼人也並不多。即使像《柏林日報》主編提奧多爾·沃爾夫（Theodor Wolff）這樣明智的觀察家也對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及其“元首”的性質抱著不切實際的想法。1930年9月14日，還在首輪選舉結果公佈之前，他已在社論中提醒不必“高估遊藝場黨派”。當國社黨有能力派出幾個國會議員之後，他立即指出，他們是“沒有能力的一夥人”。“也許今天是國家社會主義者光輝的一天，但接著將是滑坡。暴民之王的王冠將會滑落，希特勒先生也將如落山的夕陽般過時。”《世界舞台》的主編卡爾·馮·奧西茨基錯得更加徹底。大選前夕他以自己的論斷勸慰讀者：“別看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現在吵吵鬧鬧，但是它沒有未來。”“阿道夫·希特勒頗為奇特的拯救德意志民族的使命觀”只是 “神秘主義”，雖然能“讓人一時迷糊”，但是無法“讓人滿足”。當選舉結果與奧西茨基的預測相悖時，奧西茨基提出解除布呂寧的職務，他指責布呂寧讓“法西斯主義變強了”。“寧可要一個公開的右翼政府，也好過延長布呂寧的任期。這張尖鼻子的羊皮紙老臉，這位費盧修斯神父（Pater Filucius，譯者著：德國畫家威廉·佈施Wilhelm Busch插圖故事裡的人物）必須和他的E. K. I玫瑰花環一起徹底消失。”奧西茨基同樣也對希特勒表達出蔑視，他送給希特勒“半瘋狂的流氓”“傷感的白癡”“來歷不明的傻瓜”“大嘴巴”等等頭銜。但是醜化國社黨的“元首”的努力無法應對希特勒現象，完全敵不過他的信徒們把他抬高為民族拯救者的趨勢。
左翼政治圈普遍認為，一旦希特勒政黨進入政府，它很快會因為自身的無能而導致失敗。劇作家恩斯特·托勒的看法是個值得注意的例外，他由於參加慕尼黑蘇維埃政權被判了5年徒刑。“帝國總理希特勒在柏林的大門前等待”，他在《世界舞台》1930年10月7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寫道。他警告一個“危險的幻想”：人們認為可以讓國社黨執政，它很快就會“因為管理不善而垮台”。他們都錯估了希特勒奪取政權和維護統治的決心。作為帝國總理他可以大筆一揮消滅一切民主的成果。“所有的共和國官員、法官和警察一夜之間將會失去公職，代之以法西斯政黨信任的幹部……數十萬希特勒分子在等待著職位！”到時將會產生“針對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和一些倖存下來的民主主義者”的赤裸裸的恐怖統治。一旦希特勒認為自己足夠強大了，他也不會對工會手軟。“現在真的就像人們常說的：我們到了危急關頭。”托勒以少見的清醒頭腦預言的事情，1933年之後都一一兌現了。
就在選舉前的幾天，希特勒得到一個在公開場合陳述他將怎樣獲取權力以及掌握政權後想做什麼的機會。9月23日，萊比錫帝國法院開庭對烏爾姆衛戍部隊三名年輕的國防軍軍官進行公開審理，他們由於和國社黨有聯繫並且為其做宣傳而違反了帝國國防部的法令。庭審的第三天，希特勒應國社黨辯護律師漢斯·弗蘭克的請求作為證人出庭。很多人湧到了法院大樓前，為了一睹這個忽然之間成為數百萬人的希望之星的男人的真容，大批國際新聞媒體的代表也到場了。當希特勒走進法庭、帝國法院法官亞歷山大·鮑姆加滕（Alexander Baumgarten）開始庭審時，漢夫施丹格爾注意到“現場由於極度緊張而變得熾熱的氣氛”。法官告誡希特勒不要做“幾個小時的政治演說”——他的話是影射1924年春季的叛國罪庭審，這個慕尼黑人把法庭變成了宣傳的舞台。但是，開始的平靜過後，希特勒很快進入到極度亢奮的狀態，這使他遭到了法官的斥責：“您不應該在這裡做演講。請您冷靜下來，做客觀的陳述。”
當被問及國社黨與軍隊之間的關係時，希特勒給出明確的答案：對於國社黨來說，國防軍是重建德國和德意志民族最重要的工具。因此“所有破壞軍隊的企圖”都是“發瘋”。如果國社黨掌握政權，它將把按照《凡爾賽和約》規定只能有100000人的軍隊重新建設成“一支偉大的人民軍隊”。希特勒重複了他在競選演說中一再強調的話：他在“任何情況下都將使用合法的手段達到”他的目的。一旦黨內的領導人違反他的命令——例如奧托·施特拉塞爾，他將“立即採取有力的措施”。再說國社黨也“無須動用暴力”，因為它在下一次選舉中將成為最強大的政黨。“我們將通過符合憲法的途徑在立法機構佔據絕對的多數，以便有朝一日成功之後按照我們的理念塑造這個國家。”他還明確地表示，奪取權力後將發生什麼事：“如果我們的運動在合法的鬥爭中取得勝利，我們將會建立一個帝國法院，1918年11月的罪行將要得到抵償，到時將有人頭落地。”
希特勒的表達再明確不過了，只有當他尚未掌握政權時，他才暫時放棄暴力。承認憲法只不過是戰術上的權宜之計，為了保證國社黨的政治空間，為了在憲法權利的保護之下進一步動搖他所憎惡的魏瑪制度並且最後消滅它。戈培爾曾經以坦率的諷刺態度告訴萊比錫的被告軍官理查德·捨林格爾（Richard Scheringer），他們對合法性聲明抱有什麼真實想法：他認為希特勒在萊比錫法庭的登場是“天才的一招棋”，因為“這幫哥們現在還能把我們怎麼樣？他們只能等待著，無法採取行動，這會兒我們完全是合法的，不管什麼法。”
1930年夏天，受普魯士內政部長社會民主黨人卡爾·澤維林（Carl Severing）委託，柏林警察總部的政治部門製作了一份有關希特勒運動之特徵的備忘錄。他們在大量資料的基礎上得出結論：國社黨是“顛覆國家的社團”，“它致力於破壞憲法確立的共和政體”。希特勒與此不同的聲明只不過為了“避免當局的阻撓而暫時披上合法的外衣”。但是在1930年12月19日的內閣會議上，所有的帝國部長一致同意，暫且不對國社黨採取任何行動。布呂寧本人提出警告，“不要再使用戰前對付社會民主黨的錯誤方式”。普魯士當局的備忘錄消失於帝國總理府的文件櫃裡。
圖22：在萊比錫帝國法院做完法庭陳述的希特勒，1930年9月25日（照片局部）
從秋季開始，國防軍的領導層首先改變對國社黨的態度，這些人在1930年政府向總統制的轉變中起到決定性的促進作用，而且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具有關鍵地位。由於受到希特勒在萊比錫發表的合法性誓言的影響，帝國國防部部長威廉·格勒納（Wilhelm Groener）和他最親密的政治顧問部長事務辦公室主任庫爾特·馮·施萊謝爾（Kurt von Schleicher）將軍認為，現在可以不再把希特勒的政黨看作一個反對國家的顛覆運動，而把它當作值得認真對待的政黨，納入政策考慮的範圍內。他們的想法背後隱藏著一個願望，利用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對軍事的興趣”為國防部的計劃服務，也就是說從國社黨的人裡招募編外軍事人員。人們希望，通過這些人與國社黨之間的關係，可以約束和馴化他們。另一方面希特勒沒有忘記1923年11月9日的教訓：只有獲得國防軍支持或者至少讓其保持善意的中立，他們才有可能走向權力。他在萊比錫法院的出場是有意識地向本德勒街的國防軍司令部示好。1931年1月中旬，他會見了陸軍統帥部總長庫爾特·馮·哈默斯坦將軍（Kurt von Hammerstein）。戈培爾的一篇短日記透露了會面的目的：“我們必須把國防部拉攏到我們這一邊。”
1930年10月13日，在國會開幕會議上，希特勒的合法性誓言就已經露出了破綻。雖然普魯士頒布了制服禁令，但是107名國社黨議員還是身穿褐色襯衫、打著卍字領帶出現在全體會議大廳裡。與此同時國社黨還在柏林市中心進行了挑釁性的示威騷亂。哈利·凱斯勒伯爵驚駭地注意到：“整個下午和晚上，一大群納粹分子，下午他們在萊比錫大街上遊行，砸碎了沃特海姆、格林菲爾德等商店的櫥窗玻璃。晚上聚集在波茨坦廣場，他們不斷發出‘德國覺醒’‘猶大去死’的叫喊聲，後來被乘卡車或者騎馬巡邏的警察驅散了。”“櫥窗風暴”幾乎只針對猶太人的商店，這一事實讓人們得出結論，他們的行動並非出於一時衝動，而是經過策劃的。希特勒在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時表示不贊同騷亂行為。“他們是暴徒、扒手、搶劫者和共產主義煽動者的傑作”，與他的運動毫無關係。但是人們的親眼所見駁斥了國社黨闢謠的謊言。巴伐利亞議員威廉·霍格納（Wilhelm Hoegner）對國社黨國會黨團副主席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的演講做出反應，他把10月13日的事件當作是揭露國社黨的合法性宣言是騙人把戲的契機：“我們不相信，昨天貪婪的狼一夜之間變成了和平牧人牧養的虔誠羔羊。”
雖然國社黨是國會主席團以及其他議會委員會中最強的黨派，但是它從擁有議席那天開始就採取阻礙方針。他們試圖通過干擾會議和提出不被認真看待的提案與質疑來妨礙國會的工作。除此之外戈培爾還大力推行議會外的行動。1930年12月初，他指使手下人在諾倫多爾夫廣場莫扎特大廳電影院的《西線無戰事》〔一部根據作家埃裡希·瑪麗亞·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於1929年出版的反戰小說《西線無戰事》改編的電影〕首映式上搞暴力打砸活動。“10分鐘後電影院像個瘋人院。”戈培爾在日記中記錄，“警察束手無策。憤怒的人群開始採取針對猶太人的暴力行動。‘猶太人滾出去！’‘希特勒就要來了！’警察們同情我們。這個電影放映場次被取消了，然後是下一次。我們取得了勝利。”由於還發生了其他針對《西線無戰事》的示威活動，電影審查委員會只能在12月12日禁止放映這部電影——它是對納粹恐怖的首次投降。“大街上的國社黨讓政府聽命於自己。”戈培爾得意揚揚地寫道。
當國會為了挫敗國社黨的阻礙政策而修改了議事規則之後，1931年2月10日國社黨黨團退出了國會， 41個DNVP的議員和4個邦人民黨的議員也隨之退出國會。國社黨議團的常務理事和國會副議長弗蘭茨·斯托爾（Franz Stöhr）宣佈，“只要他們有機會挫敗國會裡與人民為敵的多數人制定的極端陰險的政策” ，國會才會恢復成“楊格計劃——議會”。3月26日國會決定將會議延期，到10月才再次召開會議。
從1931年初開始，極端主義成分不斷增加的政治爭端變成了類似內戰的鬥爭。在多數情況下，暴力行為是由衝鋒隊發起的。通過在無產階級聚居的街區搞群眾遊行或者在“紅色的”小城市搞襲擊式的活動，衝鋒隊散佈威嚇的氣氛，讓政治對手看到他們無所不在。他們的挑釁活動經常伴隨著鬥毆，它被視為類似於征服敵人疆土的行為。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在組織活動時不得不採取自衛措施，以應對衝鋒隊對工人活動越來越猖狂的破壞，警察經常袖手旁觀以表示他們暗中的支持。希特勒一再重複的觀點——攻擊活動“無一例外都是共產黨和支持共和國的組織發起的”，“衝鋒隊的人數佔劣勢，始終只是在自衛”——是在厚顏無恥地歪曲事實。
對於國社黨的領導人來說，衝鋒隊的暴力活動也是一把雙刃劍，因為它可能超出他們的控制範圍，讓希特勒的合法性誓言顯得荒謬。早在1930年夏天，還在競選時期，這個潛在的矛盾已經爆發出來。說到底，它背後隱藏著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一個貫穿了整部衝鋒隊歷史的組織結構上的基本問題：衝鋒隊僅僅是國社黨奪權過程中的附屬黨軍，還是一個與國社黨平起平坐獨立存在的 “軍事組織”，並且“奪權”之後理應在“第三帝國”成為最重要的軍事力量？由於不滿於長期的財政困難和有時被冷落——比如在確定國會競選者名單時遭到忽視，柏林衝鋒隊在衝鋒隊東區隊長瓦爾特·施滕納斯（Walter Stennes）的領導下拒絕再為國社黨維持會場秩序。1930年8月底，當戈培爾在佈雷斯勞進行競選活動時，衝鋒隊衝進了黨部辦事處並製造了很大的混亂，危機由此進一步升級。為了及時撲滅叛亂，希特勒火速趕到柏林。在超澤街的勇士會所，他極力爭取在場的2000多名衝鋒隊隊員的信任，根據柏林警察局局長的記錄報告，他“扯直了嗓子喊，幾乎是在歇斯底里地嘶吼”。和解場面的高潮是訂立了一個新的效忠誓約：“我們在此發誓，世上沒有什麼能將我們分開，讓上帝幫助我們消滅一切妖魔鬼怪！萬能的主保佑我們的運動！”
叛亂暫時結束了。“看來施滕納斯想安靜下來了。”戈培爾在9月3日記錄。但是矛盾仍然在內部鬱積著。希特勒宣佈，衝鋒隊最高領導人普費弗·馮·所羅門被撤職，他本人接管衝鋒隊。他把衝鋒隊的日常管理事務交給了普費弗的參謀長奧托·瓦格納。奧托·瓦格納從前是一個小型工業公司的經理，1929年紐倫堡黨代會之後他加入了國社黨。1930年11月底，國社黨主席在慕尼黑衝鋒隊領導人會議上出人意料地宣佈，他任命剛從玻利維亞回國的前同事恩斯特·羅姆為衝鋒隊的領導人——偏偏是羅姆，1925年因為對衝鋒隊的任務有不同的看法而被希特勒輕蔑排斥的人。很明顯這是對始終還在不滿的衝鋒隊領導人的妥協，他們以前都是正規軍的軍官或者自由團戰士，羅姆——這個久經考驗的老兵始終被他們看作自己人中的一分子。1931年1月初，羅姆就任衝鋒隊的參謀長。
在國社黨取得政治成功的同時，衝鋒隊也發展成了一個群眾組織：1931年1月初，衝鋒隊僅有77 000名隊員，1932年1月已經達到了290 000名，1932年8月達到445 000名。報名參加衝鋒隊的人來自於各個社會階層，其中工人所佔的比例比黨員中的工人比例高。對於害怕淪為無產者的年輕的中產階級失業者來說，衝鋒隊特別具有吸引力。它不僅為那些從自身的人生視角來看沒有安全感的年輕人提供了社會保障網——從衝鋒隊廚房的大鍋燉菜到衝鋒隊營地的床位，還為他們提供了發洩侵略性的活動空間。特殊的衝鋒隊亞文化以及作為內戰前哨的衝鋒隊“暴風酒吧”裡誕生了高度的暴力意向，形成褐色軍隊留給公眾的印象。
也正是這種行動力對國社黨領導層的合法“路線”造成了潛在的威脅。1931年2月18日，希特勒在《民族觀察家報》上澄清國社黨計劃搞“暴力顛覆”的謠言。同時他呼籲衝鋒隊隊員提防“唆使他們搞非法活動”的所謂“間諜和搗亂分子”，“由於我們堅定不移地堅持合法路線，政府如今無計可施，所有的措施都對我們無效。”但是並非所有人都願意聽從希特勒的呼籲。戈培爾在日記中記錄：“衝鋒隊對慕尼黑有強烈的不滿情緒。”1931年3月初，在慕尼黑衝鋒隊旅隊大會上，希特勒駁斥了對他“過於懦弱，不敢進行非法的鬥爭”的指責。他只是不想讓衝鋒隊奔走於“槍林彈雨”中，因為“他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也就是建設第三帝國”。3月28日，興登堡通過緊急狀態法賦予布呂寧政府對付右翼極端勢力的更多權力，這讓希特勒對衝鋒隊甚至整個政黨被禁止的擔憂有了新的理由。國社黨主席認識到，現在他必須徹底解決他與衝鋒隊之間鬱積已久的爭端。3月30日他頒布了一條命令，要求黨員們必須嚴格遵守緊急狀態法的規定——違反者一律立刻開除黨籍。在4月1日的魏瑪國社黨領導人會議上，他宣佈解除施滕納斯的職務。“這是黨內最大的、也許是最後的危機。必須努力克服它。”戈培爾說，他和希特勒一起乘火車回慕尼黑，看到領導“鬱鬱寡歡”的樣子。“悲傷的旅途。我為希特勒感到難過。他看上去蒼白消瘦。”
施滕納斯和他的擁護者沒有善罷甘休。4月1日，他們已經佔領了柏林黨部和《進攻報》編輯部，一天之後他們公然聲稱反對希特勒“非德意志的、無限制的黨內專制和不負責任的煽動宣傳”。他們還想把叛亂從柏林擴大到德國西北部，但是失敗了，因為慕尼黑的希特勒和戈培爾採取了應對的措施。希特勒授予柏林黨部“堅決地開展並完成一次新的清黨工作”的權力。4月4日，希特勒在《民族觀察家報》上發表了一篇長文，在文中說明了他為什麼解除施滕納斯的職務並聲明現在把他開除出黨。有好幾個月的時間，這個“內心從未是一個國家社會主義者”的“退役警官” 試圖 “往老實規矩的衝鋒隊員的腦子和心裡滴入不忠的毒液”，把“運動描述成市儈的、膽怯的、布爾喬亞式的”。 現在他打算徹底粉碎 “反對國家社會主義的陰謀”。“我明白，如果我們能夠阻止這些正在破壞德國最後希望的傢伙們的骯髒行徑，八百萬人就能鬆口氣了。”面對要麼追隨運動的“創建者和領導者”希特勒，要麼追隨“叛亂集團”的選擇，全國各地的衝鋒隊組織趕緊向黨部表忠心。叛亂很快平息了，只有幾百人跟著施滕納斯走。4月16日，他的繼任者已經能在體育館展示經過整頓的、重又完全效忠於希特勒的柏林衝鋒隊。“很多人哭了。這是一個偉大的時刻。施滕納斯已經出局了…… 柏林衝鋒隊挺住了。”戈培爾寫道。1931年春季的這次事變還產生了政治上的深遠影響。黨衛軍開始崛起，但在名義上還屬於衝鋒隊管轄。黨衛軍對黨部表現得絕對忠誠，它利用獲得的資本成為一支可與衝鋒隊抗衡的力量。
9月大選之後，慕尼黑黨部必須加班加點才能及時處理新遞交的入黨申請書。1930年底公佈的黨員人數為389 000人，1931年底上升到806 294人。捨林大街50號的辦事處對於黨的日常工作來說已經太小了，而且它也無法滿足正在準備奪權的國社黨對外展示形象的需要。因此希特勒決定購買高雅街區布來涅大街上建造於1828年的巴洛宮，一幢從1928年起待售的房子。1930年5月底簽訂了購房合同，這幢黃金地段的房子要價超過800 000馬克。黨主席號召黨員們一次性分攤這筆費用。房子需要做大量的改建。希特勒聘請慕尼黑建築家保羅·路德維希·特魯斯特完成改建裝修工作，1930年9月底他在布魯克曼的家裡認識了特魯斯特。特魯斯特主要由於為遠洋班輪例如“歐羅巴號”進行內部設計而聞名。希特勒在20年代末已注意到他，並通過“藝術和工藝聯合作坊”聘請特魯斯特為他設計了攝政王街宅邸的傢俱。這位建築家感動於業已成為慕尼黑政治名人的希特勒對自己的敬重。希特勒是個“人品極佳的、有知識的、謙遜的人。待人簡直太好了。”1930年11月他的妻子格爾蒂·特魯斯特（Gerdy Troost）在寫給熟人的信中說。“他對建築有感受力又有動手能力——保羅告訴我，他一生中還沒遇到過這樣的人。”特魯斯特很快成為希特勒最推崇的建築家。除了巴洛宮的改建之外，他還承擔了阿爾西斯街新黨部建築和1937年完工的“藝術宮”的設計規劃。
黨主席積極參與到改建工程中，從1930年秋季開始他定期與特魯斯特碰頭，每次戈培爾在慕尼黑逗留時，希特勒總把他拉到工地上去。“參觀新的黨部。富麗堂皇，規模宏大。希特勒如魚得水。”帝國宣傳部部長1930年7月已經記錄下這樣的文字，4個月之後他又寫道：“領導人在建築工地。他指給我看新的進度。我的房間美輪美奐。整幢房子就像個大首飾盒。”但是興奮之情中很快又糅雜了憂慮，希特勒可能因為過於關注美麗的建築而忽略了眼下緊迫的政治任務。1931年2月26日，他們與柏林衝鋒隊的矛盾加劇，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領導人的全部心思都在黨部建築上，偏偏在這個時候。我不贊成。”
1931年3月初，新的黨總部大樓完工了。希特勒在《民族觀察家報》上回顧了國社黨簡樸的開端，同時讚美了“兼有實用和美觀”的新總部大樓。從前底樓的前廳被改建成“旗幟大廳”，樓上的前廳被改建成“隊旗大廳”，與之相連的是裝飾一新的會議室“議員大廳”。底樓還造了一個帶廚房的大食堂，大樓北面擴建的房間是儲存中央檔案的地方。辦公室位於樓上一層和二層以及一直沒有使用的頂層。魯道夫·赫斯驕傲地告訴他的父母：“接待大廳包括元首的房間都非常美麗，隨時可以接待外國的來賓…… 我的房間緊挨著元首的房間，隔壁房間是我手下的工作人員的辦公室（一個辦公室主任和兩個女打字員）。”
圖23：慕尼黑褐色大廈裡的希特勒辦公室，屋裡有墨索里尼的半身像，腓特烈大帝的畫像
一樓拐角的大房間是專門為希特勒保留的。房間內部裝飾著一座墨索里尼的半身像、一幅腓特烈大帝的畫像和一幅油畫（李斯特團在法蘭德斯的進攻戰）。如果有誰希望迷人的房間能夠培養出希特勒自律的工作態度，那麼他肯定要失望了。希特勒很快又恢復了沒有規律的作息習慣，讓他的同事們飽受精神折磨。他厭惡官僚機構的日常工作，很少遵守固定的日程表。希特勒很少待在“褐色大廈”裡，據漢斯·弗蘭克回憶，有時當人們拿著公文來找他時，可能發生這樣的事情：希特勒衝到電話機邊接一個電話，然後乘車離去，等候的人被他撇在原地，無法確定該走還是該留。或者，某一回他的確遵守了時間約定，但卻只想盡快地結束令人掃興的公務活動，最後他對在場的人發表了一個小時有關他正好感興趣的某個話題的長篇獨白。希特勒更喜歡和他的老朋友們坐在他最喜歡的宮廷花園黑克咖啡館裡消磨時間。當戈培爾在此地遇到他們時，他對希特勒身邊的 “一幫市儈”感到震驚。“一個像希特勒那樣的人怎麼能容忍和他們待在一起哪怕5分鐘？”他不斷問自己，早在20年代中期他就相信他應該讓“領導人”免受這幫人的腐化影響：“他應該脫離慕尼黑的環境。”戈培爾完全沒有認識到，慕尼黑這個親密的團伙對於希特勒有精神減壓作用。自從希特勒成為一個被很多人崇拜又被很多人憎惡的政治明星之後，他必須適應種種要求，他在此地可以免受那些要求的束縛，輕鬆自如地與手下人相處。
圖24：希特勒（帶著馬鞭）在副官尤里烏斯·紹布的陪同下離開褐色大廈
巴洛宮能夠為擴充後的黨組織機構提供足夠大的空間。除了現已存在的組織部和宣傳部之外，國社黨還新添了奧托·瓦格納領導下的經濟政策部，理查德·瓦爾特·達雷（Richard Walter Darré）領導下的農業政策部，漢斯·弗蘭克領導下的法律部，1931年8月還成立了經濟新聞記者奧托·迪特裡希——他是出版家特奧多爾·賴斯曼-格羅內（Theodor Reismann-Grone）的女婿領導下的帝國新聞辦公室。但褐色大樓不僅僅是一幢辦公樓，對於廣大的黨員信眾來說它是“膜拜元首的聖殿”，“近乎神聖的地方”。對於失望的衝鋒隊員來說則是慕尼黑“脫離群眾的統治者”的豪宅，對國社黨的敵人來說它是諷刺的對象。它氣派非凡的格調與國社黨口頭宣稱的社會主義形成鮮明的對比。1931年6月，慕尼黑的無政府主義者埃裡希·米薩姆以攝政王街的希特勒宅邸和布來涅大街的黨總部為題寫了一首詩：“納粹在慕尼黑有兩幢華美的宮殿/一幢是希特勒的家/另一幢是他培養政治勢力的地方/第三帝國高高在上的統治者/青銅的卍字標記/花崗岩、長方體和褐衫/看上去如同堡壘的宮殿建築驕傲聳立/納粹榮譽閃閃放光華/只是他們的錢來自何方/我們搞不清。”
我們知道巴洛宮的資金來源，大工業家弗裡茨·蒂森（Fritz Thyssen）為國社黨弄到300 000馬克的貸款，並且以個人身份為這筆貸款的還款作保。蒂森，傳奇的鋼鐵巨頭奧古斯特·蒂森的第三個兒子，從1926年起成為歐洲最大的鋼鐵企業聯合鋼鐵公司的董事長和最大的股東。1923年11月9日慕尼黑政變前夕，他聽過希特勒的演講，後來在朔伊布納-裡希特的家裡與希特勒結識。那個宣傳家給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1948年蒂森在去納粹化法庭審訊中供認。原先弗裡茨·蒂森屬於德國民族主義黨的陣營，他支持該黨新主席胡根堡從1928年10月起執行的“根本反對”路線。1929年7月，他在反對楊格計劃的全民公決中站到了胡根堡和希特勒的一邊。1930年9月的滑坡選舉之後，他公然宣傳人們應該建立一個包括國社黨在內的右翼政府，現在他又從經濟上資助國社黨。他慷慨解囊的對象主要是赫爾曼·戈林，某種程度上說戈林是希特勒在柏林的代理人，他的任務是與經濟界和社交界有影響力的人建立聯繫並且讓國家社會主義打入柏林的沙龍。戈林主要將捐款——至少有兩次共50 000馬克——用在自己身上，把他在柏林的大宅邸修繕得富麗堂皇，過著奢侈的生活。但蒂森還是認為錢用的是地方，因為他把戈林看作“國社黨溫和派的代表人物，此人能起到與反資本主義力量相抗衡的作用”。
蒂森不是唯一一個支持國社黨參政的工商業知名人物。與他類似的人還有亞爾馬·沙赫特，1930年3月，由於他參與簽訂的楊格計劃造成所謂的情況惡化，他遭到國內的反對，被迫從中央銀行總裁的位置上退下來。他原本是左翼自由派政黨DDP的創建人之一，如今他對哪個政黨產生了好感，從1930年2月間銀行家家中舉辦的某次社交晚宴上已經能看出端倪：他的夫人招搖地戴著納粹卍字紋飾項鏈，面對《福斯日報》女記者惱火的詰問，沙赫特解釋說：“為什麼不給國社黨人一個機會呢？我覺得他們幹勁十足。”9月14日之後，他又公開表達了對國社黨幹勁的欽佩：人們不可能“違逆20%選民的意志而長期執政”。中央銀行總經理埃米爾·格奧爾格·馮·施陶斯（Emil Georg von Stauß）邀請沙赫特和戈林來他的萬湖別墅赴晚宴。施陶斯屬於當時選票大幅度縮水的DVP國會黨團成員，他現在也把觸角伸向了國社黨，試探未來合作的可能性。三個人的晚宴進行得顯然令人滿意。戈林在沙赫特的記憶裡是個“彬彬有禮的令人愉快的夥伴”，因此他們約定1931年1月5日晚上沙赫特到戈林的家裡做客，雙方再次碰頭，這次納粹黨的新金主蒂森也來了。
在場的戈林對他們二人進行了比較：“沙赫特給人一種野心家的印象，蒂森相反卻是個老派人，這人好極了，雖然是個資本家，但卻是一位讓人喜歡的商業領袖。”晚飯後希特勒才到場。“他出現時毫無自命不凡、矯揉造作之態。”沙赫特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他絲毫不會讓人覺察到，他已經是國會第二大黨派的領導人。我們聽說過關於他的諸多謠言、讀過公眾對他的種種批評，他本人卻讓我們有如沐春風之感。”希特勒一如既往地發表了長篇大論的獨白，讓其他人幾乎沒有插嘴的餘地。但沙赫特卻非常高興。第一次會面時他就意識到了，“如果無法解決經濟危機、無法讓人民消除極端主義”，他認為“希特勒的宣傳能力將使他在德國人民面前有巨大的機會”。不久之後他敦促布呂寧讓國社黨進入到政府機構，因為如此方能把“運動引入有秩序的正軌”。
對於希特勒來說，他與沙赫特之間建立的關係也非常重要，不僅因為此人在工業家和銀行家中擁有崇高的聲望，也因為他把沙赫特視為金融問題的專家，而他本人在這方面一竅不通。這位前中央銀行行長是“我們德國在貨幣金融領域最重要的智囊”。他對奧托·瓦格納表示。國社黨掌權之後，沙赫特還會顯示出他的作用。
“經濟界：它離我們越來越近了。”戈培爾高興地說，魯道夫·赫斯也注意到“忽然之間著名的經濟界領袖都暗中悄悄地想和我們會晤”。但是蒂森、沙赫特或施陶斯的逢迎態度並不能代表經濟精英的普遍想法。左翼報紙慣常指責國社黨的競選成功得益於大工業家的經濟資助，希特勒似乎是資本家的走狗，其實他們說的並不符合實際。國社黨的競選資金大部分來自於自己的經費——黨員繳納的黨費、群眾大會的門票收入和小額的私人捐助。它在群眾運動中的成功並非源於大工業家的支持。但是企業家們經常肆無忌憚地批判“魏瑪共和國、工會和福利國家”，間接幫助了極右組織的成功。剝奪議會權力的舉措和布呂寧總統制內閣的建立在大工業家的圈子裡贏得了掌聲和支持，並非是偶然的。
9月14日之後，經濟界的領袖們無法再無視國社黨的存在了。但是他們中大部分人採取了觀望和有保留的態度，這種保留的態度主要由於他們對國社黨未來的經濟政策心裡沒底。他們擔心國社黨宣傳中的反資本主義成分並非說說而已，1930年10月國社黨國會黨團提出一系列提案，其中包括大銀行收歸國有、禁止證券交易和要求把利率限制在5%，他們覺得自己的擔憂更有了理由。最讓他們惱火的是國社黨偏偏讓高特弗裡德·費德爾擔當1931年預算辯論中國社黨的發言人，此人因為要求“粉碎利息奴役制度”得到“敵視企業家的小丑”之名。1930年至1931年的歲末年初，《德國匯報》的社論表達了大工業家對於國社黨不明朗態度的擔憂之情：該黨反資本主義因素和溫和派之間的矛盾未來將會加劇，而“鬥爭的結局”完全無法確定。
希特勒努力地消除這種憂慮。他明白，如果有威望的經濟界領袖人物堅決阻撓，他很難達到自己的目的。“你們低估了這些人……和經濟界的政治實力。”他警告經濟政策部的領導人奧托·瓦格納。“我有感覺，如果我們想佔領威廉大街（譯者註：柏林市中心的一條街道，帝國總理府和德國外交部所在地，‘威廉大街’在德國常用來代表德國政府），開頭就不能得罪他們。”1930年9月，他會見了漢堡——美洲航運公司（Hapag）的董事長和前總理威廉·庫諾，希特勒向庫諾保證，他的政黨支持企業行為和私人資本，只反對用欺詐手段獲得的財富。10月份他在慕尼黑對出版人提奧多爾·賴斯曼·格羅納（Theodor Reismann-Grone）表達了同樣的意思。 格羅納在日記中寫道：“典型的奧地利軍官。一個迪納裡克人（譯者著：中歐人種，廣義阿爾卑斯人的分支）。我先開口，很快他搶過了話頭，兀自說下去。他的話過人之處不在於其中的智慧，而在於蘊含的情感。他在喚醒別人。德國需要這個。我們必須比敵人的行動速度更快才能戰勝他們。他說他的人生目標是：消滅馬克思主義。”12月初，希特勒在大西洋賓館的宴會廳再次對1919年漢堡國家俱樂部發表演說，他避免對緊迫的現實問題發表看法，只許給聽眾們一個含糊的承諾，當“貢金”被取消、德國重新崛起為政治強國時，經濟就能繁榮起來。“我只尊崇一個信條”，他在演講結束時喊道，“只要對我的民族最有益的，無不是好的、正確的。”高雅的漢堡上流人士又報之以“雷鳴般的掌聲”，但是他們聽過演講後依舊搞不清國社黨對經濟問題的看法以及它在掌權後會出台什麼措施。
希特勒不想給出一個明確的未來經濟綱領，一方面由於他想在經濟方面保留靈活的選擇餘地，另一方面他不想激怒黨內“社會主義”的派別。1931年春季，漢斯·羅伊普克（Hans Reupke）——德國工業聯合會的領導人之一，1930年5月秘密加入國社黨——出版了一本名為《國家社會主義與經濟》的小冊子，他在書中保證國社黨已經把原本的“反對資本主義的口號”“改良為反對唯物主義”，戈培爾對此十分憤怒：“這是對社會主義的公然背叛。”他在希特勒面前提出抗議，後來他滿意地寫道：“領導人趕走了羅伊普克。”但事實上與其說希特勒反對小冊子裡的內容，不如說他不願意引起一場公開的爭論。奧托·瓦格納也覺察到了希特勒在這個問題上的迴避態度。1932年，這位經濟部主任想發表他的論文集《國社黨的經濟綱領》，這本小冊子已經在埃爾出版社印刷好了，希特勒卻不准它出版發行。它被打上了“僅供內部使用”的印章，只能在國社黨內部傳閱。
9月18日後，工業家們的捐款源源不斷流向國社黨——作為“雙重保險”，以防國社黨繼續保持成功的勢頭並參加政府組閣。但是這些捐贈通常不會直接進入黨的金庫，而是送到他們認為能夠起到“緩衝”作用的個別黨員的手裡，除了戈林之外，主要是指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他被視為希特勒手下最有權勢的人。時任柏林《證券交易所報》主編的瓦爾特·芬克（Walther Funk）也同樣能收到捐款，1930年底他辭去了這一職務，繼續以商業通訊主編的身份致力於改善國社黨與經濟界之間的關係。1931年6月他公開加入國社黨之後，很快晉陞為希特勒在經濟問題上最重要的顧問，從而成為奧托·瓦格納直接的競爭者。
希特勒顯然既沒有從工業家們手中得到過錢，也從沒去要過錢。他不需要那些錢，因為從1930年9月之後他從《我的奮鬥》版稅中獲得的收入驟然增加，看來他只繳納了很少一部分稅。希特勒喜歡在大會上吹噓他從不拿黨的薪水，可是他不提自己多次登台演說，每場演說都有報酬，再加上在《民族觀察家報》和《觀察家畫報》上發表文章得到的稿費，加起來算是一筆不菲的外快了。此外他還接受外國報紙記者的採訪，採訪費昂貴，他為赫斯特報業寫的文章也要價很高。他身邊的工作人員——私人秘書、司機和保鏢——的開支也由國社黨承擔。因此希特勒有足夠的錢維持他在攝政王街的大宅子和上薩爾茨貝格的度假別墅，滿足他對昂貴的奔馳車的愛好。從1931年2月起，他還在帝國總理府的對面、莫倫街豪華的皇宮旅館租了一個套間，以便每次在柏林逗留時在那裡小住。
國社黨得到的最有力的支持並非來自於工業界，而是由於布呂寧政府的政策。無視失業者逐月增加的事實，國家總理依舊堅持實行通貨緊縮的經濟政策。他以大規模的失業和貧困為代價，試圖換取他眼中最重要的目標：完全取消德國的戰爭賠款。“不想克服經濟蕭條，而是從政治上利用它：這是1931年春季以來布呂寧政策的主要動機。”再次出現外匯外流之後，布呂寧政府處於破產的邊緣。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提出讓德國延期一年償還所有債務的建議。布呂寧對胡佛的舉措表示歡迎，將其視為徹底解決戰爭賠款問題的一個中間步驟。經過長時間的談判之後，法國也同意了德國延期賠款。但是這個結果並沒有對金融市場起到預期的安撫作用。7月13日，債務延期生效一周之後，德國最大的商業銀行達姆施塔特和國家銀行（簡稱達納特銀行Danatbank）倒閉。銀行和儲蓄銀行出現了大規模的擠兌風潮，政府被迫連續兩天關閉所有銀行櫃檯。“德國的不祥之日”， 特亞·施特恩海姆寫道：“達納特銀行的倒閉。政府下令，星期二和星期三所有銀行關門，證券交易所一直關門。到處一片恐慌。”
1931年春季和夏季經濟危機的惡化正合國社黨的心意。5月17日奧爾登堡邦議會選舉，國社黨的得票率達到了37.2%，首次在邦議會中成為最大的議會黨團。在漢堡市議會的選舉中，他們得到了26.2%的選票，上升為SPD之後的第二大政黨。在11月15日黑森邦議會選舉中，他們的得票數迅速升到37.1%，成為遠遠領先於其他黨派的第一大政黨。雖然不斷取得新的成功，但是國社黨並沒有進一步接近執政的目標。戈培爾在1月份已經表達了他的憂慮，“這一切用的時間太長了，本黨的發展勢頭可能將逐漸變慢。”奧爾登堡選舉勝利之後他寫道：“希特勒始終是力量和樂觀主義的源泉。為了讓我們的事業走向勝利，我們必須做一個樂觀主義者。”
1931年7月，希特勒再次尋求與胡根堡以及鋼盔團全國主席弗蘭茨·澤爾特（Franz Seldte）的合作。在一份共同署名的致布呂寧的電報中，他們以“全體民族反對黨”的名義強調“德國不能再繼續承擔強加在它身上的不公正的負擔”，它不應承認德國對法國的新義務的約束力。此外希特勒還決定支持鋼盔團提議的全國公投，以便推翻在普魯士執政的聯合政府，代之以一個“與1930年9月14日大選體現出的民意相符”的政府。1931年8月9日全民公投的前夜，國社黨主席發出號召，他宣稱：“社會民主黨和中央黨一日不除，則德國無法實現復興。今日社會民主黨統治德國的據點是普魯士。”然而全民公投失敗了：只有37.1%的選民支持提前解散普魯士邦議會——對於戈培爾來說，國社黨被鋼盔團拖入了一場“慘敗”，他請求希特勒：“別和那幫資產階級混在一起！我們應該既專橫又冷酷。國家社會主義者，這才是解決問題之道。”
1931年9月12日猶太新年的晚上，柏林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向人們展示出他們如何理解“冷酷”的行為：大約500名衝鋒隊員喊著“德國覺醒—猶太去死”的口號在選帝侯大街滋事，辱罵行人，野蠻毆打被他們認作猶太人的一些人。在騷亂過程中，新上任的柏林衝鋒隊隊長沃爾夫-海因裡希·格拉夫·赫爾道夫（Wolf-Heinrich Graf Helldorf）和他的副官卡爾·恩斯特（Karl Ernst）乘著歐寶敞篷車在選帝侯大街來來去去，現場指揮發佈命令。德國猶太公民總協會說它是一次“大屠殺般的暴亂”，國社黨的“進軍”是“可恥的暴行”和“文化恥辱”。在隨後的審判中，33名被捕的肇事者被判處1年或9個月的徒刑，赫爾道夫和恩斯特要坐6個月班房並被處以100馬克的罰款。但在1932年2月上訴庭審時，法庭卻宣佈取消了對衝鋒隊領導人破壞地方安定罪名的指控，其他大部分肇事者的刑罰也被大大減輕了。“可以肯定”，《柏林日報》斷言，“這次對近來最嚴重的恐怖主義事件的審判讓犯罪分子們逍遙法外，尤其那些應該承擔主要責任的犯罪分子。”事實再次證明，司法機關對法西斯行為裝聾作啞。於是衝鋒隊備受鼓舞地繼續實施他們的鬥爭策略，也就是說，佔領公共場所並向每個人昭示他們掌控了公共場所。
雖然希特勒9月15日警告被召集到慕尼黑的衝鋒隊分隊長們，“要分外小心”“不要被人誘騙而失去謹慎”。國社黨員必須“堅持合法的道路，這是目前唯一一條安全的道路”。但同時他也讓他們明白，他完全理解選帝侯大街發生的事件。現在大城市的衝鋒隊認為有必要“採取一些能夠滿足人民的革命情緒的行動”。發生類似事件之後，國社黨黨部必須與參與行動的衝鋒隊領導人撇清干係。“但他們毫不懷疑，黨沒有忘記他們的功勞，在適當的時候還會把他們派到新的工作崗位上。”希特勒已經再清楚不過地表明，守法承諾不過是純粹的戰術策略，“在適當的時候”，也就是說奪權之後，他將徹底改變法治國家。
雖然希特勒的守法誓言明顯的模稜兩可，但是國防軍領導層和中央政府在1931年秋季還是進一步努力讓國社黨進入到政府職能部門。多方人士試圖改變布呂寧的主意，赫斯在9月9日寫道，至少讓希特勒參與到政府中。希特勒提出的條件是宣佈新的大選，它將為“運動帶來一次新的巨大成功”。讓國社黨參加政府組閣的想法來自於德國總統本人，他認為把“民族主義分子雲集”的布呂寧政府交給希特勒是個理想的辦法。9月20日，國防部部長事務辦公室主任庫爾特·馮·施萊謝爾將軍告知布呂寧的秘書埃爾溫·普朗克（Erwin Planck），興登堡想要“最終改組內閣，以便於實現與右翼黨派的合作”。10月3日，施萊謝爾與希特勒會面，從當年春季開始施萊謝爾一直通過羅姆與國社黨保持著聯繫。國社黨主席宣稱他願意加入布呂寧政府，但是要在重新舉行大選的前提下。“如果我們能在中央政府取得重要的政治地位，我們可以先放棄普魯士……”戈培爾記錄這次會面時寫道。“我們可以通過國家專員戰勝普魯士的馬克思主義”。幾日後施萊謝爾再次與希特勒會面，他的談話對像給施萊謝爾留下了正面的印象。“一個有著出色口才的有趣的人。他的計劃脫離實際，人們必須要拽著他的衣角把他拽回到現實的土地上。”作為一個從政的將軍，施萊謝爾認為，他有能力對希特勒的政治野心施加影響並且“馴服”他，這個錯誤的想法引起了嚴重的後果，施萊謝爾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10月10日上午，布呂寧和國社黨主席會面，後者“這次明顯自信心大增。希特勒並沒有從根本上反對參加政府組閣的想法，但是他拒絕公開表示他贊成任期到1932年為止的興登堡再次參加大選。“我們的談話非常之友好。”布呂寧在回憶錄中寫道。應國家總理的請求，當年晚上興登堡召見了希特勒和戈林，會面時間約為兩個小時。帝國總統原本對年輕的國社黨員們呼喊著“德國覺醒！”口號歡迎希特勒來到東普魯士一事頗感不滿，但是在見面時，希特勒讓自己進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二等兵的角色，對前陸軍元帥擺出畢恭畢敬的樣子，從而緩解了談話的氣氛。但是興登堡對國社黨領導人明確表示，任何試圖繞開他得到政權的努力都會遭到他最堅決的阻撓。會談沒有得到任何成果。希特勒“說話很和氣”，但他充其量只能當個郵政部部長——“他可以舔舔印有我的頭像的郵票背面……”據說興登堡曾經表示過。但實際上國社黨主席給他留下的印象絕沒有那麼糟糕。“我很喜歡希特勒。”他對一位老熟人卡爾·馮·艾內姆（Karl von Einem）說過。10月14日，他在給女兒的信中寫道，雖然“民族反對黨”錯過了第一次機會，但是他們還會有第二次機會，“只要他們不再次拒絕，那麼一切都沒問題”。希特勒也很滿意，“結果是：我們有希望了。老人家和我們見過面了。領導人說他很可敬。”戈培爾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