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奇跡，你們找到了我……在幾百萬人中間！而我又找到了你們，此乃德國之幸！” 1936年9月13日，希特勒在紐倫堡黨代會上如是描述“元首”與“追隨者”之間“神秘的統一”。兩天之前，在國社黨政治幹部面前發表演講時，他又以偽宗教的口吻說道：“你們曾經聽見過一個男人的聲音，它在你們的心頭震響，它喚醒了你們，你們追隨著這個聲音……當我們在此地相會，我們所有人都感覺到相遇的神奇。並非你們當中的每一個人都能看見我，我也無法看見你們當中的每一個人。但是我能感受到你們，我能感受到我自己。”
希特勒以這套彌賽亞式的說辭迎合那些無比虔誠地仰慕著他這個所謂救世主的追隨者們。但某些跡象表明，這個獨裁者內心也把自己定位成民族的“救星”，他把試圖影響觀眾們的心理暗示當作了事實。此時他日漸忽略了自己的崛起並非什麼“奇跡”，而是時勢造成的。當初他的奪權行動差點失敗，最後靠著幕後的陰謀詭計才住進了總理府。
不僅希特勒的追隨者們，連被希特勒政權迫害的人也同樣受到了“元首”與“人民”一體化的心理暗示。人們對這種關係的改變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維克多·克倫佩雷爾在1937年3月寫道，希特勒是“他的民族所選擇的人”：“我確實逐漸相信了，他的政權將會維持幾十年之久。”另一方面，反對者的圈子裡也有人提出警告，不要被政府的宣傳所蠱惑：由於“無法自由表達意見”以及害怕被告發，“普通的觀察者高估了希特勒政權擁護者的人數，尤其高估了他們的團結程度”。希特勒到底獲得了多大程度的支持？政府與民眾之間到底達成了多大程度的共識？“第三帝國”的最初幾年是否真的如漢斯-烏爾裡希·韋勒所言，是史上罕見的“領袖統治完全順應民意”的歷史時刻？
早在他迅速崛起的年代，希特勒已經沉迷於他的忠誠信徒們尤其魯道夫·赫斯和約瑟夫·戈培爾之流為他量身定制的魅力“領袖”形象。他發誓將消除危機——其實社會危機正是他平步青雲的原因，他發誓將在多年內亂之後重建國內的秩序，超越黨派之爭和階級矛盾建立“民族共同體”，讓德國重新崛起成為世界強國。因此他成為數以百萬對魏瑪共和國感到失望的、為《凡爾賽和約》的束縛感到痛苦的德國人的救星。希特勒深知，他不能辜負人們寄予他的希望，他不能失去救世主的光環。於是，他竭盡全力讓人們相信，新內閣不同於它的前任，它能夠堅定地著手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尤其是大規模的失業問題。“民族覺醒”的口號激起了人們的幹勁，激發了整個社會的活力，以至於讓老百姓感覺到“在現政府的統治下德國正在欣欣向榮”。
1933年春季出現的經濟復甦跡像似乎驗證了人們的判斷。它們被歸功於希特勒在“勞動戰役”中不知疲倦的活力，同時他嚴厲鎮壓左派也贏得了資產階級的認可。“大多數德國人的思想感情被希特勒主宰，他的名氣恍若明星，在邪惡而悲傷的德國人的世界裡他就是救世主”，3月5日，國會選舉前的幾天，路易斯·佐爾米茨寫道。當她問應該選擇哪個政黨時，一個向來反對國家社會主義的熟人回答道：“當然是希特勒了！…… 現在我們應該用各種方式支持他的事業！”希特勒在一場差不多還算合法的選舉中大獲成功，雖然沒有獲得預期的絕對多數支持，其後他的聲望顯著提高。不倫瑞克人伊麗莎白·格本斯雷本在寫給女兒的一封信中提到了“德國人強烈的愛國熱情”：“幾乎沒有哪個帝王享受到像希特勒一樣的熱愛、尊重和欽佩。”1933年5月1日，被定為首個全國性節日的“五一節”群眾大會之後，她捫心自問，到底希特勒是怎麼做到的，“將一個四分五裂的悲慘民族重新凝聚成一個整體”。僅僅數日之後她歡欣鼓舞地寫道：“哪個民族能找到與他相提並論的人！”1933年11月，瑞士駐柏林大使蒂尼歇特認為：“在過去幾個月裡，越來越多的民眾無疑已對‘元首’產生了無限的信任。在社會的各個階層，我們到處可以遇到對希特勒佩服得五體投地、無比崇拜他的人。”
希特勒崇拜在他當政後的半年裡發展到了無法想像的地步。許多城市和城鎮把他認作榮譽市民。街道和廣場以他的名字命名——例如1933年4月漢堡的市政廳廣場更名為阿道夫—希特勒廣場。其目的是，從象徵意義上佔據公共空間，從德國人的記憶中抹去民主傳統的代表人物。每天總理府都能收到幾麻袋支持者們寫來的信，因此馬丁·鮑曼之弟阿爾伯特·鮑曼（Albert Bormann）領導的元首私人辦公室專門僱用了四個辦事員。普通老百姓寫下了無數的詩篇，表達他們對希特勒的崇拜之情，“元首啊！在上帝的手中，/逆轉我們命運的工具。/勇敢向前！/在你的身後結成了陣線，/堅如鐵石，/男子漢的友情！”1933年3月，住在伯布林根附近的捨恩耐希特的一個男人在詩中寫道。同時他為“閱讀《我的奮鬥》時的巨大享受”向“尊敬的總理先生”表示感謝。與此同時，總理府接到無數人的詢問：希特勒是否能成為他們剛出生的孩子的教父？首席副官威廉·布呂克納不得不於1933年11月出面對公眾解釋：“大家通過讓他做教父的方式表達出來的崇敬和熱愛令元首深感高興，”他滿足了一位申請者，“鑒於申請人數眾多，他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願望。因此他決定以後只有在極為特殊的情況下才會答應做教父的請求，也就是說，如果這個孩子是一個家庭裡的第七個孩子或者第九個孩子。”
迅速滋長的元首崇拜催生出奇異的現象：諸如東普魯士的蘇茨肯鎮更名為“希特勒高地”；諸如杜塞爾多夫的某黨員想把女兒取名為“希特勒琳”（戶籍登記處建議他換成“阿道芬娜”）；還有種植“希特勒橡樹”，烘焙“希特勒蛋糕”，栽培出“希特勒玫瑰”；德國犬類協會委託造幣廠鑄造一種紀念幣，幣面上印著“我們可敬的元首，本土犬類飼養者和愛好者”字樣；埃伯斯瓦爾德林業大學的大學理事會決定授予希特勒“林業學博士的頭銜”，以表彰其“對鄉土文化、提高德國農民的地位以及促進林木培育和木材加工業”等方面的貢獻——當然希特勒“出於原則性的考慮”拒絕了這一榮譽。元首半身像的買賣興隆起來，希特勒的肖像裝飾著啤酒杯、瓷磚、煙灰缸、撲克牌、 自來水筆和其他的日用品。香煙盒裡的希特勒畫片特別受歡迎。販賣庸俗藝術品和紀念品以謀利的生意經很快佔據上風，政府不得不於1933年4月宣佈禁止將希特勒的畫像用於商業用途。
以今人的眼光看，這種過分的個人崇拜顯得非常可笑，但它實際上體現了大部分德國百姓對希特勒的強烈愛戀，值得我們認真地加以看待。元首崇拜絕非僅僅是狡猾的政治操控的產物，而是“德國民眾”自覺自願地共同抬高希特勒的形象（同時伴隨著“去現實化”），在此過程中他們將自己的希望和渴求投射到“元首”身上。“希特勒神話”的宣傳包裝與大眾的“認可態度”和“服從態度”互相依存、相得益彰。
1933年4月20日，希特勒狂熱在其44歲生日之際達到了第一個高潮。“民眾以短短幾個星期之前還無法想像的一致態度奉阿道夫·希特勒為新德國的元首”，《慕尼黑最新消息報》報道。當我們看到元首私人辦公室保存下來的不計其數的生日賀卡時，我們不由得感覺到報紙所言非虛。戈培爾在慶祝希特勒生日的文章中稱其為“偉大的人物”，所有與他接觸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神秘的魅力”——在此戈培爾說出了很多人心中的想法。不管處於事業的巔峰還是低谷，他始終是“人群中的一分子”，“人們認識他的時間越長，對他的評價就越高，也越加愛他，願意無保留地為他的偉大事業獻身。”從這樣的頌詞中反映出希特勒公眾形象的變遷：他不僅是一位政黨領袖，一個極端主義者，同時也是象徵民族統一的整合人物，凌駕於所有爭端之上的“人民總理”。致力於研究“第三帝國”語言的維克多·克倫佩雷爾寫道：“我在詞典的‘保護性拘留’旁邊添加了‘人民總理’。”
在總理府的大廳裡，1878年俾斯麥曾經召開過柏林會議的地方，堆積著人們送給希特勒的生日禮物。副官弗裡茨·維德曼覺得像個“大型的百貨商店”：“應有盡有，從某位工業家贈送的昂貴油畫到某位老媽媽送的羊毛襪子…… 整體而言真正的好東西並不多，有不少非常庸俗的玩意，但不管值錢與否，它們表達了廣大人民對於元首的令人感動的尊敬和愛戴。”
民間的希特勒崇拜也體現在“第三帝國”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1933年春季，波蘭記者安東·格拉夫·索伯斯基驚奇地注意到，當電影院放映的新聞週報加映片裡出現希特勒的形象時，整個影院掌聲雷動。“希特勒萬歲！”的致意禮已經成為司空見慣的禮節，絕不是因為什麼人的強迫，而是人們內心信念的流露。來自皮爾納的女醫生安娜瑪麗·科勒（Annemarie Köhler）是維克多·克倫佩雷爾的一位熟人，克倫佩雷爾敢於把自己的日記給她看，據她說“醫院的護士們和看護們表現得非常瘋狂”：“他們圍坐在擴音喇叭旁邊。當霍爾斯特·威塞爾之歌響起時，他們站立起來，抬起胳膊行納粹禮。”在許多國社黨員的家庭裡，抬右臂行納粹禮已經成為自然而然的日常禮節。例如1933年3月來自曼海姆的一封致“可敬的元首”的信中寫道：“我們的小女兒麗塔很喜歡對元首行禮！因此請允許我們給您寄一張她的照片，照片裡她舉起小手行德意志禮。她只有10個月大，是五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每當別人給她看希特勒叔叔的照片時，她立刻行禮。”
希特勒的照片不僅懸掛在家中和辦公室裡，也同樣醒目地出現在公共場合。在政府舉行全民公投的階段，希特勒的形象幾乎無處不在。“希特勒出現在隨處可見的海報欄和櫥窗裡。每一輛有軌電車、每一輛火車以及轎車的車窗——希特勒從所有的窗口向外張望”，1934年8月19日有關全民公決的一篇報道如此描述。許多德國人想向帝國總理府討要一張有“親愛的元首”親筆簽名的照片。1934年8月，海因裡希·希姆萊為他的父母弄到一張有希特勒親筆題詞的照片，住在慕尼黑的希姆萊家人們為此歡呼不已。“親愛的母親欣喜若狂”，高級文理中學教師格布哈德·希姆萊（Gebhard Himmler）告訴他的兒子。
上薩爾茨貝格成為朝聖之地，數千名朝聖者湧向希特勒的住所，只為了親自看一眼那個了不起的男人。“豪斯瓦亨費爾德地區整日被崇拜者們包圍著”，1934年8月上巴伐利亞行政專區主席報道稱，“甚至連總理在僻靜地方散步時，一群崇拜者和好奇者都緊追著不放。”副官維德曼認為，追隨他的人群顯示出某種“宗教”般的虔誠：“他們沉默地列隊走過，臉上的表情彷彿在說，這是他們一生中極為重要的時刻。”
希特勒早年當政時，無論他到哪裡無不受到超級明星般的追捧。約瑟夫·戈培爾的日記提供了豐富的證據。“他到處受到熱烈的歡迎……偉大的民族覺醒！”例如1933年4月18日，他和希特勒一起從貝希特斯加登驅車前往慕尼黑之後寫道。阿爾伯特·施佩爾在回憶錄中也記錄了極其相似的印象：“希特勒的車子以接近步行的慢速在擁擠的人群中緩慢前行，兩個元首護衛隊隊員在車前開道，車的兩側還各有三人相隨。我像通常情況下一樣坐在緊挨著元首的臨時加座上，我永遠不會忘記排山倒海的歡呼聲和許多人臉上心醉神迷的表情。”毫無疑問這些歡呼的場面並非有人有意組織的，而是表達出人們對一個類似於信仰治療師的人物自然而然的虔誠信仰。
弗裡茨·維德曼說的一件事也能充分反映出希特勒崇拜的類宗教性質：希特勒訪問漢堡時，元首護衛隊被人群擠散了，一個男人衝出來握住了希特勒的手。“然後他發瘋一樣地舞蹈雀躍，不斷地喊著：‘我和他握了手！我和他握了手！’即使這個人宣佈，以前他是個癱子，現在他剛能走路，我也不會感到驚奇，周圍的人們肯定也會相信的。”威廉·夏伊勒在1934年9月的紐倫堡黨代會期間也見到類似的狂熱場面，希特勒在旅館陽台上出現了一小會兒，出現在樓下的幾千人——大部分是婦女——的面前，“他們仰望著他，彷彿他是彌賽亞，他們臉上的表情似乎已經超脫了凡塵。”
圖47：希特勒在上薩爾茨貝格山間的貝格霍夫府邸成為數十萬擁護者們朝聖的場所
過分的個人崇拜和沒完沒了的頌揚肯定影響到了希特勒的自我評價。1934年秋季，從魏瑪前往紐倫堡的路上，他的車隊在熱情的人群簇擁下只能緩緩前行，“迄今為止只有一個德國人受到如此讚美——馬丁·路德！” 他得意地對隨從們喊道。這個獨裁者無疑享受著眾星捧月的民眾追捧。他剛當上總理時在公眾場合的笨拙舉止逐漸被自信的儀態所取代。他的使命感隨著自身所親歷的民眾熱烈支持的狂潮而日益增長。他像癮君子離不開毒品一樣再也離不開群眾的讚美之聲，它讓他確信自己是“天意”擇定的人，他必須完成歷史使命。
希特勒狂熱並不局限於資產階級的圈子，它在工人階級中也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其中最關鍵的原因是政府成功地解決了失業問題。1933年之後幾年取得的成就後來被稱為“經濟奇跡”，德國的失業人數確實下降得比其他工業國家快得多。1936年德國實現了事實上的全部就業，主要靠大力發展軍工業。但是迅速的經濟復甦是以沉重的國家債務為代價的，不久之後就暴露出後果。而對工人們來說最要緊的是，經過經濟蕭條的苦難之後，他們終於又重新有了社會安定感。根據1935年3月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社會民主黨線人提供的消息，“很多從前支持我們的人甚至共產黨員們在軍工企業工作之後，他們也開始維護這個體繫了，他們說：‘我得到了工作，我不在乎怎麼得到的、幹的是什麼，其他人可沒能做到。’”1936年社會民主黨流亡黨組織的另一篇報道稱，很多工人（包括從前的社會民主黨員和國旗隊的人）說：“你們總是做關於社會主義的演講，而納粹給了我們工作……我無所謂擰手榴彈還是建高速公路，我只想要工作。為什麼你們不認真對待就業問題呢？”
工人們對希特勒產生好感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他總是不失時機地站出來反對社會上對體力勞動的蔑視。“尊重勞動，尊敬工人！”，1933年五一節大會他在滕珀爾霍夫費爾德中心會場上呼籲。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不應該彼此對立。“因此我們必須摒棄內心容易產生的鄙視那些使用老虎鉗、操作機器和扶犁深耕的勞動者的自大感。”他發出了這樣的信息：隨著體力勞動的升值，工人的社會地位也應該得到提高，頑固的社會偏見應當得以消除。希特勒喜歡代入“工人”的角色，以此爭取工人們對政府的好感和支持。
社會民主黨流亡黨組織的線人無法否認此舉的成功之處。連“大部分工人也不加批判地把希特勒捧上了天”，1934年6月至7月的一份報告稱。1935年2月的一份清醒的調查報告說，可惜工人“還沉迷於希特勒主義中”，三個月之後報告中又提到，“昔日一些對政治冷漠的工人如今仍是現存體系最軟弱的追隨者和最忠實的希特勒崇拜者”。這個觀察結論來自於政府的反對者，而非其堅定的支持者，因此更具可信性。因而當我們看到戈培爾在日記中一再重複說，工人是“最忠誠於”國家社會主義的人，我們不能簡單地視之為他的“妄想”。1934年6月底對衝鋒隊的血腥斬首行動並未減損工人們對希特勒的熱愛，相反許多人讚成他行使的“霹靂手段”。他們普遍認為“希特勒是個雷厲風行的人”。
可是希特勒享有的人望並沒有惠及他的政黨。由於“元首”的形象越來越超凡入聖，當人們對政府的某些弊端感到不滿時，他們只把批評的矛頭對準了他的手下們。例如1934年上半年，老百姓的不滿情緒在滋長，這種情況表現得尤為突出。“人們通常認為”，社會民主黨國外流亡黨組織的線人從柏林傳出的消息稱，“阿道夫·希特勒不應該受到指責，人們真誠地信任他，他們認為他對手下人的管理不善無能為力”。“希特勒是好的，但褐衣官僚們一千個不行！”很多地方都能聽到這樣的話。與眾多自命不凡地炫耀手中權力、容易貪污腐化的國社黨新貴們相比，希特勒顯得鶴立雞群。“元首”把自己塑造成“來自民間的普通人”，沒有個人慾望，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他“也許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銀行賬戶的政治家”，1936年3月底他在埃森對克虜伯工廠的工人們說：“我沒有股票，沒有任何一家企業的股份，我不領股息。”希特勒對公眾吹噓的簡樸生活方式完全不符合實際，但只有極少數人能看穿這一點。因而元首神話也具有重要的補償功能。它緩解了“第三帝國”老百姓對於各種問題和弊端的不滿，他們把一切歸罪於“希特勒手下人”的胡作非為。人們普遍相信，如果希特勒本人瞭解實情，他肯定會想辦法糾正錯誤。“如果元首知道的話”——在希特勒政權統治的早期已經成為人們的口頭禪。
希特勒本人也深知，他的崇高聲望與國社黨幹部的負面形象之間存在著越來越大的裂痕。1935年紐倫堡黨代會上，他在政治幹部面前發表的講話中抨擊那些“想在元首和他的追隨者之間製造分裂的人……他們喜歡說：元首，好樣的！但是這個政黨，有必要存在嗎？”對此他的回答是：“對於我而言，你們這些德意志民族的政治官員與我完全休戚與共。”但是他的保證卻無法改變一個事實，希特勒的個人聲望明顯高於國社黨的聲望，甚至可以說，他的聲望是以犧牲其政黨的聲望為代價換來的。因為政府的德政被歸功於希特勒，而所有的怨憤都歸咎於“小希特勒”們，即國社黨地方黨組織的代表人物。
除了意想不到的迅速解決大規模失業問題之外，外交上的巨大成功也是奠定希特勒威望的另一個重要原因。1935年1月的薩爾全民公決和兩個月之後的恢復普遍義務兵役制使得萬民歡騰，影響力遠遠超出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圈子。“希特勒是個勇敢無畏的人，他敢於做他認為有必要做的正確的事情”，許多工人認為。國社黨的宣傳採納了這一論調並且發揚光大。1935年4月20日，值希特勒46歲生日之際，首席新聞官奧托·迪特裡希稱讚希特勒是以“無與倫比的決斷力”保衛德國軍事主權的“民族最高領袖”。戈培爾補充道：“整個民族熱愛他，因為他給予人們安全感，如同母親呵護懷中的孩子。無論是我們這些離他最近的人，還是離他最遠的偏遠地區的村民，此刻想同聲讚美：過去他什麼樣，現在依舊不改本色；現在他什麼樣，將來依舊不改本色。我們的希特勒！”
但是1935年秋季老百姓對供應短缺和價格上漲再次產生了不滿，這一次連希特勒的個人聲譽也受到了影響。至少據來自薩克森州的消息稱：“希特勒崇拜不再是堅不可摧的了。人們對希特勒神話產生了懷疑。”而從威斯特法倫發往布拉格的消息也宣稱：“他的光環開始褪色。”維德曼提醒他注意老百姓的不滿情緒，卻聽到刺耳的回答：“老百姓的情緒安穩，並沒有什麼不正常。我比你知道得更清楚……以後我不許你再說三道四！”可實際上這個獨裁者對民意的波動有著敏銳感覺，他本人也感到不安了。如上面提到的，佔領非軍事化的萊茵區也是為了轉移國內矛盾而使出的一招。最初德國老百姓擔心西方國家的軍事干預，當憂慮消失之後，這一大膽的週末行動又在國內引發了新一輪的希特勒熱潮，從1936年3月29日全民公決中壓倒多數的贊成票就能看出來了。“希特勒一再證明他是個人物，他不斷激起人們的欽佩，人們把國家社會主義權力機構的偉大功績歸功於他”，社會民主黨的線人在報告中說。
“他是我們所有人的偶像”，1936年10月初，希特勒在比克貝格的感恩節慶祝儀式上再次以勝利者的姿態受到民眾的歡迎，過後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元首神話已經深入人心。它是政府與人民之間最強大的紐帶。而希特勒崇拜的創始者們竭盡全力地不斷神話他的光輝形象。模仿基督教節日日曆製作的國家社會主義節慶日曆提供了豐富的個人崇拜的機會。一開始是1月30日的“奪權紀念日”。2月24日，“元首”和老戰友們在慕尼黑的霍夫布勞豪斯啤酒館聚會慶祝1920年頒布黨章的紀念日。接下去3月16日的“英雄紀念日”（從前的陣亡將士紀念日），在克羅爾歌劇院舉辦紀念大會，然後舉行閱兵式。4月20日是“元首的生日”。5月1日“國際勞動節”被看作“民族共同體”的節日。接下去是5月份第二個星期日的“母親節”；6月21日的“仲夏節”；作為“農民節慶日”的感恩節每年10月初在哈默爾恩附近的比克貝格山區舉行慶祝儀式。每年的節慶結束於11月9日，這一天“老戰士們”從比格爾布勞凱勒啤酒館徒步走到統帥堂，作為紀念“運動中犧牲的烈士們”的固定儀式。
國社黨節慶日曆的高潮還是9月初的紐倫堡黨代會。數十萬國社黨幹部、衝鋒隊和黨衛隊隊員、勞工團、希特勒青年團員、德國少女聯盟（BDM）成員每年響應黨的“集合令”，彙集在這座佩格尼茨河畔的古老帝國城市。規模盛大的聚會自然與傳統意義上的黨代會有很大的不同。開會的目的不是討論有爭議的話題——在一個完美無缺的“元首”領導下的政黨裡也不可能再允許此類討論！——而是為政府尤其政府第一號人物提供自我表現的機會。當時的人已經把紐倫堡大會的排場看作“第三帝國榮光與力量的體現”。有關人士使出渾身解數試圖展示出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動員能力、活力與團結。
早在1927年到1929年，國社黨已經把黨代會的會址轉移到了紐倫堡，當地官員對國社黨的事業持開放的態度。對於希特勒來說，尤為重要的是，當他以帝國神話的復興者身份登場時，紐倫堡為他提供了浪漫的中世紀背景。1930年到1932年奪權期間黨代會暫時停止。“奪權”之後又過了較長的一段日子，他們才決定恢復中斷的老傳統。“（我們）決定召開紐倫堡黨代會，它將是規模盛大的”，1933年7月底戈培爾寫道。由於準備時間倉促，為期四天的大會上某些活動是臨時安排的。衝鋒隊參謀長坐在希特勒旁邊一個重要的位置上，在路易特波爾德海因舉辦的悼念犧牲者儀式上，他也不離希特勒的左右。一年之後，當羅姆及其追隨者們被清洗之後，情況有了改變。衝鋒隊失去了主導地位，除了勞工團之外，現在國防軍也第一次出現在黨代會上；希特勒向他們保證過的“全國唯一武裝力量”的地位得到了鞏固。
1934年的黨代會之後，開會程序作為固定模式保留下來，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又經過了少許改動。開會天數從4天增加到7天，每天都有具體的日程安排。現在大會“逐漸變得像按照動員計劃一樣有條不紊地進行”，魯道夫·赫斯描述1937年大會盛況時說。希特勒來到紐倫堡（他一般乘坐專列或者專機）並驅車前往他下榻的德國皇宮賓館，大會的序幕就此拉開。威廉·夏伊勒曾經親眼目睹1934年召開的黨代會，起初希特勒並沒有給他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他站在敞篷車上，軟弱無力地舉起右臂，向如癡如狂的歡呼人群致意，左手還笨拙地緊緊捏著帽子。”下午，市長威利·利柏爾（Willy Liebel）在市政大廳舉行傳統的歡迎儀式。1938年的歡迎儀式別具特色，其間展示了“奧地利”被兼併之後從維也納運到紐倫堡的奧地利皇室徽章、權杖、皇冠等物，它們被存放在一個陳列櫃裡。第一天晚上演出瓦格納的歌劇《紐倫堡的名歌手》，通常情況下樂隊指揮是威廉·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了不起的演員陣容，出色的演出”，戈培爾評價1938年9月的歌劇表演，“福特萬格勒是個音樂天才。我正好坐在他的身後，可以仔細地觀察他。了不起的人物。元首也興奮無比。”
第二天上午，希特勒站在始終被愛看熱鬧的群眾圍觀的德國皇宮賓館的陽台上，檢閱希特勒青年團的執旗遊行隊伍。然後在路易特波爾德大廳召開國社黨代表大會，在巴登威勒進行曲的伴奏下，希特勒和他的隨從們步入大廳。“大廳裡裝飾著白色絲質幕布，貴賓席、外交人員專座以及管絃樂團和合唱團的坐席都是深紅色的，黑色背景上金色橡樹葉環繞的巨大卍字標誌顯出奪人的氣勢。”在瓦格納音樂的伴奏聲中，幾百面旗幟，“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各部隊標誌”——首先是從失敗的11月政變傳承下來的“血旗”——被抬入了大廳。威廉·夏伊勒回憶說，整個儀式讓人聯想起“哥特大教堂裡復活節或聖誕節彌撒上的神秘主義和宗教狂熱”。魯道夫·赫斯致開幕詞，年復一年，他試圖在讚美希特勒的專業領域超越自我推陳出新，慕尼黑—上巴伐利亞黨區主席阿道夫·瓦格納（Adolf Wagner）在接下去的 “‘運動烈士’紀念儀式”上宣讀“元首宣言”。“他的聲音和說話方式與希特勒很像，留在旅館裡聽收音機廣播的一些記者們還以為希特勒本人在發言呢。”晚上在歌劇院舉行“文化討論會”，阿爾弗雷德·羅森堡致開幕詞，希特勒發表閉幕演講。從1937年之後，大會每年頒發“德國國家藝術和科學獎”，在埃斯特韋根集中營中被關押了三年的卡爾·馮·奧西茨基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一事令納粹領導人如坐針氈，他們以設立“德國國家藝術和科學獎”作為回擊。
第三天上午，勞工團的遊行隊伍聚集在齊柏林集會場。“他們共有五萬人，幾千個光著脊樑的漢子站在隊伍的前列，手中的鐵鍬在晨暉的映照下閃閃發亮，他們開步走，出人意料地走出了完美的正步，旁觀的德國民眾們頓時激動不已”，威廉·夏伊勒看到這一幕，接著他想到，“以前我一直認為，走正步看上去既毫無尊嚴又愚蠢，它是人類的一種奇異的表達方式。可是在這個早晨，我頭一次體會到，它能在德意志民族奇異的靈魂中激發出何等強烈的內在共鳴。”活動的高潮是團體對口詩歌朗誦，它以誓言為結尾：“我們手中的工作，將會成功，/因為我們鏟下的每一鍬，/都是對德國的祝福。”帝國勞工團領袖康斯坦丁·希爾（Konstantin Hierl）和希特勒發表演講之後，遊行隊伍穿越市區，經過德國皇宮賓館。不光希特勒，連他的隨從們都感到對耐力的要求達到了極限，“四個小時的遊行檢閱，直射的火辣辣的陽光，簡直無法忍受”，戈培爾曾經抱怨過。
1937年設立了“民族共同體”日，每月遊行和集會的節奏從此被打斷了。齊柏林集會場上，年輕的姑娘和小伙子們以舞蹈和體育表演娛樂觀眾們。晚上，政治幹部們的火炬遊行隊伍經過德國皇宮賓館。“從元首的陽台望出去，五彩繽紛的壯觀場景。各黨區的遊行隊伍，老黨區主席們走在隊伍的最前列”，宣傳部部長欣喜地寫道。
第五天召開黨員大會的特別會議。主要看點是齊柏林集會場上的政治幹部遊行，從1936年之後遊行被安排在了晚上。根據阿爾伯特·施佩爾的創意，活動場面被編排得獨具匠心：當宣佈元首到場時，齊柏林集會場周圍的130只探照燈齊刷刷將光柱指向夜空。“驟然間高牆後的探照燈撕碎了漆黑的夜幕，藍色的光束射向高空。它們匯聚在一起，流動的光線在人們的頭頂交織成教堂的穹頂。”黨代會的官方報道如此描繪當時的壯觀場面。
施佩爾在回憶錄中把“光影教堂”稱為他最美麗的“空間創作”，其精緻的創意確實讓人們久久難以忘懷，連在場的外國人也不例外。英國大使內維爾·亨德森（Nevile Hendersen）覺得猶如“置身於冰雕大教堂之內”。號角聲中，希特勒從寬闊的中門走進會場，走向“元首看台”，帝國組織部長羅伯特·雷緊隨其後。魔幻的燈光效果讓“元首看台”看上去像個超大的祭壇，運動的教皇就站在祭壇之上主持彌撒。希特勒被神化為一個超凡入聖的拯救者、一個悟道了的彌撒亞——在這個夜晚，從這個“莊嚴時刻”的禮儀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我們信仰天上的上帝，他創造了我們，指引和保護我們，他將元首您送給了我們，您將解放德國！我們深信不疑，我的元首！”1936年羅伯特·雷讚美希特勒。
第六天的主角是希特勒和青年們。上午，五萬多個小伙子和姑娘們聚集在老體育館的主場館，向“元首”歡呼致意。“有人發出‘稍息’的口令，幾萬個聲音匯聚成山呼海嘯聲。現在他們可以盡情地用歡呼表達自己的心情了。空氣彷彿在震顫。”1938年的官方報道描述。三年之前，希特勒在同一個地點宣佈了他心目中理想德國青年的形象：“如灰狗般伶俐，如皮革般堅韌，如克虜伯鋼鐵般堅強。”帝國青年團領袖巴爾杜爾·馮·席拉赫代表大家向“元首”宣誓效忠，希特勒發表簡短講話之後，魯道夫·赫斯宣讀預備黨員誓詞。到了儀式的最後一個環節，希特勒帶領席拉赫和赫斯巡視隊列，然後乘坐敞篷車穿過運動場，接受觀眾的歡呼喝彩。
圖48：1936年9月帝國黨代會，阿爾伯特·施佩爾第一次在齊柏林集會場上展示“光影教堂”
第七天上午，衝鋒隊和黨衛隊的隊伍在寬敞的路易特波爾德競技場列隊集合。“萬歲，我的男子漢們！”希特勒對在場的人致意。“萬歲，我的元首！”十萬多人發出回應。1934年的集會有了一定的危險性，因為“羅姆事件”剛過去幾個月。“體育館中有明顯的異動，我注意到，希特勒的黨衛隊保鏢貼身而立，將他與褐衣衝鋒隊員們分隔開來”，夏伊勒在日記中寫道。其後幾年局勢緩和下來，路易特波爾德競技場的儀式也像其他活動一樣按照固定模式進行。哀樂聲中，希特勒沿著“元首之路”走向陣亡戰士紀念碑，衝鋒隊參謀長盧策和黨衛隊帝國領袖希姆萊隔著一段適當的距離跟在他的身後，他站在紀念碑前久久凝視著“血旗”——沒有哪個畫面比它更富有象徵意義：超凡入聖的領導人站在整齊列隊的“追隨者”中間，凸顯其孤獨的特殊地位。然後希特勒順著原路走回到主席台，扛著“血旗”的人跟在後面。希特勒發表講話，在講話中讚美衝鋒隊和黨衛隊是“德意志民族最好的政治武裝”，全場齊聲高唱國歌，接下去希特勒授予黨組織各編隊新的隊旗，他用新旗幟觸碰“血旗”以完成儀式。“一個按照固定不變的傳統進行的宗教般的儀式”，戈培爾評論說。最後在阿道夫·希特勒廣場進行幾個小時的遊行，希特勒乘車檢閱遊行隊伍。
第八天即最後一天，主要活動是國防軍的閱兵式。首先在紐倫堡的三個大廣場上表演“偉大的覺醒”和露天音樂會。下午，軍隊在齊柏林集會場上，面對站滿了人的看台，在外國外交官和武官們的目光注視下，展示當前的德國軍備水平。“我們國防軍展現的宏偉場面。所有兵種都得到了演示。了不起的飛行中隊……坦克，火炮，騎兵…… 看上去既精彩又賞心悅目”，戈培爾非常滿意地評論1936年的閱兵式。後來他們計劃將閱兵式轉移到專門為此目的建造的三月集會場，它位於黨代會會場區域的末端，佔地面積很大；與紐倫堡其他紀念性建築項目——如新會議廳和德國體育場——一樣，“二戰”爆發之前還沒有完工。當天晚上，希特勒發表一篇主題演講，就此宣佈黨代會結束。午夜，國防軍的軍樂團和儀仗隊表演了“軍樂隊分列式”（譯者註：groβer Zapfenstreich，德國和奧地利軍隊的軍事儀式表演，相當於英美國家的military tattoo），為整個活動畫上了句號。
紐倫堡帝國黨代會的中心始終是希特勒。他是主要演員——集司儀和教皇的角色於一身。精緻的編排是為了突出他。希特勒在這七八天的時間活得如魚得水；他總共發言十五次到二十次，有時一天發表四次演講。他的發言癖得到了無與倫比的滿足。開黨代會的一周裡，他整天神采飛揚，簡直如癡如醉，而過後則產生一種奇怪的空虛感。會議結束後的第一天他總是“黯然神傷，彷彿聖誕節過後看到聖誕樹上的飾物被拿下來的感覺”，1941年1月他還坦白地承認，那時距離召開最後一次黨代會已經有三年之久了。由於進攻波蘭在即，原定於1939年9月召開以“和平黨代會”為主題的大會於8月底取消。
另一方面，紐倫堡黨代會也意味著巨大的體力消耗。“累到了極點”，他回憶說，“站立四個小時看遊行”——膝蓋僵直，平舉右臂。“有幾次我已經頭暈目眩了。”戈培爾發現，每次活動到了最後，他總是“筋疲力盡”地倒在旅館沙發上。“他已經耗盡了體力，現在需要休息。”1936年，由於7月份在魏瑪舉行小型的“紀念黨代會”，8月份舉辦夏季奧運會，希特勒的身體負擔格外重，他的隨從們建議取消當年的黨代會，但是遭到了希特勒的堅決反對。
每次黨代會之後，希特勒都把親信們召集到身邊，當眾做一個工作總結報告。其中既有表揚又有批評，他還針對其認為需要改進的地方提出建議。但是他堅決不肯改動精心編排的大會流程。在1938年黨代會之後的工作總結會上，他對阿爾伯特·施佩爾表示，在他的有生之年，“黨代會模式” 將成為“不可改變的儀式”：“這樣一來以後再沒有人能改動它。我很擔心，我的繼任者們將有改動它的慾望。也許日後的帝國元首沒有我的影響力，但是這一模式將會給予他支持、賦予他權威。”這段話也表現出希特勒對其本人早逝的擔憂，他擔心自己死後，他的事業將後繼無人。他希望未來的接班人能借神聖化的儀式獲得超凡的魅力，以此讓“第三帝國”獲得長治久安。
紐倫堡群眾場面的策劃不僅給德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對外國來訪者也同樣如此。法國大使弗蘭索瓦·龐塞特曾經親歷了1937年的表演，他回憶說：“古老城市沉浸在萬眾狂歡的氣氛中，數十萬男男女女陷入神魂顛倒的奇特狀態，浪漫的激情，神秘的狂喜，沉醉於某種神聖的瘋狂之中，顯得不可思議，難以描述。八天之內，紐倫堡是一座被施了魔法的城市，一座近乎如癡如醉的城市。”連英國大使亨德森回憶往事時也說過，沒有親歷過紐倫堡黨代會、沒有體會過當時氣氛的人，“沒有資格妄言他徹底瞭解德國納粹運動”。
即使像威廉·夏伊勒這樣持懷疑態度的觀察家，在1934年黨代會閉幕時也總結道：“我們必須親身經歷，才能理解希特勒對德國民眾產生的魅力，感受到在這場運動中釋放出來的活力，以及德國人所擁有的直率而有紀律性的優點。”紐倫堡的盛況對那些原本應該保持理性距離的外國記者們產生了多大的魔力，從1937年黨代會最後一天《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報道能看得一清二楚：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們在旅館裡收聽希特勒演講，當電台轉播的演講結束時，“門廳裡的所有人如同聽到命令一般同時舉起右臂行希特勒禮，隨後興奮地跟著唱起德國國歌和《霍爾斯特·威塞爾之歌》”。不僅德國人，連許多外國人也被“第三帝國”的光鮮面吸引住了，而忽略了獨裁統治的陰暗面。
從一開始國社黨領導人就意圖讓盡可能多的民眾參與到紐倫堡的盛事中。首先他們利用了電台廣播。但是電台廣播有一個短處，一般來說它只能轉播演講，而無法傳遞現場的氣氛。因此早在1935年聽眾們已經對演講有些厭倦了。“在黨代會召開的一周裡，廣播和報紙的詳盡報道無法真正地吸引廣大民眾。老百姓顯得無動於衷”，來自萊茵地區的一份報道稱。於是他們想到了用電影作為傳播媒介。
國社黨拍攝了有關1927年和1929年黨代會的電影。但這些片子只是沒有什麼藝術水準的無聲電影，他們只為了拍給自己人看，沒有想過公映。此外希特勒還沒有在其中扮演絕對的主角。“奪權之後”情況改變了。為了宣傳“勝利的帝國黨代會”——1933年黨代會的主題，他們打算把電影變成宣傳工具，新拍攝的電影應該有截然不同的藝術質量，讓電影院裡的廣大觀眾能有機會“一睹盛況”。現在萊妮·裡芬斯塔爾的機會到了。
早在1932年春季，這位才華橫溢的女演員已經和希特勒有了第一次接觸，她在電影《藍光》中扮演的主要角色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從同年秋季開始，她成為戈培爾家受歡迎的座上賓，在那裡她時常與希特勒相遇。她可以預想到，一旦國社黨當權，她將會獲得事業發展的良機。戈培爾確實在1933年5月中旬向她提出合作的建議：“下午，萊妮·裡芬斯塔爾談著自己的計劃。我建議她為希特勒拍攝電影。她聽了以後非常興奮。”6月間雙方進一步討論了合作的細節問題。“她是所有明星中唯一理解我們的人”，後來宣傳部部長寫道。8月份事情已經談妥了：萊妮·裡芬斯塔爾出現在總理府的午餐桌上——希特勒以此表示對她特殊的厚愛。“她為我們拍攝黨代會的紀錄電影”，戈培爾高興地說。8月底，即紐倫堡大會的前幾天，官方正式宣佈了消息。“依照元首的特別要求”，《電影通訊》報道，萊妮·裡芬斯塔爾小姐將成為黨代會紀錄片的導演。
一個半途改行的新人、一個非黨員被委以重任，宣傳部電影部門的老資格國社黨員們尤其該部門的領導人阿諾爾德·雷特爾（Arnold Raether）把她視作眼中釘。他們使出各種陰謀手段，煽動敵意，質疑她的資質。但是只要希特勒還賞識萊妮·裡芬斯塔爾，她就無須畏懼對手們的攻擊。第一部名為《信仰的勝利》的黨代會紀錄片拍攝完成之後，連希特勒下屬中對她有懷疑的人也完全被女導演的才華折服了。
裡芬斯塔爾親自聘請了三個有才華的攝影師：塞普·奧爾蓋耶（Sepp Allgeier），弗朗茨·魏邁爾（Franz Weihmayr ）和瓦爾特·弗倫茨（Walter Frentz）——最後一位是希特勒最欣賞的攝影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還扮演過特殊的角色。一位年輕的女性，在四天的拍攝工作中極其自信地執掌導演大權，自然在紐倫堡引起了不小的轟動。黨代會之後，她回去做電影剪輯的工作。曾經和她進行過討論的戈培爾自信地說：“她必將完成重任。”
裡芬斯塔爾創新性的貢獻首先在於，通過流暢而富有韻律的藝術形式把呆板而容易顯得單調的演講和遊行過程變得生動活潑、趣味盎然。她打亂了時間的順序，將黨代會的全部畫面剪輯成富有心理暗示意味的流動圖像。她沒有採用紀錄片常見的畫外音，而是保留了演講者本人的聲音和群眾的歡呼聲，並用赫伯特·溫特（Herbert Windt）所作的混合了瓦格納作品、民間音樂和鏗鏘有力的進行曲的電影音樂加以烘托。
但《信仰的勝利》還不是完美無缺的，原因一方面在於這位女導演在電影剪輯方面還是個新手，另一方面在於，她也不得不選用一部分普通的新聞週報紀錄片資料。有些場景無意之間產生出滑稽的效果，例如當希特勒想和戈林握手時，戈林卻昂首闊步從希特勒的車邊走過，或者希特勒的帽子被巴爾杜爾·馮·席拉赫的屁股不小心從台上掃到了台下。可是當這部電影1933年11月底在小圈子裡預映時，希特勒沒有提出任何批評意見。“絕妙的衝鋒隊交響曲”，戈培爾評論，“裡芬斯塔爾幹得出色，電影將取得巨大的成功。”電影的首映式被安排在12月1日柏林動物園烏髮電影宮。首映式隆重得如同國家慶典，除了希特勒、戈培爾、羅姆和赫斯之外，副總理馮·巴本、外交部長諾伊拉特、內政部長弗裡克和國防部部長布倫堡等政府要人也出席了儀式。“當最後一個音符裊裊消散”，《電影舞台》報道，“明顯深受感染的觀眾們全體自動起立，同聲高唱國家社會主義的《保護與防禦之歌》，藉以表達他們與元首和運動團結一心的感情。接著他們也沒有立即鼓掌，而是陷入到虔誠的沉默中，然後才爆發出暴風雨般的熱烈掌聲。”接下去的一段日子裡，希特勒的手下們必須反覆看這部電影，戈培爾逐漸變得厭煩了：“晚上待在家裡。元首（看）黨代會電影。我快要受不了了。”
報紙上也熱情地讚美《信仰的勝利》是“無比寶貴的時代記錄”，一部“宗教清唱劇般的電影”，一曲“帝國黨代會的《英雄交響曲》”。“元首已經變成了德國……現在整個德國都能以電影為媒介聆聽他的聲音”，他們為電影大肆做著宣傳。國社黨的地方黨組織接到命令，在“電影巨作上映的當天”取消所有其他活動，以便讓盡可能多的黨員和人民群眾有機會觀看電影。通過電影流動放映車，在沒有電影院的農村地區也能放映這部電影。多達兩千萬的德國人觀看過這部電影。
但是半年多之後，這部電影被取消了放映。因為從很多角度能看到衝鋒隊參謀長恩斯特·羅姆站在希特勒身邊。1934年6月30日之後，當局不希望他的形象再出現在銀幕上。可能希特勒下令銷毀了電影的膠片。1945年之後這部電影被認為已經丟失了，直到20世紀80年代在東德的國家電影檔案館裡重新發現完整版。因此他們迫切需要拍攝第二部黨代會電影，這次又由萊妮·裡芬斯塔爾擔綱導演。1934年8月底，她以“國社黨國家領導特別全權代理人”的身份與烏髮電影宮簽訂了租賃合同。以“團結與力量”為大會主題的黨代會召開前的一周，她前往紐倫堡著手進行拍攝《意志的勝利》（希特勒為電影定下的名字）的準備工作。
這一次資金、人力和技術方面的投入非往日可比。電影總預算高達30萬馬克，女導演手下的攝制組共有170名工作人員，僅攝影師就有18位。人們在黨代會會場區域建造了一座毫無遮蔽的攝制點“電影塔”，攝影機 、音響設備和探照燈一應俱全。路易特波爾德競技場28米高的柱桿上安裝了升降電梯，站在電梯上，人們可以用手持攝影機從全新的視角將巨大的遊行場地攝入鏡頭。在講台的周圍安裝了攝影機滑動軌道，以便於從前所未有的近距離和不同的角度拍攝希特勒。最終總共曝光了130 000米膠片，萊妮·裡芬斯塔爾在柏林新克爾恩的蓋耶爾製片廠花了5個月的時間將其縮減為3000米——製作出114分鐘長的電影。
如同《信仰的勝利》一樣，女導演取消了旁白，她也沒有按照黨代會開會的時間順序拍，而是把七天的活動壓縮到了三天半。不同於她的第一部黨代會電影，這次希特勒是壓倒一切的主角。整個劇本圍繞著觀眾們的期待展開：“我們要見我們的元首！”片頭字幕已經為他的出場做了鋪墊：“1934年9月5日/世界大戰爆發20週年之後/德國人痛苦開端的16年之後/德國獲得新生的19個月之後/阿道夫·希特勒再次乘飛機抵達紐倫堡，檢閱其追隨者們組成的遊行隊伍。”電影一開始，“元首”乘坐的飛機盤旋降落在紐倫堡機場，猶如自天而降的救世主。元首從機場到賓館的旅程被裡芬斯塔爾描繪得像耶穌基督進入耶路撒冷城的世俗版：希特勒站在敞篷的奔馳車上，接受民眾的歡呼致意。固定在車上的一個攝影機利用陽光照射造成的逆光自下而上地仰拍他，使得希特勒的頭部猶如籠罩在光環中。黨代會的儀式圍繞著突出希特勒的目的，而裡芬斯塔爾的電影如戲中戲一樣加倍突出了希特勒，有意識地神化這位領袖。她通過巧妙的正反打鏡頭剪輯組合畫面，希特勒多半處於被仰視的角度，而歡呼的擁護者們被從上往下俯拍。“元首”和“追隨者們”——偉大的、神一樣的超凡入聖之人和虔誠仰望他的大眾——形成神秘的統一。
圖49：1934年9月，女導演萊妮·裡芬斯塔爾在拍攝有關帝國黨代會的電影《意志的勝利》
1934年11月，戈培爾觀看了電影的試映版本，“下午，在萊妮·裡芬斯塔爾處，黨代會紀錄片拍攝得好極了。萊妮很有才。假如她是個男人！”五個月之後，當電影製作完成之後，戈培爾對它的喜愛之情絲毫不減：“了不起的電影。只是最後一部分有些冗長。表現手法震撼人心。萊妮的傑作。”《意志的勝利》於1935年3月28日首映，即恢復普遍義務兵役制之後兩個星期左右。為了迎接“本年度的電影盛事”，施佩爾將烏髮電影宮門面修葺一新，用巨大的卍字旗做裝飾；電影宮的大門上方安裝了八米高的青銅帝國之鷹標誌，晚上電影首映式上它被聚光燈照得週身通明。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又一次蒞臨影院，當電影在熱烈的歡呼聲中結束之後，希特勒向女導演獻上了一大束紫丁香。與官方統一口徑的媒體上也好評如潮，《民族觀察家報》——的標題是“我們看過的最偉大的電影作品”。僅在頭幾周內，觀影人數已經創造了紀錄，《意志的勝利》成為當年最受矚目的電影。1935年6月25日，萊妮·裡芬斯塔爾從戈培爾手中接過國家電影獎，宣傳部部長在授獎詞中稱這部作品是“元首最偉大的電影形象版本，他的形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動人展示”。
對於政府來說，《意志的勝利》的宣傳價值在於它完全是一部關於希特勒的電影，“他在電影中充分地展示出他應有的形象”。他們還通過其他視覺媒體培養元首崇拜 ，比如廣為流傳的海因裡希·霍夫曼攝影集——《希特勒在青年們中間》（1935年）、《希特勒在山區》（1935年）、《擺脫日常生活的希特勒》（1937年），這個獨裁者被塑造成大自然的愛好者、體貼的國家之父和兒童之友，以此拉近他與民眾的關係。不過萊妮·裡芬斯塔爾的兩部電影對塑造希特勒個人形象和表現希特勒與德國民眾關係具有最為深遠的影響。不僅德國人如此看待，外國人也持同樣的看法，《意志的勝利》在國外也上映了，並且獲得了電影獎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部電影的某些片段在英美等國被編輯成反法西斯的政府宣傳片。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元首”：裡芬斯塔爾作品讓人不禁產生一個印象，上面這句話並非空洞的宣傳口號，而是“第三帝國”活生生的現實。人們常常提到的“民族共同體”是否符合社會現實？抑或只是一個假象，一個遠離現實的構想？1933年之前，克服政黨與階級之爭的承諾曾經是最具吸引力的競選口號，顯著增強了希特勒和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吸引力。它反映出人們對於穩定的、盡可能沒有衝突的政治和社會秩序的渴望，這些是理想中的德國民族復興的不可或缺的基礎。“奪權”之後，希特勒在演講中將之與其宣傳的指導方針天衣無縫地銜接起來。1933年2月1日，作為國家總理他發表了第一次電台演講，他在演講中強調，新政府想“超越等級和階級重新喚醒本民族的政治民族的統一意識並履行由此產生的義務意識”。2月底，他在接受美聯社駐柏林代表路易斯·P.洛赫納採訪時強調，建立普遍的義務勞動制有助於實現“彌合階級矛盾”的目的。“農民、資本家和工人必須重新融合為一個德意志民族”，3月21日他在波茨坦駐軍教堂提出要求。兩天之後，授權法頒布之際，他號召“建立凌駕於等級和階級利益之上的真正的民族共同體”，這是德國走出危機的唯一出路。“被職業分割成不同群體、被人為劃分為不同階級的數百萬人，深受等級觀念和階級意識的影響，互相之間無法理解，他們必須重新找到彼此溝通的渠道！”他在滕珀爾霍夫費爾德發出呼籲。
像希特勒奮鬥綱領中的許多內容一樣，“民族共同體”的概念也被有意識地模糊化了，以便於人們做出不同的詮釋。1934年1月底，作家漢斯·約斯特（Hanns Johst）與希特勒談話時想知道它的具體含義，希特勒卻給出了一個頗為模糊的答覆：“民族共同體：即所有有效工作的共同體，所有切身利益的統一體，它意味著消除私有經濟的資產階級和被工會—機械生產組織起來的大眾之間的區分，意味著個人命運與民族的一致、個人與人民之間的一致。”這個理想社會無疑必須按照種族主義的標準建立，只有德意志血統的“民族同胞”才屬於“民族共同體”，1920年國社黨黨綱的第一條已經做出了規定。德國猶太人和其他被蔑稱為“劣等民族”的群體在國家社會主義的“民族共同體”中沒有容身之地。同時很明顯，取消階級鬥爭並不意味著希特勒否認經濟利益矛盾的存在及其代理人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它們應該為他的政治讓路。
國社黨從一開始就特別想爭取工人階級的支持，工人是人數最多的從業者群體，同時在1933年之前，接受社會民主黨或者共產黨領導的工人也是對國社黨宣傳最無動於衷的群體。希特勒明白，如果排斥工人或者反對工人，“民族共同體”就無法變成現實。1933年2月10日，他在柏林體育館重申，未來“德國工人”不應再成為“德意志帝國的異類”；人們應該對他們“敞開大門”，讓他們作為“德意志民族的支撐者進入德國的民族共同體”。為此德國政府採取了誘惑和暴力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方面打擊工人政黨和工會組織，另一方面開出收買人心的誘人條件。1933年5月10日，德國勞動陣線（DAF）成立，取代之前被解散的德國工會，希特勒在成立儀式上發表演講，稱這個組織為“溝通各方”的“誠實的中介人”，換句話說，它致力於協調企業家和工人之間的利益關係。
但是1934年1月頒布的《國家工作秩序法》明顯地賦予僱主方特權：在企業內也同樣推行領袖原則。從今往後“企業領導人”居於“企業共同體”的最高層，而工人們是他的“追隨者”。他們可以獲得一些補償性的待遇，以彌補失去企業參與決定權和勞資協定自主權的損失。DAF “工作之美麗”辦公室努力改善工作環境：建造了工廠食堂、體育場館和室外游泳池，採取措施減少噪聲、淨化空氣和改善衛生條件，在工廠周圍營造綠地——一切都為了讓工人們獲得“工作的尊嚴感”。“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現實並沒有改變”，彼得·賴歇爾（Peter Reichel）準確地總結說，“它只是換了一種詮釋和策劃的方式，給人的觀感不同了，蒙上了美麗的面紗”。不像馬克思主義說的“存在決定意識”，而是相反，“意識決定存在”。
DAF另一個下屬機構，一個名為“力量來自樂趣”的NS組織更為重要，用長遠的眼光看更具吸引力，它模仿了意大利法西斯的“國民休閒俱樂部”模式。建立這個組織的目的是掌控工人們的業餘休閒活動，增強他們努力工作和一體化的意願。短時間內它發展成為一個有7000個正式會員和135 000非正式會員的大型組織。1938年6月，DAF領導人羅伯特·雷解釋說：“KdF（即‘力量來自樂趣’的簡稱）是國家社會主義服務大眾的最簡便的方式。”它提供的活動項目從看戲、聽音樂會、參觀展覽會和博物館、網球和騎術興趣班、繼續培訓課程直到度假旅遊。最後一個項目無疑最有吸引力。“很多人根本就把‘力量來自樂趣’組織僅僅看作一個好處多多的旅遊組織”，1938年2月的一份報告聲稱。要想外出旅遊，必須先有假期，而1933年之後德國工人們每年確實能享受6到12天的假期。1934年—1938年德國每年平均有一百萬多人參加了KdF組織的包價旅遊；此外還有五百多萬人參加了一到兩天的週末游和短途游。
人們尤其嚮往游輪出國游，KdF有自己的郵輪船隊，其中包括新造的“威廉·古斯特洛夫號”和“羅伯特·雷號”。不同於迄今為止的其他客輪，旅客們不再被分配到不同等級的船艙中。這是“可怕的”和“不可理解的”，希特勒在元首總部發表獨白時說，從前“在我們的大型郵輪上旅客被劃分為一等、二等和三等”，顯現出生活條件的差異：“KdF在此可以大顯身手了。”在船上沒有階級之分的小社會裡，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和諧共處，提供了工人融入“民族共同體”的成功範例。“迎著陽光，德國工人們前往馬德拉”，一本暢銷的遊記中寫道。戈培爾振奮地說：“那本身也是頗為精彩的事情。工人們離開家鄉，越洋跨海，去國外旅遊，然後高高興興地回到德國。”
當然理想和現實之間依舊有著不小的差距。KdF郵輪上的度假者根本無法代表德國社會的普遍狀況，他們之中更多的是中產階級、職員、公務員、自由職業者，國社黨幹部的人數超出了應有的比例，而工人明顯只佔少數。因為乘郵輪去馬德拉度假的費用超出了大多數工人家庭的經濟狀況所能允許的範圍。社會民主黨線人在從國內發出的報告中也一再提出批評，海外旅遊主要是為“官僚們”準備的，普通工薪階層只能望而卻步。但是另一方面人們對業餘休閒活動的接受程度也越來越高，尤其德國境內的度假游和週末游。“既然價格這麼便宜，當然要舉手報名啦！”有些工人說道，於是他們參加了活動。1938年2月從柏林發出的消息稱，KdF正變得“非常受歡迎”。“這些活動迎合了小人物走出家門、像‘大人物’一樣享樂的渴望，並能聰明地揣測出不關心政治的工人們的小市民傾向。”連社會民主黨國外流亡組織的線人們也在報告中提到，即便是經驗豐富的社會民主黨人也無法做到無動於衷，但是他們對其社會影響並沒有抱什麼幻想：“KdF至少轉移了人們的注意力，蒙蔽了人們的思想，有助於政權的宣傳。”
KdF策劃者們也知道，與預先的宣傳相反，很多外出旅遊的願望無法得到滿足。為了進行彌補，他們想到了建立大型旅遊度假區和療養院。最負盛名的度假設施是呂根島上的“普羅拉KdF海濱浴場”，它於1936年5月開始動工。六層樓的住宅樓群綿延四五公里長，能同時供20 000個度假者入住。在此度假一個星期只需20個馬克，連收入菲薄的工人也能承擔。希特勒熱情洋溢地說它是“世上最大的海濱浴場”。1939年4月社會民主黨國外流亡組織的報告中寫道：“它是第三帝國最有效的廣告建築。”但是這一設施沒有完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建設工程停工了。
開展有組織的大眾旅遊是“第三帝國”一個更大的項目的一部分。它代表了國家社會主義式的休閒和消費社會的目標遠景。根據希特勒的意願，同一種族的“民族共同體”應該以高消費水平為特徵。但是，正如前文提到的，在他當政的頭幾年裡，擴充軍備明顯佔據首位，私人消費必須退居次要位置。這一政策也符合工資收入始終在很低的水平上下浮動的發展狀況。因此德國工人在1933年至1939年之間實際工資的增幅很小，而且主要通過加班的方式增加工資。在這一背景下，談不到首先維護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的所謂“恩惠獨裁”——格茨·阿利在其著作《希特勒的民族國家》中提出的概念。
大眾消費社會目前只是一個承諾，對未來可能性的前瞻。在此期間，一系列“大眾產品”作為大眾買得起的現代科技消費品推出，讓人們預先嘗到了未來的滋味。這裡首先要提到“國民收音機”，這一款型號為VE301的收音機在1933年8月的收音機展覽會上首次亮相，希特勒當時也在場。標準化和流水線大規模生產使得它的價格降到了轟動一時的76馬克低價，即使低收入家庭也能通過分期購買的方式購置它。1939年又出現了一個新型號，“德國小收音機”（DKE），每隻收音機售價只有35馬克。雖然沒有達到政府宣傳的目標“每個德國家庭都有收音機！”，但是收音機聽眾從1933年的四百五十萬上升到了1939年的一千一百萬，57%的德國家庭擁有了收音機。國社黨把收音機當作了最重要的大眾宣傳工具。戈培爾知道，喋喋不休的政治宣傳——如政府開始階段的宣傳方式——長年累月會讓聽眾們敬而遠之。因此早在1933年9月，他就提出了要有更多的娛樂節目：“節目內容必須更加輕鬆。黨的政治宣傳必須壓縮到最低限度。”
希特勒本人沒有提到，他怎麼看待1933年之後得到大力發展的電視。但他是技術革新的擁護者，必然也對此產生過興趣。“我可以非常坦率地說，我癡迷於科技”，他在1942年2月表示，“我屬於那種總是最先嘗試驚人的技術創新成果的人。”由於戈培爾的關係，希特勒始終關注著電視的發展，戈培爾早就意識到這種新媒體可能帶來的良機。電視“大有前途”，人類面臨著革命性的創新，他曾多次在他的日記中寫道。1935年在柏林建立了第一個“集體電視室”（Fernsehstuben）。但是由於技術尚不成熟，觀賞樂趣有限。電視機還遠遠稱不上像“國民收音機”那樣的大眾產品，雖然《西德觀察家報》在有關1938年收音機展覽會的前瞻報道中預言，電視“很快將變得像普通的廣播收音機那樣普及和常見”。
另外一種“大眾產品”——“大眾汽車”不像國社黨推出的收音機那麼成功。汽車發燒友希特勒始終惦記著全民普及汽車。就像收音機工業成功地生產出價廉物美的國民收音機，1934年3月初他在國際汽車展上說，汽車工業必須盡自己的努力“設計出能在數百萬普通民眾中打開銷路的汽車”。希特勒沒有使用“大眾汽車”一詞，但是《萊比錫最新消息報》正確地領會了他的意思，推出了大字標題：“創造德國的大眾汽車！”新產品的購買價格不應高於1000馬克——大多數汽車生產商認為定價太低，根本不可能實現。設計汽車的任務被交給了希特勒欣賞的汽車製造商費迪南德·波爾捨（Ferdinand Porsche），希特勒一再為他打氣撐腰，對抗汽車業的阻力。1936年2月，他在國際汽車展上告誡代理人們，“汽車應當從少數人的個人奢侈品變成所有人的消費品”。他將“堅定不移”地將“大眾汽車”項目進行到底，他毫不懷疑，波爾捨的“天才”能夠“讓汽車的購置成本、運營成本和維護成本與我國廣大人民的收入保持一個可以承受的比例關係”。
由於德國汽車協會堅持保守的態度，希特勒同意把這個項目轉交給雷的DAF組織。德國大眾汽車籌建公司（簡稱Gezuvor）於1937年5月底建立。同年夏天做出決定，在法勒斯雷本附近建立一個大眾汽車生產廠。1938年5月26日的奠基儀式上，希特勒再次批評那些堅持認為汽車不可能降到廣大民眾能夠承受的低價的人，“我恨‘不可能’這個詞，在任何時候它都是不敢實現重大決策的懦夫們的標誌。”希特勒宣佈新汽車將被命名為“KdF汽車”，他預言，不僅將出現“一個最強大的德國汽車製造廠”，還將出現“一個樣版式的德國工人城”。
民間的反響極大。對於很多德國人來說，大眾汽車的預告意味著“一個巨大的驚喜”，1939年4月社會民主黨國外黨組織的報告稱：“出現了真正的KdF心理騷動。很久以來KdF汽車成為德國社會各階層的主要話題。”由此人們忽視了一切令人壓抑的國內和國外問題。“一個許諾給每個人一輛轎車的政治家——如果老百姓相信他的承諾——是人民的政治家。德國人民相信希特勒有關KdF轎車的預言。”KdF制訂了一個購買轎車的儲蓄計劃——每週最低利率為5馬克（轎車最終價格為990馬克）。到1939年底共有270 000儲戶、到戰爭結束前共有340 000儲戶參加了這一儲蓄計劃。而其中工人階層只佔了5%多一點，明顯比例偏小。他們沒有得到自己的轎車，因為大眾汽車廠在戰爭中主要生產國防軍需要的軍用吉普車。
在社會福利政策領域，宣傳與現實之間的矛盾更加明顯，如被國社黨視為正常運作的“民族共同體”範例的冬季援助計劃。1933年夏季，希特勒宣佈將推出一個針對窮人的援助計劃。這個想法本身並不新鮮。早在魏瑪共和國的末期，志願福利組織已經啟動了幫助窮困者的“冬季援助”計劃，但是成效不大。納粹政府以完全不同的幹勁著手進行這項工作，它提出“對抗飢餓和寒冷”的口號，想證明自己認真地看待“共同利益優先於個人利益”的理念。DAF以外第二大群眾組織“國家社會主義人民福利機構”（NSV）的“全國監管人”埃裡希·希爾根費爾特（Erich Hilgenfeldt）負責冬季援助計劃的組織工作。1933年9月13日，希特勒和戈培爾從容不迫地啟動了第一個冬季援助計劃。國家總理解釋說，他們想通過這一行動證明，“國家共同體並非一個空洞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事物”。他們打破了“馬克思主義的國際團結”，代之以“德國人民的民族團結”。
“我們反對飢餓和寒冷的行動產生了巨大的效果”，戈培爾高興地說。通過呼籲立竿見影地募集到了3.58億馬克，這個數字還在逐年上升——1939年至1940年冬季上升到了6.8億。宣傳極盡誇張之詞。1938年希特勒在有關冬季援助計劃的演講中稱其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社會慈善事業”。所有國家社會主義組織的成員都成為正式的志願者，拿著募捐箱走街串巷，挨家挨戶地推銷徽章和胸針。每年12月的第一個星期日，即“全國團結日”，政府要員們也親自參加活動。當戈培爾站在阿德龍大酒店前搞募捐時，每次看上去都像是歡慶“民族節日”的場面。“難以置信：幾萬人，沸騰喧囂的場面。我幾乎快被擠死了。兩次逃進大酒店。可愛的柏林人！他們募捐，最窮苦的人最真心。我常常感動得落淚……晚上向元首匯報……偉大的勝利！我收到的捐款裝滿了42個募捐箱。”
10月到3月之間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天，德國人被勸說不要吃“大鍋燉菜”（譯者註：Eintopfgericht，德國大鍋燉菜）。省下來的錢捐給冬季援助計劃。希特勒竭力想讓“同胞們”樂於放棄口福：“如果別人又說了：你知道吧，今天是該吃大鍋燉菜的星期日，我很想放棄它，可是我的胃始終在抗議呢，我不理解，我也捐出去10芬尼了。我們是有意這麼安排的。正是因為你不理解，所以你才有必要通過這種方式重新回到你的民族中來，體會一下數百萬同胞的生活，他們整個冬天吃上一次大鍋燉菜已經很高興了，而你也許每個月都能吃一次。”每個星期天國家總理的午餐桌上也只有一碗湯，坐在餐桌邊的人每次都被要求額外捐款。“後來客人的人數縮減到了兩三個，”施佩爾回憶說，“於是希特勒嘲諷起了下屬們的自我犧牲精神。”
雖然冬季援助計劃名義上是“自願”性質的，但實際遠非如此。工人們必須容忍從工資中直接扣除捐款——從1935年之後捐款一直占工資所得稅的10%。不肯響應捐款號召的人將面臨著制裁。弗拉肯地區的一個世襲農莊農民解釋說，他已經家無長物，無法為冬季援助計劃捐款，國社黨專區領導人在1935年11月的一封信中措辭極其嚴厲地斥責了他，因為他“沒有作為德國民族共同體一員的自覺”。他們公然威脅他，假如他不改變態度，他將會被送到“國家公敵和民族敗類待的地方”。天長日久，不斷的呼籲犧牲和收集募捐者的騷擾引起了人們的不滿和惱怒。社會民主黨國外流亡組織1935年12月的報道已經提到了，街頭募捐和上門募捐“完全變成了攔路搶劫的性質”，1938年1月的報道說，捐款“實際上變成了強索”，“沒有人能夠倖免”。有流言稱捐款不一定能到達接受援助的窮人們手裡。冬季援助計劃的簡寫WHW在老百姓嘴裡變成了“我們繼續挨餓”或者“武器援助計劃”（譯者註：這兩個詞組的簡寫也都是WHW）。有人懷疑冬季援助計劃的捐款被用來資助希特勒的戰爭計劃，事實上他們的懷疑並非沒有道理。因為這樣一來納粹政府可以縮減社會福利事業的支出，轉而將錢用於軍備擴充。希特勒和他的盲從者們稱冬季援助計劃為“事實上的社會主義”，但我們切不可當真。
這也同樣適用於希特勒的另一個承諾，即在“民族共同體”內部，每個德國人不論其出身都擁有平等的陞遷機會，讓最優秀和最有才能的人最終能走上領導崗位。他在1934年黨代會的閉幕詞中宣佈，國家領導人的主要任務是“創造條件”，“不計其出身、頭銜、地位和財富，讓最有才幹的人獲得合理的優先提拔”。按照希特勒的想法，“機會均等”——希特勒本人從沒用過這個詞——並不意味著“平均主義”。 他在接受路易斯·P.洛赫納的採訪時說過，他認同美國人的做法，他們並沒有“對所有人搞平均化”，而是奉行“等級制的原則”：“只是必須為每個人提供攀登階梯的機會。”1937年1月初，他在上薩爾茨貝格和宣傳部部長戈培爾一起午後散步時，他描述了一番自己心目中未來的國家社會主義社會。後來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上升的通道對每個人打開。不是取決於考試成績，而是取決於實際業績…… 徹底取消不合理的考試制度。建立起一個在業績基礎上的等級制，它必須有著嚴密的組織結構。財富也將據此集中在某些人的手中。社會主義意味著：讓能者盡展其能。”
“讓能者盡展其能”，“二戰”期間希特勒在元首總部發表獨白時也一再提到這個主張。最重要的是，確保“所有的大門對有才華的人敞開”。因此必須消除所有的障礙，“我們太重視學習成績，太重視書本知識了”：“作為最高領導者我本人在運動中積累了偉大的經驗。我手下有些高官們曾經是農場工人，今天他們已經證明自己是最好的公務員。”陞遷唯一的標準是“能力”，軍隊裡也是一樣。“我評判一個人是否有能力、是否出類拔萃，不是看他是否出身於無產者階層，同樣我也不會阻止我的老戰友們的後代子孫施展自身的才華。”
希特勒宣揚平等的誇誇其談是一回事，“第三帝國”的社會現實又是另外一回事。誠然出身社會弱勢階層的人有了更多的出人頭地的機會，光是國社黨及其下屬組織與他們龐大的組織結構以及隨著恢復普遍兵役制度迅速壯大的國防軍已經提供了許多薪酬優厚的新工作崗位。對於1933年之前職業前景黯淡的新一代年輕人來說，未來能力將重於出身和等級的承諾極具吸引力。大學畢業生們獲得了事業飛速發展乃至平步青雲的機會，因此他們的幹勁大增，整個社會顯得生氣勃勃。尤其是向上的流動性又賦予了國家社會主義“現代魅力”。
但是，這一切並沒有改變社會的基本結構。希特勒並非萊納·齊特爾曼（Rainer Zitelmann）所說的社會革命家。階級界限和階層壁壘逐漸變得可以穿透了——但是並沒有被打破。種族主義的納粹國家根本談不到機會均等；這方面的社會現實也遠遠落後於高調的宣言。但是宣傳值得注意的成功之處在於它“給人一種社會平等的感覺”，僅這一效果已足以鞏固希特勒的救世主地位，並且增強了人們對希特勒政權的感情。
簡單地說，希特勒的“民族共同體”並非純粹的臆想，也不是騙人的假象，但從現有的產權關係和資產狀況未受任何打擊的角度上來說，它也並沒有變成社會現實。其激勵人心的力量源自於“對未來的承諾……而非對社會現實狀況的肯定”。它描繪出一個成型後的未來社會的圖像，這個社會並不追求所有人的平等，恰恰相反它建立在源自種族生物學理論的不平等之上。隨著“民族同胞”的一體化整合同時還產生了對所謂“民族共同體之外的人”的排斥。
後者不僅包括政府的反對者和德國猶太人，從根本上說還包括那些不符合納粹種族意識形態理想的人：肢體殘疾者和弱智者，“反社會者”，“酗酒者”，同性戀和吉普賽人。只要事實證明這些人沒有“好轉的可能”，他們將被按照種族衛生的《特殊治療法》加以處置。希特勒在《我的奮鬥》第一卷中已經提出，必須將注意“保持種族血統的純粹性”作為未來種族主義國家的首要任務，更確切地說：“只有健康的男女才可生育。”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將使用“最先進的醫療手段”，“宣佈某些明顯有病的或者有遺傳性疾病的人”不具備“生育能力並且在現實中實施強制絕育”。與此同時，“有意識有計劃地促使更健康的種族血脈傳人生兒育女”。希特勒在1933年之前的演講中一再提出這些要求。譬如說在1929年的黨代會上他拿歷史上的斯巴達舉例，稱其為“有史以來最清醒的民族國家”，斯巴達人“有計劃地執行了種族法”，而魏瑪共和國在衛生和社會政策方面卻提供了完全相反的例子，受“現代人道主義的愚蠢思想”引導，“以犧牲健康者的利益為代價保護體弱者”：“我們慢慢把體弱者撫養長大，而殺死了那些強健的人。”“民族體的重組”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偉大使命”。
這個計劃其實並不新鮮。希特勒無非吸取了19世紀90年代末以來隨著優生學研究的發展在全世界廣為流傳的一些思想。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失血之後，它們在醫生、精神病醫師、科學家還有政治家乃至社會主義者當中再次有了很大的市場。“最優秀的人犧牲了”，“劣等人存活下來”並且被戰後的“福利國家”寵壞了，魏瑪共和國有關優生學的討論中充斥著諸如此類的論調。1920年刑法專家卡爾·賓丁（Karl Binding）和精神病醫生阿爾弗雷德·霍赫（Alfred Hoche）出版了一本名為《授權毀滅不值得生存的生命》的書，他們在書中要求德國人傚法殺死病弱嬰兒和老人的斯巴達人：“同情只適用於對待生活中的精神死亡者或者與人臨終告別時的情感；沒有痛苦的地方，也就沒有同情。”
1932年7月，普魯士州衛生局討論了一項法律草案，它將為所謂有遺傳疾病的人的自願絕育開闢道路。同年，醫生代表也敦促實行優生絕育，一方面為了應對“德國人遺傳基因日益劣化的狀況”，另一方面也為了減輕“社會公共福利的負擔”。國社黨上台之後為鼓吹種族優生政策的人開了綠燈。1933年7月14日，內閣通過了首次宣佈允許因優生學原因實施強制絕育的《防止具有遺傳性疾病後代法》。雖然副總理巴本主張不要強制執行，應該以本人自願為前提條件，但是希特勒冷冰冰地駁回了他的異議：法律所規定的醫學手術“只是一個小手術，當我們考慮到，有遺傳性疾病的人在大量地生兒育女，而幾百萬健康的兒童卻無法出生，那麼它從道義上來說也是無可指責的”。鑒於德國正在與梵蒂岡進行契約談判，這部法律11天之後才對外宣佈；1934年1月1日正式生效。“奪權”一週年的紀念日，希特勒在對國會的演講中提到了對“由於遺傳基因從出生伊始注定對種族生活造成負面影響的人群”採取的“真正革命性的措施”。
根據1933年7月14日的法律，凡是依據醫學經驗其後代很有可能患有嚴重的身體和精神遺傳性疾病的人，可以“通過外科手術的方式使其失去生育能力（進行絕育）”。法律規定的遺傳性疾病包括先天性低能，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鬱性精神病，癲癇，舞蹈病，遺傳性失明和失聰，嚴重的身體畸形和酗酒。絕育申請既可以由本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提出，也可由官方醫生或醫院、療養院和養老院的院長提出。新成立的由一名法官和兩名醫生組成的遺傳健康法院負責每一起案例的審判工作。隨著新法的實施，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一場“將強制絕育吹捧為慈善和愛心行動”的宣傳運動。在90%的案例中，法院同意絕育申請。截至“二戰”爆發之前，共對290 000到300 000人進行了絕育，其中一半是被診斷為“先天性白癡”——一個很有彈性的醫學術語——的受害者。通過強制絕育，納粹政府掌握了將該優生計劃擴展至各種邊緣群體和用五花八門的方式制裁社會越軌行為的工具。漢斯-烏爾裡希·韋勒很有道理地將由此開始的過程稱為1939年之後“安樂死行動的測試階段”，“民族體療法”因“其致命的滅絕手段”帶來了最極端的後果。
首先猶太裔少數民族不屬於國家社會主義的“民族共同體”。1933年3月底，希特勒號召在全國範圍內抵制猶太人商店，隨後4月份公佈了歧視性的法律，它們對從法律上和在社會上隔離猶太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此後一段時間納粹政府保持著一定程度的克制。希特勒在1933年9月底的國家督察員會議上解釋了原因：“作為總理，我寧願循序漸進地處理德國猶太人的問題，首先創建公民法，在此基礎上日漸嚴厲地處置猶太人。我們必須迅速採取嚴厲的措施鎮壓猶太人煽動的抵制活動（原文如此）。外國人主要議論猶太人被當作二等公民看待……由於猶太人在某些國家影響力很大，最好不要給他們提供攻擊德國的口實。”希特勒沒有進一步推行反猶的法律，並不僅僅出於外交上的顧慮。1933年7月他宣佈奪權的革命階段結束之後，他希望遏制衝鋒隊肆無忌憚的暴力活動。“第三帝國”第一輪反猶浪潮在1933年下半年平息下來。
當然猶太人繼續在經濟界、社交界和文化界暗中受到排擠。在外省、小城鎮和農村，對猶太人商店的抵制和針對猶太人的日常暴力並沒有停止，反而有增無減。很多地方和旅館的大門外可以看到“此處不歡迎猶太人”和“猶太人不許入內”的橫幅和標牌。襲擊猶太人教堂、褻瀆猶太人墓地、打碎猶太人商店和住宅的窗玻璃等行為變成了家常便飯。猶太人在街上遭到辱罵、侮辱和毆打。“除了逃走了的，所有的猶太人都生活在無限的恐慌中”，一份來自法蘭克貢岑豪森的報道說。1934年3月此地發生了名副其實的反猶暴亂。
正如米夏埃爾·維爾特強調過的，反猶行動為外省過激的國社黨積極分子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活動舞台，讓他們能在當地社會裡嚴格地劃出種族主義界限，孤立猶太鄰居，同時羞辱那些繼續在猶太人商店購物和繼續與猶太人來往的“民族同胞”。地方上的警察一再陷入到窘境，一方面他們必須行使國家公權力，另一方面又怕得罪他們熟悉的當地反猶主義鬧事頭目。如果警察不得不到場的話，他們經常遲到很長時間，他們基本上不逮捕鬧事者，反而逮捕受害者。“由於害怕國社黨，地方警察局不敢全力以赴地對付聖誕節前夕尤為嚴重的襲擊行動”，1934年12月卡塞爾地區國家警察局的報道中說。
1935年春季，反猶騷亂進一步升級了。除了抵制猶太人之外，地方上的納粹團體又開闢了第二個戰場，展開了反對所謂“褻瀆種族者”的運動。被懷疑有戀情的猶太男人和非猶太女人被拉去“遊街”並當眾受到侮辱。“第三帝國”全國各地都可見到張貼著最新一期反猶煽動刊物的“先鋒報欄”，其中充斥著以所謂“褻瀆種族”轟動事件為賣點的報道。此類刊物還經常公佈一直光顧猶太商店的“民族同胞”的姓名和地址。“‘先鋒報欄’周圍總是擠滿了人”，一份從東普魯士發到猶太教公民總協會的報告稱。“這份刊物和其中的照片對公眾有著莫大的影響力，因此老顧客們完全被嚇壞了，他們再也不敢去猶太商店買東西了。”要求人們斷絕與猶太鄰居的商業和社會關係的社會壓力日益增大，只有少數德國人能鼓起對抗的勇氣。許多猶太人試圖盡量保持低調，避免拋頭露面。“上街也不是什麼享受了”，被迫退休的佈雷斯勞高級文理中學公職教師威利·科恩寫道。“到處都能看到先鋒報欄登載的令人作嘔的文章。我感到奇怪，當這個民族被如此煽動時，居然還沒有進一步發生比目前更嚴重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