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命中最神奇的事情是他一再得到拯救，”1933年2月初，當前總理施萊謝爾辭職後，剛被任命為新總理的希特勒如是說，“即使他本人都已經放棄了希望。”國社黨主席在1933年初的處境確實看不出有任何希望，他的黨深陷危機之中，黨員們普遍感到氣餒和灰心。衝鋒隊對國社黨領導人的路線極度不滿，情緒處於爆發的邊緣。與1932年初相比，現在國家社會主義運動與政權的距離似乎更為遙遠了。1933年初，希特勒在給女友維妮弗蕾德·瓦格納的信中抱怨，幾個星期來他承擔著“辛勞艱苦的工作”。每日在舊患之上又添新憂。“現在我體會到，在眾多德國偉人中，為何我年輕時偏偏喜歡談論瓦格納和他的命運，我們同樣必須與仇恨、嫉妒和無知進行永恆的鬥爭。”
雖然對外表現得極為自信，希特勒的處境到底有多危急，從他12月30日在上薩爾茨貝格口授的新年寄語就能看出來——而且他口授時扯直了嗓門，人們在整個豪斯瓦亨費爾德樓都能聽到回聲。晚上他向他的忠實追隨者宣讀了這份宣言，戈培爾表現得很興奮：“沒有妥協。戰鬥到你死我活。希特勒太棒了！激進到極致。”黨主席捨棄了所有為贏得資產階級歡心在企業家們面前的表演和1932年前幾輪大選中採取的戰術策略，他極富攻擊性的、同時又具有邪教乖戾意味的語言再次暴露出狂熱反猶的啤酒館煽動者的本質：“國際猶太人作為文化倡導者幾乎在世界上所有國家率領著無能的低等種族反對文化——並且反對高等人類創造和維護人道主義生活的能力，用自由主義降低其抵抗力。”“世界革命的猶太知識階層”已經在蘇聯完成了破壞工作，他們以此為出發點有計劃地“通過線和點的網絡向全世界散佈病菌”。只有一個國家能抵禦這個危險：墨索里尼統治的意大利，“讓它獲得新生的主導思想是法西斯主義”。“我們看到，只有在那個國家、那個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制國家被消滅了，並由此具備克服和剷除馬克思主義的內部條件。”
希特勒再次表示拒絕一切妥協。他“今日徹底下了決心，他決不會拿運動的長子權換取參與政府卻手中無權的蠅頭小利。”“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他將堅決反對“德意志民族最驕傲最偉大的崛起運動用它的歷史使命換取幾個部長席位”。這些話只能表明，希特勒不肯放棄他的“要麼全部，要麼全不”的策略，這預示著他的運動未來在政壇上的道路將越走越褊狹。
僅僅四個星期後，希特勒成為國家總理。對於很多觀察家來說，這一出人意料的轉折並非如後來國社黨宣傳中聲稱的“奪權”是“意志的勝利”——它是幕後邪惡陰謀的產物，它是由少數人、尤其前總理弗蘭茨·馮·巴本在幕後操縱的。“當別人把勝利送到他手中時，希特勒已經是個失敗者。當人們後來為他提供掌權的機會時，他已經玩輸了爭奪政權的遊戲。”1933年2月初，利奧波德·施瓦茨希爾德在他的文章《希特勒總理》中評論。這場政治陰謀中至關重要的問題是誰能接近興登堡，或者借用康拉德·海登的話：“興登堡更肯聽誰的話。”國家的命運最終取決於興登堡的決定。沃爾夫拉姆·皮塔斯的長篇傳記讓我們認識到，垂暮之年的興登堡並非像以往研究者認為的那樣是奸黨手中無意志的傀儡，相反他在每個時期都能自主地作出決策。他是任命希特勒的大戲中的主角，巴本、國務秘書邁斯納以及“憲法沒有授予職權的”總統之子奧斯卡·馮·興登堡是他最重要的副手。
巴本與希特勒1月4日的會晤揭開了序幕，卡爾-迪特裡希·布拉赫爾相當有道理地稱之為 “第三帝國誕生的時刻”。銀行家庫爾特·馮·施羅德為他們穿針引線，他也是“開普勒圈子”裡的人，曾經在1932年11月19日呈興登堡的請願書上簽過名。12月16日，巴本在柏林上流紳士俱樂部中發表演說，演說之後，施羅德和這位前總理攀談起來。談話之間冒出一個想法——到底它是巴本還是施羅德提出來的，現在還有爭議——他們想安排巴本與希特勒進行一次會談。施羅德隨即通知開普勒，巴本想和希特勒會晤。“我認為，在當前情況下，讓希特勒和巴本進行磋商是極端重要的。”12月19日開普勒做出回應。因為巴本肯定“最瞭解現在老先生的情緒如何，我們怎麼才能克服他那方面的阻力。”同一天開普勒給希特勒寫了信，在信中請求擔任會談的聯絡人。他建議把會談的地點放在施羅德的科隆宅邸，他擔保這位銀行家“絕對可靠”。12月26日開普勒通知施羅德，希特勒將在1月4日上午抵達科隆。他希望，主人的“機敏”能夠成功地“掃除會談中最後的障礙”。施羅德寫信詢問當時住在薩爾河畔瓦勒凡根住所的巴本，巴本表示他對會談的時間和地點沒有異議。
對於雙方——不管是希特勒還是巴本——即將舉行的會談開闢了富有吸引力的前景：12月初，曾經提攜過巴本的施萊謝爾讓他在政治上靠邊站，巴本覺得受傷，有心報復，他在與希特勒的合作中看到了讓施萊謝爾下台的可能性，這樣他自己又能成為政壇的重要人物了。而希特勒則認為，如果他與巴本達成協議，他的政黨有可能擺脫因他的決策造成的困境，從而力挽狂瀾、扭轉局勢。他知道，巴本一直擁有拜訪興登堡的特權，他希望借助巴本的幫助能消除總統對其當總理的抗拒心理。雙方都認為，會談應該保持絕密。1月4日希特勒在利普開始邦議會的選舉活動，他沒有直接去代特莫爾特參加開幕大會，而是乘夜間火車從慕尼黑來到波恩。司機施雷克已經等候在火車站外的大奔馳車裡，他把一行人直接送到巴特戈德斯貝格的德雷森旅館吃早飯。不久第二輛垂著窗簾的車子出現了，希特勒、希姆萊和赫斯上了車，前往施羅德在科隆的別墅。開普勒也到了，他直接從柏林到這裡，過了一會兒，大約11:30左右，巴本也到了。
然後希特勒和巴本躲進施羅德的書房裡，談了兩個小時，主人作為沉默的見證人陪伴在他們身邊。根據他的回憶，希特勒先開口，他又一次激烈地批評政府對波特帕事件的審判。巴本回答說，他們應當擱置過去的意見分歧，努力探索他們是否能經過協商共同建立一個由保守黨和國社黨組成的新政府。顯然他建議的是“共同執政”的模式，也就是說，他和希特勒分享權力。為了讓這個方案對國社黨主席具有吸引力，巴本提出把國防部和內政部的權力交給對方。接下去希特勒發表了令人生畏的長篇獨白，他解釋了為何他堅持要總理的職位。他表示願意將巴本的支持者吸收到政府中，只要在權力移交之後他們支持他的種種變革措施。希特勒說頭一個措施是“撤除所有社會民主黨員、共產黨員和猶太人的領導職務”和“重建公共生活的秩序”。雖然雙方的觀點尚有一定的距離，但是他們在分手時承諾將繼續舉行會談。
1月6日開普勒寫信給施羅德，他感覺到“會談在他們期望的方向上產生了良好的影響”。沙赫特也對科隆銀行家表示了感謝，由於他“大膽的撮合，他們非常尊重的兩個人聚在一起協商，這兩個人的合作也許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帶來積極的解決方案”。他希望，“在您的宅邸裡進行的會談能具有歷史性的重要意義”。沙赫特的希望成了真：科隆會晤是到1933年1月30日為止的事態發展的起始點。12月底差不多已經黔驢技窮的希特勒又意外地重新獲得爭奪權力的機會。會談最重要的成果是，巴本和希特勒一致同意放下過去的仇恨，共同努力推翻施萊謝爾。雖然他們還沒有詳細討論新政府的輪廓，尤其總理問題懸而未決，但是已經跨出了第一步。希特勒確信，巴本對興登堡的影響力將對有待協商的合作解決方案產生作用。1月9日希特勒把事情告訴戈培爾，隨後戈培爾在日記中寫下：“巴本激烈反對施萊謝爾，他想推翻他和徹底解決他。老先生還聽他的話，他們住得很近。他已經做好了與我們協商的準備。總理職位或者掌權的部門：國防部和內政部。值得一聽。”
但是他們對秘密會晤嚴格保密的企圖卻落空了。當巴本從施羅德家出來走進車子時，他被蹲點的記者拍進了照片。第二天親施萊謝爾的《每日評論報》登出了大字標題：“希特勒和巴本反對施萊謝爾。”按照天主教報紙《日耳曼尼亞》的說法，這個消息猶如“捅了馬蜂窩”，一時間流言四起。1月5日巴本和希特勒發表共同宣言，他們試圖打消人們認為會談針對國家總理的印象：它只是為了探索“建立一個偉大的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根本沒有涉及”現任內閣的地位。但是障眼法沒有產生什麼效果。連日來報紙連篇累牘地“猜測巨大的謎團”，會晤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施萊歇爾起初有點擔心。1月6日，在和法國大使安德烈·弗蘭索瓦·龐塞特喝茶時，他表達了對前任的不屑。兩人再次見面時他表示：“我的小弗蘭克，你又犯了一個錯誤。”1月9日，巴本去見施萊謝爾，他試圖說明，科隆會晤的目的是說服希特勒加入施萊謝爾的政府——他在回憶錄中還想堅持這個說法。難以置信將軍真會相信這個明顯的謊言。聯合公報確認，這次會談證明所有關於他們之間存在齟齬的報道都是“站不住腳的”。1月9日，巴本告訴總統他和希特勒會晤的事情。如果我們相信邁斯納的回憶，巴本是這樣總結會談內容的：希特勒“放棄了迄今為止堅持的移交全部政府權力的要求，原則上同意加入與右翼黨派共同組成的聯合政府”。興登堡交給巴本一個任務，“以私人身份絕對保密地”繼續與希特勒談判。因此總統並非在無意之間、而是在充分瞭解其後果的情況下參與到旨在現任總理背後建立新的“民族集中政府”的陰謀中，早在1932年秋他們已有意建立這樣一個新政府，由於希特勒的僵化態度而沒有成功。
施萊謝爾無法確定總統是否還支持他。戈培爾在1月10日已經得悉，假如1月底重新召開的國會對國家總理提出不信任議案，總統不會再授予他解散國會的權力。他正在“走下坡路”。1月初施萊謝爾的地位確實岌岌可危。他在1932年12月15日通過廣播電台轉播的政府公告中聲稱自己是“一個熱心社會福利的將軍”，並且保證，不僅將大力實施公共就業計劃，而且還將取消巴本內閣9月5日頒布的允許僱主把工資支付額度控制在協定工資以下的法令。這些聲明讓他觸怒了商界的領袖，他的“異端”觀點——譬如他“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的支持者”和“私人經濟或計劃經濟”的概念已對他失去了恐嚇的效果——更激起了他們的不信任感。反過來施萊謝爾也沒確保自己得到工會的長期支持。 雖然他的國家資助創造就業計劃相當受歡迎，但是與自由工會有緊密關係的社會民主黨堅持“激烈反對”施萊謝爾的路線，因為他們理所應當地認為他是1932年7月反對普魯士的政變的同謀者。
另一方面，施萊謝爾想和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合作的希望已經化為泡影。雖然1月6日國家總理向興登堡引見了國社黨前全國組織部長，並且徵得興登堡的同意，施特拉塞爾有可能被任命為副總理或者勞工部長。但是他對此事已不再積極，因為科隆會晤之後希特勒又有上升之勢，現在幾乎沒有可能再爭取一大批國社黨員支持政府了。
同時帝國土地聯盟——易北河以東大莊園主的院外活動集團——開始大肆攻擊施萊謝爾內閣。他們尤其指責政府沒有對大莊園主採取足夠的保護措施以應對廉價食品的進口，以及對破產農莊實行強制還債的政策。1月11日，興登堡接見了帝國土地聯盟的代表團，其中包括四個主席團成員之一、國社黨員維爾納·威利肯斯（Werner Willikens）。卡爾克羅伊特伯爵將情況描繪得一團漆黑，假如不立即採取 “改善農業經濟狀況”的措施，大禍將會臨頭。總統立刻要求總理以及農業和經濟部部長聽取農業代表們的意見，盡可能進行補償。會談結束之後立即公佈了一項決議，帝國土地聯盟董事會在覲見興登堡之前已經把它轉交給了報界。決議指責政府放任“德國農業貧困化”，這是“即使在純粹的馬克思主義政府裡也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針對正面攻擊，施萊謝爾發表了一個聲明，以後他將不再和帝國土地聯盟代表舉行任何談判。
針對施萊謝爾內閣的煽動宣傳在某些方面類似於對布呂寧所謂“農業布爾什維主義”的攻擊，後者對1932年布呂寧下台也起到一定作用。作為諾伊德克的大莊園主，興登堡一向關心易北河以東大地主的利益，這一次他也不會無動於衷。施萊謝爾由於巴本的陰謀和“交叉前沿”計劃的失敗而被削弱的地位進一步遭到破壞。“施萊謝爾和土地聯盟有矛盾。農民們暴怒了。”戈培爾在日記中評論，他在1934年經過潤色的日記版本中更加明確地表示：“眼下正合我們的心意。”1932年底，施萊謝爾與作為興登堡軍事助手和最親密的顧問的總統之子奧斯卡·馮·興登堡的關係戲劇性地惡化了，也許這讓施萊謝爾的處境更加不妙。兩人產生嫌隙的原因目前還不清楚，但它的後果是嚴重的：施萊謝爾失去了他在興登堡家中最重要的說情者。
更糟糕的是，連德國民族人民黨也和政府疏遠了。1月13日，胡根堡向施萊謝爾提出擔任內閣的經濟和農業部部長的請求，但是有一個前提，這位將軍必須決定建立一個不受國會束縛的絕對專制政權。但是施萊謝爾已經在12月15日的電台講話中聲明， “坐在刺刀尖上令人感到不適”，“沒有人民的廣泛支持，政府無法長期維持統治”，因此他拒絕了胡根堡的請求。一個星期之後，1月21日，德國民族人民黨（DNVP）國會議團以不亞於帝國土地聯盟的尖銳口氣向施萊謝爾政府宣戰：政府傾向於“社會主義—國際主義思想路線”，“在農村製造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危險”，並且“想肅清總統通過任命巴本內閣樹立起來的專制思想”。
以上種種都是對手們反對施萊謝爾的口實。1月10日到11日夜裡，希特勒在菩提樹下大街的國家歌劇院看完威爾第的《茶花女》之後，他與巴本在香檳酒商約阿希姆·馮·裡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位於柏林達勒姆高檔街區的別墅裡會晤。裡賓特洛甫曾經是個軍官，戰後開始做酒類生意，通過與香檳酒生產商亨克爾的女兒聯姻發財致富，1932年8月他第一次見到希特勒，很快加入了國社黨。作為封閉的柏林上流紳士俱樂部的成員，他通過自己的社交關係在守舊派圈子和國社黨之間牽線搭橋。希特勒和巴本到底私下裡具體談了什麼，不得而知。明顯他們沒有取得多少進展，因為希特勒拒絕了1月12日在達勒姆吃午飯時繼續交換意見的邀請。“一切都懸而未決”，戈培爾寫道。
那些日子，希特勒的注意力放在了利普—代特莫爾特邦議會選舉上。他希望借此證明，黨已經克服了年底的危機，它知道怎樣再次贏得勝利。“利普為我們提供了從防禦戰轉入進攻戰的第一個機會。”全國宣傳部部長約瑟夫·戈培爾宣稱。這個人口不過17.4萬、選民僅有11.7萬人的小邦在1月份的頭兩個星期被前所未有的宣傳浪潮淹沒了。國社黨派出了所有著名的演說家，其中包括戈培爾、戈林、弗裡克和奧古斯特·威廉親王（“奧維”）。希特勒本人也在10天之內在16個會場上發表了演說。《利普邦日報》在《希特勒走進鄉村》的標題下譏諷地評論道，“既然偉大‘元首’親自造訪一個個小村莊，人們只需懶散地圍觀國社黨就行了。”因為室內的大廳都太小了，競選領導小組租了三頂帳篷，其中最大的帳篷能容納4000人。為了填滿這些帳篷，觀眾們被大規模地從外地送到開會地點。單單為了1月4日希特勒在伯辛費爾德和代特莫爾特舉辦的開幕大會，專門安排了6輛專列。
希特勒的演講沒有什麼新意：他再次說明為何自己在1932年8月和11月做出不參加政府的決定，“假如我為了蠅頭小利就能出賣自己，我早就可以這麼做了。”誰能征服民心，終有一天政權也將自動歸屬於他。他從祖輩那裡繼承了“農民式的強脾氣”，他可以等待，“直到天命所歸的時刻到來”。消息靈通的人會對希特勒一再重複的誓言——“他不從後門偷偷摸摸進入政府，而是從正門（威廉大街）堂堂正正走進去”——產生懷疑。因為，希特勒和巴本的秘密合作正是有目的地想從後門進入總理府。為了和利普邦當地的社會文化相聯繫，他在演講中還特意提到了切魯西部落首領阿爾米紐斯（譯者註：阿爾米紐斯，又名赫爾曼，日耳曼民族英雄，公元9年在條頓堡森林戰役中擊敗羅馬軍團），並且拿來為國家社會主義的“民族共同體”的宣傳服務。1月5日他回顧了“德意志民族首次富有民族意識的、強勢的、成功的登場，在赫爾曼·切魯西的領導下反抗羅馬暴政”，“內部分裂和力量內耗無論何時都給德意志民族造成嚴重的創傷，國家社會主義的民族共同體將結束這一狀況”。1月12日下午，希特勒和戈培爾前往代特莫爾特的條頓堡森林，參觀紀念公元9年瓦魯斯戰役的赫爾曼紀念碑：“它聳立在霧氣中，顯得如此宏偉。堅決反對法國，這是德國政治的一貫路線。”
圖33：國社黨在利普的競選活動，1933年1月
競選期間，希特勒避開公眾的視線在格雷文堡安下了家——阿道夫·馮·奧尹豪森男爵（Adolf Freiherr von Oeynhausen）名下的一處舊的湖上城堡，就在利普的邊界。他從這裡出發可以輕鬆地抵達這個小邦的每個地方，“記者的狗鼻子沒有嗅到我們，沒有一個記者知道我們的行車路線，”奧托·迪特裡希寫道，“我們來了，然後又走了，沒有人知道我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晚上壁爐談話經常圍繞著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希特勒和他身邊的人摸不清施特拉塞爾的意圖。他們知道，施特拉塞爾1月初在柏林，他們擔心施萊謝爾可能讓他擔任副總理。1月12日，興登堡接見施特拉塞爾的消息傳到格雷文堡，他們認為自己的憂慮被證實了。“我料到叛徒會這麼干”，戈培爾咒罵，“我一直看得很清楚。希特勒感到驚愕。一切取決於利普的選舉。”
1月15日晚上，選舉結果出來了：國社黨獲得39 064票（39.5%），比11月份多了6000票，但是比1932年7月的選舉結果還少了3500票。《福斯日報》評論說：“如果希特勒集中的大規模的宣傳在以農村為主的新教選區也只爭取到選民中的少數（61:39），那麼我們不得不得出結論，要求掌握百分之百的權力是自欺欺人的狂妄空談而已。”提奧多爾·沃爾夫在《柏林日報》上發表了更加尖銳的評論：“說實話希特勒從利普戰役中帶回家的戰利品只是一隻挑在劍尖上的蒼蠅。”但是國社黨的宣傳依舊把選舉結果當作一次偉大的勝利來慶祝，“黨處於上升之勢。因此這是值得的。”戈培爾滿意地說。《民族觀察家報》也認為，利普選舉“無可否認地證明國社黨完全結束了停滯狀態、重新開始上升態勢，國家社會主義的浪潮再次高漲”。這些宣傳還是產生了心理影響：希特勒在黨內的地位再次得到鞏固，他在與巴本的談判中的地位更加強勢。
希特勒借此東風在1月16日魏瑪黨區主席會議上對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來了一次清算。他講了三個小時，假如說黨內從前還有施特拉塞爾的同情者的話，此後他們再也不敢出聲了。“希特勒取得了徹底的勝利。施特拉塞爾事件完全過去了……”戈培爾得意揚揚地寫道，“所有人都離他而去。我樂於看到那個暗箭傷人者落到如此下場。最終他活該一無所有。”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的事業無可置疑地完結了。雖然他沒有被開除黨籍，但是他必須做出承諾，兩年之內不能參加任何政治活動。希特勒臨時取消了原定於1月24日在慕尼黑進行的會晤。黨主席沒有忘記，這個一度如此重要的同事讓他陷入到怎樣的困境中，1934年6月30日，在血洗衝鋒隊的行動中，他下令處決了施特拉塞爾。
希特勒從魏瑪直接來到柏林，以便繼續秘密會談，討論建立一個在其領導下的新政府。開普勒告訴在阿羅薩度假的銀行家馮·施羅德，國社黨領導人“情緒極好，顯然對事情的進程非常滿意”。1月17日，希特勒在戈林的公務宅邸中與阿爾弗雷德·胡根堡以及德意志民族黨的國會議員和黨團主席奧托·施密特·漢諾威（Otto Schmidt-Hannover）會面，“哈爾茨堡陣線”的前合作夥伴們在11月6日的大選前還劍拔弩張地爭鬥著，現在他們的關係卻已緩和下來。1932年12月28日，胡根堡直接寫信給希特勒，建議他們再次進行談判，討論“民族復興運動的各個組成部分是否能結束爭端”，重新恢復統一。德國民族人民黨（DNVP）與施萊謝爾內閣疏遠之後，想與國社黨和解。雖然1月17日的會談沒有取得具體成果，但是希特勒向胡根堡透露，他當總理之後將會在內閣為他留出一個重要位置。談到興登堡時，希特勒相當輕蔑地表示：他不是一個“獨立的因素”，說話就像“放唱片”，“他的政治詞庫中只有80個句子”。當晚德國民族人民黨將會談經過詳詳細細告訴了萊因霍爾德·誇茨，胡根堡看起來“已經和希特勒好好地交流過了，但是雙方還沒有實現完美的溝通”，萊因霍爾德·誇茨寫道。
1月18日中午，希特勒在羅姆和希姆萊的陪同下再次出現在裡賓特洛甫的達勒姆別墅，繼續與巴本進行商談。受到利普競選成功的鼓舞，他比1月4日和10日態度更強硬地堅持要總理的職位。巴本回答說，“實現這一點已經超出了他對興登堡的影響力”。談判似乎已經陷入了死局。為了消除障礙，裡賓特洛甫建議請奧斯卡·馮·興登堡與希特勒見面。他們暫時分了手，沒有確定下次談判的日期。“在此期間他多方努力，試圖建立一個民族集中內閣”，巴本在給魯爾工業家裡茨·施普林格魯姆的信中寫道，“但是由於利普選舉的成功，他卻在希特勒那兒遇到巨大阻力，希特勒不願意作為小夥伴進入內閣。”但是巴本沒有放棄重新當總理的企圖——大多數魯爾工業精英們最歡迎這個方案。
雖然密謀活動耗費了希特勒大量的精力，但他還是能找到足夠的休閒機會。1月18日晚上，他和柏林黨區主席一起觀看了電影《反叛》，路易斯·特蘭克（Luis Trenker）擔任導演並在電影中扮演了男主角——蒂羅爾的大學生，為抵抗拿破侖入侵獻出了生命。“一流的水準”，戈培爾稱讚道，“蒂羅爾民族主義的覺醒。完全是大場面…… 人們可以看到，電影能有多大的影響力，我們又能利用它幹出什麼。”希特勒看得入迷了，第二天他又看了一遍。然後他們在戈林家坐到凌晨5點，交流著觀感：“希特勒言語詼諧，我們笑得前仰後翻。”
即使在激烈爭奪權力的政治拉鋸賽中，希特勒依舊保持著自己的生活節奏，他還試圖營造出平靜和自信的氛圍。下午，人們總是看到他和隨從們坐在皇宮旅館的大廳裡喝茶吃點心。深夜，完成了一天的政治工作之後，他一般在戈培爾夫婦的陪伴下休息放鬆。他很少在深夜3點之前上床。忠實下屬戈培爾為他的健康擔憂：“領導感覺並不舒服。他睡得很少，吃得很少。”1月20日晚上，當他出現在柏林體育館10 000名國社黨幹部面前時，依舊神采奕奕。“掌聲如暴風雨般地響起，語言難以描述。人們認為體育館大概會震塌了。音樂聲已經聽不到了。元首沿著高舉致敬的手臂形成的樹林向前走，身後跟著衝鋒隊員和平日的隨從們。”《進攻報》報道了希特勒的入場。黨的領導人再次號召幹部們不要被挫折嚇倒，不要感染上“該死的失敗主義”精神——對施特拉塞爾的旁敲側擊，而要堅定不移地支持“建立新的民族共同體”的“偉大目標”。最後他發出呼籲：“我們必須磨煉我們的意志，讓它更加堅定；我們要用友情和忠誠為意志祝福。憑借意志，我們能無視目前的任何艱難困苦，有朝一日我們的意志將成為整個德意志民族的意志，度過最艱難的歲月。”整篇講話著眼於讓全黨同志做好長期鬥爭的準備，聽過這篇講話的人也許很難想像，僅僅十天之後希特勒就被任命為總理。
1月22日下午，希特勒在普倫次勞貝格區的尼古萊公墓為霍爾斯特·威塞爾紀念碑舉行落成儀式，從1930年2月威塞爾死後他實際上已經被封為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先烈”。希特勒也在演講中稱他為“烈士”，他的歌曲《旗幟飄揚》成為“幾百萬人衝鋒的戰歌”，他用“自己的犧牲樹立了比石頭和金屬更為恆久的紀念碑”。柏林衝鋒隊方隊在公墓集合之前，先列隊走向比洛廣場，在比洛廣場共產黨總部所在地卡爾·李卜克內西大樓前遊行示威。柏林警察局局長已經禁止了共產黨組織反示威遊行，他出動了14 000名警察以阻止雙方發生衝突。由於共產黨領導人對擁護者們發出了號召，不要理會衝鋒隊的遊行挑釁，這一天過得還算平靜。國社黨的宣傳卻把沒有發生對抗說成是一場偉大的勝利：“衝鋒隊昂首行進，共產黨顏面大失，比洛廣場屬於我們…… 我們打贏了一場戰役。”戈培爾寫道。而社會民主黨的《前進報》卻發表評論：“1933年1月22日，希特勒的褐衣烏合之眾列隊走過柏林共產黨總部的窗前，有意識地挑釁和羞辱他們——那些人可以這麼做，人們卻拿不出有效的抵抗手段，這對於整個工人運動都是一個苦澀的事件。”
1月22日晚上，希特勒在柏林體育館霍爾斯特·威塞爾紀念大會上又一次發表講話，大約10點左右離去，在弗裡克和戈林的陪同下驅車前往達勒姆，巴本已經在那裡等候他們了。國務秘書邁斯納和奧斯卡·馮·興登堡的出現賦予這次新的會談不同尋常的意味。為了保密，兩人先假裝去菩提樹下國家歌劇院看戲，終場之前悄悄溜出來。到了裡賓特洛甫的別墅後，希特勒立即提出他要和總統之子在隔壁房間單獨談話。兩個小時的秘密會談到底說了什麼，人們只能做出一些猜測。有人說希特勒拿非法繼承家產的事情威脅小興登堡（1928年興登堡在沒有交遺產稅的情況下將諾伊德克莊園轉贈給了兒子），這種說法不太可信。更有可能的是，希特勒承諾，他當上總理之後將免除諾伊德克莊園因必要的修繕工作而背負的債務。即使奧斯卡·馮·興登堡沒有完全打消顧慮，至少他在回去的路上對邁斯納表示過，希特勒的話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希特勒倒不太喜歡對方，“小興登堡是罕見的蠢貨”，幾天後他告訴戈培爾。
希特勒認為眼下更重要的是，與總統之子私下裡談話之後，他和巴本的會談取得了明顯的進展。這位興登堡的紅人第一次表示，他願意讓希特勒當總理，他自己當副總理就行了。1月23日早晨，當巴本拜訪興登堡並向他推薦這個方案時，他卻碰了釘子。裡賓特洛甫把消息轉告了希特勒。希特勒當夜回到慕尼黑，第二天他和戈培爾在褐色大廈碰頭，討論事情的進展，希特勒表示：“場地已經清好。巴本將成為副總理，施萊謝爾的位置岌岌可危，他自己還完全沒意識到。”希特勒缺席的時候，弗裡克和戈林繼續在達勒姆和巴本談判。雙方一致認為，如果建立一個興登堡理想中的彙集了重新活躍起來的“哈爾茨堡陣線”各方力量的內閣，興登堡最有可能改變對希特勒當總理所持的反對態度。裡賓特洛甫的記錄說得言簡意賅：“做出了在老興登堡面前建立一個支持巴本的民族陣線的決策”。“興登堡特別重視德意志民族黨的參與”，邁斯納在1月22日晚上告訴胡根堡。國家總統想保留國防部和外交部的權力，也就是說直接負責，因為“依照憲法他擁有最高指揮權並在國際上代表國家形象”。
與此同時，施萊謝爾進一步地失勢了。“施萊謝爾的處境不妙，他什麼時候垮台？”1月22日戈培爾問自己。兩天前，國會元老會明確作出決定，將在1月31日召開國會。到目前為止只有一個小的議會黨團德國人民黨（DVP）宣佈支持政府，施萊謝爾很有可能像前任巴本一樣遭遇毀滅性的選舉失敗。總理在1月16日的內閣會議上已經宣佈，一旦國會把不信任議案提上議事日程，他將再次發出書面的國會解散令。在此情況下，施萊謝爾將實施前任巴本在當政的最後階段考慮過的計劃——即延長憲法規定的60天內進行新選舉的期限，將下一次選舉的日期推遲到當年的秋天，他希望到時候德國經濟能進一步復甦。令人驚訝的是，1932年12月初還堅決反對違憲行為的外交部部長馮·諾伊拉特男爵和財政部部長施韋伯林·馮·克羅西克現在居然贊同施萊謝爾的建議。不過問題在於總理是否能說服興登堡，通過向他指出爆發內戰的危險以達到讓總統拒絕巴本建議的目的，並且得到國會解散令。
1月23日，施萊謝爾在與興登堡的會談中得到了答覆。總統表示，“解散國會的問題，他可以重新斟酌”，“但是他無法承擔延長憲法規定的舉行新選舉的期限的責任”。其實興登堡的決定並不令人吃驚。因為啟動國家緊急狀態方案意味著施萊謝爾承認了，像前任總理巴本一樣，他爭取獲得國會多數支持的政治構想也同樣失敗了。他在尋求與前任一樣的解決方法，而前任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被迫辭職的，興登堡認為他的要求過分了。顯然此時總統已決意讓施萊謝爾下台。另一方面，他通過巴本的秘密會談一直和希特勒保持著聯繫，興登堡知道自己還有其他的選擇，因此更容易下決心。除此之外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幾天之前國會預算委員會提出濫用公款清償虧損的貴族地產的問題。這個所謂“東部援助醜聞”引起了不小的轟動，興登堡的幾位朋友也捲入其中。這些人遷怒於施萊謝爾，認為他沒有保護他們，因而加緊了對他的攻擊。
關於施萊謝爾解散國會之後將取消被延遲的新選舉的流言給國社黨和中央黨敲響了警鐘。1月25日，社會民主黨執行委員會和社會民主黨國會議團領導人“對將會導致政變的頒布所謂緊急狀態法的方案提出了強烈抗議”。普魯士總理奧托·布勞恩甚至提出“反叛政府的號召”。中央黨的主席路德維希·卡斯（Ludwig Kaas）也在1月26日致總理的信中迫切地提出警告，“不要走上不合法理的道路”，“推遲選舉以及它引起的所有法律和政治的後果無可置疑是違反憲法的。”兩大民主政黨的抗議對削弱施萊謝爾的地位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他們沒有想到，更大的危險不是來自於施萊謝爾的違憲行動，而是建立一個希特勒領導下的民族集中內閣。
1月28日上午，施萊謝爾召集他的內閣開會，他宣佈，只有在事先獲得總統解散令的情況下，1月31日他才會出現在國會面前。他不想在眾人面前上演“一場沒有意義的注定要失敗的戲”。如果如預料中的興登堡拒絕授予他全權，他將遞交內閣辭職的申請。當部長們表示贊同他的行動之後，總理中斷了會議，12點過後去見總統。像五天前一樣，興登堡再次冷冰冰地拒絕了授予國會解散令的請求。施萊謝爾沒有“贏得議會的多數”，現在他們只能另找解決方法。20分鐘之後，施萊謝爾返回會議室，告訴他的內閣同事們：他覺得自己在“對一堵牆”發言，“老先生完全聽不見他的意見，翻來覆去地說著老一套”，“我們都深感震驚”，財政部部長在日記中寫道。“由於失去了總統的信任，施萊謝爾內閣兩個月後就被推翻了。”施萊謝爾辭職後，興登堡正式授意巴本與各黨派進行談判，以謀求建立一個新政府。“現在他無疑是興登堡的寵兒，除此之外沒人支持他，整個民族都在反對他，”哈利·凱斯勒伯爵評論，此時他還認為，他即將看到巴本建立的新政府。“當我想到我們又要被這個聲名狼藉的蠢貨和孤注一擲的冒險家統治的時候，我覺得一陣反胃……整件事情混合著腐敗、後台政治、任人唯親，令人回憶起君主專制體系的最糟糕的日子。”
1月27日，施萊謝爾辭職前的一天，希特勒從慕尼黑返回柏林。下午他和弗裡克在戈林的官邸再次與胡根堡以及施密特·漢諾威會面。會談之前戈林宣佈了一個消息，巴本已經表態支持希特勒當總理了，鋼盔團全國主席弗蘭茨·澤爾特也表示願意加入希特勒的內閣。但是德國民族人民黨主席一如既往地態度矜持：他拒絕了希特勒讓他手下的一個人擔任普魯士內政部長的請求，因為這意味著國社黨能夠掌控德國最大的一個邦的警察部門。此外他還要求施密特·漢諾威擔任總理府的國務秘書，另一位德國民族人民黨的政治家擔任國家新聞負責人。希特勒拒絕了。正如裡賓特洛甫寫的，大家“分手時吵得不可開交”。希特勒對胡根堡的態度非常生氣，以至於他立刻就想返回慕尼黑。戈林和裡賓特洛甫好說歹說才勸住他。他們又開始擔心保守黨像去年8月份一樣在快要達到目的時拋棄了他們。“希特勒疑慮重重，他的懷疑有道理，對面是一夥大騙子。”戈培爾情緒激動地寫道。柏林城內有關巴本即將被任命為“戰鬥內閣”首領的流言蜚語加劇了希特勒的猜疑。不管怎麼樣，他拒絕當天再和巴本會面。談判似乎又面臨著失敗的危險。是巴本阻止了失敗。1月27日晚上，他在達勒姆表示，他們不必把希特勒和胡根堡的爭端看得太嚴重。最重要的是，他自己完全贊成希特勒當總理，並且將竭盡全力幫助他在興登堡那裡實現目標。對於裡賓特洛甫來說，這個保證是“整件事的轉折點”。
巴本確實在1月28日說服了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當總理。無論如何，按照相關規定，希特勒組建新政府必須“在憲法的框架內並經過國會的批准”。下午胡根堡與巴本會談時，他顯得比施萊謝爾下台之前態度好多了：“我們必須與希特勒達成協議，盡量限制他的權力。”德國民族人民黨主席為自己索取了國家經濟部長和普魯士經濟部長的職位，“它們必須被掌握在一個人的手裡，以便於推行明智的政策。”希特勒告訴巴本，興登堡可以隨意要求所有的部門——除了內政部和普魯士國家專員，這兩個職位是他為他的黨保留的。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妥協，至少明顯不同於“要麼全部，要麼全不”的立場。其實希特勒推測，根據1930年圖林根模式，佔據這兩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部門就能實現國社黨的奪權要求。巴本和現任財政部部長施韋伯林·馮·克羅西克取得了聯繫，他表示願意加入希特勒領導的內閣，只要“能夠做實事”。諾伊拉特和埃爾茨-呂貝納赫也做了同樣的保證。
1月28日深夜，巴本向興登堡匯報了談判的情況，興登堡對“希特勒表現出來的溫和態度”表示高興，而且大多數他欣賞的曾經在巴本和施萊謝爾內閣工作過的保守派部長們願意在新政府中繼續干，這一事實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興登堡還想把一直掌握在施萊謝爾手中的國防部交給一個他信得過的人。他看中的人是東普魯士第一軍區司令維爾納·馮·布倫堡（Werner von Blomberg）中將，當時他作為德國代表團的成員正在日內瓦參加國際裁軍會議。第二天早晨，奧斯卡·馮·興登堡受命給布倫堡打電話，召他來柏林。雖然已經確定了建立希特勒內閣的方針，但國社黨主席身邊的人還在懷疑總統是否另有打算，“老人家是難以預測的。不要抱任何幻想。”戈培爾警告。
但在1月29日，最終的決議出台了。上午，談判者一致同意組建內閣。巴本贊成希特勒讓弗裡克當內政部長的建議。而希特勒“懷著難以抑制的憤怒”接受了國家總統的請求，由巴本而非他本人出任普魯士國家專員。為了彌補放棄權力的損失，戈林被任命為普魯士內政部長和國家專員的副手。借此他可以染指普魯士警方的事務，胡根堡曾經想避免出現這種情況。希特勒提出舉行新選舉以及隨後頒布授權法案的新條件——1932年11月他在和胡根堡談判時已經提出的想法。顯然他為此需要獲得德國民族黨尤其國家總統的首肯。
下午巴本與胡根堡、澤爾特和迪斯特貝格談判，他試圖打消德國民族黨和鋼盔團領導人對希特勒內閣最後的疑慮。他不僅為胡根堡提供了經濟部部長的職位，還提出可以把國家農業部和普魯士農業部交給他——對於德國民族人民黨極具誘惑力的超級部門，因此他同意了巴本和希特勒商定的解決方案。被定為勞工部長的澤爾特也表示原則上同意加入新政府。只有迪斯特貝格——由於他的外祖父是猶太人，幾個月前遭到國社黨的猛烈抨擊——警告人們當心“希特勒的本質和其瘋狂的群眾運動的發作”。胡根堡沒有理會他的憂慮，他認為，保守黨派在內閣佔絕對優勢，可以抵消國社黨濫用權力的危險，“就是說我們圈住希特勒”。迪斯特貝格預言，胡根堡“終將有一天晚上穿著內衣褲穿過部長花園倉皇逃跑，為了不被希特勒抓進監獄”。但是只有少數德國民族黨成員能這樣眼光敏銳地預見到未來的發展。此時人們雖然意識到與希特勒訂立契約的風險，但是他們認為可以通過“馴服策略”對他加以限制。“既然我們與希特勒合作，我們就必須搞定他”，萊因霍爾德·誇茨1月29日在日記中寫道。他們認為能夠成功，但是不久之後被證明大謬特謬。
巴本對胡根堡隱瞞了希特勒堅持進行新選舉的主張——德國民族人民黨（DNVP）主席不太可能接受的一個要求。他能預料到，在這種情況下國社黨將以DNVP的失敗為代價贏得更多的選票，他所爭取的“圈住”希特勒的計劃將難以實現。下午向戈林通報消息時，巴本給人的印象也是：總統向在皇宮旅館熱切等待的諸位先生傳達的即時消息是“一切安好”。“我們還不敢相信。巴本說的到底是不是真的？誰知道呢？”戈培爾仍持懷疑態度。柏林一直在流傳著這樣的流言，興登堡最終將選擇建立一個沒有國社黨參與的巴本“戰鬥內閣”，而國防部不會袖手旁觀。1月29日下午，庫爾特·馮·哈默斯坦將軍在貝希施坦因的別墅秘密會見希特勒。這位陸軍領導人向國社黨主席提出一個問題：“他認為，總統是真心想和他就政府接管問題進行談判還是只裝裝樣子？”如果是後一種情況，陸軍統帥部願意施加對希特勒上台有利的影響，高級軍官們意在讓施萊謝爾重新執掌國防部大權。希特勒沒有說實話，他告訴對方，事情還沒有決定。他承諾“一旦他弄清楚了”，他會告訴哈默斯坦。
當晚施萊謝爾和哈默斯坦派他們的聯絡人維爾納·馮·阿爾文斯雷本去戈培爾的住所，希特勒和戈林也在場。他的任務是瞭解內閣談判的進程。但是這位密使向前多走了一步，他擅作主張地宣佈：“如果威廉大街的那幫人只是假意與你們進行談判，國防部和陸軍領導人應該向波茨坦駐軍發出警告，把整個豬圈從威廉大街清掃出去。”在場的國社黨頭頭們把這些輕率的話理解為一個明確的信號：興登堡決定建立巴本—胡根堡內閣，而國防軍想發動政變。人們不能排除波茨坦駐軍廢黜總統並逮捕總統之子的可能性。“政變。威脅。真的還是在開玩笑？”戈培爾評論阿爾文斯雷本帶來的消息。“我立刻告知在隔壁房間等待的希特勒和戈林。戈林又轉告巴本和邁斯納…… 我們思考了很長時間。希特勒說了很多話。”國社黨主席很重視這個流言，他通知柏林衝鋒隊隊長格拉夫·赫爾道夫，讓柏林衝鋒隊處於待命狀態。此外被視為“可以信任”的瓦爾特·韋克警官（Walter Wecke，後來他成為赫爾曼·戈林軍團的指揮官）受命“做好用六個警察大隊出其不意地佔領威廉大街的準備工作”。
雖然不久之後政變謠言被證實是毫無根據的，但是它加快了事件發展的進程。巴本更堅定了信念，他們不能再浪費時間了。1月29日深夜，巴本向興登堡呈交擬定好的內閣名單。按照約定國社黨只佔據了三個位置：希特勒擔任總理，弗裡克擔任內政部部長，戈林擔任部長、代理普魯士內政部部長和航空部國家專員。三個無黨派部長曾經是巴本和施萊謝爾的內閣成員：諾伊拉特（外交部）、施韋伯林·馮·克羅西克（財政部）、埃爾茨-呂貝納赫（郵政和交通運輸部）。布倫堡（國防部）、胡根堡（經濟和農業部）、澤爾特（勞工部）是新加入的內閣成員。只有司法部部長沒有定下來。巴本設法讓興登堡相信，他們要和中央黨就加入政府的問題進行談判，因此保留了一個部長職位（後來這個位置由弗蘭茨·居特納佔據，他在巴本和施萊謝爾的政府裡已經是司法部部長了）。內閣的宣誓就職儀式定在了次日的11點。
公眾還不知道總統做出的決定，因此上午的報紙全然是在黑暗中摸索。他們始終認為建立一個不包括國社黨的巴本—胡根堡內閣是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法蘭克福報》猜測，希特勒為了避免加入政府可能再次提出了無法滿足的條件。這是一個普遍的觀點，已經辭職的前總理施萊謝爾也這麼想。他在1月16日的內閣會議上表示，他深信“希特勒不想當政”。但是現在國社黨領導人即將迎來最偉大的勝利時刻。1月29日到30日的夜晚，希特勒和他的同事們在戈培爾的家裡坐到凌晨5點——始終心懷憂慮，某個預想不到的變故也許又會讓一切變成未知數。清晨，布倫堡在安哈爾特火車站下了火車，奧斯卡·馮·興登堡已經在那裡等候他，他立刻把布倫堡送到威廉大街，9點過後布倫堡在總統面前宣誓就任新的國防部部長。
同樣在1月30日凌晨，巴本將胡根堡、澤爾特、迪斯特貝格和施密特·漢諾威召集到他在威廉大街的府邸，告知他們即將舉行內閣宣誓就職儀式。迪斯特貝格和施密特·漢諾威對倉促任命希特勒表示憂慮，巴本“異常激動”地喊道：“假如到11點還不能成立一個新的政府，國防軍就要列隊出發了。施萊謝爾和哈默斯坦建立軍事獨裁的危險已經迫在眉睫。”過了一會兒，希特勒和戈林也到了。黨主席再次證明他是個天生的演員。他疾步走向迪斯特貝格，緊握住他的手，似乎深受感動，眼中噙著熱淚，用莊重的聲音宣佈：“我的報紙對你進行了人身侮辱，我深表歉意。我憑我的良心向您保證，這不是我授意的。”
大約10:45，預定的就職儀式前的一刻鐘，一行人穿過部長花園步行走向總理府。因為總統府在修繕，從1932年夏季開始興登堡住在這裡。其他被任命的部長們陸續到來（除了生病的埃爾茨-呂貝納赫），希特勒、巴本和胡根堡在邁斯納的辦公室就最後尚未解決的問題進行談判。直到此刻希特勒和巴本才告訴DNVP主席解散國會和組織新選舉的意圖。震驚的胡根堡表示強烈反對：11月大選的結果已經準確地反映出各政黨力量的對比，因此沒有必要舉行新選舉。隨後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希特勒一個勁兒地打著手勢承諾，選舉結果完全不會影響到組閣。但是，雖然巴本一再懇求他不要破壞來之不易的協議，措手不及的胡根堡還是堅持說不。因此，政府組閣事實上仍有可能在最後一刻失敗。原定宣誓就職的時刻已經過去了，興登堡逐漸不耐煩了。邁斯納手中拿著手錶衝進房間：“現在是11:15了。你們不能再讓總統久候了。”現在，迪斯特貝格在報道中繼續寫道，“胡根堡屈服了，希特勒贏了。自豪的、得意揚揚的，希特勒像個勝利者一樣率先朝樓上走去，他的‘黨羽們’跟在後面魚貫走上樓梯，老先生已經在一樓等候著新內閣的成員了。”
興登堡與大家依次打招呼，他對“民族主義右派終於實現了統一”表示滿意。然後巴本宣讀了部長名單。宣誓就職儀式後，希特勒發表了簡短的講話，主要是爭取總統對他本人和新政府的信任。12點左右儀式完成。戈培爾發現，興登堡“最後深受感動”。“就是這樣，我們必須完全贏得他。”與此同時，希特勒的心腹們還在皇宮旅館激動地期待著事情的結果。當新上任的總理在眾人的歡呼聲中回到旅館時，大家終於大大地鬆了一口氣。“我們都熱淚盈眶和希特勒握手。這一切都是他應得的。響亮的歡呼聲。”柏林黨區主席寫道，他雖然沒有獲得內閣的職位，但是希特勒向他保證，國會大選之後將把國民教育部犒賞給他。“馬上工作。國會將被解散。四個星期內舉行新選舉。在此之前我沒有官職。”希特勒當天向全黨同志發出呼籲，感謝他們久經考驗的“忠誠和奉獻”，“政治上的巨大成功才得以實現”，“一個重大的任務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必須完成這個任務，也必將完成這個任務”。
圖34：實現了“民族集中內閣”目標，1933年1月30日
從左到右坐著的人：戈林，希特勒，馮·興登堡
最右邊站著的人：阿爾弗雷德·胡根堡，德國民族人民黨（DNVP）主席
晚上，國社黨員舉行了一個小時的火炬遊行，慶祝希特勒被任命為新總理。哈利·凱斯勒伯爵注意到“今晚柏林完全沉浸在法西斯氣氛中。衝鋒隊、黨衛隊和穿著制服的鋼盔團穿過大街小巷，人行道上擠滿了觀眾。皇宮旅館裡和旅館周圍如同在過狂歡節。”他像當時大多數人一樣對國社黨主席上台感到驚訝。希特勒透過新官邸燈火通明的窗戶向列隊走過的遊行隊伍致意，顯得興高采烈。“這位博士是個魔法師”。他讚賞地評價戈培爾即興組織的勝利慶祝活動，“他在這麼短的時間裡怎麼搞到這麼多的火炬？”再過去幾個窗戶，興登堡也站在窗前，像雕塑一樣紋絲不動，接受衝鋒隊的致敬。新的當權者立刻利用了廣播電台的便利。戈林和戈培爾發表了演講，除了巴伐利亞電台之外，德國所有的廣播電台都轉播了他們的演講。戈林將此刻的氣氛與1914年8月相提並論，“同樣是一個民族的爆發”，隨即國社黨的宣傳充滿激情地宣稱，不久後人們應該把1月30日定為“民族崛起的日子”。到午夜時分柏林才逐漸恢復了平靜。希特勒在總理府堅持待到凌晨，東拉西扯地發表了一通獨白，戈培爾驅車去波茨坦見奧古斯特·威廉王子，在那裡又慶祝了幾個小時。“所有人都極度興奮。大約3點回家，上床。睡死過去了。我再也沒力氣了。”戈培爾這樣結束了當天的日記。
1933年1月30日發生的事情，1932年12月底幾乎沒有人相信會成真：年僅43歲尚算年輕的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為中歐最強大的國家的總理。即使是他最親密的心腹如戈培爾也覺得這一變故像個“神話”。“我做夢還是醒著——這是一個問題！”次日早晨魯道夫·赫斯寫信給他的妻子，“我坐在威廉廣場總理府的總理辦公室裡，部裡的官員們踩著柔軟的地毯悄無聲息地走近，以便把文件呈交‘總理先生’……”一天之前他還相信，最後“一切都報廢了”。希特勒也向他透露，由於“內閣中老潑婦”胡根堡的頑固，他曾“數次站在刀鋒上”。
對於很多國社黨的追隨者來說，希特勒領導下的“民族集中內閣”的建立也幾乎像個奇跡。“我們都有飄飄欲仙之感，就像走在一個美麗的難以置信的夢境中。希特勒當上了德國總理！這是真的！再見馬克思主義！再見共產主義！再見議會！再見猶太人！——現在德國到來了！”漢薩同盟的大商人卡爾·文森特·克羅格曼的妻子愛莫倫提亞·克羅格曼（Emerentia Krogmann）歡呼道。 漢堡女市民路易斯·佐爾米茨也同樣激動，1932年底她還因為失望而不再支持希特勒：“多好的一個內閣！！！7月份我們做夢都想不到，希特勒、胡根堡、澤爾特、巴本！！！我在每個人身上都寄予了很大一部分對德國的希望。國社黨的活力，德國民族黨的理智，非政治性的鋼盔團，還有我們無法忘記的巴本…… 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1月30日！”
希特勒的保守派盟友也認為達到了目的。當一個熟人讓他警惕希特勒的權力慾時，巴本的答覆是 “您搞錯了。我們僱傭了他”。而面對波美拉尼亞的貴族地主埃瓦爾德·馮·克萊斯特·施門青（Ewald von Kleist Schmenzin）的指責，他回答說：“您究竟想要什麼呢！我得到了興登堡的信任。兩個月之內我們就能把希特勒擠到牆角，讓他發出尖叫。”希特勒的權力意志和他盡快擺脫幫兇們的決心絕對不容小覷。據說胡根堡在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之後的第二天就對萊比錫市市長卡爾 ·格德勒爾（Carl Goerdeler）說過，他做了有生以來“最大的一樁蠢事”，即他和“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煽動者”成為盟友，但這個說法的可能性不大。因為這位超級部長自認為是內閣中真正的強人，像巴本和其他保守派部長一樣，他相信自己能控制住希特勒並讓他按自己的話行事。還有傳聞已久的魯登道夫1933年1月底寫信給興登堡的事情也被證明不是真的，據說希特勒昔日的同道者在信中指責總統將“德國交給了歷史上最大的煽動者”，“我鄭重地預言，這個人將把我們的國家推入深淵、把我們的民族帶入到無法想像的悲慘境地，後代子孫將因為此舉在墳墓中詛咒您。”都是一些警告的話——如果他真的那麼說了。起初魯登道夫確實對希特勒領導的政府心存疑慮，但在1934年8月初興登堡死後，他和希特勒又重新親近起來。1937年4月，兩人在慕尼黑傾心長談，正式地“和解”了。元首認為昔日的“坦能堡英雄”在加速重整德國軍備的過程中是用得著的宣傳工具。1937年12月魯登道夫去世後，國社黨為他舉行了隆重的國葬。
當然，不僅提拔希特勒的保守派人士，連共和主義者陣營的反對者最初也傾向於認為，實際的大權並沒有掌握在國社黨的“元首”手中，而在巴本和胡根堡的手中。1月31日，哈利·凱斯勒伯爵記錄下他和銀行家兼政治家胡戈·西蒙（Hugo Simon）的一段對話：“他認為希特勒是胡根堡和巴本的囚徒——‘可憐的傢伙’，他還不是很聰明，把自己束縛住手腳送到老奸巨猾的陰謀家巴本和胡根堡手裡。”凱斯勒顯然同意這一判斷，因為幾天之後他預言新政府不會長命，“它僅僅是靠巴本的哄騙和詭計凝聚起來的”。“希特勒現在肯定已經意識到了，他被誘騙了。他被這個政府束縛住了手腳，進退不得。”《福斯日報》起初也用這樣的論斷自我安慰，希特勒“要麼全部，要麼全不”的政策行不通：“他不是作為一個除了自我意志，不肯承認和接受任何規則的獨裁者進入威廉大街的。它不是希特勒的內閣，而是希特勒、巴本、胡根堡的政府，在很多方面有著矛盾，但肯定能團結一致地與現有的一切徹底決裂。”不過報紙對這個前景做出的評論是：“一個危險的實驗，但我們只能旁觀，懷著深深的憂慮和最深刻的不信任。”
德國的猶太人也同樣懷著憂慮，但同時又告誡大家不要恐慌。德國猶太公民總協會主席路德維希·荷蘭德爾（Ludwig Holländer）在2月2日的社論中寫道：“猶太人意識到他們與真正的德國人有不可分割的親密關係，即使此時此刻猶太人也不能失去這一認知帶來的鎮定。”1月30日，佈雷斯勞中學教師、歷史學家威利·科恩（Willy Cohn）得知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他的反應在自認為是德意志民族一部分的猶太人中算比較典型的，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擔心，這意味著內戰！起初右派勝利了，最終共產黨當權！然後一場左翼的革命將要到來，結果不會是溫和的。如果希特勒遵守憲法，他也會被手下人搞下去。總之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年代，尤其對我們猶太人來說！”第二天雖然他覺察到國社黨員在大街上表現得“像勝利者”一樣，他還是堅持自己的預言：“他們也無法解決經濟危機，然後將會出現向左的大反轉！”對共產主義的恐懼還大於對國家社會主義的恐懼——可是很快科恩將改變他的態度。
左翼代表人物也對新政府做出了錯誤的猜想，“哈爾茨堡陣線在希特勒—巴本—胡根堡內閣復活了”，社會民主黨委員會和國會議團在1月30日的呼籲書中認為，它警告社會民主黨的支持者們不要“無組織無紀律地行動”。他們必須在“憲法的基礎上”進行鬥爭，以免給新的右翼政府提供破壞憲法的任何借口。雖然共產黨號召進行“反對希特勒、胡根堡、巴本法西斯主義獨裁的大罷工”，但是建立聯合防禦陣線的呼籲卻沒有得到社會民主黨多少同情，他們無法忘記，不久之前他們還被共產黨誹謗為“社會法西斯”。此外，工會領導人也沒有任何在議會外採取行動的念頭。“組織——而非示威——是眼前最迫切的事情”，德國工會聯合會（ADGB）主席提奧多爾·萊帕特（Theodor Leipart）1月31日提出要求。這位社會民主主義工人運動的代表人物認為，希特勒是易北河以東大地主和萊茵—威斯特法倫重工業資本家中的舊社會反動權力精英手中的囚徒。按照他的觀點，決定政策的方向和內容的人也不是新總理，而是副總理巴本和“經濟獨裁者”胡根堡。他們很快——像預期中的——讓來自布勞瑙的救世主失去了魔力。他們不僅低估了希特勒無休止的權力慾望，也低估了他帶來的危害程度。大多數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家和工會領導生長於帝國時代，很多人還經歷過俾斯麥政府對社會民主黨的迫害。他們或許推測到將出現類似於《社會主義法》形式的新的政治壓迫，但是絕沒有料到國社黨真的會徹底破壞有組織的工人運動。
1939年，塞巴斯蒂安·哈夫納在英國流亡期間寫下了《一個德國人的歷史》，他在書中回憶當年得知希特勒上台時的第一反應是“冰冷的恐懼”，“剎那間我幾乎真的聞到了希特勒身上的血腥氣和污穢的氣息，猶如一隻食肉猛獸可怕而令人噁心地向我靠攏——骯髒鋒利的爪子搭在我的臉上。”但是當天晚上，當這個柏林高等法院的見習律師與他的父親、一位自由主義的普魯士教育改革家討論新政府的前景時，他們很快達成一致意見，它將帶來一些禍患，但是難以維持統治。“一個以希特勒為喉舌的黑色反動政府。除了（希特勒）這個附加物之外，它與布呂寧之後的兩屆政府沒什麼區別…… 不，總而言之，不值得為這個政府大驚小怪。”與此觀察相符，許多德國人明顯對這一事件無動於衷。1932年已經換了三屆政府，人們幾乎見怪不怪了。電影院的新聞片中新內閣的宣誓就任被放到了最後，排在體育賽事新聞的後面。只有少數敏感的觀察家意識到，1月30日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轉折點。特亞·施特恩海姆從巴黎的晚報中得知這個消息，她在日記裡寫道：“希特勒成為國家總理。這種精神羞辱是前所未有的，前所未有！我回家了，噁心得想吐。”克勞斯·曼評論：“希特勒當總理的消息，可怕。從來沒有想到它可能發生。有無限可能性的國家。”
相反對於大多數外國外交官來說，1月30日並不意味著根本的轉折點。塞夫頓·德爾默聽到英國公使館的朋友說，希特勒是“戴著手銬的總理”，“他是巴本和興登堡的囚徒”。英國大使賀拉斯·朗博爾德主張對新政府採取觀望態度。他也認為希特勒是較弱的合作夥伴，巴本才是聯盟的真正設計師：“可以說，希特勒運動能權且生存，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巴本的手段。”但是朗博爾德預言，兩個不平等的合作夥伴之間很快將會爆發衝突，因為巴本與胡根堡復辟君主制的目標與希特勒的計劃不符。大使對諾伊拉特的留任做出了積極評價，他認為這意味著德國的外交政策不會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1月30日晚上，法國大使弗蘭索瓦·龐塞特向巴黎匯報，希特勒—巴本—胡根堡新內閣的成立一直保密到了最後時刻。他最擔心外交政策上的後果：不光德國人，整個歐洲都認為建立一個以希特勒為首的新政府是“一個大膽的實驗”（une expérience hasardeuse），因為希特勒將試圖修改《凡爾賽和約》。但是他依然建議政府保持冷靜、等待事態的發展。2月8日晚上，當他在德國總統接見外交使團的招待會上第一次見到希特勒時，弗蘭索瓦·龐塞特鬆了口氣。他認為新總理看上去“沉悶而平庸”，像縮小版的墨索里尼，沒有主觀能動性和自己的想法。因此，也許總統的顧問認為，希特勒比較容易利用和控制。
當瑞士駐柏林的大使保羅·蒂尼歇特（Paul Dinichert）得到新政府成立的消息時，他正在與“身居高位的德國重要人物”共進午餐。“在座諸位對此事都一無所知”，他在2月2日發往伯爾尼的報告中描述人們的反應，“搖頭，‘它能維持多長時間？’‘好吧，也許結果會更糟糕。’人們議論紛紛。”瑞士外交官清楚地認識到，希特勒當上總理是“政治博弈和拼盤遊戲的結果”，“警覺的、有事業心的巴本先生”是幕後操縱者，“建立在興登堡先生對巴本無與倫比的信任之上”。他像許多評論家一樣犯了錯誤，他這樣描述新的政局：“長期以來爭取絕對專制的希特勒以及他的兩個追隨者被束縛、擠壓和鉗制——我們可以想像出畫面——在他的同事巴本和胡根堡中間。”
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1月30日絕不是後世認為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這一天標誌著一個災難性進程的開始，很快發展成為新總理的獨裁統治，最後導致對波蘭和蘇聯發動毀滅性戰爭和屠殺歐洲猶太人的滔天罪行。希特勒上台是否能被阻止的問題一再讓歷史學家們傷腦筋。當然，德國早就存在著強烈的有助於國社黨成功的思想傾向，其中一部分具有深刻的歷史淵源：例如反西方和反“1789年思想理念”的民族主義， 由於德國在“一戰”中意外的落敗和被視為屈辱的《凡爾賽合約》，它自覺受到嚴重挑戰而演變成插刀論和無戰爭罪責的謊言，以逃避德國對1918年災難應負責任的自我檢討；反猶主義，早在帝國時期的德國所有社會階層中——除了社會民主黨工人階級之外——已經根深蒂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尤其在1918年至1919年革命中，反猶主義又嚴重地極端化了；前民主時期舊精英的影響，所有前高級軍官、易北河以東的大地主、重工業資本家、官僚機構和司法機構的代表人物，他們的政治地位在魏瑪共和國實質上保持不變；魏瑪憲法的體制缺陷，它賦予像某種形式的“皇帝替代者”的總統廣泛的權力並且為他提供了可用的工具“第48條緊急狀態法條款”，一旦像興登堡這樣堅定的君主制主義者當政，面臨1929年至1930年之後危機重重的嚴峻局面，它很容易導致權力的濫用；各黨派缺乏妥協，他們都對議會民主制的長期運轉不靈負有重大的責任——直到最後1930年3月大聯盟破裂，於是迎來了總統制內閣。
雖然1918年至1919年共和國創立時期的疏漏造成了種種先天不足，但是堅定地與帝制國家的遺產決裂並不會造成希特勒掌權的必然結果。阻止希特勒奪權的機會始終存在著。無疑1923年啤酒館政變失敗提供了最好的機會。如果慕尼黑的宣傳家在蘭茨貝格監獄服滿五年的刑期，他是否還能在政治上東山再起是很值得懷疑的。1930年後德國國家危機的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希特勒奪權之路的重要一站——是1932年5月底布呂寧的辭職，興登堡毫不困難地做到了這一點。如果布呂寧還當權，巴本反對“民主堡壘”普魯士的政變就不可能發生，然後到1934年9月任期結束後才會再次舉行國會選舉——到那時經濟極有可能再次復甦，過激政黨的吸引力將會減弱。而相反在7月31日的國會選舉中，國社黨是國會最大的黨派，希特勒有理由提出權力要求。
即使在1933年1月底也存在著阻止希特勒當政的可能性，如果興登堡沒有拒絕授予施萊謝爾國會解散令，給予施萊謝爾他曾經同意給巴本的權力——即延長舉行新選舉的60天期限——或者說如果他忽略可能出現的國會不信任投票，讓施萊謝爾繼續執掌政權。這個方案可能會導致變相的軍事獨裁統治，但它是一個先贏得時間、等待經濟形勢明顯好轉的不錯的機會。在此狀況下希特勒是否敢動員衝鋒隊進行反擊、讓其捲入與國防軍的武力衝突中，似乎很值得懷疑。至關重要的是，興登堡深信巴本及其顧問的話：建立 “民族集中內閣”並用內閣中佔優勢的保守派部長“圈住”和“馴服”希特勒是風險較小的解決危機的辦法。到了戲的最後一幕，易北河以東的大地主憑借他們接近總統的特權對希特勒上台起的推動作用也不小。如內閣多數的右翼保守政客和興登堡身邊的陰謀集團一樣，他們同樣誤判了國社黨主席擺脫任何政治束縛和追求絕對政治權力的能力和決心。相反他們都沉浸於“僱傭”了希特勒的幻想中，他們認為，希特勒能為他們的獨裁政治提供所需要的群眾支持。“希特勒的歷史是一部他不斷被低估的歷史。”“二戰”結束後歷史學家維特·瓦倫丁（Veit Valentin ）這樣說過。
希特勒入主總理府不是魏瑪共和國不可避免的終點，但它也並非“偶然”或者“操作失誤”，如同人們一再重複的、最終埃伯哈特·耶克爾大力支持的觀點。如果沒有戰後和通貨膨脹時期慕尼黑特殊的社會和政治條件，這位退役的大戰二等兵依舊是個害怕社交的離群索居者，他們為他充滿反猶仇恨的長篇演講和他對“11月罪人”與“凡爾賽合約”的攻訐提供了理想的共鳴板。如果沒有重創了德國經濟的全球經濟危機造成的影響，國家社會主義永遠不會發展成群眾運動。國社黨“主席”能用最有效的語言表達出他的救世主渴望——結束混亂恢復秩序、建立“民族共同體”、消除政黨紛爭和階級鬥爭、領導“帝國”重新崛起——並借此實現自己的目的。
人們可以在很多問題上指責希特勒，但是有一點例外，即指責他曾經隱瞞過真實的意圖。相反，他在《我的奮鬥》和無數次演講中以令人吃驚的坦誠宣佈，他掌權後將做什麼事情：對內，不擇手段地利用各種機會“破壞”魏瑪體制；徹底“消滅”“馬克思主義”（這裡包括社會民主黨SPD 和共產黨KPD）；“清除”德國的猶太人，不管用什麼手段。至於他未來的對外政策，他也從未含糊其詞，他首先要修改《凡爾賽和約》，長期目標是佔領東歐的“生存空間”，它將無可避免地引起一場與波蘭和蘇聯的戰爭。那些讓他執掌國家大權的人在以下方面與他目標一致：阻止恢復議會民主制，盡快擺脫《凡爾賽和約》的束縛，擴充軍備，恢復德國的大國地位。至於其他意圖，他們認為新總理並沒有當真或者說他們會對他產生緩和的影響。這一點也被證明是嚴重的誤判。從一開始希特勒與他的保守派盟友們想的層次就完全不同。1941年12月，當計劃中對蘇聯的“閃電戰”在莫斯科城下化為泡影時，他回想起了1933年：“掌握政權對我來說是關鍵性的時刻，人們還想保留公元紀年嗎？或者我們將把新的世界秩序作為一個新紀年開端的標誌？我告訴自己，1933年無異於千年狀態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