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才真正開始了”，1933年2月5日晚上，希特勒入主總理府的第六天，他接見希特勒青年團領袖巴爾杜爾·馮·席拉赫時說，“我們有了權力，我們維護權力。我將不會再從這裡遷出去。”新上任的國家總理還沒有掌握全部權力，但他從一開始就下定決心要奪取它。迫於興登堡建立“民族集中”政府時的局勢，最初希特勒也不得不收斂自己。他必須顧忌到在內閣中占明顯優勢的保守派盟友。但他對親信們明確表示，1月29日至30日建立聯盟不過是權宜之計——通向獨裁統治的道路上一個必然的過渡階段。
從來沒有哪個政治任務像保守派“馴服”國社黨的計劃那樣迅速地被現實取代，被證明是癡心妄想。人們認為，“希特勒在內閣的力量薄弱，處於束手縛腳的境地”，2月7日特奧多爾·霍伊斯寫道，但是他忽略了，“這個估計頗有一些可疑之處”。巴本、胡根堡及其黨羽確實自以為他們能駕馭希特勒為其政治野心服務，利用希特勒和他的運動達到自己的目的，但不久之後他們意識到自己大錯特錯了。“我們完全高估了總統制政府裡多數派的能力”，1933年5月，DNVP主席和《萊比錫最新消息報》主編理查德·布萊廷（Richard Breiting）談話時承認。在玩弄權術以及虛情假意方面，希特勒證明了他遠遠超過內閣中的對手和反對者們。他在幾個星期之內已將他們排擠掉，並在興登堡心中佔有了特殊地位，巴本一直認為他才有資格獲得的地位。副總理發現，不知不覺之間他成了一個招來幽靈卻無法再控制它的魔法學徒。
戲劇性的變化讓親歷者們都瞠目結舌。“1月30日希特勒—巴本內閣上台時”，1933年4月初法國大使弗蘭索瓦·龐塞特報告，“人們確信，政府中的德意志民族黨能制衡希特勒…… 五個星期過去了，我們不得不指出，所有阻擋希特勒運動浪潮的堤壩在第一波浪頭襲來時就被捲走了。”可是我們必須擺脫這樣的想法，即奪取權力的迅猛進程基於一個成熟的戰略計劃。後來被國社黨的宣傳吹噓成有目的、在“元首”的天才直覺指導下的行動實際上是一系列即興的決定，國社黨主席對不可預知的情況做出了反應，希特勒既出手不凡又不擇手段地利用了各種機會。“自上而下”的管理措施和“自下而上”的暴力行動彼此影響，推動了發展的勢頭。
令人驚訝的不僅是變革的速度，還有它的容易程度。“所有的反對力量憑空消失。現有權力的全面崩潰，不，它的徹底缺席……令我非常震驚。”早在1933年3月，德累斯頓的羅馬語族語言文學專家維克多·克倫佩雷爾就已經指出了這一點。幾乎沒有什麼阻力，相反，差不多所有的機構和社會團體都表現出與新政權妥協並且給予支持的高度意願。如果老百姓沒有普遍的自我一體化的意願，一體化政治不會推行得如此順利並取得圓滿的成功。以柏林的普魯士上訴法院為例，塞巴斯蒂安·哈夫納在《一個德國人的歷史》中對其一體化過程的描述給世人留下最為深刻的印象。因此希特勒只需要18個月就把所有競爭對手排擠出去，建立了他的元首獨裁製度。
1月30日下午，希特勒召開了第一次內閣會議。借此證明，新政府有行動能力並且從一開始就果斷地著手解決問題。當時的政治形勢很明確：希特勒想舉行新選舉，以便佔據國會多數並通過授權法，一如他在與巴本的談判中提出的要求。由於胡根堡的反對，政府組閣差點在最後關頭失敗。另一方面，1月29日晚上，巴本向興登堡承諾，他們將與中央黨就未來加入政府問題進行磋商，因此司法部部長之職將為該黨的代表保留著。在內閣會議上，上午的爭端仍在繼續。胡根堡公開反對舉行新選舉，同時也反對吸納中央黨進入政府，因為它將“威脅到決策的一致性”。同時他提出禁止共產黨，佔有其國會議席，這樣就能保證內閣的多數優勢。
但是希特勒認為他上台伊始就蠻橫地採取針對共產黨的行動是不合適的。“他擔心，取締共產黨將導致嚴重的國內政治鬥爭和可能爆發的大罷工。”他向內閣同事們指出。此外 ，“絕對不可能禁止支持共產黨的600萬人，也許在解散國會後的新選舉中我們還能爭取大部分人支持新政府”。總理也不喜歡吸納中央黨以擴大右翼聯盟的主意，但是考慮到對興登堡許下的諾言他宣佈將與該黨領導人進行“接觸”。與中央黨主席路德維希·卡斯（Ludwig Kaas）和國會黨團主席路德維希·珀爾利圖斯（Ludwig Perlitius）的談判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希特勒要求議會休會一年，中央黨領導人卻只同意短得多的休會時間，大約兩個月。除此之外，他們要求合作之前政府必須對一系列問題做出書面答覆，給出有關政府意圖的可靠信息。希特勒以此作為借口，下午在內閣會議中宣佈，“沒有必要再繼續和中央黨談判下去了”，“因而新選舉不可避免”。
為了安撫保守派的同盟者，希特勒宣佈消息時許下諾言，選舉結果不會對組閣造成任何影響。這次搶先提出激進口號的人不是胡根堡，而是巴本：現在副總理就提出了，他們必須確認這是最後一次選舉，今後“永遠”不再恢復議會體制。希特勒感激地順桿子往上爬：“即將到來的國會大選是最後一次新選舉。我們應該絕對避免恢復議會制度。”在巴本和邁斯納的支持下，希特勒用這個理由成功地說服了興登堡，讓其相信有必要解散國會。2月1日頒布的相關法令闡明了舉行新選舉的理由：德國人民應當有機會對“組建民族團結政府”表明立場。選舉日期定在3月5日。希特勒在內閣中沒有遇到嚴重阻力就實現了他的第一個目標。
2月1日晚上，希特勒在電台廣播裡宣讀了他和內閣同事們事先商定的政府聲明。他第一次通過廣播對全國人民講話，這個習慣於與觀眾直接接觸的老練的演說家首次上電台時顯示出各種怯場的跡象。“他全身顫抖”。亞爾馬·沙赫特注意到。希特勒一方面重複人們耳熟能詳的他在1932年競選演說中對1918年11月變革和魏瑪共和國的指責——“14年來馬克思主義毀了德國”——另一方面又呼喚基督教保守主義、民族主義的價值觀和傳統。他認為新政府的首要任務是消除階級鬥爭和重新恢復“本民族精神和意志的統一”。在此過程中，“基督教應當作為我們整體道德的根基”、“家庭應當作為民族和國家的生殖細胞”得到保護，“對偉大歷史的崇敬”是“青少年教育的基礎”。談到外交政策時，總理的態度也很適度：在與其他國家交往中恢復平等地位的德國將致力於“維護和鞏固”當今世界比以往更需要的“和平”。希特勒又不失時機地奉承了“年高德劭的總統先生”，最後他發出日後無數遍重複的口號：“現在，德國人民，請給我們四年的時間，然後再對我們做出評價和判斷！”
聽過政府聲明的人會產生一個印象，作為一個具有責任感的政府首腦，希特勒的調門變得溫和了，他也許將摒棄1933年之前制定的目標。但他們的印象是錯誤的，從國家總理和陸海軍指揮官的首次見面會已能看出端倪。見面會在陸軍領導人庫爾特·馮·哈默斯坦將軍的公務宅邸中舉行，新任國防部部長維爾納·馮·布倫堡也應邀參加。面對著諸位高級將領，起初希特勒明顯不太自然，“他謙遜而僵硬地向眾人鞠躬致意，舉止尷尬”，一位與會者評論。吃完飯後他開始做兩個小時的演講，此時他才擺脫了拘束。兩天前他在電台演講時的穩健克制已蕩然無存，希特勒以驚人的坦率態度告訴在場的將軍們，他在未來幾年將採取什麼行動。
希特勒稱政府的第一個目標是“恢復政治權力”，“整個國家政權必須為此做好準備”。它在內政方面意味著形勢的“徹底逆轉”，和平主義傾向將不再被容忍。“不想轉變的人將被迫屈服，馬克思主義將被徹底剷除。”德國青年和整個德意志民族必須意識到“只有鬥爭才能拯救我們”，“這個思想必須高於一切”。為了加強“軍事意志”，人們有必要建立“嚴格的獨裁政府”和“消除民主的潰瘍病”。談到對外政策時，希特勒認為第一個階段目標是“反對《凡爾賽合約》”。獲得軍事上的平等地位和建設國防軍是最重要的前提條件。“必須恢復普遍義務兵役制”。擴軍階段是“最危險的階段”，因為法國可能決定發動一場先發制人的戰爭。德國重獲大國地位之後，下一步該怎麼走，希特勒明顯還猶豫未決。但他表示未來有兩種可能性，但他沒有明確告訴軍官們，他更傾向於哪一種：“也許爭取獲得新的產品出口機會，也許——更好的選擇——佔領東方新的生存空間並且毫不留情地將其日耳曼化。”
在此希特勒透了一些口風，讓高級將領們瞭解他在《我的奮鬥》中確定為綱領的擴張和“生存空間”計劃。我們不太清楚，在場將領是否意識到了，他的話已顯露出對蘇聯發動種族主義殲滅戰的可能性。根據會議記錄，當時無人提出抗議或者至少表示疑慮。希特勒的講話內容與國防部的想法大致吻合：反對馬克思主義與和平主義，修正《凡爾賽合約》，擴充軍備，恢復德國在國際上的地位 ——他們完全贊同。尤其令他們高興的是，希特勒向他們保證，國防軍永遠是國家唯一的武裝力量，它將不會把槍口對準國內的反對派。希特勒宣佈，這一部分工作應由國家社會主義組織尤其衝鋒隊承擔。1933年秋季就任國防部軍隊局負責人的路德維希·貝克中將後來聲稱，他在會談後不久就忘記了希特勒的講話內容，他的說法聽上去不太可信。因為貝克正是屬於那些無條件地歡迎1月30日的權力移交並視之為——用他自己的話說——“1918年以來第一大亮點”的軍官。當時也在場的海軍總司令埃裡希·雷德爾（Erich Raeder）上將“二戰”結束後在審訊中說的話更為確切：希特勒的主題演講“讓聽眾們都大為滿意”。
希特勒和國防軍領導人於1933年2月3日建立起來的合作關係對雙方都有益處：國家總理可以放手鎮壓左派力量，轉向一體化的方向，而不必顧忌武裝力量的干涉。而軍隊得到了壟斷地位的保證，能夠確保軍隊事務得到新政府的特殊關注。“未來的四到五年，”希特勒在內閣中強調，“最高原則是：一切為了國防軍。”因為德國的未來“完完全全取決於國防軍的重建”。
“發動對馬克思主義的攻擊”，這是希特勒為即將到來的競選活動提出的主要“宣傳口號”。“這一次是短兵相接的戰鬥”，戈培爾寫道，2月3日他和希特勒談妥了宣傳運動的所有細節。競選活動從一開始就在完全不對等的條件下進行。因為2月4日興登堡頒布了《保護德意志民族法令》，它使得國家可以干涉新聞和集會自由，尤其對兩個左翼政黨——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運動——設置了大量的限制。除此之外，國社黨現在可以直接染指1933年之前他們無法進入的廣播媒體。希特勒和戈培爾做了分工，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希特勒在所有的電台上講話，而我發表相關的新聞報道。”
2月10日，國社黨在柏林體育館召開大會，由此揭開了競選運動的序幕。“元首、國家總理希特勒、青春德國的領導人，獨自一人，嚴肅而從容不迫地穿過人群，友好地向大家致意！僅僅一個月之前，當他在體育館發表演說時，他還是一個被中傷、排斥和嘲笑的反對黨的領導人。現在我們可以說：由於上帝的眷顧，發生了一個大轉折！”戈培爾用讚美的開場白宣佈了希特勒的出場。次日他揚揚得意地在日記中寫道：二十分鐘的報告“精彩紛呈”，“他絲毫沒有怯場”。正如往常一樣，開場時希特勒語氣凝重，幾乎說得結結巴巴，隨後才轉換成正式的演說風格。當涉及政府的具體綱領時，他仍然令人驚訝地只是泛泛而談。他重複對所謂“墮落政黨”的老一套誹謗，聲稱在其統治之下德國瀕臨滅亡，並重申他打算“徹底剷除德國的馬克思主義及其衍生現象”，同時他保證將用“個人的價值、個體的創造力”取代“腐敗的民主”，並再次懇求給他四年的時間，他將在這段時間裡“讓德國重新崛起”。演講的結尾達到了希特勒本人酷愛的、模仿《主禱文》風格的高潮：他“堅定不移地相信，終有一日，今天憎惡我們的幾百萬人將支持我們，他們將與我們一起迎接大家共同創建的來之不易的偉大榮耀而正義的德意志帝國。阿門！”
戈培爾再次顯得熱血沸騰：“（演講）結尾處慷慨激昂。‘阿門！’既有力又感人。整個德國都會驚得目瞪口呆。”不光希特勒的崇拜者，就連對他持批評意見的人，比如萊比錫作家埃裡希·埃伯邁爾（Erich Ebermayer）——前萊比錫高級檢察官（Ludwig Ebermayer）之子——都受到了感染。“這個人顯然在現今的工作中有了長進……”他聽完電台演講後寫道。他又加了一段評論：“如今廣播是多好的大眾宣傳工具啊！希特勒的對手們至今還不懂得怎麼利用它！1933年1月30日之前沒有廣播電台嗎？無法理解！”
圖40：希特勒演講時的三個典型姿勢，柏林體育館，1933年2月10日
國社黨不光利用電台，他們還利用興登堡的光環為宣傳造勢。一張宣傳海報上畫著希特勒——“一戰”中不知名的士兵——和前陸軍元帥興登堡和諧地並肩而坐。海報的口號是：“元帥和二等兵與我們一起為了和平與平等而鬥爭。”另一張海報上畫著希特勒和興登堡頭像，它向人們呼籲：“只要你們保持團結和忠誠，國家將永遠不會滅亡。”德國民族主義者和鋼盔團以及其他保守團體結成了聯盟——“黑白紅陣線”。應胡根堡的請求，巴本自薦為主要候選人，就像他寫的，“為了實現共同的目標”，即“與國家社會主義並肩合作…… 呼籲願意在興登堡元帥的領導下建立一個有信仰的、正義而團結的新德意志帝國的各方力量團結起來”。“黑白紅陣線”也力圖利用“興登堡神話”實現自己的目標，他們主要著眼於副總理與總統的親密關係，印著兩個人頭像的宣傳海報上寫著：“興登堡信任誰，德國人就應該信任誰。選擇他的親信——副總理巴本。”
競選結果表明，與保守派的政府合作夥伴相比，希特勒和國社黨從興登堡的崇高威望中獲得了更多的益處。源源不斷的大量捐款也主要讓他們受益。競選活動開始時戈培爾還在抱怨資金匱乏，但2月20日發生了變化。那天戈林在他的官邸接見了27位工業界的領袖人物，其中包括之前一直對希特勒敬而遠之的德意志全國工業聯合會會長古斯塔夫·克虜伯·馮·波倫—哈爾巴赫，聯合鋼鐵股份公司的主席阿爾伯特·弗格勒，法本公司董事格奧爾格·馮·施尼茨勒（Georg von Schnitzler），赫施鋼鐵廠的弗裡茨·施普林格魯姆。希特勒在一個半小時的講話中再次重申了對私有財產制的認可，澄清了所有關於經濟試驗的謠言，並且強調“只有國社黨才能拯救（德國）免受共產主義的威脅”。新選舉的目的是“讓人民開口發言”。他前所未有地明確表示，他們經常談論的合法性只是騙人的幌子，“他並不熱衷於非法行為，但是，如果絕大多數人的目標無法實現，他們也不能任由自己遭到政權的排斥”。希特勒走後，戈林直截了當地說，“國社黨、衝鋒隊和黨衛隊的錢櫃空空如也”，經濟界應該為“在可預見的未來將是最後一次的”選舉募捐。戈林也退場之後，亞爾馬·沙赫特發言，他開出了一份賬單：總共應籌集300萬馬克，其中3/4歸國社黨，1/4歸“黑白紅陣線”。2月21日戈培爾興高采烈地寫道：“戈林帶來了令人高興的好消息，300萬競選資金已經到位。太棒了！我立刻讓整個宣傳部進入備戰狀態，一個小時之後機器嘎嘎運作起來。現在我們加緊開展競選活動。”
此外，經歷過1932年7月20日巴本的“普魯士政變”之後，普魯士各部門還殘存著一些具有共和思想的官員，現在戈林以普魯士代理內政部長的身份把他們從警察部門和管理部門“清理”了出去。僅1933年2月，在普魯士各大城市就有14位警察局局長以及許多警察總監和行政專區主席被勒令退休。“戈林在搞大清洗”， 戈培爾2月16日寫道，“現在我們逐漸在政府部門立穩了腳跟”。次日普魯士警察當局接到命令，“全力支持民族主義的宣傳”，同時“用最嚴厲的措施打擊顛覆組織的活動”，“如有必要，可以毫不留情地使用槍械”。戈林又明確地補充：“履行職責時使用槍械的警察可以得到我的庇護，他們無須顧忌開槍的後果。相反心懷錯誤的顧慮拒不開槍的警察將面臨瀆職的指控。” “開槍令”等同於殺人許可證，就像哈利·凱斯勒伯爵正確的評論：“我們所有不支持所謂‘民族主義’的人，也就是說，非納粹的人，從今往後不再受到法律的保護。”
2月22日，戈林還把“民族主義”組織（衝鋒隊、黨衛隊和鋼盔團）的成員召集起來另建了一支輔助警察部隊，聲稱用來“對付激進左派尤其共產黨人日益猖獗的騷亂活動”。褐衫隊由此得到了渴望已久的與他們仇恨的左派對手算賬的機會。襲擊競選集會、非法逮捕、刑訊和謀殺成為家常便飯。警察一般對衝鋒隊的暴行袖手旁觀、聽之任之。雖然社會民主黨也同樣吃到了苦頭，但是共產黨的境遇最糟糕。從2月初開始，他們實際上已經無法再在露天場合公開集會了，他們的報紙幾乎無一例外遭到了查禁。2月23日，警方突然搜查了共產黨總部卡爾·李卜克內西大樓。據第二天報紙和廣播的報道，突襲活動中沒收了好幾百公斤“據說號召顛覆國家”的“叛國罪證”。某些人借此有計劃地煽動起老百姓對共產黨意圖武裝暴動的恐懼感。民主人士和左翼政黨的圈子裡有傳言，國社黨正在策劃一場“大屠殺”，為此他們想自編自導一次旨在陷害政敵的刺殺希特勒行動：“名單已經擬定好了——《驅逐名單》——他們將根據名單有計劃地殺人。” 在充滿著不祥預感的氣氛中，2月27日晚上傳來了國會大樓被焚燒的消息。
國會縱火案的始作俑者是誰？這個問題至今懸而未決，幾十年來不斷引起人們的爭議。由於事件結果對國社黨特別有利，很早就有人懷疑，他們才是真正的縱火者。反過來國社黨領導人毫不猶豫地指責共產黨，但他們同樣也拿不出任何證據。多數人還是認同弗裡茨·托比亞斯（Fritz Tobias）60年代初提出的觀點，在起火現場被逮捕的荷蘭共產黨人馬裡努斯·凡·德爾·盧貝（Marinus van der Lubbe）單獨實施了縱火行動，並沒有幕後的指使人。當然事情沒有最終的定論，以後也許永遠找不到真正的答案。比起沒完沒了地爭論凡·德爾·盧貝是不是唯一的縱火者，還不如談談國社黨從國會縱火案中得到哪些益處更有意義。
2月27日晚上國社黨領導人聽到國會縱火案的第一反應說明他們也對此事感到震驚。當天晚上，希特勒又在戈培爾家裡，當漢夫施丹格爾10點左右在電話中告訴他國會起火的消息時，他們起初還認為那是一個糟糕的玩笑。但是很快消息被證實了。希特勒和戈培爾趕往現場，戈林已經到了，他對每個到場的人滔滔不絕說了一大通話，主題是闡明縱火案的主使人：“這是共產黨暴動的開端，現在已開始了！一分鐘都不能再耽擱了！”戈培爾二話不說接受了他的說法：“在30處縱火。集體行動。戈林說得滔滔不絕。希特勒勃然大怒。”著火現場的希特勒確實處於震怒狀態。魯道夫·迪爾斯（Rudolf Diels），戈林的同事，1933年4月後成為國家秘密警察（蓋世太保）總監，他在1945年之後還能清晰地回憶起那一幕：“他簡直氣炸了，我從未聽到他如此難以自制的狂吼聲：‘如今不再有憐憫，擋路者將全部被幹掉…… 所有共產黨幹部都要就地槍決，共產黨議員們必須在今晚被絞死。凡與共產黨沆瀣一氣者，注定不會有好結局。我們對社會民主黨和國旗隊也不會再手軟。’”據迪爾斯說，當凡·德爾·盧貝遭到逮捕時，他認為那人是個瘋子，但希特勒根本聽不進去：“這是非常巧妙的有預謀的事件。犯罪分子們想得倒蠻不錯；但這不是真的，同志們，他們失算了！”
當晚巴本陪興登堡在紳士俱樂部吃晚飯，吃完飯後匆匆趕來，希特勒也直言不諱地對他說：“這是上天給我們的信號，副總理先生！如果縱火如我料想的是共產黨干的，我們就必須出重拳消滅那些害人蟲！”很難說清楚，希特勒和他的親信是否真的相信共產黨意圖暴動，換言之，他們是否在某種程度上被自己的宣傳蒙蔽了。但是可以肯定，他們對焚燒國會大廈一事絲毫不感到難過，反而樂翻了天，因為他們獲得了對共產黨發動決定性打擊的借口。深夜他們在皇宮旅館聚會，氣氛輕鬆愉快，“大家都喜形於色。這正好是我們要的。現在我們找到了出路。”戈培爾高興地說。國社黨的保守派盟友也有著相同的反應。接到國會縱火的消息時，財政部部長施韋伯林·馮·克羅西克正在法國大使館參加晚宴，他當場歡呼起來：“感謝上帝！”讓客人們摸不著頭腦。
27日到28日的夜裡，共產黨高層領導人和幾乎所有共產黨國會議員都遭到了逮捕，黨部辦公室被查封，所有共產黨報紙被勒令無限期地停刊。隨後的日子裡，逮捕行動扔在繼續進行；3月3日共產黨主席台爾曼也被逮捕。到3月中旬，僅普魯士一地就有10 000個反對納粹的政敵被“保護性拘留”，其中包括左翼知識分子卡爾·馮·奧西茨基、埃裡希·米薩姆和埃貢·埃爾文·基施（Egon Erwin Kisch）。
2月28日上午舉行的內閣會議受到前一天晚上發生的事件的嚴重影響。希特勒在會議上強調，“毫不留情地與共產黨進行鬥爭”的時刻已經到來：“沒有必要再繼續等待。共產黨已經下了極端的決心。與共產黨鬥爭不應該受到法律條文的限制。”戈林再次重申了昨夜國社黨領導人商議妥當的一套話：“單獨一個刺客無法完成縱火的工作”，是共產黨策劃了這次行動。從卡爾·李卜克內西大樓查抄出來的文件表明，他們“建立了恐怖組織”，試圖焚燒公共建築、往公共廚房的食物裡投毒以及 “綁架部長們和其他高官的妻子兒女做人質”。沒有一個保守派部長提出異議，這些關於恐怖行徑的描述顯而易見是厚顏無恥的捏造。當天下午，內閣批准了內政部長弗裡克上午提交的《保護人民和國家法令》。在法令的第一條中，最基本的權利——個人的自由，言論、新聞、集會和結社自由，通信和電話的保密權利，住房和財產不可侵犯的權利——都被暫時取締，第二條授權中央政府“暫時代理”行政機關的權力，“以恢復各邦的公共安全與秩序”。它不僅為大規模地迫害持不同政見者大開方便之門，同時也為中央政府提供了對不聽話的邦施加壓力並強迫一體化的契機。
2月28日國會縱火法相當於“一部基礎性的特別法，它是國家社會主義獨裁統治直至其崩潰前的主要依據”。恩斯特·弗蘭克爾（Ernst Fraenkel）在他的著作《雙重國家》（初版於1941年）中相當正確地把它描述成“第三帝國”實際上的“憲法章程”。興登堡毫不猶豫地在這部別人在他面前美化成“打擊共產黨暴力行徑的特別法”的緊急狀態法上簽了名，就這樣他也為政治權力從總統轉移到中央政府出了一把力。3月3日戈林在法蘭克福發表講話時明確宣佈，他將怎麼利用新的行動自由：他採取的措施 “將不會受到任何法律問題的困擾”。“我並不想主持公正，我只想摧毀和消滅，僅此而已！”他的話以及話中昭示的暴力傾向讓每個心中還殘存著法治觀念的人深感震驚，但是巴本卻沒有這樣的反應。當弗蘭索瓦·龐塞特向他指出外國大使對國社黨不斷升級的恐怖活動感到憂慮時，他息事寧人地說：“哦，等他們胡鬧完了，一切就會好起來的！”
衝鋒隊對共產黨採取的野蠻行動同樣絲毫沒有引起資產階級的反感。經年累月報刊媒體渲染的“共產主義幽靈的威脅”倒讓嚴厲的制裁措施顯得合情合理。“清掃普魯士的鐵掃帚！終於來了！”路易斯·佐爾米茨歡呼道。不倫瑞克副市長兼市政規劃和建設管理辦公室主任的妻子伊麗莎白·格本斯雷本（Elisabeth Gebensleben）也同樣堅信：“也許中央政府果斷的干預令很多人吃驚，但是人們首先必須徹底地清洗打掃，剷除反民族的勢力，然後才有可能進行新的建設工作！”種種跡象表明，希特勒對左派尤其共產黨的鎮壓絲毫沒有降低民眾的支持率；相反，他們對他更有好感了。如果希特勒繼續這樣幹下去，如上巴伐利亞一個天主教區的報告所言，他將在下一次國會大選中“贏得大多數德國人的信任”。3月5日的投票過程是一出滑稽戲，左翼政黨在“憲法規定的最重要的最後一個競選周”裡完全被剝奪了對選民做宣傳的機會，美國駐柏林大使弗雷德裡克·薩克特（Frederick Sackett）在3月3日坦率地表示。此類歧視在競選日當天也表現得非常明顯，“出口處只張貼著納粹和黑白紅陣線的競選海報，看不到國家黨、社會民主黨或者共產黨的宣傳”，哈利·凱斯勒伯爵寫道。因而選舉結果愈發讓人驚訝：雖然選民投票率異乎尋常地高達88.8%，但國社黨顯然沒有實現獲得絕對多數票的目標。國社黨的得票率為43.9%——相比1932年11月上升了10.8%；也就是說，如果國社黨想得到多數票，它需要得到“黑白紅陣線”的支持，後者得票率為8%（少於11月DNVP的選舉結果）。社會民主黨獲得18.3%的選票（只降低了2.1%），雖然大多數共產黨幹部已被逮捕，但是共產黨的得票率也依舊達到12.3%（減少了4.6%）。重重障礙之下兩個左翼政黨的得票率之和依然幾乎佔全部選票的三分之一。中央黨（11.2%）和巴伐利亞人民黨（2.7%）的得票率也基本保持不變，與此相反，業已衰落內部分裂的國家黨（0.9%）和德國人民黨（1.1%）又一次流失了大量選票。“了不起的德國人！”埃裡希·埃伯邁爾評論選舉結果，“工人階級依舊矢志不渝地忠於他們的領導人。天主教徒矢志不渝地忠於他們的教會。照樣有真正的民主黨人！48.2%的選民有勇氣投票反對希特勒或者待在家裡不投票。我覺得這是一個給人帶來安慰的勝利日子。”
可實際上並沒有任何值得安慰的理由。因為國社黨在其一向支持率不高的地區——天主教的巴伐利亞和符騰堡邦以及柏林等大城市——都大有斬獲，顯然它成功地動員了從不參加選舉的選民中的大部分人投它的票。“輝煌的勝利！尤其在德國南部。柏林超過了100萬，驚人的數字。”戈培爾寫道，他和希特勒一起在總理府中關注著具體的選舉結果。“所有人都樂得神魂顛倒。不斷有新的驚喜。希特勒受到了感動。我們都沐浴在幸福之中。”美國大使薩克特也毫不掩飾地表示，希特勒“贏得了空前的勝利”：“德國的民主遭到了無法恢復的打擊。德國在納粹的巨浪中沉淪。人們盛傳的第三帝國變成了現實。”
這一轉折立刻明顯地反映在希特勒身上，他在內閣的態度為之一變。迄今為止希特勒還顧及到保守派的盟友，他在主持會議時並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他們。“他幾乎無法讓內閣聽從他的意見。”戈培爾3月2日還評論說。希特勒的專業素養以及“提綱挈領”和“精要地總結冗長的討論內容”的能力令分管各部門的部長們感到驚訝。3月7日，在大選後的第一次內閣會議上，他卻粗暴地斷言：“他認為3月5日發生的事件是一場革命。最終馬克思主義將在德國消失。授權法需要國會三分之二多數的同意。他，國家總理，堅信國會應該通過這個法律。共產黨議員不會再出現在國會開幕式上，因為他們已被關在監獄裡了。”巴本以內閣的名義熱情感謝希特勒“在選舉中的卓越表現”，這一舉動清楚地表明，希特勒的話並沒有招致部長們真正的反對。
3月11日，希特勒在內閣中建立了“國民教育宣傳部”，通過此舉他兌現了1月30日後對戈培爾許下的諾言，但卻違背了他對盟友做出的明確保證，即大選結果將不會影響政府組閣。除了胡根堡起初不同意之外，其他內閣成員都毫無異議地接受了這一違反盟約的做法。3月13日興登堡在部長委任書上簽了字。“多麼了不起的履歷！35歲的部長。我感謝希特勒。他是個好人，一個勇敢的鬥士。”戈培爾對自己的陞遷感到非常高興。次日，新部長在總統面前宣誓就職。總統“對待他猶如一位老父親”，隨後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我感謝他，儘管我年紀輕輕，他依舊接納了我。我非常感動。邁斯納很好地協助了我們。圓滿的成功！”新的部門成立之後，國社黨領導人獲得了影響和操縱公眾輿論的有力工具。它在循序漸進的奪權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早在3月16日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戈培爾已經明確指出最重要的目標：我們將對“老百姓不斷施加影響，直到他們完全聽命於我們”。
國會大選過後，希特勒立刻進行通向獨裁統治的下一個步驟：在非國社黨執政的邦內推行一體化。他在內閣中宣佈，有必要“大膽地著手解決國家和邦之間的問題”。“採取有力措施！”戈培爾也發出號召，“現在我們無所顧忌。德國處於一場冷酷的革命中。抵抗是毫無希望的。”漢堡在大選之前已經開始了一體化。根據2月28日的國會縱火法，內政部長弗裡克對目前只由社會民主黨、國家黨和德國人民黨議員組成的現任漢堡市議會施加壓力，督促他們更加嚴厲地打擊共產黨。雖然社會民主黨的警方議員阿道夫·捨恩費爾德（Adolph Schönfelder）遵從他的願望逮捕了75名共產黨幹部，當地的國社黨仍然接連向柏林發出警報，敦促內政部長派遣一個警方特派員以維護這座漢莎城市的治安。3月2日弗裡克要求市議會查禁社會民主黨的地方報紙《漢堡回聲》，因為該報的一篇文章對共產黨是國會縱火者的說法表示了質疑，社會民主黨的議員們出於自尊不得不於次日集體辭職。在3月5日的大選中，社會民主黨卻令人驚訝地保持了不錯的成績。它的得票率達到26.9%（相比11月6日只降低了1.7%），共產黨的得票率為17.6%（降低了4.3%）。兩個左翼政黨的得票總數達到44.5%，比國社黨高出將近6%，國社黨的得票率為38.8%。但是國社黨宣稱，他們得到了按照自己的意願改造漢堡市政府的權力。投票結束僅一個小時後，弗裡克下令讓警方把權力移交給衝鋒隊旗隊指揮阿爾弗雷德·裡希特（Alfred Richter）。市議會屈服了。3月8日成立了新議會，議會成員包括六個國社黨員、兩個德意志民族黨員、兩個鋼盔團員和德國人民黨、國家黨各一名黨員。
其他各邦也按照漢堡模式完成了一體化進程，在此過程中，國社黨基層黨組織施加的壓力和政府實施的表面上合法的措施有效地彼此配合、互相補充。通常當行動開始時，國社黨黨部提出讓一個國社黨黨員出任警方領導人的要求，與此同時，衝鋒隊舉行遊行示威、佔領政府機關、在公共建築內升起納粹卍字旗。然後國家內政部以恢復“平靜和秩序”為借口介入並派駐“國家專員”。通過這一方式，3月6日到3月8日之間，不來梅、呂貝克、黑森、巴登、符騰堡、薩克森和紹姆堡—利珀都完成了一體化的步驟。
3月9日，最後的堡壘巴伐利亞也失陷了。在恩斯特·羅姆和海因裡希·希姆萊的支持下，上巴伐利亞的國社黨黨區主席阿道夫·瓦格納（Adolf Wagner）中午以最後通牒的方式提出讓前埃普自由軍團團長弗蘭茨·裡特爾·馮·埃普擔任國家總專員，雖然巴伐利亞總理黑爾德最初表示反對，但是當晚埃普還是被弗裡克任命為國家專員，巴伐利亞總理只好屈服。3月9日到10日的夜間，巴伐利亞人民黨（BVP）領導人被逮捕並遭到虐待，巴伐利亞內政部長卡爾·施蒂策爾（Karl Stützel）被虐得最慘，由於他對待國社黨不像他的前任那麼寬容，因而招致了格外的仇視。正如巴伐利亞的農民領袖格奧爾格·海姆滿懷憤怒地在呈交總統的匯報中所言，施蒂策爾被“埃普黨派的擁護者們從床上揪起來，他只穿著襯衫、光著腳，被毆打得渾身是血，拖進了褐色大廈……即使在共產黨的恐怖統治下，我在老家巴伐利亞也沒有看見過這種事情”。興登堡不加一字評語地把海姆的報告轉給希特勒，投訴人沒有得到答覆。國家專員裡特爾·馮·埃普任命巴伐利亞黨區主席瓦格納為代理內政部長、任命黨衛隊帝國長官希姆萊為代理警方領導人。年僅30歲的前海軍軍官萊因哈特·海德裡希接管警察局第六部門——政治警察部。對於希姆萊和海德裡希二人來說，新的職務成為日後他們執掌“第三帝國”全國警察和安全部門的跳板。
逆轉上演三天之後，希特勒飛往慕尼黑，他對“巴伐利亞投入民族覺醒的偉大陣線”表示滿意。他先在慕尼黑的街道上舉行凱旋遊行，然後在統帥堂前敬獻了巨大的花環，以紀念1923年11月9日政變的犧牲者，花環的綬帶上寫著：“你們仍是勝利者！”3月16日，作為德國最後一個被一體化的邦政府，黑爾德內閣正式辭職，為幾乎全部由國社黨員佔據的政府部門騰出了地方。3月底，按照《德國諸邦一體化臨時法》的規定，3月5日大選之後根據各黨派得到的票數重新建立邦議會。共產黨的議席被取消。一周之後，3月7日，中央政府頒發《各邦與國家一體化的二號法令》，它規定建立“國家督察員”制度，由此徹底取消了各邦的自治權。
這部法律為希特勒提供了按照自己的想法確立普魯士邦的權力結構的依據。他本人掌握國家督察員的大權，從而使得巴本的國家專員一職顯得可有可無。4月10日戈林被任命為普魯士總理，兩個星期之後，希特勒把普魯士國家督察員的權力也交給了他。“巴本先生隱退之後，普魯士終於落入了納粹手中，今後總統的朋友們想獲得優待就得去求戈林上尉或者戈林的某位國社黨下屬。”英國大使朗博爾德對巴本政治影響力的衰退做出貼切的評論。1月30日前還以“國社黨馴獸師”的自信面目出現的副總理在短短幾個星期內就淪落為無關緊要的政治人物。
希特勒的合作夥伴德意志民族黨寄希望於大選之後衝鋒隊的恐怖活動能逐步減少，可是這一希望落空了。相反，暴力活動有增無減。“5月3日大選星期日之前我眼中的恐怖活動不過是溫和的前奏”，3月10日維克多·克倫佩雷爾評論。在眾多的城市和鄉鎮，衝鋒隊佔領了當地市政廳，盡情發洩他們對魏瑪“體制”代理人的復仇欲。社會民主黨的辦公室和報社被佔領，傢俱被搗毀，職員遭到毆打凌虐，他們被關進了地下室和倉庫，與已經被關在裡面的共產黨員一起遭到希特勒手下暴徒們無情的折磨。1933年春季的酷刑地獄是什麼樣子，魯道夫·迪爾斯有過不加粉飾的描述：“我們找到的受害者都餓得快死了。為了逼供，他們連續幾天被關在狹窄的櫥櫃裡，被迫站立著。審訊從頭到尾伴隨著毆打，十多個傢伙每隔幾個小時換一次班，輪番用鐵棍、警棍和皮鞭抽打受害者。打落的牙齒和打斷的骨頭證明了他們受到的折磨。當我們進屋時，只見一排排活著的骷髏架躺在腐爛的稻草上，傷口已經化膿。沒有一個人的身體不是從頭到腳覆滿了慘無人道的毆打造成的青紫傷痕。許多人的眼睛腫得睜不開，鼻孔下粘連著血塊。再沒有呻吟和哀訴，他們只是等待著死亡或者新的毆打……希羅尼穆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譯者著：荷蘭畫家，1450—1516）和彼得·勃魯蓋爾（Peter Bruegel ，譯者註：荷蘭畫家，1525—1569）都沒有見識過這樣的恐懼。”
衝鋒隊野蠻的恐怖活動製造出恐懼和恫嚇的氣氛。“人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承認，反對黨陣營完全喪失了鬥志。公然取消法治，人們普遍感到正義不復存在，形同於恐怖統治。”3月8日哈利·凱斯勒伯爵寫道。“尤其四處謠傳，暗地裡已經發生了很多野蠻的不法行為，人們從家裡被帶走，在褐色大本營裡遭受毆打。”特奧多爾·霍伊斯在3月14日的信中袒露，“如果納粹政府不實實在在、殺一儆百地懲處一部分不法之徒，我擔心老百姓沒法放下心來。因為那些暴徒一直認為他們受到上面的庇護。”雖然希特勒在3月10日的呼籲書中警告他的追隨者們，不要“因為個人行為影響民族崛起的大業”，兩天後他又在電台上講話，要求他們以“最嚴格、最盲目的態度遵守紀律”。國社黨的勝利是“如此之偉大，我們不應該受制於狹隘的復仇欲”。儘管有種種欺騙性的公開表白，希特勒實際上根本不想約束衝鋒隊的行為，他在3月11日寫給巴本的信中表達得很明白了——這是一份關鍵性的文件。
當副總理抱怨衝鋒隊騷擾外國駐德的外交官時，總理憤怒了。他有一種感覺，他在致巴本的信中寫道：“目前有人發動猛烈的攻勢，目的是阻止民族的崛起，他們想用盡手段威脅民族崛起運動。”他手下的衝鋒隊員已經證明了他們“前所未有的紀律性”，他擔憂歷史的判決書上將會寫著，“我們在歷史性的時刻被資產階級世界的軟弱和怯懦感染了，過於心慈手軟，沒有使出鐵腕。”沒有人能讓他拋棄“毀滅和消除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使命。下面的話清楚地表明，希特勒對兩個月前將他捧上權力寶座的保守派盟友只餘下蔑視之情，不想再顧及他們的感受。“如果德意志民族黨和其他資產階級黨派突然間感到害怕了、想給我寫公開信，他們早在大選之前就該這麼干……”他譏諷地說，“我懇切地請求您，尊敬的副總理先生，將來不要在我面前抱怨。”
“自下而上”無法控制的暴力活動當然不斷增多，愈演愈烈，對於國社黨也成了一個問題，經歷過1933年前類似內戰的國內混亂之後，國社黨以“和平與秩序”的擔保人自居登上政治舞台，現在他們的保證受到了暴力活動的威脅。因此他們盡了最大的努力，將針對反政府者的恐怖行動制度化。3月20日，希姆萊在慕尼黑的新聞發佈會上宣佈，小城達豪附近的一家軍械廠將被改建成集中營。3月22日，第一批囚徒被押送到達豪集中營。作為國家集中營，起初達豪集中營由巴伐利亞邦警察看守，4月11日黨衛隊接管了它。這個集中營成為全國恐怖體制的繁殖細胞，它曾是黨衛隊轄下的各種暴力形式的實驗室，後來幾年他們被推廣到全國其他集中營。媒體廣泛報道過集中營的存在。到處都在傳說集中營裡發生的事情，其威懾效果正中政府的下懷。“親愛的上帝啊，讓我啞了吧，我不想去達豪集中營！”“第三帝國”私下裡廣為流傳的話。
1933年春季不僅籠罩著焦慮和恐懼的氣氛，同時也洋溢著熱情和覺醒。“空氣中充滿歡騰、救贖、青春和迷醉”，大選當日路易斯·佐爾米茨在日記中寫道。許多人都有見證一個新時代到來的感覺，一些人回想起了1914年8月的亢奮。塞巴斯蒂安·哈夫納在《一個德國人的歷史》中捕捉到一個典型的生活場景：“我看見挎著購物袋的老太太們站住了，眼睛閃閃發亮地目送著精神抖擻唱著歌的褐色遊行隊伍，‘你看到了，你都看到了不是嗎？’她們說，‘現在各方面都在走上坡路。’” 當一部分左翼人士心灰意冷地閉門蟄居時，原先置身局外的以資產階級為主的另一部分人卻徹底投靠了國社黨。“現在他們都變成納粹了，噁心！”戈培爾2月24日寫道。1月30日後的三個月內，除了850 000名老黨員之外，納粹黨又新增添了200萬新黨員，黨部不得不在5月1日規定臨時性的入黨限制，因為它已經無法應付如潮水般湧來的入黨申請書。像萊比錫作家埃裡希·埃伯邁爾這樣始終保持批判精神的人覺得“資產階級的牆頭草作風是世界上最無恥的”。
用來指代數十萬投機者的“三月犧牲者”（譯者註：這裡是調侃的用法，指1933年1月30日後出於投機目的參加國社黨的人）一詞應運而生。他們中的大部分加入國社黨並非出於信念，而是為了事業陞遷。他們一方面想及時站到勝利者一方，另一方面又想從政治變革中撈取物質利益，比如就業的優惠待遇，或者可以在公共服務部門或許多國社黨組織裡找到職位。國社黨在老百姓的嘴裡成了“幫你找工作”的簡稱。為了讓自己的“皈依”顯得可信，人們必須有轉變的積極表現。比如表態性地佩戴黨徽，《福斯日報》的女記者貝拉·弗洛姆注意到：“以前將黨徽毫不起眼地別在外衣領子上的一些同事現在把它別在了顯眼的地方。” 除此之外，人們現在公開喊“萬歲，希特勒！”了。根據塞夫頓·德爾默的觀察，呼喊萬歲的人正是幾個星期之前認為希特勒完蛋了、輕蔑地聳肩稱他為“小丑”的那些人。1933年訪問柏林的波蘭記者安東·格拉夫·索伯斯基（Anton Graf Sobanski）在街上經常看到舉起右臂行禮的行人，這一場景令他大惑不解。1933年7月13日，弗裡克頒布公告，規定所有官員必須行“德意志禮”。
升卍字旗也表明了新政府公開支持納粹的態度。3月11日興登堡的公告中規定，未來除了升黑白紅帝國國旗之外，還要同時升納粹卍字旗：“這兩面旗幟將德國輝煌的過去與德意志民族強大的新生聯繫在一起。”至此魏瑪共和國的象徵符號也被埋葬了。如果誰想對抗改變的壓力、毫不掩飾反對政府的態度，他就會遭到親朋好友的冷落。“似乎我們少數不肯改悔的人被真空隔離了。”埃裡希·埃伯邁爾在日記中痛苦地寫道。“我最好的年輕朋友都成了極端的國家社會主義信徒……我沒法和他們爭辯，因為他們信仰它。理智的觀點對信仰絲毫不起作用。”柏林的法律助理塞巴斯蒂安·哈夫納也有類似的經歷：從1933年3月初開始，他和同事們定期聚會的圈子裡戾氣越來越重，一些人加入了國社黨，已經沒有可能再進行公開的討論了，5月底討論圈子徹底解散。
新國會的開幕儀式定於3月21日在波茨坦駐軍教堂舉行。新上任的宣傳部部長戈培爾精心選擇了開幕式的時間和地點，並且編排了整個儀式。3月21日不僅是春天的開始，也是1871年俾斯麥建立德意志帝國之後第一次召開德國國會的日子，因而它讓人聯想到“民族的覺醒”。駐軍教堂的地下墓穴裡安放著“士兵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和他的兒子腓特烈大帝的靈柩。沒有哪個地方比這裡更適合上演一場見證普魯士精神和納粹主義象徵性政治結合的宣傳秀。國家慶典上午在天主教和新教的大教堂中舉行，伴隨著節日禮拜儀式。希特勒和戈培爾都沒有參加。他們去了柏林的路易森市公墓，在霍爾斯特·威塞爾和其他所謂“運動烈士”的墓前獻了花圈。
12點左右，興登堡和希特勒在駐軍教堂前碰了頭。國家總理身穿普魯士陸軍元帥的軍服，希特勒穿著黑色的燕尾服，而沒有穿褐色的國社黨制服，他顯然很不自在。有些觀察者覺得，他看上去像個“被強大的保護者帶到陌生場合的靦腆新人”。在曾屬於威廉二世的空蕩蕩的皇家包廂前，總統舉起元帥權杖向皇太子致敬。他想以此表達他和霍亨索倫家族之間存在著親密關係——這一舉動是為了掩飾——自從1918年11月陸軍元帥表面上拋棄皇帝之後——他們之間的關係受到了無法修復的損害。興登堡的歡迎致辭像往常一樣具有軍人的簡潔風格：他宣佈，3月5日大選之後，“明顯佔多數”的德國人支持他組建的政府，因而為政府工作奠定了合乎憲法的基礎，同時再次重申希特勒政府的合法性。他告誡在座的國會議員們——社會民主黨議員沒有到場，共產黨議員要麼關在監獄裡，要麼藏匿了起來——不要出現“自私自利和黨同伐異”的情況，要支持政府完成“繁重的工作”，“為一個有凝聚力的、自由而驕傲的德國祝福”。
希特勒在興登堡之後發言，開始時態度羞怯、嗓音低沉，後來他的語氣變得越來越堅定。德國國家黨議員特奧多爾·霍伊斯當時也在場，他認為希特勒的發言“很有分寸”，同時也只是“泛泛而談”：“有一些美妙的言辭，但是沒有具體目標”。與2月1日電台演講的風格一致，希特勒先描繪出1918年革命後“國內崩潰”的陰暗畫卷，以此為背景，用絢麗的辭藻大力讚美“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演講的核心是向興登堡致敬，希特勒多次直接對興登堡本人說話：他不僅稱讚興登堡1月30日將國家大權交給“青春德國”的慷慨大度的決定，還表彰了他的赫赫戰功；“對於我們所有人來說，他了不起的一生象徵著我們民族堅不可摧的生命力。”“他最棒的一次演說”。希特勒的忠僕戈培爾說，“最後大家都深受感動。”不僅宣傳部部長被感動了，連興登堡本人也被感動了。“總統難以抑制激動之情，眼中盈滿了熱淚。”代表漢莎城市漢堡出席開幕式的漢堡市長卡爾·文森特·克羅格曼注意到。演講結束之後，興登堡走向希特勒，雙方緊緊握手，“老”德國和“新”德國的結合，當天的頭條新聞就此出爐。
“波茨坦大會”在民間也引起了極其強烈的反響。“昨天的經歷讓我們今天仍舊難以忘懷……”不倫瑞克邦的伊麗莎白·格本斯雷本（Elisabeth Gebensleben）像幾百萬德國人一樣收聽了電台的直播，3月22日她寫信告訴住在荷蘭的女兒，“在一個民族的歷史上很少出現這樣一個舉國歡慶、全民歡呼的日子，令人如此歡欣鼓舞，在這個日子，所有蘊藏在民族內部但多年來被牢牢禁錮的最美好最神聖的東西全部釋放了出來，匯入到從人們出於最深的感激之情而發出的無盡歡呼聲中。”即使在始終對“民族崛起”抱著懷疑態度的一部分老百姓中，波茨坦大會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看起來希特勒能夠從一個狹隘的政黨領導人轉變成一個治理國家的政治家，脫胎換骨成為一個能夠調和矛盾而不走極端的“人民總理”，“不可否認，他成長了”，埃裡希·埃伯邁爾高興地說。“看來他已經從一個宣傳者和政黨領導人，一個狂熱分子和煽動家——令他的對手感到驚訝地——變成了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希特勒在總統面前鞠躬以示謙卑的姿態也給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白髮蒼蒼的老元帥向大戰的二等兵伸出手，二等兵握住元帥的手深深地鞠躬…… 無人不受感動。”
波茨坦大會在希特勒和興登堡的私人交往中意味著“最終的突破”。1月30日建立“民族集中內閣”時總統還明顯對新總理持保留的態度，這一點還體現在興登堡只允許他在副總理巴本的陪同下匯報工作的規定上。因此希特勒在總理任期的第一個星期內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以便贏得興登堡的信任。“最要緊的是贏得老先生的歡心”，2月5日他對巴爾杜爾·馮·席拉赫表露，“現在我們不能做任何惹他生氣的事情”。這位國家級演員短時間內就成功地討好了興登堡，並將巴本從最受寵愛的位置上排擠了出去。“他和老先生處得很好”，2月17日戈培爾寫道。1942年5月，希特勒在從“狼穴”指揮部到柏林的漫長旅途中曾經提起過，他和興登堡的關係在八到十天之內已得到大幅度的改善，他向總統匯報工作時無須再有巴本在場陪同了，三個星期之後“老先生”甚至對他表現出“慈父般的喜愛”。
圖41：波茨坦大會，總理阿道夫·希特勒在總統保羅·馮·興登堡面前鞠躬致敬，1933年3月21日
也許希特勒此處有所誇張——根據巴本的回憶，從4月份開始他才不再參與此類會談——但是可以肯定，2月份興登堡已毫不掩飾地表現出他對希特勒的喜愛，並且在其遭受外界批評時給予他保護。當巴伐利亞人民黨（BVP）主席和巴伐利亞財政部部長弗裡茨·捨費爾2月17日警告興登堡，希特勒想“通過暴力奪取全部的權力”，同時控訴說，“奉公守法的人”如社會民主黨人被打上“馬克思主義者的標籤並被排斥於德意志民族共同體之外”，這二人得到的回答卻是：“他，國家總統，經過最初的猶豫之後，認清了希特勒先生是最真誠地為國家謀福祉的人，他很高興，這個偉大運動的領袖能與他和其他右翼團體共同合作。”興登堡對3月5日的選舉結果也表示非常滿意，並且對希特勒表達了他對“徹底結束選舉”的滿意之情。“在內心的深處”，“議會的吵吵鬧鬧”令他感到“陌生和厭惡”。
3月21日，戈培爾成功地導演了駐軍教堂的國會開幕式，它標誌著興登堡對希特勒刮目相看的新階段。“老先生對波茨坦大會感到非常高興”，宣傳部部長記錄道。3天後，興登堡告訴漢堡市市長克羅格曼，“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之後他才學會充分地認清和重視此人”。眾所周知，原本他“有些擔心”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人將“要求獨裁統治”，時至今日他才認識到“總理先生是天縱英才”。現在希特勒完全取代了巴本的位置，成為興登堡最賞識的紅人，他巧妙地利用了“坦能堡英雄”的光環為自己增添政治聲譽，接下去他打算從年邁的老總統的影子裡走出來，“作為一個魅力超凡的政治人物獨立地走上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權位”。
如果哪個人曾經認為，希特勒在總統面前鞠躬意味著他甘心讓興登堡攝政並放棄對無上權力的追求，兩天之後發生的事情足以讓他清醒過來，那一天國會在克羅爾歌劇院對授權法進行表決。根據這個法案，希特勒不僅將關閉國會，還將“擺脫迄今為止作為其政權基礎的總統和緊急狀態法的羈絆”。《消除國家和人民困苦法》——它正式的名字，3月15日已在內閣中首次討論過。內政部長在討論中強調，這個法案的內容應當走得很遠，“它可以違背憲法的每一條規定”。保守派部長們依舊沒有提出任何異議。只有胡根堡提出一個問題，“政府根據授權法頒布法律是否需要總統的參與？”這次不是希特勒，而是國務秘書邁斯納出面解決了他的質疑，邁斯納說，“總統沒有必要參與”，“總統本人也沒有參與的意願”。
根據憲法第76條規定，必須在國會議員三分之二到場並且在場議員三分之二同意的情況下才能通過憲法修正法案。怎麼達到三分之二的多數，弗裡克事先在內閣裡做了一番估算：從647個國會議員中去掉81個共產黨議席，那麼只需有378個議員表示同意，而不是432個議員。3月5日國社黨加上“黑白紅陣線”共擁有340個議席。他們寄希望於中央黨的支持。為了保證達到三分之二的出席率，投票之前對國會的議事規則做了改動，“無故缺席的議員也被視為出席會議”。希特勒頗為關注中央黨是否同意，就像他在3月20日批准法律草案的內閣會議上宣稱的，因為“它意味著對國外的聲望增長”。授權法的有效期限為4年（第5條），它授予中央政府“在憲法規定的程序之外”頒布法律的權力（第1條）。這些法律可以“不符合憲法”（第2條）。總理可以代替總統批准法律並且公佈在官方公報上（第3條）。按照該法第4條，與外國簽訂條約的權力被移交給政府。
3月23日下午，國會會場遭遇到了德國議會史上前所未有的狀況。國社黨擺開了恐嚇的陣勢，“克羅爾歌劇院前寬闊的廣場上擠滿了黑壓壓的人群”，國會議員威廉·霍格納（Wilhelm Hoegner）回憶說，“他們粗野地對我們喊叫：‘我們要授權法！’胸前戴著納粹標誌的年輕小伙子放肆無禮地盯著我們，他們幾乎堵死了我們的路，我們彷彿在接受夾道鞭刑，他們用‘中央黨的豬玀’‘馬克思主義的豬玀’之類的話唾罵我們……當我們這些社會民主黨的議員們在最左邊的座位上落座後，衝鋒隊和黨衛隊站到了牆邊和大門口，呈半圓形包圍住我們。他們的表情不懷善意。”主席台的前方，政府成員就座的地方，懸掛著巨大的納粹卍字旗，似乎這不是一次人民代表大會，而是國社黨的內部會議。希特勒今天也穿了褐色制服，兩天之前他在波茨坦以一個可靠的政治家的面目出現時還穿著尋常的禮服。
國社黨“三呼萬歲”之後，總理發表了兩個半小時的講話，一開始他又重複了人們熟悉的 “馬克思主義的異端邪說導致民族的衰落”老一套，接下去籠統地概述了“建立真正的民族共同體”和“徹底重建民族道德”的政府計劃。在經濟領域，希特勒向大家做出以下保證：幫助農民恢復農場的盈利能力、對面臨巨大競爭的中產階級施以援手、增強工人和職員的購買力、幫助失業者重新投入到社會生產中、更加關注出口行業的利益。在外交方面，他宣稱自己是愛好和平的：德國“只想要平等的生存權和平等的自由，德國想和世界各國和平相處”。到演講快結束的時候，希特勒才提到授權法，他解釋了為何有必要頒布授權法，如果“就每個具體問題爭取和請求國會的同意”，代表“民族崛起”的政府將無法完成它的任務。他安撫大家說，政府只是在“採取至關重要的措施”時才“動用這部法律”。它不會“威脅到”國會和參議會的存在，總統的權利和地位“保持不變”，不會“廢除”邦政府，也不會“削弱”教會的權利。最後一點針對搖擺不定的中央黨。一番利誘之後，他又進行了赤裸裸的威脅：“先生們，也許你們正在做出戰爭還是和平的決定。”
希特勒的講話結束後，戈林宣佈休會兩個小時，各黨派分小組進行討論。社會民主黨早就確定了拒絕的立場，根本無須討論。進入克羅爾歌劇院前，社會民主黨最著名的黨員和前普魯士內政部長卡爾·澤維林的議員豁免權遭到侵犯，不由得讓大家回憶起他曾經遭到逮捕的往事，他們已看清楚了未來等待自己的命運。而中央黨卻陷入了激烈的爭論，以黨主席卡斯為首的大多數人讚成授權法。他們指出，希特勒在先前的談判中已經答應給他們“只在一定條件下動用授權法”的書面保證。所謂保證只是一場騙局，希特勒本人心裡最清楚了——他承諾的信件永遠不會發出。前總理海因裡希·布呂寧自始至終勸說大家不要同意，他在3月23日上午的小組會議上把授權法稱為“對議會提出的聞所未聞的要求”。他宣稱，“寧可現在有尊嚴地滅亡”，也好過“支持將讓中央黨無容身之地的政策”。但最後他和支持他的少數人只能服從黨內的紀律。
下午六點會議重新開始，社會民主黨（SPD）主席奧托·維爾斯（Otto Wels）上台發言。他指出，經歷過前一階段的迫害之後，沒有任何一個社會民主黨人願意批准授權法：“你們可以剝奪我們的自由和生命，但無法奪去我們的尊嚴。”面對大廳裡殺氣騰騰的氣氛，他的表現堪稱勇敢。12年來最後一次，人們在國會的講壇上公開地發表信仰民主和法治原則的聲明：“沒有一部授權法能夠授予你們消滅那些永恆的、不可摧毀的思想觀念的權力。”最後維爾斯向“受迫害和被壓迫的人”致以問候：“你們的堅定和忠誠值得欽佩。你們對信仰的勇氣和不可動搖的信心將帶來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根據會議記錄，此時國社黨員們屢次發出哄堂大笑。
維爾斯剛說完，希特勒衝到講台前，他急於消除前面一個演講者的影響：“你們來晚了，但你們還是來了。議員先生宣稱的美麗理論在世界歷史上未免來得太遲了。”希特勒的答覆似乎是一篇即興演講，後來也一再被當作他很機智的一個例證。但事實是，維爾斯演講稿的撰稿人、《前進報》主編弗裡德裡希·施坦普費爾曾經把這篇稿子當作新聞稿發出去，因此希特勒有足夠的時間準備答辯詞。“從沒見過有人這樣吃癟。希特勒說得滔滔不絕。巨大的成功！”戈培爾高興地寫道。實際上希特勒在第二篇演講中已經暴露出他在波茨坦開幕式上小心翼翼地隱藏在正直政治家的假面具之下的殘忍嗜權的真面目，“我的先生們，如果你們現在就談到了迫害，你們悲傷自憐的日子還沒到呢。”他輕蔑地對社會民主黨員們說道。他甚至赤裸裸地進一步挑明，爭取議員們的同意不過是有預謀的手段：“因為我們看到了德國和它的困苦以及國民生活的需求，此時此刻我們才呼籲國會批准我們的請求，即使得不到批准我們也將實行它。”最後希特勒再次面對社會民主黨講話：“我知道，你們不會同意這部法律，由於個人品性你們無法理解我們的意圖，我要說的是：我根本無須你們的同意！德國將得到解放，但解放它的人不是你們！”會議記錄裡寫著：“國社黨黨員朝主席台方向發出長時間的排山倒海般的萬歲呼聲。德國民族主義黨派的黨員們都在鼓掌。”
希特勒的演講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三權分立和法治國家的所有準則在他的統治之下都將失效，“合法”宣言不過是欺騙性的口頭表白。但是這卻沒有阻止中央黨、巴伐利亞人民黨、德國國家黨、德國人民黨和基督教人民服務黨的議長們——正如國家黨黨員符騰堡人萊因霍爾德·邁爾（Reinhold Maier）說的，“懷著對合法發展的期待”——代表各自黨派投票同意授權法。最終投票結果：441個議員同意，只有人數降至94人的社會民主黨反對。德國議會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就此降下了帷幕。次日胡根堡在內閣中感謝希特勒的“傑出成就”，尤其表揚了希特勒對維爾斯講話的答覆，“人們普遍認為它是對社會民主黨毫不留情的申飭”。在最終取締議會民主和迫害其最後的捍衛者社會民主黨方面，社會民主黨和德國民族主義黨派有著充分的共識。
授權法通過之後，國社黨“奪權”的第一階段宣告結束。下一個步驟是可以預見的，因為作為立法機構的議會解散之後，政黨從根本上說也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希特勒政府不僅擺脫了國會的約束，使之成為一個只會鼓掌喝彩的機構，同時也無須再徵求總統的緊急狀態法授權。這意味著主要建立在總統權力之上的“馴服計劃”徹底失敗了。事實上希特勒不再需要保守派盟友的支持了，雖然為了對外的形象他們暫時還被允許留在內閣裡。“現在我們才是主人”，戈培爾斷言，3月23日晚上他和希特勒一起坐在總理府，再次從收音機裡收聽了希特勒對維爾斯的答辯詞。雖然3月24日生效的授權法原本為期4年，但是它被三次延長期限，直到希特勒政府垮台時它還是國家社會主義的立法基礎。
一個星期之後，希特勒政府又發動了下一輪打擊：4月1日它首次發出抵制猶太人商店、律師和醫生的呼籲。從1月30日奪權以來，反猶的暴力活動日益增多。在許多城市和地區，攻擊猶太人和襲擊猶太商店已經成為家常便飯。一般來說，這些活動由當地的衝鋒隊和黨內積極分子組織策劃。3月份國會大選日的第二天，打手們在柏林的選帝侯大街上追逐毆打猶太行人，“許多猶太人遭到褐衫黨的毆打，他們被打得頭上和臉上流出鮮血”，《曼徹斯特衛報》駐德國的記者報道，“許多人被打昏在地，暴徒們揚長而去，任憑他們躺在地上，直到朋友或者過路人把他們抬起來送進醫院。”國外報紙上諸如此類的報道引起了人們的憤怒。3月26日，250 000人在紐約集會，抗議希特勒政府歧視和迫害猶太人，全美共有一百多萬人參加了抗議集會。
國社黨的宣傳和德國外交官的報告把國際社會的批評一概說成“猶太人的煽動宣傳”，他們理應反擊。在全國性的抵制猶太商店、律師事務所和診所的過程中，德國猶太人被當作對付外國抗議活動的人質，衝鋒隊的“野蠻”活動被當局加以引導並統一到一個共同的目標之下。也許抵制猶太人的決定是希特勒和戈培爾3月26日在上薩爾茨貝格 會面時做出的。“我起草了抵制德國猶太人的呼籲書，以此終止他們在國外的挑撥造勢”，宣傳部部長記錄下了會談的成果。策劃和組織工作被交給了“抗議猶太人煽動宣傳中央委員會”，委員會主席為紐倫堡黨區主席尤里烏斯·施特賴歇爾，同時他也是粗野的反猶刊物《先鋒報》的主編。3月28日，《民族觀察家報》發表了國社黨領導人的呼籲書。他敦促所有政黨團體立刻組成行動委員會，以便在4月1日發動一場突如其來的“抵制活動”，“讓活動深入到最小的村莊”。他提出的口號是：“正派德國人決不買猶太人的貨物，也決不聽猶太人及其後台的叫賣。”
3月29日，希特勒告訴內閣即將採取的措施。他明確表示，他本人發出了抵制猶太人的呼籲，並且完全支持這一行動。“他深信，2至3天的抵制活動能讓猶太人明白，進行煽動宣傳只會最大限度地傷害猶太人自身。”兩天之後，一些部長們表示了擔憂：財政部部長施韋伯林·馮·克羅西克擔心“由於徵收營業稅造成的重大損失”，交通部長埃爾茨—呂貝納赫也提請注意經濟後果。目前“歐羅巴號”和“不來梅號”所有外國乘客已經取消了航程。希特勒採取了貌似靈活的應對之策：他建議，如果美國和英國政府“立即對煽動宣傳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抵制活動將被推遲到4月4日開始。否則將按照原定計劃，在4月1日星期六開始抵制活動，然後暫時停止，直到4月4日重新開始。雖然英國政府和美國政府於3月31日晚上承諾將給出德方所要求的解釋，但此時再更改日期已經太晚了，被發動起來的基層黨組織急於行動，為了不丟面子希特勒無法再撤回命令，除此之外，抵制完全符合希特勒本人的意願。“我不知道，兩三百年後我的名字是否還能在德國享有尊榮……”抵制活動開始前一天，他對意大利大使維托裡奧·切魯蒂（Vittorio Cerutti）說，“但我有絕對的把握，五六百年之後，希特勒的名字將因為一舉根除世界的瘟疫猶太人而到處傳揚。”
4月1日上午，德國各地的衝鋒隊崗哨在猶太人的商店、診所和律師事務所外面張貼標語，要求老百姓抵制猶太人。“猶太人的商店——在東部城區有很多——都空空蕩蕩，衝鋒隊員叉著腿站在商店門口。櫥窗上貼著刻薄下流的話，店主多半躲得不見蹤跡”，塞巴斯蒂安·哈夫納回憶他在柏林經歷過的抵制活動。關於民眾反應的報道各不相同。“國內有一些不贊成的聲音，雖然聲音不大但是仍有所聞。”哈夫納追憶。英國大使朗博爾德也認為，抵制活動“在全國並不普遍”，另一方面“社會氣氛也沒有出現明顯有利於猶太人的變化”。當時不少記載表明，有的顧客和病人故意在這一天去猶太商店買東西，或者找猶太醫生看病，或者找猶太律師咨詢法律事務。但那只是有勇氣的少數人，多數人遵從了政府的規定：他們不去買東西，站在一邊袖手旁觀。
對於多數德國猶太人來說，政府第一次在全國範圍組織的反猶行動猶如晴天霹靂，令人措手不及。“我真的一直認為自己是德國人。我一直幻想著：20世紀的中歐與14世紀的羅馬尼亞完全不同。我錯了。” 維克多·克倫佩雷爾在日記中痛苦地寫道。與這位德累斯頓的羅馬語族語言文學家一樣，其他以德國人自居的德國猶太人也確信他們生活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裡，這裡不存在重返野蠻狀態的危險，現在他們受到了打擊。抵制運動也讓不支持政府的一部分人感到羞愧和震驚。哈利·凱斯勒伯爵當時住在巴黎，他已經下決心不再回德國，4月1日他發表評論：“德國國內令人厭惡的抵制猶太人活動，這種犯罪式的瘋狂行為令德國14年來獲得的信任和聲譽喪失殆盡。”
雖然4月4日沒有再次發起抵制活動，但是其後的幾個星期和幾個月內，地方上一再發生衝鋒隊和黨組織暗中唆使的針對猶太商店的行動。此外希特勒政府又無聲無息地採取了一個排斥德國社會中的猶太人的措施：4月7日政府頒布了《重建公職人員制度法》，依據這個法律，不僅政治上不可靠的公務員可以被開除，而且“非雅利安血統”的公務員也可被勒令辭職。曾經在前線作戰或者父親或兒子在前線犧牲的猶太公務員可以得到豁免，暫時留在工作崗位上。豁免規定是興登堡在3天前致希特勒的信中提出來的：“如果他們曾經為德國戰鬥和流血過，他們也應該獲得在祖國的原有崗位上繼續工作的待遇。”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興登堡對歧視性的措施表示不滿。當瑞典紅十字會主席卡爾親王4月底表示對德國猶太人問題的關切時，德國總統說他拒絕任何外來的干涉，他認為“國民革命”已經“和平有序”地完成了，他還進一步指出，“過去正是猶太人和猶太馬克思主義非常不公正地對待目前大獲成功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興登堡對前猶太前線士兵的寬待並非由於他反對希特勒政府的反猶政策，而是發自於老派忠君愛國者對戰友的感情。
希特勒對興登堡來信的回復耐人尋味。一方面他為自己的政策辯護，他指出“政府必須阻止某些職位被猶太人過度侵佔”，“猶太人始終是無法被德意志民族同化的異族人”。另一方面他又熱情洋溢地讚美總統，“他用寬宏大量的人道主義態度”維護前猶太士兵們，他向興登堡保證，“盡可能地滿足這種高尚的情感”。接下去的一句話集中表現了希特勒的偽裝才能：“我理解您內在的動機，其實我自己被迫做出這一決定時也深受折磨，從人情上說我根本不想這麼做。”此時希特勒還不能激怒興登堡，因此他扮演了一個最能打動興登堡的角色：一個禮貌謙遜、樂於受教的政治家，他無私地履行沉重的責任、無奈地嚴厲打擊猶太人和馬克思主義，只是為了德意志民族的福祉，而非出於個人目的。
4月7日的公務員法標誌著歷史上的一個深刻轉折。因為政府首次違背了猶太人具有平等地位的法律原則。從此之後，1871年實現的德國猶太人解放開始了逐步後退的進程。4月份還頒布了其他歧視性法規，如律師執業法和針對德國大學和中小學學生過多的法律。只有少數德國猶太人此時已看清，國家所選擇的、基於希特勒瘋狂的意識形態的道路最終將導向徹底“清除”德國猶太人的目標。德意志銀行首席執行官格奧爾格·索爾姆森（Georg Solmssen）屬於少數人之一。“我擔心”，他在4月9日致董事會主席的信中寫道，“事情才剛剛開始，它將有針對性地有條不紊地從經濟上和道義上徹底消滅德國猶太人，而且是完全無差別的消滅。”
假如說1933年春德國體制內還存在能制止或者至少能阻礙國社黨進軍的社會力量的話，那麼——人們認為——它只能是自由工會組成的德國工會聯合會（ADGB）。但事實上還沒等ADGB發起值得一提的反抗，5月初它已被擊潰了——史無前例的過程，它標誌著德國工會運動史的最低點。奪權後最初的兩個月，希特勒對該拿工會怎麼辦還猶豫不定。由於ADGB擁有近四百萬成員並具有發動反抗的巨大潛力，出於對它的敬畏希特勒最初採取了觀望態度。但是工會領導人在被動和迎合之間搖擺不定的態度令人感到驚訝，很快讓希特勒確信，他們不會發起任何抵抗。
從2月底開始，德國工會聯合會一方面疏遠了幾十年來有密切合作關係的社會民主黨，另一方面向國社黨靠攏。3月21日，ADGB主席提奧多爾·萊帕特直接和希特勒本人取得聯繫，並要求雙方進行一次會談。他在語氣諂媚的信中（“致以最高的敬意和最恭順的問候”）附上了ADGB全國執委會有關工會未來角色定位的原則聲明，其中包括值得注意的讓步：“不管在何種形式的政府之下，工會必須完成其社會職責。”4月9日ADGB全國執委會正式向政府提出將工會組織“併入新政府的職能範圍”，並要求政府派駐“國家專員”。這一要求——如同提奧多爾·萊帕特3月21日的信一樣——沒有得到總理的任何答覆。
國社黨領導層對工會領導人的巴結迎合採取了典型的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工會辦事處成為衝鋒隊暴力襲擊的目標，很多地區的工會幹部遭到逮捕和刑訊。萊帕特徒勞地向興登堡提出請求，他以“憲法規定的人民權利的保護者和擔保人”的身份，“請求中止讓國內多個城市工人的生命和財產受到威脅的權利曖昧狀態。”這完全是孤立無援的抗議，因為工會領導人所援引的憲法基本權利早就被希特勒及其保守派同盟者取消了，而且還經過了興登堡的首肯。
另一方面，希特勒政府更加賣力地讓工人與其組織分離，爭取他們對“民族崛起”事業的支持。3月24日戈培爾在內閣中提出，將工人運動戰鬥的傳統節日5月1日宣佈為“全國勞動節”，其醉翁之意在於不久前舉行的波茨坦大會。要想使之成為一個象徵著普魯士和國家社會主義相結合的紀念日，首先要把即將到來的5月1日確定為一個工人階級的節日。意識形態的洗腦和恐怖主義的一體化屬於同一概念的不同方面。4月初，國社黨全國組織部長羅伯特·萊伊（Robert Ley）領導下的“保護德國勞工行動委員會”受命制訂一個解散工會的計劃。4月17日，希特勒從上薩爾茨貝格發出了同意行動計劃的信號。戈培爾再次成為決策的主角。5月1日將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他寫道，“5月2日我們將佔領工會辦事處，‘一體化’。人們將會吵鬧幾天，然後他們將歸順我們。”3月21日，萊伊向黨區主席戈培爾秘密匯報：“1933年5月2日，星期二，上午十點開始對自由工會的一體化行動。”在行動過程中“應當讓工人和職員們感覺到，這次行動並非針對他們，而是針對一個老朽的、不再符合德意志民族利益的制度”。
ADGB主席依舊沉浸在最終能與政府妥協的幻夢中。3月中旬他表示歡迎將5月1日宣佈為節日的決定，並且接受這個節日被賦予的新含義：“德國的工人應當在5月1日有階級立場地參加遊行，他們應當成為德意志民族共同體中的正式一員。”於是1933年5月1日德國工會成員和國社黨員並肩走在卍字旗下的遊行隊伍裡。遊行主會場設立在前皇家閱兵廣場滕珀爾霍夫費爾德。大會的籌備工作主要由戈培爾負責，繼波茨坦大會之後，這是他在宣傳方面的第二個成功之作。聚光燈照亮了廣場上旗幟的海洋，一百萬人分成十二個遊行方隊走過廣場中央巨大的主席台。希特勒在對全國廣播的演講中再次提到了社會主義五月傳統的象徵意義，他把它融入了“民族共同體”的思想，從而剝離了其本來含義。他向“腦力和體力勞動者”——暗示階級平等的說法——發出含有恭維意味的呼籲，言辭中巧妙地透露出階級和解的含義，再加上組織群眾活動本身，某些原本心存疑慮的工人也不由得產生了好感。“人們完全陶醉在熱情中”，戈培爾也被他本人導演的大戲陶醉了，連弗蘭索瓦·龐塞特這樣嚴厲的觀察家也無法擺脫群眾激情的誘惑力。在他看來，希特勒“有時嘶啞，有時又尖銳而狂熱”的聲音在“舞台布景”、光影效果、旗幟、制服以及扣人心弦的音樂旋律烘托下更增添了魅力。法國大使認為，他感覺到了“和解和團結的氣息”。
但是一天之後，這一感覺被現實打破了。衝鋒隊佔領了工會辦事處，包括萊帕特在內的工會領導人被“保護性拘留”。“一切按部就班”，戈培爾高興地寫道。工會希望通過接近於自我放棄的政策迎合國社黨，以保護自己的組織，但是他們的努力失敗了。幾日之後建立了以羅伯特·萊伊為領導人的德國勞動陣線——它是一個大型組織，由工人和職員（後來還有企業家）的一體化聯合會組成，後來發展成為納粹國家整合工人階級的最有效的工具。從此不再有代表工人利益的獨立組織。5月19日頒布的《勞動托管法》是國家強制性的管理規定，它取代了僱員和僱主的勞資協定自主權——魏瑪福利國家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此被取消了。
破壞工會之後，下一步該怎麼走，戈培爾在6月3日的日記中殘忍地說得一清二楚：“所有黨派都將被消滅。我們將是唯一剩下的政黨。”共產黨（KPD）已經被殘酷鎮壓了，下一個輪到社會民主黨（SPD）了。政府以加倍的報復回應SPD議會黨團反對授權法的做法。社會民主黨內部瀰漫著失望的情緒，退黨現象愈演愈烈。當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看到5月2日政府對工會採取的行動後，他們開始擔心本黨可能被禁，5月10日戈培爾沒收了社會民主黨的資產，這讓他們更加憂心忡忡。一些黨委會成員，包括弗裡德裡希·施坦普費爾（Friedrich Stampfer）在內，在5月初就去了國聯管理下的薩爾區，為未來可能需要的移民做好準備。但在這個問題上大家意見不一：他們應該把總部移到國外，將來從國外組織反對政府的鬥爭？還是利用國內尚存的合法機會，拯救尚能拯救的一切？後一立場的代表人物貫徹了社會民主黨議團大多數人的決議（在下一個章節中還會談到），他們贊同希特勒5月17日在國會發表的“和平講話”——這一決定不僅高估了希特勒的外交政策，還在事後對拒絕授權法的態度提出了質疑。由此社會民主黨領導層產生了裂痕。決定移民的黨委會成員，其中包括奧托·維爾斯，5月21日在薩爾布呂肯做出決定，移民到布拉格，並且把黨的工作轉到地下。在保羅·呂波斯（Paul Löbes）領導下繼續留在柏林的黨員們則聲稱他們代表整個社會民主黨。他們希望通過遷就的方式和希特勒達成妥協，但不久就證明這是自欺欺人。6月18日，第一張《新前進報》在卡爾斯巴德出版，流亡黨組織發出號召，向希特勒政府發出了激烈的戰鬥宣言。內政部長由此抓住了尋找已久的機會，他在6月21日向邦政府發出的公告中宣佈社會民主黨是“危害國家和民族的黨派”，取締其從事一切政治活動的權利。接下去是一輪逮捕社會民主黨幹部、國會議員和邦議員的風潮。在1933年6月底“克佩尼克流血周”裡，衝鋒隊“機動指揮部”襲擊了以社會民主黨居民為主的城區，逮捕了500人，殘酷地拷打他們，造成91人死亡。被害者中包括柏林社會民主黨黨委會成員、梅克倫堡—什未林前總理約翰納斯·施特林（Johannes Stelling）。流亡國外的社會民主黨人在文章中描述了他的結局：“他受了重刑之後幾乎氣息奄奄，衝鋒隊員把他從營地裡扔到大街上，後來他又被平民中的衝鋒隊員抓住，被塞進一輛汽車裡，再次被拖去受刑，直到被折磨死。他被殘害得幾乎辨認不出的屍體被裝進麻袋裡，麻袋裡塞進加重份量的石塊，扔進了達默河裡。”這樣的罪行在1933年夏季已經在德國發生了，而老的權力精英們、民族主義的資產階級，更不用說內閣裡的保守派部長們，沒有發出一點抗議的聲音。
“SPD解體了，太棒了！整個國家很快就要落到我們手裡了。”主子的喉舌戈培爾興高采烈地說。確實現在資產階級政黨再也支撐不下去了。6月底到7月初，德國國家黨和德國人民黨自動解散。從3月5日的大選之後這兩個自由黨派的力量已在急劇衰落，他們的消失並不引人注目。德國民族人民黨的情況有所不同，它依舊作為國社黨的盟友留在內閣裡。4月底，勞工部部長澤爾特宣佈加入國社黨，同時建議讓希特勒擔任鋼盔團的領導人（這個前線士兵聯盟已經被一體化，大多數成員轉為衝鋒隊員）。5月初德國民族人民黨（DNVP）更名為“德意志國家陣線”，以此表明他們像國社黨一樣堅定地拋棄了政黨制國家。可是他們一方面無法阻止越來越多的鋼盔團成員加入國社黨，另一方面他們的機構也日益頻繁地遭到衝鋒隊和黨衛隊的襲擊。1933年5月17日，胡根堡和“德意志國家陣線”副主席弗雷德裡希·馮·溫特費爾德（Friedrich von Winterfeld）向興登堡提出抗議，他們指責“國社黨試圖在全國各地把全部權力抓在手裡”，“將其他民族主義黨派推到一邊”。總統回答說，他深信“總理用心良苦，他為了國家的利益心地純潔地從事著正義事業”。可惜他的手下人“經常不服約束”，但是“逐漸會好起來的”。總統告誡胡根堡和溫特費爾德“維護我們在1月30日選擇的並用心血凝成的團結，以免業已取得的成績毀於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