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我真的很痛苦。首先我必須克服巨大的孤獨感。”1931年12月30日，希特勒在寫給維妮弗蕾德·瓦格納的信中哀訴。平安夜他驅車穿越拜羅伊特，卻沒有想到去拜訪她。“當一個人內心痛苦時，又如何能感受到歡樂。”希特勒的痛苦有著很具體的私人原因：1931年9月19日清晨，他的外甥女格莉·勞巴爾被發現死在攝政王街希特勒宅邸中；在她身邊躺著一把手槍，那是希特勒藏在書桌抽屜裡用來防身的一把手槍。
這件事當然引起了巨大轟動，因為當時這位德國政壇的新星有可能成為右翼聯盟未來的合作夥伴。一時間他的私生活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接著很快又退出了人們的視線。攝政王街的悲劇事件為歷史學家們提供了一個讓他們提出有關希特勒生平的一個重要問題的絕好契機：希特勒和女人們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樣的？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也許永遠找不到最後的答案。第一位傳記作者康拉德·海登已經提到“看不透的性愛”，這一點迄今也沒多少改變。在私生活方面，希特勒在親近的人面前也在玩捉迷藏遊戲。真實可信的證詞極其少見，主要由於尤里烏斯·紹布在戰爭結束前燒燬了大量文件。因此毫不奇怪，希特勒的傳記中沒有哪個章節像有關他與女性關係的章節一樣充斥著傳聞野史。其中最為荒誕不經的是被反覆提及的有關希特勒生殖器特徵的猜想。據他的一位同學說，小時候希特勒被公山羊咬掉了半截陰莖，在1945年蘇聯法醫驗屍報告基礎上產生的“希特勒缺少左邊一個睪丸”的說法也讓好多人信以為真了。可是我們從檢查過希特勒隱私部位的私人醫生提奧多爾·莫裡爾（Theodor Morell）的報告中得知，他的病人的性器官發育完全正常，因此說他無法給予女性性愛的一切猜測都是不靠譜的。
想在希特勒性行為中發現病態特徵的企圖也把人們導入了歧途，它們源自於恩斯特·漢夫施丹格爾1970年發表的回憶錄，其中充斥著滿足讀者窺陰癖的逸聞：一天晚上，漢夫施丹格爾走出房間去為希特勒叫出租車，利用他離開的空隙時間，希特勒“跪在他的夫人海倫娜的面前，把自己比作奴隸，悲歎不幸的命運讓兩人苦中帶甜的相識來得太晚”，他的夫人“費了好大勁才把這個謙卑地蜷縮著身體的男人及時拉起來”，避免了讓自己的丈夫撞見一個曖昧的場面。犯下魔鬼般罪行的男人在性關係方面也同樣古怪乖張——這種草率的推論簡直可以看成文學創作了。
同樣站不住腳的還有同樣早已有之的、起初在流亡者圈子裡流傳的說法：希特勒是個同性戀。洛塔爾·馬赫坦在2001年出版、引起巨大爭議的暢銷書《希特勒的秘密》中，圍繞著這個主題做了大量的調查。就像他聲稱的，他想證明“希特勒愛男人……想瞭解他的個人和事業，務必要明白這一點。”但是他壓抑了對同性的激情，因為“同性戀是政治事業的致命阻礙”。因此“向異性求愛的雄性行為”實質上只是“力圖戰勝雌性生物的痙攣表現”。馬赫坦試圖把個人詮釋當作增加作品可信度的間接證據，可他卻無法提供任何有說服力的真憑實據，希特勒所謂的“同性戀”只不過是純粹的臆測而已。
圍繞希特勒性生活的大量猜測中還有一種奇怪的說法：希特勒是個沒有性需求的男人。這種看法與常年跟隨在希特勒身邊的女秘書克裡斯塔·施羅德的證詞有關，她用一句精簡的話概括她的“上司”和女人之間的關係：“他需要性愛，但不需要性行為。”希特勒在“人民對他的狂熱情感”中得到滿足，他和女人的關係是“柏拉圖式”的。約阿希姆·費斯特採納了這一看法，按照他的解釋，希特勒把辯論的勝利當作“無益的性愛的替代物”。而這種解釋又與另外一種流行的看法吻合：希特勒是個深信天命的自大狂，他沒有能力建立和女人之間的戀愛關係。“說到底希特勒只愛他自己”。二者之間雖然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已經足以解釋他錯綜複雜的戀愛關係史。
我們至少可以確認，希特勒能夠感受到女性的魅力。“世上竟有這樣的美女！”1942年1月底他在“狼穴”元首總部讚美道，“有一次我們坐在市政廳地窖餐廳裡，一個女人走了進來。剎那間大家都覺得奧林匹斯女神降臨人間！多麼光彩奪目！客人們放下了手中的刀叉，所有的眼睛都直勾勾地盯著她！還有一次是在不倫瑞克市，過後我想把自己大罵一頓！我身邊的其他男士們也一樣。一個金髮尤物走向我的汽車，遞給我一束鮮花，每個人都記得整個過程，卻沒有一個人想到要她的地址好讓我給她寫一封感謝信。美妙的高個子金髮女郎！”
希特勒記憶中的他在林茨時代崇拜的女神斯蒂芬妮也是一個美妙的高個子金髮女郎。但陷入暗戀的17歲少年從未鼓起向女孩子表白的勇氣，她始終是遠處的一個被崇拜的對象。“我在維也納也遇到過許多美女。”希特勒以這句話結束了他在元首總部的獨白。但看起來他沒有和任何一個女人有過進一步的交往。克裡斯塔·施羅德提起被希特勒稱為“初戀女友”的一個名叫艾米麗的維也納女孩。經過布麗吉特·哈曼的調查證實，她是希特勒那時的好友魯道夫·赫斯勒的17歲的妹妹，一個靦腆的家教嚴格的女孩，希特勒送過她一幅畫，但是他們之間肯定沒有戀愛關係。到1914年“一戰”開始之前，希特勒在慕尼黑過著隱士生活的階段，也沒有證據表明他和女人有交往。
是靦腆和自我禁慾使得他迴避和女人的深入交往嗎？不得而知。我們只能猜測，像其他年輕男人在這種情況下經常做的，希特勒也會自慰。手淫被世世代代的醫生、教士和教育家們打上重罪的烙印，使得那個時代各階層的青少年產生了巨大的負罪感——約阿希姆·拉德考（Joachim Radkau）在關於19世紀到20世紀之交的神經衰弱的研究中稱之為“巨大的恐懼刺激感”。也許希特勒的羞怯有這方面的原因。但我們也不要忽視，在經歷休學和報考維也納藝術學院失敗之後，這個年輕人自覺是個失敗者——對於有意識地征服異性並不是有利的條件。
1914年，25歲的希特勒參軍時，他顯然還沒有和女性的性經驗，根據前面的描述，在西線打仗的4年時間裡也沒有任何改變。不管是裝出來的還是真的，他對戰友們圍繞著女人的話題不感興趣，因而被人嘲弄，但同時他又被他們看作一個有些古怪、對感官享受抱著獨特禁慾態度的聖人，這也是希特勒樂意塑造的形象吧。1918年之後，從機械化戰爭的可怕屠戮中逃出生路的士兵們和長期獨守空房的婦女們如乾柴烈火般相遇，雙方都想彌補失去的時光。社會上普遍的道德鬆弛——例如體現為四處蔓延的“舞蹈狂熱病”——迎合了人們上述的願望。由此可以猜到，在戰後的亢奮年代，也就是他從政的初期，希特勒已經克服了與女性交往中的拘束而捲入到享樂的漩渦中。事實上1921年夏天黨內政敵抨擊他的主要理由是他“與女人交往過多”。但這方面沒有確鑿的證據，只有二手的流言蜚語。1923年他和當時他司機的妹妹燕妮·豪格（Jenny Haug）傳出過緋聞。至少康拉德·海登在書中是這麼寫的，他說他有內部的消息。
那時希特勒交往的女性往往是“母親型女性友人”：赫爾米內·霍夫曼，海倫娜·貝希施坦因和愛爾莎·布魯克曼，她們呵護著這個有野心但尚嫌笨拙並顯出莫名迷茫的政治家。在希特勒的“母親型女友”中存在著某種博取被保護者關注的競爭。於是發生過這種事情，據希特勒1942年3月的回憶，當出版商布魯克曼夫人注意到一位慕尼黑社交界的女士臨走時看希特勒的眼神時，以後凡有希特勒出現的布魯克曼沙龍，那位女士再也沒有獲得過邀請。“她長得非常美，可能她覺得我很有意思，僅此而已。”海倫娜·貝希施坦因喜歡希特勒到了有意讓他娶自己獨生女兒洛特的程度。“他不會接吻！”後來被問及這段婚事為何沒有成功時，比希特勒小15歲的貝希施坦因—埃爾賓回答說。
維妮弗蕾德·瓦格納也在某種程度上符合“母親型女友”的形象，雖然她比希特勒小8歲。受到墨索里尼傳記的影響，她在1926年11月試圖弄明白她與她崇拜的朋友希特勒之間的關係。她在寫給一位熟人的信中說，“被賦予如此重要地位”的男人注定是“內心徹底孤獨的”，因為“他的使命高於其他一切，因而也被隔絕於其他一切之外”。他與女人的交往是“和人之間的唯一橋樑和聯繫”，對於這種性格成長“幾乎完全”受到母親影響的男人來說具有“無法估量的意義”。無論墨索里尼還是希特勒，他們在與女人的關係中都在無意識地“渴望一位回歸的母親”。維妮弗蕾德知道，克拉拉·希特勒在她兒子的生命中扮演何等重要的角色，她的早逝對他的打擊又有多大。因此她希望在某種程度上替代他的母親，雖然她的“狼”不滿足於在她身上找到母親的感覺。
1924年希特勒在蘭茨貝格監獄坐牢時，監獄長萊波爾德注意到，身為單身漢的希特勒比他已婚的獄友們更能適應監禁生活：“他對女人沒什麼興趣。他總是很有禮貌地接待來看望的女人們，但從不與她們交流嚴肅的政治問題。”希特勒對待婦女的態度確實始終彬彬有禮，像個老派的騎士一樣使用吻手禮，說話的聲音溫柔而慇勤。如果誰僅僅把希特勒看作一個粗野地打著手勢喊叫的演說家，看到此人在私交圈子裡對待婦女的慇勤態度，他會感到驚訝的。同時希特勒不願意——萊波爾德的觀察非常準確——婦女們牽涉到政治事務中。歷史經驗“充分證明”，多年之後希特勒在“狼穴”元首總部說：“一個女人，無論她如何聰慧，總是缺乏在政治中區分理智和情感的能力。”
希特勒心中的婦女形象始終是傳統式的：政治和職業是男人的事，女人負責家庭和家務，相夫教子。“相對於婦女來說，男人的世界是廣闊的：男人屬於他的職責，有時他會想起女人。而女人的世界是男人，有時她會想起其他的事情。這是一個重大的區別。”他喜歡的是那種指望男人保護的、離開男人不行的女性：“所以女人愛英雄，他給她安全感，她喜歡英雄氣概的男人。”在希特勒的思想中不存在夥伴式的平等男女關係。
希特勒早就下定決心不結婚、捨棄家庭生活。當魯道夫·赫斯1924年6月在蘭茨貝格監獄提出建議，讓他的妹妹保拉從維也納搬到慕尼黑來，希特勒“萬般驚恐”地回絕了。那對他只意味著“負擔和阻礙”。因為她將試著影響他的決定。“出於同樣的原因他也不想結婚，他甚至避免對異性產生強烈的好感——他暗示說。為了隨時應對各種危險乃至可能降臨的死亡，他不能有一丁點的個人情感。”直到在地堡自殺的前夕，希特勒始終堅持著避免婚姻束縛從而避免他的政治空間因後顧之憂而受到限制的基本原則。
希特勒從蘭茨貝格監獄釋放之後，慕尼黑國社黨的圈子裡傳說他想和恩斯特·漢夫施丹格爾（Ernst Hanfstaengl，暱稱“普茨”Putzi）的妹妹埃爾娜·漢夫施丹格爾（Erna Hanfstaengl）結婚。後來又不斷傳來類似的謠言，希特勒在1925年3月初不得不闢謠說：“我已經和政治聯姻了，因此不會再考慮和誰訂婚。”
可希特勒並沒有斷絕和女人的牽扯。從蘭茨貝格監獄被釋放之後，希特勒的新司機、相貌英俊的埃米爾·莫裡斯負責幫老闆“勾搭姑娘”。可不管怎麼說，“二戰”後莫裡斯向克裡斯塔·施羅德透露過，晚上會議之後大家只是坐在一起聊天，希特勒也會給女伴一些錢，但是從不要求對等服務。希特勒想在緊張的公開演講之後和美女相處，以便放鬆一下神經。至於“性的問題”，莫裡斯1945年6月接受審訊時就說過：“在或長或短的艷遇中希特勒從來沒和女人發生過性關係。”
1926年秋季，希特勒在貝希特斯加登結識瑪利亞·賴特爾的事情顯然也差不多，那時希特勒正在寫《我的奮鬥》的續篇。《明星週刊》1959年的一篇報道才讓公眾瞭解“不知名的戀人”的存在，它成為轟動一時的發現。即使我們無法全盤相信這個隱居在慕尼黑的女子對記者吐露的一切，但它對於我們瞭解希特勒與女人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還是很有啟發的。
瑪利亞·賴特爾（Maria Reiter）1909年12月23日出生在貝希特斯加登。她的父親，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裁縫，是社會民主黨地方組織的建立者之一。她的母親在“德國之家”旅館的一樓開了一家女帽店——1926年秋季希特勒就下榻在那家旅館。遇到希特勒的幾個星期前，她的母親去世了。瑪利亞的姐姐繼承了女帽店，她在店裡幫忙。兩人相識之前，希特勒早就留意到了這個金髮碧眼的姑娘。兩人走近的契機是他們在貝希特斯加登的療養地公園溜狗時關於狗的一段對話：“牧羊犬既忠誠又親人。我不能設想我的生命裡沒有狗，你呢？是不是也一樣？”
那一年瑪利亞16歲，希特勒37歲。我們還記得，他的父親也喜歡比自己年輕許多的女性。日後的元首和帝國總理並不隱諱他的偏愛：“沒有比教育一個年輕的小東西更美好的事情了，18歲到20歲的女孩像蠟一樣柔順。一個男人應該盡可能地在一個女孩子身上留下自己的烙印。女人們也別無所求！”顯然希特勒把他和有自我意識和知識素養的同齡女性之間存在的問題合理化了，那些女性讓他意識到她們能看穿他慇勤姿態後的矯揉造作，他們之間的關係引起他的自卑感，讓他表現出類似1931年與多蘿西·湯普森（Dorothy Thompson）談話時的尷尬舉止。
而在“咪咪”“米奇”或者“米策爾”身上——希特勒相識不久後給瑪利亞的暱稱——他可以扮演佔優勢、父親型的男友角色。他向她獻慇勤，邀請她和她的姐姐參加在德國之家召開的德國國社黨的大會，在會議後小圈子的聚會中他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她的身上。當在場的旅館老闆的女兒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他究竟為什麼不結婚”時，希特勒解釋說，他必須首先“解救被打垮的德意志民族”，瑪利亞還記得，希特勒說話時用膝蓋輕碰她的腿，他的鞋子牢牢踩在她的腳趾上。這個細膩的親暱舉動還有後續，後來在她姐姐的房子裡，希特勒突然站在她的面前，直盯盯地看著她問道：“您不想給我一個告別的吻嗎？”當她反對說：“我還沒親過一個男人呢。我不能親你……”希特勒的態度瞬間變了，“嘴唇抿成一條線，目光中失去了溫暖。”
攝影師海因裡希·霍夫曼的小女兒、後來嫁給帝國青年領袖巴爾杜爾·馮·席拉赫的亨麗埃特·霍夫曼（Henriette Hoffmann）講述過一件類似的事情，也許能證明這件事的真實性：有一天晚上，在她父親的房子裡，當賓客們都告辭離去時，希特勒突兀地靠近她：“希特勒先生穿著英國式的膠布雨衣，手裡拿著他那頂灰色的氈帽，這會兒他說的話很不像他本人，他非常嚴肅地問我‘你願意親我嗎？’”亨麗埃特也回絕了他的要求“不，不行，希特勒先生，我不能這樣做！”希特勒的反應是：“他什麼都沒說，用馬鞭敲打著手背，慢慢走下樓梯，向大門外走去。”
圖26: 與希特勒相識時，16歲的瑪利亞·賴特爾
照片反面有一行題詞：“永遠記住你的米奇·賴特爾，1926年8月26日。”
這種舉止說明了什麼？很明顯希特勒在向女士獻媚時缺乏一種自然地突破友誼界限進一步親近女性的技巧，缺乏經驗固然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他也缺乏設身處地替對方著想的能力和意願。唐突的進攻和同樣突兀的轉變，讓他笨拙的求愛得不到對方的回應，他的舉止缺乏內心情感的指導，顯得非常怪異。
雖然遭到了拒絕，但是希特勒還保持著和瑪利亞·賴特爾的關係。他陪她去母親的墓地，在那裡他請求彼此用“你”相稱，並且要她稱呼他“狼”——除了維妮弗蕾德之外，只有少數女性獲此殊榮。後來還有了第一次接吻，如果我們相信賴特爾女士的話，他又是在一個特別的場合吻了她。莫裡斯開車送這一對情人去了主教草坪後面的樹林裡，他自己坐在車裡等著。希特勒領著16歲少女來到一塊林中空地，讓她站在一棵高大的冷杉樹下，“就像畫家對待模特兒”一樣讓她站著不動。最後，報道中繼續寫道：“他把我拉過來，緊緊環抱著我的脖子。他吻了我。他不知道，他該做什麼。”
洛塔爾·馬赫坦又從這一幕情景中發現了希特勒是同性戀的證據：“沒有慾望的指引，他又怎麼會知道該做怎麼呢？”也許另一種解釋更合乎情理，希特勒感覺到了慾望，但是他內心矛盾，不知該進行到什麼程度。也許他擔心女友不滿足於一個吻，還會提出別的要求。1942年1月他還能記得這一幕：“米策爾是個絕美的姑娘。那時我認識許多女人，很多女人也很喜歡我。但我為什麼要結婚，然後再拋下這個女人呢？……這使得我放棄了一些機會。我退卻了。”
事實上瑪利亞·賴特爾看來很相信希特勒對她是認真的。在貝希特斯加登分手之後，她給他寫過長信，他多半只寄來一些明信片，上面寫著千篇一律的簡短祝詞：“我親愛的孩子！向你致以最衷心的祝福，我始終想念著你！你的狼。”在他寫給她的幾封僅有的信中，他總是抱怨過重的工作負擔讓他失去了私人時間並且保證他對她的愛始終不渝：“真的，我的孩子，你不明白你對我意味著什麼，我多麼愛你。”1926年12月23日，瑪利亞·賴特爾17歲生日時，希特勒去了她的家，和她一起過聖誕節。她送了他兩個繡有納粹卍字符號的沙發枕頭，而他送給她紅色植鞣山羊革精裝封面的《我的奮鬥》。1927年3月底，她去慕尼黑看望他，在蒂爾施街希特勒寓所的這次單獨會面看起來只是尋常的拜訪。到了夏季希特勒突然結束了這段羅曼史，因為黨總部接到了揭發希特勒與未成年少女有不正當關係的匿名信。瑪利亞·賴特爾1930年嫁給了一個旅館經理，搬到了蒂羅爾州的塞費爾德。她說1931年夏天她再次在慕尼黑拜訪了希特勒，並且和他在攝政王街共度了一晚。但是這種說法帶來了疑問，因為這個階段另外一位女性早就在希特勒的生活中出現了：他的外甥女格莉·勞巴爾。
在希特勒身邊的女性中，沒有哪個像格莉·勞巴爾一樣激發了同時代人和後世歷史學家們的想像力。“希特勒深愛的女人”，康拉德·海登已經如此稱呼她，多數歷史學家也贊同他的觀點。繼母親之後，他的外甥女是希特勒唯一寄托過深情的女人。只消對這起緋聞稍加瞭解，猜測和傳聞已如潮水般湧來。他們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樣的？她果真在希特勒的生活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嗎？
圖27：希特勒富有魅力的外甥女格莉·勞巴爾（1908-1931）
安格拉（格莉）·勞巴爾（Angela Raubal，暱稱“格莉”Geli）1908年6月4日出生在林茨城，就在19歲的希特勒搬到維也納後的幾個月。在希特勒同父異母的姐姐和稅務官裡奧·勞巴爾所生的三個孩子中，她排行第二。裡奧於1910年去世，把他的家人拋在了拮据的生活環境裡，後來這個家庭又增添了一個新的家庭成員——希特勒的妹妹保拉。後來他的姐姐在職業培訓女生宿舍找到了一份舍監的工作，經濟狀況有了好轉。她的抱負是讓孩子們接受良好的教育。格莉讀完國民小學之後又繼續讀了高級中學，1927年作為優等生從著名的林茨文理高等中學畢業。此前3年，她和哥哥裡奧去蘭茨貝格監獄看望過當時業已出名的舅舅。監獄看守弗蘭茨·赫姆裡希看到，見面時希特勒把格莉摟在懷裡，熱情地“親吻了她的嘴唇”。格莉畢業之後希特勒邀請他們全班來慕尼黑玩，她住在布魯克曼的豪宅裡。當畢業生們喝下午茶時，這位國社黨的主席現身了。“我們整齊地排成一排站在他的面前，他緊握著我們的手逐個問好，拍拍我們的頭，那雙顯得很有魅力的水藍色眼睛深深地注視著我們。”格莉的同學、1945年後當選為奧地利國會議長的阿爾弗雷德·馬勒塔（Alfred Maleta）回憶說。
1927年8月格莉·勞巴爾參加了紐倫堡的黨代會，接著格莉及其母親安格拉與希特勒、魯道夫·赫斯一起開始了穿越德國的巡遊。“領袖的侄女是個漂亮的高個子19歲女孩”，赫斯說，“生性快活，與她口才極好的舅舅相反，她不善言辭。”希特勒想讓她在德國繼續讀大學，但後來被她說服了，她說“寧可先結婚也不想再在大學裡讀第二個學期”。亨麗埃特·馮·席拉赫說格莉是個“高大、開朗、有主見的”姑娘：“她的魅力很難用照相機拍出來。我父親為她拍的照片沒有一張能真實反映她。”1927年秋季，希特勒的外甥女搬到了慕尼黑住，戶籍登記時她填寫的身份是“醫學院學生”。
這位富有魅力的年輕姑娘很快成為黑克咖啡館的風雲人物。她“無拘無束的自然風度”令男人們著迷。亨麗埃特·馮·席拉赫在回憶錄中還興奮地談起：“當格莉坐在桌邊時，所有人都在看她，連希特勒也從未想過把注意力轉到自己身上。格莉像一位女魔術師。她的舉止自然，毫無矯揉造作之嫌，只要她在場，大家的情緒都能被調動起來。我們大家都被她迷住了，其中以她的舅舅為最。”
埃米爾也被格莉迷住了。每次他開著黑色的梅塞德斯增壓跑車送一行人去基姆湖野餐時，他總是圍著格莉轉。他從行李箱裡取出自己的曼陀林，唱起了愛爾蘭民歌。希特勒本人從不游泳，最多有時脫下鞋襪，赤著腳小心翼翼地在淺水區淌水。格莉和要好的女友亨麗埃特在灌木林後找到了一個隱蔽的浴場，“我們光著身子裸泳，然後躺著曬日光浴，我們立志要把全身曬成棕色”。
1927年聖誕節前夕，莫裡斯向他的“老闆”吐露了他對格莉的愛情，而格莉顯然已經對他有了回應，莫裡斯試探著想求婚。希特勒勃然大怒。幾十年之後莫裡斯還回憶說，他從沒見到希特勒如此激動：“我當真覺得，那時他想開槍打死我。”希特勒威脅著要把格莉送回維也納的母親家中去，他提出一個條件：他要求這對秘密訂婚的戀人再等待兩年，作為他們的考驗期，“想想吧，莫裡斯，整整兩年時間我們只能偶爾接個吻，還必須在阿道夫舅舅的監護下。”最終這對戀人接受了希特勒的霸道條款。“我非常快樂，因為我能和你在一起。”格莉·勞巴爾在聖誕節寫給莫裡斯的信中說。但她的舅舅壓根不想再讓她和他的司機繼續交往。1928年1月莫裡斯被解雇了，接著又被作為“不受歡迎的人”從國社黨主席身邊調離了。
關於希特勒做出激烈反應的原因也有各種猜測。莫裡斯認為是嫉妒。希特勒本人愛上了他的外甥女，“但這是一種奇特的、不被世人認可的愛。”他多年的女管家安妮·溫特（Anni Winter）則認為，希特勒只不過在盡一個嚴厲負責的監護人的責任：“他一心為了她好。格莉是個輕率的女孩。”不管怎麼說，從1928年春天起，格莉到哪裡都有希特勒的陪伴。她和舅舅一起去看電影、看戲和看歌劇，連格莉去買東西時，希特勒也像“溫順的羔羊一樣跟在後面”。7月份他們和戈培爾一家以及安格拉·勞巴爾在赫爾戈蘭島度假。1928年11月希特勒第一次出現在柏林體育館時，格莉當然也在場。“領導站在那裡，像平時一樣充滿活力，身邊站著他美麗的人見人愛的外甥女。”戈培爾寫道。格莉和希特勒在上薩爾茨貝格瓦亨費爾德地區的住所裡一起度過了1928年的聖誕節，那處宅子平時由格莉的母親打理，1929年6月又在這個地方慶祝了格莉的21歲生日。1929年8月初紐倫堡黨代會上，人們又看見她站在納粹黨主席的身邊。戈培爾感到很高興：“格莉·勞巴爾，美麗的孩子。我與她及其母親和領導在屋子裡共進晚餐。席間笑聲不斷。”
格莉·勞巴爾無疑享受著受眾人矚目和被希特勒身邊的男人們追捧的感覺。阿爾夫舅舅（格莉對希特勒的稱呼）對她寵愛有加，並且讓她分享他在1929年至1930年一飛沖天的成功和隨之而來的權柄風光。外甥女的在場也讓希特勒獲得滿足。他喜歡和她一起出現在公眾場合。就像莫裡斯指出的，他很“驕傲被人看到和這個有魅力的人在一起。”希特勒是如此喜歡這個年輕的女子，以至於他迴避和周圍的女性有任何親密接觸。“他從來不在其他人面前透露自己的感情。”海因裡希·霍夫曼觀察到，“他總是得體地對待格莉。只是他的眼神和聲音中真誠的語調出賣了他的內心情感。”
格莉始終不離希特勒左右，這事兒在早期已經引起了黨內的流言蜚語。1928年10月，戈培爾在日記中透露，卡爾·考夫曼告訴他一些有關領導的“荒唐話”：“他和他的外甥女和莫裡斯。女人的悲劇。我們應該覺得喪氣嗎？為什麼我們都要為了女人而受苦？我堅決相信希特勒。我能理解所有的事情——真實的和不真實的。”這位柏林黨區主席一直在抱怨，希特勒由於“艷遇過多”而無心認真幹工作。希特勒和他的外甥女有沒有發生過關係？這個問題沒有最終的答案。希特勒身邊的人對此也意見不一。漢夫施坦格相信他們之間發生了亂倫的關係。在格莉·勞巴爾“無目標的性本能”中，希特勒“壓抑的性慾尋找到了可以填充的替代物”。克裡斯塔·施羅德在和安妮·溫特談過話之後則認為，希特勒雖然很愛他的外甥女，但是並沒有和她發生過關係。
雙方的關係到底有多親密？也許能從1929年10月格莉·勞巴爾從寄宿公寓搬出來、搬到攝政王街希特勒家中這件事看出端倪。格莉有了一間完全按照她的喜好佈置的套房。忠心耿耿為希特勒服務的人們——安妮（Anni Winter）和格奧爾格·溫特夫婦（Georg Winter）、他從前的房東瑪利亞·賴歇特和女傭安娜·基爾邁耶（Anna Kirmair）——都很不喜歡新來的房客。他們認為她利用了希特勒的慷慨，十分樂於被他寵壞。在大學註冊之後她就停止了醫學專業的學習，因為她想參加歌唱培訓，希特勒也有同樣的願望。希特勒專門聘請了他在1919年5月結識的慕尼黑管絃樂隊指揮阿道夫·福格爾（Adolf Vogl），另外他還付錢請他在練聲房裡為格莉上私人輔導課。1930年7月格莉·勞巴爾和貝希施坦因一起去拜羅伊特參加音樂節，之後她又和舅舅以及戈培爾去奧伯阿默爾高觀看耶穌受難劇。看來格莉對歌唱課不怎麼上心，她更喜歡在社交場合玩樂或者閱讀報紙上的連載小說，這讓希特勒有理由責備她。
格莉越來越感到攝政王街的生活成了一種負擔。她完全處於舅舅的控制之下。他的關心變成了命令和強迫。希特勒讓她感覺到，她在經濟上依賴他。他毫無吝色地為她付清購買時髦服裝和鞋子的錢。但當這個業餘女攝影師想買一台昂貴的萊卡相機以替換用舊的祿來福來相機時，她的舅舅拒絕了。 “格莉噘著嘴，一言不發地往回走，把希特勒一個人丟在散步的路上。”尤里烏斯·紹布（1925年紹布是為希特勒服務的隨從，1933年又被提拔為希特勒的貼身副官）在記錄裡說。希特勒嫉妒地監視著外甥女的一舉一動，日益限制她的行動自由。1931年這個活潑好動的年輕姑娘想參加狂歡節舞會，因為有海因裡希·霍夫曼和馬克斯·阿曼的監護希特勒才勉強批准。當霍夫曼為此勸告他時，希特勒回答說：“格莉眼中的強迫其實只是謹慎。我不想讓她落入不肖之徒手中。”其實這只不過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希特勒想把格莉據為己有而不願意便宜他人。
於是亨麗埃特眼中的輕快活潑的年輕姑娘逐漸變得嚴肅和封閉了。攝政王街的寓所裡不斷爆發爭吵。1931年9月中旬，希特勒拒絕了他的外甥女想去維也納的要求，也許她想暫時擺脫舅舅的控制。9月17日晚上與她同去看戲的尤里烏斯·紹布夫人發現她“神情恍惚、悲傷，甚至哭腫了眼睛。”
次日希特勒出發去德國北部展開宣傳巡講之前，兩人再次爆發爭吵。希特勒出發後，格莉將自己鎖在房間裡。9月19日早晨她沒有出來吃早飯，別人敲門時屋裡沒有反應，於是安妮·溫特找來了她的丈夫。他們合力把門撬開，一個可怕的場景出現在他們的眼前：格莉四肢攤開平躺在地上，身上的睡衣被鮮血浸透了。頭歪向一側的胳膊，另一隻胳膊伸向沙發，沙發上有一隻6.35mm口徑的瓦爾特手槍。他們立刻通知了魯道夫·赫斯，赫斯帶著財務主管施瓦茨匆匆趕來拍照。然後赫斯回到褐色大廈，試圖用電話聯繫希特勒。
國社黨主席像往常一樣下榻於紐倫堡的德意志旅館，9月19日上午繼續向北的行程。出發後不久，一輛出租車超到了他的車前，神色驚慌的旅館侍者報告說，慕尼黑的赫斯先生急著要和希特勒通電話。他們立刻驅車回去。希特勒衝進了一個電話亭，跟在後面的海因裡希·霍夫曼聽到他說：“這太可怕了！”希特勒的聲音嘶啞。然後他對著電話筒喊：“赫斯，明確告訴我，到底她還活著沒有？赫斯我要你以軍官的名譽擔保，不要對我撒謊——赫斯——赫斯……”希特勒搖晃著身子走出電話亭，頭髮散亂地垂在臉上，目光驚顫。我只見過一次他類似的樣子，1945年4月在總理府的地堡裡。
即使考慮到上述描述有戲劇化之嫌，但無可置疑，格莉·勞巴爾的死訊讓希特勒深感震撼。他們迅速趕回慕尼黑。在埃本豪森地區他們的車被警察截住了，因超速而開的罰單還保存在檔案裡。14:30希特勒抵達攝政王街。在格莉的屍體被送到慕尼黑東區墓地的停屍房之前，他還來得及再看她一眼。此時警察已經結束了對現場的勘察。
赫斯和施瓦茨離開房子之後，格奧爾格·溫特10:15才報告警察局。兩個刑事警官在一個法醫的陪同下展開了調查。他們的報告中寫著：“子彈射中肺部引起死亡，屍僵在好幾個小時（17~18個小時）之前已經開始了。”警官們認為一切都符合自殺的特徵，“雖然死者房中沒有留下遺書或者其他表明自殺意向的文字”。“桌上只有一封寫給住在維也納的女友的開了頭的信，信中完全沒有流露厭世的想法。”當被問及死者自殺的可能原因時，希特勒的服務人員異口同聲地表示不知道。只有瑪利亞·賴歇特暗示說“格莉·勞巴爾近來情緒激動”，可能是她走極端的原因。
下午回到住所以後，希特勒已經從最初的震驚中恢復過來。面對警官隨後進行的訊問，他表現得很鎮定。他承認在有關格莉未來規劃的問題上兩人發生了爭論，但他試圖將此事大事化小：格莉覺得她還不具備登台演唱的資格，因此想在維也納繼續上音樂培訓課。“我表示同意，但是有一個前提條件，她必須在目前住在貝希特斯加登的母親的陪同下才可以去維也納。她說她不願意，於是我反對她的維也納計劃。她感到氣惱，但是並沒有表現得特別激動，星期五早晨我出發時，她與我道別的樣子也很平靜。”希特勒在口錄中說，外甥女的死讓他“深感悲痛，她幾乎是他唯一親近的親人了。”他又補充了一句話，說明他已經預見到這個悲劇帶來的政治後果，“……現在該輪到他出事了”。
希特勒的政敵們沒有放過這個機會。以《謎一樣的事件》為大字標題，社會民主黨的《慕尼黑郵報》企圖對自殺的版本提出質疑。它報道了希特勒家中因為格莉·勞巴爾想訂婚而爆發的激烈爭吵。此外報道中還說，死者的鼻子被打破了，身上還有其他的嚴重傷痕。由於這篇文章檢察院命令法醫再次進行屍檢。檢查結果證明沒有任何可懷疑之處：除了胸口的彈孔之外，屍體上包括鼻子部位沒有任何使用過暴力的痕跡。兩位市裡的女驗屍官證明了上述事實。在9月21日晚上撰寫並於次日登載在《慕尼黑郵報》上的反駁聲明中，希特勒將所有的指責斥為不真實的。她的外甥女想去維也納，讓一流的聲學教育家再次為她測嗓子。9月18日他離開住所時，“既沒有發生什麼事，也沒有人情緒激動”。
但是關於死因的種種謠言並沒有停息。有人認為，希特勒讓黨衛軍幹掉了格莉·勞巴爾，因為她懷了一個猶太大學生的孩子；還有人說，希特勒自己在盛怒之下殺死了她——這個故事版本像頭一個一樣荒誕不經，因為事發時希特勒遠在紐倫堡。還有一種意見堅持認為，格莉的死是一場意外。她擺弄希特勒的手槍，無意間扣動扳機。維妮弗蕾德從這個想法中得到了安慰，連希特勒本人也以此安慰自己，1945年5月美國人在貝希特斯加登審問安格拉·勞巴爾時，她也認為有可能是事故，因為她實在想不出女兒自殺的理由。但是事故的觀點比較缺乏說服力，因為亨麗埃特·馮·席拉赫證明，格莉很瞭解瓦爾特手槍，她倆在慕尼黑附近的靶場裡試射過這種手槍。
所有的跡象都表明格莉·勞巴爾是自殺。可她為何自殺呢？對此又有諸多猜測。有人試圖把它和希特勒不正常的性行為聯繫起來。這方面的主要證人有奧托·施特拉塞爾（Otto Straßer），1943年他和美國戰略研究辦公室的代表談話時表示，希特勒強迫格莉進行變態的性行為，他還補充了一些令人噁心的細節。還有一位證人是恩斯特·漢夫施坦格，他在回憶錄中摘錄了格莉的一句話：“我的舅舅是個怪物。沒人想像得出他對我做的事情。”這句含義隱晦的話到底什麼意思？漢夫施坦格沒讓讀者亂猜，據漢夫施坦格的說法，他們一起待了一個晚上之後，希特勒在回家的路上粗野地咒罵著政敵們，邊說邊嗖嗖地揮舞著狗鞭，用以加強說話的效果。偶然間漢夫施坦格看到了格莉的臉，有些震驚地發現了她臉上驚恐和噁心的表情，“她的臉隨著嗖嗖的鞭聲而扭曲”。我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格莉受到她舅舅的性虐待。漢夫施坦格有關希特勒色情畫的謊言也指這類事情，格莉充當畫中的模特兒，“而每次她都推掉了當專業模特兒的機會”。
其他作者猜測，可能嫉妒也是一個原因。外甥女格莉發現希特勒也向其他女人獻媚，她擔心“自己對阿爾夫舅舅的影響力開始減弱”。但是這個推測要想成立的話，必須有個前提，那就是格莉·勞巴爾已經對希特勒有很深的感情了，可並沒有這方面的證據。也許動機的問題永遠無法找到明確的答案。另一種解釋聽上去更有說服力：格莉覺得她永遠無法成為一個合格的歌唱家。最重要的是，希特勒的控制欲讓她感到壓抑，限制了她的行動自由，使她無法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攝政王街 “金絲籠”似的生活令她痛苦。當情況愈來愈難以忍受時，她唯一想到的出路是自殺。按照她母親的要求，格莉的屍體被運送到維也納，9月23日在維也納中央墓地落葬。
希特勒沒有參加葬禮。有一段時間他隱居在《人民觀察家報》的出版人阿道夫·米勒（Adolf Müller）位於泰根湖的房子裡。跟隨他的海因裡希·霍夫曼在回憶錄中寫道，希特勒“看上去一蹶不振”。大家擔心他會做傻事，於是司機尤里烏斯·施雷克（Julius Schreck）把希特勒的手槍拿走了。有時這位黨主席表露出放棄政治的念頭。
在嚴肅的希特勒傳記中也能找到此類描述。“幾個星期以來”，約阿希姆·費斯特寫道，“他瀕臨精神崩潰的邊緣，他一再下決心放棄政治。”可這並不符合事實。9月24日希特勒已經和戈培爾、戈林在柏林會面了——比平時沉默，但是非常鎮定——晚上他還在漢堡發表演說，在一萬多名支持者面前他又恢復了常態。兩天後他去了維也納，在格莉的墓前獻了鮮花。
外甥女的死無疑是對希特勒的沉重打擊。他的悲哀並非演戲，而是真心的。格莉在攝政王街的房間一直保持著原樣，女管家總是在屋裡放上一束鮮花。後來希特勒委託慕尼黑的雕塑師費迪南·利伯曼（Ferdinand Liebermann）製作了一座死者的青銅半身像，用來寄托自己的哀思。格莉的週年祭日，希特勒在戈培爾以及他的異母姐姐的陪同下去了格莉的墓前。此後對於他來說，悼期永遠結束了。他身邊的人都不再提起這件事。
個人災難並沒有阻礙希特勒的政治計劃，相反，他從此打開了新的一頁。因為從此之後他可以把自己徹底塑造成一個全心全意為德意志民族謀福利而放棄個人生活的政治家。通過這種手段他也給黨內親近的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1931年10月底戈培爾記錄下他和希特勒的一次對話：“然後他談起了格莉。他非常愛她。她是他的‘好同志’。他的眼中含著淚……這個站在權力之巔的男人沒有任何屬於個人的幸福，只關心朋友的幸福。”希特勒對奧托·瓦格納（Otto Wagener）也訴說過，他多麼想念格莉——“她愉快的笑聲總是給我帶來衷心的快樂，她天真的閒聊是我的一大樂趣。”——但是他立刻又加上一句話，“現在我自由了，從內心到外在……現在我只屬於德意志民族和我的使命。”1931年11月魯道夫·赫斯曾經評價說，格莉曾是希特勒的“陽光”，她讓他的“短暫的居家休憩時光”變得更加美好，可她將來會感到非常失落，“因為他的職務佔據了他的大部分精力，這個可憐的人無力再照顧家庭”。希特勒的策略——讓自己變成一個沒有家庭的人——不僅極其成功地影響了他的同時代人，還給後世的史書留下了深刻的痕跡。否則我們如何解釋，為何重要的希特勒傳記作者——從海登到布洛克、從費斯特到克肖——無一例外地認為這個“非人”的私人生活不值得描寫呢？
據說格莉的死徹底改變了希特勒，它被視為“希特勒個人生活中的關鍵事件”。因為外甥女格莉是希特勒在母親之後唯一傾注了深情的女人。希特勒心中“愛的能力”——假如我們可以用這個詞的話——從此萎縮了。他的內心變得越來越孤獨。他後來的生命中缺乏“溫柔的元素”， “非人的個性”由此孕育而生。但是一個事實又與這種寬泛的詮釋明顯相悖：就在1931年夏暮，希特勒在皇宮旅館結識了一位女性，他隨即和她眉來眼去地調起情來，她的名字叫瑪格達·誇爾特（Magda Quandt）。但他顯然不知道，他的柏林黨區主席從1931年2月之後就在和工業家君特·誇爾特（Günther Quandt）的這位前妻談戀愛。瑪格達·誇爾特顯然也很喜歡希特勒，戈培爾深感嫉妒：“瑪格達頗有些為領導傾倒。我感到很痛苦……整夜沒有合眼。”1931年8月底他訴說道，幾天之後他提出了一個要求，“瑪格達必須把領導請來，當面說清楚我們的關係。否則在我們幾個之間將永遠橫亙著愛情與愚蠢的嫉妒。”9月中旬他們把事情說清楚了，就在格莉自殺前的幾天。瑪格達告訴希特勒她準備嫁給戈培爾。戈培爾在記錄中欣慰地寫道：“領導放棄了。他非常孤獨，在女人問題上不走運…… 幸運天使，他說。他愛瑪格達，但是他祝我幸福。‘一個聰明美麗的女人，她不會阻礙你的事業，反而會推動你。’他對我伸出雙手，眼中含著淚水。”
1931年12月19日，約瑟夫·戈培爾和瑪格達·誇爾特結婚，希特勒是證婚人，夫妻倆也為他做出了安排：今後他將被視為兩人最親密的朋友、永遠能從他們那裡得到家人的溫暖。希特勒認為瑪格達是個有魅力的女人，作為一個有代表性的人物她始終堅定地支持他，並且在希特勒掌權後能夠承擔第一夫人的角色。同時戈培爾也在思考怎麼幫助陷入失去格莉·勞巴爾之痛的黨主席走出心碎。1932年1月他們又在私人圈子裡談起“婚姻問題”，“他感到孤獨，他的內心在渴望一位遍尋不到的女性。此情令人感動、扣人心弦。他很喜歡瑪格達。我們必須為他找到一位好妻子，像瑪格達那樣的妻子。”
當希特勒感覺到人們在撮合他的婚姻時，他表現得很敏感。“我很喜歡身邊有漂亮的女人，但我無法忍受別人強迫我。”1932年5月他對電影演員萊妮·裡芬斯塔爾說。他曾經和她在北海霍魯梅爾希爾海濱幽會過，在獲得權力之後又把她捧為明星導演。戈培爾夫婦不知道，在格莉自殺不久後，希特勒和一位年輕的慕尼黑姑娘走得很近，兩人很早就認識了。她的名字叫愛娃·布勞恩。她是在希特勒生活中繼母親死後最重要的一位女性。
愛娃·布勞恩（Eva Braun）1912年2月6日出生。她的父親是職校教師，母親婚前當過裁縫，她是他們三個女兒中的第二個。孩子們在規規矩矩的市民家庭中成長，接受過天主教的洗禮和教育。1918年到1922年愛娃在國民小學讀書，後來又入讀騰斯街的女子中學。1928年她進入德奧邊境辛巴赫城的傳統“英國女校”。她不僅在那個學校裡接受了家政基礎培訓，還學會了打字和會計。1929年9月她應聘報紙廣告中“霍夫曼照相館”的店員職位，立刻被錄取了。海因裡希·霍夫曼在回憶錄中形容她“中等個子、很在意身材的苗條”，“深金色的頭髮中露出一張圓圓的臉，配上一雙藍眼睛，雖然有點像木偶娃娃，但稱得上是個美人。她是那種通俗廣告畫上的大眾美女。”
圖28：愛娃·布勞恩，在“霍夫曼照相館”，慕尼黑，她坐在書桌上，拍攝於1930年
在被聘用的幾個星期後，大約1929年10月，她遇到了阿道夫·希特勒。後來她的姐姐伊爾莎描述過他們的初次見面：一個晚上，她爬上了梯子，為了把文件放到一個文件夾中，這時她的老闆和一位先生出現了，那人直勾勾看著她的腿。“我從梯子上下來，霍夫曼介紹說：‘狼先生，這是我們的乖女孩愛娃！’然後他說：‘愛娃，幫個忙，到街拐角的小店買點啤酒和煎肉餅。”當他們吃東西的時候，那個陌生男人一直“偷偷看她”。他走了以後，霍夫曼問她：“‘你猜出這位狼先生是誰嗎？你從來不看我們的照片？……他是希特勒！我們的阿道夫·希特勒！’‘啊？’我回答。”
真實情況是否是這樣呢？可以確認，40歲的希特勒對這個17歲的照相館女店員有種直覺上的好感，她令他想起了“咪咪”—賴特爾。就像從前對待“咪咪”一樣，他也對愛娃施展開了父親式的魅力攻勢，讚美恭維她，送她小禮物，有時帶她出去玩。格莉·勞巴爾死後他們的關係才變得親密起來。愛娃是否是希特勒的情人？她什麼時候成為了他的情人？——關於這些問題有不同的看法。克裡斯塔·施羅德始終把她的上司視作一種“無性生物”，直到最後她都認為希特勒和愛娃之間的關係是“虛假的關係”。據希特勒的女秘書說，愛娃曾經向她的理髮師透露，她和希特勒之間沒有發生過性關係，這種說法是不可信的。亨麗埃特·馮·席拉赫則認為，他們的“戀愛關係”開始於1931年至1932年冬季，大約就在攝政王街悲劇發生後的幾個月。而且她還添加了一些兩人幽會時的細節：“格莉死後，溫特夫人負責管理希特勒的住所，她極端重視傳統道德。希特勒必須像個偷偷將女友帶回父母家中的中學男生一樣，每次他想在家中與愛娃不受干擾地共享柔情蜜意的時刻之前，他先要替溫特夫人和她的先生搞到兩張戲票。”
雖然希特勒煞費苦心在女管家面前遮掩他的風流韻事，可是他的努力並不成功。因為安妮·溫特在1945年後多次說過，愛娃·布勞恩在1932年年初已經和希特勒發生了關係。大概她是最後一個知道消息的人了。愛娃·布勞爾的傳記作者海克·格爾特馬克（Heike Görtemaker）也大體認為，他們的戀愛開始於1932年初。可實際並非如此。
與格莉·勞巴爾不同的是，愛娃·布勞恩從來不陪同希特勒出席各種活動。從一開始他們的關係在黨內同志面前也蒙著謹慎的面紗。一方面希特勒認為，外甥女的死讓公眾的注意力集中到他的私生活上了，另一方面他覺得，讓情婦公然出現有違他著力塑造的孜孜不倦為民族謀福利而放棄家庭生活的孤獨“領袖”的形象。“我有了新娘：德國。我已經結婚了——和德意志民族、和民族的命運。”他曾經多次表態。很明顯希特勒試圖扮演黎恩濟的角色，在瓦格納歌劇的第五幕中，當妹妹伊蕾娜說“你從來沒有戀愛過”時，黎恩濟回答：“哦，伊蕾娜，我當然愛過，/ 你不清楚我的愛嗎？/…… 我痛苦地愛著我高貴的新娘，/因為我看到她受到深重的羞辱。/ 被可恥地虐待，被可怕地扭曲，/遭誹謗，損尊嚴，被玷污，遇譏諷！/……我將整個生命獻給她，/我的青春、我的男性力量；/ 因為我想看到她、我高貴的新娘，/戴上世界女王的冠冕，/你可知道：我的新娘名叫羅馬！”
希特勒在親密的談話中說出看似真誠的表白，他已經“克服了想佔有女性的肉體衝動”，這也可算作他的一種掩蓋策略。愛娃·布勞恩對他來說是一種理想的選擇——不僅因為她能滿足他的性需求，同時也因為她願意配合希特勒的假面遊戲。希特勒在這段關係中基本不用承擔什麼責任，從一開始就沒有任何約束力。當弗裡茨·維德曼——希特勒在團部裡的前上司和後來的副官——問他單身漢的生活是否太難熬時，希特勒笑著回答：“也有好處。至於愛情方面，我在慕尼黑有個姑娘。”
1932年是決定性的一年，希特勒忙於競選活動。他想著很快就要搬進總理府了，所以經常在總理府附近的皇宮旅館住上或長或短的一段時間，很少去見慕尼黑的女友。愛娃·布勞恩自覺受了冷落。到了下半年，大約11月初，她試圖用父親的手槍自殺。姐姐伊爾莎來報告了這個消息，然後人們在她父母臥室的床上發現了她。受傷的愛娃還能給海因裡希·霍夫曼的小舅子普拉特醫生打電話，普拉特醫生把她送到了醫院。
愛娃·布勞恩真的想自殺嗎？根據海因裡希·霍夫曼的記載，當希特勒匆匆趕到醫院病床邊時，他也向醫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當醫生表示肯定之後，希特勒說他以後將更加關心自己的女友：“你聽到了，霍夫曼，這個姑娘出於對我的愛才這麼做。”克裡斯塔·施羅德猜測自殺是一種“勒索行為”——愛娃通過假裝自殺讓希特勒更加無法離開她。如果這真是她的意圖，那麼她如願以償了。身居要位的希特勒無法再次承受將民眾的懷疑目光引到他的私生活上的新醜聞了。因此他拉近了和情人的關係。
1933年1月1日，他們與赫斯夫婦、海因裡希·瓦格納和其他幾位親近的隨從人員一起去慕尼黑的國家劇院觀看瓦格納的歌劇《紐倫堡的名歌手》，接著他們去漢夫施坦因家繼續歡慶新年。希特勒“情緒很好，像個不到20歲的小伙子一樣輕鬆愉快”，他在來賓登記本上寫道：“新年的第一天”，然後他向主人保證，“這一年屬於我們，我可以給你們書面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