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於1933年1月30日入主他所崇拜的帝國締造者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住過的帝國總理府的43歲男人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這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因為希特勒的公開形象後面還隱藏著難以捉摸的個人形象。即使對於他最親近的親信來說，希特勒在某些方面也像個謎團。“看不透的斯芬克斯式的人格。”希特勒的首席新聞發言人奧托·迪特裡希在回憶錄中寫道。多年來有機會近距離觀察黨主席的恩斯特·漢夫施丹格爾也承認，他“從來沒找到打開這個人靈魂深處的鑰匙”，“他真實的想法和感受對我來說始終像一本被封印的天書”。1933年後不久成為“元首”最賞識的建築家的阿爾伯特·施佩爾在1945年6月到7月陶努斯山克蘭斯貝格城堡的第一次審訊錄供時就說過：“對我而言希特勒本人始終是個充滿矛盾和鮮明對立的謎。”“我們似乎永遠無法理解他身上的某些東西”，前法國大使安德烈·弗蘭索瓦·龐塞特1943年在柏林評論。國務秘書奧托·邁斯納曾經忠心耿耿地為希特勒工作過，就像他也曾為前任總統艾伯特和興登堡忠心耿耿工作過一樣，他在1953年寫的回憶錄中認為：“對這個奇人的本性的判斷……將會永遠存在爭議。即使是他多年的老相識或者眼見他成長變化的人也很難對他下一個確切的評語，因為他是一個自我封閉的孤僻者，只有少數人——也只是偶爾地——能窺見他的內心。”
迄今為止的希特勒傳記作者們都順水推舟地將希特勒個性的深不可測推說成“他在政治之外的生活是一片空白”。但這是一個武斷的結論，正如我在希特勒與女人們的關係一章中所闡述的，它沒有提到希特勒把政治與私人生活嚴格分離。如果仔細觀察，我們將發現所謂的空白是希特勒有意製造的部分假象，目的是盡可能掩飾他的私生活狀況並且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捨棄所有私人情感、孤獨寂寞地致力於他的歷史使命的領袖形象。他“已經很久沒有私人生活了”，他在帝國總理的位置上時一直在抱怨。如果想不被他的自我標榜蒙蔽，我們必須透過將希特勒的公開形象以及分內的角色與那個具有獨特氣質和行為方式的真人分隔開的幕布朝後窺探。
解開希特勒之謎的難處在於他人格中蘊含的令人驚異的矛盾和對立。康拉德·海登在1936年流亡期間出版的希特勒傳記中稱之為“雙重個性”，“作為一個人的希特勒”能夠像產生化學現象的媒質一樣，變出用強大的意志力塑造出的第二個希特勒。“在休憩狀態下他幾乎蟄伏於正常的希特勒的體內，而在非常時刻他出現了，用富有英雄氣概的傀儡面具遮住本尊。”正是“人格的分裂”，讓人們難以判斷希特勒的人格。
不少希特勒從前的同道者贊同這個論斷。奧托·迪特裡希談過“他人格中怪誕的雙重性”。他身上的矛盾性“多得過分”，“已經成為他整個人最主要的特徵”。一方面希特勒有著“不同凡響的心智能力和才華”，另一方面，尤其在偏激的反猶主義方面，他又顯示出可怕的“精神上的不開化和偏執”。在他的心中“既有真誠的情感，又有冰冷的殘酷；既有對生命的熱愛，也有暴虐的嚴酷”。阿爾伯特·施佩爾回憶往事時也發現希特勒“奇特的多面性”。1965年5月，第三帝國覆滅20年之後，他在施潘道監獄的牢房裡寫道：“我可以說，他殘酷、不公、不可接近、冷漠、衝動、自怨自艾、鄙俗，事實上他也確實如此；同時他又是上述一切詞彙的反面。他可以是親切的父親、寬厚的上級，和藹可親、有自制力、驕傲，對一切美好偉大的事物抱有熱情。”
在漢夫施丹格爾的回憶裡，他對希特勒的印象也差不多：“他可以很有魅力，但下一刻說的話讓你如臨深淵。他既可以產生偉大的思想，又蒙昧到平庸。他能說服成千上萬的人相信他的鋼鐵意志和堅毅性格是勝利的保證，可直到他成為帝國總理之後他還是個不靠譜到令同事們絕望的波西米亞人。”類似的聲音越來越多，當人們事後試圖用希特勒的本人形象來合理地解釋為何他能在短時間內如此具有魅力時，他們發現自己的說服力根本不夠用。
如果人們第一次近距離觀察希特勒，他們會發現他與印象中的希特勒截然不同。工業家君特·誇爾特（Günther Quandt）在1931年12月與希特勒會面時認為他“僅是平庸之輩”，英國記者塞夫頓·德爾默認為希特勒是個“很普通的人物”，看上去像個當過兵的商務代表。美國女記者多蘿西·湯普森則像我們知道的認為希特勒是個“典型的小人物”。美國環球新聞社的記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在1934年9月的紐倫堡黨代會上第一次見到希特勒時感到失望：“他的臉並無特殊之處——我還以為他看上去會更堅強一些呢——我始終無法理解，他在歇斯底里的群眾身上無可置疑地喚醒了怎樣一種隱藏的力量，讓他受到如此瘋狂的追捧。”
希特勒的外表沒有多少吸引力。“臉部缺乏特色”，盧茨·施韋伯林伯爵回憶在1933年1月30日的就職典禮上首次遇到的希特勒時說，“他的五官談不上和諧，但也並無印證奇特靈魂的不和諧之處，額前的幾縷頭髮和唇上兩指寬的髭鬚給人一種滑稽演員的感覺。”上唇的小鬍子是吸引眼球的鮮明特徵。漢夫施丹格爾早就敦促希特勒刮掉小鬍子，因為它“簡直是漫畫家的絕好素材”，但是慕尼黑的宣傳家一口回絕了：“你儘管放心好了，我的鬍子有朝一日將成為時尚。”可對1925年至1926年間結識的慕尼黑女子阿德爾海德·克萊因（Adelheid Klein），希特勒又另有說辭：“你想像一下我的臉沒鬍子是什麼樣！……我的鼻子太大了，只能通過鬍子來掩飾。”希特勒過大的肉鼻子確實讓臉部顯得不太合比例，1932年克勞斯·曼覺得那是希特勒臉上最討厭最有性格特徵的部位。阿爾伯特·施佩爾則相反，到了第三帝國最後的幾個月，希特勒對他產生的魅力逐漸消退時，他才猛然發現：“希特勒的臉是多麼醜陋、可憎和不合比例啊！”1946年11月底他在施潘道監獄裡捫心自問：“怎麼我那麼多年視而不見呢？簡直是個謎！”
所有與希特勒接觸過的同時代的人都說他五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眼睛。1919年夏季，當歷史學家卡爾·亞歷山大·馮·米勒在慕尼黑大學第一次看到年輕的希特勒時，他首先注意到了“那雙閃爍著瘋狂而冰冷的光芒的淺藍色大眼睛”。1929年7月被維妮弗蕾德·瓦格納聘為助理和家庭女教師的莉澤洛特·施密特（Lieselotte Schmidt）像她的拜羅伊特女主人一樣著迷地崇拜著希特勒，她沒覺察出目光中的冰冷，反而看出善良和熱忱：“只需看一眼那雙美麗絕倫的紫羅蘭色眸子，就能感受到他整個人的情感和心靈。”奧托·瓦格納，1929年秋季開始為希特勒服務，1946年被英國人監禁期間還在審訊記錄中承認他是希特勒的崇拜者，他回憶說：“從一開始那雙眼睛就牢牢吸引住了我。清澈的大眼睛平靜而充滿自信地注視著我。但那種眼神似乎不是來自於眼球，而是來自於某種更加內在的東西，我感覺就像來自於永恆。人們無法解讀其中的含義，可它在訴說，它想訴說。”1933年起當上希特勒女秘書的克裡斯塔·施羅德的描述更加理智一些：“我覺得希特勒的眼睛富有表現力，多數時間透出饒有興趣的研究式的目光，在說話時他的眼神變得越來越生動。”“奇特的美麗的眼睛”，作家格爾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描述1933年11月在音樂廳舉辦的帝國文化協會開幕式上他初次見到希特勒的印象。
人們對希特勒目光的個人感受——冰冷的還是善意的，深不可測的還是饒有趣味、友好的——既取決於當時的情境，也取決於他們對對方的看法。“崇拜者讚美目光中的力量，”希特勒的反對者康拉德·海登說，“而在冷靜的觀察者看來，那種迫視的目光顯得貪婪而刺人，毫無優雅可言，引發的反感多於吸引力。”但即使是用批評眼光看待希特勒的來訪者——比如1933年漢夫施丹格爾在皇宮旅館向希特勒引見的美國大使威廉·愛德華·多德（William Edward Dodd）的女兒——也同樣讚美他的眼睛“引人注目，令人難忘”：“它們看上去是淺藍色的，眼神專注，令人移不開眼，似乎能產生催眠的魔力。”
除了眼睛之外希特勒的手最引人注目，它們“伴隨著動作極富表現力，堪與眼睛媲美”，年邁的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在1923年9月希特勒在拜羅伊特第一次造訪他時充滿仰慕地說：“一雙神經質的手關節柔軟，幾乎像女人的手。”施韋伯林·馮·克羅西克注意到。當哲學家卡爾·雅斯佩斯（Karl Jaspers）1933年5月表達出憂慮“一個沒受過教育的人能否治理國家”時，他在弗萊堡的同事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回答說：“受沒受過教育無所謂……你看看那雙美麗的手！”很多同時代人抱著和這位哲學家相似的傾慕，例如帝國廣播負責人歐根·哈達莫夫斯基（Eugen Hadamovsky）1936年12月給《新文藝》雜誌的通訊稿中將希特勒“無比柔軟的手”讚美成“藝術家和偉大設計師的工具”。裝甲部隊的將軍路德維克·克呂維爾（Ludwig Crüwell）1942年10月在英軍監獄中還表示過：“他的手非常顯眼——太美的一雙手……他的手完全像個藝術家的手。我總是看他的手。”
希特勒留給世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非凡的口才。也許乍一看普通尋常——但走上演講台後他就變成德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煽動家。他的反對者和崇拜者在這一點上的意見分外一致。托馬斯·曼在1939年3月發表的《希特勒兄弟》裡說：“極其低劣但是對群眾有影響力的口才”是希特勒“青雲直上”的決定性條件。康拉德·海登提到“無與倫比的群眾情緒晴雨表”，奧托·施特拉塞爾則認為是“異常敏感的靈魂地震儀”。希特勒懂得像“靈敏的膜片”一樣充當群眾最隱秘的願望和衝動的傳聲器。“他能感覺到群眾的渴望並把它打造成火辣辣的口號。他喚醒在潛意識中打盹的本能，並給予他們某種滿足。”施韋伯林·馮·克羅西克評論說。美國記者胡伯特·R.尼克博克1931年底在褐色大廈初次見到希特勒時認為他是一個謙和禮貌的政治家，當晚希特勒在王冠馬戲場登台後，他驚異地發現：“他在會議開始之前像個傳教士一樣侃侃而言，他是德國政治家裡的比利·星期日（Billy Sunday，譯者註：比利·星期日是一位美國棒球運動員，20世紀早期成為美國最著名和有影響力的傳教士）。信徒們追隨著他，他們和他一起大笑，和他一起感受；他們和他一起譏諷法國人，和他一起對魏瑪共和國發出不屑的噓聲。8000人如同一架樂器，希特勒用它演奏出民族激情的交響樂。”這個美國人從演講者和聽眾的互動以及個人與集體的心理狀態和神經細胞交流中認識到了希特勒的成功秘訣。
希特勒的演說自然不僅能迷住他的信徒。“難得一見的事兒”，1924年11月，魯道夫·赫斯在蘭茨貝格監獄裡寫道，“一個人在群眾大會上既能迷住最左傾的車工，又能迷住右翼的政府議員們。”他的話並不誇張。希特勒的同時代人留下了很多相關的記錄：他們本身反對希特勒及其政黨，可是在群眾大會上他們必須花費很大力氣才抵禦得住此人雄辯滔滔的征服攻略，有人乾脆繳械投降了。作家之子戈洛·曼（Golo Mann）在回憶青年時代的回憶錄中寫到，1928年秋季他去參加希特勒的群眾大會，那時他還是個19歲的大學生，“我努力抗拒著他的能量和說服力，我帶去的朋友是個純血統的猶太人，他卻沒能做到，‘他說得有道理’。他附在我耳邊悄悄說。‘他說得有道理。’——後來我經常聽到人們說出這句話，從身邊聽眾的嘴裡，從意想不到的人嘴裡聽到這句話。”
憑借富有暗示意味的演說技巧，希特勒能對群眾施加近乎催眠的影響力。他不同尋常的鏗鏘多變的嗓音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只見識過後期群眾大會上的希特勒的人——當他們看到麥克風前狂吼亂叫的煽動者和獨裁者時，很難想像出他早年在政治講台上用並不刻意提高的自然的嗓音發出抑揚頓挫的洪亮的音節。” 漢夫施丹格爾評論。1925年3月，巴爾杜爾·馮·席拉赫第一次在魏瑪聽到國社黨主席的演講，當年18歲的他也被希特勒的嗓音吸引住了：“他的聲音完全不同於我以前聽過的演講家……他的聲音低沉嘶啞，具有大提琴般的共鳴質感。他的口音——我們認為那是奧地利口音，其實是下巴伐利亞的口音——在德國中部人聽來有點陌生，所以聽眾正好需要聚精會神地聽。”
希特勒不僅是個天才演說家，還是個具有非凡才華的演員。“有一次他在不經意之間自詡為歐洲最偉大的演員。”施韋伯林·馮·克羅西克回憶說。當然這也是一種過分的自我美化，他坐在獨裁者位子上的時間越長，自我美化的趨勢就越明顯。但是他的確把戴著各種面具登場和輪番扮演各種角色的能力演繹成爐火純青的藝術技巧。“他是個親吻女士纖纖玉手的可愛的聊天對象，一個給孩子們分發巧克力的和藹的大叔，一個握住工人農民長滿老繭的手的正派的政治家。”在貝希施坦因和布魯克曼的沙龍裡或者在席拉赫的魏瑪宅邸中喝下午茶時，他穿西服打領帶，遵照社會禮儀扮演著好公民的角色；在國社黨黨代會上，他穿著褐色襯衫，看上去像個蔑視資產階級上流階層的十足的鬥士。
他在演講時也游刃有餘地轉換著各種角色以滿足各種場合的需要。“他在國會面前像個睿智的政治家；在實業家的圈子裡像個思想中庸的人；在婦女們面前像個喜歡孩子的善良父親；面對大眾他像一座爆發的火山；在黨內同志們的面前，他像個最忠誠最勇敢的人，他號召大家做出犧牲並且決意自我犧牲。”法國大使安德烈·弗蘭索瓦·龐塞特（André François-Poncet）有幸在1935年紐倫堡的黨代會上看到希特勒登台時不同的表現，他驚異地發現希特勒對觀眾的感情具有“令人驚歎的直覺”，“他能為每個聽眾找出一番說辭並以此贏得他需要的掌聲，他使出渾身解數，輪番用辛辣、激情、熟稔和傲慢的腔調說話。”1938年11月接替弗蘭索瓦·龐塞特就任法國大使的羅伯特·庫隆德爾（Robert Coulondre）在貝格霍夫向希特勒遞交國書時，他也愕然地發現：“我還以為將在城堡中看見一位執掌雷霆的朱庇特，沒想到卻在鄉村別墅裡遇到一個平凡溫柔也許還稍帶幾分靦腆的男人。我在收音機邊聽到過這位元首充滿威脅和挑戰意味的嘶啞喊聲，而我現在認識的希特勒卻有著溫暖、平靜、友好和充滿理解力的聲音。哪一個才是真實的希特勒？也許二者都是真實的？”
的確，希特勒審時度勢掌控角色的技藝有多麼靈活，他作為帝國總理對從20年代早期開始成為他的“世界觀”固定組成部分的意識形態的堅持就有多麼僵化。他的意識形態首先包括瘋狂的、種族主義動機的反猶主義，他從中得出必須把猶太人“清除”出德國的結論，其次還有他以修改《凡爾賽和約》為出發點的侵略擴張主義，後者的中心點是要求佔據“東部的生存空間”。
當希特勒想贏得某人的好感時，他能施展出迷人的魅力。20年代末期，阿爾伯特·克雷普斯（Albert Krebs）看到希特勒怎麼在褐色大廈的台階上向恩斯特·馮·雷文特洛伯爵（Ernst Graf von Reventlow）——德國民族主義自由黨的著名黨員，1927年轉而加入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快步走去，用雙手緊握住他的右手並且用 “我親愛的伯爵！”問候他，說話時還帶著諂媚的顫音。“每個旁觀者都知道，希特勒對這位伯爵的看法完全和喜歡好感之類的詞不沾邊。”即使對於他討厭的人，希特勒也能裝出一副有好感的樣子。1931年10月，他成功地籠絡住威廉二世的第二位妻子——“皇后”赫爾米內，隨後她激動地表示“希特勒先生是個多麼招人喜歡的人物”，“他端正坦誠的臉龐，他好看的眼睛和毫不虛偽的表情”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奧格斯特·威廉（又被稱為“奧維”Auwi）王子1933年前加入國社黨，他因幫助希特勒運動打開貴族社交圈子而立下了功勞，元首和他說話時稱他為“王子殿下”，讓旁觀的塞夫頓·德爾默大跌眼鏡。後來希特勒奪取政權之後，王子的地位急速跌落。王子在1934年9月寫給魯道夫·赫斯的信中抱怨說，他從1月份起“完全無法接觸到元首”，希特勒身邊的人“幾個月以來始終在敷衍搪塞他”。 希特勒從未想過復辟皇權，與戈培爾大為不同，他一向對霍亨佐倫家族充滿鄙視。
在必要的情況下，希特勒能像按下按鈕一樣流出眼淚，比方說1930年8月他通過效果十足的表演將反叛的柏林衝鋒隊又收服到自己一邊，還有 1933年1月30日上午為黨報的人身攻擊向特奧多爾·迪斯特貝格道歉。人們稱他為“蒙騙大師”，也同樣因為這種不尋常的偽裝能力，人們才難以捉摸他的人格本質。“激動、出於道義的激憤、同情、激情、坦誠、哀慟、敬畏，他對所有的情緒都有適當的表演套路。如果人們未曾從別的觀察渠道瞭解到希特勒對人權和其他崇高理念的想法，他們很容易被他的演技蒙蔽而落入彀中。”1938年到1943年擔任外交部國務秘書的恩斯特·馮·魏茨澤克（Ernst von Weizsäcker）在1950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寫道。回首往事，阿爾伯特·施佩爾也“無法肯定，何時何地希特勒表現出真實的自己——沒有任何表演、戰術權衡和謊言的偽飾。”
希特勒還有模仿別人表情和說話方式的表演才能。當希特勒模仿巴伐利亞口音的說話急促又喜歡不斷重複的埃爾出版社社長馬克斯·阿曼時，特別能起到活躍現場氣氛的效果，“大家看到阿曼活靈活現地出現在眼前，缺少手臂的一個肩膀抽搐著，右手靈活地打著手勢。”克裡斯塔·施羅德說。他詼諧地惡意模仿魯登道夫第二任妻子馬蒂爾德·馮·克姆尼茨（Mathilde von Kemnitz），“希特勒剝去了這位高貴的女士悲天憫人的、富有哲學氣質和科學素養的、帶有性感色彩的種種外皮，直到最後只留下一棵辛辣的壞洋蔥。”宣傳部部長戈培爾描述希特勒在1936年的一次來訪：“元首用詼諧的口氣說著話，譏諷著王公貴胄和主教們，提神醒腦，他像個真正的演員那樣逐一模仿著他們。”他也沒有放過模仿外國政治家的機會。施佩爾回憶說，1937年9月墨索里尼出訪柏林之後，希特勒模仿這位國家領導人獨特的姿態：“朝前突出的下巴，很特別的右手叉腰的姿勢，叉開腿的站姿，在圍觀者捧場的大笑中，他喊著意大利語的單詞或者聽上去像意大利語的單詞，比如‘Giovinezza’，‘Patria’，‘Victoria’，‘Makkaroni’，‘Bellezza’，‘Belcanto’和‘Basta’。當時的情景真的非常滑稽。”
希特勒不僅能模仿嗓音和語言，還能模仿各種聲響。他特別喜歡在描述戰爭經歷時加上配音效果。“當他想描述索姆河畔一場戰役中的掩護炮火時，他分別模仿法軍、英軍和德軍的榴彈炮和迫擊炮的發射聲、呼嘯聲和擊中目標的聲音等各種高低不同的聲音，還有它們混合在一起的效果，同時還伴隨著機關鎗刺激的嗒嗒射擊聲。”
除了口才和表演才能之外，希特勒還有第三項大本事：驚人的記憶力。弗裡茨·維德曼——希特勒從前在李斯特團時的上級，1934年初又成為他的貼身副官——驚訝地發現，這位“一戰”中的二等兵能夠記起多少他本人早就遺忘的細節。尤其讓人驚訝的是——也是最讓軍人們害怕的是——希特勒對於數字的記憶能力，不論是大炮的口徑、機械裝置和射程，還是戰艦的規格、速度和護板。他把床頭櫃上隨時備用的《艦隊年歷》早就背熟了。顯然他具有形象視覺的能力，也就是說像拍照片一樣將看到的畫面儲存在腦子裡的能力。正如克裡斯塔·施羅德證實的，他不僅能令人吃驚地清楚記得別人的面孔，同時還記得他遇到那人的時間和周圍環境。她經常問自己：“一個人的腦子怎麼能儲存那麼多的事物？”希特勒閱讀書籍報刊的速度也體現了他大腦記憶的驚人儲存能力。“他草草瀏覽著一行行字，經常一眼看完三四行。”奧托·瓦格納驚訝地說，“有時候看上去他似乎只對一段文字或者一篇文章掃了一眼，然後他就知道了其中的內容。”希特勒不僅能背出整頁整頁的書——比如克勞塞維茨或者叔本華的書，為了讓周圍人佩服自己，他還經常把其中的思想據為己有。他還能憑著記憶“哼唱出或者用口哨吹出音樂作品中的所有主題旋律”，比如瓦格納的歌劇《紐倫堡的名歌手》的序曲。
希特勒沒有讀完中學，更不要提大學教育了。為了彌補這個缺陷，他總是發憤學習早年落下的課程。他是個典型的自學者，總是喜歡向身邊受過正式教育的人炫耀他從書本上看到的知識。“他掌握了大量的知識。”希特勒的追隨者和後來的私人秘書魯伯特·赫斯在記錄中寫道，他對此總是深感驚奇，“不管他談論街邊的建築，談論作為未來交通工具或者載著老百姓去野外兜風用的汽車（比如在美國），還是談論戰艦的護板，人們很快發現他對這些都瞭如指掌。”“這個人從哪裡瞭解這些？”當希特勒在一次私人演講中顯示出驚人的歷史和地理知識時，奧托·瓦格納問自己，“他讀過很多書，知道很多東西。一個百科全書的腦子。”
當然，希特勒的知識面有多廣，他的知識漏洞和知識體系就有多大的問題。凡是不符合他腦子裡既定世界觀的東西，他壓根就不會接受。“他不是為了學習而學習。”歷史學家卡爾·亞歷山大·馮·米勒評論說，“他的每個知識碎片都被有目的地整合起來，充滿了目的性，他本人和他的政治權力處於目的的中心位置。”這個中學的輟學生始終不忘炫耀他書上看到的並精心保存的半瓶子醋學問。他不斷地尋找著認可。當他得到認可時，他“高興得像個小男生”，正如赫斯1924年7月在蘭茨貝格監獄注意到的，當時他誇獎了希特勒寫完的書《我的奮鬥》中的幾段話。1927年4月波鴻的一家報紙稱希特勒是“德國最好的演說家”，他的私人秘書看到“他的臉上樂開了花”。“這是第一次，一份與我們關係疏遠的報紙肯定了他。”希特勒作為天降大任的“元首”的自我感覺有多麼膨脹，他早年失敗留下的自卑感就有多麼深刻。他對於擁有超眾的專業知識並且讓他感覺到這一點的人有著過敏的反應。他對知識分子、教授和老師的反感尤為突出。“自詡‘受過良好教育’的大眾群體都是淺薄的自命風雅之輩”，30年代初他對奧托·瓦格納說，“自命不凡、傲慢自大的無能者，他們對自己的愚蠢可笑毫不自知。”有一次在帝國總理府的午餐桌上，他一本正經地宣佈，他“將來會寫一本重要的書”，而且只有他“退休之後”，他才會動筆。可當波恩大學臨床心理學教授瓦爾特·波佩爾羅伊特（Walther Poppelreuter） 1932年7月宣佈將做一個題為“從《我的奮鬥》看作為實用心理學的政治心理學”的講座時，希特勒明顯受寵若驚。他回答說：“這是他的榮幸，一個大學教授首次將他的書當作授課的教材。”
希特勒像許多自學者一樣認為他們比科學家和專家懂得多，因而與他們相遇時面露驕矜——正好是拘謹的反面。施佩爾稱他“半瓶子醋知識的天才”。希特勒不情願地承認他的教育存在著缺陷，可他只是為了政治事業而彌補那些缺陷。希特勒從蘭茨貝格監獄被釋放之後，漢夫施丹格爾攛掇他學習英語，可結果只是徒勞。雖然漢夫施丹格爾自我推薦，每個星期花兩個下午為希特勒上英語課，他卻堅持不同意：“我的語言是德語，對我來說夠用了。”別人動員他去國外旅行以便他能擺脫狹隘的認識世界的視角，他們的嘗試也沒有成功。希特勒總是找出種種新的理由：有一次他堅持說他沒有出國的時間；還有一次說，政敵們會利用他離開的時機把他從領導位置搞下來。這就是說，一個沒有見識過世界的政治家——除了他在比利時和法國打仗的幾年——在1933年執掌了政權。
作為一個暴發戶，希特勒一直擔心別人不把他當回事，同時也擔心自己的舉止顯得可笑。他努力適應社會的禮儀規範，在20年代他還顯得有些不自信。按照1923年11月9日在統帥堂前殞命的朔伊布納爾-裡希特的遺孀的說法，希特勒在社交時“顯得有些壓抑”。當他不認識愛爾莎·布魯克曼給他上的菜餚——比如龍蝦或洋薊時，他會對她說：“尊敬的夫人，請您指點我，這道菜應該怎麼吃。”貝希施坦因，另外一位母親型女性友人，送了他一套新西服、漿洗過的襯衫和漆皮靴。“結果導致了希特勒有一段時間無時無刻不穿著半高跟的漆皮靴，我抓住機會提醒他注意，白天不適合穿這種靴子，更別提作為一個工人領袖出現在貧困的追隨者們面前了。”希特勒明顯偏愛皮褲子也顯得與從1922年至1923年起形成的“元首崇拜”格格不入。1923年7月，當赫斯在上薩爾茨貝格突然看見希特勒穿著長及膝蓋的皮褲子和長袖襯衫的隨便樣子，他也大吃一驚。1926年底1927年初，希特勒還讓他的私人攝影師海因裡希·霍夫曼拍了一系列皮褲和褐色襯衫造型的照片。後來他逐漸放棄了這類服裝，因為它不符合德國人未來救世主的自我定位。他還保持著把新買的衣服穿到公眾場合之前先讓霍夫曼照相的習慣。他從沒有拍過穿泳褲的擺拍照。除了他不會游泳而且不想學之外，他還指出一個可怕的先例：1919年8月《柏林畫報》的封面上刊登了國家總統弗雷德裡希·艾伯特和國防部部長古斯塔夫·諾斯克在波羅的海特拉弗明德海灘的泳裝照片，右翼報紙把照片當作攻擊魏瑪共和國領導人的把柄。
就像他拒絕學外語一樣，希特勒也拒絕為了在社交場合跳舞而上舞蹈課。他認為“跳舞對於一個國家領導人是有失體面的活動”，即使漢夫施丹格爾搬出一個有吸引力的例證——他的偉大榜樣腓特烈大帝絲毫都不蔑視交誼舞，希特勒也沒有表示同意：“舞會是純粹浪費時間，再說華爾茲舞對於男人來說太娘娘腔了。”在1933年2月9日帝國總統接待外國使團的招待會上，大家都注意到，新上任的帝國總理在不熟悉的舞池地板上邁出第一步時顯得多麼不安甚至尷尬。《福斯日報》社會版的女記者貝拉·弗洛姆（Bella Fromm）在日記中寫道：“每個人都在看著希特勒。這位前二等兵顯得有些悶悶不樂和笨手笨腳，顯然不太適應他的角色。燕尾服背後的燕尾影響他的行動。他總是不斷伸手去摸身上原來應該束腰帶的位置，每次當他沒能找到平素能讓他冷靜下來並給予他鼓勵的撐手時，他的心情變得更加惡劣了。他把手絹捏得皺巴巴的，看上去明顯怯場。”
“我認為我的一生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小說！”希特勒在寫給阿德爾海德·克萊因的信中說。也許這位獨裁者想到了曾經說過“我的一生是一本多了不起的小說啊！”的拿破侖。像那位法國皇帝一樣，希特勒也始終沒有擺脫暴發戶的氣息。隨著他的政權在內政外交方面逐漸取得成功，他變得越來越自信，但他在官方接待場合始終緊張不安。就像克裡斯塔·施羅德說的，“他一直害怕失禮”。在客人到來之前，他不放過一切細節，掃視鋪上的桌布，親自調整鮮花的佈置。他在接待藝術家時心情最愉悅，表現得也最放鬆。
圖35：希特勒穿著皮褲和褐色襯衫，沒有在納粹新聞出版物上發表過的海因裡希·霍夫曼拍攝的照片，1927年春天
在此背景下可以理解希特勒出名的、被很多談話對像提過的喜歡獨白的毛病。很明顯，其中隱藏著掩飾不安感的動機。1920年春天，當希特勒在柏林第一次和海因裡希·克拉斯會面時，他先恭敬地向克拉斯問好，隨後這位慕尼黑演說家開始了長達幾個小時的獨白，搞得泛日耳曼聯盟的主席“暈頭轉向”。1931年5月初，首次採訪希特勒的塞夫頓·德爾默描述過他的 “語言失控機制的運行過程”：“我提出了一個問題，他的回答膨脹成一篇演說，期間不斷有新的思想湧入他充滿想像力和無比清醒明白的大腦。在我及時阻止之前，他喊叫起來，好像他在體育館裡對著群眾演說，而不是面對一個英國記者說話。”外交官烏爾裡希·馮·哈塞爾（Ulrich von Hassell）1932年2月初也經歷過同樣的演變過程：希特勒“不斷表現出激情的爆發”，“此時他換成群眾集會演說者的語調，嘴唇顫抖著，目光中顯出奇特的僵直”。經常只需要一個單詞就能引發希特勒狂熱的滔滔不絕的發言。褐色大廈的同事們都害怕遇到這種時刻，因為議事日程上的談話要點被他置之不理了。如果誰敢打斷黨主席的話頭，必然招來他的怒火。“希特勒說話時不知疲倦，說話是他生命的構成要素。”奧托·迪特裡希評論。對於希特勒的身邊人來說，他無止境的說話需要，長期下來是個嚴重的負擔。他們必須忍受沒完沒了的獨白，不能反駁，必須始終表現出欣賞的興趣，只要插一句話就能引發說話者更加冗長的話。這個自我中心主義者被自己的話迷住了，根本沒注意到聽眾們的感受。
圖36：希特勒1934年9月30日寫給阿德爾海德·克萊因的信，信上有一句話“我認為我的一生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小說！”
在私人的小圈子裡希特勒擺出另外一副面孔。他可以是個可愛的聊天對象，從不教訓人，而是談一些有趣的事情，比方說戰爭中的經歷——“他始終談不夠的最愛的話題”，談建黨初期的事或者1923年11月的政變。他像個會照顧人的“慈父”——和善，喜歡開玩笑，對別人無傷大雅的玩笑話一笑置之。從約瑟夫·戈培爾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扮演的角色有多迷人：希特勒“像父親一樣體貼。我很喜歡他。所有人都熱愛他，因為他的心地善良，很熱心”，他在1929年6月寫道。1931年1月他又強調說：“和希特勒共進午餐……席間氣氛相當愉快，領導像個慈父，他非常照顧我。”
毫無疑問這位柏林黨區主席和後來的宣傳部部長是和希特勒關係最親密的同事，他們之間能談一些私人話題。可是，如果戈培爾認為希特勒“完全信賴他”並且向他傾訴“心中所有的話”，那麼他就錯了。因為希特勒從沒向任何人徹底敞開過心扉。卡爾·亞歷山大·馮·米勒在20年代初期就注意到了“裹挾著他並且把他和周圍環境重重隔離開的孤獨氣場”。布魯克曼夫婦雖然表面上與希特勒有著親密的關係，可他們也無法窺見他的內心世界。“他們像其他人一樣錯看了希特勒，也許程度更深，因為他還時不時地對他們打開一線內心的門縫。”阿爾伯特·施佩爾回憶說，在他一生中很少看到哪個人像希特勒那樣“難得暴露內心情感，即使有時他暴露了內心，也會馬上將它封閉起來”。在他們合作的過程中，有時他覺得“他走近了希特勒，可這只是一種錯覺，只要誰留意聽到希特勒內心的聲音，他就會立刻築起不可逾越的高牆”。1938年2月成為外交部長的約阿希姆·馮·裡賓特洛甫認為，這個被千百萬人崇拜的人在骨子裡十分孤獨：“正如我從來無法走近他一樣，我認識的人沒有一個能走近他……他整個人有一種無法言表的距離感。”
距離感的存在主要並不是由於缺乏社交能力，而是源於他“天降大任”的信念：他希望自己被不可接近的光環圍繞。希特勒不喜歡過分的熟稔和親密。在他周圍的圈子裡，只有少數能和他用“你”相稱的人。他從來沒有知己的真朋友。奧托·施特拉塞爾認為，希特勒害怕“身不由己的傾心和出自本能的親密”時刻，“失去自控、神魂顛倒——對於他來說是可怕的屈辱。”它也有助於理解為何希特勒很難與女性交往。希特勒最難以忍受別人瞭解他在1914年前的往事和在戰爭中的情況。比如說，在20年代李斯特軍團的老兵聚會中，他從來不和從前的戰友們保持聯繫，而是很快地失去了蹤跡。
在早期“鬥爭時代”的戰友們中間，和他們一起坐在黑克咖啡館時，他感到最為自在。他在這個圈子裡可以毫無掛礙地表現出小市民的俗氣一面，而不必擔心別人皺眉反感，“真可怕，看到他和一幫市儈們坐在一起談國事”，戈培爾曾在1931年3月評論。掌權之後希特勒不再參加類似的聚會了。從前的密友按照老習慣熟稔地拍著他的肩膀，這類事情已經不再適應帝國總理的新角色了。現在他和他們也保持著距離。“鬥爭時代”的老熟人也必須稱呼他“我的元首”。只有在11月8日晚上，比格爾布勞凱勒啤酒館傳統聚會結束之後，希特勒才會與“老戰友們”在黑克咖啡館裡重聚。
圖37：理查德-瓦格納-恩克爾·威蘭德和沃爾夫岡拍照，阿道夫·希特勒擺姿勢
1933年之後，希特勒與他早期的贊助者們也拉開了距離。1933年4月21日，也就是希特勒生日的第二天，海倫娜·貝希施坦因對“她親愛的狼”抱怨說，她希望親自送來生日卡，“像以前一樣和他握手”，可是卻被副官威廉·布呂克曼以“他找不出一點時間”打發了。雖然希特勒有時還會注意到從前的女贊助人——比如說1934年12月他授予她金色黨章；1936年5月她的丈夫去世後，他親自來祝賀她的生日，但是舊有的親密關係不復存在，特別是因為海倫娜·貝希施坦因一直毫不掩飾地批評納粹統治下的某些現象。希特勒和慕尼黑的布魯克曼夫婦的關係比較親近。希特勒不僅授予他們金色黨章，還送給他們一輛汽車。可不管如何，愛爾莎·布魯克曼意識到她的“寵兒”不像從前一樣經常來看她。“元首”現在“難得一見”，她在1934年3月的一封信中抱怨說。
是否真的如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在30年代的一次談話中對奧托·瓦格納說的，或者如康拉德·海登和伊恩·克肖等傳記家們猜想的：希特勒“和其他人沒有真正的感情聯繫” ？ 這樣絕對的判斷不符合事實。希特勒有好幾個類似家人的私交圈子。其中包括霍夫曼，直到1933年後他還是霍夫曼在慕尼黑—伯根豪森別墅中的常客。天氣好的時候， “元首脫下外衣，穿著襯衫躺在草地上” ，隨從人員看到，“他在霍夫曼家就像在家裡一樣。有一次他還帶來路德維希·托馬的一本書，選擇其中的一篇文章朗讀出來”。
希特勒在拜羅伊特的瓦格納家中也受到家人般的款待。施佩爾注意到，希特勒“在這個圈子裡比平時輕鬆”，“在瓦格納家中他明顯覺得安全，沒有擺架子的必要”。他不僅和女主人從1926年開始就以“你”互稱，而且和瓦格納家的四個孩子也相處得如一家人。他願意讓他們給自己拍照，帶他們乘著奔馳增壓型汽車去旅行，晚上在育兒室裡給他們講故事。“他關懷備至地對待孩子們”，維妮弗蕾德·瓦格納回憶說。莉澤洛特·施密特描述1936年5月初希特勒對拜羅伊特的一次私人訪問：“他滿臉幸福地從孩子們看向母親，又從母親看向孩子們。他心中明白，他在世界上能找到的最美的家鄉就在瓦恩弗裡德，在身邊這些人中間。”
希特勒在柏林主要和戈培爾一家保持著來往。1931年12月他是瑪格達和約瑟夫·戈培爾的證婚人，1933年之前他在戈培爾家中度過許多夜晚，掌權之後他還經常在戈培爾萬湖湖畔的克拉多夫夏季別墅以及後來施瓦能島的夏季別墅裡度假。他們一起划船，希特勒時常盤桓到深夜。這個獨裁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參與到戈培爾的家務事中，生育了多個子女的瑪格達每次生完孩子之後，希特勒都會去醫院探望她，他們還在一起慶祝生日。希特勒很喜歡和孩子們玩，他尤其喜愛大女兒黑爾加，有一次他甚至說過，“如果黑爾加年長20歲，而他自己年輕20歲，他會娶她做妻子。”1936年12月19日戈培爾夫婦結婚5週年的紀念日，這位朋友沒有來參加，但次日不忘親自送來鮮花和祝福。“我們感到很感動和榮幸，他在我們家如此愉快。”宣傳部部長在記錄中寫道。1938年秋季，戈培爾夫婦因戈培爾和捷克女演員麗達·巴洛瓦（Lida Baarova）的婚外情而鬧離婚時，希特勒堅決反對——其中不無自私的動機，他想和戈培爾一家繼續保持家人般的關係。
在選擇下屬時，希特勒首先不是從感情出發，而是從是否有用的利益權衡出發。最重要的條件是絕對的忠誠、謹慎以及對他的權威無條件地服從。魯道夫·赫斯——1925年後希特勒的私人秘書——完美符合以上所有條件，因此他在1933年前深受領導的器重。他陪同希特勒進行全國宣傳巡遊，1927年12月20日他和訂婚多年的伊爾莎·普勒萊結婚時，希特勒自然是赫斯老友卡爾·豪斯霍夫爾（Karl haushofer）之外的另一名證婚人。“狼離不開赫斯，他經常在我面前讚美他。”維妮弗蕾德1928年6月寫道。這位未來的政治精英在選擇人才時，“口才好”和“能像他一樣在大庭廣眾之下發表演說”也是加分點。這就是為什麼希特勒長期任用貪腐的赫爾曼·埃塞爾，以及為什麼約瑟夫·戈培爾能在國社黨取得巨大成功並且受到領導的喜愛 。希特勒明顯偏愛像他一樣出身平凡、並非一帆風順讀書上來的人。如果某個下屬有污點或者說履歷不清白，不但不會影響到希特勒對他的任用，恰恰相反，希特勒會用得更放心。因為希特勒知道自己可以更容易地約束住他，也可以更輕易地把他踢出去。
希特勒不喜歡和他用慣的人分開。他對於那些“老戰友”尤其有著忠誠的情感，每次他要開除其中一員時都要經歷一番痛苦的思想鬥爭。他明顯不願意面對面地懲罰某人，更多的時候他會在中午餐桌上或者晚上的聚會中大發雷霆，根據農業專家和後來的農業和營養部長理查德·瓦爾特·達雷的回憶，“然後足以從各種渠道傳到將要倒霉的那個人的耳朵裡”。
希特勒能敏銳地洞察別人的弱點和缺陷，而且知道怎麼利用它們以達到自己的目的。他時常在見面後不久就看穿某人的個性。康拉德·海登稱他是“慧眼識人者和善於物色人才的人”。阿爾伯特·施佩爾捫心自問，為什麼他像其他很多人一樣被希特勒的“處世魔法”所迷惑，他得出的結論是：“他不僅能把公眾當作演奏的樂器，面對單個人時他也同樣是個出色的心理學家。他瞭解對方最隱秘的希望和擔憂。”希特勒能憑借可靠的嗅覺覺察到誰無條件地臣服於他、誰還暗中有所保留。他對後者有著直覺上的反感。“我不喜歡這傢伙”，他習慣於這麼說。如果哪個人試圖進入他小心保護的私生活領域，他心中始終存在的不信任感立刻就會發作；如果哪個人看到他的軟弱之態或者讓他陷入尷尬，他肯定會尋求報復。在他如大象一樣好的記憶裡也保存著諸如此類的事情。這個內心不安的暴發戶其實是個小心眼的人。
1933年之前希特勒已經開始採取把同樣的任務派給幾個下屬的策略——他認為，由此產生的競爭關係可以刺激出最好的效率。同時他還希望平衡對立的勢力，並以此保護自己的統治權不受威脅。普費弗·馮·所羅門在奧托·瓦格納面前稱之為“分而治之（pide et impera）”，後來這位獨裁者又加強並完善了這種馭人之術。阿爾伯特·施佩爾提到“由敵對者組成的精心平衡的體系”，沒有一個屬下，包括手握大權的人，敢於自以為是地認為他能夠“安安穩穩地坐在官位上”。
圖38：1938年10月的官方照片，當時宣佈戈培爾和瑪格達將繼續保持婚姻關係
希特勒的統治方式還有：只有少數參與者能夠瞭解他的計劃，他也絕不向別人透露計劃。即使自認為深受“領導”信任的戈培爾也屢次對希特勒感到惱火：“他在政治事務上採取的緘默態度……我們所有人都在黑暗中摸索。”克裡斯塔·施羅德也證實過希特勒在“保守秘密方面”的“驚人控制力”：“他深信，每個人只需知道他必須完成的任務就行了。”只有嚴格挑選過的下屬們才能與聞某些政治事務，這是希特勒刺激下屬們爭寵時擅用的手段之一。
當希特勒遇到反對意見時，他會因為自信心的動搖而做出高度敏感的反應。正如瓦格納說的，1933年之前他還能在單獨相處的時候平靜地聽取對方的意見並在需要時予以更正，但在人更多的場合他就無法接受別人的任何教訓了。“有時他像突然被關在籠子裡並試圖破壞鐵柵欄的老虎一樣吼叫起來。”所有屬下都見識過他的發怒，就像普費弗·馮·所羅門1930年所遭遇到的：“他咆哮著，對著我大叫大嚷，額頭青筋暴起，眼珠鼓了出來，嗓音又響又刺耳。我真害怕他出什麼事。”阿爾伯特·克雷普斯也注意到，“希特勒罵人可不怎麼好看，那形象對在場的人來說也不甚雅觀”，“從希特勒嘴角流出來的涎水順著後縮的下巴往下淌”。可是他又問自己，大部分的憤怒是否也是裝出來的？因為希特勒從來不會完全失去自控，而是“保持在自己選擇的角色之內”。他在演講時也一樣，即使在極度亢奮的狀態也不會說出未經考慮的話，“表面看來他的情緒已經失控，話語如瀑布般從他的口中噴瀉而出。而實際上他牢牢掌握著韁繩。”巴爾杜爾·馮·席拉赫評論說。財政部部長盧茨·施韋伯林·馮·克羅西克也觀察到同樣的情況，“希特勒雖然總是激情澎湃”，但他同時卻也在用“冷靜的理智”調度著一切，“也許這是那位天才演說家最令人驚歎的天賦——火與冰的混合。”
“火與冰”——施韋伯林·馮·克羅西克用這個矛盾的詞語點出了希特勒最明顯的行為特徵。他在私人交往中有多麼可愛、熱心和充滿同情，同時他在實現政治目標時就有多麼冷酷、漠視人類感情和無情。我們能在此處發現希特勒與大多數前線戰士經歷過“一戰”暴力後留下的後遺症。自我磨礪和對他人痛苦的漠然是它留下的深刻印記，戰後在類似內戰的鬥爭中又得到了強化。雖然這位“一戰”的二等兵並沒有加入到自由軍團的戰鬥中，但是他的政治生涯是從深受戰鬥聯盟和民間武裝的反革命運動影響的慕尼黑社會環境中開始的。從一開始他就把暴力當作對付國內政敵的武器，他也不憚於拿生命去冒險，11月8日至9日的叛亂已經足以證明了。可比格爾布勞凱勒啤酒館的武力登場掩蓋不住一個事實：其實希特勒並不熱衷於扮演一個肆無忌憚使用暴力的魯莽角色。在他開始行動之前，他會先把心理調節到一個特殊狀態，在此狀態下他可以丟掉一切顧忌——他在1934年6月底血腥剷除衝鋒隊領導者時又一次運用了這樣的行為模式。
1931年春季，在斯滕納斯叛亂的背景下，希特勒在體育館點名集合柏林衝鋒隊及其相關組織，當時他使用了一種獨特的手法以確保下屬們的忠誠。施佩爾——當年作為國家社會主義汽車軍團的成員——參加了集合，他有了第一次和希特勒接觸的經驗：“我們沉默著站了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然後他帶著一小隊隨從出現了……但希特勒沒有像我們大家期待的那樣走上主席台，而是走到穿制服的隊伍前面，周圍變得鴉雀無聲。接著他走過一個個縱隊，偌大的場地裡，只能聽到腳步聲。這樣持續了幾個小時。最後他來到我的隊列前，他的眼睛直視著集合的人，似乎在用目光要求他們的承諾。當他走到我的面前時，我感到那雙睜得很大的眼睛在無限的時間裡攫住了我。”當希特勒想考驗下屬們是否立場堅定時，有時他在小圈子裡也用眼睛逼視別人。施佩爾還提起過，有一次在上薩爾茨貝格的茶館桌邊，希特勒開始用眼睛逼視他，他“用了非人的力量”才 “克制住越來越強烈的移開視線的渴望——直到希特勒忽然閉上眼睛，轉而去看鄰座的女人”。
希特勒能對別人進行心理暗示並且使之受制於自己的能力與他某種自我欺騙的傾向有關。施韋伯林·馮·克羅西克1945年後的口供中說，希特勒“被自己語言和思想中的激情陶醉了”，他自己也“完全深信他話中的真實性”，因此他才能夠令別人如此信服。意志堅強的聰明人也屢屢被 “似乎出自於內心的感動和堅信”的話語折服。當他們去找元首時，心裡下定了決心，一定要在某個問題上提出反對意見，可是希特勒只“花了短短時間，不費吹灰之力就改變了他們的想法”。也許黨區領導們在各自職權範圍內都是“小帝王”——可是他們在希特勒身邊只是“卑躬屈膝的小人物”，“他們沒有勇氣反駁他，似乎在他面前放棄了自我”。
在褐色大廈希特勒的辦公室裡掛著腓特烈二世的肖像，但是這位偉大普魯士君王的責任感和職業道德對於他的奧地利崇拜者來說是陌生的。他沒有固定的辦公時間，平時很少注意準時。當上帝國總理後的一個星期，他似乎有所改變。“領導無比自信地出現了。他準時了！！！還總是提早幾分鐘！！！啊，一個新的時代和新的作息時間表開始了！”魯道夫·赫斯興高采烈。但很快希特勒又故態重萌。1933年前，每當漢夫施丹格爾與某家外國報紙約定了採訪時間，他必須在慕尼黑滿世界地找黨主席。希特勒脫線的不按牌理出牌的工作作風讓他的同事們的耐心飽受考驗。巴爾杜爾·馮·席拉赫回憶說，他從來看不到希特勒在辦公桌邊工作，不管在攝政王街的家中還是在褐色大廈，“辦公桌對他來說只是裝飾品”。 奧托·瓦格納也注意到，他在黨總部的辦公桌“也總是空著”。當別人說話時，希特勒有時用鉛筆或彩色筆畫素描，但是他從來看不到這位黨主席寫字。“他在說話時構思，他在演說時思考。”同事們需要從他經常洋洋灑灑的發言中梳理出思路的實質核心並且把它變成可執行的實際命令，通常這並不容易。1932年3月他的“忠僕”戈培爾也承認，和希特勒共事很難。“太脫線了。偉大的計劃，可是執行起來有難度有阻力。”
但不管怎麼說，文藝作品中常常兜售的 “希特勒的波西米亞作風讓他無法專心工作”也並不準確。在關鍵時刻，他可以非常自律地完成他的政治任務。比如說當他準備國會或者紐倫堡黨代會上的長篇演講稿時，他可以蟄伏在家數日，“然後拿出驚人的工作成果，他一直工作到半夜”，副官維德曼說。他當上帝國總理之後也從不用代筆的槍手，而是向女秘書們口授文章。克裡斯塔·施羅德描述過他創作的過程：起初他彎著腰站在桌邊寫下幾個關鍵詞，接著他開始用平靜的語氣口授，然後速度越來越快。“他滔滔不絕地一句接一句地說話，說話時在房間裡踱來踱去。有時他停下腳步，站在倫巴赫創作的俾斯麥肖像前沉思片刻，他似乎在養精蓄銳，以便繼續在屋裡踱步。”他的嗓音逐漸提高到最高的音量，拚命打著手勢，漲紅了臉。他的女秘書承認“我在打字過程中有時也心跳加速，希特勒的激動好像傳染給了我”。口述結束之後，希特勒站在桌邊，用鋼筆修改打字稿，有時需要修改一次，有時需要多次修改。當他完成一篇演講稿之後， “他看上去如釋重負”，克裡斯塔·施羅德在記錄結尾部分寫道。
作為一個政治家，希特勒工作方式的獨特之處在於表面的懶散期——外人看不出，其實他在深入思考自己的計劃——和差不多超出極限的狂熱工作期之間的交替。在做艱難抉擇時，他一直習慣於長時間的猶豫。有時戈培爾甚至在日記中抱怨他的“猶豫”和“拖延”。希特勒在做決策時的焦慮心情表現在啃指甲的習慣上。但是一旦當他做出決定之後，他會立刻爆發出火山般的力量，別人的顧慮或者指責都無法阻止他去冒險。希特勒經常按照他所謂的“直覺”行事。他總是突如其來地告訴下屬們：“我今天晚上思考過了，做出了如下決定……”施佩爾在1945年夏季的第一次審訊中說過，希特勒有一種“嗅覺”，也就是對即將發生的事件及其發展的第六感。戈培爾也認為希特勒有“絕妙的嗅覺”，“政治直覺的天分”。這位貌似直覺強大的政治家在奪取權力的過程中做出過多次誤判，他之所以能夠達到目的，只因為別人願意為他打開通向帝國總理寶座的大門，可希特勒的崇拜者們總喜歡忽視這一點。
希特勒獨特的工作方式和決策方式符合他無意之間運用到政治上的藝術家式思維。他的擁護者們願意接受這種“藝術家型政治家”的個人形象。“您瞭解希特勒這個人”，格雷戈爾·施特拉塞爾對奧托·瓦格納說，“他是個藝術家。他的想法來自見鬼的地方，那些想法對他本人來說也捉摸不定，他在我們的面前闡釋它，再把它傳授給我們。”1932年12月初在帝國總理廣場的住宅裡舉辦了一次盛大晚會，電影演員萊妮·裡芬斯塔爾和葛蘭兒·斯萊扎克（Gretl Slezak）也到場了，晚會之後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希特勒 “本人是個藝術家，因此他喜歡所有的藝術家”。希特勒自覺是個“懷才不遇的藝術家”；施佩爾在口供中也說過，相比政治家希特勒更願意成為一個建築家。
就像我們從魯道夫·赫斯的信中知道的，希特勒在蘭茨貝格監獄時就畫過很多建築設計圖。他描繪出 “穹頂跨度超出一百米”的柏林“宏偉的國家建築”的草圖，它的高度超過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從蘭茨貝格監獄被釋放之後，他仍繼續著自己的建築規劃。1928年12月赫斯在寫給父母的家信中說：“作為一個建築師，他的腦子裡已經想好把柏林擴建成新德意志帝國的大都會——他將其中一部分繪製成絕妙的獨立建築的設計草圖……我們大家在他熟悉得如同他的褲子口袋的柏林市內散步，他打著手勢表示要拆毀舊的不美觀的建築群，以便讓現有的或者未來的建築能有更多的空間並產生更美的視覺效果，這種時候我們經常大笑著——但是笑聲中有著嚴肅的意味。”希特勒的建築計劃從一開始就有雄偉壯觀的特徵，他對“宏偉的東西很著迷”。當上帝國總理之後，他搞建築設計不僅 “為了休息和愉悅自己”，就像他1934年4月的私人信件中說的，同時也是為了和他最欣賞的建築家阿爾伯特·施佩爾一起實現他的宏偉計劃，1933年之前他的親信們認為不可能實現的計劃。
作為一個自學者，希特勒始終關注著建築學和建築藝術史方面的重要的新事物。他在攝政王街家中的女管家安妮·溫特在1945年後的審訊中說過，希特勒的私人藏書主要是這類專業書籍，他特別刻苦地學習這類知識。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建築專門書店L.維爾納書店購得那些書。檔案中保存的1931年到1933年間的大量發票證明他是一個多麼好的書店主顧。
除了建築之外希特勒還對造型藝術有興趣，尤其是繪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藝術鑒賞力和藝術品位從維也納時期開始幾乎沒有改變過。這個失敗的畫家和建築師自認是不被世人瞭解的天才，他始終極其反感先鋒派的現代繪畫，認為它受到了猶太人的腐化影響。他對魏瑪共和國的藝術的憎惡感總是通過粗野的咒罵表現出來：“1922年德意志民族當成藝術接受下來的東西，其實在繪畫領域只是一些扭曲的塗鴉。魏瑪共和國時代藝術的墮落讓我們看到猶太人在該領域造成的災難性影響。”希特勒認為19世紀是藝術的繁榮期，德國在此期間“取得了偉大的藝術成就”。他最喜歡的這個時期的畫家包括阿道夫·馮·門采爾（Adolph von Menzel）、安瑟爾姆·費爾巴哈和阿諾德·伯克林。他在1925年繪製 “德國國家博物館”建築草圖時，將其中的主要場館分配給那些畫家。從20年代末期希特勒開始收集繪畫作品，起初是為了佈置他在慕尼黑的家，後來是為了佈置總理府的辦公場所和阿爾卑斯山區的貝格霍夫宅邸。他在海因裡希·霍夫曼的支持下不知疲倦地尋找著新的收藏品。他尤其渴望得到卡爾·史畢茲維格（Carl Spitzweg）和愛德華·馮·格呂茨納的作品。他成為帝國總理之後，有時也會心血來潮地去某個畫廊——比如柏林動物園區選帝侯街59號的卡爾·哈勃施托克畫廊——購買一幅畫。1935年5月，他買到了伯克林的畫《馬人的戰鬥》，按照宣傳部部長的說法，他高興得“像個孩子”。
他始終保持著林茨時代和維也納時代對瓦格納歌劇的熱愛。“元首對我提起他非常尊重並極其瞭解的理查德·瓦格納”，戈培爾在1937年7月寫道。1933年2月13日，大約在掌權兩周之後，希特勒作為貴賓被邀請參加在萊比錫音樂廳舉辦的瓦格納逝世五十週年的紀念活動；直到“二戰”開始之前，他每年帶領眾多的隨從參加拜羅伊特的音樂節，正如他說的“現在已成為他唯一的休閒活動”。他為連年虧損的音樂節提供了堅實的經濟保障，並且下令從1938年開始每年都要舉辦，他在有關演出班子的所有問題上都有重要的發言權。除了瓦格納的歌劇之外，希特勒還喜歡輕歌劇，他多次欣賞過《風流寡婦》和《蝙蝠》，尤其喜愛其中的芭蕾舞表演。
此外希特勒還是個熱情的影迷。1923年11月叛亂之前緊張的幾個月裡，他還時常光顧森德林托爾廣場的電影院。他和漢夫施丹格爾一起去看烏髮出品的默片《腓特烈大帝》。他尤其欣賞電影中年輕的腓特烈看到他的朋友卡特被處死的一幕：“每個破壞國家利益的人都必須被砍頭，哪怕他是自己的兒子！”1926年10月他和魯道夫·赫斯一起去看了電影《賓虛》。即使在奪權之前忙碌的幾年裡，這個電影迷也從不錯過在柏林或者其他地方看最新的電影。1932年2月初，他和戈培爾一起去看了電影《穿制服的姑娘》，赫塔·蒂勒爾（Hertha Thiele）在其中扮演年輕的女孩曼努埃拉，多洛蒂亞·維克（Dorothea Wieck）扮演貝恩布爾格小姐。“絕妙的、自然的、迷人的電影。用最微不足道的手段製造出最偉大的效果，逗人喜愛的姑娘，我被深深打動和感動了，希特勒也一樣。”不久後他們又欣賞了葛麗泰·嘉寶（Greta Garbo）在《伊溫妮》中扮演的角色。即使在1933年1月30日奪權前夕的緊張日子裡，正如已經寫到的，他還抽出時間看了兩遍特蘭克的電影《反叛》。希特勒當上帝國總理之後還保持著對電影的狂熱，但他不再去電影院了，而是晚上在帝國總理府或者在上薩爾茨貝格的府邸放映電影。
他的另外一個愛好與梅賽德斯·奔馳的名字分不開。希特勒是個熱情的汽車愛好者。“我的愛屬於汽車。我要說，汽車給了我人生最美好的時刻”，他在1942年1月承認。他瞭解所有的車型，同時通過閱讀專業雜誌知道“有關閥門、凹輪軸、驅動軸、控制裝置的所有知識，瞭解發動機數據和駕駛性能”。在蘭茨貝格監獄裡，赫斯聽到希特勒用讚賞的口氣說起底特律福特汽車工廠的工作效率，由於使用“泰勒制”他們每天能生產8000輛轎車：“我們的工業也應該努力，實現同樣的工作效率”。但希特勒從沒想過購買美國轎車；早期從政時他從戴姆勒——奔馳得到了他個人的第一輛汽車，從此他一直保持著對戴姆勒——奔馳的忠誠。奔馳公司慕尼黑分廠的經理雅各布·維爾林（Jakob Werlin）也算“元首”的追隨者。1931年希特勒購買了最新型的奔馳轎車——八氣缸770型，7.7升容量gWA——當年最大最昂貴的轎車。賽車手魯道夫·卡拉喬拉（Rudolf Caracciola）親自把車送到了慕尼黑。希特勒希望看到，所有黨的領導人都能開上奔馳轎車，可是這個願望無法實現。在具有決定意義的1932年，奔馳公司的翁克蒂爾克海姆分廠與納粹上層加強了聯繫。梅賽德斯·奔馳股份公司的經理在寫給雅各布·維爾林的信中說，“面對希特勒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對我們的關注”，我們沒有理由“鬆懈，他可以一如既往地信賴我們”。希特勒確實可以這樣做。於是1933年6月奔馳公司又將一輛“大轎車”作為特別獎送給帝國總理。而作為回報，翁克蒂爾克海姆分廠在剛開始起步的“機械化業務領域”獲得了優先照顧。
希特勒自己不會開車，他讓司機替他開車，起初是埃米爾·莫裡斯，1928年初莫裡斯被開除後換成了尤里烏斯·施雷克，1936年5月施雷剋死後換成了埃裡希·肯普卡（Erich Kempka）。在旅途中希特勒總是坐在司機旁邊研究著地圖。他喜歡車子開得飛快。他的“大奔馳汽車”的時速經常超過一百公里。1925年6月底希特勒去柏林時沒有放過在阿努斯賽車道上測試車速的機會，“我們在短短幾分鐘內就達到了時速120～134公里”，魯道夫·赫斯報告說。1933年之前，奧托·瓦格納觀察到，“他不能忍受公路上有別的車輛跑在他的車子前面，一旦發現，他肯定要求司機超過它並把它拋在後面”。當上帝國總理之後，希特勒要求司機限制車速。為了安全起見他現在還有了隨身警衛。奪取政權之前的那些年裡，他的車子在公路上跑過幾十萬公里，不僅為了從慕尼黑到外地參加大會，也是為了“內心的放鬆”。“我們過著真正的吉卜賽人的生活”，他的一位陪同者在1929年1月說。在從慕尼黑到貝希特斯加登的150公里的路上，希特勒經常讓車的敞篷開著；他經常在基姆湖北岸的蘭姆巴赫旅館落腳。他喜歡和隨從們在公路邊的空地上休息幾個小時，在野外吃野餐。那時他表現得很自然，無須再扮演元首的角色：“在冷杉樹下野餐。在綠草地上躺四個小時。希特勒很愉快。他是眾人之中的一員。”戈培爾記錄1933年7月的費希特爾山之行時寫道。
就像漢夫施丹格爾說的，在心情好的時候，希特勒是個“相當令人愉悅的旅伴”，他還喜歡大段吟唱瓦格納的歌劇。晚上在旅館裡，大家通常在一起待很長時間。希特勒時常陷入“沉思”，奧托·瓦格納回憶說，“由於他不參與活動，愉快的娛樂活動逐漸停止了——大多數人紛紛告辭，他請求一兩個人留下來做伴。他們通常再坐幾個小時——聊一些有關上帝和世界的遠離日常生活和當前問題的話題”。
據他身邊的人說，希特勒的私人生活方式“很簡樸，幾乎是苦行僧式的”。但這只是真相的一半。希特勒所謂的“簡樸”有很大一部分是刻意的表演，這種欺騙的假象符合他“來自民間的樸素的人”的自我定位。他對昂貴而快速的轎車的偏愛，還有選擇巴洛宮作為黨部大樓以及他在攝政王街的大宅子，都一點不符合這個形象。雖然阿爾伯特·施佩爾在施潘道監獄寫的日記中對希特勒家中裝飾的“小市民風格”表示不屑：“客廳裡精雕細刻的大塊頭橡木傢俱，玻璃門後的書，繡上溫柔的題詞或者強硬的政黨口號的繡花枕頭。在屋子的角落裡有一尊理查德·瓦格納的半身像，牆壁上掛著鑲有寬邊金色畫框的慕尼黑畫派的田園畫。沒有一件裝飾能顯示出房子的主人已經當了３年帝國總理，空氣裡似乎有烘烤後的油味和酸溜溜的垃圾味。”可這種氛圍符合體面的大資產階級的生活環境，就像巴爾杜爾·馮·席拉赫覺察到的：“一個富裕的工廠主或商人，或者一個有藝術眼光但是作風老派的收藏家，也會這樣生活。”
希特勒在服裝方面不算特別奢侈，而是經過精心選擇。他曾經表示“我的周圍環境必須顯示出氣派，這樣能反襯出我本人的樸素”。他偏愛樸素的制服，專門在威廉街49號威廉·霍爾特斯店中定做制服。而他在生活中穿的常服是在慕尼黑公爵—威廉街27號的米歇爾·維爾納店裡裁剪的。希特勒很不願意讓裁縫量體裁衣或者試衣，即使哪次他同意了，整個過程至多只能持續幾分鐘。他不熱衷於勳章。他只戴一級鐵十字勳章和金色黨章，但他樂意看到跟隨的人身上掛滿各種勳章和獎章，如此更能彰顯他做作出來的樸素。
希特勒在錢的方面比較寬鬆。他似乎沒有普通的銀行賬戶。出門時不帶錢袋和錢包，如果他要用錢的話，副官們把錢暗中塞給他，或者他把錢隨意地放在大衣口袋裡。他讓尤里烏斯·紹布或者威廉·布呂克納幫他管理個人日常生活的開支。馬克斯·阿曼替他管理隨著《我的奮鬥》的迅速熱銷而不斷增長的個人財產。1933年2月初他表態說：他放棄帝國總理的工資，這又一次表現出他想在大眾面前塑造“苦行僧式簡樸生活”神話的心理需求。實際上一年之後他不聲不響收回了不拿工資的承諾。興登堡死後他還收進帝國總統的一份工資，此外附加一年開支的報銷。
有關他的清苦生活方式的神話還包括：他不吃肉，不吸煙，很少喝酒。據奧托·瓦格納和女管家安妮·溫特說，希特勒在1931年9月格莉·勞巴爾死後決定終生吃素。實際上從蘭茨貝格監獄被釋放之後，他已經開始有節制地吃肉喝酒。“根據我的經驗，肉類和酒精有損我的健康。我決心用必要的意志力來戒除我本來也愛吃的酒肉。”他對漢夫施丹格爾說。他再也沒有違背過自己的決心。但周圍的人不按照他的生活方式生活，他也從來不會反對，只是有時在別人面前開一些有關“吃屍體的人”的玩笑。1932年3月底，當希特勒為新婚夫妻巴爾杜爾·馮·席拉赫和亨利葉特·霍夫曼（Henriette Hoffmann）在自己的家中舉辦婚宴時，他看著“巨大的牛排搖頭歎氣：‘唉，你們這些食肉動物啊！’他自己只吃了拌番茄醬的意大利面和一個蘋果。”塞夫頓·德爾默回憶說，1942年4月參加競選時和希特勒一起吃飯“簡直是尷尬的考驗”，因為只吃素食和不喝酒的希特勒發出某種“絕緣的氣息”，“整張餐桌的氣氛都有點拘謹”。
圖39：米歇爾·維爾納裁縫工場，慕尼黑，1931年12月28日為希特勒開具的發票
與這方面的節制形成鮮明對比，希特勒對甜品和蛋糕有壓抑不住的嗜好。漢夫施丹格爾認識希特勒沒多久，他就發現這位慕尼黑酒館鬥士總也吃不夠“維也納摜奶油糕點”。1928年，巴爾杜爾·馮·席拉赫被任命為國家社會主義學生聯盟的全國領袖之後不久，他非常高興地和希特勒坐在了一起：“喝茶時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希特勒在杯子裡放滿了方糖，幾乎沒法再倒進茶水了。他稀里呼嚕地把混合糖漿喝到了嘴裡。此外他還吃了三四塊奶油蛋糕。希特勒注意到了我驚奇的目光，他批評似的朝下看著自己的身體，狡黠地笑著說：‘我不該吃那麼多東西。我會發胖的，但是我太喜歡甜食了。’他說著又要了一塊蛋糕。”長年吃蛋糕和甜食的壞結果表現了出來：希特勒的牙齒很糟糕，1933年底他只能讓柏林的牙醫胡戈·布拉施克（Hugo Blaschke）給他動了一個長期的牙科手術。
席拉赫的話說明，20年代末的時候希特勒還能自嘲。但是隨著元首崇拜愈演愈烈，希特勒逐漸進入了他的崇拜者和宣傳賦予他的角色，他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阿爾伯特·施佩爾生動地描述了這一變化：“他開別人的玩笑，毫不拘束地大聲笑著，甚至真的笑彎了腰，有時他甚至擦去笑出來的眼淚。他喜歡笑，但基本上笑的對象都是別人。”他的笑不是一種釋放，而帶有嘲弄和諷刺的古怪意味，與此相應的，大笑時他把自己的臉埋進斜放在面前的手裡。
希特勒特別擔心他的健康，對疾病的害怕甚至讓他有了明顯的憂鬱症色彩。他擔憂他不會活得很長，因此無法實現自己的計劃。“‘如果我不在了的話！’是他的口頭禪。想出這種話多可怕啊。”戈培爾1927年2月就評論過。1928年底，希特勒感覺到嚴重的胃部痙攣，他以為自己得了癌症，將會像他母親一樣早逝。很長時間他拒絕就醫，後來愛爾莎·布魯克曼說服他去施溫格醫生——俾斯麥私人醫生的兒子——的診所。施溫格醫生診斷是慢性胃膜炎，要求他嚴格節食。希特勒的健康好轉了，但是對早死的恐懼並沒有消失。
阿爾伯特·克雷普斯提起過一個特別的場面：1932年春季，希特勒在漢堡做帝國總理競選的演講，第二天早晨，他發現這位黨主席弓著背疲憊而憂鬱地坐在大西洋旅館的桌邊喝粥。希特勒對來訪者做了有關蔬菜營養的長篇演說，他還說出了對癌症的恐懼：“‘我沒有時間等待！’他從湯盤上方望著我對我解釋說，‘如果我有時間的話，我不會參加競選。’……我不能再失去幾年的時間了，我必須盡快取得權力，以便在有生之年完成我的雄偉計劃。我必須這樣做！我必須這樣做！” 克雷普斯認識到希特勒完成政治計劃時的焦急心態是一種“上升到病態程度的對死亡的恐懼和對歷史使命的沉迷的混合體”。“如果誰訂下超額的計劃，同時又擔心自己活不到50歲，他不會長時間地等待目標漸漸向他靠攏，等待果子自己成熟。”希特勒掌權之後，他的一句常用語是：“我不會活得很久。”雖然就像一位隨身醫生證實的，他的身體非常結實。他在那些年裡有神經過分緊張的跡象，但考慮到他面臨的挑戰，那也並不奇怪。
希特勒對暗殺的恐懼和他對疾病的恐懼一樣強烈。1932年住在皇宮旅館時，他猜疑廚子想給他下毒。瑪格達·戈培爾必須每天去廚房把為他準備的素食端過來。他在帝國總理府的僕人阿圖爾·卡嫩貝格（Arthur Kannenberg）抱怨過為“元首”做飯有多難。“你們想不出，我們必須多麼小心。當我的妻子為他準備飯菜時，沒人能接近鍋碗瓢盆周圍的十米。”正如莉澤洛特·施密特寫到的，即使希特勒在拜羅伊特做客時，他的一個警衛也在注意“我們有沒有往食物裡下毒！！！”1930年希特勒因為威廉·布呂克納身材結實而挑選他做副官。他常常說，布呂克納能“帶來某種安全感……沒人敢接近我”。除此之外希特勒還採取了一些安全措施。他不僅總是小心地鎖上旅館房間的門，也總是鎖上帝國總理府臥室的門。1933年之後，來自刑警隊和“阿道夫·希特勒護衛分隊”的兩個貼身警衛晝夜24小時負責“元首”的安全。開車出遊時，希特勒身上一直帶著手槍，司機施雷克身上也有一把手槍。但是這位帝國總統兼帝國總理心裡明白，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安全。他擔心“有朝一日在去會場的路上被神槍手幹掉”，他在1936年夏天說。“對此無法可施。最好的防衛措施還是群眾的熱情。”
希特勒很注意衛生。他每天洗澡，有時一天洗幾遍，尤其登台演說之後，他“大汗淋漓”地回到家裡。住在蒂爾施街家中時以及後來的日子裡，早晨他一直用拉力器鍛煉手臂肌肉。通過這項鍛煉，他能在衝鋒隊遊行隊伍經過他面前時長時間地舉著手臂，中途從來不放下手臂。“由於他長年的鍛煉，今天他的下級指揮官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在短時間裡學會他的本事。”除此之外他從不參加體育活動，但是對大型體育賽事很有興趣。除了賽跑項目之外，他還對拳擊感興趣。他在掌權後不久就在總理府接見了德國重量級拳擊冠軍馬克斯·施邁林（Max Schmeling）。1936年6月，施邁林戰勝美國黑人拳擊運動員喬·路易斯（Joe Louis）之後，他讓別人向他詳細轉述比賽的過程，1938年6月22日深夜他在貝格霍夫府邸還問起複賽的結果。施邁林在第一輪淘汰賽中的失利對國家社會主義黨領袖和他的宣傳部部長都是沉重的打擊。“一次可怕的失敗。我們的報紙太注重勝利了。現在整個民族都陷入沮喪中。”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
1933年後希特勒的生活依舊很有規律，很晚上床，有時到深夜才上床，第二天也同樣很晚起床。他對周圍的人解釋說，熬夜的習慣與“鬥爭歲月”有關：“大會之後我必須和老戰友們坐在一起開會，而且我總是因為演講而處於興奮狀態，快到天亮時才能睡著。”但還有另外一層原因：希特勒無法一個人獨處。“引人注目的是”，奧托·迪特裡希曾經說過，“他多麼害怕一個人待著。我時常感到，他畏懼內心的聲音。”戈培爾也確信：“希特勒需要身邊有人，否則他就會胡思亂想。”這些再次揭示了希特勒的“雙重個性”：他從不讓別人過於靠近自己，但是他又需要人的陪伴，因為他不想面對自己的內心。他發現別人的弱點時目光有多麼銳利，他就有多麼不情願面對自己的心理缺陷。
一個同情國家社會主義黨的筆跡學家在1924年6月分析過希特勒的筆跡。在寫給國社黨哥廷根黨區領導人魯道夫·哈澤的信中，他提到自己的研究結果，他不喜歡“我們的朋友”的簽名筆跡。向下傾斜的筆畫暴露出“內心沉重的思慮”，它無疑說明一種“也許算得上強大，但是在關鍵時刻會出岔子的”個性。希特勒成為帝國總理幾個月之後，哲學家赫爾曼·馮·凱澤林伯爵（Hermann Graf von Keyserling）對他的筆跡做出了更加透徹的分析。他告訴哈利·凱斯勒伯爵，他“仔細研究過希特勒”，“按照筆跡學判斷，他是個明顯的自殺者類型。他在求死，因而他代表了德意志民族的某種特徵——沉迷於死亡，這也是尼伯龍根式困境一再重演的原因。”“我認為”，凱斯勒評論說，“凱澤林在這點上看得非常深刻和準確。”但是沒有多少德國人這麼看待希特勒，恰恰相反，1933年1月30日之後不久，這位新入主總理府的人已出人意料地廣受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