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沒有誰能像我一樣，經常事先宣告並寫下自己將要做的事情”，希特勒在1941年1月30日的演講中坦白地說，“而我曾一再地寫道：取消《凡爾賽和約》”。確實，從這個煽動者1919年秋季投身政治開始，他始終毫不含糊地表明，一旦當政之後將設法擺脫《凡爾賽和約》的束縛。當然在希特勒考慮對外政策時，修改1919年至1920年戰後秩序並非最終目的，而只是一個初始步驟。擔任國家總理之後，他從未放棄過其綱領的核心之一“佔領東方的生存空間”，在1933年2月2日他對陸海軍將領的講話中已經說得很明白了。1941年1月底，當希特勒在柏林體育館舉行“奪權”勝利8週年慶祝活動時，計劃中對蘇聯發動的種族主義殲滅戰也進入了實施的階段。此前不久，1940年12月18日，他簽署了名為“巴巴羅薩行動”的第21號令。
當政的最初幾年，希特勒在公眾場合小心翼翼地絕口不提其內容廣泛的擴張計劃。德國面臨的棘手的國際局勢迫使他謹言慎行，因為他必須考慮到，法國特別無法接受德國的重整軍備，可能會發起先發制人的打擊。“從理論上承認德國的軍事平等地位到重新恢復一定軍事實力”的階段是“最艱難和最危險的”，1933年2月9日，希特勒在創造就業機會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宣佈，他強調了擴軍的“絕對優先地位”。他們有多害怕先發制人的戰爭，從1940年4月入侵法國前的幾個星期宣傳部部長戈培爾在對新聞界代表的秘密講話中暴露無遺：“1933年法國總理完全可以說（如果我是法國總理，我就會這麼說）：那個寫了《我的奮鬥》的人當上了德國總理，書裡有這樣那樣的內容。我們無法容忍他成為鄰國的領導人，要不他下台，要不我們發兵攻打德國。這些話完全符合邏輯。他們沒有那樣做。他們容忍了我們，任由我們不受阻礙地通過了危險地帶。”
因此，希特勒在擴充軍備的早期關鍵階段竭力掩飾自己的真實意圖，以和解的態度安撫其他列強。他一再地做出保證，哪些問題是德國最關心的，比如德國在國際上爭取獲得平等地位，與其他國家共同維護世界和平。這些表露和平意願的陳詞濫調不過是精心的算計，他在1938年11月對新聞界代表的秘密談話中承認：前幾年的情勢迫使他只能談論和平。“只有不斷強調德國的和平願望與和平意圖，我才有可能為德意志民族逐步地爭取自由和建立一支實現下一步計劃所必需的軍隊。”像“奪權階段”對待保守派盟友一樣，希特勒在外交方面同樣極其成功地玩弄了安撫和欺騙的把戲。資料證明，大多數外交官也錯估了希特勒。他們也認為，通過國際條約的束縛，他們能夠“馴服”希特勒的“行動慾望”。人們不能把德國總理僅僅看作《我的奮鬥》的作者，否則“按照邏輯”人們必須“採取先發制人的打擊政策”，1933年11月，駐柏林的新英國大使埃裡克·菲普斯（Eric Phipps）爵士說。此外人們也不能直接無視希特勒，“因此約束這個具有可怕活力的人不是一個更可取的方法嗎？通過他自由和驕傲地簽署過的條約來約束他。”
那時僅有少數外國觀察家意識到，希特勒並不滿足於修訂《凡爾賽和約》。美國駐柏林的總領事喬治·S.邁瑟史密斯（George S. Messersmith）是少數人之一，早在1933年5月他已經明確警告：雖然希特勒新政府倡導未來數年的和平，以便鞏固自己的地位，但人們不應忽視，達到這個目的之後，“新德國”將想方設法“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世界的其他地區”（Will strive in every way to impose its will on the rest of the world）。
1933年1月30日之後最初的一個階段，德國外交部沒有任何人事變動，這也是造成外國政治家普遍低估希特勒的原因之一。依照興登堡的明確要求，外交部長康斯坦丁·馮·諾伊拉特依舊保留原職，國務秘書伯恩哈德·馮·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和他在一起。頂尖的外交官們依舊在全世界重要國家的大使館裡任職。唯一一個在1933年春季離職的外交官是駐華盛頓大使弗裡德裡希·馮·普利特維茨·卡馮（Friedrich von Prittwitz und Gaffron）。外交政策的方針似乎依舊由威廉大街的外交官們負責制定，而他們保證——至少他們說服了外國人——不僅外交部的人事安排，連外交政策的內容也將保持高度的延續性。1933年2月初，當德國駐莫斯科的大使赫伯特·馮·狄克森向國內匯報蘇聯政府對希特勒新政權表示不安時，比洛回答說：“我認為，人們高估了政府更迭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力。上台後的國社黨人當然換了一副面孔，推行的政策也肯定與之前宣佈的不一樣了。歷來如此，所有黨派概莫能外…… 這裡與其他地方的規矩一樣。”
寄希望於執政後的希特勒和國社黨人能變得“溫和”的想法在內政領域已經化為泡影，在外交領域也被證明是危險的錯誤觀念，雖然後者到公開暴露的時間持續得更長一些。因為對於希特勒來說，上台後的頭幾個月裡他的當務之急是在國內奪取權力和鞏固權力，在外交方面他比較審慎，繼續把這個領域交給威廉大街的職業外交家們。而且是當他穩固了政權之後，情況改變了。現在他同樣掌控了外交領域的領導權。希特勒“把時間都用在了外交事務上”，1934年3月戈培爾指出。現在做任何重大決策時他都指定了方向，像從前排擠左派和戰勝保守派盟友時一樣，他在這個陌生的領域也能敏銳地洞察對手的弱點並無情大膽地加以利用。只花了三年，他就通過一系列轟動一時的突然襲擊徹底推翻了凡爾賽體系。
當時的某些國際形勢再次幫了他的忙。希特勒上台時，凡爾賽體系業已面臨著解體。譬如巴本在1932年6月的洛桑會議上摘得了布呂寧外交政策的勝利果實，成功地把德國從壓得人喘不過氣來的賠款義務中解脫出來；1932年12月11日簽訂的《五國宣言》從原則上承認了德國獲得了軍事領域的平等地位，這是施萊謝爾政府在外交上取得的令人矚目的一大成就。雖然該模式還要經過國聯日內瓦裁軍會議的討論，但這已經清楚地表明，總統制內閣階段的德國外交比施特雷澤曼當政時期贏得了更多的活動空間。
上述進展得益於經濟大蕭條的影響，這次經濟大蕭條也給英國和法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並且影響到他們外交活動的能力。此外，經歷了慘痛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兩個以民主為立國之本的西歐國家出現了強烈的和平主義思潮，任何發動新的歐洲戰爭的想法都會招致人們的反感，因而重整軍備的政策幾乎沒有容身之地。尤其在英國，人們普遍認為凡爾賽和平秩序自身也帶來了不公，德國應該得到補償。此外西歐資產階級政治精英對共產主義的普遍的恐懼感也對希特勒有利。“元首”自詡為反對蘇聯布爾什維克的急先鋒，他借此可以取消他的人民與他領導的政府的某些“義務”。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的“民主危機”也為希特勒帶來了強勁的東風。1922年10月墨索里尼“進軍羅馬”並建立法西斯政權在某種程度上算是打響了發令槍。1918年至1919年後新建的國家裡只有兩個——芬蘭和捷克能在戰後幾十年的危機中堅持民主制度，其他所有國家——奧地利共和國、匈牙利、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王國（1929年後改國名為南斯拉夫王國）、波蘭、波羅的海國家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先後變成了獨裁政體。1918年之前就已經存在的一些國家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阿爾巴尼亞、葡萄牙和西班牙也處於“向獨裁轉型的過程中”。總體的趨勢對希特勒和國社黨有利，他們建立的獨裁政權似乎符合時代的潮流。
1933年4月7日，外交部長馮·諾伊拉特第一次在內閣做了有關外交部未來對外政策基本思路的報告，它以國務秘書比洛在3月份提交的一份內容廣泛的備忘錄為基礎，其最高目標是徹底取消《凡爾賽和約》。報告提出了階段性的行動方案。第一階段德國集中精力擴充軍備和恢復經濟實力，他們必須小心從事，以免刺激鄰國法國和波蘭採取先發制人的打擊。第二階段致力於“修訂領土邊界”，“主要目標”是“徹底改變東部邊界”，也就是收回1919年割讓給波蘭的領土。比洛提出的其他修訂目標還有：改變北石勒蘇益格的邊界，收回歐本—馬爾梅迪以及晚些時候收回阿爾薩斯—洛林，恢復德國的舊殖民地並在有可能的情況下開拓新的殖民地，還有兼併奧地利。德法之間取得諒解“在可預見的未來幾乎是不可能的”，而與波蘭互相諒解“既不可能，也無必要”，這就是為什麼目前“俄羅斯在背後的支持”是不可缺少的。除此之外，力爭“在任何有共同利益的地方”與英國保持良好關係並和意大利進行緊密的合作。諾伊拉特從以上論述中得出結論，“在我們足夠強大之前”應該避免任何對外的衝突。外交部高級官員們制訂的長期計劃與德國的強權政治一脈相承，並部分地——儘管如不久後顯示出來的並非全部地——符合希特勒的想法。
外交部、國防部和希特勒也一致同意，對外掩飾德國的擴充軍備，同時做出和平的姿態，以便在外國人面前隱藏德國的真實政治意圖。1933年5月17日希特勒在國會做的第一個有關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講也是為了這個目的服務。他在講話中強調了德國爭取平等權利的要求，同時否定了所有的戰爭和暴力思想：“新的歐洲大戰不會給令人不甚滿意的現狀帶來什麼好處，相反，任何形式的暴力都無法在歐洲產生比目前更好的政治和經濟局面……德國民族政府最真切地希望，通過真誠和積極的合作阻止此類反和平的發展趨勢。”希特勒宣佈將尊重其他民族的民族權利，“日耳曼化的概念”對於國社黨來說是陌生的——又是一次虛偽的表白，當人們想到他本人在2月3日對軍隊將領們的講話中還提到了將對佔領的東歐地區“無情的日耳曼化”。對外宣佈德國即將裁軍也屬於言行不一，此時德國已經開始秘密地擴充軍備了。和平宣言中精心地摻入了不露聲色的威脅，如果德國依舊無法得到平等的地位，它可能退出日內瓦裁軍會議和退出國聯。
希特勒的“和平演講”起到了它的作用。希特勒扮演的溫和而通情達理的外交工作者是如此具有說服力，以至於連前文所說的因受迫害而元氣大傷的SPD國會黨團都投票贊成政府聲明。“連我們不共戴天的死敵阿道夫·希特勒在這一刻似乎都受到了感動，他站起身來，對著我們鼓掌”，威廉·赫格納（Wilhelm Hoegner）回憶說。這次講話之後，不倫瑞克女子伊麗莎白·格本斯雷本簡直對希特勒崇拜得無以復加：“這個男人是如此出眾，他能夠成為全世界的領袖……現在我又以身為一個德國人而自豪了，而且無比自豪！”她寫信給住在烏得勒支的女兒，她的女兒在回信中也提到，荷蘭當地的報紙也“非常讚賞”希特勒的講話；它在某種程度上“補償了近些日子德國在國外失去的好感”。
確實國外的反應幾乎是一邊倒的讚許。“昨天世界第一次看到了政治家希特勒”，倫敦《泰晤士報》評論。哈利·凱斯勒伯爵認為“講話出人意料的溫和”，5月18日他在巴黎注意到，法國的報紙“因希特勒的講話而陷入到某種尷尬境地”：“他們必須承認，講話本身無可指摘。”相反托馬斯·曼以銳利的目光看穿了假面具，“希特勒在國會的講話是完美的和平撤退，愚蠢。”他只是簡短而一語中的地評價。
1933年2月，日內瓦裁軍談判重新啟動，在談判中德國和法國的利益很快發生了嚴重的衝突。英國政府企圖從中斡旋，但是考慮到法國的安全需要，它在承認德國完全的軍事平等地位問題上猶豫不決。因此早在5月份布倫堡和諾伊拉特已經下決心讓談判告吹。此時希特勒還忙於推進一體化的政策，因此他不想引起外交上的麻煩，他採取的戰術反而靈活得多。他下令讓魯道夫·納多爾尼（Rudolf Nadolny）率領的德國談判代表團不要從原則上反對所有調解建議。他並不希望日內瓦談判有根本性的突破，但他要竭力避免造成德國人破壞談判的觀感。談判破裂的責任應該推給對方。9月份戈培爾作為希特勒的授權代表來到日內瓦，作為德國代表團的成員之一參加國聯的年度大會。“鬱悶，死人大會，國際議會制”，宣傳部部長總結他的第一印象。英國外交大臣約翰·西蒙（John Simon）在10月份提交了一份經過修改的裁軍計劃，它規定4年內德國軍隊應處在國際監督之下，德國代表團找到了一怒之下離開談判桌的借口。
10月13日，希特勒告知內閣他做出的決定：次日“退出國際裁軍大會”，並且同時宣佈德國退出國聯。人們可以通過3月5日新選出的國會的新公投支持這一步驟。於是德國人民獲得了“通過全民公投認同德國政府和平政策”的機會，由此“讓全世界無法再指責德國咄咄逼人的政策”。面對國聯可能的制裁威脅，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靜和忠實於自己的原則”。
據戈培爾在日記中透露，希特勒做出決定之前經歷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因為退出國聯並非毫無風險。擴充軍備還處於起步階段，德國還無法應對軍事對抗。即便是制裁也會對經濟恢復造成嚴重的影響。至少德國將面臨著外交孤立的危險。“過去15年間千辛萬苦重新建立起來的國家聯盟的解決方案具有重大的意義，如今還難以預測的意義。”萊比錫作家埃裡希·埃伯邁爾擔憂地說。哈利·凱斯勒伯爵也談到了“自魯爾區被佔領後歐洲影響最大的事件”，它可能“迅速導致德國被封鎖也許還會導致戰爭”。
10月14日晚上，希特勒在廣播電台對全世界公眾講話。他第一次使用了後來他在外交中頻頻使出的雙管齊下的花招：一方面無視國際外交慣例製造既成事實，另一方面用混淆視聽的言辭、和解的姿態和誘人的交易緩解其風險性。“終有一天”，他喊道，“勝利者和失敗者必須重新回到彼此信任和理解的聯合體中。”這一呼籲主要針對法國，希特勒稱之為“我們古老而光榮的對手”，“如果兩個民族在共處中永遠地摒棄武力，對於全人類來說將是一個了不起的事件。”戈培爾特別欣賞講話中的這一段：“向法國伸出手。很厲害。嗯，除他之外沒人能做到。”確實，論撒謊和偽裝的才能，沒有一個歐洲政治家能與希特勒媲美。
10月17日希特勒已經在內閣中宣佈警報解除。“對德國的威脅行動沒有發生，預計也不會發生……危機時刻已經過去了。估計短時間內將風平浪靜。”戈培爾也鬆了一口氣：“世界上的反響非常妙。比預想中的好。對方也在尋找出路。我們又搶佔了先手。希特勒行動大膽，但是很正確。”10月18日，德國總理接受了《每日郵報》記者喬治·沃德·普萊斯（George Ward Price）的採訪，在這篇詳盡的報道中他試圖消除英國政府和民眾對德國單邊主義外交政策的疑慮。他強調，如果“兩個有親緣關係的民族”德國和英國能夠“重溫舊日友誼”，他將感到非常高興，他還重申了與法國取得“真誠諒解”的願望，並斷然否定了“因波蘭走廊（譯者註：波蘭走廊是德國在1919年根據《凡爾賽和約》割讓給波蘭的一塊狹長領土）對波蘭開戰”的想法。他也不排除重返國聯的可能性，但是必須在德國“被視為完全平等的成員”的前提下。此外他還保證，他的政府將遵守條約：“我們將竭盡所能地履行所有簽署的內容。”
10月24日希特勒展開了國會新公投的宣傳活動，他在柏林體育館發表演講，由此揭開了外交政策全民公投的序幕。他慷慨激昂地宣佈，根據他的“神聖信條”無論何時他寧可死去，也不願意簽訂任何損害德國人民利益的東西。“一旦我犯了錯誤或者德國人民無法容忍我的行為，我可以自我了斷：我將安靜地承受！”在隨後的日子裡他從一個城市飛到另一個城市——漢諾威、科隆、斯圖加特、法蘭克福、魏瑪、佈雷斯勞和基爾，如同在1932年激烈的競選活動中。11月6日，在飛往波羅的海城市特拉弗明德的途中，機長漢斯·鮑爾駕駛的飛機再次迷失了方向，好不容易才到達特拉弗明德機場。
11月8日至9日，為了參加在慕尼黑舉辦的紀念1923年11月政變的10週年慶祝活動，希特勒暫時中止了宣傳之旅。11月8日晚上，他在10年前他宣佈“民族革命”的比格爾布勞凱勒啤酒館發表了講話。他宣稱，當年他們的行動並非“輕率的”，而是“受命於更高的力量”。感謝“天意的智慧”，行動沒有成功，因為“時機尚未成熟”。但從那一刻起“英雄主義注入了尚在襁褓中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體內”，並“導致了1932年成功的崛起”。對1923年的事件做了一番神化之後，11月9日中午，“老戰士們”從比格爾布勞凱勒啤酒館向統帥堂進發——它已經成為年復一年重複的儀式，國社黨節日慶祝的固定組成部分。
“希特勒看上去臉色蒼白”，戈培爾在統帥堂前的國家慶典上注意到。帝國總理在投票前的幾周裡奔波辛勞，即使身體素質再好的人也受不了。慕尼黑慶祝活動一天之後，11月10日中午，他出現在柏林西門子城西門子工廠的工人們面前，戈培爾像在3月份時一樣做了介紹性質的電台報道。希特勒巧妙地投觀眾們所好，按照編造的履歷說自己是無產階級出身和具有無產階級思想：“年輕時我是像你們一樣的工人，通過努力，通過學習，我也可以說通過忍饑挨餓逐漸奮鬥到了高位。”他指出解決失業問題的初步成功，並再次強調了他的和平意願：“你們不要認為，我如此瘋狂，竟然想發動戰爭。”
顯然希特勒熱愛和平的工人領袖形象贏得了西門子員工的好感。至少宣傳部部長談到現場反應時說：“瘋狂的歡呼聲！都是工人。一年前他們還想打死我們。領導狀態極佳。巨大的成功。我們簡直無法走出大廳。”而收聽了電台講話的維克多·克倫佩雷爾的評價則完全不同：“多數時候沙啞的、聲嘶力竭的、亢奮的聲音，布道的神棍用哭腔說著長篇大論的話……無條理、充滿激情，每句話都在騙人，但我幾乎相信：他在無意識地騙人。這個人是個真正的空想家，他毫無長進。”這種印象也非常貼切——希特勒是個輟學者的事實誤導了聰明如這位德累斯頓羅馬語族語言文學家和學者的同時代人，他低估了這個暴發戶。哈利·凱斯勒伯爵錯得更厲害，1933年10月中旬他在日記中寫道，希特勒“最終只不過是個歇斯底里的、沒受過良好教育的畫匠”，“憑著一張利嘴佔據了與其智力不相符的高位”。
11月12日，四千五百萬德國人對下述問題表明了立場：“德國男人、德國婦女，你贊同德國政府的這一政策嗎？你是否願意把它看作自己的意見表述和意願並鄭重地擁護它？”40 500 000（95.1%）人回答“是”，2 100 000（4.9%）人回答“否”，其他人棄權（0.75%）。在國社黨的統一名單上共有39 600 000（92.2%）張有效票和3 400 000張無效票。國社黨領導人將投票結果視為偉大的勝利。“希特勒感動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戈培爾寫道，他也認為成功大部分應該歸功於自己。“目的達到了。德國人民團結一致了。現在我們可以面對整個世界了。”雖然贊同的聲音比預想的要高，但是“團結的民族”無疑只存在於國社黨的宣傳中。兩次投了反對票的維克多·克倫佩雷爾（他非猶太裔的妻子交了兩張空白票）後來認為：“這幾乎是勇敢的行為，因為大家都預料到投票無法保密。”
確實投票時發生了許多違規的事情，因此它只是有限地真實反映了當時的民意。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絕大多數人自覺自願地支持了希特勒政府。根據駐柏林的瑞士大使保羅·蒂尼歇特的印象，廣大德國民眾對這個提出的問題“自覺地回答是，因為他們確實認為它維護了‘德國人的尊嚴’，他們認為不平等裁軍是難以忍受的，國聯根本無法被取悅……同時也因為很大一部分人將希望寄托於更加美好的希特勒時代，希特勒被他們視為拯救政治、社會和經濟困境的大救星”。連社會民主黨流亡黨委的通訊員也不諱言，“工人中愛國主義情緒佔了上風”。希特勒在1933年之前對其抱著強烈牴觸態度的群體中——如天主教徒和社會民主黨——也贏得了聲譽。
巴本在內閣中代表保守派諸位部長們向希特勒致了一篇拜占庭風格的感謝詞：我們“完全沉浸在一個民族對於元首前所未有的令人驚歎的認同中”。僅僅數月，希特勒“天才”地把一個內部四分五裂的民族凝聚成一個對未來有希望和信心的統一帝國。副總理在此閉口不談，他自己在這一段日子裡戲劇性地失去了政治影響力，已經無法再對國社黨領導人的權力要求產生制衡作用。巴本說完恭維話之後，部長們紛紛從座位上起身，向國家總理表示敬意，這比語言更能說明希特勒在內閣的權傾一時。他在外交領域也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1934年1月26日發生了另一個重要事件：德國和波蘭宣佈簽署《互不侵犯條約》，條約為期十年，雙方都有義務和平解決一切爭端。籌劃這一舉措的不是外交部，恰恰是希特勒本人。1933年5月初，他對波蘭大使阿爾弗雷德·威索基（Alfred Wysocki）表達了“兩國應該冷靜地審視和對待共同利益”的願望。1933年秋季雙方加強了意見交流。9月底戈培爾在日內瓦會見了波蘭外交部長約瑟夫·貝克（Jozef Beck），“（他們）想疏遠法國和接近德國……事情還在進行中”，外交部長總結他的印象。11月中旬，戈培爾接見波蘭新大使約瑟夫·利普斯基（Jozef Lipski），雙方進行了長談。由此開始了波蘭和德國之間的正式會談，最終雙方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
這一驚人之舉自然在國內外引起了轟動。因為它意味著德國背離了一貫的外交方針，即不甘心承認按照《凡爾賽和約》被迫割讓給波蘭的領土，尤其不願承認將德國和東普魯士分割開的波蘭走廊。1933年春季外交部長諾伊拉特還不想和東方的鄰居取得和解，而現在希特勒卻完成了這樁事情。“一個外交奇跡發生了！德國和波蘭取得了和解！”埃裡希·埃伯邁爾在日記中寫道。
促使德國總理改變外交政策的原因並不是他忽然對馬紹爾斯·畢蘇斯基（Marschalls Pilsudski）的波蘭專制政府產生了任何好感，而是因為他清醒地計算出和波蘭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能得到多少好處。一方面它能防止波蘭和法國發起共同的先發制人的打擊——德國政府目前非常重視的一個危險。“10年的安定，即使要付出代價”，1933年11月希特勒如此概述他的外交路線。另一方面和波蘭簽訂協議也是強烈證明他一再宣稱的熱愛和平的好方法。由此他也給外國的外交人員留下了好印象，尤其是英國大使菲利普做出的反應，他稱頌希行勒的“政治家的功績”。但是明確放棄武力並不意味著承認波蘭佔有的領土，即某種形式的“東方洛迦諾條約”。希特勒起初主要想在東部國界線獲得周旋餘地，但是也不排除以後改變現有國界線的可能，當然他不會在公開場合裡說出來。相反——1934年1月30日，在紀念“奪權”一週年的國會講話中，希特勒讚美與波蘭的協議掀開了兩國歷史的新篇章：“德國人和波蘭人將滿足於共存的事實。此前千年無法解決的、今後也難以解決的問題今天如此處理，非常合適，兩個民族都能盡可能多地從中獲益。”
通過德波互不侵犯條約，德國不僅成功地搬開了法國安全體系即所謂“隔離線”在東歐的一塊最重要的基石，而且毅然逆轉了“德國對東歐外交政策”的根本方針：“不再像從前那樣與蘇聯聯手反對波蘭，而是與波蘭一起反對蘇聯。”雖然1933年5月5日德國延續了1926年與蘇聯簽訂的《柏林條約》，但希特勒明確表示，接近波蘭的同時要疏遠蘇聯，這意味著：與莫斯科當權者的意識形態之爭也會影響到未來的外交行為。“對蘇聯關係令人心煩的時刻總是多於受益的時刻”，1933年9月底他在內閣宣佈。雖然他反對徹底斷絕與蘇聯的關係，但是“從長遠看不想保持實際的外交關係”。1933年到1934年兩國關係確實明顯惡化。魏瑪共和國時代保持的國防軍與蘇聯紅軍的合作突然中斷。蘇聯的外交政策現在越來越偏向於西方，尤其是法國。1933年11月美國在外交上承認蘇聯之後，蘇聯於1934年9月加入國聯。
掌權一年之後，希特勒確定了外交政策的方向和進度。雖然外交部的外交官們對既定的策略有一些疑慮，但是他們還是忠實地為新政府效力。“我們這些人必須支持新時代。因為如果它失敗的話，誰知道以後將會怎樣！”雄心勃勃的恩斯特·馮·魏茨澤克這樣表達他的信念。現在職業外交家的“專業知識”也應該煥發出“民族革命”“理想主義的活力”，以避免可能的方向性錯誤。希特勒則對威廉大街的外交精英們懷著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其中包含著暴發戶對長期供職、見多識廣的官員們的自卑感，雖然他們都願意聽從他的調遣。他認為他們不太機敏，顧慮太多，受官僚主義程式的束縛。因此他很早就開始著手建立一系列能替代外交部的機構，它們完全聽命於他，進行外交工作時無視傳統的外交藝術。其中包括1933年4月1日建立的、由1933年之前納粹首席思想家和外交顧問阿爾弗雷德·羅森堡領導的國社黨外交部門，還有恩斯特·威廉·伯赫（Ernst Wilhelm Bohle）領導的國社黨外國組織，1934年建立的裡賓特洛甫辦公室，他們是希特勒在外交事務中的左膀右臂。
雖然希特勒不喜歡讀大使們的報告，仔細批閱文件一向不是他的專長，但驚人的記憶力有助於他熟悉瞭解外交事務，他能在外交官們面前顯示他掌握的細節知識。恩斯特·馮·魏茨澤克第一次在總理府見到新總理時對他產生了好感：“希特勒嚴肅而內向，無疑遠比其他人高明。形而上的思維方式有助於他獲得先機。”希特勒也懂得怎麼給外國大使和政治家留下好印象。1933年4月初，希特勒首次接見法國大使弗蘭索瓦·龐塞特，他表現得“非常有禮貌，絲毫也不尷尬，自然隨意，雖然有些矜持，差不多算冷漠了”。希特勒能“清晰準確”地自我表達，從外表上看“誠摯至極”。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英國政府的裁軍特使和後來的外交大臣，1934年2月初次訪問柏林時也驚奇地發現，希特勒是個和藹可親的談話對象，“有自控力而又友好”，處理事務時做好了充分的準備，願意接受批評意見。他身上完全沒有普魯士人的氣息，反而更像個“典型的奧地利人”。在艾登面前這位德國總理也重申，德國政府沒有侵略的意圖，它願意承認能夠維護和平的“任何一種歐洲組合形式”。
1933年至1934年已有人嚴重懷疑此類保證的誠意。因為在對奧地利的關係中納粹政權從一開始採取的方針就完全無法令人信服其和解誠意和溫和的外交政策。出生於奧地利的希特勒從維也納時代起就懷著大德意志的夢想，他在《我的奮鬥》第一頁上呼籲奧地利帝國的德意志部分回歸“祖國”，因為“共同的血脈屬於同一個帝國”。1933年1月30日之後，奧地利國家社會主義者認為機會到了。他們越來越不耐煩地催促“合併”，並且得到其姐妹黨派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支持。但是這一計劃遭到了挫敗，1933年3月基督教社會黨總理恩格爾伯特·陶爾斐斯（Engelbert Dollfuß）治下的奧地利政府解散了議會，建立起專制的、不久後被稱為“奧地利式的法西斯主義”等級制國家，為了保持奧地利的獨立，它轉而尋求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支持，而非納粹德國的支持。
鑒於奧地利國家社會主義者的顛覆活動日益猖獗，1933年5月初，陶爾斐斯政府下了禁止穿褐色制服的禁令，6月19日又下了黨禁令。希特勒以事實上的旅遊禁令作為答覆，未來去鄰國奧地利的德國人必須繳納1000馬克。這對奧地利的旅遊造成了嚴重的打擊。“這項措施將會導致陶爾斐斯政府的下台和新的大選”，德國總理在內閣表示，“即便沒有外來的合併，新的大選也將帶來奧地利內部的一體化”。但希特勒錯了。奧地利政府報之以邊境地區居民往來德奧邊境必須有簽證的制度——這個措施主要影響到在兩國之間往返的國家社會主義分子。於是納粹國家督察員特奧多爾·哈比希特（Theodor Habicht）領導下的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奧地利分部進行了組織動員，對阿爾卑斯地區發動了一輪攻擊。
現在墨索里尼出場了，他抱著極大的懷疑關注德國的合併政策，並自詡為陶爾斐斯政府的保護人。意大利、法國和英國在1934年2月17日的共同聲明中承擔保障奧地利的獨立性和完整性的責任。一個月之後，意大利、奧地利和匈牙利簽署了《羅馬議定書》，它主要涉及經濟領域的密切合作。納粹德國對鄰國的干涉似乎被擊退了，柏林與其理想夥伴羅馬之間產生了隔閡。
因此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1933年6月14日到15日在威尼斯的首次會晤——德國國家元首的首次出國訪問——從一開始就籠罩在不祥的陰影中。聽取諾伊拉特的意見，“元首”換上了便裝，站在制服筆挺的意大利領袖身邊他顯得身材欠佳，明顯拘謹和不安，“看上去更像跟班而非對話夥伴”，攝影師海因裡希·霍夫曼回憶說。也許他腦子裡還在想著國內針對羅姆和衝鋒隊的“解放打擊”。談話在兩個人之間進行，墨索里尼德語說得不錯，他拒絕讓翻譯介入。在有關奧地利的爭議問題上他們無法取得一致意見，後來墨索里尼在他妻子面前不甚恭敬地評價希特勒：希特勒“性情粗暴”，“沒有自控能力”，“他頑固，不怎麼聰明，我們的談話沒有取得任何積極的成果”。
圖45：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威尼斯的初次會面，1934年6月14日
威尼斯會晤六周之後，局勢急劇地尖銳化了：7月25日，奧地利的國家社會主義分子發動叛亂。維也納衝鋒隊衝進了巴爾豪斯廣場的聯邦總理府，開槍打死陶爾斐斯，佔領了奧地利廣播電台的廣播大廈。但是整個行動的準備工作做得很差，叛亂很快被奧地利軍隊鎮壓，超過200人死於叛亂。司法部部長庫爾特·馮·舒士尼格（Kurt von Schuschnigg）組建了新政府，並下令逮捕叛亂者。
叛亂發生時，希特勒正在拜羅伊特參加瓦格納音樂節，毫無疑問，他不僅是叛亂的知情人，而且還批准了這次行動。7月22日，星期天，政變三天之前，他下令讓國家督察員特奧多爾·哈比希特、奧地利衝鋒隊領導人赫爾曼·雷施尼（Hermann Reschny）和前衝鋒隊長、目前在柏林聯絡參謀部任職的弗蘭茨·普費弗·馮·所羅門前來拜羅伊特，與之商討即將到來的行動的細節問題。此前他接見了國防部國防軍辦公室瓦爾特·馮·賴歇瑙（Walter von Reichenau），由此可以判斷，國防部領導人也得到了消息。戈培爾隨後在日記中寫道：“星期天：在元首處……賴歇瑙來了，隨後是普費弗、哈比希特、雷施尼。奧地利問題，能否成功？我非常懷疑。”
7月25日，希特勒和身邊的人驟然間緊張不安起來。戈培爾在日記中記錄下這一時刻：“奧地利傳來警報。聯邦總理府和拉瓦格（廣播公司）被佔領了。巨大的騷亂。極其緊張。可怕的等待。我保持懷疑的態度。普費弗非常樂觀，哈比希特也一樣。等著看吧！”晚上，當節慶大劇院正在上演《萊茵河的黃金》時，希特勒接到了政變失敗的第一批消息。弗裡德林德·瓦格納（Friedelind Wagner）觀察到：“紹布和布呂克納交替著在希特勒的包廂和我們所在的有一台電話的前廳之間跑來跑去，一個人在電話邊聽消息，另一個人快速跑到希特勒身邊，在他耳畔輕聲細語。”演出結束之後，希特勒與瓦格納一家來到節慶餐廳吃晚飯，他在這裡吃了一碗肝泥丸子湯：“我必須在這裡待上一個小時，讓大家都看到我……否則別人會認為我與這件事情有關。” 現在希特勒和戈培爾竭力想撇清和掩蓋與反叛者有任何干係。戈培爾的日記透露，他們的工作有多麼忙碌：“消息接二連三地到來：宣傳部幹得出色，而外交部還在睡大覺；（我們）召回了駐維也納的德國大使；做了一件少有的蠢事；牽涉到奧地利的內部事務中。邊境被關閉了；越境者將被逮捕。只能這麼做了。”
大約半夜兩點，希特勒把身在柏林一頭霧水的副總理巴本從睡夢中叫醒，“用無比激動的聲音”告訴他，他將作為新大使被派往維也納。局勢“極其嚴重”，巴本回憶希特勒甚至宣稱：“我們面臨著第二次薩拉熱窩事件。”副總理起初不想從命，他指出在6月30日事件之後人們不要再指望他能接受為政府效力的新任務，但是希特勒又是請求又是奉承，他說巴本是唯一一個能讓目前混亂危險的局勢恢復正常的人，他至少應該幫個忙，親自到拜羅伊特和希特勒面談。他將派專機接巴本前來。
也許巴本在回憶錄中把夜半電話描述得戲劇化了，但是可以肯定，7月26日凌晨他已經來到拜羅伊特，並且立刻被任命為去維也納的特使。現任大使被召回，國家督察員哈比希特同樣也被傳喚到拜羅伊特，在那裡挨了一通最嚴厲的叱罵。幾天之後，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奧地利地區組織被解散。根據巴本的回憶，希特勒在7月26日還處於歇斯底里的狀態，他有理由如此反應。墨索里尼得知陶爾斐斯被殺之後，向布倫納前線增派了兩個師——威脅的姿態，它在“元首”的親信中引起了恐慌。戈培爾甚至一度認為“有大國干預的危險”。
7月26日德國政府發表聲明，“沒有一個德國機構與此事件有任何關聯”，羅馬方面當然並不相信。意大利媒體對德國展開了激烈的攻擊，戈培爾也下令讓德國報紙猛烈地還擊。兩國之間的新聞戰打響了，幾個月之後方才鳴金收兵。墨索里尼表現出反德主義情緒，9月6日他在巴裡國際博覽會宣稱：“三千年的歷史讓我們懷著居高臨下的同情看待阿爾卑斯山另一邊的民族所持的某些理論，在羅馬擁有愷撒、維吉爾和奧古斯都的時代，他們的祖先還沒學會將本民族歷史傳承於世的文字。”
德國和意大利的關係陷入低谷。“與意大利的關係完了”，7月30日戈培爾斷言，“常見的不可信任。元首內心已經做了了斷……他和羅馬徹底決裂了”。同一天國務秘書比洛在同總參謀長貝克上將的談話中指出，沒有人相信希特勒與7月25日的事件無涉。政變的策劃“令人難以置信的草率”。比洛稱“國際形勢前景黯淡”：“現在一切都岌岌可危，尤其是整體的擴充軍備……所有重要的強國都在反對我們。法國一如既往在幕後對我們造成威脅，它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創造出對其有利的局勢。”
失敗的政變和國際社會的反應對於希特勒來說是奇恥大辱，這是他力圖徹底改變戰後秩序的過程中遇到的第一個挫折。他從中汲取的教訓是，他應該——至少在合併問題上——小心從事，等待良機。在此期間他繼續通過表達和平意願麻痺歐洲列強的警惕性，暗地裡大力推動擴充軍備。“也就是說閉嘴不言繼續擴軍”和“我們現在不能招惹別人，必須態度和緩”——戈培爾用這句話概括他的主子在1934年下半年採取的有策略的克制態度。在11月初的國家督察員大會上，希特勒表示：“德國政府決不能表現出任何軍事介入的興趣。如果我們能獲得10～12年的和平時間，我們就能徹底完成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然後對於對手來說，對德戰爭將意味著重大的危險。”他對外政策的長期目標絕不僅限於修訂《凡爾賽和約》，1934年7月26日晚上，激動了幾個小時之後，希特勒重新恢復自控能力，緊張焦慮化作了興奮的心理狀態，他在和戈培爾的私密談話中透露出訊息：“希特勒談到了未來。他說話像個先知。德國將成為世界的主人，一個世紀的任務。”
戈培爾的這段話無意之中揭示出希特勒作為一個政治家最引人注目的矛盾。當涉及政府早年間外交行動方案時，他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同時他又傾向於無視俾斯麥的原則：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駐羅馬的德國大使烏爾裡希·馮·哈塞爾（Ulrich von Hassel）與“元首”見面時屢次驚訝於其“明澈真實的思想與奇幻混亂的念頭謎一樣的同時並存”。根據觀察，希特勒既是個現實主義者，又是個空想家，這一不同尋常的組合使得他的崇拜者和對手同樣難以捉摸他的葫蘆裡到底賣的什麼藥。
1935年1月薩爾地區的全民公決讓希特勒有機會彌補1934年7月犯下的錯誤。根據《凡爾賽和平條約》，薩爾地區被置於國聯的監管之下，當地人民15年後自行決定他們將歸屬哪個國家——德國還是法國，以及國聯授權托管的現狀是否繼續保持下去。就“返回帝國”的問題支持者和反對者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反對者，主要是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人，聚集在薩爾河畔“打擊希特勒！”的口號下面，贊成回歸德國的人組成了統一的同盟——德意志陣線，除了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之外，資產階級政黨的剩餘力量也加入了同盟。他們寄希望於民族主義口號的吸引力——寄希望於一個事實，即經濟恢復讓德國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而法國此時方才感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德意志陣線的成功毋庸置疑，但勝利的程度依然令人驚訝。1月13日，90.8%的選民投票贊成與德國統一，8.8%贊成維持現狀，0.4%贊成被法國兼併。這意味著，連大多數左翼選民都投入了“回歸帝國”的陣營——這對於SPD流亡黨組織來說意味著苦澀的失望。連對薩爾全民公決抱著很大希望的克勞斯·曼也清醒地表示：“這是1933年1月以來我們最大的政治失敗。它證明了，左派的套話已失去了吸引力。所有的希望都被拖延到一個不可預見的將來。”
納粹宣傳將此次事件詮釋成希特勒個人的勝利。“90.5 %的人讚成希特勒。（我們）深受感動……”戈培爾寫道，“我和元首通了電話。他興高采烈…… 我們逐漸走出了困境，這是第一個重大的外交勝利。”希特勒在內閣表示高度讚賞薩爾人民的愛國熱情：“現在還無法大致預料這個事件在外交上的意義。”3月1日，薩爾地區正式回歸德國的日子，希特勒以解放者的姿態進入薩爾布呂肯，在市政廳廣場上舉行慶祝活動，他把剛完成的重新統一稱為“正義得到伸張的一幕”，它將帶來“德法關係的徹底好轉”：“就像我們想要和平一樣，我們希望，偉大的鄰邦也願意並準備與我們一起去尋找和平。兩個偉大的民族必須攜起手來，共同面對即將埋葬歐洲的危難。”戈培爾筆下民眾的熱情明顯不是裝出來的，而是真實的：“下面廣場上的人陷於狂喜之中，就像發了狂。萬歲呼聲如祈禱般響起，一個省份回歸了。”
此刻希特勒在為他的下一步棋做準備。“他腦子裡事情很多”，1935年1月22日戈培爾和“元首”一番長談後指出，“現在他忙於外交事務，還有軍備。這些都是現在的主要問題。（德國）將要成為強國。其他事情將水到渠成。”成為總理之後希特勒一直把大力擴充陸軍、海軍和空軍視為首要任務，自從1933年秋季退出日內瓦國際裁軍會議，希特勒加快了在這個領域的努力。1935年春季，德國非法的重整軍備已經達到了無法再對外隱瞞的程度。現在問題是，他們怎麼才能公佈於眾並且將其合法化而不至於過分得罪西方列強。
2月3日，英國政府和法國政府在《倫敦公報》中譴責了德國單方面的擴軍措施，同時也表示希望重新回到關於軍備協議的談判桌前。除此之外他們還建議簽訂《東方洛迦諾公約》和反對空襲的國際公約。2月15日德國政府給出了一個推諉的答覆：它不想和兩個西方大國進行談判，而只想和英國政府進行雙邊的意見交流，並邀請英國外交大臣西蒙和已經晉陞為掌璽大臣的艾登3月7日來柏林會談。3月4日，預定來訪日期的前三天，英國政府公佈了一份白皮書，它在指出德國暗中擴充軍備的同時宣佈將在5年內擴充50%的皇家空軍。這一舉措惹得柏林方面勃然大怒，希特勒因此取消了對英國政治家的邀請，假托因聲帶受損而身體有恙。戈培爾的日記如此描寫這出作假的滑稽戲：“倫敦發表了一份關於德國軍備的卑鄙的白皮書，從中推論出英國應該擴軍。然後元首嗓子啞了，拒絕了英國人的訪問。”
3月10日，戈林接受記者喬治·沃德·普萊斯的採訪，在採訪中他第一次承認了德國空軍的存在。“我們的行動方針不是製造威脅其他民族的進攻性武器”，他宣稱，“而是建立起一支足以在任何時候保證德國不受攻擊的空軍力量”。面對英國的航空隨行專員唐上校，他誇口說德國有1500架戰鬥機。實際上1935年春季戈林的空軍只有800架飛機。幾天之後，3月15日，法國政府向議院提交了擬將服兵役的時間延長到兩年的法律草案。這給希特勒提供了一個他想要的借口，他藉機將他在上薩爾茨貝格做出的決定付諸實施：重新恢復普遍兵役制度。3月16日下午，他把這個決定告知了法國、英國、意大利和波蘭大使。“他的聲音聽上去毫不沙啞”，弗蘭索瓦·龐塞特回憶說，“他看上去舉止自如而又專注，態度莊嚴，似乎深深感到這一時刻的嚴肅性。”
起初政府和國防軍還無法確定未來軍隊的規模。在1935年3月6日的備忘錄中，軍隊局負責人路德維希·貝克將和平軍的規模定為23個師，三四年之後增加到36個師。威爾納·馮·弗裡奇（Werner von Fritsch）則主張加快擴充陸軍的速度。3月13日，希特勒下令讓國防軍元首副官弗雷德裡希·霍斯巴赫上校（Friedrich Hoßbach）來慕尼黑，並且告之“未來幾天將宣佈重新恢復普遍兵役制度和在法律上確定未來陸軍框架”的意圖。當希特勒詢問時，霍斯巴赫提出36個師是“陸軍領導人未來期望的最終陸軍規模”。這意味著和平陸軍的人數將達到550 000人，比《凡爾賽和約》規定的德國陸軍人數多了五倍半。希特勒立刻接受了這個數字，沒有徵求國防部部長布倫堡和外交部長諾伊拉特的意見。當布倫堡3月15日得知希特勒做出的決定時，大為震驚。他擔心西方列強無法接受單方面終止《凡爾賽和約》的軍事政治承諾，尤其如此大規模的擴充陸軍，他在3月15日晚上小型部長級會議上“尖銳而充滿激情”地表達了他的憂慮。
但是希特勒不為所動。當天夜裡他還親筆起草了《告德國人民書》，於3月16日星期六發表。公告無視事實地宣佈，德國忠實地履行了裁軍義務，但戰勝國卻繼續擴軍並且抵制所有達成國際軍備協議的嘗試。“在這種情況下德國政府覺得有必要採取必要的措施，以便結束一個偉大民族和國家毫無尊嚴的、最終受到威脅的虛弱無抵抗力的狀態。”《建設國防軍法》不僅恢復了普遍義務兵役制，還宣佈把國防軍擴充到36個師。
當天早上布倫堡還徒勞地試圖阻止希特勒確定36個師的決定，後來他放棄了努力。在3月16日午後的內閣會議上，部長們基本都表示同意。戈培爾寫道：“元首闡明了形勢非常嚴峻。然後他宣讀了呼籲書和法律。大家都深受感動。布倫堡站起身向元首表示感謝。這間屋子裡第一次有人對他呼喊萬歲。《凡爾賽和約》通過法律被解除了。歷史性的時刻……我們重新成為強國。”
希特勒的週末行動在民眾中沒有引起多少憂慮，反而獲得了諸多讚許。“柏林人爭相購買報紙的週末特刊”，弗蘭索瓦·龐塞特觀察到，“他們三五成群地圍攏在一起。人們歡呼喝彩！終究盼到了！人群聚集在總理府門前，向希特勒歡呼致敬。”民眾普遍認為，終於有一個德國政治家敢於向西方列強說不了。對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來說，1935年3月16日是“我們自經歷了1918年的恥辱以來期盼的日子”，路易斯·佐爾米茨在日記中寫道：“好似我們從未經歷過《凡爾賽和約》，而是始終如此行動，做出如此回答。”在工人階級中希特勒的聲望也在增長。“整個慕尼黑傾城而出”，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黨委的通訊員報道說，“老百姓可以被強迫著唱歌，可沒人能強迫他們唱得如此興高采烈。”希特勒“贏得了民心”，“贏得了很多人的愛戴”。3月17日，英雄紀念日，也就是更名後的“陣亡將士紀念日”，政府在柏林國家歌劇院為公開解除《凡爾賽和約》舉行慶典。最後一位在世的帝國軍隊元帥奧古斯特·馮·馬肯森（August v. Mackensen）站在希特勒的身邊，將軍們跟隨在他的身後，希特勒沿著菩提樹大街向皇宮走去，並在那裡檢閱了部隊。
現在關鍵的問題是，西方列強對希特勒的挑釁行為將做出什麼反應？對德國元首持批判性態度的觀察家們心裡明白：如果他們現在不堅決地制止希特勒，希特勒就會認為他可以為所欲為並為歐洲立法。他們已“對他過於遷就了”。獨裁者身邊的人認為行動的風險性有限，“大膽的遊戲”，戈培爾評論說，但另一方面他又可以肯定：“我們必須造成既成的事實。那些人不敢宣戰。而咒罵，我們可以充耳不聞。”3月18日他已認為，“危險的時刻”過去了：“我們大家都非常高興。元首有理由感到驕傲，最壞的事情沒有發生。”駐柏林的美國記者威廉·L.夏伊勒也對局勢有同樣的判斷：“希特勒閃電般的行動……明顯他感覺到現在正是採取行動和獲得成功的好時機，一切看起來像他已經取得成功了。”確實他讓兩個西方強國只能不軟不硬地抗議幾聲。4月11日到14日，它們在意大利馬焦雷湖畔的斯切薩再次舉行會議，譴責德國“單方面的取消條約”並提交了維持歐洲現狀的保證書。那段日子墨索里尼赤裸裸地威脅道：“現在和德國的一切溝通都中斷了。如果德國想為歐洲和平做出努力，那是最好了，不然的話我們將擊潰它，因為現在我們已經完全站在了西方國家的立場。”儘管言辭激烈，但是斯切薩陣線從一開始就是脆弱的。針對希特勒繼續違反條約的行動應該採取什麼具體的措施，三個大國沒有達成一致意見，它們也根本沒有產生必要時進行軍事干預的共同願望。因此戈培爾可以在日記中安心地確認：“斯切薩公報老調重彈，譴責德國破壞條約。只要他們不攻擊我們，隨便他們怎麼折騰。此外繼續擴充軍備。”
圖46：柏林紀念英雄的活動，1935年3月17日，花圈之後從左到右：海軍上將埃裡希·雷德爾（Erich Raeder）、威爾納·馮·弗裡奇上將、赫爾曼·戈林、陸軍元帥奧古斯特·馮·馬肯森、阿道夫·希特勒、國防部部長維爾納·馮·布倫堡
實際上英國已經退出了共同防禦陣線。因為英國政府在3月18日的抗議照會中詢問，是否能重新安排西蒙和艾登訪德，令柏林方面驚訝無比。德國政府感激地抓住了這一暗示，3月25日，就在德國公然取消《凡爾賽和約》的第九天，兩位英國政治家出現在柏林。保羅·施密特（Paul Schmidt）在總理府的會談中首次充當希特勒的翻譯，他根據自己的回憶對談判進展和德國總理的行為舉止做了非常有意義的描述。
希特勒接待客人時著意顯得彬彬有禮，他明顯想創造出輕鬆的談話氣氛。保羅·施密特驚訝地發現，希特勒扮演的外交談判者角色與他在許多公眾場合展示的“咆哮的煽動者”形象截然不同。“他表達清晰而老練，顯然對自己的觀點胸有成竹，說話明白易懂，很容易翻譯成英語。他想說的話明顯都儲存在他的腦子裡。他面前的桌上放著一本空的記事本，整個談判過程中從未被使用過。他從來不做筆記。當他稍作停頓尋找新的措辭時，我可以仔細地觀察他，因此我無須做筆記。他有一雙清澈的藍眼睛，說話時定定地、富有穿透力地盯著談話對像……當他談到某個重要的問題時，臉部表情生動。當他描述布爾什維克給歐洲帶來的危險時，激動之下他的鼻翼微微翕動著。為了加重語氣，他的右手做出急促有力的動作。有時他握緊了拳頭……那天早晨以及整個與英國人的談判過程中，我感覺，他能通過智慧和技巧維護自身的觀點並且遵守我在此類外交談判中熟悉的外交禮儀，就像他多年來專門從事此類活動一樣。”
施密特注意到，希特勒唯一不同尋常之處是他發言的長度。這一次他也無法克服喜歡長篇大論獨白的習慣，因此上午的會議實際上希特勒總是不斷地談起所謂蘇聯布爾什維克對歐洲的威脅。當艾登插話指出目前他真正的憂慮所在時，希特勒迴避了話頭，提起“他的政治生涯開始於布爾什維克對德國發起第一輪攻擊的時刻”。下午的會談更有實質內容。英國人建議簽訂《東方條約》，除了德國之外，波蘭、蘇聯、捷克斯洛伐克、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也將參加。提到立陶宛時希特勒做出了意想不到的反應：“他好像突然變成了另一個人，意外的暴躁起來”，譯員描述道，“後來我經常看到他這樣，幾乎毫無過渡地發火了。他的聲音變得嘶啞了，喉音變重，手握成了拳頭，眼睛射出鋒利的光芒。‘我們絕對不和一個在麥爾（譯者註：舊地名，即今立陶宛的克萊佩達）踐踏德裔少數民族的國家簽訂協約。’他的暴怒如風暴般來得快去得也快。瞬時間希特勒又恢復為立陶宛插曲之前那個平靜的禮數周到的談判者。”他的描述深刻表明，希特勒在外交談判中也懂得怎麼發揮表演才能。事實上他可以像按下按鈕一樣從一個角色轉換為另一個角色。
希特勒明明白白地告訴英國人，比起多邊協議他更傾向於雙邊協議。出於這個原因，他對他們提出的防止德國兼併奧地利的《多瑙協議》也持保留態度。他依舊沒有從根本上拒絕德國重返國聯，但把歸還德國殖民地作為先決條件——西蒙和艾登難以接受的要求。外交部長諾伊拉特沉默不語地列席了當天談判，晚上，他在帝國總統府設宴款待倫敦來的貴賓，希特勒與其他所有部長、許多國務秘書以及各政黨要人參加了晚宴。
兩天的談判以討論軍備問題為主。英國人批評德國單方面取消《凡爾賽和約》，希特勒舉1815年滑鐵盧戰役的例子加以反駁：“當布呂歇爾前來增援時，惠靈頓有沒有先在外交部詢問過，普魯士軍隊人數是否與當時簽訂的條約相符？” 這是一個很有問題的歷史類比，但它竟然讓西蒙和艾登有些無言以對了。被問及德國空軍的實力時，希特勒猶豫片刻後回答說：“我們已經與英國實力相當了。”保羅·施密特描述這句話引起的反應：“在兩個英國人臉上，我看到了惶然失措的驚訝和對希特勒數據準確性的懷疑。”
談判即將結束時，希特勒提出簽訂《英德海軍協定》的想法。具體的建議有：讓德國海軍實力保持在英國艦隊實力的35%左右。英國人對此沒有發表意見，但是也沒有提出反對。看到雙方外交人員始終保持友好從容的態度，這名譯員不由得問自己：“希特勒造成既成事實的手法是否比從前外交部的談判手法能取得更多的成果呢？”3月26日總理府的晚宴標誌著此次訪問的結束。“有時希特勒有些靦腆”，保羅·施密特注意到，“但是並不顯得笨拙。白天談判時他穿著褐色制服，左臂佩戴卍字袖章，而現在他穿著燕尾服，看上去與他不太相襯的服裝。”雖然這個暴發戶的自信心有了明顯的增長——但在社交場合他還是有些不自在。
雖然沒有取得切實的成果，但希特勒對會談的過程表示滿意。“他很愉快……”3月27日中午戈培爾評論道，“英國人的來訪讓他變得更加強硬了。”但是國社黨領導層在以後的幾個星期還無法確定，是否完全脫離了險境。4月初，宣傳部部長發現德國總理看上去“非常嚴肅和若有所思”：“外交讓他感到苦惱。”4月5日，他和希特勒在總理府花園散步時一番長談之後，戈培爾確定：“他不相信能打贏戰爭。一旦戰爭爆發了，結果將會是可怕的。我們沒有原材料。必須盡一切努力擺脫危機。為此需要大力擴充軍備。我們別無選擇，只能保持冷靜…… 元首說，只要他們不來進攻我們就行。墨索里尼可能會做不經考慮的事情。必須小心從事，不要激怒他。”4月底，斯切薩陣線的威脅不了了之，希特勒的情緒也有了逆轉：“現在滿天烏雲散了”，5月5日戈培爾高興地寫道，“元首可以放手大幹了。種下的種子已經到了成熟的時候。”
此時希特勒已經下了決心，再做一個有關外交政策的“和平演講”。他從5月中旬就在努力準備中，期間不斷和戈培爾討論演講的細節，戈培爾確信：“講話將會大獲成功。”5月21日晚上，希特勒精神抖擻地在國會登場，他的講話不斷被600多名國社黨議員狂熱的掌聲打斷。“此人確實是個極好的演說家”，與外國外交官和記者們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旁聽了這次演講的威廉·夏伊勒不得不承認。希特勒做出的保證聽上去非常真誠：“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從內心最深刻的思想理念出發想要追求和平。”他再三保證，德國絕對無意“吞併和兼併奧地利”，薩爾問題解決之後“德國對法國再無領土要求”，德國將履行《洛迦諾公約》做出的承諾，時間絕對不短於其他締約方履行條約的期限。此外希特勒還宣佈，他原則上願意“加入保障歐洲和平的集體合作體系”，與其他歐洲鄰國簽署類似德波之間的互不侵犯條約。最後他重申了他在西蒙和艾登面前提過的建議——即締結雙邊海軍協議，使德國海軍軍力保持在英國艦隊實力的35%：“德國政府真誠地希望，盡一切努力與英國政府和人民建立和保持關係，以防止兩國之間唯一的一場戰爭再次重演。”
克勞斯·希爾德布朗德稱1935年5月21日的登台演講為“臭名昭著的欺騙和謊言教材”。確實，沒有哪篇演講像希特勒的這篇演講一樣成功地蒙蔽了國內外的觀眾，使人們看不清他的真實意圖。民意調查一致稱這篇演講“在民眾中引起了熱烈的反響”。甚至連堅決反對希特勒的人，如哈利·凱斯勒伯爵，當他在馬略卡島的帕爾馬讀到演講全文時，他也頭一次被深深觸動了：“不管人們怎麼看待他，但這篇演講確實是偉大政治家的傑作，也許是自俾斯麥以來德國政治家做的最偉大最重要的演講。”
這篇演講在倫敦也產生了影響。英國政府表示願意就海軍協定進行談判。6月1日，約阿希姆·馮·裡賓特洛甫被希特勒任命為負責談判的特使。最主要的原因不僅是裡賓特洛甫的海外經歷，也由於他像狗一樣對希特勒卑躬屈膝，願意做任何事情討好他的偶像。“他帶著虔誠的表情專心聆聽希特勒的每一句話，總是不斷地說‘我的元首’，用最厚顏無恥的方式說出希特勒愛聽的話，而希特勒似乎根本毫無察覺”，駐羅馬的德國大使烏爾裡希·馮·哈塞爾觀察到。對每個獲得希特勒青睞的競爭者都抱著嫉妒之情的戈培爾也毫不掩飾他對裡賓特洛甫的反感：“一個虛榮的牛皮大王。我不理解，希特勒怎麼會欣賞他。”
談判從6月4日開始。談判剛一開始裡賓特洛甫差點鬧出軒然大波，他斬釘截鐵地要求對方同意德國的立場——德國海軍實力保持在英國艦隊實力的35%。“如果英國政府不立即接受這個條件”，他宣佈，“那麼我們就沒有必要繼續進行談判了”。明顯被激怒的英國外交大臣向德國人指出，這種最後通牒式的進逼違反一切外交慣例，他“冷冰冰地問候”對方之後離開了會場。但是英國人並沒有終止談判，反而經過幾天思考之後接受了裡賓特洛甫的條件，並將其作為繼續談判的基礎，現在談判不僅在外交部舉行，也在歷史悠久的英國海軍會議室裡舉行。6月18日雙方簽署了海軍協定。接到裡賓特洛甫電話通知的希特勒稱這一天是他“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在希特勒的眼裡這位特使通過了外交專業的滿師考試，證明他有資格承擔高級別的外交事務。這個德國獨裁者認為，海軍協定的簽訂意味著向他在20年代擬定的外交目標——在國際政治協議的基礎上與英國結盟——又前進了一大步。如果德意志帝國能得到稱霸歐洲大陸的自由，那麼作為回報它將承認英國的海上優勢。“元首政策的巨大成功”，戈培爾評價海軍協定的簽署，“與英國良好關係的開端——最終必然結成同盟。大約在5年左右。”
但是英國政府根本沒想與德國建立同盟。它首先考慮的是避免如1914年之前德意志帝國時代的具有經濟毀滅性的海上軍備競賽。英國政府把《海軍協議》看作通過合約把“第三帝國”納入歐洲集體安全體系的一個步驟，而非建立兩國同盟的預備階段。但是它準備付出的代價是高昂的：本已脆弱的斯切薩陣線徹底破裂。希特勒成功地避免了外交上的孤立，他決心利用新得到的迴旋餘地。1935年8月18日，他對手下的親信們描述了其外交計劃的概要：“與英國建立永久同盟；與波蘭保持良好關係；有限範圍的殖民地。與之相反，向東歐擴張：波羅的海國家是屬於我們的；控制波羅的海。意大利—阿比西尼亞—英國之間的衝突，然後輪到日本—蘇聯的衝突，也許就在最近幾年。接下去我們的偉大歷史時刻來臨了。我們必須隨時做好準備，宏偉的前景。”
即將到來的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亞（譯者註：埃塞俄比亞的舊稱）戰爭恰好符合希特勒的外交前景概述，它給德國政府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新機會。很久以來墨索里尼一直虎視眈眈地盯著這個非洲東北部的帝國，阿比西尼亞於1927年加入國聯，處於海爾·塞拉西一世的統治之下。意大利想通過佔領這個國家報1896年在阿杜瓦被阿比西尼亞軍隊擊敗的一箭之仇，另一方面這也是帝國偉業的一部分，意大利想成為與英法並肩的殖民主義國家，在某種程度上重振古羅馬帝國的雄風。1935年1月，墨索里尼向法國外交部長皮埃爾·賴法爾（Pierre Laval）提出在阿比西尼亞自由行事的要求，法國默許了他的軍事行動。而倫敦方面多次警告墨索里尼：對國聯成員國發動戰爭可能引起嚴重的後果，但是也沒有採取任何阻止意大利跨越地中海運輸軍隊的行動。10月3日，意大利不宣而戰，對阿比西尼亞發動攻擊。這次行動很快擴展為現代歷史上一次殘酷的殖民戰爭。意大利空軍對平民展開大規模的空襲，投擲了大量的集束彈、燃燒彈和毒氣彈。10月3日，國聯譴責了意大利的侵略，但是也沒有採取任何軍事制裁，只是進行了經濟制裁。
希特勒立刻意識到，他從墨索里尼的非洲戰爭中能撈取什麼好處——在意大利與西方國家之間造成嫌隙，並徹底摧毀斯切薩陣線。他公開宣佈德國在衝突中保持中立，但是暗地裡玩弄狡猾的兩面派手法：一方面1935年夏季他應海爾·塞拉西的要求向其提供武器，另一方面他幫助墨索里尼破壞國聯的經濟制裁，他允許重要的戰略原材料和商品出口到意大利。他的意圖是“讓阿比西尼亞戰爭進一步深化”，使得墨索里尼陷入困境，從而不得不在外交上改弦易張。“歐洲又處於變動中。如果我們聰明的話，將會成為贏家”，戈培爾10月中旬寫道。
5月份墨索里尼就向柏林方面發出了明確的信號：“歐洲列強在阿比西尼亞問題上對我們採取的態度將決定他們是意大利的朋友還是敵人。”柏林方面極為關注和解的跡象。“看來墨索里尼陷入了阿比西尼亞戰爭。他友好地接見了哈塞爾。重新尋求我們的友誼。”戈培爾評論說。1935年7月，對希特勒持批評態度的意大利大使維托裡奧·切瑞蒂（Vittorio cerrutti）被召回，代之以對德友好的貝爾納多·阿托利科（Bernardo Attolico）。戰爭時間拖得越長，墨索里尼與西方各國離心離德的趨勢就越明顯，他也就越發強烈地表現出對希特勒的好感：“早在他上台之前，我一直是他的朋友。”而德國也日益公開地支持法西斯意大利。“有關阿比西尼亞/意大利的談話。對墨索里尼的同情越來越多。”戈培爾總結1935年12月5日午餐時的談話內容。
1936年1月，墨索里尼做出了具有決定意義的友好表示：在與德國大使哈塞爾的談話中他建議，“從根本上改善德意關係，徹底摒棄唯一的爭端即奧地利問題”。雖然奧地利形式上保持獨立，但是意大利政府不反對“它事實上變成德國的衛星國”。同時墨索里尼宣佈，他認為“斯切薩公約徹底死亡了”，這意味著，未來當德國破壞合約時，意大利認為自己不再有聲援英國和法國的義務，也不會對德採取懲罰性措施。這些宣言不啻為對希特勒的直接支持，鼓勵他採取下一個外交驚人之舉：佔領萊茵河左岸。《凡爾賽和約》將其確定為非軍事區，1925年的《洛迦諾公約》又再次加以確認。
這個獨裁者早就想採取類似突然襲擊的行動。1936年1月20日，他在總理府的午餐桌邊對身邊的人說，他準備“一次性地突然解決萊茵地區的問題”，當然不是“現在，因為這樣會給其他人造成從阿比西尼亞衝突中脫身的機會”。但一個月之後，希特勒已經準備做出決定了。2月14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的私人宅邸接見了哈塞爾，他表示確信“武力佔領萊茵地區的最佳時機現在已經到了”。本來他計劃安排在1937年春季，但是有利的國際形勢迫使他提早採取行動。目前“蘇聯一心一意渴望在西方擁有和平，英國的軍事狀態不佳而且受到其他問題的嚴重困擾。法國內部人心渙散”。他做出保證，他不相信“它們會以軍事手段回應德國的行動”——也許會有經濟制裁；但是那些被當作替罪羊的列強的跟班們早就不歡迎所謂經濟制裁。哈塞爾感覺到，希特勒已經“下了50%以上的決心”。可是這位大使在日記中透露，他本人抱著“強烈的懷疑，這個成果——即加速完成1至2年內遲早有機會完成的任務——是否值得我們去冒險”。
諾伊拉特的辦事處主任以及軍隊領導人也懷著同樣的疑慮。雖然軍隊統帥部早就把撤銷非軍事區當作必須達到的目標，但是正如弗裡奇在2月12日對希特勒表明的，“決不能因此而有引發戰爭的風險”。然而2月19日中午，希特勒卻在總理府中與哈塞爾、諾伊拉特和裡賓特洛甫的另一次談話中強調，“長期的被動將導致政治上的無所作為”，“在這種情況下進攻是更好的策略”，裡賓特洛甫急切地贊同希特勒的觀點，哈塞爾和諾伊拉特則謹慎地公開闡明自己的擔憂。希特勒借此機會挑明了為何他認為立刻行動更好：法國政府已在2月11日把年前與蘇聯簽訂的互助條約提交議會批准。這個條約在法國民眾中也引起激烈的爭議，它為希特勒採取計劃中的行為提供了理想的借口。哈塞爾在記錄中總結道，他認為“現在可以把蘇聯條約作為契機”。為了不讓對方有機會“把我們的行動說成是攻擊”，他準備在佔領萊茵地區的同時提供看似意義深遠的好處：在國界的兩邊建立非軍事區，保證荷蘭和比利時的領土完整，再加上三國空軍條約和德法互不侵犯條約。
按照希特勒的觀點，不僅當時的國際形勢，連國內形勢也促使他提早採取行動。據帝國保安部的情況匯報，1935年秋季德國人的情緒明顯低落。國社黨不斷地攻擊教會，尤其以犧牲個人消費為代價片面地優先發展軍事工業，令民眾滋生不滿。為了保證原材料的進口，食品進口被強行抑制，結果造成了食物短缺。希特勒需要一次外交上的重大成功，以便轉移人們對國內困難的關注。諾伊拉特在和哈塞爾的談話中猜測，希特勒感覺到“人民對政權的好感度下降”，他需要一個重新激發群眾激情的全民性口號，完成包括全民公投在內的普通選舉或者完成二者之一，然後在國內借一筆數額巨大的貸款。
但是像以往面臨艱難抉擇時一樣，希特勒依舊猶豫不決。“他在苦思冥想”，2月21日戈培爾寫道，“他應該讓萊茵地區重新軍事化嗎？難以回答的問題…… 元首又準備行動了。他反覆斟酌，然後突然採取行動。”2月28日，法國下議院批准法蘇互助條約的第二天，希特勒還“沒打定主意”。2月28日到2月29日的夜裡，在開往慕尼黑的火車上，戈培爾建議希特勒再等等，等到上議院也同意條約、這個條約最終被批准的時候。“然後就要趁勢抓住機會…… 我們即將做出一個艱難而重大的決定”。
3月1日，希特勒終於做出了決定。中午他去戈培爾下榻的賓館找他，再次在他面前詳細地闡述了做出決定的理由。然後宣傳部部長發現，“他已經下定了決心，他的表情顯得平靜而堅定”，“又到了一個關鍵時刻，現在應該行動了。世界屬於有勇氣的人！什麼都不敢嘗試的人將一無所獲。”
次日，希特勒告訴國防軍領導人他做出的決定。如同1935年3月一樣，這次突然行動也應該安排在週末。3月7日，星期六，德國國會將被召集起來開會，他在會上宣佈萊茵區將被重新軍事化。然後國會將被解散，新選舉定於3月29日。準備工作在嚴格保密的情況下進行，以保證現場的效果。為了不引起懷疑，議員們被邀請來柏林參加星期五晚上的“啤酒之夜”。軍隊的調動被偽裝成衝鋒隊和德國勞動陣線的遊行。“一切必須以閃電般的速度完成”，戈培爾表達與會者們的想法。
3月4日，當希特勒開始口授他的國會演講稿時，威廉大街傳來了警告的聲音，令戈培爾感到氣惱：“從四面八方湧來了披著警告者外衣的膽小鬼……尤其外交部的一幫人畏手畏腳，他們不敢做出任何大膽的決定。”希特勒一旦做出決定之後，他就不再為任何反對意見所動。3月6日晚上，他第一次通知內閣：他認為法國和蘇聯的互助條約明顯違反《洛迦諾公約》，“因此他做出決定，重新在非軍事化的萊茵地區部署德國軍隊。所有相關的準備工作都已經完成；一部分德國軍隊已經出發了”。戈培爾記錄部長們的反應：“起初所有人都驚訝無比。但是現在已經沒有回頭路了。”3月7日上午，德國軍隊在民眾的歡呼聲中進駐萊茵非軍事區。十點鐘，諾伊拉特向法國、英國、意大利和比利時外交代表遞交了備忘錄，一方面以蘇法互助條約為理由宣佈廢除《洛迦諾公約》，另一方面建議就德國西部邊境兩側建立非軍事區的問題舉行談判，與法國和比利時簽訂為期25年的互不侵犯條約以及簽訂空軍協議。與此同時，德國政府表示願意重返國聯。弗蘭索瓦·龐塞特回憶往事時恰如其分地將希特勒的手法描述為：“他打了對手的臉，並對其說‘我建議我們和平相處。’”
中午12點，當希特勒坐到柏林克羅爾歌劇院舞台上的麥克風後，整個大廳籠罩著狂熱的緊張氣氛。“國防部部長馮·布倫堡和內閣成員坐在舞台的左側，他臉色蒼白，手指神經質地敲著椅子的扶手”，威廉·夏伊勒注意到。會議唯一的議題是“接受德國政府發表的聲明”。希特勒先是長篇大論地大談《凡爾賽和約》的不公正以及德國的平等地位被卑鄙地剝奪，快結尾時他才談到了核心問題：法國簽訂互助條約違反了《洛迦諾公約》的精神，因此德國認為它不再受《洛迦諾公約》的約束。他宣讀了諾伊拉特剛剛遞交給簽約國的備忘錄，並在全場雷鳴般的掌聲中宣佈：“為了維護一個民族保衛邊境安全和保持自衛能力的基本權利，德國政府宣佈即日起在萊茵非軍事區恢復行使完整的不受限制的主權。”
進入萊茵區的德國人不超過20 000，其中只有3000人深入了萊茵河左岸。他們接到了嚴格的命令，一旦與法國軍隊發生衝突要保持克制。而法國總參謀部也同樣害怕發生這類事。他們認為，法國無力與德國國防軍進行軍事對抗。其實只消一個法國師就足以粉碎希特勒的冒險。“元首”深知其中的風險，因此他緊張不安地等待著法國的第一反應。據可靠的消息稱，後來希特勒把“進駐萊茵區之後的48個小時”形容成“他一生中最激動不安的一段時間”：“假如法國軍隊進入萊茵區，我們將背負著唾罵和恥辱撤回軍隊，因為我們僅有的軍事力量還不足以做像樣的抵抗。”
住在蘇黎世附近金斯納赫特的流亡作家托馬斯·曼此時“祈禱上蒼”，“人們能給這個魔鬼一個教訓，最終壓制住這個德意志信徒無恥之尤的對外政策”。但是希特勒再次使出了同樣的策略——造成既成事實的同時擺出願意和解的姿態。3月7日晚上，情況已經很明顯了，西方列強這次也僅僅口頭抗議而已。“法國想找國聯理事會。很好！也就是說它不會採取行動。這是主要問題。其他無所謂…… 我們所有人都沉浸在幸福之中。多好的一天！元首喜形於色。我們再次擁有了自己國家的主權”，戈培爾欣喜地寫道。次日，政府像去年一樣慶祝了“英雄紀念日”。威廉·夏伊勒注意到，當“希特勒、戈林、布倫堡和弗裡奇”在國家歌劇院廣場的主賓席落座時，他們的臉上都掛著“獨特的笑容”。
3月19日，在倫敦開會的國聯理事會譴責德國破壞《凡爾賽和約》，但是譴責沒有產生任何效果，尤其艾登在理事會發表的講話中表示，此次違反條約“並沒有構成對和平的威脅”，“無須做出反擊”，因為它沒有損害法國的安全。戈培爾只是言簡意賅地評論道：“可以說我們在倫敦遭到了一致的譴責。這是可以預料的。至關重要的是，接下去會發生什麼。”接下去也沒發生什麼大事，如果拋開“外交上的打嘴仗”不論，那麼既成事實沒有任何改變。希特勒再次愚弄了西方列強並且逃脫了懲罰。英國和法國沒有制裁公然違反條約的行為，削弱了人們相信他們將在德國入侵時保護周邊弱小鄰國的信心，同時也意味著國聯大丟臉面。
起初佔領萊茵區引起了德國民眾對軍事對抗升級的恐慌。但是不久後事態明朗了，西方國家僅僅對德國口頭抗議而已，全國掀起了民族主義的熱潮，一方面人們欽佩希特勒的勇氣，另一方面也因這次行動的完美結局而鬆了口氣。“他們說，希特勒能輕易做成任何事情，國外抱有的希特勒政府被推翻的希望再次落空了”，德國社會民主黨流亡黨委的通訊員清醒地做出評論。3月下半月的投票宣傳活動中，“元首”所到之處無不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3月28日在科隆召開的閉幕大會尤為狂熱。據次日的官方“投票”結果統計，98.8%的選民支持“元首”。即使考慮到投票過程中有操縱選票的成分，我們還是無法忽視，壓倒多數的民眾支持希特勒和他的外交政策。“一個勝利接一個勝利……”戈培爾歡呼道，“即使在最瘋狂的夢中我們也不敢抱有這樣的希望。我們都高興得精神恍惚了。元首顯得安靜而沉默。他只是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他的眼睛濕潤了。”
希特勒手法高明，他又一次在遊戲中勝出了。那些提出警告的外交官和軍官們則被看成懦弱的懷疑者，當眾丟了醜。在這段時間裡，希特勒身邊的人發現他的態度舉止起了變化。奧托·迪特裡希回憶說，與以往相比，他更傾向於認為自己是永遠正確的，而且開始把反對和懷疑看作是對他“個人意志”的冒犯。瑪莎·多德（Martha Dodd），美國駐柏林大使的女兒，也明顯感覺到了這一變化：“在社交場合謙遜的舉止和害羞的沉默”現在被“趾高氣揚、飛揚跋扈的態度”取代，“他昂首闊步地走來走去，彷彿是他創造了腳下的地球和圍在他身邊的人們”。隨著希特勒對自己的評價越來越高，他實現外交計劃時也顯得越來越不耐煩。1933年至1934年他還認為至少應有10年的和平時期，這樣才能保證擴充一支能夠應對軍事衝突的國防軍，而現在他卻打算縮短時間。受到萊茵行動成功的刺激，希特勒更加喜歡富有冒險性的賭博，他依舊相信自己的“天命所歸”，1936年3月14日，他在慕尼黑宣佈：“不論威脅還是警告都無法讓我放棄自己的道路，我憑著夢遊般的確定性走著自己的路，天意讓我走的路。”希特勒現在已經深孚眾望，大多數德國人不再把這類傲慢的自我表白當作怪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