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奪權力的博弈已經開始了，也許它將持續一年之久。我們只有憑著速度和頭腦、有時還需要使詐才能玩到最後的一局棋。”約瑟夫·戈培爾在1932年1月7日寫道。這幾句被廣泛引用的話並未出現在戈培爾的日記本裡，而是摘自於埃爾出版社1934年出版的戈培爾的書《從皇宮旅館到帝國總理府》。通過對日記原文的大力修改和潤色，元首神話的首席宣傳員想給人們造成一種印象：國社黨之所以能在1933年1月30日執掌國家大權，完全是因為希特勒走出了神機妙算的一著著好棋。1933年秋季，黨的出版社推出新聞負責人奧托·迪特裡希的報告文集《與希特勒一起奪取政權》，書中也充滿了同樣口吻的溢美之詞。該書把國社黨的元首讚譽為“絕無僅有、獨一無二”的人物，他“以本能的先見之明”謀劃了每一步棋，即便在最艱難的情況下也保持著“絕對的平靜”，“用他鋼鐵般的意志力拖垮和摧毀了敵人的陣線”——最後無人能阻擋他獲取應得的榮譽，他入主帝國總理府。
事情發展的真實經過與他們的描述相距甚遠，希特勒的奪權之路並非是一次不可阻擋的勝利大進軍，而是一場陷入僵局的權力博弈，原本勝負難料，很有可能出現別的結果。國社黨宣稱1932年是“有決定意義的一年”，他們在五輪大選中證明了他們業已獲得的組織優勢和宣傳優勢，國社黨又一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932年7月底的國會選舉中成為最大的政黨，遠遠領先於其他黨派。威廉大街似乎離他們近在咫尺了。但是由於希特勒採取“要麼全部，要麼全不”的呆板策略，要求掌握絕對的權力，他讓他的黨派陷入了死胡同。他們在11月初的選舉中遭到了第一次挫敗。不可戰勝的光環以及由此而來的對元首的信任受到打擊。國社黨遇到了1923年至1924年黨禁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同時1932年底開始出現經濟復甦的徵兆，似乎德國已經走出了經濟危機的谷底。因此有些人指出，德國有可能再一次避免國社黨奪權的危險。 “德國在1932年的發展歷程將成為後世歷史學家和政治家全面研究的對象。”左翼自由派政論家利奧波德·施瓦茨席爾德（Leopold Schwarzschild）12月31日在他的《日記週刊》中寫道。因為只有隔了一段時間的距離，當人們回顧歷史時，他們才能完全理解“為何歷史在最後的時刻奇跡般地突然拐了一個彎”。
圖29：希特勒在赫爾曼·戈林陪同下出席杜塞爾多夫工業俱樂部的大會，弗裡茨·蒂森在大會上朗讀了一份以“萬歲，希特勒先生”為結束語的宣言，1931年1月26日
新年伊始，希特勒對外散播著樂觀情緒。他在新年寄語中認為“德國即將迅速地被國家社會主義化”。國社黨已經擁有1500萬黨員——“德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勝利大進軍”。1月3日，當接受日本報紙《朝日新聞》的採訪時，他滿懷信心地指出，他的政黨“很快就能掌握德國的政權”和“建立一個新的第三帝國”。當然希特勒知道，他需要得到支持，尤其經濟界人士的支持。正如魯道夫·赫斯所言，早在1931年秋季，希特勒已經通過努力“非常成功地動搖了工業界和銀行界對現任政府的支持”。確實，由於布呂寧錯誤的緊縮政策加劇了經濟危機，他失去了大量經濟界人士的支持，但是這並沒有給國社黨帶來直接的好處。由於運動領導人的經濟政策始終曖昧不明、模稜兩可，許多企業家依舊對希特勒的運動抱著觀望的保留態度。為了改善本黨的形象，為自己競選未來的政府首腦做宣傳，1932年1月26日，希特勒應邀在萊茵—威斯特伐利亞工商業精英們聚集的杜塞爾多夫俱樂部做了一次演講。
杜塞爾多夫帕克旅館的大舞廳人頭濟濟座無虛席，大約700名聽眾參加了演講大會。國社黨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在旅館前的場地上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希特勒悄悄地從側面進入大廳。為了與環境協調，希特勒特意穿上了褐色制服、深色大氅和條紋長褲。如果有誰指望從他的演講中聽到他領導的未來政府將採取何種克服經濟危機的具體措施，他肯定會大失所望。在長達兩個半小時的演講中，希特勒只是重複著他以前在類似的場合——例如1919漢堡國家俱樂部——說過的話：只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才能為經濟繁榮創造外部條件，支持私有制的人必須摒棄民主的思想。“經濟建立在效率和個人價值的思想之上，也就是說實際上建立在個人權威之上，但在政界卻拒絕個人的權威，代之以多數人決定的原則即民主制，我認為這是一樁荒謬的事情。”他再一次重申布爾什維克的危害性，如果它繼續贏得勝利，“整個世界將面臨天翻地覆的變化，猶如從前基督教帶來的變化”。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是唯一能阻止德國陷入到“布爾什維克之亂”的力量。“有人指責我們的褊狹，我們驕傲地承認這一點——我們已經下定了決心，徹底剷除德國的馬克思主義。”希特勒小心地避免公開發表反猶言論，同樣他在演講中也只是隱晦地提到了在蘇聯“佔領生存空間”的綱領。相反他在演講結尾時強調，他領導下的“復興的”德國將和鄰國保持“和平友好”的關係。
圍繞著希特勒在杜塞爾多夫工業俱樂部的演講產生了諸多的傳聞。它們主要源自於奧托·迪特裡希的報道，迪特裡希陪同希特勒參加了演講大會，他在《與希特勒一起奪取政權》一書中以現場目擊者的身份進行了貌似真實的描述：起初聽眾們“冷淡而矜持”，很快他們被希特勒迷住了。“他們的臉逐漸漲紅了，眼睛緊盯著元首的嘴唇，我們能感覺到，他們的心變得越來越熱切……起初他們偶爾猶疑地鼓幾下掌，後來爆發出陣陣熱烈的掌聲。當希特勒結束演講時，他已經贏得了一場戰鬥的勝利。”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裡，希特勒在“西德工業鉅子們中間取得了成功”，“破冰之旅，國家社會主義思想在德國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圈子裡找到了茁壯成長的沃土”。
迪特裡希的文章對後世描寫希特勒和大工業家關係的文獻著作產生了長遠的影響，但是美國歷史學家亨利·A.特納（Henry A. Turner）和追隨他的作家們糾正了前人的看法。起初他們準確地察覺到，魯爾區的經濟精英們並沒有全體參加演講會。希特勒的早期崇拜者弗裡茨·蒂森當然在座，除了他之外還有聯合鋼鐵股份公司的恩斯特·彭斯根（Ernst Poensgen）和阿爾伯特·弗格勒，礦業協會的恩斯特·布蘭迪（Ernst Brandi）和工業俱樂部的主席、好希望冶煉廠的卡爾·哈尼爾（Karl Haniel）。但是一些知名的大工業家有意識地遠離了這次聚會，首先是德意志全國工業聯合會會長古斯塔夫·克虜伯·馮·波倫-哈爾巴赫（Gustav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此外還有保羅·羅伊施（Paul Reusch）、法本公司的卡爾·杜伊斯堡（Carl Duisberg）、赫施鋼鐵廠的弗裡茨·施普林格魯姆（Fritz Springorum）和礦業企業家保羅·西爾弗貝格（Paul Silverberg）。
同時，聽眾們的反應也不像迪特裡希文章中說的那樣全體為希特勒傾倒。當蒂森以“萬歲，希特勒先生！”結束簡短的答謝詞時，大多數與會的同事們都感覺到那是令人尷尬的諂媚之詞。說到底，希特勒的演講也沒讓大工業家們產生長期給國社黨捐款的興趣。奧托·迪特裡希本人在1955年出版的回憶錄中也不得不以比先前冷靜得多的態度承認：“在大廳的出口處有一個捐款點，大家出於善意而捐款，捐款總額並不多。除此之外，‘經濟界人士’和‘重工業資本家’並沒有大力支持和資助希特勒的政治鬥爭。”經濟界的領袖克虜伯和杜伊斯堡在1932年春季的競選中支持興登堡當總統，他們把幾百萬馬克捐給了他的競選基金。
重新選舉國家總統的問題是1932年頭幾個月最重要的政治主題。為了讓將近85歲高齡的興登堡免予再次參加全民大選的辛勞，總理布呂寧想到了一個主意：讓國會做出延長興登堡任期的決定。為此他需要獲得修改憲法所需的國會三分之二多數票，只有在國社黨和德國民族黨贊成的情況下，他才有可能實現他的目標。1月6日晚上，國防部部長和內政部長威廉·格勒納受布呂寧之托與希特勒會面，他想勸希特勒支持他們的計劃。“他給人留下和藹可親的印象，一個謙遜正派的人，一個想要盡善盡美的人，”會談之後格勒納總結他對希特勒的看法，“他在言談舉止之間看上去像個有抱負的自學成才者……希特勒的意圖和目標是好的，但是太狂熱，此人激情四溢、複雜多面。”接下去雙方進行了一系列的談判，起初希特勒表示願意妥協，但是後來他提出要求，他只有在解散國會和重新選舉的條件下才有可能支持興登堡。布呂寧無法同意，因為國社黨很有可能在下一次選舉中獲勝，他將失去國會的多數支持。
1月12日，希特勒通知布呂寧：“雖然他非常尊重總統先生本人，但是他只能拒絕延長總統任期的提議。”希特勒把憲法方面的顧慮作為拒絕的理由，雖然理由充分，但是從他的嘴裡說出來卻奇怪得很，因為希特勒早就清楚無誤地表明了，國社黨奪權之後將立即廢除憲法。國社黨主席的拒絕卻讓自己陷入到了困境中：興登堡決定不顧年事已高第二次參加總統競選，這樣一來希特勒除了參加競選之外別無選擇。與在右翼陣營中深孚眾望的“坦能堡的勝利者”（譯者註：興登堡曾經在“一戰”中取得坦能堡大捷）直接競爭，風險非常之大。一旦失敗，希特勒作為一個節節勝利的運動“領袖”的威望將受到嚴重的損害。1月19日，在希特勒的慕尼黑私人宅邸中，戈培爾首次和希特勒討論了“競選總統”的問題：“我懇求他參加總統競選。他一個人就能擊敗興登堡。我們做了數字估算，但是數字會欺騙人。希特勒必須成為國家總理。單單這樣就行了，這是口號，希特勒還沒做出決定。我要繼續說服他。”
但是令戈培爾感到懊惱的是，希特勒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拖延著，遲遲不肯做出決定。顯然與柏林黨區主席兼宣傳部領導人相比，希特勒對自己能有幾分把握有更多的疑慮。“希特勒拖得太久了！”戈培爾1月28日抱怨，兩天之後他又寫道，“希特勒什麼時候才能做出決定？難道他提不起勇氣嗎？我們必須給他勇氣。” 2月3日，戈培爾已經在褐色大廈為競選做好了種種準備，希特勒才表示他將與興登堡競爭總統職位。可是直到興登堡宣佈再次參加總統競選、社會民主黨表示支持他之後，希特勒才正式對外宣佈他的競選決定。其真實原因很明顯：如果1925年反對興登堡的共和派陣營轉而支持興登堡，更有利於希特勒作為民族主義右翼的代表參加競選。“興登堡必須首先確定，社會民主黨支持他。然後我們再做出決定。馬基雅弗利的政治手腕！可是很正確。”戈培爾也看明白了。
出於同樣的原因，興登堡也沒有立刻做出決定。他在1月底告訴布呂寧，只有在“不激起右翼黨派團結一致的反對”的前提下，他才會同意參加總統競選。2月初，在柏林市市長海因裡希·扎姆（Heinrich Sahm）領導下成立了超黨派的興登堡委員會，它在短時間內徵集到了300萬的簽名，但是興登堡認為還不夠。直到退伍軍人協會隸屬的基夫豪塞爾聯盟宣誓效忠元帥，興登堡才於2月15日宣佈參加競選。“決定德國命運的一天”，總理府國務秘書赫爾曼·平德爾（Hermann Pünder）寫道。希特勒又拖延了一個星期，2月22日晚上，他才讓戈培爾在柏林體育館宣佈他競選總統的消息。“10分鐘的歡呼喝彩，人們站起身，衝著我歡呼著。聲音幾乎把天花板震塌了。太美妙了。我們將獲得勝利。”戈培爾描述支持者們的反應。
但是還存在著一個障礙：為了參加總統競爭，希特勒必須獲得德國國籍。早在1930年7月，圖靈根內政部長弗裡克曾經做過一次嘗試，可是失敗了，當時他想任命希特勒為希爾德堡豪森的警務專員。當希特勒沒有德國國籍的咄咄怪事1932年2月初被曝光時，理所當然地讓人們感到有些詫異。國社黨找到了一個體面的解決方法，他們敦促在不倫瑞克邦國社黨/DNVP/DVP聯合政府裡任職的邦內政部長迪特裡希·克拉格斯（Dietrich Klagges）聘任希特勒為公務員，通過這種方法迂迴取得希特勒的國籍。起初他們想聘請希特勒擔任不倫瑞克技術高等學校的計劃內“有機社會學和政治學”副教授，但是連國社黨的聯盟合作夥伴也認為這太離譜了。於是他們又想到一招，讓希特勒擔任不倫瑞克邦駐柏林辦事處的政府專員。2月26日下午，希特勒在該機構接受了委任狀，並且做了就職宣誓：“我發誓忠於國家憲法和邦憲法，遵守法律，履行職責。”他的“職責”就此完成了。隨即他申請休假，直到總統競選結束他的假期才結束，然後他獲准繼續休假。他的政治目的已經達到了，“消息傳來，他被任命為不倫瑞克邦的政府特使。於是希特勒獲得了德國國籍。我們表示祝賀。”戈培爾用他特有的調侃語氣在2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
胡根堡的德意志民族黨既不能選興登堡，也不能選希特勒，他們提名鋼盔團全國第二副主席提奧多爾·迪斯特堡（Theodor Duesterberg）為本黨的總統候選人。本來就不甚牢固的“哈爾茨堡陣線”分裂了。共產黨（KPD）推舉本黨主席恩斯特·台爾曼為總統候選人。社會民主黨（SPD）則和中央黨（Zentrum）一樣決定不推舉本黨的候選人，而是支持興登堡。2月27日，社會民主黨黨委在《前進報》上發表的呼籲書中宣稱：“選擇希特勒而不選擇興登堡，意味著：整個歐洲和德國的混亂和恐慌，經濟危機的極端惡化和失業者貧困的加劇，民族內部以及德國與其他國家發生流血衝突的巨大危險。選擇希特勒而不選擇興登堡，意味著：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戰勝了資產階級進步人士和工人階級，所有公民自由、媒體、政治組織、工會組織和文化組織將會消亡，剝削和工資奴役將會加劇。”呼籲書以一句口號為結束：“打倒希特勒！因此選擇興登堡！”
現在的陣線與1925年相比完全顛倒過來了。“多麼奇特的國家……”特亞·施特恩海姆在1932年2月驚訝地寫道，“興登堡變成民主人士的寵兒了。幾年前當我得知他參加總統競選的消息時，我差點嚇吐了、氣吐了。如今因為擔心法西斯主義上台，共和主義者戰慄不安地請求興登堡繼續連任。”對於國社黨來說，社會民主黨對興登堡的支持正好是他們需要的宣傳素材。2月23日，戈培爾在國會會議上引起了轟動，他指責興登堡 “背棄了當年選民們的事業”，“明確地投向了社會民主黨一方”，“你告訴我，誰在讚美你；我告訴你，你是個什麼人！”國社黨議員繼續侃侃而談，他說興登堡“被柏林的黑心媒體讚美，被逃兵們的政黨讚美”。面對戈培爾無恥的挑釁，1914年自願參軍並且在“一戰”中嚴重致殘的社會民主黨議員庫爾特·舒馬赫（Kurt Schumacher）起身發言，他用富有戰鬥精神的講話給了戈培爾一個令人難忘的回答：“如果說國家社會主義能讓我們認清什麼，那就是一個事實，它首次在德國的政治歷史上成功地徹底激發起人們的愚蠢。”因為戈培爾拒絕為他的發言道歉，他被趕出了全體大會的會場。希特勒激動地表示：“它宣告了鬥爭的開始。”
接下去國社黨人開始了他們的競選活動。所有的最先進的技術手段都派上了用場。戈培爾把演講灌製成唱片，刻制了50 000張唱片分發出去。一部將希特勒吹捧為未來的救世主和德意志民族的拯救者的10分鐘有聲電影每晚在大城市的廣場上反覆播出。醒目的宣傳海報不斷傳遞著國社黨宣傳部門在2月初確定的核心信息：“擺脫體制！國家社會主義奪權！” 2月27日，希特勒在柏林體育館發表首次競選演講，《民族觀察家報》以《進攻的信號》為標題發表了這篇演講，希特勒在25 000名觀眾面前強調，即將到來的“大規模鬥爭”“實質上”並不僅僅是“一次總統競選”，而是對11月9日“體制”的一次清算，它在過去13年裡把德國帶到了毀滅的邊緣。希特勒演說的主旨是“我們當了13年的控訴者，現在時候到了，你們——我的同胞們將在13年後的3月13日第一次大規模地成為法官，你們將對另一方迄今為止的破壞行徑做出審判，你們將對另一方重建的民族內在價值做出審判。”戈培爾記錄下了人們的反應：“人民在怒吼。神志恍惚的一個小時。希特勒是好樣的。我愛他。”
希特勒在3月1日到11日完成了一個辛苦的行程表。他在漢堡、什切青、不萊斯勞、萊比錫、巴特布蘭肯堡、魏瑪、法蘭克福、紐倫堡、斯圖加特、科隆、多特蒙德和漢諾威發表巡迴演講，所到之處觀眾蜂擁而至。漢堡舉辦歡迎希特勒大會的扎格比爾大廳幾乎擠滿了人，《漢堡日報》對此評論說：“四千個人，四千個空虛的、麻木的、飽受折磨的人組成的大軍，他們都想通過喊叫、致敬和萬歲呼聲拭去自己的淚水、除去心中的悲傷和憂慮。”在不萊斯勞的世紀大廳舉辦的演講大會上，希特勒遲到了一個小時，《西裡西亞報》寫道：“他們從很遠的地方趕到這裡，從希爾施堡、瓦爾登堡、祖勞、米利持趕來，從西裡西亞各地趕來，很多人不惜在漫長的路途上花費好幾個小時，擠在不舒服到極點的公交車裡或者攀在公交車車頂上，只為了聽元首的講話……他們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等待著，情緒歡樂，沒有絲毫不耐煩。他們帶來了中飯和晚飯。賣水果和小吃的流動商販在人群中擠來擠去，醫務人員和護士都在現場，這是一個絢麗生動的畫面。”1932年春季的競選總統宣傳大會比1930年9月的國會競選活動更加轟動：顯然，許多還不是國社黨員的德國人認為必須親眼看一看政治新星希特勒，親耳聽一聽他的演講。他們把自己對一個能拯救國家於危難之中和領導國家走向復興的民族救星的渴望寄托在希特勒身上。希特勒懂得怎麼迎合人們的渴望，他描述出一幅幅陰暗的圖景，將13年的共和國歷史貶低為絕無僅有的衰落年代，同時又承諾統一的德國“民族共同體”將擁有一個與之相反的所謂光明的未來。
但是國社黨的元首避免對興登堡的個人攻擊。2月底，希特勒向共和國總統保證，他將進行一場 “騎士風度”的鬥爭。希特勒明白，不能讓他和興登堡的關係受到不可修復的影響，因為沒有總統的同意他無法掌握權力，他不得不順從興登堡。他不錯過任何一個對前陸軍元帥表示敬意的機會，同時他也清楚地表明，興登堡是屬於過去的人，未來屬於他，希特勒，屬於他的運動。“老人家，”3月7日他在紐倫堡宣告，“你不要再將德國的未來扛在自己的肩膀上了，應該由我們來扛。你不要再為我們承擔責任了，我們——戰爭中成長的一代人應該自己承擔起責任。可敬的老人，你現在無法庇護我們想要毀滅的一切。退開吧，讓出道路！”
希特勒主要的攻擊對象是所謂以興登堡的神話為自己打掩護、試圖推卸責任的社會民主黨。“相信我”，他在一次競選演講中譏諷道，“我生平最大的成就是將這個黨逼到了元帥的腳下，這算得上歷史性的功績了……這個黨已經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大變身。從前它是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如今它卻得到正宗資產階級的投票支持並且擁護他們曾經憎惡的85歲陸軍元帥。”毫無疑問，這段話的用意是挑撥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和其支持者的關係。因為希特勒預計到，假如社會民主黨的選民們一致投興登堡的票，他在第一輪選舉中沒有多少獲勝的把握。
但是國社黨的宣傳依舊充滿了信心。“恆久不變、永遠重複的一句話：希特勒不僅是我黨的競選者，也是未來的總統。全黨的勝利信念必須上升到盲目信仰的程度。”黨的全國宣傳部在致各黨部的通知函中提出要求。戈培爾本人也徘徊在希望和恐懼之間。“對希特勒的估計近乎神話了，尤其在黨內的同志中。”他在3月6日寫道，“我們不能過於自負、輕視對手。”但是幾天之後他又充滿了勝利的信心：“深夜我還在和希特勒談話。他在斯圖加特。巡迴演講的征途上，從一次勝利走向另一次勝利。一切都很順利。我們將取得成功！”此時希特勒也相信他能擊敗興登堡。第一輪選舉中，選舉結果出來的3月13日之前的一天，他在接受《紐約晚報》記者胡伯特·尼克伯克的採訪時宣稱，他和興登堡將爭奪一千兩百萬的選票，雙方都無法獲得絕對的多數票，但在4月10日的第二輪選舉中，興登堡將不再有機會，布呂寧不負責任地勸說老先生參加總統競選，致使他陷入到可以預見的失敗中。
由於高度的期待，選舉結果對於國社黨全黨不啻為當頭一棒：興登堡的得票數遠遠超過了1800萬（49.8%），與得票數為1100萬（30.1%）的希特勒明顯拉開了距離。但是現任總統還沒有得到絕對多數票，因此還需要舉行第二輪選舉。台爾曼只獲得了500萬票（13.2%），迪斯特貝格僅僅獲得250萬票（6.8%）。國社黨的擁護者們非常失望，有些地區甚至降了卍字旗的半旗。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我們遭受了打擊。可怕的前景……黨內同志感到沮喪和失望。現在必須取得一次巨大的成功。我和希特勒通了電話。他對選舉結果無比驚訝。我們把目標定得太高了。”選舉當夜希特勒起草了一份告全黨的呼籲書，試圖掩飾這次失敗。與1930年9月的選舉相比，國社黨的選票數還是增加了一倍：“我們今天毫無疑問地成為德國第一大黨。”他號召黨員們“立即重新展開對中央黨和馬克思主義陣線最猛烈的攻擊”。一天都不能浪費，“為了將勝利寫在我們的旗幟上”，每個人都必須“全心全意、竭盡所能”。
奧托·迪特裡希把希特勒聽到選舉結果後的反應美化成其生平“最偉大的時刻”。在這個“決定命運的夜晚”，“元首突破了自我”，他用“近乎無限的火山般的意志力”“幫助沮喪的人們重新振作起來”。但是3月13日當晚，漢夫施丹格爾卻在攝政王街的宅邸裡看到了一個全然不同的希特勒：希特勒坐在黑暗的房間裡，垂首陷入沉思，他給來訪者的印象像 “一個由於打賭導致入不敷出的失望沮喪的賭徒”。3月15日，在魏瑪的國社黨大會上，希特勒公開承認，他的“估計有誤”。他沒想到，社會民主黨“全體”投了興登堡的票。社會民主黨的支持者以令人驚訝的紀律性聽從了黨委的號召。
在兩輪投票選舉之間，威廉皇儲忽然產生了參加總統競選的想法。威廉二世的長子給希特勒寫了一封信，信中請求他的支持。國社黨主席表面上宣稱他準備放棄競選，但是提出一個條件，興登堡也必須同時撤出競選。希特勒估計到，如果他幫助皇儲競選總統，皇儲為了表示感謝將來會任命他為總理。但整個計劃從一開始就失敗了：興登堡壓根不想放棄穩贏的第二輪選舉，遠在荷蘭多倫流亡的威廉二世也反對皇儲參加選舉，他作出決定，公開推薦希特勒為總統人選。
3月21日，希特勒在接受《每日快報》記者塞夫頓·德爾默的採訪時宣佈，他們將展開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宣傳運動。因為總統下令“復活節休戰”，3月20日到4月3日之間所有的公眾集會都取消，離競選差不多只剩下一個星期了。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由於時間短，他們必須採取“全新的宣傳方法”。首先租一架飛機，希特勒可以乘坐飛機一天參加幾個群眾大會。4月3日，他乘坐慕尼黑的Junkers D—1720飛機開始了他的第一次“德國飛行之旅”，首先來到薩克森邦裡國社黨的重鎮——德累斯頓、萊比錫、開姆尼茨和普勞，然後飛往柏林和波茨坦，從那裡途經波美拉尼亞飛往東普魯士，他在勞恩堡、埃爾賓和柯尼斯堡發表了演說。4月6日，他飛回德國南部，出現在維爾茨堡、紐倫堡和雷根斯堡，次日人們在法蘭克福、達姆施塔特和路德維希港見到了他，又過了一天，他在杜塞爾多夫、埃森和明斯特，4月9日，競選宣傳的最後一天，他在伯布林根、施文寧根，最後一場大會在斯圖加特。“沒有人能逃脫宣傳浪潮的吸引”，奧托·迪特裡希寫道，他參與了第一次“飛行之旅”的主要組織工作，“它喚醒了政治的興趣，滿足了人們對轟動事件的需求，同時也激起了他們的政治熱情……這種政治宣傳令美國的宣傳手段也相形見絀。”
圖30：埃爾出版社希特勒德國飛行之旅宣傳冊的封面，1932年
新的舉措確實很有吸引力。在短短的時間裡，來聽希特勒演講的人達到了150萬。約有150 000到200 000人參加了4月4日在柏林魯斯特花園舉辦的希特勒演講會——這次盛況被記錄在有聲電影裡。第一次“飛行之旅”之後，1932年又相繼舉辦了三次同樣的活動，他們大大促進了“元首崇拜”的普及宣傳。黨報以“希特勒在德國上空”為標題，用醒目的字體進行了相關報道，這句口號不僅暗示希特勒出現在德國各地，同時也象徵著他超越了階級和黨派，通過他的運動預先實現了“民族共同體”。國社黨是唯一一個傚法美國在競選中使用飛機的德國政黨，由此也賦予自身對未來充滿信心的現代氣息。即使天氣狀況惡劣，希特勒也從不缺席預定的活動，因此更讓人們把他看作獻身於使命、在工作中不懼怕任何危險的“民族救星”而光彩倍增。觀眾們經常翹首等待幾個小時，而希特勒“像個彌賽亞一樣，乘坐飛機從雲端降落，宣講他的福音書”。
希特勒累得筋疲力盡。“上帝啊，現在這個人累壞了。”始終在關心他的女友維妮弗蕾德·瓦格納寫道， “瞭解希特勒多麼討厭乘飛機的人會明白，他有多不容易！！”與奧托·迪特裡希之流散佈的英雄傳說相反，希特勒確實很怕乘飛機，他費力地在陪同們面前掩飾著他的恐懼。塞夫頓·德爾默（Sefton Delmer），唯一獲准參加首次“德國飛行之旅”的記者，在他的回憶錄中描寫，在機長漢斯·鮑爾（Hans Baur）駕駛的飛機上，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的機組人員怎麼圍著希特勒討好、試圖吸引他的關注。但是希特勒“陰沉冷漠”地拒絕了所有人的接近。“他坐在座位上，無動於衷地看著窗外，下巴擱在右手上，耳朵裡塞著棉塞。只是時不時地改變一下身體姿勢或者搔搔脖子”。當塞夫頓·德爾默看到從柏林滕珀爾霍夫機場起飛時的希特勒時，他對“希特勒有了全新的印象：此時他截然不同於那個平時和別人握手、注重影響的人”。塞夫頓·德爾默在報道中繼續寫道：“後來我還在旅途中陪伴過一些著名的政治家，但是我沒有看到誰像希特勒一樣在公眾場合和私下裡的表現有如此大的反差。”“飛機剛一著陸，角色立刻轉換了：他挺直了身體，做出‘元首’的姿態。他站在那裡，頭上沒戴帽子，身姿筆直，肩胛收攏，神情嚴肅，嘴唇顯示出好戰的決心，他舉起手來向大家致意。當人群傳來的歡呼聲越來越響時，角色又進入了第二個階段。他的眼睛睜大了，別人甚至能看見眼白部分，他的眼睛裡透入了一束‘光’。他眼中的‘光’傳達出他對人民的苦難有著善意的理解、傳達出他無畏的信心，一個將領導德國走向光明的彌賽亞眼睛裡的光。”通常情況下，此時當地名流上前來迎接希特勒，少女們獻上花束，衝鋒隊樂隊演奏伴奏樂曲。從機場到會場的路上，希特勒的車隊經常遭遇到抗議的共產黨示威者。比如在波羅的海港口城市埃爾賓，塞夫頓·德爾默親眼看到，塞普·迪特裡希（Sepp Dietrich）派去的衛士們從車上跳下來，他們手戴指節銅環，抄著橡膠警棍向工人們撲過去。警察們根本沒有阻止他們——這再次證明了，國社黨人已經把自己看作德國未來的主人，他們認為自己有執法的權力。
希特勒在演講中沒完沒了地重複著所謂13年來德國經濟的不景氣，同時承諾，一旦掌握權力，他將清除“政黨政治”。對於陪同者來說，反覆聽相同的長篇演講，是一樁讓人尷尬的事情，演講的內容只根據地點的不同而有少許的變化。比如在波茨坦，他把國社黨的發展歷史與小國布蘭登堡發展成大國普魯士的強國之路作比較。“開始時我們是一個被忽視、被嘲笑的小黨，逐漸它發展成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今天已經有了1100萬支持者，它是德國最大的組織，追隨著我們的旗幟。”
4月初，左翼自由派報紙《星期一世界報》以《希特勒如此生活！》為標題公佈了希特勒在皇宮旅館的賬單，賬單顯示，他和他的隨從在1932年3月十天內的生活消費就達到了4008德國馬克，希特勒陷入到尷尬的境地。實際上這筆錢款的數目被誇大了。1931年至1932年的旅館賬單保留至今，從中可以看出，希特勒和三四個陪同者在旅館住4天的開銷在606馬克到 829馬克之間。1932年4月8日到5月2日，他們一行7人在旅館住了5天，訂了7個房間，總共花費837馬克。但這也是一筆很大的數目，與希特勒自稱是來自民間的普通人、始終過著簡樸生活的描述形成了鮮明對比。國社黨主席急忙在4月7日發表聲明，他說報上登的賬單是偽造的，他在演講中再次標榜自己是一個清心寡慾的政治家，不同於其他黨派的“大佬”們，他沒有財產，也不依賴財產：“我不需要它，我像林中的鳥兒一樣生活。”
圖31：行政專員希特勒和他的三個陪同在柏林皇宮旅館1932年3月21日至 22日的賬單
對於國社黨來說，4月10日晚上宣佈的選舉結果不像3月13日的結果那樣令人失望。興登堡如預期中一樣得到了53%的選票，可是希特勒的票數也增加了兩百萬，上升到36.8%。迪斯特貝格退出選舉之後，大部分他的選民投了希特勒的票，台爾曼的得票率只有10.2%——很多共產黨的支持者沒有參加投票。這個選舉結果並沒有讓共和國的捍衛者們感到放心。“昨天德國再次選出興登堡。”當時在巴黎的特亞·施特恩海姆寫道，“雖然這次成功了，但是希特勒的政黨也正在以可怕的速度強大起來。鏖戰還未最終結束。”國社黨的領導人又有了信心：“這是我們的一次巨大勝利……”戈培爾評論，“希特勒非常高興。現在我們得到了普魯士選舉的跳板。”
4月24日，在普魯士，同樣也在巴伐利亞、符騰堡和安哈爾特開始了邦議會的選舉。同一天漢堡也舉行了市民選舉。早在4月10日，總統選舉結果出來之後，戈培爾已經制訂好了下一輪選舉的計劃：“14天的選舉宣傳。我們同樣要幹得出色。”4月16日，希特勒開始了他的第二次“德國飛行之旅”。這次宣傳活動從大城市擴展到了偏遠城鎮，前來聽演講的人依舊很多。“群眾站了7個小時，等待著元首”，《民族觀察家報》報道南巴伐利亞多瑙瓦爾特的一次演講大會。希特勒把選舉的重心放在了德國最大最重要的邦——普魯士邦。他強調，4月24日將在此地進行一場命運的抉擇，也就是說推翻社會民主黨人奧托·布勞恩領導下的現任聯合政府，重新恢復“幾個世紀以來在清潔、秩序和紀律方面樹立了前所未有的榜樣”的“腓特烈大帝的普魯士”。如同普魯士在1813年反對拿破侖的起義中成為“德國自由的旗手”，今日它也將成為“新的偉大的德意志民族統一的旗手”。
4月24日的選舉又讓國社黨再次贏得了大量的選票。他們在普魯士的得票率從1928年的1.8%上升到現在的36.3%。他們得到了162個議席，成為普魯士議會最大的政黨。社會民主黨（SPD）、中央黨和國家黨組成的聯盟失去了多數票，但是由於國社黨沒有獲得重新選舉邦總理所需要的絕對多數票，因此他們還能繼續保留政府中的職位。在巴伐利亞的選舉中，巴伐利亞人民黨（BVP）僅以微弱的優勢（32.6 %）領先於國社黨，國社黨則從6.1%增長到32.5%。在符騰堡邦，國社黨以26.4%的得票率成為最大的政黨，在社會民主黨的大本營漢堡市，它也獲得了31.2%的選票，從而超過了社會民主黨（30.2%）。他們在安哈特邦的戰績最佳，達到40.9%的得票率。雖然取得了顯著的成功，但是不管在普魯士還是在巴伐利亞、符騰堡、漢堡，希特勒的政黨都無法把他們在邦議會中新獲得的優勢轉化為政府中的力量，只有在安哈特邦他們接替了社會民主黨總理的職務。戈培爾在日記中也對“驚人的勝利”表示出某種無奈：“現在該怎麼辦？總要做些什麼。我們必須得到權力，否則我們將陷入勝利的僵局。”
外界的突發事件常常比希特勒本人的足智多謀更能給國社黨帶來幫助。興登堡和布呂寧的關係惡化起了主要的作用。國家總統對國家總理大為惱怒，因為他再次當選總統不是依靠志同道合的民族主義右翼，反而必須感謝社會民主黨和天主教中央黨。據說興登堡曾經說過：“我簡直是一頭蠢驢，居然同意參加第二次競選。”4月11日，當布呂寧向他轉達內閣的祝賀時，興登堡顯得怒氣沖沖，從他的表現能看出布呂寧在台上的日子屈指可數了。
有關查禁衝鋒隊和黨衛軍的爭論也讓“老先生”和布呂寧的關係進一步惡化。3月17日，普魯士內政部長卡爾·澤維林派人搜查了國社黨和衝鋒隊駐普魯士的辦事處。他們沒收的資料顯示，衝鋒隊在3月13日的選舉日處於“緊急待命狀態”。希特勒對警察的行動提出抗議，同時他又號召衝鋒隊和黨衛隊成員“絕對不要因為挑釁去做違法的事情”。在4月5日的柏林大會上，各邦的內政部長——尤其是巴伐利亞和普魯士的內政部長——敦促格勒納對國社黨的准軍事組織採取最終的行動。中央政府內政部長曾經長期猶豫不決，現在他決心採取行動了。他在4月10日呈送國家總理的報告中解釋，興登堡選舉得勝了，現在是對褐色縱隊重拳出擊的最佳心理時機。布呂寧經過一番努力才說服了興登堡，讓他相信有必要發佈禁令。4月13日，國家總統發佈了“保障國家權威緊急狀態法”，通過這條法律宣佈解散了國社黨的“所有准軍事組織”。
哈利·凱斯勒伯爵感到驚訝，“大筆一揮，這件事情居然這麼容易就被解決了”，衝鋒隊和黨衛隊“像綿羊一樣”乖乖交出了武器。它符合“希特勒軟弱的女性化的性格”，他“在這一點上很像威廉二世”，“嘴上說著大話，一旦事態變得嚴重了，他就沒主意了。”但是哈利·凱斯勒伯爵不僅完全錯估了形勢，也錯估了希特勒其人。國社黨員及時得到了即將發佈禁令的消息，他們有足夠的時間採取相應的預防措施。雖然褐色制服一夜之間從街頭消失了，但是衝鋒隊和黨衛隊的組織關係保留了下來，隊員們可以輕易地在國社黨找到棲身之處。解散令絕不意味著真正的散伙。希特勒在4月13日的呼籲書中已經說得很明白，他認為禁令只是暫時性的，4月24日邦議會選舉之後將出現新的局面。因此他告誡自己的人：“不要讓目前的當權人找到任何暫停選舉的借口或理由”，“如果你們履行了職責，我們將通過宣傳把格勒納將軍的打擊成千倍地還給他本人和他的盟友們。”
希特勒很清楚，興登堡是勉強同意簽署緊急狀態法的，國防軍領導層很多人也反對這項禁令。 4月15日格勒納已經提出，政府應該同樣審查社會民主黨的自衛隊“黑紅黃國旗隊”，他還在這份措辭很不友好的公文中附上了陸軍領導人庫爾特·馮·哈默斯坦（Kurt von Hammerstein）將軍交給他的所謂國旗隊的罪證。對於格勒納（還有整個布呂寧內閣）的命運具有決定意義的是，連堪稱他的政治養子的部長事務辦公室主任庫爾特·馮·施萊謝爾都背離了他、開始密謀反對他。施萊謝爾反對禁令，因為他在這支打手隊伍中發現了在未來軍隊的建設中極具價值的尚武精神。他始終認為，應該讓國社黨參加政府事務，以此來“馴服”它。他與興登堡不謀而合，很久以來興登堡一直想讓更多的右翼勢力進入總統內閣，他指責布呂寧始終沒有擺脫社會民主黨的掣肘，他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疏漏。
4月28日，施萊謝爾和希特勒進行了第一次秘密會談，目的是試探國社黨主席在什麼條件下願意進入右翼內閣，或者在什麼條件下他能認可這個內閣。根據戈培爾的記錄，這次會談“進行得很順利”，哈默斯坦將軍也參加了會談。“他們達成了協議。”5月初柏林黨區主席得到消息，將軍們還在“繼續從事顛覆活動”，“他們堅持認為，布呂寧和格勒納必須滾蛋！”希特勒和施萊謝爾在5月7日進行了第二次秘密會談，國務秘書奧托·邁斯納和興登堡的兒子奧斯卡·馮·興登堡（Oskar von Hindenburg）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他們擬定了推翻布呂寧政府的劇本。戈培爾總結會議的內容：“布呂寧本周應該下台。總統已經不再信任他了。施萊謝爾表示強烈支持……然後將成立一個總統內閣，國會將被解散。強製法將被取消。我們有了宣傳鼓動的自由，會幹出一番大事。”換句話說：希特勒拒絕參加政府組閣，但是他承諾將支持一個更加右傾的總統內閣，以此為代價換得了新的國會大選和取消對衝鋒隊、黨衛隊的禁令。希特勒對以上安排非常滿意，因為他無須承擔什麼義務，卻獲得了一手好牌。“領導開心得不得了……”他的忠實追隨者寫道，“我們討論了下一次國會選舉，它將是一次大規模的宣傳活動。”
但是陰謀行動沒有完全按照計劃實施。布呂寧暫時沒有退位，他向興登堡指出，他的離職將帶來外交上的負面影響，同時他威脅將在國會上揭露興登堡忘恩負義的行徑。 5月9日，國會再次召開全體會議。國社黨議會黨團的發言人赫爾曼·戈林對格勒納發起正面的攻擊，他要求取消對衝鋒隊和黨衛隊的禁令。次日格勒納做出回應。由於生病身體虛弱又不斷被國社黨員的質問打斷思路，格勒納的表現很糟糕。“可惜格勒納在國會裡為他的事業進行辯護時表現得糟糕透頂。”德國國家黨議員特奧多爾·霍伊斯幾天後寫道，“大家都知道，他不擅長說話，因此以前他一直讀稿子。但是現在他太激動了，由於頭上長了疔瘡，他貼了一塊膏藥，樣子很難看。他脫稿發言，因為不斷被人打斷話頭，他簡直沒法把話說完整。”經過這次災難性的亮相，格勒納沒法再在政壇立足了。施萊謝爾和哈默斯坦催逼他辭職。“很好”。戈培爾興高采烈地寫道，“袞服一旦褪下，王公也將垮台。”5月12日晚上，格勒納宣佈他將辭去國防部部長職務，但是他還將繼續領導內政部。興登堡5月12日去了他在東普魯士諾伊德克的莊園，因此辭職的決定又拖延了幾天。但是格勒納的政治生命實際上到5月12日已經結束了，布呂寧內閣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柱。
興登堡在諾伊德克莊園期間，布呂寧的反對者們繼續從事著“顛覆活動”。戈培爾的日記證明，他們怎麼有計劃地進行推翻國家總理的工作。“危機按計劃繼續朝前發展著……我和希特勒通了一系列的電話。他非常滿意。”（5月14日）“現在這裡還沉浸在降臨節的氣氛中，只有布呂寧的地位搖搖欲墜了。繼續努力。”（5月18日）“施萊謝爾的做法很有效。布呂寧完全被孤立了。他絕望地四處找新的部長。施萊謝爾拒絕了國防部。他想一不做二不休。”（5月19日）“施萊謝爾繼續在暗中進行顛覆活動。部長名單已經被詳細討論過了……可憐的布呂寧！他已經快被淘汰了。”（5月20日）5月25日，負責與國社黨聯絡的施萊謝爾的親信維爾納·馮·阿爾文斯雷本（Werner von Alvensleben）已經向他匯報，布呂寧3天之後將“走人”，他已經擬好了內閣名單和新總理的人選：弗蘭茨·馮·巴本（Franz von Papen）。
在諾伊德克莊園休養的興登堡受到想讓他和布呂寧盡快分手的高度保守的同僚們的影響。5月20日，布呂寧內閣通過了一個新的特別法草案，它授權東部援助國家專員漢斯·施蘭格·捨寧根（Hans Schlange-Schöningen）通過強制拍賣的形式將沒有償還債務能力的莊園收歸國有，然後分配給農民。代表大地主利益的遊說集團全國土地聯盟在總統面前強烈抗議這個被他們詆毀為“農業布爾什維克”的方案。5月25日，國務秘書邁斯納在諾伊德克莊園向興登堡呈交特別法草案，興登堡拒絕簽字。他還讓國務秘書轉達了他的“迫切願望”：“改組內閣，走右翼路線。”這等於是要求布呂寧辭職了。
當興登堡5月28日回到柏林時，事情已成定局。布呂寧在5月29日上午的一次重要講話中對總統明確表示，他無法再忍受“不負責任的部門尤其是國防部對他本人和中央政府的搗亂活動”。為了繼續工作，他需要“某些保證”，尤其是“總統先生新的授權文件”。興登堡粗暴地拒絕了：他不會再允許布呂寧的政府頒布任何新的特別法。兩人徹底決裂了。5月30日中午，布呂寧提交了辭職申請。最後一次會談，興登堡只給了他3分半鐘的時間。就這樣，用如此冷淡的方式，國家總統把7個星期前幫他獲得大選勝利的人解了職。布呂寧的親信平德爾評論說，雖然布呂寧表面不露聲色，但“內心當然極其憤怒”。興登堡希望他繼續留任外交部部長，布呂寧拒絕了。
“昨天預料中的事情發生了。12:00布呂寧向老先生提交了內閣全體辭職書。（共和國）體制垮台了。”戈培爾歡欣鼓舞地寫道。而共和主義者如哈利·凱斯勒伯爵聽到布呂寧辭職的消息則感到震驚，“不光彩的政治手段又像在威廉二世統治下的奧伊倫堡和荷爾斯坦因時期一樣佔了上風。”他在5月30日抱怨說。“今天議會制共和國暫告終結。”布呂寧的下台確實是一個分水嶺。正如海因裡希·奧古斯特·溫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強調的，布呂寧的離去結束了“總統制的溫和階段”。但是我們也不能忽視，布呂寧上台之後，國會在政治決策過程中幾乎完全被排斥，議會民主制已經逐漸遭到破壞，總統和國防軍領導人的權力得到增強。在某種意義上說，布呂寧總理開創的事業最終卻害了他自己。
5月30日將近傍晚時，正在試探各黨派領導人口風的興登堡接見了希特勒和戈林。國社黨領導人表示願意和興登堡總統建立的弗蘭茨·馮·巴本政府進行“有益的合作”，但是提出兩個已和施萊謝爾談妥的交換條件：盡快解散國會，取消衝鋒隊禁令。兩個條件都被接受了。戈培爾滿意地寫道：“和老人家的會談進行得非常順利……取消了衝鋒隊的禁令。可以穿制服了，國會被解散了。這是最重要的。其他事情將會水到渠成。新總理是馮·巴本。這件事無所謂。選舉，選舉！到民眾中去！我們大家都很高興。”國社黨領導人認定，新政府只不過是過渡性的。因為他們期待著下一次國會大選國社黨取得壓倒性的勝利，興登堡除了讓希特勒做政府領導人之外別無選擇。在5月29日奧爾登堡邦議會選舉和6月5日梅克倫堡—什未林邦議會選舉中，國社黨獲得了48.4%到49%的選票，並且得到了一大半的議席，他們因此更加信心十足，他們將在下一次國會選舉中取得同樣的成功。“我們必須盡快地擺脫巴本”，戈培爾在6月6日已經指明了方向。
新的國家總理弗蘭茨·馮·巴本是個出身於威斯特法倫老貴族家庭的業餘騎師，作為普魯士中央黨議會黨團的一個不起眼的議員，迄今為止在政治上沒有突出的表現。但是他在“一戰”時曾經當過西線的營長，因此入了興登堡的法眼。把他從大禮帽裡變出來的施萊謝爾看重的恰好是巴本的政治經驗不足，他認為，巴本是自身實現政治野心時更容易操縱的工具。“他想把政治實權掌握在手裡，他需要一個會說話但是沒有自我意志的‘發言總理’。”這位迄今為止只在幕後玩弄詭計的政客將軍在新內閣中擔任國防部部長一職，終於第一次成為社會關注的人物。前駐倫敦的大使康斯坦丁·馮·諾伊拉特男爵（Kons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成為外交部部長；東普魯士的土地公司總經理威廉·馮·蓋伊爾男爵（Wilhelm Freiherr von Gayl）就任內政部長；同樣出身於東普魯士農業貴族家庭的馬格努斯·馮·布勞恩男爵（Magnus Freiherr von Braun）就任食品和農業部部長。盧茨·施韋伯林·馮·克羅西克伯爵成為財政部部長，從1929年開始他在該部門裡擔任司長；前卡爾斯魯厄的帝國銀行行長保羅·馮·埃爾茨-呂貝納赫（Paul Freiherr von Eltz-Rübenach）成為郵政和交通運輸部部長；前克虜伯工廠經理和國家保險局局長胡戈·捨費爾（Hugo Schäffer）成為勞工部部長。曾經幫助過希特勒的巴伐利亞司法部部長弗蘭茨·居特納領導司法部。布呂寧政府唯一留任的內閣成員是經濟部長赫爾曼·瓦爾姆博德（Hermann Warmbod）。總體來說，高度保守的普魯士地主的代表人物佔據了明顯的優勢，因此社會民主黨的《前進報》恰如其分地稱之為“男爵內閣”。新政府的政治根基像它的社會基礎一樣狹窄，不僅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宣佈要與它進行鬥爭，連中央黨也不支持新政府，因為它指責巴本背叛了布呂寧。
5月31日，巴本第一次與希特勒見面。根據他在1953年出版的回憶錄中的說法，國社黨主席給他的印象是，這人不太像個政治家，倒更像一個波西米亞藝術家。人們認為希特勒“富有吸引力”，他倒沒怎麼察覺到。“他的舉止禮貌而謙遜。”看來黨主席這次也在表演，他想獲得對方的好感，讓對方判斷他的意圖時產生虛假的安全感，就像從前布呂寧、格勒納與他初見時的觀感。當被問及他以後是否會參加政府組閣時，希特勒閃爍其詞：“在大選結果出來之前，他不想使自己受諾言的約束。可是他暗示，他認為我的內閣只是臨時性質的，他將繼續鬥爭，直至他的政黨成為全國第一大黨——而他本人將成為國家總理。”
6月4日，興登堡按照約定解散了國會，新大選的日期定在7月31日。6月16日解除了衝鋒隊的禁令，由此希特勒提出的支持巴本內閣所需的第二個條件也得到了滿足。6月11日，巴伐利亞總理黑爾德在巴本主持的各邦代表討論會上徒勞地反對解除禁令：1300萬興登堡的選民無法理解這個舉措。它意味著“殺害所有持異見者和對他們實施最可怕的恐怖行徑的特權”。許多人害怕的事情發生了：暴力升級到了空前的規模。國社黨員和共產黨員每天進行流血的街頭鬥毆。“我們離內戰越來越近了。”哈利·凱斯勒伯爵注意到，“日復一日，周復一周，連續不斷的‘聖巴塞洛繆之夜’。”最嚴重的事件發生在7月17日的阿爾托那，那時它還不屬於漢堡，而是歸普魯士管轄。社會民主黨的警察局局長詢問過澤維林的意見之後，批准7000名衝鋒隊員在當地的工人聚居區進行挑釁式的遊行，結果造成7人死亡、很多人受了重傷。“新的流血星期日引起了普遍而巨大的震撼。”凱斯勒寫道。
巴本政府把咎由自取的暴力升級當作實施他們最重要的政治計劃的借口，也就是說除掉共和派“普魯士壁壘”。經過4月24日的選舉慘敗之後，受到打擊的社會民主黨、中央黨和國家黨聯盟依舊在執政。曾經強勢的社會民主黨總理奧托·布勞恩已經辭職了，1932年6月初，他的副手、中央黨的社會福利部部長海因裡希·希爾特西費爾（Heinrich Hirtsiefer）接替了他的職務。此時已經流傳著將派遣一個國家專員來普魯士的傳言。起初巴本更加偏愛另外一個解決方案：6月6日他敦促普魯士邦議會的議長、國社黨人漢斯·克爾（Hanns Kerrl），“立即”設法建立國社黨、中央黨和德國民族人民黨的聯合政府。但是談判沒有進行下去。“（我們）在普魯士也不願承擔責任。要麼掌握所有權力，要麼就當反對黨。”戈培爾總結希特勒的想法。中央黨認為在萬不得已時可以接受一個德國民族黨的總理，但是無法接受國社黨人。1932年7月初，獲得能組建政府的普魯士議會多數票的努力失敗了，邦議會無限期休會。
於是第二個方案脫穎而出——國家採取反對普魯士的行動。內政部長馮·蓋伊爾在7月11日的部長會議上說，“現在是中央政府進行干預的最佳心理時間”。普魯士政府集中精力與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作鬥爭，相比之下對“共產主義危險”的抵禦卻完全“不夠”。巴本在審訊記錄中說，內閣成員在會議上一致決定“往普魯士派遣國家專員”。7月14日，巴本、蓋伊爾和國務秘書邁斯納前往諾伊德克莊園，請求興登堡總統授予他們完成這次行動所需的全權委託書。在《恢復普魯士邦安全和秩序條例》上的日期一欄空著，他們只等待著一個實施法令的合適理由。
7月17日的“阿爾托那流血星期日”給了他們理由。次日，希爾特西費爾、澤維林和普魯士的財政部部長奧托·克萊珀（Otto Klepper）接到了7月20日去帝國總理府的通知。巴本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們，國家總統任命他為普魯士國家專員，普魯士的部長全體被解職。總理繼續說，他本人將承擔起普魯士總理的職責，他任命埃森市市長弗蘭茨·布拉赫特（Franz Bracht）為普魯士內政部的代理部長。面對希爾特西費爾和澤維林的抗議——“這種做法聞所未聞”“史無前例”——巴本顯得完全無動於衷。會談結束之後，他立刻宣佈柏林和馬克—勃蘭登堡進入軍事緊急狀態，並授予戈爾德·馮·龍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中將（他在希特勒的軍隊裡做到了元帥）實際執行權。被撤職的普魯士政府成員在致巴本的公函中提出正式的申訴，並且聲明他們將向國家法院提出起訴。這同時也表明了，他們對政變的反抗完全限制在合法的範圍內，等於是一半的投降。“柏林很安靜。社會民主黨和工會都沒吭聲。他們也沒做什麼事。國防軍進駐柏林。太棒了！現在政府裡的豬玀們被趕走了。”戈培爾高興地寫道。
有可能進行抵抗嗎？從社會民主黨人流亡國外之後，圍繞這個問題已經進行過多次爭論。可以肯定，如果普魯士出動安全警察，巴本政府會以派遣國防軍為反制措施——誰將佔上風，不言而明。此外安全警察，尤其他們的上層，並不像他們在1945年後自己描述的那樣堅定地忠誠於共和國。國旗隊骨幹們的戰鬥精神最強，他們對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的消極態度也最為失望。“那段日子裡我看到國旗隊隊員們在哭泣。” 下西裡西亞地區的書記奧托·布赫維茨（Otto Buchwitz）回憶說，“老的黨幹部們把黨證扔在我們面前。”但是用清醒的頭腦思考，我們必須承認，國旗隊不是右翼准軍事組織的對手。
最有效的反抗手段是大罷工。不僅“男爵內閣”在擔心，希特勒身邊的人也最擔心這一點。“會發生大罷工嗎？我認為不會。等著看吧。急切的緊張心情。”戈培爾在政變前寫道。他們回想起卡普—呂特維茲政變，它就是因為大罷工而失敗的。但是1932年夏季的情況完全不同於1920年春季。那時還處於充分就業的社會環境中，現在卻有六百多萬失業者，這意味著罷工的號召不會引起很大的反響。此外“普魯士打擊”的違憲性質不像上次政變暴露得那樣明顯。那時右翼陰謀家發動反對合法的國家政權的政變，這一次的行動卻是由中央政府和總統本人發起的，它針對的是失去了議會多數支持的邦政府。
因此我們幾乎無法指責社會民主黨和工會，他們不敢冒引起內戰的風險。但是我們可以責備他們無所作為、聽之任之。普魯士堡壘被不戰而勝地清除了，這讓共和國的支持者喪失了勇氣，讓共和國的反對者增添了勇氣。政變之後，新的統治者立刻把忠誠於共和國的官員從政府中“清洗”掉，國社黨當政後繼續進行“清洗”。卡爾-迪特裡希·布拉赫爾在他的經典著作《魏瑪共和國的解體》（1955年）中很有道理地把“普魯士打擊”稱為1933年1月30日奪權的“預演”。1932年10月25日，國家法院作出了判決，判決顯得矛盾到了極點：因為，一方面它強調總統有派遣國家專員的權力，另一方面它又宣稱不允許徹底解除普魯士政府的職權。法庭的裁決對已經完成的權力移交沒有產生絲毫影響。普魯士執政政府雖然得到了正式平反，但是未來它在國家專員政府旁邊只是影子似的存在。
1932年7月初，希特勒開始了競選活動。他在6月8日慕尼黑黨區主席會議上已經確定了宣傳方向：7月31日“德意志民族將對14年來的政治以及施政者進行一次總清算”。國社黨全國宣傳部提出的口號是“德國覺醒！讓希特勒掌權！”“拋棄魏瑪體制、黨派及其代表人物！”7月中旬，希特勒灌制了一張唱片，埃爾出版社以每張5馬克的價格出售。然後黨主席開始了他的第三次“德國之旅”，這次他的計劃表上有德國的50個城市。人們熟識的畫面又重現了：幾萬觀眾翹首等待他的到來，經常等上幾個小時；7月19日在施特拉爾松德，觀眾們甚至等到了半夜。7月20日，在不來梅，希特勒的飛機打開了內部照明，著陸之前在威悉體育場的上空盤旋了一圈——它是一種展示，象徵著 “元首”是翱翔於權力爭鬥的低地之上的光明的解圍之神。格拉德貝克地區報紙報道說，當大選馬拉松結束時，希特勒給人“疲倦的、精疲力竭的印象”。陪同者之一漢夫施丹格爾在回憶錄中描寫，他們從“一個群眾大會的會場匆匆趕到另一個會場，從一個城市匆匆趕到另一個城市”。演講之後希特勒累壞了。“我們只能像拳擊手的助手一樣，在各場演講之間讓希特勒重新恢復精力。”
希特勒的演講沒有什麼新的內容：一開始，他再次描述了普遍性的政治和經濟的衰退狀況，他指責魏瑪“體制”應該為此負責。然後他又承諾清除“政治腐敗”。在埃伯斯瓦爾德市的演講中他宣佈，已經定下了一個目標，“清除德國的30個政黨”。接下去他保證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將創造“奇跡”，它“從少數幾個人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組織”，從不“妥協”，堅持原則；它在意的並非是議員的席位和部長的權位，而是“德意志民族的未來”；它不是一個代表某階級或某些人利益的政黨，而是一個“德意志民族的政黨”，它最大的功績是“讓數百萬人重新獲得了希望”。希特勒對新總統內閣的批評，即使有的話，也非常謹慎。7月15日他在提爾西特宣佈：“如果我的對手告訴我，他們不喜歡巴本政府，那麼我會對他們說，你們應該感到慶幸，現在是巴本先生當政，而不是我當政。”
這次希特勒徹底放棄了發表刺耳的反猶言論——顯然是想贏得自由派資產階級的選民。例如7月20日他在基爾說到國社黨想清除“劣等人”，他有意避而不談這裡到底指誰。當然他從未放棄過“世界觀”的核心觀點，只是出於“戰術考慮”而在公眾場合加以掩飾，其證據是：同一時期他在國社黨政治組織的《工作守則》前言中著重強調：“血緣和種族，人格和人格價值，鬥爭是永恆的優勝劣汰現象，土地和生存空間是決定性、不可抗拒的推動力”，他們不僅被國家社會主義運動 “認為是根本性的、極端重要的”，也首次受到有意識的尊崇。
“我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現在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成為德國國會遠超其他黨派的最強大的政黨。”7月31日的選舉結果公佈之後，希特勒說了上面的話。乍一看上去，國社黨取得的成功確實令人矚目：他們獲得了37.3%的選票——增長了19%——同時獲得230個議席，成為國會最大的黨團。共產黨（KPD）的得票數有少量增長，從13.1% 升到14.5%，社會民主黨（SPD）卻失去了3%的選票（從24.5%降低到21.6%）。中央黨（Zentrum）和巴伐利亞人民黨（BVP）得票率微弱上升，分別從11.8 %上升到12.5%，從3%上升到3.2%，天主教的陣營保持不變。德國民族人民黨（DNVP）再次流失了選票，從7%下降到 5.9%，德國人民黨（從4.7%到1.2%）和德國國家黨（3.8 %到1 %）戲劇性地失去了大量選票。“中產階級被徹底摧毀了。”德國民族黨議員萊因霍爾德·誇茨（Reinhold Quaatz）簡潔地斷言。
但是再仔細觀察，國社黨取得的成果卻又並不那麼可觀。因為與4月10日第二次總統選舉相比，得票數僅僅增加了0.6%。它顯然已經接近了國社黨動員能力的極限。哈利·凱斯勒伯爵高興地寫道：“納粹黨不僅沒有實現他們的目標”，而且“第一次出現了停滯和退潮的跡象”。戈培爾也有同樣的想法：“我們沒有得到絕對多數票。只能另闢蹊徑了。”另辟的蹊徑是什麼？他在日記中透露了：“我們必須奪取權力和剷除馬克思主義。無論哪種方式！必須有所作為。做反對黨的時候過去了。現在開始行動！”
最初希特勒還不清楚下一步的行動。8月2日，在阿道夫·米勒（Adolf Müller）的泰根湖畔別墅裡——格莉·勞巴爾去世後，他曾經在那裡隱居——希特勒和戈培爾進行了討論。過後戈培爾用速記法做了記錄：“希特勒在沉思。面臨著艱難的抉擇，合法手段？和中央黨合作？糟透了！”希特勒確實有一段時間考慮過和中央黨結成聯盟。從7月31日開始，兩黨佔據了國會的多數議席。但是他很快放棄了這個想法，因為這意味著平分權力，而且是和他在先前的競選中咒罵過的、可憎的共和“體制”最重要的支持者（除了社會民主黨之外）平分權力。像遇到所有重大抉擇時一樣，希特勒猶豫不決。8月3日，為了散心，他和戈培爾去看了慕尼黑歌劇院的《特裡斯坦與伊索爾德》演出。演出之後，他們在漢夫施丹格爾家裡“以彈琴唱歌和聊天為消遣”。剛回到貝希特斯加登，他立刻下定了決心：他想驅車去見施萊謝爾，他要求得到總理的職位，此外還索要四個部門：弗裡克，內政部；戈林，航空部；施特拉塞爾，勞工部；戈培爾，國民教育部。“也就是說，要麼獲得全部的權力，要麼乾脆不幹。這是對的。不要小打小鬧。他認為，男爵們會讓步的。那位老先生？”戈培爾總結了希特勒的想法。其中他提到了整個計劃中最不確定的因素：興登堡是否同意任命希特勒為總理？
8月5日，希特勒和施萊謝爾在柏林附近的福斯坦堡一個秘密地點進行會談。顯然“在幾個小時的散步過程中”，希特勒成功地說服了國防部部長，“讓其相信有必要任命他為國家總理”。不管怎麼說，希特勒返回上薩爾茨貝格之後，立刻把他的追隨者找來，告訴他“一切順利”。“一個星期內就能見分曉了。領導將成為國家總理和普魯士總理，施特拉塞爾是國家內政部部長和普魯士內政部部長。戈培爾是普魯士文化部部長和國家教育部部長，達雷是國家和普魯士的農業部部長，弗裡克是總理的國務秘書，戈林管航空部，司法部門在我們的手裡。瓦爾姆博德管經濟部，克羅西克領導財政部，沙赫特管理國家銀行。男子漢的內閣。”到底希特勒真的和施萊謝爾談妥了這個名單，還是戈培爾對會談的描述過於樂觀，一直有著爭議。可以肯定，施萊謝爾想把國防部掌握在自己的手裡，也許這就是那位將軍認為他能控制住希特勒的原因。戈培爾和希特勒一致認為，一旦這筆交易成功，他們期望中的目標就能實現了。“我們將永不放棄權力，除非人們把我們的屍體拖出去。這就是整個方案。雖然要付出血的代價，但是它有清洗淨化的作用。我們將像狂暴鬥士一樣拚命地幹。我們談了一個晚上。直到深夜我還輾轉想著計劃。真是不敢相信，（我們）已經站在了權力的大門前。”
在那段日子裡，不僅國社黨的上層，連國社黨的基層和衝鋒隊都聽說了即將“奪權”的消息。柏林周邊的衝鋒隊被召集起來，耀武揚威以壯奪權的聲勢。“（此舉）讓大人先生們驚惶了。這是練兵的目的。”戈培爾寫道。8月10日晚上，當哈利·凱斯勒伯爵返回他在柏林的宅邸時，他發現他的門房——一個納粹黨的支持者的地下室“燈火通明”：“收音機裡播放著音樂，房門大敞開著，街上每個人都能輕易走進來，節日的勝利的氣氛！人們已經生活在‘第三帝國’了。”但是節日慶祝來得太早了。8月11日，凱斯勒伯爵確認：“一夜之間事情發生了反轉，看來老先生強硬地反對。”而前一天的報紙還在報道中說“希特勒成為總理”是“鐵板釘釘的事”。從戈培爾的記錄能夠看出，正在基姆湖畔的普裡恩開會的國社黨領導人也接到了同樣的消息：“老先生反對。（他）不想接受希特勒……不管怎麼樣，現在不能驚慌，要堅強。”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8月10日上午，興登堡從諾伊德克莊園回來之後，巴本告訴總統，現在國社黨和中央黨的圈子正在做出努力，他們想“建立一個希特勒領導下的新政府，取代巴本政府”。中央黨認為，可以和國社黨共同組成國會中的多數派，希特勒卻想要一個總統制的政府，他自己當總理。國務秘書邁斯納在記錄中描述了巴本的態度：“總理本人讓總統做出決定，並且宣稱他本人不會構成政府重組的阻礙。”但是興登堡宣佈，他想保留巴本領導下的總統制內閣。他很希望讓“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成為自己的助力”，因而他必須堅決反對任命希特勒為總理。“希特勒是一黨的領袖，他領導下的內閣將成為政黨內閣，它不是超黨派的，而是一黨獨大的。”此外，由於希特勒沒有遵守他容忍巴本政府的諾言，興登堡對他產生了惡感：他不能保證，當他被任命為總統之後，他能“保持總統制政府的性質”，也就是說，尊重總統的權限。最後，興登堡的拒絕態度中也包含了德意志帝國上層老精英的代表人物對一個暴發戶的蔑視之情，“我不能把威廉皇帝和俾斯麥的帝國交給一個波西米亞二等兵”。據說他曾經對副官吐露過（興登堡在1866年的普奧戰爭中經過波西米亞地區的布勞瑙城，他把那個地方和希特勒出生地因河畔的布勞瑙城搞混了）。
8月10日下午，巴本召集他的內閣，他告訴部長們他和興登堡談話的結果：現在的問題是要讓“右翼運動為國家所用”，同時又不能讓希特勒當國家領導人。受到興登堡否決態度的影響，施萊謝爾也收回了他和希特勒達成的協議。他只談到讓國社黨參加政府工作，卻不再提讓希特勒當總理的事。大多數部長同意總統的否決意見。巴本總結內閣會議的結論，以後在與希特勒的談判中，他們必須試探“將在多大程度上讓國社黨參加政府事務，以避免讓它繼續堅持當反對黨”。
8月12日，希特勒驅車來到首都。當天晚上，他和戈培爾住在柏林郊外的卡普斯。在接下來的日子裡，他們與政府進行的重要談判列上了日程。“十年工作的果實現在成熟了嗎？我期待著，簡直不敢相信。”戈培爾寫道。8月13日上午，希特勒先和施萊謝爾在本德勒大街會面，然後和巴本在威廉大街見面。在中央政府門前聚集著幾百個人，他們希望見證一個歷史性的事件。現在希特勒明確地瞭解到，對方給他提供的待遇：興登堡總統已經拒絕委任他為總理。巴本提出讓他擔任副總理，但是希特勒粗暴地回絕了：作為國會最大黨派的領導人，他不願“屈居另一位總理之下”。在兩個小時且爭論得很激烈的會議上，巴本一直在徒勞地試圖說服希特勒，一個如此聲勢浩大的運動不能“長期居於反對黨”的位置。最後總理宣佈，他只能告訴總統談判失敗了。下午2點，當希特勒和陪同們走進總理廣場的瑪格達·戈培爾居所時，事情已經很明白了，第二次奪權又失敗了。
大約15點時，平德爾的繼任者埃爾溫·普朗克（Erwin Planck）——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馬克斯·普朗克的兒子——出人意料地從總理府打電話通知希特勒，總統還想接見他。起初希特勒表示拒絕：“既然事情已經決定了，我就沒必要再去了。”但是普朗克似乎給他造成一種印象，興登堡還沒有做出最後的決定。至少希特勒身邊的人又萌發了“暫時的模糊的希望”，“大家都在祈求好運”。16點後開始了會談。弗裡克和羅姆陪著希特勒，興登堡一方有巴本和邁斯納。當總統問希特勒是否準備加入目前的政府時，希特勒回答說，基於上午闡述過的理由，他不會考慮這麼做。“由於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性，他必須為自己和他的黨索取整個國家和政府領導權。”興登堡立刻聲明，他只能“清楚明白地拒絕這個要求”，“面對上帝、自己的良心和祖國，他無法承擔將全部國家政權交託給一個黨——而且是一個偏執地反對所有持異見者的政黨——的責任。”興登堡告誡希特勒，領導反對黨的鬥爭時應該具有“騎士精神”，同時他又對希特勒表明，這次會談並不意味著他們關係的終結：“我們是老戰友了，以後也將繼續保持這種關係，因為我們將來可能再度合作。現在我願意像戰友般地向你們伸出雙手。”約半個小時之後，會談結束了。
希特勒在談話過程中還能不露聲色。但是會談一結束，他在總理府的走廊上大發脾氣。他指責巴本和邁斯納有意欺騙他，他們讓國務秘書普朗克傳遞消息，讓人誤以為興登堡還沒做出決定，實際上總統早就做出決定了。“你們到底想怎麼管理國家？”他質問總理，“難道政府認為，它能和目前的國會合作嗎？”巴本尖銳而漫不經心地答道：“哈，國會！我感到驚訝，偏偏是您居然還如此尊重國會。”8月13日晚上，政府發表了官方公報，披露了會談的經過，在公眾面前羞辱了希特勒：他要求得到“整個國家領導權”，總統不得不拒絕，“因為面對自己的良心和對國家的職責，他無法承擔將全部國家權力交給試圖單獨行使權力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責任”。幾天之後，普朗克向他的前任平德爾透露，他們在起草公報時傚法了1870年俾斯麥用“埃姆斯密電”刺激法國以挑起普法戰爭的手段。雖然希特勒和弗裡克、羅姆在匆忙擬就的會談記錄中說明，他們只索取了政府領導權——也就是總理一職，並沒有索取全部國家權力，但是無法抵消災難性的影響：連對希特勒素有好感的德國民族主義圈子也不由對他產生了一個相當準確的印象，他不肯妥協、一味蠻幹，他根本不是為了國家謀福祉，而是為了他和他的人奪取完整的權力。
8月13日標誌著希特勒的一次嚴重挫敗。這個所謂直覺敏銳的政客下的賭注太高，結果輸了整副牌。“他想敲開總理府的大門，可是卻在大庭廣眾之下被門打在了臉上。”這種拒絕的方式又觸到了希特勒的痛處——1923年11月8日至9日政變失敗的創傷。8月13日之後的幾個星期裡，他不斷提起9年前事變的回憶，那並非是巧合。他在紐倫堡的黨部會議上說，現在的情況很像1923年：“我黨進行鬥爭，接近了勝利，在最後的時刻又遇到了老一套的陰謀。一小撮絕望的反動派與猶太人聯合起來，他們企圖在最後的時刻阻止運動獲得勝利。”但與上次不同，本黨不能被誘拐到叛亂的道路上。現在重要的是“不要驚慌、不要屈服”。但是這樣的呼籲顯然無法消除再次奪權失敗給希特勒的追隨者們造成的失望。尤其在認為權力已經差不多到手了的衝鋒隊裡，謠言四起。羅姆表示，怎麼讓他的褐色軍營保持冷靜，是“當前最棘手的事情”。
8月13日晚上，希特勒驅車回了慕尼黑。“好吧，現在我們只能等著看，事態怎麼繼續發展。”他對陪同們說。他在上薩爾茨貝格隱居了幾天。8月18日，《紐約美國人報》的記者卡爾·威甘德（Karl Wiegand）在瓦亨費爾德別墅採訪希特勒時，他發現希特勒還對興登堡的拒絕怒氣沖沖。同一天，在他和前來拜訪的《曼徹斯特衛報》記者路易斯·P.洛赫納（Louis P. Lochner）的交談過程中，他否認了再次盛傳的所謂他們計劃“進軍柏林”的謠言，他的突擊隊夠規矩了，他們決不會偏離守法的路線。
8月初，在東普魯士、上西裡西亞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衝鋒隊發起了一系列政治因素的暴力活動。他們主要針對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黨員，造起多人死亡。基爾的工會組織、左翼報社以及猶太人的活動場所如猶太教堂遭到了襲擊。哈利·凱斯勒伯爵擔憂，這種恐怖行徑是國社黨“勝利之後將在全國更加徹底地大規模推行的行動”的“縮影”。8月9日，中央政府內閣開會討論有關“恢復公共安全的措施”，巴本將新一輪的暴力活動歸咎於“希特勒試圖通過攪亂公共秩序奪取政府的權力”。如果不採取任何制止的措施，將等同於“政府的自殺”。當日內閣頒布特別法，根據這項法令，今後因為政治原因殺人可以被判處死刑。柏林和埃爾賓成立了特別法庭，以便加快對暴力分子的審判。
僅僅幾個小時之後，8月9日到10日的夜間，在波特帕—上西裡斯亞的格利維采縣裡的一個小地方，發生了1933年之前最駭人聽聞的一起謀殺事件。九個穿著制服的衝鋒隊員衝進同情共產黨的礦工康拉德·彼得楚赫（Konrad Pietrzuch）的家中，把他從床上揪起來，在他的母親和兄弟面前將他活活踐踏至死。因為這次犯罪發生在特別法生效之後，他們受到了更加嚴厲的刑事制裁。8月22日，比托姆特別法庭作出裁決：五名被告被判處死刑，一人被判處一年徒刑，其餘三人被釋放。法庭的判決在國社黨黨員中引起了強烈的抗議。希特勒給被判刑的人發去了電報：“面對令人憤慨的血淋淋的判決，無限的忠誠將我的心和你們的心相連，從這一刻起你們的自由關係到我們的尊嚴，我們有責任與一個竟然允許法庭做出這個裁決的政府進行鬥爭。”8月24日，戈培爾在他的報紙《進攻報》上發表了標題為《猶太人難辭其咎！》的文章，他公開挑明了一個月之前希特勒發表競選演講時出於策略考慮沒有明說的話：“同志們永遠不要忘記！你們應該每天上百遍地念誦，哪怕在最深沉的夢裡也不能忘記：猶太人難辭其咎！他們不會不去利用為他們服務的法庭。”
通過公開聲援殺人犯這一舉動，希特勒撕去了臉上的面具，也揭示出他的合法宣言到底是什麼：欺騙民眾的假象。至少到了此時，每個德國人都知道了，當國社黨掌握政權之後，德國將面臨著怎樣的前途。“但是廣大民眾又怎麼能理解，一個規模如此之大的政治運動的領袖居然會毫不顧忌地讚美一夥醉酒殺人犯？”《法蘭克福報》的質問反映了老百姓普遍的看法。哈利·凱斯勒伯爵認為，這是納粹黨開始“失去魔力”的明顯徵兆：“8月13日和波特帕猶如他們體內的毒藥。”但是希特勒又一次得到了庇護式的幫助，它偏偏來自於發起鬥爭的巴本政府。9月初，五名主犯從死刑改判無期徒刑，1933年3月，希特勒掌權幾個星期後，他們得到了赦免。
希特勒業已暴露和表明了，在他的統治之下將不復存在任何法制形式，政治謀殺將變成合法的行動，但這一事實卻並未像哈利·凱斯勒伯爵希望的那樣把人們大量嚇跑。例如亞爾馬·沙赫特，他的名字出現在施萊謝爾和希特勒商定的內閣名單上，1932年8月底，他趕緊向“親愛的希特勒先生”保證他“不變的同情”。雖然他知道，希特勒“不需要安慰”，可是在其遭受挫敗的時刻，他應該說上一句“真心誠意的安慰話”：“您的運動蘊含著如此強大的真理和必然性，因此它必然以這種方式或那種方式取得勝利。在運動的蓬勃發展時期，它沒有被虛假的偶像誘惑。我堅定地相信，目前，當您很快將被迫轉入防守時，您同樣能抵禦住與虛假的偶像結盟的願望。如果您能一如既往做您自己，那麼勝利必將屬於您。”沙赫特在文章結尾處做出承諾：“您可以信賴我，把我看作可信任的助手。”這位漢堡著名的老牌文理中學約翰紐姆的畢業生和帝國銀行多年的行長通過這種方式自我推薦，以期得到他非常渴望的“第三帝國”的領導職位。
8月13日以後事情將會如何繼續發展？現在整個形勢都陷入了僵局，因為雙方都沒有實現自己的目標，巴本沒有進一步讓國社黨參加到政府工作中，希特勒也沒有在總統制內閣中獲得關鍵的權位，他原本想以此作為徹底消滅魏瑪“體制”和建立獨裁的基礎。興登堡直截了當地說“不”之後，他無法再對這個方案寄予任何希望了。現在的問題是，他們是否應該重新和中央黨就建立聯合政府問題進行談判，還是像希特勒已經威脅過的那樣，走堅決反對巴本內閣的反對黨路線。8月25日，希特勒和戈培爾在貝希特斯加登討論了三個可能的方案：“可能是總統制內閣。這是最理想的，但是不太可能。或者我們和中央黨合作。不太理想，但是目前相對容易。或者做最頑固的反對派。很不理想，但是如有需要的話也可以考慮。”他倆正在討論時，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來了，他告訴他們兩天前他和前總理海因裡希·布呂寧在圖賓根的一處私宅裡交談的全部內容。施特拉塞爾暗示了——至少按照布呂寧的記憶是這樣的，一旦國社黨和中央黨很快結成了聯盟，希特勒將放棄總理職位。但希特勒決不可能放棄總理之位，從戈培爾的日記也能明顯看出這一點：“施特拉塞爾強烈贊成中央黨方案，而我和希特勒則贊成繼續堅持總統制內閣的想法。”8月29日，當布呂寧和希特勒在格魯內瓦爾德地區一個工廠主的家中會面時，布呂寧已經表明，他不準備把普魯士總理和內政部長的職務及對普魯士警察的管理權拱手交給希特勒，更不會讓他當黑—褐聯合中央政府的總理，因此國社黨不再考慮與中央黨聯盟了。但是國社黨還繼續和中央黨進行非正式的談判，因為他們想通過建立國會多數派對興登堡和他周圍的人施加壓力，同時讓德國民族人民黨（DNVP）乖乖聽話。“很多人指出，希特勒和布呂寧今後將搞到一起，那樣可能產生一個對經濟界、對我們相當可怕的政府。”8月19日，胡根堡在給聯合鋼鐵股份公司的主席阿爾伯特·弗格勒的信中寫道。
巴本政府用雙重策略應對希特勒的宣戰：一方面他們改變了經濟政策，他們決定採取一系列刺激國內經濟發展的措施，特別是給企業減稅，讓企業能夠僱用更多的剩餘勞動力，同時放寬勞資協議的義務約束，這也迎合了企業主一貫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內閣裡推行內政部長蓋伊爾在8月10日部長會議上首次提出的計劃：解散國會，並把下一次選舉的時間推遲，解散議會到下一次選舉的時間間隔將超過憲法第25條規定的60天期限。“無疑我們的做法和憲法有衝突，但支持與否，最終是總統的事。”8月30日，巴本、施萊謝爾和蓋伊爾來到諾伊德克莊園。他們向總統說明，現在“國家處於非常狀態”，因此必須採取非常的措施，總統終於被他們說服，同意無限期地推遲下一次選舉。同時總統簽署了解散國會的全權委託書。
在興登堡授權巴本內閣進行違憲行動的同一天，國會召開了立憲會議。此前希特勒在國社黨議會黨團面前發表演講時強調“運動對權力的要求”：“今天他以前所未有的沉穩和自信期待著運動的發展。”赫爾曼·戈林被國社黨（NSDAP）、中央黨（Zentrum）和巴伐利亞人民黨（BVP）投票選為國會議長。雖然第一副議長的位置傳統上由第二大政黨——也就是社會民主黨（SPD）擔任，這次國社黨卻提議中央黨議員保羅·勒貝（Paul Löbe）為候選人。於是，正如《民族觀察家報》指出的，出現了“一個沒有馬克思主義分子的國會主席團”。國社黨的戰術進軍路線很明確：他們已風聞巴本政府的應急計劃，現在他們想顯示——正如戈林在8月30日的演講中闡明的——“民族主義黨派是新國會中強大的、有運作能力的多數派，因此根本沒有任何構成憲法緊急狀態的事實。”
希特勒還向前更進了一步。8月31日深夜，他在戈林的住所召集親信們召開“秘密會議”，“策劃了大膽的計劃”。戈培爾寫道，“我們將推翻老先生。為此需要保守秘密和周密準備。老先生不想接受我們，他被完全掌控在反動派的手中，那麼他本人就必須被推翻。”他們想通過憲法第43條推翻興登堡，這條憲法規定，經由國會三分之二多數投票同意，可以舉行廢黜總統的全民公決。光是提出這樣的決議也將會嚴重損害興登堡的權威。9月8日和10日，國社黨和中央黨的代表團在國會議長的府邸進行共同反對興登堡的談判。根據戈培爾的印象，中央黨代表人並沒有表示“反感”，但是他們需要有“考慮的時間”。直到布呂寧以退黨相威脅——“只要中央黨議會黨團的任何成員繼續進行有這種意圖的談判”，他們才遠離了該計劃。前國家總理有充分的理由為他被解職的屈辱處境報復興登堡，但是他知道，一旦興登堡倒台，最可能的繼任者就是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