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國家總理的感覺如何？”1933年2月，塞夫頓·德爾默問新上任的政府首腦，他得到了一個令人吃驚的答覆：“您知道嗎，德爾默先生……我有一個大發現。政府事務根本無足掛齒，沒什麼大不了的。一切自有其他人打理……我只需在送到我面前的文件上簽上大名，然後就萬事大吉了。”如果這位英國記者在回憶錄中所言不虛，希特勒真的說過上述的話，那也不過是他一貫的虛言偽飾。因為，這個政治新人在當政後的頭幾個月裡算得上非常認真勤勉、盡職盡責地履行著帝國總理的職責呢。
上午十點他準時出現在辦公室裡，與一些最重要的同事們討論問題，強迫自己批閱文件。他還認真地為內閣會議做好準備工作，因此他對細節問題的瞭解甚至令保守派部長們欽佩。因為他本人沒有行政管理的經驗，在主政的初期他依賴於部門官僚機構的支持。1933年1月29日，他在皇宮賓館任命內政部部門主任漢斯·海因裡希·拉默斯（Hans Heinrich Lammers）為總理府國務秘書，據說當時他曾經對拉默斯說過：他是個“政治家，不瞭解行政管理的瑣事”。他並不特別在乎此類事務，“但是也不想因此丟臉”。因此他需要“一個對行政事務駕輕就熟的官員”。
當希特勒感覺到他的權位已經鞏固了，當他感覺到自己無須那麼在意興登堡和保守派盟友之後，逃離日常事務的念頭就越來越強烈。後來他帶著明顯的快意反覆告訴周圍的人，起初人們想讓“他適應官員的工作方式”，他“忙於審閱文件和處理當前的問題”，“很少有時間安靜地思索重大的問題”。“在頭幾個星期，事無鉅細都須由我做出決定”，施佩爾轉述希特勒在午餐桌邊說過的話，“每天我在辦公桌上發現成堆的文件，無論我怎麼勤奮工作，文件也不見少，直到我徹底把它們扔到一邊去！”
1934年春季，興登堡由於健康原因回他的東普魯士莊園休養，希特勒的工作態度明顯懈怠了。從此之後再也談不到常規的行政工作了。1933年聖誕節之前的幾天，在弗裡茨·維德曼就職之前的面談中，希特勒告訴維德曼，起初他對部裡的官員抱著“極大的尊敬”，但後來發現“那也是一幫俗人”。
希特勒在短時間內學會了怎麼讓官僚機構為己所用，而不必時時坐鎮總理府。於是他贏得了追求個人興趣愛好的自由空間。在“戰鬥歲月”裡推動著他從一個競選會場趕到下一個競選會場的躁動再次爆發了，它表現為無法抑制的旅行慾望。“我無法想像比日復一日坐在辦公室裡對著文件度過一生更可怕的事情了”，他曾經在開車出遊時對一位隨從說過，“我害怕衰老，到時候再也沒法隨心所欲地出遊了”。他最喜歡的旅遊目的地之一是慕尼黑，從1933年至1934年冬季開始施佩爾成為希特勒的親密隨從，他曾經描述過希特勒在巴伐利亞首府怎麼變回一個波西米亞人：“大多數時間他無所事事地遊蕩在建築工地、藝術工作室、咖啡館和小吃店。”
執政的第一年，當希特勒留居柏林時，他總是住在1930年落成的帝國總理府擴建大樓（威廉大街78號）四樓國務秘書的公務住房裡。老的帝國總理府威廉大街77號曾經是拉齊維烏親王的宮殿，不僅俾斯麥和他的帝國繼任者們在此居住過，魏瑪共和國歷任國家總理們也都入住過，一開始希特勒沒法搬進去，因為總統府當時正在修繕，從1932年7月起興登堡暫時把老總理府當作了自己的公務宅邸。興登堡搬出之後，1933年秋季，希特勒請慕尼黑建築師保羅·路德維希·特魯斯特對他未來的公務兼私人宅邸進行了徹底的現代化裝修，並且重新置換傢俱，早在1930年希特勒曾經聘請他改建慕尼黑國王廣場上的巴洛宮。特魯斯特意外地於1934年1月21日去世，“不可替代的損失，元首很沮喪，沒有人能代替他的位置”，戈培爾寫道。
但是新的首選建築師已經出現了。他的名字叫阿爾伯特·施佩爾，年方28歲。他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曼海姆的建築師，子承父業，阿爾伯特·施佩爾曾在卡爾斯魯厄、慕尼黑和柏林學習過建築專業，1931年3月，在新克爾恩哈森海德參加了希特勒大會之後，他加入了國社黨。不久後他認識了柏林黨區組織負責人卡爾·漢克（Karl Hanke），漢克想辦法為他謀到了最早的一批業務訂單，其中包括沃斯大街新黨部的改建工程。他為1933年5月1日晚上在滕珀爾霍夫費爾德舉行的群眾大會設計的舞台背景——巨大納粹卍字旗幟襯托下的背景，證明了他的即興創作才能和他在戲劇舞台設計方面的鑒賞力。1933年夏季，阿爾伯特·施佩爾以創紀錄的速度完成了戈培爾公務宅邸（戈培爾從胡根堡那裡繼承而來）的裝修任務，這使得希特勒注意到了他。國家總理請他監督威廉大街77號的建築工程，希特勒每天來工地視察，工程的進展令他感到滿意。他催促加快速度，因為總理府擴充建築頂層的國務秘書住所完全不適合對外展示的需要。正如他自己說的，他沒法“邀請任何人去做客”。1934年5月改建工程完成，希特勒終於搬進了老總理府。
底樓的接待室分別為：正式迎賓的大門廳，朝向花園的小會客室。左邊通向“音樂室”，有時晚上在那個房間裡放電影；右邊通向俾斯麥室，又被稱為“吸煙室”，希特勒邀請來吃飯的來賓們在午飯和晚飯前聚集在那裡。賓客們可以從吸煙室走到餐廳，透過餐廳的一扇長窗他們能夠眺望外面的冬園。希特勒的私人房間在一樓，包括附帶圖書館的一間起居室、一間書房、一間臥室和浴室。簡樸的鐵床上方懸掛著希特勒母親的畫像。總理套房隔壁是後來愛娃·布勞恩住的客房，但是1939年之前很少使用。再過去的隔壁房間是侍從們的住房。從“元首住房”往上走是所謂的樓梯間，它被希特勒的女秘書們當作休息室。樓梯間位於通向大樓側翼的一個走廊的首端，副官們的辦公室、帝國首席新聞發言人奧托·迪特裡希、希特勒貼身衛士長和黨衛隊高級總隊長塞普·迪特裡希的辦公室都在走廊上。
希特勒身邊有四位私人副官：首席副官威廉·布呂克納，他率領慕尼黑衝鋒隊參與了1923年11月8日至9日的政變，1930年8月開始為希特勒服務；尤里烏斯·紹布，他也同樣參與了政變，從1925年開始他像影子一樣追隨著希特勒；退役上尉弗裡茨·維德曼，1916年至1917年他是希特勒在李斯特團的上級，1934年年初他在總理府就職；最後一位是阿爾伯特·鮑曼，他是帝國領導人馬丁·鮑曼的弟弟，元首私人辦公室領導人。最初有三名軍事副官負責希特勒與國防軍領導人的聯絡：弗裡德裡希·霍斯巴赫（Friedrich Hosbach）上校負責陸軍聯絡（從1934年開始），少校卡爾·耶斯科·馮·普特卡默爾（Karl Jesko von Puttkamer）負責海軍聯絡（從1935年開始），還有尼古拉斯·馮·比洛（Nicolaus von Below）上尉（從1937年開始）。1938年1月底，總參謀部的魯道夫·施蒙特（Rudolf Schmundt）少校取代了霍斯巴赫，被任命為“元首和總理府的國防軍副官”；1938年3月格哈德·恩格爾（Gerhard Engel）成為第四位副官。希特勒身邊的工作人員還包括三名女秘書：約翰娜·沃爾夫（Johanna Wolf）（從1929年開始），克裡斯塔·施羅德（從1933年開始），格爾達·達朗諾夫斯基（Gerda Daranowski）（從1937年開始）。除此之外還有兩名侍從：海軍上等兵卡爾·克勞澤（Karl Krause）和專業泥水匠兼衝鋒隊阿道夫·希特勒親衛隊的成員海因茨·林格（Heinz Linge），兩人上崗前均在慕尼黑帕興旅館專科學校接受過專門培訓。管家阿圖爾·卡嫩貝格（Arthur Kannenberg）和他的妻子弗雷達負責替希特勒管理家務，希特勒的“司機班子”機長漢斯·鮑爾和多年的司機尤里烏斯·施雷克負責他的旅途安全，1936年施雷剋死後由埃裡希·肯普卡（Erich Kempka）頂替。
按照僕人林格的說法，希特勒與身邊工作人員相處時顯得“陰晴難測”。雖然他也能顯出和藹可親的一面，有時貌似關心地噓寒問暖，他特別喜歡和女秘書們在樓梯間聊上個把小時。每逢身邊的工作人員、“戰鬥年代”的熟人和朋友過生日以及遇到聖誕節和新年，他基本上不會忘記送給他們小禮物。如果誰生病了，他總是不忘派人送去鮮花甚至親自探望。根據約瑟夫·戈培爾的日記，1936年5月，當多年為他開車的司機施雷克去世後，希特勒感到特別傷心：“元首非常沮喪，他受到了最沉重的打擊。整整一天他閉門不出。”
但是所謂關心人的姿態後面並不一定隱藏著對人的真誠的關懷。總體而言在希特勒與工作人員的關係中冷漠的功利算計占主導地位。動人的誠摯可能轉瞬間變成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冷漠。副官霍斯巴赫曾經描述過，每當他自以為發現了希特勒“平易近人的真面目”時，次日希特勒的態度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我感覺到，自己站在一個陌生人或者完全不同的人面前。”克勞澤戰後不久也曾經回憶道，那些年與希特勒進行私人間的交談越來越難：“他相當於自我隔絕了。他在身邊築起了高高的隔離牆。”
希特勒隨心所欲的工作方式給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造成了嚴重的負擔。他沒有固定的辦公時間。副官和女秘書們必須24小時待命地為“領導人”——他們私下裡對希特勒的稱呼——服務。僕人們還必須忍受他臭名遠揚的急躁脾氣。每次希特勒穿燕尾服或晚禮服時為他打領結就是一大挑戰：“（打領結的速度）必須非常快，在25秒內完成。25秒過後領結必須打完，否則他就會不高興，不耐煩地將重心從左腳換到右腳，又從右腳換到左腳。”
希特勒希望身邊圍繞著一群他熟悉的並堅信對自己忠誠的人，因此他很不喜歡更換身邊的人。但是一旦某個屬下讓他厭煩了，只需一個微不足道的理由他就能開除他或者把他打入冷宮。弗裡茨·維德曼就是一個例子，1939年1月他被希特勒打發到舊金山當總領事。當多年的老熟人和對外新聞發言人恩斯特·漢夫施丹格爾在“元首”處失寵之後， 1937年2月他也被輕蔑地驅逐了。
雖然希特勒喜歡不規律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但是1939年之前總理府的日常作息時間還算正常。每天早上，希特勒起床之前，侍從必須將當天的報紙放在臥室門前一個專門放報紙的凳子上。叫早自有一套特殊的程序：僕人按三遍電鈴裝置的按鈕，希特勒也按三遍床頭櫃上的電鈴按鈕作為回應。然後僕人才可以敲臥室的房門並報告希特勒現在幾點鐘。從希特勒回答的聲音裡，克勞澤就能聽出來主人今天的情緒。侍從為希特勒準備早餐時——兩杯溫熱的全脂牛奶，最多十塊左右萊布尼茲餅乾，半板切碎的半苦巧克力——希特勒在洗澡、刮鬍子和穿衣服。他站著吃早餐，邊吃邊瀏覽德新社（DNB）的最新報道。利用這個機會他與僕人們討論今天的菜單，從為他準備的三樣素菜中挑選出一樣。
早飯之後，希特勒來到總理府擴建大樓裡的正式辦公室，施佩爾將他的辦公室從大樓的正面移到了面向花園的背面，因為每天都有一群人聚集在威廉大街，齊聲呼喊著希望見到希特勒，希特勒覺得對他有干擾。1935年他讓施佩爾在大樓正面設計了一個陽台，他可以不時在崇拜者們面前露面。“這扇窗戶讓我感到不舒服”，他對他的建築師說，“我不想從各個角度被人觀看。反正我也不會從窗口探出頭去。”從私人宅邸到辦公樓的路上，希特勒與早就在焦急等候的副官們討論待辦的事務。希特勒做出各種決定：他想見什麼人，拒絕見什麼人，或者推遲會見的日期。據一位工作人員說，希特勒做決定“完全取決於他的個人感覺、情緒和當時的想法”，他的說法缺乏可信度，因為在人際交往中用表面的親善掩蓋心底的厭惡正是這位演員最突出的才能。來到辦公室之後，希特勒讓奧托·迪特裡希簡要概述上午的新聞，讓總理府的國務秘書拉默斯匯報時事。當希特勒集國家總統、國家總理和“元首”的大權於一身之後，國務秘書邁斯納有時也來匯報工作，此外還有戈培爾在宣傳部的得力助手，政府首席發言人兼國務秘書瓦爾特·芬克（Walther Funk）。在此之後，他與部長、外交官和其他比較重要的人物談話。
圖51：阿道夫·希特勒在國際奧委會和德國奧委會成員的陪同下步入柏林奧林匹克體育館，1936年8月1日
談話一般持續到14點，往往時間更長，被邀請來吃午飯的客人們必須耐心等待。“希特勒出現的時間基本沒譜”，施佩爾回憶道，“午飯時間定在兩點鐘左右，但是多數時候延遲到三點或者更晚，直到希特勒到來……他的出場就像私人請客時一樣隨便。他和客人們握手，大家圍著他站了一圈，他對‘目前的問題發表這樣那樣的看法’；對某些他偏愛的賓客他還以最傳統的方式問候‘尊夫人貴體安康’，他讓首席新聞官給他一份新聞摘錄，然後坐在旁邊的椅子上開始閱讀。”飢腸轆轆的客人們又站著等待15到20分鐘，直到僕人來報：“午飯已經備好。”他們跟隨希特勒走進餐廳——一間正方形的大房間，中間擺放著一張能圍坐15個人的大圓桌。屋角還有四張桌子，每張桌子旁邊能坐4到6個人。希特勒始終背對著窗戶而坐，視線正好落在對面冷餐桌上方的大型油畫上——它是曾經創作過《音樂的勝利》的慕尼黑社會肖像畫家弗裡德裡希·奧古斯特·馮·考爾巴赫（Friedrich August von Kaulbach）的畫作。
走進餐廳之前，希特勒先指定坐在他左手和右手邊的賓客——每次做的決定都能引起人們激動的期待，因為“靠近”元首同時宣告了受寵的面子等級。“所有的親信們立即踮起了腳尖，希望自己顯得更高、塊頭更大，以便讓元首的目光能落在自己身上。希特勒顯然享受著眼前的狀況，他有意磨蹭著時間。‘嗯，那麼我希望右邊坐著’——停頓——‘戈培爾博士，裡賓特洛甫先生坐在我的左邊，請X將軍坐在右手邊的下一個位置，黨區主席Y先生坐在左手邊的下一個位置。’”其他客人按照剛才所言依次落座，副官們和不太重要的客人多半坐在旁邊的桌子邊。請客的名單不斷在變化。因公務來到柏林的國社黨全國領導人和黨區領導人經常被邀請，此外還有部長們、外交官們和經濟界代表。戈培爾幾乎每天出現，施佩爾和奧托·迪特裡希也經常來，戈林、赫斯和希姆萊則很少出現。雖然有時像瑪格達·戈培爾或者萊妮·裡芬斯塔爾這樣的女賓也接到邀請，但總體來說它是純粹的男人聚會。午餐內容很簡單：一般來說先上一道湯，肉拌土豆和蔬菜是主菜，最後上一道甜點。希特勒吃他的素菜，喝Fachinger牌礦泉水。哪位賓客想效仿他也可以，但是很少有人對此有興趣。
圖52：老總理府的餐廳，1934年
希特勒將他的午餐會稱為“快樂總理餐廳”，但是餐桌上根本談不到無拘無束的快樂，反而籠罩著誠惶誠恐的氣氛。“餐桌邊的人沒有輕鬆之感”，奧托·迪特裡希評論，“希特勒週身的氣場讓平日裡熱情活躍的人也變成了沉默寡言的聽眾……當希特勒發言並用經過千百次磨煉的語言和手勢吸引眾人注意力時，聽眾們木訥無語。”希特勒在餐桌上談論當前的時事，在座的各位由此得到“獲取信息的絕好機會”，正如施佩爾在1945年所言，不然他們很可能“迷失方向”。一旦希特勒停下了話頭，餐桌立刻籠罩在尷尬的沉默中。戈培爾將會適時地出來打圓場。他扮演著主持人的角色，樂於幫助主人活躍氣氛。沒人比他更擅長一邊說著玩笑話和趣聞逸事讓大家開心，一邊通過貌似無惡意的調侃暗地貶損競爭者們。他不止一次拿矛頭對準在座的某位客人，兩人唇槍舌劍地鬥嘴，希特勒饒有興趣地旁觀著，當衝突將要升級時才加以制止。
午餐一般持續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飯後希特勒單獨請某位客人和他一起去公園散步，繼續剛才的談話。對於“第三帝國”的政要們來說，這是他們提出請求並如願讓希特勒拍板定奪的絕好機會。施佩爾也喜歡利用這個機會向希特勒提出他的建築計劃。談話經常持續到傍晚時分。天氣好的話希特勒喜歡和客人在帝國總理府的花園裡到處散散步。他的口袋裡總是揣著一把堅果，他用它們喂馴順的小松鼠們。剛上台的那一陣，希特勒喜歡輕衣簡從去皇宮賓館喝下午茶，那裡始終為他保留了一張角落裡的桌子。但很快他就改掉了這個習慣，因為他到來的消息總是迅速傳開，每次都引來一群以上了年紀的女性為主的崇拜者。
通常情況下晚飯時間定在20點。和他一起用餐的只有少部分人，除了戈培爾和施佩爾之外，海因裡希·霍夫曼和鮑爾機長也經常來。主桌上的位子經常空著，於是副官們不得不火速邀請藝術界的人士尤其女演員們。與午餐桌邊的談話不同，晚餐時他們不談當前的政治問題，話題內容海闊天空五花八門。“希特勒喜歡聽人談論戲劇表演，他對八卦醜聞也有興趣，鮑爾機長談論飛機，霍夫曼談論慕尼黑藝術家圈子裡的逸事……但是多數情況下大家聽希特勒講述他的生平故事，他的成長史。”大家還在用餐時僕人就送上一份單子，上面列出四到六部國內外的電影，希特勒從中選出晚上將要放映的一到兩部電影。
於是晚餐之後大家去“音樂室”，勤務兵已經做好了電影放映前的一切準備。“人們坐在舒服的椅子上，希特勒解開他的外套，兩條腿向前平伸著。燈光慢慢暗下來，看電影時內宅工作人員和希特勒衛隊的成員可以通過後門出入。”希特勒喜歡看娛樂片，此外他愛看其喜歡的男女演員——埃米爾·揚寧斯（Emil Jannings），海因茨·呂曼（ Heinz Rühmann），亨尼·波滕（Henny Porten），裡爾·達戈弗爾（ Lil Dagover），奧爾加契訶娃（Olga Tschechowa），察拉·萊安德（Zarah Leander） 或者燕妮·尤戈（Jenny Jugo）——演的電影，電影必須在公映之前送來。如果片子不合他的口味，他會當場發作：“停下！什麼垃圾電影！放下一部！”雖然戈培爾有時在日記裡抱怨這一無聊的儀式和由此引起的時間浪費，但對於他來說瞭解希特勒的意見也不能說不重要，這樣一來他可以在電影公映之前插手介入，再對電影做一些改動。
看過電影之後他們去吸煙室。此時大多數客人只能勉強地掩飾著倦意，而希特勒的氣色倒是令人驚訝得好，似乎這會兒他才真正精神煥發了。他們坐在壁爐旁邊，飲料和三明治被送上來了，他們隨意地聊著天。現在是這位獨裁者最無拘無束的時刻。副官們很害怕他們在夜色漸深的時候談到希特勒最喜歡的話題——他在世界大戰和“鬥爭歲月”中的經歷。有時談話可以拖延到半夜兩三點，當客人們告辭離去後，希特勒和副官們討論第二天將要接見的人員名單。他的侍從克勞澤送上最後一批德新社報道，為他準備好當晚的纈草茶（配上一小瓶白蘭地），這種飲料有助於他迅速入眠。
晚上希特勒有時也提早回房間，在房中閱讀報紙和雜誌上的文章。“隨意瀏覽是他的一大愛好”，他的僕人曾經說過。有時為瞭解悶他也閱讀一些舊的期刊。比如1933年12月他讓尤里烏斯·紹布為他弄來1912年到1932年的《柏林畫報》。烏爾斯坦出版社領導人立即滿足他的請求，並且祝願總理“案牘勞形之餘，能借瀏覽近二十年來曲折多變的德國歷史之圖卷以消閒遣悶”。
希特勒當政的初期，不光每天的作息時間，連每週的時間安排都有一定的模式。幾乎沒有一個週末他不去慕尼黑或者上薩爾茨貝格 。因為他一般週五晚上出發，週一返回，因此總理府的工作時間表集中到了週二到週五的四天時間。鮑爾機長管理的三架Ju 52組成的飛行中隊負責執行希特勒外出時的飛行任務，1935年春季飛行中隊又添加了兩架四引擎神鷹機，它們將柏林—慕尼黑飛行時間縮短到了1小時35分。如果希特勒想乘坐火車，德意志帝國鐵路公司就在火車班次表中的某列柏林—慕尼黑特快列車後面加一節特別車廂。從1937年9月開始有了專門為希特勒預備的帶10～12節車廂的專列。“元首包廂”由一間鑲有桃心木護牆板的會客廳——希特勒和貼身隨從們碰頭的地方——一間帶浴室的臥房和副官僕人們的臥室組成。當國防軍進行演習時，這裡就是“總指揮部”。不論他在哪裡下車，火車總是停在當地等他。
如果做短途旅行，希特勒還是更喜歡乘汽車。他總是自行決定旅行目的地，隨從們經常到最後還蒙在鼓裡。有時他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於是靠扔硬幣做出決定。“一旦他喜歡上什麼地方了，就再也不會改變了，始終心存依戀。”奧托·迪特裡希曾經如此描述過，他又補充道，這是“希特勒唯一有迷信思想的一個方面”。但即使目的地已經確定了，希特勒也可能忽然想要避開原定的路線。他總是習慣於在同一家旅館落腳——在維也納他住在歷史悠久的廣場上大象賓館，在巴伐利亞的療養勝地貝爾內克他住在貝布酒店，在紐倫堡他住在德國皇宮賓館，在奧格斯堡他住在著名的富格爾德爾莫赫瑞酒店，在法蘭克福他住在貝斯勒霍夫旅館，在斯圖加特他住在維多利亞旅館——正像他有一次開玩笑說的，那個旅館房間的床頭櫃上永遠放著一本《聖經》，在漢堡住在阿爾斯特湖畔高雅的大西洋賓館，去萊茵—魯爾區時住在巴德戈德斯貝格的德裡森萊茵賓館，後來去維也納時他住在帝國酒店的親王套房。在旅途中，“元首”的黑色奔馳轎車打頭，黨衛隊保鏢、刑警、副官們以及隨行醫生、僕人們、一位女秘書乘坐的車輛組成的車隊跟隨在後面，押尾的是行李車。
內心充滿躁動的希特勒總是不斷找機會遷居。“那些年他在一個地方住的時間不會超過三四天，他不習慣在一個宅子裡久住”，隨行人員之一回憶說，“因此我們幾乎可以預測出，什麼時候他對隨從們下達出發和繼續旅行的命令。”不斷的遷居給僕人們帶來了很大的麻煩，因為每次出發都要打點15到20個箱子，而且速度必須飛快，因為希特勒每次總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出發。
他在旅途中也沒有停止辦公。當希特勒在慕尼黑時，緊急會議在攝政王街的希特勒私人宅邸或者褐色大廈裡召開。如果他在別的城市，情報和問詢將會源源不斷地遞送到他手裡，然後立即得到指示和命令。奧托·迪特裡希認為這種難以捉摸的獨特的“漂泊不定的”“政府管理”模式是希特勒統治方式的一大特色。
即使在總理府辦公時，希特勒也盡量避免將命令用書面形式固定下來。他喜歡下達口頭命令，幾乎可以說是匆匆數語。他做出決定前基本上都經過了深思熟慮，但有時只是臨時起意，手下的工作人員必須完成一個吃力不討好的任務：將希特勒隨意說出的幾句話翻譯成可執行的命令，並傳達到相關部門。在口頭命令的管理模式中誤解和曲解在所難免，另一方面，正是因為如此，圍在他身邊的活躍分子有了極大的擴大自身影響力的自由行事空間。戈培爾也深諳此中之道。迪特裡希在午餐桌上觀察到：“戈培爾談笑之間給希特勒一些暗示，瞭解其意向，然後進一步加以推動，在各個不同的方面讓希特勒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口頭決定。”不僅黨內的領導人，連部長們和國務秘書們也遵循此道，因為這位獨裁者越來越難以接近。一旦成功了，他們立刻抓住機會，在與希特勒私下裡的談話中闡述他們的問題，誘使希特勒同意他們的意見，過後宣稱其為“元首的意志”。1938年之後成為外交部國務秘書的恩斯特·馮·魏茨澤克在回憶錄中強調：“國家部門的工作藝術是抓住讓希特勒做出決定的好時機，有時還通過言語的誘導，然後把它作為‘元首的命令’貫徹執行。”
希特勒沒有官僚主義色彩的個人化的統治方式無疑讓下級官員們也鼓起了進言的勇氣，他們也想執行所謂“元首的意志”。1934年2月，普魯士邦農業部的國務秘書維爾納·威利肯斯在柏林對各邦農業部代表們指出，每個人都知道，元首很難自上而下對所有他想立即著手或者遲早要完成的任務下達命令，因此“揣摩元首的心意為他分勞”是“每個人應盡的義務”。
“為元首分憂”——伊恩·克肖從這句口號中發現了理解納粹統治體系獨特運作方式的關鍵。每個想在這個體系裡有所作為的人，不能僅僅等待自上而下的命令，而要“想元首之所想”，積極主動，讓自己顯得與希特勒的思路保持一致，願意助其籌劃和推行。這不但解釋了納粹政權的活力，也解釋了它的極端化傾向。因為追隨者們為了在獨裁者面前爭寵，競相以激進的要求和措施凸顯自我。連國社黨中小幹部——從街區監察員到支部監察員，從地方小組組長到縣主席——也無不堅信：當他們折磨猶太人和檢舉“民族敗類”時，他們是在“為元首分憂”。他們不僅是希特勒意識形態理論的自覺執行者，也推動了種族主義政策。
當政黨和組織一體化、國家總統和國家總理的職權合二為一、國防軍向新的最高統帥自願效忠之後，希特勒掌握了德國歷史上空前廣泛的權力。“無須對任何人負責，不會被免職，只有昔日君主專制政體的君王能與他的地位相媲美。”1934年7月至8月社會民主黨海外流亡組織的報道稱。與法西斯意大利不同，意大利領袖墨索里尼必須容忍身邊國王的存在，而在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沒有一個機構能夠產生與希特勒的獨裁統治相抗衡的力量。通過1934年6月30日一箭雙鵰的打擊行動，這個獨裁者既整治了運動中長期的動亂之源衝鋒隊，同時又解決了保守派陣營中的批評者和反對者。直到此時“元首國家”才得到了鞏固，希特勒富於魅力的權威無疑是納粹統治獲得支持的最重要的源頭。希特勒在做出一系列國內外重大政治決策之後發起的公民投票證實了他壓倒性的受歡迎程度。如果沒有作為整個國家社會主義體系的關鍵人物的希特勒，沒有元首神話作為整體的支撐，人們幾乎無法解釋該政權令人驚奇的凝聚力。“國家社會主義及其統治體系的根本要點是”，卡爾-迪特裡希·布拉赫爾評價說，“從始至終它們的成敗存亡完全取決於這個男人”。在他的統治之下，沒有一項決定不是源自於“元首的意志”或者得到他的批准。
但是把希特勒的統治想像成元首掌控一切、大包大攬的中央集權政體也不符合“第三帝國”的實際。希特勒對官僚主義工作方式明顯的厭惡感和他飄忽不定而又衝動的領導風格都與此相悖。他要求同事們盡量幫他擺脫不愉快的日常事務。“對我來說，最好的人是盡量不來煩我的人，他能夠自行做出95%的決定”，1941年10月他在元首總部闡釋他的領導方法，“當然總是有一些事情最後必須由我拍板”。換句話說：只有在不被視為無關緊要的日常事務的根本性決策上，希特勒才會顯示出拍板的權威，堅決地施展其決定性的協調職能。由於他根本無意於明確劃分國家行政機關和黨組織之間的界限，傳統的官僚機構和行政監管程序開始了從內部瓦解的過程。1933年之後，希特勒將他在擔任國社黨領導人時已經屢試不爽的手段——以模糊職權範圍、重複設置官職的方法激起下屬的競爭並穩固自身的權位——逐步地應用到國家管理中。由此產生了看似矛盾的後果，伴隨著元首獨裁統治形成了各官員各部門爭權奪位的多頭政治。例如上文提到過，除了威廉大街傳統的外交部之外，在外交領域具有影響力的還有三個非政府組織——國社黨外交部門、國社黨外國組織和裡賓特洛甫辦公室。在政府的新聞政策方面，帝國新聞處領導人和埃爾出版社社長馬克斯·阿曼和國社黨首席新聞發言人奧托·迪特裡希以及宣傳部部長約瑟夫·戈培爾之間也存在著激烈的權力之爭。
沒過多久，元首專制統治下無序的職能重疊的體系和多個權力中心彼此競爭的格局使得內閣制政府淪為犧牲品。1933年2月和3月間，內閣召開了31次會議，平均兩天開一次會。授權法頒布之後，總理不再受制於總統的緊急狀態法，希特勒明顯地逐漸失去了與部長們定期開會的興趣。1933年6月到12月之間，內閣還召開了20次會議，1934年全年召開19次內閣會議，1935年為12次，1936年4次，1937年6次，1938年2月5日召開了真正意義上的最後一次內閣會議。
隨著內閣開會頻率的降低，會議風格也在改變，“起初內閣會議上還有熱烈的爭論，後來變成了希特勒對著越來越寬敞的房間發表獨白”，施韋伯林·馮·克羅西克回憶說。內閣逐漸降格為“元首意志”的執行機構；1934年10月部長們也須向希特勒宣誓效忠。1937年1月30日，“民族集中內閣”成立四週年之際，希特勒下令讓迄今為止尚未成為國社黨員的部長們加入國社黨，同時頒給他們金色的黨徽。只有呂貝納赫以不滿政府的反教會政策為理由拒絕授獎，此舉在內閣中引起震驚：“我們所有人都呆若木雞。沒人預料到會發生這種事。”戈培爾寫道，“戈林、布倫堡和諾伊拉特都衷心地感謝元首……但大家都沒了心情。”呂貝納赫當天就被迫提交辭呈，他的部門被拆分了，尤里烏斯·多普米勒（Julius Dorpmüller）成為帝國交通部長，威廉·奧內佐格（Wilhelm Ohnesorge）成為郵政部長。
從1933年夏季開始，立法程序有了改變。在一項法案被呈送總理府之前，相關的部長們必須先行溝通並澄清一切有爭議的問題。隨後國務秘書漢斯·海因裡希·拉默斯將法案送交給帝國政府成員，並要求他們在一定時間期限內提出異議。直到這個書面流通過程完成之後，拉默斯才會將法案呈交總理簽字。希特勒可以批准或者否決這項法律——他對立法的準備工作沒有多大興趣。在內閣失去重要性的同時，拉默斯的權力在增長。由於拉默斯扮演的部長們與總理之間聯絡人的新角色，他躋身於帝國重要人物之列。因為他很早就知道立法的計劃，所以他能及時介入表決程序，最後通過匯報的方式影響希特勒的決策。1937年11月希特勒任命拉默斯為帝國部長，以此嘉獎這位高級官員的工作，從此所有的內閣成員都獲得了同等的地位。在政權的最後幾年，拉默斯在與黨務辦公廳主任兼“元首秘書”馬丁·鮑曼的權力鬥爭中敗北，後者操控著誰能在元首總部覲見希特勒的權力。
希特勒的個人習慣促成了傳統的政府管理形式的瓦解，某些被視為緊急事項的任務必須由專人全權負責處理，他們通常既不屬於國社黨也不屬於國家行政機構，而是直接聽命於他並得到他的信任。由此不可避免地在新成立的特別機構與政府部門、國社黨辦事處之間產生競爭和職能之爭，希特勒置身於其上，決不會插手干預。他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觀念，最終強者（也就是較優秀的）將會勝出。同時他深信，這一方式能夠打破官僚程序的壁壘，建立加劇競爭的激勵機制，以便有效調動所有資源。說到底他也有權術上的考慮，通過分而治之的有效模式讓各派力量彼此爭鬥，從而避免造成對自身權位的潛在競爭。
工程師裡茲·托德是被希特勒授予全權的一批人中的頭一個，1933年6月30日，希特勒任命他為“德國道路總督察”，他的任務是迅速擴建高速公路網。主管交通運輸的部長埃爾茨-呂貝納赫必須把下轄的K部門（汽車運輸和全國道路管理）移交給托德，該部門被提升到直接對希特勒負責的“最高帝國機構”等級。1933年11月24日，針對內閣中部長們的疑慮希特勒回答說，想建造高速公路這樣的宏偉工程“需要建立一個新的機構，當高速公路建設完成之後，新機構將被併入帝國交通部”。精力充沛的托德所完成的工作顯然令希特勒滿意，因此1938年12月他又被任命為“建築行業監管總代理”。從他管理的建築公司和建築工人中產生了“托德機構”，它負責在西面的首批防禦工事建設工程，即納粹德國“西部防線”（譯者註：史稱齊格弗裡德防線）。它是納粹德國唯一一個以領導人名字命名的特殊機構。
將管轄權從傳統的部門中抽出來並移交給希特勒的親信，這方面的另一個實例是勞工團的發展歷程。早在1931年夏季，布呂寧政府已經成立了義務服務的勞工團，1932年7月，根據勞動部長的建議，政府委派國家專員為勞工團的領導人。希特勒成為國家總理之後，新任勞動部部長、鋼盔團領袖弗蘭茨·澤爾特要求獲得國家專員之職，而希特勒則寄希望於他的代理人、前陸軍將軍康斯坦丁·希爾，1933年5月初他把勞工團領導人的職務交給了在勞動部擔任國務秘書的希爾。勞動部長和“帝國勞工領袖”——1933年11月之後希爾的稱號——之間長期存在著摩擦，1934年7月初，希特勒任命希爾為駐勞動團的國家專員，取代了澤爾特的職務，終於為兩人的爭端畫上了句號。形式上他仍然隸屬於內政部長弗裡克，但由於有希特勒撐腰，事實上他是一個特別機構的領導人，1935年6月建立了義務勞動制之後，該機構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組織，數十萬年齡在18歲到25歲之間的青年男女必須為“德意志民族光榮服役”半年。
與希爾同時，1933年6月被希特勒封為“德意志帝國青年領袖”的巴爾杜爾·馮·席拉赫計劃將他的機構擴建成“最高等級帝國機構”，讓希特勒青年團發展成為國家青年團，它將吸收10~18歲全體青少年，向他們灌輸國家社會主義世界觀。1935年底，希特勒在原則上同意了席拉赫的計劃。1936年春季，國務秘書拉默斯向主管部門遞交了《帝國青年法》草案，但是卻遭遇到了阻力。教育部長伯恩哈特·魯斯特（Bernhard Rust）反對“讓青年人的指導工作徹底擺脫帝國現有青少年教育整體框架”的企圖，財政部部長施韋伯林·馮·克羅西克也對 “建立一個代價高昂、完全脫離普通行政管理的新機構”提出了反對意見，內政部長弗裡克則開誠佈公地表明：“建立新的帝國特別管理機構將會破壞國家建設和制度建設必要的有機統一。”激烈的反對明顯讓希特勒感到吃驚，他決定先撤回法律草案。到了10月份，席拉赫再次向希特勒提起他的計劃，並且再次獲得希特勒的認可。1936年12月1日，內閣通過《希特勒青年法》，該法將希特勒青年團提升為青少年必須參加的組織。事先希特勒懇切地敦促教育部長，請他消除疑慮，不要在內閣中出言阻撓。由於有希特勒在背後撐腰，席拉赫終於在與各部門的爭端中勝出。該法的第三條規定：他和他的“帝國青年指導”組織具有“最高等級帝國機構的地位”，“其總部在柏林”，“直接受元首和帝國總理領導”。
在黨衛隊權力綜合體的形成過程中，“政黨和國家職能合併形成一個直接受元首領導的特殊機構”這一點體現得最為明顯，影響也最為廣泛。以巴伐利亞為跳板，從1933年秋季到1934年春季，黨衛隊帝國領袖海因裡希·希姆萊和帝國保安部領導人萊因哈德·海德裡希逐漸地幾乎掌控了德國各邦的政治警察。但是在普魯士邦，最初他們的擴張勢頭遭到了邦總理兼內政部長赫爾曼·戈林的阻撓，但在1934年4月他們還是達成了協議：希姆萊被任命為“普魯士秘密警察總監”；緊隨其後海德裡希晉陞為國家秘密警察局局長。雖然希姆萊名義上是戈林的下屬，但政治警察整體實際上掌握在黨衛軍領導人的手中。蓋世太保總部所在的普林茨-阿爾布萊希特大街很快成為納粹恐怖體系的代名詞。
1934年夏季的血洗衝鋒隊對於希姆萊和海德裡希來說意味著又一次戰略上的成功，黨衛隊完全擺脫了隸屬於衝鋒隊的組織關係，帝國保安部（SD）被確認為納粹運動唯一的情報機構，同時所有集中營被徹底掌控在了黨衛隊手中。達豪集中營指揮官提奧多爾·艾克（Theodor Eicke）被任命為全國集中營督察員兼黨衛軍看守部隊領袖，直接聽命於黨衛隊帝國領袖。“達豪體系”現在在全國範圍內得到推廣。黨衛隊領導人不斷以希特勒的意志為名駁回司法部部長居特納對保護性拘留的隨意性和集中營的高死亡率的指責。
希姆萊的權利慾並未就此得到滿足。下一步他想掌控全國的警力並且將其與黨衛隊結合起來。1935年10月18日，他在與希特勒的談話中得到了這位獨裁者原則上的認可。但是9個月之後他的計劃才得以實現。原因在於，弗裡克竭盡全力反對將警察權力從內政部剝離出去，他想將秘密警察重新納入警方體系，讓集中營處於國家監控之下。事實再一次證明，聲稱得到了“元首之命”的權貴最終在權力鬥爭中佔了上風。1936年2月10日頒布的《普魯士蓋世太保法》意味著希姆萊取得了局部的勝利，它確認了政治警察是獨立的特別機構。6月17日希姆萊取得了決定性的突破，他被希特勒任命為“黨衛隊帝國領袖和內政部德國警察首腦”。弗裡克想讓他成為“內政部”的附庸，借此讓希姆萊乖乖聽話，但弗裡克的意圖被證明是水中月鏡中花。雖然身兼內政部國務秘書之職的希姆萊名義上是弗裡克的下屬，但他作為黨衛隊帝國領袖實際上只聽命於希特勒，他可以越過內政部長隨時直接和希特勒聯繫。
希特勒於1936年6月17日公佈的敕令為“建立新型政治鎮壓機器奠定了基礎”，它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即在一種永久性的緊急狀態中運轉。其組織結構上的直接影響是，警察被按照衝鋒隊的模式重新分為兩個主要部門：黨衛隊高級總隊長庫爾特·達呂格（Kurt Daluege）治下的普通警察（憲兵隊和保安警察）和帝國保安部首腦海德裡希治下的安全警察（蓋世太保和刑警）。希姆萊和他的同事們想出一個“國家安全總隊”的綜合概念，它的任務是對所謂任何“民族和種族”的威脅採取預防性的措施。海因裡希在國家秘密警察局的代理人維爾納·白斯特（Werner Best）早在1936年春季就概述過政治警察在“民族主義元首制國家”的任務：“一個留心觀察德國民族體政治健康狀況的機構，及時識別每一種病症，辨認出起破壞作用的病菌——也許它是自我分解產生的，也許是被人蓄意下毒從體外傳染的——並且對症下藥。”
在所謂種族衛生綜合預防的前提之下，警察監視的範圍現在從猶太人、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擴大到了不斷產生的新的“國家公敵”和“民族敗類”：共濟會會員、有政治傾向的牧師、耶和華見證人會、吉普賽人、同性戀者、娼妓、“反社會者”“好逸惡勞者”“慣犯”。但是長期以來認為“第三帝國”秘密警察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主流觀點已經被目前的研究糾正了。如果沒有群眾的配合，如果他們沒有積極主動地揭發不受歡迎的人，蓋世太保的工作就不可能如此“高效”。在強化恐怖統治的同時，希姆萊和海因裡希也在進一步推動黨衛隊與警察相互融合的進程。1939年9月27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幾個星期，融合過程終於宣告完成，安全警察和帝國保安部（SD）合併而成的超級機構——帝國中央安全局（RSHA）成立，它將成為戰爭中負責執行納粹滅絕政策的主要部門。
在身兼數職和擴充職權方面，向來自稱“元首手下第一要員”的赫爾曼·戈林自然獨佔翹楚。除了普魯士邦總理兼內政部部長職務之外，1933年5月初他被任命為帝國航空部部長。雖然1934年5月他把普魯士內政部長之職交給了弗裡克，但是他在7月份就獲得了補償，憑借帝國高級護林員和獵場看守人的頭銜，戈林成為新成立的帝國最高機構等級的帝國林業局的領導人。雖然希特勒有時也調侃這位普魯士邦總理的官癮和愛炫耀的個性，可是仍相當重視他在政治上的重要作用。他在1934年12月的秘密敕令中確定戈林為他的繼任者：“我去世之後，他將立即要求政府成員、德意志帝國國防軍以及衝鋒隊、黨衛隊向其宣誓效忠。”
納粹德國第二號人物手中最重要的個人權力工具是新成立的空軍，1935年5月初他以上將軍銜執掌空軍最高指揮權，大力推進作為陸軍、海軍之外第三個軍種的空軍的建設。從這個位子上，他試圖擴大其對整個經濟和軍備政策的影響力——由此必然與根據1935年5月的《帝國國防法》被指定為“戰時經濟總代理”的帝國經濟部長亞爾馬·沙赫特產生矛盾。
作為無可爭議的經濟問題專家和戰備融資的設計師，沙赫特在國社黨當政的最初幾年格外受希特勒的器重。但是當這位帝國經濟部長兼帝國銀行行長越來越強硬地指出加速擴軍將會給德國經濟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之後，情況開始有了變化。事實上在1934—1935年間這些問題已經不容忽視了：鑒於外匯儲備有限，德國不管在採購擴充軍備必需的原材料還是進口人民必需的食品方面都越來越捉襟見肘。“從國社黨奪權前後的幾年以來，他一直是大力重整軍備的堅決支持者”，1935年12月沙赫特對國防部部長馮·布倫堡說，但是現在“出於責任感他必須指出這一政策的經濟極限”。圍繞著外匯分配，他與農業和食品部長理查德·瓦爾特·達雷更是處於長期的矛盾中。希特勒應該做出決斷了，但是他像往常一樣依舊聽之任之，尤其1936年春季他的全部精力集中在他所策劃的有外交冒險性的行動上，即國防軍進駐萊茵非軍事區，因而無暇旁顧。1936年4月4日，他在一道被視為國家機密的命令中任命戈林為帝國原材料和外匯問題的專員。
起初沙赫特對啟用戈林表示歡迎，因為他認為，戈林能使他免受黨內的攻擊，可很快證明他徹底想錯了。原因在於，戈林並不滿足於在外匯事務上充當裁判的角色。作為空軍最高統帥，他對大力擴軍有著強烈的興趣，他借新的“元首任務”之名試圖掌控整個軍工業。1936年5月初，在事先沒有通知經濟部和其他部門的情況下，他建立了一個獨立的新辦事處，取名為“總理戈林將軍原料和外匯管理處”。隨後沙赫特要求限制戈林在外匯政策方面的權力，但是希特勒生硬地回絕了。他不想“再插手此事”，沙赫特“可以自己去和戈林爭論，但他在這些問題上不會再為他說話”。戈培爾是這位尖嘴利舌的經濟部長的冤家對頭，他滿意地寫道，“沙赫特的好運不長了。他並非全心全意地追隨我們。元首對他十分氣惱。”沙赫特自認為不可取代，因而高估了希特勒對他的支持，他只能輸掉與戈林之間的權力爭鬥。
在1936年5月12日的普魯士部長會議上，大家討論了總體經濟形勢和擴充軍備的融資問題，沙赫特和戈林的不同觀點正面交鋒了。沙赫特雖然強調了“他對元首始終不渝的忠誠”，但是他警告說，如果擴充軍備的速度得不到控制，將會出現通貨膨脹的危險，在會議上他頭一次以辭職相威脅。而戈林毫不動搖地堅持擴軍優先的立場，他主張通過在本國加強原材料開採和通過用“替代品”取代國外原材料的方法解決外匯問題：“如果我們明天要打仗，就必須通過替代品做到自給自足。然後金錢就沒有什麼用處了。如果是這樣，我們必須做好準備，在和平環境中創造先決條件。”希特勒在這場經濟政策的原則之爭中站在哪一邊，從他的意識形態前提和由此產生的一以貫之的政治目標就能看明白了。1936年8月底，他寫了一份有關未來經濟政策方向的內容廣泛的備忘錄，他基本上同意戈林的立場，在備忘錄的結尾處他提出明確的要求：“（1）德國軍隊必須在四年內具備參戰的能力；（2）德國經濟必須在四年內具備支持戰爭的能力。”
在被視為“帝國秘密事務”的9月4日部長會議上，戈林向在座的部長沙赫特、布倫堡、施韋伯林·馮·克羅西克傳達了希特勒備忘錄的內容，並且將其詮釋為德國軍工業的“總指示”，他將獨自承擔起貫徹實施的責任。“元首的天才可在最短的時間內將貌似不可能的事情變成現實”，針對沙赫特的懷疑他反駁說，同時他明確地闡明他對具體實施的構想，“我們要像戰爭已迫在眉睫一樣實施各項措施”。1936年9月9日希特勒在黨代會上公佈了“新的四年經濟計劃”，10月18日，他正式任命戈林為“四年計劃專員”，戈林有權向所有的帝國機構和國社黨辦事處發佈命令。戈林自覺志得意滿。通過對“元首意志”的廣義詮釋，他幾乎獲得了軍工業的主宰地位。他為新部門各個業務小組招募的“特別專員”們——其中有來自黨內和軍方的，也有來自私營企業的，例如法本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和合成燃料生產方面的專家卡爾克·勞赫（Carl Krauch）——現在可以深入到經濟部，染指其核心權力。沙赫特仍舊官居原職，希特勒還不想讓他走人。“元首對沙赫特疑慮重重。但他沒有免他的職，這並非出於責任感，而是有外交方面的原因”，1936年11月中旬戈培爾斷言。
希特勒繼續挽留沙赫特不僅由於他在國外的威望，不想讓戈林坐大的考慮明顯也是原因之一。沙赫特竭盡全力對抗其對手的張狂，對於希特勒來說也算喜聞樂見的事情。不管怎麼說，他無動於衷地旁觀著四年計劃專員與經濟部長之間長達數月的權力鬥爭。1937年7月初，戈林與沙赫特訂立了正式協議，雙方承諾將通過“最密切的合作”完成各項任務。但是幾日之後，戈林在薩爾茨吉特宣佈成立“赫爾曼·戈林帝國採礦與煉鐵聯合公司”，而事先並未通知經濟部長，他們的協議被證明是一張廢紙。這一侮辱令沙赫特忍無可忍。他在8月5日致戈林的信中憤怒地寫道，他不能再為戈林的一意孤行承擔共同責任。“在一個極權主義的國家裡根本不可能執行這樣自我分裂的經濟政策”。
8月11日，沙赫特在薩爾茨貝格與希特勒會談，他再次提出辭職請求。但希特勒還不想放他走。他勸說沙赫特再和戈林進行溝通，並且給了他兩個月的考慮時間。直到1937年11月底，希特勒才接受了沙赫特辭去經濟部長的請求，戈培爾的國務秘書瓦爾特·芬克成為沙赫特的繼任者。但是沙赫特被說服繼續擔任帝國銀行行長。雖然沒有實權，但是他擔任此職直到1939年1月20日，當希特勒對他做出“他無法適應國家社會主義的整體環境”的評價後才被解職。具體的誘因是沙赫特於1月7日寫的備忘錄，他在備忘錄中再次用戲劇性的語言警告了通貨膨脹的危險：“無限膨脹的政府開支超出了任何合理預算的可行範圍……政府財政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並且將由此摧毀中央銀行和貨幣。”這個懷疑論者讓希特勒感到厭煩，但是他還不想讓分歧暴露在公眾面前。他讓沙赫特擔任不管部部長，而後者毫無顧忌地索取相應的特權——從不菲的年度津貼到附帶司機的公務車。
戈林與沙赫特之間曠日持久的權力之爭是希特勒馭人術的經典案例。鼓勵競爭而非減少對抗，讓事情懸而不決，只要不直接威脅到他的權位，他避免明確地做出有利於這一派或者那一派的決定。在另一個充滿爭鬥的領域他也奉行同樣的原則：國社黨全國領導層中的職權分配。國社黨奪權之後，希特勒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日常黨務工作。他在1933年4月21日發佈的指示中任命魯道夫·赫斯為他的副手，並且授予他“在政黨領導工作的方方面面以我的名義做出決定的全權”。赫斯的陞遷要歸功於1933年之前他作為忠心耿耿的私人秘書博得了希特勒的信任。同時這個獨裁者確信，他多年的親信幾乎沒有什麼個人野心，不會對他構成挑戰。作為“元首的副手”，雖然赫斯與圈子內其他黨內精英相比擁有突出的地位，但希特勒在4月21日頒布的言簡意賅的指令中還是有意識地避免讓全國領導人和黨區領導人正式聽命於他的副手。其後果是下屬們為了爭奪黨政職權而長期爭鬥。赫斯能在明爭暗鬥的叢林中站穩腳跟，與其說由於他本人的好鬥天性，還不如歸功於馬丁·鮑曼強大的執行力和精明的戰略頭腦。馬丁·鮑曼於1900年出生，他的父親是一個郵政官員，1918年之後他加入了自由團，1923年春因參與政治謀殺被判了一年的刑，出獄後參加了魏瑪國社黨黨部的工作，後來他接管慕尼黑總部衝鋒隊“保險公司”並將其可擴展為“國社黨的保險機構”。1933年7月初，這位勤勉肯干但公眾知名度不高的希特勒追隨者被任命為“元首副手的辦公室主任”， 1933年10月他被晉陞為國社黨全國領導人之一。
赫斯和鮑曼不光要和自我意識強烈的黨區主席們打交道，這些人堅持獨立性，經常通過與希特勒的單線聯繫誘導希特勒做出符合自己心意的決定。對“元首副手”在黨內的權勢提出挑戰的主要對手是帝國組織部長羅伯特·雷，身為DAF（德國勞動陣線）帝國的領導人，他手中掌握著很強的實權。雷警惕地注視著赫斯機構的建設，這個機構正在索取越來越多的原來屬於帝國組織部長職權範圍的權力。在赫斯/鮑曼和雷之間進行的權力角逐中，希特勒再次展示出獨特的反應模式：他呼籲對手們互相溝通，只有當雙方不但沒有找到一個能切實可行地分割權力的折中解決方案、反而進一步發生爭端時，他才介入調停。於是在帝國組織部長下轄的總人事局之外，元首副手的機構裡也成立了一個人事局，它越來越多地插手到下級政黨部門的人事任免工作。
不僅在人事政策領域，隨著時間的推移，帝國組織部中幾乎所有部門在元首副手機構中都有了一個對應的部門，由此雙方在事實上開始了長期的權力競爭。甚至在1939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幾個星期，雷還在敦促希特勒重新恢復赫斯辦公室建立之前國家領導的明確職責，如此方能避免“組織上的冗余以及人員和經濟上不合理的重複勞動”。鮑曼粗暴地回絕了他的要求：“毫無疑問，元首的職權應該是不受限制的，元首的副手也應該同樣無可置疑地在黨的整體職權範圍內代表元首，在此範圍內——只要元首授予他代理權——他的職權從原則上說也是不受限制的。因此對元首副手的職權限定不僅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這件事再次表明，在爭奪權力和影響力的角逐中，拿“元首意志”和由此產生的任務作為說話依據的人最終能佔上風。
相較於國社黨高層的權力爭鬥，希特勒不喜歡明確劃分職權的特點在國社黨與國家行政權力分配的爭議領域表現得更為明顯。1933年12月1日頒布的《保證黨和國家統一法》雖然規定國社黨在“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是德國國家思想的載體並與國家密不可分”，但是它的具體含義依舊不明，希特勒在1935年的黨代會上發表了一句名言：“國家能夠解決的問題，由國家來解決；國家從本質上說無力解決的問題，通過運動來解決。因為國家也只不過是國民生活的一種組織形式。”但他也沒有具體地加以闡明。一邊是代表國社黨公權力的地方小組組長、區領導人、黨區主席和元首副手，另一邊是市長、縣長、行政專區主席、高級主席、邦政府和中央政府部長，他們的並存和彼此爭鬥造成了長期的緊張狀態，引發了劇烈的摩擦。希特勒派出的人數可觀的專員和特別機構還是成功地篡奪了政府職權。而赫斯作為元首副手和不管部部長（1933年12月1日開始）能把影響力擴展到立法領域。1934年7月27日，當赫斯陪同希特勒去拜羅伊特參加瓦格納音樂節時，他得到了希特勒在一道元首敕令上的簽字，這一法令保證了他參與和控制所有部門立法計劃的權利。根據1935年9月頒布的另一道元首敕令，國家部門必須在任命和提拔高級官員之前將其個人履歷呈交元首副手過目。
希特勒不喜歡嚴格界定黨和國家的職權範圍，而傾向於將其糅雜在一起，國家督察員的機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933年4月7日頒布的《各邦與國家一體化的二號法令》規定，有必要向除普魯士之外的各邦派遣國家督察員，他們的任務是“監督國家總理確立的政策方針”。他們不可以同時是各自邦政府的成員。1933年5月間，根據希特勒的建議，幾乎所有各邦的國社黨黨區主席都被興登堡任命為國家督察員。1934年1月30日《國家重建法》頒布之後，各邦的主權歸到中央，國家督察員原本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這一職務並沒有被取消，而是根據該法的第三條被置於“內政部部長的權力監管”之下。黨區主席/國家督察員們拒不接受，他們提出請求，當他們與中央政府部長以及邦政府部長們產生分歧時請“元首”做出裁決。但是弗裡克認為，這違背了“總理先生和支持他的部長們集中統一管理國家的思想”，他請求希特勒站出來訓示黨區主席/國家督察員們。雖然希特勒在這個問題上基本認同內政部長，但是正如1934年6月拉默斯對弗裡克所言，他在“有重大政治意義的問題上想破個例”。“按照總理的想法”這樣的規定“與他的領袖地位相稱”。如此一來，《重建法》的第三條實際上失去了意義。依據其分而治之的策略，希特勒為自己保留了起關鍵作用的裁判角色。
國家督察員真正的權力基礎在區黨部，為了能對他們有所控制，1934年秋弗裡克計劃頒布一部法律，它旨在取消1933年4月7日頒布的不可兼職的規定，同時規定國家督察員職務和各邦的總理職務由一個人兼任。根據“邦政府領導人”的新身份，國家督察員應該嚴格聽命於內政部長。希特勒同意他的基本思路，但是他做了一個很有特色的改動，他取消了新法規的普遍約束力。1935年1月30日頒布的《國家督察員法》第四條規定：“元首和國家總理可以委任國家督察員為邦政府領導人。”法律條款中“必須”被改成“可以”的一詞之差給了希特勒隨意行事的自由。他乾脆爽快地讓黑森邦和薩克森邦的國家督察員當上了邦總理，卻拒絕讓符騰堡、巴登和圖林根完成同樣的步驟，即便他應弗裡克之請已經在相關文件上簽了字。
政黨與國家雙元並存的問題仍未得到解決。弗裡克通過“全面的國家改革”重新構建各邦體制和精簡管理機構的一切努力都只能停留在起步階段，最終它們都因希特勒不願意明確劃分職權而宣告失敗。他也同樣反對內政部長想用《國家立法法》取代1937年3月31日到期的授權法案的計劃，新的法律將把目前的緊急狀態轉換成長期的合法程序。他“感到懷疑，現在通過這項法律是否合適？”1937年1月26日他在內閣解釋他為何投票贊成延長授權法案時說，“只有當我們創建了一部盡可能精簡的、兒童們在學校中就必須學習的國家基本法之後，才是同時重新調整國家立法整體程序的適當時機”。但這樣一部“國家基本法”卻永遠不會產生，這個獨裁者從未真心地考慮過它。在元首總部發表獨白時他還嘲弄過官僚們想用法規搞定一切的傾向。“例外對他們來說是個陌生的概念，因而他們也缺乏承擔重大責任的勇氣。”他形容在這種情況下整個國家的統一立法是一個“癡迷的念頭”。“為什麼不能一個地區有一套法規呢？”國家領導人只需“縱覽行政管理的大事，掌控全局”即可。納粹政體各級各部門奇特的游移不定狀態並非源自於執政者的無能——它是希特勒在政治上刻意為之的結果，目的是為了盡可能地染指權力和留有迴旋的餘地。
政府脫離正軌不僅造成極端主義的傾向，還引發了前所未有的濫用職權、任人唯親、以權謀私的現象。在“奪權”後的最初幾年，國社黨員一面不知疲倦地詆毀魏瑪共和國民主政客所謂的腐敗墮落，一面自己卻大搞腐敗之風。它最早始於有貢獻的“黨內老同志”在找工作時受到的優待，尤其在公共部門，由於政策的傾斜，國社黨員競相佔據空缺的職位，即便他們常常缺乏必要的資質。正如弗蘭克·巴約爾指出的，連市政公共企業——自來水廠、煤氣廠、發電廠和公共交通企業——以及當時的工會或工會相關機構下轄的企業例如大眾保險公司或者德國消費者協會大型採購公司也變成了“名副其實的納粹就業公司”。賣官鬻爵、以權謀私主要盛行於政府高層。“統治階級的腐敗程度和範圍前所未見”，1940年塞巴斯蒂安·哈夫納回顧1933—1938年他逃亡到英國之前在“第三帝國”的生活時指出。在此希特勒給他的屬下們做了一個壞的榜樣。1934年10月，慕尼黑東區稅務局一個有責任心的稅務稽查員計算出，國家總理僅1933—1934年的拖欠稅款就高達405 494.40馬克。隨後慕尼黑高級財務長路德維希·米雷（Ludwig Mirre）被傳喚到柏林，財政部國務秘書弗裡茨·萊因哈特開誠佈公地告訴他，鑒於希特勒的“憲法地位，他沒有納稅的義務”。1934年12月，米雷吩咐主管稅務機關的負責人，“所有證明元首有納稅義務的稅單從一開始就是無效的……因而元首無須納稅”。為了感謝他的“行政配合”，米雷每個月的俸祿額外增加了2000馬克，1935年4月他被提拔為德國財政法院院長。
免於交稅的獨裁者還有好幾個賺大錢的門道，他用賺來的錢資助和饋贈自己寵幸的人和手下的有功之臣或者購置私人藝術收藏品。財源之一是總理儲備基金和——興登堡去世之後——總統儲備基金，作為國家元首他可以自由地動用這筆資金。除了《我的奮鬥》帶來的每年一兩百萬的收益之外，1937年之後他又多了一個紅利滾滾的財源：希特勒可以從印有其頭像的郵票發售中得到一定百分比的分紅；收入連年累積達到數千萬。帝國郵政部長奧內佐格於“元首生日”之際親自奉上了支票。根據古斯塔夫·克虜伯·馮·波倫-哈爾巴赫的倡議於1933年6月建立的“德國經濟界阿道夫·希特勒捐款”更是有利可圖：企業主應該捐贈企業工資成本的0.5%——這筆錢可以從稅收中扣除。這些錢流入了希特勒可以自由支配的私人基金。他指定馬丁·鮑曼為募捐賬戶的管理人，後者利用部分錢款將“豪斯瓦亨費爾德”擴建為富麗堂皇的阿爾卑斯山區宅邸“貝格霍夫”。
以元首為榜樣，他的大多數手下也同樣逃避納稅的義務，坐擁豪宅，建立不受財政監督的專項基金、基金會和小金庫。雖然排在希特勒之後的二號人物戈林以其奢華的生活方式著稱於世，尤其他位於柏林北郊紹爾夫海德的豪華庭園“卡琳宮”非常出名，可其他“第三帝國”的政要們在濫用職權中飽私囊方面也不遑多讓。一度是魏瑪共和國“吏治腐敗”最尖銳的批評者的戈培爾如今也坐擁萬湖施瓦能島上的別墅和蘭克-尼德巴尼姆縣博根湖畔的另一處住所，過著奢侈的生活。甚至連在施潘道監獄坐牢時撰寫的回憶錄中慨歎統治集團腐敗的阿爾伯特·施佩爾也曾是特權制度的受益者，年僅30多歲的他私人資產已經飛速增長，除了利希滕斯坦大街的一座新宅子之外，他在奧德布魯赫還有一處莊園。
黨內各階層的幹部——從黨區主席到縣主席和地方小組組長——也在利用各自的關係網做著與政府高官一樣的事情。揮霍公款、侵吞和挪用黨的資金，肆無忌憚的貪婪和爭權奪位乃是司空見慣之事。副官弗裡茨·維德曼回顧往事時指出，制度化的腐敗已經“無藥可治”，因為與官方口徑一致的媒體不允許進行相關報道，同時也因為希特勒“庇護老戰友們的此類行徑”：“於是瘟疫自上而下地蔓延，所謂上有所好，下必效焉。”
如同腐敗大行其道一樣，當時還興起了具有明顯的納粹政權特色的狂熱建設。希特勒從一開始就想在建築的宏偉程度上超越前人。超大的外形尺寸“不僅能給民眾留下深刻印象，還能震懾人心，以此從心理上保證他和他的繼任者的政權長治久安”。此外它還將向後代見證“第三帝國”無與倫比的威儀，作為“元首”的他憑藉著自身的天賦在衰敗時期之後重振帝國雄威，並將其展現在德國人民面前。希特勒在1937年紐倫堡黨代會上宣佈，他下令建造的紀念性建築“並非為1940年所建，甚至也不是為了2000年建造的，它將像過去的大教堂一樣在未來屹立千年”。他在另外一個場合說，我們必須在技術允許的範圍內把建築“造得盡可能大”，“並且讓它能與世長存”。
這些狂妄的幻想絕非1933年之後才在希特勒粗陋的思想世界中出現，它們可以追溯到他在蘭茨貝格監獄坐牢時開始撰寫的《我的奮鬥》第一冊中的想法。他在書中提出強烈的指責，“我們現今的大城市”缺乏“能被視為時代象徵並主導整體市容的紀念性建築”。他舉出古代和中世紀的城市作為反例，城市中的建築——雅典衛城或者哥特式大教堂——“並非為眼下建造的，而是著眼於永恆，因為它們反映出公眾的偉大和重要意義，而非炫耀房子主人的財富”。
在寫作的同一時期，他還對獄友魯道夫·赫斯抱怨說，“我們這個時代能留給後世的紀念性建築實在太少了，除了幾幢摩天大樓百貨商店等等”。因而“缺乏有整體歸屬感的、統一的、與我們的大教堂相匹配的建築”，“在這方面德國以後也要加把勁”。當時希特勒向他驚訝的弟子展示了前文提到過的他繪製的巨型圓頂建築的素描圖，以後它可充當“大型國家慶典活動”的大會堂。即使當代社會“無法充分理解”如此勞師動眾的工程，“市儈們唾罵它，但後世必將理解它——人不能僅僅為了麵包而生活，一個民族也是一樣的”。希特勒的政治使命感與他對不朽建築的激情由此緊密聯繫在一起。從貝格霍夫被釋放之後，他仍繼續追求想像中的建築項目。赫斯提到1925年7月他和希特勒的柏林之旅時說，“領袖”夢想著怎麼繼續擴建這座他“仰慕的”百萬人口大城市。1928年12月赫斯總結希特勒的想法，一個作為無可爭議的中心的“凌駕於一切之上的大都市”“最終能消除小國寡民的傾向”。
不光赫斯，希特勒也向戈培爾透露過他的白日夢。“他談起過德國未來的建築構想，他是個了不起的建築規劃師”，他的崇拜者在1926年7月寫道。之後的幾年，“元首”和他的宣傳部部長也經常共同沉浸在建設未來恢弘建築的狂想中：“希特勒制訂出夢幻般的新建築規劃，他是個了不起的人”，1930年10月戈培爾激動地寫道，一年之後，“民族反對派”召開巴德哈爾茨堡大會的前幾天，他陶醉地寫道：“領導制訂了柏林的建築規劃。了不起的天才想法。為今後幾千年著想。石頭築成的理念。他是個天生的藝術家。”
從早期開始，希特勒在公眾面前也毫不掩飾一旦他當權之後將徹底改造大城市市容的想法。1929年4月初他在慕尼黑比格爾布勞凱勒啤酒館的一次演說中宣佈，在未來的“第三帝國”他將不會再建造商店、廠房、摩天大樓和旅館等實用性的建築，而將建造“能屹立千年的藝術文化紀念物”，“我們看到古代的城市，雅典衛城、帕特農神廟、鬥獸場，看到有著巨大教堂的中世紀城市……我們知道，如果人們不想讓社會分崩離析，他們需要這樣的中心”。
當時他的計劃還不成熟，當希特勒“奪權”之後，他立刻又想起了那些計劃。早在1933年1月30日到31日的晚上，他沒完沒了地發表長篇講話時就已經提到了他的建築計劃。他宣佈，首先將要讓人修繕帝國總理府，它目前的狀態不能充當一個“體面的接待賓客的場所”。他在1933年4月底的“元首會議”上宣佈，即將創造“新的令人難以忘懷的紀念性建築”，它們將讓德意志民族躋身於“世界歷史上的偉大的文化民族之林”：“我們不是為此時此刻做工，我們是為了千年的評價。”1934年春天，當阿爾伯特·施佩爾在晚間招待會上向希特勒介紹自己的妻子時，總理用絲毫不帶玩笑之意的莊重口吻說：“您的丈夫將為我建造四千年來獨一無二的建築。”
人們對希特勒青睞施佩爾的原因有諸多猜測。如果我們相信施佩爾的描述，希特勒本人對此有過貌似合理的解釋：“我在尋找一位能將我的建築計劃委託給他的建築師。他應該是個年輕人，您知道，這些計劃將延伸到遙遠的將來。我需要一個在我去世後能利用我賦予的權威繼續幹下去的人。我認為您是合適的人選。”不過明顯還有其他的因素：憑借他善於洞察別人長處和短處的敏銳目光，這個獨裁者不僅看出了施佩爾在建築和組織方面的才能，也看出了隱藏在他冷靜自製外表之下的勃勃野心。此外希特勒還從這個雄心勃勃的建築家身上看到了他年輕時代夢寐以求的一切——另外一個自我，“但是有著良好出身帶來的自信，能輕鬆自如地展示自我”。不管怎麼說，他對施佩爾比對其他下屬更好，戈培爾除外。雖然一直有人猜測，他的關注含有“色情的因素”，但是這與其他關於希特勒感情生活的傳言一樣，缺乏確鑿的證據。
施佩爾在“施潘道監獄日記”中披露，他本人喜歡和希特勒在一起，他“確實受到希特勒的吸引”。他享受著受大人物賞識的感覺並將希特勒視為慷慨的贊助者，希特勒為30歲出頭的他在專業領域打開了無限廣闊的前景。除了抓住提供給他的絕佳機會、像浮士德一樣將靈魂賣給摩菲斯特，他別無選擇，1945年之後這些話已經成為他自述如何成為“元首”首席建築師的標準故事範本。希特勒對他施加了“暗示性和強制性”的影響力，而任務本身的偉大又讓他感受到“神魂顛倒的狂熱”和“難以置信的自我提升”，很快他就像癮君子離不開毒品一樣需要它。但事實上施佩爾並不像後來他自己描述的那樣完全受到感情的支配。顯然他從一開始就非常樂於接受龐大的建築項目，根本無須希特勒再向他遊說其中的意義。施佩爾對獨裁者的建築和政治理念的贊同程度有多高，以及他如何有意識地博取希特勒長久的歡心，從他1936年撰寫的全盤複製戈培爾拜占庭式阿諛風格的文章《元首的建築》中就能反映出來：“在關鍵的轉折時刻，元首不僅憑借最偉大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革新開創了我們的歷史，同時還以卓越的建築專業知識建造石頭建築，作為政治意願和文化才能的證明，它們將在今後的幾千年證明我們的偉大時代，這一切在德國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
他們深入合作的早期試點項目在紐倫堡，黨代會的會址。1934年初施佩爾獲得了一個任務，在齊柏林集會場建造巨大的階梯式石頭看台，取代原有的臨時木結構看台。希特勒非常喜歡他的設計，因此1934年秋季他把帝國黨代會場地的整體設計任務交給了他的建築師。除了現有的會議大廳和閱兵廣場——盧伊特波爾德大廳、盧伊特波爾德競技場、老體育館和齊柏林集會場——之外，還將建造一系列的大型建築：大會堂、德國體育館和三月集會場。幾個月之後希特勒已經能向紐倫堡市長利柏爾展示初步的建築草圖。1935年3月底成立了負責計劃實施的“紐倫堡帝國黨代會場地特別協會”，依據“元首的意志”施佩爾能輕而易舉地實現他的想法。整個建築工程的竣工之日定在“奪權”之後的第十屆黨代會期間，即1943年9月。希特勒一再蒞臨紐倫堡，瞭解建築工程的進展。他也經常在柏林的總理府看施佩爾的建築設計。“元首給我們看施佩爾的建築圖紙”，1935年12月戈培爾寫道，“真正壯觀！獨特的紀念性建築！施佩爾幹得很好。”希特勒對建築工程融資的問題基本不感興趣：“元首閉口不談錢。建造，建造！總有辦法付錢的。腓特烈大帝建造無憂宮時也沒有過問金錢的問題。”
施佩爾將原有的建築群與新設計的建築融為一體，連接二者的元素為兩公里長的花崗岩鋪砌的“大道”。場地的南端還將建造三月集會場，它是專供國防軍閱兵之用的大型閱兵場，1050米寬，600米長，周邊環繞著能容納160 000名觀眾的看台，其頂端裝飾著一個比紐約自由女神像還高14米的勝利女神像。北端新大會堂的設計出自紐倫堡建築師魯道夫·魯夫（Ludwig Ruff）之手，1934年6月初得到了希特勒的認可。它被視為黨代會神聖的中心建築，內部能容納50 000個人——“自古以來最雄偉的封閉性建築”，戈培爾熱情洋溢地說。希特勒在1935年9月12日的奠基儀式上宣佈，“數百年間這裡將成為納粹帝國精英每年聚會之地”：“即使我們的運動有朝一日銷聲匿跡，千年之後這個建築仍將繼續訴說它的往事。在古橡樹聖林中，人們將懷著敬畏瞻仰第三帝國建築中的第一個巨型建築物。”
計劃建造的德國體育館外形更為雄偉，馬蹄形建築能容納400 000觀眾——世界上最大的體育館，相形之下柏林的奧林匹克體育館也顯得小了。在1937年9月9日的奠基典禮上，希特勒在國社黨要員們面前對施佩爾表示祝賀：“今天是您一生中最偉大的一天！”起碼到了此時此刻，這位明星建築師應該心知肚明，按照希特勒的構想中巨大的建築與哪些政治目標密切相關。它是德國外交擴張政策的先聲，最終德國不僅將在歐洲建立霸權，還將在全世界發揮主導作用。1937年春季，當施佩爾提醒他的僱主，體育場的超大規模不符合奧委會標準，據說希特勒回答說：“無關緊要。1940年還將在東京舉辦一屆奧運會。在那之後奧運會將永遠在德國舉辦，就在這座體育場裡舉辦。體育場的大小應該由我們來決定。”
圖53：阿道夫·希特勒和建築師阿爾伯特·施佩爾、路德維希·魯夫面對著紐倫堡帝國黨代會場地設計草圖
最終沒有一幢大型建築物能夠完工。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德國體育館的掘土工作尚未完成，三月集會場計劃中將建造的26個雪花石膏門樓中只有少數建造完成了。大會堂也沒有竣工，雖然此處的工作進展最快，且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但即使希特勒沒有在1937年發起戰爭，這些建築項目也無法如期竣工落成。因為黨代會會場並非唯一的大型建設工地。“運動之都”慕尼黑也將要徹底重新改建。除了新中央火車站之外，還計劃建造希特勒親手設計的作為城市未來標誌的巨型“運動之柱”，它的高度將遠遠超出聖母教堂的塔樓。1937年希特勒不僅把施工任務交給了施佩爾，同時還交給了慕尼黑建築師赫爾曼·吉斯勒（Hermann Giesler）——符合他的處世格言，分擔責任和激發競爭，激勵他的下屬們發揮出最大的潛能。吉斯勒1940年秋季還得到了改建“元首故鄉”林茨的任務。這裡將要建造兩座有代表性的多瑙河大橋、一個擁有寬敞黨部大廳的黨部論壇、一座美術館和一幢希特勒的養老宅邸。在漢堡的易北河上即將建造一座能使舊金山的“金門大橋”相形見絀的高橋。其他許多城市也在營造劃時代的建築項目。
然而帝國首都在建築規劃中依舊處於中心地位。柏林必須在“城建和文化方面提升到能與世界所有首都相媲美的位置”，1933年9月希特勒在以“國家督察員”和後來的市長尤里烏斯·利珀特（Julius Lippert）為首的市議會代表團面前宣佈。為了這個目的他每年撥專款四千萬馬克——1934年7月又增加到六千萬馬克。在隨後幾個月的討論中，建造主要的城市南北軸線逐漸成為柏林城市改建的核心議題。為此首先需要徵用波茨坦火車站和安哈爾特火車站的軌道設施場地，為了在城市軸線的南北兩端建造兩個新的中央火車站，前面說的兩個火車站將被廢棄。1934年3月他對柏林城市父母官們透露了他最喜歡的一個想法：他希望在新的南火車站附近“為世界大戰中不可戰勝的軍隊建造一個巨大的凱旋門”，在城市中央，離勃蘭登堡門不遠處，建造一個“能容納250 000人的巨型大會堂”。但是這些規劃沒有得到進一步的實施，因為柏林市議會心存疑慮：是否應該有意識地激進地干預不斷變化的城市景觀？希特勒本人也沒有打定主意，他不知該把這一世紀性的任務交給誰。他還沒找到“合適的建築師”，1935年6月底他告訴利珀特，“建築師施佩爾是否夠格，他還心中無數”。
1936年春季希特勒似乎下定了決心。他將要把任務交給“最偉大的建築師”，他不經意地向施佩爾透露。僅幾個月之後希特勒就把他招來，要求他承擔帝國首都改建的整體規劃任務，施佩爾對此應該不會感到吃驚。根據施佩爾的回憶，當時那位獨裁者把凱旋門和圓頂大會堂的兩張草圖交給了他並且說：“這兩張設計圖紙是我在十年前完成的。我一直保存著它們，因為我從未懷疑過有朝一日我將建造這些建築。現在我們要著手實施了。”施佩爾在擴建紐倫堡黨代會會場時遵循了希特勒的指示，現在他也同樣心甘情願地聽取希特勒關於柏林凱旋門的建議。“在元首家裡，（我）和他以及施佩爾一起看了柏林改建規劃圖紙”，1936年11月中旬戈培爾寫道，“了不起的城建規劃，既偉大又壯觀。（設計者）有著20年的長遠眼光。（柏林將）有一條南北向的大道，此外還將出現新的宏偉建築。柏林由此將成為領先全球的城市。元首的想法既有氣魄又大膽。他比我們的時代超前100年。”戈培爾歸功於希特勒的成果很大一部分是施佩爾的傑作，有跡象表明，建築大師身邊的新寵臣認為，要想完美實現他的建築狂想，最好進一步誇大其壓倒眾生的排場和尺寸。
1937年1月30日，希特勒正式任命施佩爾為“帝國首都建築總監”（GBI）。巴黎廣場上“藝術學院”的房子被分配給了新的辦事處。這一舉措的好處是，希特勒可以避開公眾的視線穿過部長花園抵達那幢房子。有時候他率領著與他一起用餐的夥伴們，更多的時候獨自一人，在午飯之後或者深夜裡來到藝術學院過去的展覽室，放置在室內的城市模型已經日漸成型了。他對按照1 : 1000比例製作的城市南北軸線特別入迷，它被拆分成部件，可以通過帶滾輪的桌子被分開。施佩爾回憶說，他從未看到希特勒像此時此刻這樣“活躍、自然和放鬆”，“他們一起俯身看模型，陶醉於建築物巨大的尺寸”。但是，當施佩爾的父親有一天看到自己業已成名的兒子驕傲地向其展示的模型時，他明顯被嚇蒙了：“你們完全瘋了！”
確實，這些城建規劃在追求大型化方面令所有同類黯然失色。其中的精品部分南北軸線約有120米寬，7公里長——比巴黎的香榭麗捨大街寬很多長很多。南端的中央火車站將有四層樓，用自動扶梯和電梯上下連接，比紐約中央火車站多了一層。當人們走進火車站前廣場時，眼前巨大的凱旋門會令他們感到震撼，柏林凱旋門有170米寬，119米厚，117米高，拿破侖的凱旋門與之相比像個玩具。透過凱旋門80米高的“大拱門”，觀察者的視線神奇地被5公里之外“大會堂”高聳的穹頂吸引住了，它充分地體現出城建規劃的瘋狂之處。大會堂能容納150 000到180 000名觀眾，它的高度為226米，直徑250米，內部空間比羅馬聖彼得大教堂大七倍。1937年4月20日，希特勒過48歲生日時，施佩爾送給他一個圓頂會堂的模型。“我們在模型前站到半夜兩點，編織著幻想”，戈培爾寫道。
除了凱旋門和圓頂會堂之外，這條繁華大道的兩邊還矗立著其他景觀性建築：其中包括“士兵堂”，德國過去和未來著名軍隊統帥的靈柩都將安放在其地下墓穴中；為赫爾曼·戈林建造的“帝國元帥府”，據說這裡有世界上最大的巴洛克式樓梯，它滿足了未來房主的奢華需求；最後還有希特勒的“元首宮”，一座堡壘式的建築，有著防彈的滑動百葉窗和鋼質大門。“不能排除有朝一日我將被迫採取不得人心的措施。也許將會有民變。必須防患於未然……帝國的中心必須像堡壘一樣固若金湯 ”，據說希特勒曾經對建築師透露——從這番表白中可以看出，在他的妄自尊大和自我神化後面隱藏著怎樣一種隱秘的恐懼。由雕塑家阿爾諾·佈雷克（Arno Breker）創作的同樣具有英雄主義恢宏特徵的雕塑也被歸於超越常規的建築物之列，1936年他為帝國體育場創作的雕塑作品《十項全能選手》博得了希特勒的歡心，此後不久他打入了核心權力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