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在上薩爾茨堡”，1936年7月17日，貝格霍夫落成後不久，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元首高興地站在台階上歡迎我們，他帶領我們參觀整幢新房子，包括我們的房間。現在它變得富麗堂皇了。舒適的客房，精美的大廳。整體而言它是一座獨特的山間豪宅。人們可以在此修養身心。元首非常愉快。他在這裡找到了家。”1928年當希特勒租住在豪斯瓦亨費爾德時，他獲得了這幢房子的優先購買權。1932年9月，布克斯特胡德市商務顧問的遺孀女房東瑪格麗特·溫特爾表示願意把房子賣給他。1933年6月，希特勒被任命為國家總理的幾個月之後，他將包括傢俱古董等動產在內的房地產過戶到自己的名下。1934年首次造訪的阿爾伯特·施佩爾對那個地方印象頗深：“抵達貝希特斯加登之後，我們沿著一條坑坑窪窪的陡峭山路往前走，直到我們看見上薩爾茨貝格山間屋頂高聳的希特勒舒適的小木屋，房間很簡樸：一間餐廳，一間小起居室，三間臥室。費爾提柯時期（譯者註：費爾提柯（Vertiko）為一種雙開門的小櫃子，櫃子上端安有抽屜，它源自於製作者德國柏林人費爾提柯的名字，他從1860年開始製造所謂費爾提柯式傢俱）老德意志鄉土風的傢俱為室內營造了愜意的小市民家庭氛圍。”
根據施佩爾的回憶，希特勒在1935年夏天下決心將簡樸的度假小屋擴建為豪華的貝格霍夫。這位獨裁者親自繪製草圖；泰根湖畔格蒙德的建築師阿洛伊斯·德加諾（Alois Degano）秉承他的旨意繪製了建築藍圖。豪斯瓦亨費爾德沒有被拆掉，而是通過底樓和一樓的牆洞結構融為新建築的一部分，側面寬度為17米、正面長度為37米的新宅與老房子相比顯得粗笨。建築工程於1936年3月開始動工，施工速度非常快。7月8日貝格霍夫已經正式落成，貝希特斯加登的聖誕衛隊列隊前來，鳴槍祝賀。“元首副手”的辦公室主任馬丁·鮑曼在建築項目的資金供給方面幫了希特勒的大忙，由此他打入了元首的私人社交圈。他利用新獲得的親信地位，把自己變成了上薩爾茨貝格不可或缺的角色。早在貝格霍夫施工期間，他已經逐步將希特勒房產周圍的土地一塊塊收購下來。不想放棄地產的人將會遭遇巨大的壓力，受到剝奪資產和送進集中營的威脅。老的農舍被拆毀，鮑曼讓人在原址上蓋起了新房子：一個駐紮著衝鋒隊警衛連的營地；一個被打造成農業典範的農莊；一個在夏季和冬季為希特勒提供新鮮水果和蔬菜的溫室；一個坐落於莫斯拉納科普夫的茶館，它距離山上的貝格霍夫只有幾百米，還有所有建築項目中最奢華最昂貴的一個，科爾施泰因山巔的另一個大茶館，它位於貝格霍夫上方約800米處。
在“第三帝國”統治的早年間，希特勒的追隨者們還能不受阻礙地前往上薩爾茨貝格朝聖，近距離地旁觀他們崇拜的偶像。希特勒還和他的客人們一起在附近散步，去一個名叫霍赫倫策的山間客棧，他們可以一邊坐在木質長椅上曬太陽，一邊喝著清涼的飲料。但是 1936年之後上薩爾茨貝格變成了“元首保護區”，四周用鐵絲網嚴密封鎖起來。只有拿到特別通行證的人才能踏足領地。進入內部封鎖圈的入口由黨衛隊警衛連嚴密把守。從此切斷了希特勒與群眾的一切自然的聯繫。
直到“二戰”時期貝格霍夫還像一個大型工地，“田園詩般的草地小徑變成了寬闊的大道和混凝土道路，曾經牛馬挽軛徜徉的幽徑，如今巨大的載重機和挖土機沒完沒了地隆隆作響。鮮花鋪地的高山牧場變成了瓦礫場，山間的樹林變成了臨時木建營房。群山的寧靜被炸藥的轟鳴聲撕碎。”雖然希特勒有時在小圈子裡調侃鮑曼的建設狂熱——他有權在山上鐫刻自己的名字，因為他已經“鑽遍”了群山。可實際上希特勒對這位勤勉下屬的忠誠可靠讚賞有加，他如同一本會行走的筆記本，隨時準備著記錄下“元首”的願望並盡快予以滿足。
鮑曼在希特勒宮廷中地位的上升瞞不過他身邊近臣們的眼睛。戈培爾在這一點上尤為敏感，因為他自己始終沾沾自喜於希特勒的恩寵，1936年10月底他寫道：“元首對鮑曼表示滿意。他有幹勁，行事謹慎。”再次造訪上薩爾茨貝格後他斷言：“鮑曼在山上的工作態度既堅定又可靠。他的地位穩固。”為了能時時不離希特勒左右，鮑曼住進了上薩爾茨貝格的一座舊別墅。1934年赫爾曼·戈林已經在此地營建了一處對他本人來說算得上簡樸的鄉間別墅。阿爾伯特·施佩爾也不甘落後：1937年初夏他租賃了一棟農宅，把它改建成可供全家居住的住宅，旁邊還建了一個建築工作室，他可以在那裡進行他的建築設計工作。
希特勒的阿爾卑斯宅邸共有30個房間，分佈在上中下三層樓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主要房間是有著巨大的可升降式全景視窗的大客廳，站在窗前能縱覽傳說中腓特烈巴巴羅薩長眠於此以等待有朝一日甦醒的翁特峰。窗前有一張6米長的大理石桌子，桌上擺放著等待希特勒簽字的文件、建築圖紙以及戰爭時期的軍事地圖。桌邊立著一個同樣大得異乎尋常的地球儀，觀察者聯繫到納粹政權後來奉行的侵略擴張政策就能明瞭其中的象徵意義。兩組座位，一組圍著離窗不遠的圓桌，另一組在大廳後部的大壁爐前，它們是戈爾蒂·特魯斯特（Gerdy Troost）設計的全套室內傢俱的一部分。希特勒非常賞識建築師保羅·路德維希·特魯斯特的遺孀，每次住在慕尼黑時，他總是去造訪她的工作室。大廳裡的兩塊織花壁毯也是由她親手設計的，它們不僅可充作牆上的裝飾品，還有晚上投映電影的實用功能：其中一塊壁毯遮住朝向電影放映室的小窗，對面的另一塊壁毯充當銀幕。
希特勒對他在大廳裡向客人們展示的16世紀意大利藝術大師和19世紀德國畫家的繪畫收藏品尤為自豪——其中包括帕裡斯·波登（Paris Bordone）的《維納斯和阿莫爾》，喬萬尼·保羅·帕尼尼（Giovanni Paolo Pannini）的《古羅馬廢墟風景》，朱利亞諾·布吉阿迪尼（Giuliano Bugiardini）的《聖母圓形畫》，維也納拿撒勒人畫派畫家愛德華·馮·施坦因勒（Edward von Steinle）創作的《夏娃和她的兒子亞伯》，莫裡茨·馮·施溫德（Moritz von Schwind）的《宗教儀式中的藝術》。他最喜歡的畫作自然是安瑟爾姆·費爾巴哈繪製的《南娜肖像》，畫中女子長得有點像希特勒的外甥女格莉·勞巴爾。“這幅南娜畫像難道不美嗎？我總是忍不住看了又看。它應該被掛在壁爐上方這個很棒的位置上，她的手被映照得栩栩如生。”希特勒的一位女秘書轉述他狂熱興奮的話。收藏品中當然也少不了阿爾諾·佈雷克創作的理查德·瓦格納半身大銅像，它立在一個高大結實的櫃子上，櫃子裡安置著放映有聲電影所需的揚聲器。
沉重的天鵝絨帷幕將大廳與從前豪斯瓦亨費爾德鄉村風格的起居室分開——這是唯一讓人回想起從前鄉村田園生活的房間，瀰漫著某種愜意的氣氛。一個巨大的綠色陶瓷爐子佔據了室內的中心地位，爐子上的瓷磚是由首席副官威廉·布呂克納的女友慕尼黑手工藝人索菲·施托克（Sofie Stork）親手製作的。圍著爐子擺放的一圈座椅在冬天是客人們最喜歡的地方，因為富麗堂皇的大廳始終冷颼颼的。窗戶右側立著一個大書櫥，書櫥的藏書包括《邁耶斯百科詞典》。當人們對某個問題看法不一時，希特勒總是喜歡查閱詞典，“元首”想證明自己憑藉著驚人的記憶力又一次說對了。
圖57：貝格霍夫大客廳裡可升降式的窗戶，上薩爾茨貝格
人們通過寬敞的過道走到餐廳，餐廳的地上鋪著有圖案的瑞典松木地板，牆上鑲嵌著同樣有圖案的瑞典松木護牆板。一張長餐桌邊總共能坐24個人。餐廳較長的一面牆壁上的落地窗戶幾乎與房間等高，餐廳末端面積變大，形成一個半圓形區域，早晨，當希特勒還在睡夢中時，客人們在此用早餐。希特勒的私人房間——辦公室、臥室和浴室——在一樓。他的臥室旁邊，只隔著一間牆壁上共有兩扇隔門的小房間，是愛娃·布勞恩的套房，它由臥室、小起居室和浴室組成。“為何與我們見面時被稱為愛娃·布勞恩的貝格霍夫女管家的房間需要有一個通向希特勒臥室的特別通道？很快大家都有了自己的想法。”1940年之後成為“元首”護衛隊成員的羅克斯·米施（Rochus Misch）在回憶錄中寫道。
成為國家總理以後，希特勒並沒有與這個他在1933年之前結識的慕尼黑姑娘斷絕關係。他經常回慕尼黑，兩人在攝政王街的希特勒宅邸裡會面。1933年2月6日他和愛娃·布勞恩一起慶祝了她的21歲生日，他還送了她珠寶飾品。希特勒的女管家安妮·溫特在1945年11月的審問中說，有時希特勒的女友“晚上被送回家，有時她在攝政王街的房子裡過夜”。機長漢斯·鮑爾在他的回憶錄中描述，1933年聖誕節前夕，他在攝政王街的房子裡撞見了兩人的幽會，愛娃·布勞恩滿臉通紅，希特勒也顯得“有些尷尬”。顯然這個獨裁者在自己的親隨們面前也想掩飾情人的存在，希特勒當總理的早年間，每次他們在上薩爾茨貝格幽會時他讓愛娃前來的隱秘方式也證實了這一猜測。據施佩爾描述，官方車隊抵達幾個小時後，“開來了一輛車窗遮蔽的小型奔馳車，兩位女秘書沃爾夫小姐和施羅德小姐坐在車內，她們身邊還坐著一位淳樸的慕尼黑姑娘，與其誇她美麗，還不如說她清新可人，她顯得很謙遜，怎麼也看不出她是一位統治者的情婦：愛娃·布勞恩”。
施佩爾繼續講述道，當希特勒和愛娃·布勞恩“深夜時分一起消失在樓上的臥室裡”，大家更加驚訝了。但更多的證據表明，那時元首不讓他的情婦在豪斯瓦亨費爾德過夜，而是把她像其他客人一樣安置在附近的小客棧裡。因為他意志堅定的同父異母姐姐安格拉·勞巴爾那時在上薩爾茨貝格的別墅替他照管家務。她多麼在意最瑣碎的小事，從她年復一年在管理豪斯瓦亨費爾德過程中記下的大量購物和服務賬單就能看出來了。慕尼黑的一些商店從她的購物狂熱中賺了不少錢，尤其有一家名為“昂姆施塔胡斯-霍恩”的“服裝、織物和家居用品大百貨商店”，這家商店出售各種各樣的家居用品——從床單、桌布、枕頭到躺椅。僅1933年4月到1934年8月她在霍恩購物的賬單總金額就將近12000馬克。
安格拉·勞巴爾對愛娃·布勞恩有強烈的厭惡感，她盡可能不理睬她，如果不得不說話時，她只以“小姐”相稱。在她的眼裡這個慕尼黑姑娘是個“做擺設的娃娃，她陰險地編織著羅網，以便捕捉她那在與‘厚顏無恥的女人’打交道方面天真無知的弟弟”。1934年9月國社黨黨代會上兩人的衝突爆發出來，而並不像文獻普遍認為的那樣，發生在一年之後的黨代會上。安格拉·勞巴爾、瑪格達·戈培爾和其他國社黨重要人物的夫人們對愛娃·布勞恩也出現在貴賓席上感到很不高興。她們認為，這個年輕女人的舉止“太引人注目”，也許“元首”女友的現身對她們來說就是一根眼中刺。這些夫人們大肆說她的壞話，開完會後安格拉·勞巴爾立即把貴賓席上發生的事情告訴了希特勒，她希望達到讓希特勒離開愛娃的目的。可希特勒卻發火了，他說不允許任何人干涉他的私生活並且要求他的同父異母姐姐馬上離開上薩爾茨貝格。
圖58：安格拉·勞巴爾與其女兒格莉在1929年格莉過21歲生日時在豪斯瓦亨費爾德，上薩爾茨貝格
其他說愛娃·布勞恩壞話的女人們，其中包括亨麗埃特·霍夫曼，很長時間無法再來上薩爾茨貝格做客。這件事還給希特勒和戈培爾夫婦的關係蒙上了短暫的陰影，因為瑪格達·戈培爾顯然也拿愛娃·布勞恩嚼過舌頭。1934年10月中旬，宣傳部部長夫人和希特勒在總理府談了一次話，隨後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正如我猜測的：馮·席拉赫夫人散佈的流言蜚語。元首著實令人同情，現在他想避人耳目了。愚蠢的女人間的嚼舌！現在沒事了。我窩著一肚子火。勞巴爾夫人已經被趕回奧地利了。總理府沒有女主人了。這就是結局。”1935年4月，戈培爾在美茵河畔的法蘭克福遇到了安格拉·勞巴爾：“她眼淚汪汪地告訴我紐倫堡發生的事情……可憐的女人！我盡自己所能地安慰了她。”希特勒和戈培爾夫婦又和好如初，但是安格拉·勞巴爾仍舊被“元首”的宮廷放逐了。1935年11月中旬她來到柏林，但是沒有得到進入總理府的許可。她和戈培爾夫婦一起喝咖啡時訴說了她“全部的痛苦”，“她很可憐”，宣傳部部長說，“元首最好能把她召回去，對她的懲罰已經足夠嚴厲了。”
1936年1月，安格拉·勞巴爾嫁給了德累斯頓國立建築學校校長馬丁·哈米施（Martin Hammitzsch）教授。她“非常幸福”，1936年5月她在信中告訴魯道夫·赫斯，尤其令她高興的是，她的弟弟訪問了德累斯頓，“長久以來她又和他說話了”，他保證“不久後會來我們家裡喝咖啡”。但是他們之間並沒有“真正的和解”。希特勒依舊與同父異母的姐姐保持著距離，他們很少見面。
通過把安格拉·勞巴爾趕出豪斯瓦亨費爾德的舉動，希特勒向親隨們表明了態度：任何想干涉他的私生活和說他情婦壞話的人都將失去無疑能為他們帶來權力和影響力的恩寵。愛娃·布勞恩的地位因此明顯穩固了，她在“內部圈子裡實際上成了一個不可攻擊的人”。另一方面，即使在最親近的下屬面前，希特勒依舊掩飾著他與情人之間的關係。當他住在柏林的時候，他成功地塑造出一個為民族大業殫精竭慮、放棄所有個人幸福的生活刻苦的“元首”形象，連戈培爾都信以為真了，“他談起他孤寂無趣的個人生活”，1935年1月底宣傳部部長在日記中寫道，“沒有女人，沒有愛情，他始終沉浸在對格莉的懷念中。我深受感動，他是個多麼好的人。”
希特勒始終沒有向周圍的人挑明他和愛娃·布勞恩關係的性質，因此歷史學家也難以得出一個相對可靠的結論。在這方面特別缺乏真實可信的文獻資料。在1945年4月23日——她和希特勒自殺前的一個星期——從總理府地堡發出的最後一封信中，愛娃·布勞恩請求她的妹妹格麗特“將她所有的私人信件尤其商務來往信件”全部銷毀。“註明寄給元首並保存在地下室保險箱裡的信封”也必須銷毀（這裡的地下室也許是指希特勒1936年為愛娃·布勞恩買下的慕尼黑—博根豪森區瓦塞爾堡大街12號一幢小別墅的地下防空洞）。“請不要閱讀！”她請求自己的妹妹，接下去她寫道，“我請求你把元首的來信和我的回信（藍皮本子）包在防水的包裹裡，如有可能的話埋在地下。”根據愛娃·布萊恩傳記的作者海克·格特馬克爾的猜測，還沒等格麗特·布勞恩把文件轉移到安全的地方，1945年4月26日尤里烏斯·紹布來到“貝格霍夫”，將所有信件和其他希特勒的私人文件一起燒燬了。當然前提條件是，那些信件確實在上薩爾茨貝格，而非瓦塞爾堡大街12號，也許格麗特·布勞恩沒有遵從她姐姐的願望，自行決定焚燒了所有資料。反正不管怎麼說：迄今為止沒有發現任何一封愛娃·布勞恩寫給希特勒的信或者希特勒寫給愛娃·布勞恩的信。
因此愛娃·布勞恩日記的22頁殘篇顯得尤為重要，它記錄了她從1935年2月6日到5月28日的生活片段。1945年後，愛娃·布勞恩的自拍記錄電影、照相集和日記殘卷一起被美國人發現，後來它們被送到了華盛頓國家檔案館，當然人們無法確定日記的真實性。1968年美國記者內林·E.甘（Nerin E. Gun）首次出版了日記殘篇，出版之前他通過愛娃·布勞恩的姐姐伊爾莎·福克-米歇爾斯（Ilse Fucke-Michels）確定了它的真實性。1971年製作過日記影印本的維爾納·馬澤爾（Werner Maser）也認為它是真的。但是安東·約阿希姆斯泰勒斯卻在2003年宣稱，只需一個簡單的筆跡學對照就能證明它是偽造的，“愛娃·布勞恩在17歲到33歲留下的大量歷史資料表明，她的筆跡是執拗的有稜角的向左傾斜的拉丁字體，與‘日記殘篇’中流暢的向右傾斜的德語手寫體（聚特林字體）不符。”我們必須認真看待他提出的異議。至少只要我們沒發現愛娃·布勞恩用聚特林字體書寫的真跡，此事就將一直存疑。海克·格特馬克爾則傾向於肯定日記的真實性，他提出了一個強有力的證據：愛娃·布勞恩關於希特勒在慕尼黑生活的記錄與戈培爾日記的內容完全一致，而且日記本身也無自相矛盾之處。
假設日記殘篇是真實的——它又是怎樣描述愛娃·布勞恩和希特勒的關係呢？它主要反映出一個對比自己年長得多的情人的感情拿捏不住的年輕女人起伏不定的心境。“現在我23歲了，幸福地長大了”，1926年2月6日她寫道，“是否真的幸福是另一回事了，這會兒我肯定不開心。”那時希特勒在柏林，他讓副官紹布的太太為她送去一束鮮花，還給她發了生日賀電。愛娃·布勞恩顯然覺得受到冷落，同時又告誡自己：“只要我不放棄希望。很快我將學會忍耐。”僅僅12天之後她的心情完全變了。希特勒“意想不到”地來到慕尼黑，兩人共度了一個“迷人的夜晚”。似乎在這天晚上希特勒向女友保證，他將把她從海因裡希·霍夫曼的照相館裡接出來，並且送她一棟“小房子”。“我開心到了極點，他如此愛我，我祈禱此情永遠不變。”
3月2日愛娃·布勞恩再次與希特勒在攝政王街宅邸見面，如日記所言，他們在一起度過了“美妙的幾個小時”，一直到晚上12點。她的情人同意帶她去參加城裡的狂歡節舞會。但是第二天希特勒沒有赴約，他的女友徒勞地等待著他的消息：“也許他想和G（戈培爾）博士在一起，如果他獨自一人肯定會通知我的。我在霍夫曼照相館裡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每一刻都想著現在他該來了。”當晚希特勒沒和愛娃道別就出發了，她百思不得其解，為何他突然變得如此冷淡。
兩人關係的不穩定令愛娃·布勞恩感到痛苦。“我希望自己從未遇見他。我很絕望”，3月11日她在日記中傾訴，接下去她又寫道，“他只是因為某些迫不得已的原因才和我在一起。”——幾天之後她自己在這句話下面加上了“蠢話”的評語。
除了對希特勒讓人不放心的抱怨之外，她也寫了一些表示理解的話：“他現在忙於政務，自然對我沒有那麼大的興趣了。”事實上希特勒當時正忙於採取下一步的外交行動。3月16日他宣佈恢復普遍義務兵役制，3月23日他和英國政治家西蒙和艾登在柏林舉行會談。他沒有時間去想遠在慕尼黑的女友。直到3月底希特勒才邀請她去慕尼黑“四季”賓館吃晚飯。顯然赴宴的人來自一個大的交際圈子，愛娃·布勞恩肯定體會到了，他在這種場合對待她的態度與在攝政王街幽會時截然不同，他顯得拘謹有禮，似乎他們只是泛泛之交。“我只能在他身邊枯坐幾個小時，無法與他說上一句話。臨別時他遞給我一個裝著錢的信封，就像他曾做過的那樣。”公事公辦的給錢方式表明了希特勒多麼不顧及女伴的感受。愛娃·布勞恩受傷了：“如果他能寫上一句問候或者一句親暱的話該有多好，我會非常高興的。”她再清楚不過地看到了，作為希特勒的情人，她處於無法在公開場合露面的曖昧狀態。
1935年4月和5月希特勒沒有去過慕尼黑。“眼下愛情似乎已經從他的日程中劃掉了”，4月底愛娃·布勞恩寫道。當霍夫曼夫人冒冒失失地告訴她，希特勒已經找到了一個“代替她的女人”，強烈的嫉妒折磨著她：“她的名字叫女武神（譯者註：瓦爾基裡是北歐神話中的女武神），看上去身體只有兩條長腿加附件。可他偏就喜歡這個尺碼的女人。”她指的自然是瓦爾基裡·尤妮蒂·米特福德（Valkyrie Unity Mitford）了。這個年輕的英國貴族女子1934年10月來慕尼黑學語言，其實她的主要目的是結識她瘋狂仰慕的希特勒。1935年2月，她在希特勒最喜歡的餐廳“巴伐利亞小酒店”裡成功地引起了他的注意。後來她成為希特勒的隨從，陪著他到處旅行；她出現在黨代會和拜羅伊特音樂節上。副官們稱她為“尤妮蒂伴遊”，因為她總想時時處處跟隨著希特勒。從一件事就能看出當時她和納粹政權的高官們走得有多近：1936年10月她的姐姐戴安娜與英國法西斯頭目奧斯瓦爾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的婚禮就在戈培爾的柏林宅邸裡舉辦，希特勒也參加了婚禮——“一件必須嚴格保密的事情”，宣傳部部長寫道。
從外表上看愛娃·布勞恩和尤妮蒂·米特福德屬於截然不同的類型：慕尼黑女子身材嬌小而輕盈，棕色頭髮；而那個英國女子差不多有1.80米，體態豐滿，長著一頭堅硬的淡金色頭髮。因而後者正好符合希特勒最推崇的女性形象，但獨裁者感興趣的並非是她外表的魅力，他想利用她的關係瞭解英國上流社會的想法並且向英國傳遞信息，二人並無私情。
所以愛娃·布勞恩根本無須嫉妒，希特勒在柏林與沙龍貴婦和納粹贊助者維多利亞·馮·德克森（Victoria von Dirksen）的外甥女、美麗的女男爵西格麗德·馮·拉斐爾特（Sigrid von Laffert）之間的桃色緋聞也缺乏任何事實依據。“元首”在4月和5月間很少理睬情人，此中另有隱情：他不僅政務繁忙，而且身體也出了問題。幾個月以來他的嗓音嚴重沙啞——多年來過度使用聲帶的後果——他擔心像從前的99天皇帝腓特烈三世那樣患了喉癌。5月23日，柏林夏裡特耳鼻喉醫院的卡爾·馮·艾肯（Carl von Eicken）教授在總理府為希特勒動了咽喉手術。從聲帶上切除的腫瘤是良性的。但總理在術後幾個星期內必須保護嗓子，到1935年6月底他才完全恢復。
看來希特勒沒有向愛娃·布勞恩透露過他生病的消息。她把他長時間的杳無音信看作背棄自己的證明。“三個月來他沒給我寫過隻言片語的好話，難道這就是他常常信誓旦旦的狂熱愛情？”5月28日她寫道。當天她決定再次自殺，這次採取吞服過量安眠藥的方式：“我決定吞服35顆安眠藥，這回‘肯定能死成了’。”愛娃·布勞恩是否真的想死，這一次比1932年的頭一次自殺更難以捉摸。伊爾莎·福克-米歇爾斯在60年代中期告訴內林·E.甘，1935年5月28日到29日的夜間，她怎樣在父母家中愛娃的臥室裡發現了“深度昏迷”的妹妹並且立刻實施了急救。然後她叫來了能夠保守秘密的醫生，後來公佈的日記中相關的幾頁被撕掉了，但是她的姐姐後來又歸還了精心保存的這幾頁日記。但整件事情的始末只有一個證人，即使是她也對記者說過，她懷疑妹妹的自殺“有一些表演的成分”。
我們不清楚，5月27日飛往慕尼黑治療嗓子並逗留數日的希特勒是否聽說了布勞恩家的秘聞。但是也許有一件事可以作為證據，1935年8月初，愛娃·布勞恩和妹妹格麗特搬進了海因裡希·霍夫曼按照希特勒的吩咐租下的威登邁爾街42號三居室寓所。它和攝政王街的希特勒宅相距不遠，只需步行5分鐘。顯然這個獨裁者不光想表明他在意與女友的關係，還想讓她藉機擺脫嚴父的監管。不久之後，霍夫曼再次按照希特勒的授意買下了上文提到的博根豪森上流街區的瓦塞爾堡大街（今天的德爾普大街）12號的小別墅，愛娃·布勞恩和格麗特·布勞恩於1936年3月搬了進去。1938年9月初，這幢房子成為愛娃·布勞恩——希特勒“在慕尼黑的私人秘書”——的個人資產。希特勒兌現了自己的承諾，他不僅送了女友一棟房子，還讓她獲得了經濟上的獨立，雖然她在名義上依然是霍夫曼店裡的女店員。
上下兩層的小樓從外形看不起眼，但是精緻的傢俱、昂貴的地毯、珍貴的油畫等內部裝潢完全符合愛娃·布勞恩作為歐洲最有權勢的男人的情婦的身份。但為了避免引人注目，希特勒很少去瓦塞爾堡大街。每次回到慕尼黑攝政王街的家中之後，他立刻召來女管家瑪格麗特·溫特爾。她不僅要向他匯報近日慕尼黑的市井流言，還負責打電話聯繫愛娃·布勞恩。“元首”情婦立刻乘坐小型奔馳車——他送給她的另外一件象徵身份的禮物——來到攝政王街。當希特勒不在慕尼黑時，她喜歡邀請女友們來家中做客，一起開瘋狂的派對。
在上薩爾茨貝格，她的另外一個住處，自從安格拉·勞巴爾被趕走之後，她逐漸充當了女主人的角色。但她無須親自管理家務，自有其他人替她效勞，一開始是從前在巴伐利亞小酒店幹活的愛爾莎·恩德雷斯（Elsa Endres），1936年之後是赫伯特和安娜·德林夫婦（Herbert und Anne Döhring），在戰爭時期是威利和格麗特·米特施特拉塞爾夫婦（Willi und Gretl Mittelstrasser）。如果有特殊的接待任務，管家阿圖爾·卡嫩貝格和他的妻子會從總理府被召來幫忙。
所有的工作人員都無法忽視愛娃·布勞恩在貝格霍夫的特殊地位，她的房間緊挨著希特勒的房間並且有專用通道的事實更明白無誤地強調了這一點。但是人們還是竭盡所能防止“元首”有情婦的事情從小圈子裡擴散到公眾中。服務人員和客人們都必須嚴格保密。海因茨·林格曾經說過，他們的座右銘是：“勿視，勿聽，勿言。”管家的堂妹安娜·米特施特拉塞爾（Anna Mittlstrasser）1941年5月開始在貝格霍夫做打掃房間的女僕，初來乍到立刻有人提醒她：“你在這裡所知道的一切，所看到和聽到的一切，絕對不可外傳。你不可對這裡發生的任何事情發表意見，對誰都別說，永遠都別說……這一點必須搞清楚。絕對不可談論‘元首’和愛娃·布勞恩。”
1936年成為駐倫敦大使約阿希姆·馮·裡賓特洛甫秘書的萊茵哈特·施皮欽（Reinhard Spitzy）在1937年1月第一次去貝格霍夫做客時大吃一驚：希特勒和裡賓特洛甫在大客廳裡進行深入的交談，時而來回踱步，突然通向起居室的沉重的帷幕被掀開了，一個年輕女子對著屋內喊道，他們應該去吃飯了，客人們沒法再等了。他“如遭雷殛”，施皮欽寫道，“誰敢這樣對元首說話？這個女人是誰，她來自何方？”飯後裡賓特洛甫的陪同向首席副官布呂克納詢問詳情，對方回答說：“我們的元首也有過私生活的權利，我奉勸你，不要對任何人提起你看到和聽到的有關事情……最好你自己也忘掉它，否則……”言語之中明明白白帶著威脅，於是他自己也“乖乖地加入了立誓保密者”的行列，萊茵哈特·施皮欽在回憶錄中坦白地說。
除了保密規定之外，還採取了其他一系列防止希特勒與愛娃·布勞恩的秘密關係外洩的措施，遇到正式的接待任務或者外國客人來訪，她必須退回自己的房間，也就是說假裝她不存在。希特勒“顯然想讓情婦在社交場上謹守本分”，阿爾伯特·施佩爾認為。他誤判了貝格霍夫男主人的主要動機——他想讓自己的私生活避開公眾的視線，以此維持“為民族日夜操勞的孤獨元首的神話”。出於同樣的原因，愛娃·布勞恩也不能和元首一起出現在公眾場合。黨代會期間她在海因裡希·霍夫曼及其家人和其他隨從人員的陪同下抵達紐倫堡，從來不住在希特勒下榻的賓館裡。只有一張公開發表的新聞圖片上能看到她和希特勒在一起。它拍攝於1936年2月加米施—帕騰基興冬季奧運會，愛娃·布勞恩站在獨裁者身後的第二排。任何一個客觀的觀察者都想不到她和希特勒之間居然有著親密的關係。希特勒出訪國外期間，比如1938年5月對意大利進行國事訪問的時候，與其他納粹高官們的夫人不同，她始終與希特勒保持著距離，也沒有參加任何正式的活動。
雖然有種種保密措施，但是社會上還是流傳著一些關於“元首”情人的傳言。副官尼古拉斯·馮·比洛於1937年11月頭一次來到貝格霍夫並認識了愛娃·布勞恩，他回憶說，隨後他應邀去國防部部長布倫堡家做客，希特勒的私生活曾是他們“談論的話題”。鮑爾機長也提起過，“慕尼黑人偷偷議論著希特勒和愛娃·布勞恩的風流韻事”。1937年秋季，捷克的一份雜誌刊登了愛娃·布勞恩攝於貝希特斯加登的一張照片，圖注是“希特勒的蓬巴杜夫人（譯者註：法國皇帝路易十五的情婦）”。布勞恩家的一位朋友在維也納出差的途中買了一份雜誌，他把它拿去給弗雷德裡希·布勞恩（Friedrich Braun）看，隨後弗雷德裡希·布勞恩狠狠地罵了女兒一頓。內林·E.甘自稱他在20世紀60年代進行的調查中得知了此事。但德國民眾沒見過這本捷克出版物。只有少部分知情者瞭解愛娃·布勞恩的真實角色；大多數德國人到戰爭結束時都不知道愛娃·布勞恩的存在。
即使對圈內人來說，希特勒與愛娃·布勞恩的關係性質也同樣顯得曖昧不明。表面上她是希特勒在貝格霍夫的“私人秘書”，有其他人在場時，希特勒對她的態度顯出一種“不自然的距離感”。他避免任何親暱的舉動和溫情的交流。愛娃·布勞恩像貝格霍夫其他工作人員一樣稱他為“元首”，他則以“布勞恩小姐”或者“愛娃小姐”相稱，只是偶爾叫她“傻孩子”。起初有其他人在場時他們彼此用“您”的敬稱，後來在隨從們面前才換成了比較親密的“你”。“局外人難以覺察到，希特勒與愛娃·布勞恩之間有著特殊的關係”，尼古拉斯·馮·比洛評論。
毫不奇怪，1945年之後對兩人感情生活的各種猜測紛起，即使熟識希特勒的人對此也意見不一。同時代的證人們在這一點上的說法多不可靠，歷史學家們應該抱著怎樣適當的懷疑聽取他們的證詞，阿爾伯特·施佩爾本人就是一個最有說服力的例子，他曾經多次自相矛盾。1945年夏季在克蘭斯貝格城堡第一次接受審訊時，他說希特勒一直對愛娃·布勞恩——“他愛的女人”——忠貞不渝：“她對他來說很重要；談起她時他總是帶著極大的尊重和內心的崇拜。”1949年3月在施潘道監獄裡，他卻開始懷疑希特勒對愛娃·布勞恩“是否真的有類似友誼、感恩和忠誠等真摯的感情”。在他坐牢時開始撰寫的、1966年10月被釋放之後於1969年正式出版的回憶錄中，他的懷疑變成了確認。他將希特勒描述成一個感情粗鄙的無情暴君，他竟然當著愛娃·布勞恩的面說過這類話：“智慧超群的男人應該和質樸愚笨的女人在一起。”在他與大力促成其回憶錄出版的約阿希姆·費斯特的交談中，施佩爾表示，希特勒與愛娃·布勞恩關係的實質“很容易破解”：他認為“只不過為了某些自然的需求”——也就是說為了“調節荷爾蒙激素”。施佩爾沒有透露他的想法從何而來。
圖59：愛娃·布勞恩和阿道夫·希特勒在上薩爾茨堡的鷹巢別墅，1938年秋季
如果希特勒身邊真的有人瞭解他和愛娃·布勞恩之間的性關係，那也只能是生活在貝格霍夫的人——管家夫婦、僕人、打掃房間的女僕。但他們日後被詢問時，給出的答案也各不相同。貝格霍夫的管家德林聲稱，他和他的妻子“特別留意過床單衣物”，但他們都沒見到“能夠證明希特勒與愛娃·布勞恩有親密關係的證據”。他們之間甚至談不上“真正的友誼”，“只是平淡無奇的熟人關係而已”。而僕人林格則確信希特勒愛著愛娃，他們之間有著親密的關係，他甚至聲稱自己有一次撞見過他們“在緊緊擁抱”。德林繼任者的妻子格麗特·米特施特拉塞爾也理所應當地認為，希特勒和女友睡過覺。她曾經告訴清掃女僕安娜·米特施特拉塞爾，當希特勒住在貝格霍夫期間，她從藥店裡買過讓愛娃推遲經期的藥。
事實上有些證據確實證明了，在表面的冷漠態度之下，希特勒暗中與愛娃·布勞恩保持著正常的愛情關係。但是我們對此也不能完全肯定，傳記作者應該避免激發讀者們窺探私生活的想像力。奧托·迪特裡希曾經認為，“編年史作者有義務避免觸及並尊重人物最隱私的部分”。
愛娃·布勞恩絕非僅僅是希特勒的“花瓶”，也不光是“用來擺脫所有糾纏不清的女性的盾牌”，她在他的私生活中佔據著重要的地位——有一個不可辯駁的證據：1938年5月2日，對意大利進行國事訪問的前幾天，希特勒訂立了第一份書面遺囑，因為他擔心在旅途中遇到不測。在遺囑中“慕尼黑的愛娃·布勞恩小姐”被稱為第一繼承人。他死之後，她“能終生每月領取1000馬克，即每年領取12000馬克”。第二位和第三位繼承人才是他的同父異母姐姐安格拉·勞巴爾和妹妹保拉，她們也能得到相同的數額。
誰屬於貝格霍夫圈子，誰又不屬於貝格霍夫圈子？最重要的選擇標準不是他在納粹等級制度中的官位，而取決於希特勒對他的好感。同時也看那個人是否懂得如何與愛娃·布勞恩相處，並接受她在貝格霍夫的角色。希特勒喜歡讓他感覺舒服和放鬆的人——不管男人還是女人——圍繞在自己的左右。與總理府不同，貝格霍夫小圈子有更多的家庭氛圍，有更多女性元素的加入。
這個選擇標準解釋了為何在上薩爾茨貝格擁有房產的戈林不屬於貝格霍夫。他只為了公事而來，希特勒與他並無私交。希姆萊也是一樣，希特勒稱讚他是“全國恐怖和鎮壓機器的無情的組織者”，但在小圈子裡嘲諷過他的“日耳曼狂熱”。此外還有裡賓特洛甫，雖然1938年2月希特勒任命他為外交部長，但是嚴格地將他擯除於貝格霍夫私交圈之外。而裡賓特洛甫的聯絡人瓦爾特·海威爾（Walter Hewel）大使卻得到了希特勒的喜愛，因而被接納到貝格霍夫圈子。
魯道夫·赫斯只是以職務身份出現在貝格霍夫。“希特勒奪權”之後， “元首副手”逐漸失去了1933年之前他當希特勒私人秘書時享有的特殊地位。馬丁·鮑曼在這方面超越了他，由於在重建上薩爾茨貝格過程中馬不停蹄地工作和妥善地解決了建設資金問題，他獲得了希特勒的賞識。此外他特別關照愛娃·布勞恩，正如奧托·迪特裡希意識到的，希特勒“在這一點上特別敏感”，因此鮑曼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地位。鮑曼是希特勒在貝格霍夫“離不開的影子”，他的妻子格爾達卻不一樣，她是“納粹黨最高法官”瓦爾特·布赫（Walter Buch）之女，婚後兩人不斷地生孩子，只有得到她權欲熏心的丈夫的允許她才能來貝格霍夫做客。戈培爾在貝格霍夫的地位處於二者之間，他和他的妻子瑪格達·戈培爾雖然經常接到以私人身份做客貝格霍夫的邀請，但不同於在柏林時，他們不屬於貝格霍夫的固定成員。多半情況下他們只在貝格霍夫逗留短短數日，住在距離貝格霍夫有一段距離的貝希施坦因別墅，1935年之後它變成了專門招待納粹精英的賓館。
阿爾伯特和瑪格麗特·施佩爾夫婦才屬於受歡迎的長期客人。這位建築家從1933年至1934年就陪希特勒來過貝格霍夫，後來他把自己的妻子介紹給希特勒，顯然她立即博得了希特勒的好感，她也進入了貝格霍夫的圈子。施佩爾在上薩爾茨貝格安家顯然是希特勒的主意。遇到特殊的日子，例如希特勒的生日，施佩爾的孩子們被打扮得漂漂亮亮帶過來，向“元首”獻花。施佩爾回憶說，希特勒肯在孩子們身上花心思，甚至試圖“像父親和朋友一樣對待他們”，但是他沒有找到正確的坦誠方式，“說幾句慈愛的話”後就轉移了話題。
施佩爾夫婦尤其關心愛娃·布勞恩。他們一起去滑雪，希特勒緊皺雙眉跟隨著他們，因為他擔心會發生事故。他壓根討厭雪，“這種冷冰冰無生命的元素讓他本能地感覺陌生。雪景總是能刺激到他。”施佩爾在回憶錄中的描述讓人覺得他“出於同情”關懷這個“迷戀希特勒的不幸女子”，可我們必須像海克·格爾特馬克那樣對此打上一個問號。施佩爾和鮑曼一樣，早就瞭解愛娃·布勞恩在希特勒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他明白，通過與她的友誼，他能進一步拉近與“元首”的關係。
施佩爾夫婦與卡爾和安妮·勃蘭特夫婦是親密的朋友。這次是妻子把丈夫拉進希特勒的圈子。安妮·雷博（Anni Rehborn）是20年代最著名的游泳運動員之一。她多次獲得德國100米自由泳和100米仰泳冠軍，不斷創造新的紀錄。1927年或者1928年她與希特勒初次相遇，希特勒一見面就喜歡上了她。30年代初她把自己的未婚夫介紹給希特勒，當時他在波鴻的“貝格曼海爾”診療所當實習醫生。夫妻倆都加入了國社黨，1933年6月希特勒邀請他們來上薩爾茨貝格做客。1933年8月15日是這對夫妻生活中最關鍵的轉折點。這一天希特勒的副官布呂克納在萊特的一個偏僻角落遭遇了車禍。年輕的外科醫生卡爾·勃蘭特恰好開車隨後路過。他對布呂克納實施了急救，把頭部嚴重受傷的病人送到附近特勞恩施泰因的醫院，並且親自為他動了手術。此事給希特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請求這位醫生成為他的隨從。從此以後他在旅途中伴隨著希特勒，以便遇到事故和襲擊時立即就地進行治療。由於新獲得的職位，他打入了內部圈子。1934年3月卡爾和安妮·勃蘭特在柏林舉辦婚禮，不僅海因裡希·霍夫曼和威廉·布呂克納參加了婚禮，連希特勒、戈林和戈培爾也到場了。1934年7月，應希特勒的邀請，這對夫婦首次參加了拜羅伊特的瓦格納音樂節。
勃蘭特夫婦在上薩爾茨貝格的貝希施坦因別墅租了一間套房，以便於希特勒能隨時找到他。他們和施佩爾夫婦一樣愛好運動，同樣與愛娃·布勞恩關係密切，所以他們經常一起活動。施佩爾和勃蘭特的人生軌跡驚人的相似：兩人都還年輕——30歲左右——他們都由於希特勒的提攜而獲得事業上的成功，兩人同樣外表優雅、彬彬有禮，與粗蠻的“老戰士”們形成鮮明的對比，兩人同樣在專業上才華橫溢，兩人同樣野心勃勃，願意不擇手段地實現希特勒的理念。因此1939年“二戰”開始時，希特勒讓卡爾·勃蘭特負責實施“安樂死”計劃，這並非是個巧合。
卡爾·勃蘭特不是希特勒隨從中唯一的醫生。1936年春季，1932年加入國社黨的漢斯卡爾·馮·哈塞爾巴赫成為第二名隨隊外科醫生。他在學生時代已經是卡爾·勃蘭特的朋友，1933年11月他和勃蘭特一起從波鴻被調到了柏林大學醫院外科部。到“二戰”爆發前，他也一直是希特勒的隨從之一，雖然與勃蘭特相比，他和獨裁者的關係相對疏遠。
1936年出現了另外一位醫生——50歲的特奧多爾·莫雷爾（Theodor Morell），他在臨近紀念教堂的柏林選帝侯大街開了一家診所，主要為電影和舞台明星提供服務。海因裡希·霍夫曼也是他的病人之一，他又向希特勒推薦了莫雷爾。萊茵重新軍事化之後扣人心弦的幾個月裡，這個獨裁者受到胃痛和腿部濕疹的折磨。莫雷爾為他開了恢復腸道菌群的Mutaflor膠囊，他的療法奏效了。這個曾經的船上醫生顯然懂得巧妙地針對患者的病症對症下藥。反正從此之後希特勒絕對信任莫雷爾的醫術，他對小圈子裡的人說過：“他拯救了我的生命！他給予我的幫助實在太神奇了！”從1937年之後，莫雷爾和他的太太女演員約翰娜（漢妮）·莫勒〔Johanna (Hanni)·Moller〕成為貝格霍夫社交圈不可缺少的人物。夫妻倆也擅長和愛娃·布勞恩搞好關係，因為正是她為他們鋪平了通往貝格霍夫的道路。莫雷爾在希特勒面前把自己塑造成一個無私的幫助者，一心只想著“保證德國最偉大的人物長遠的身體安康”。但實際上他不僅虛榮心強，還特別有商業頭腦。他能從“元首私人醫生”的特殊地位中撈取物質利益，例如製藥企業利潤豐厚的分紅。
這個身體肥胖的不斷圍著希特勒獻媚的新來者在貝格霍夫圈子裡不受歡迎。尤其勃蘭特對競爭對手的出現感到不悅，他把莫雷爾看作一個自吹自擂的江湖醫生。但只要獨裁者還無比地寵信他，莫雷爾的地位就無人可動搖。1938年12月，為了表示對他的嘉獎，希特勒授予莫雷爾教授頭銜，他要求身邊的每個工作人員，無論生了什麼小毛小病都必須找他的“私人醫生”診治。愛娃·布勞恩也是莫雷爾的病人之一，雖然根據施佩爾的回憶錄，她做完身體檢查之後曾經抱怨過，他是一個“令人作嘔的骯髒的人”。莫雷爾身上散發著難聞的體味，希特勒也覺察到了，但是當手下人進行相關的暗示時他回答說，“莫雷爾不是拿來聞的，他的作用是讓我保持身體健康”。
慕尼黑的一幫老夥計中，只有一個還經常來貝格霍夫：海因裡希·霍夫曼。通常情況下他的第二任妻子埃爾娜·格呂普克（Erna Gröbke）陪他一同前來，她是什未林市一位室內樂歌手的女兒，1934年4月二人成婚。霍夫曼在上薩爾茨貝格不僅扮演著受人歡迎的 “帝國攝影記者”兼 “宮廷小丑”的角色，他還是希特勒的藝術顧問，負責為他購置繪畫作品。1937年6月，希特勒委派他為在慕尼黑“德國藝術之家”舉辦的第一屆“德國大型藝術展”挑選參展畫作，之前由於對畫展十二人評委會的工作感到不滿，希特勒毫不猶豫地將他們開除了。在隨後的幾年裡，霍夫曼在格爾蒂·特魯斯特以及“德國藝術之家”館長卡爾·科爾布（Karl Kolb）的協助下一直以“元首”私人代理的身份負責畫展的工作。1938年7月希特勒也授予他教授頭銜。
霍夫曼特別喜歡拿特奧多爾·莫雷爾惡謔，一有機會就讓他在眾人面前丟臉。對於希特勒的私人醫生來說，這個攝影師是“聚會中的邪靈”。霍夫曼深受希特勒的喜愛，貝格霍夫的主人對老戰友的狂喝濫飲寬宏大度地視而不見。只消一個事實就能說明，這個獨裁者多麼信任霍夫曼：霍夫曼負責處理替愛娃·布勞恩租房子以及後來買別墅的財務問題。霍夫曼在貝格霍夫建立了一個小小的照相工作室，這樣他在山上也能繼續追求自己的愛好。“元首”的情人變成了一個熱情的女攝影師和電影攝像師。她用16毫米阿克發摩維克斯攝像機拍攝了大量的窄膠片電影，其中大部分保存下來——和瓦爾特·弗倫茨的照片一起——成為讓人們近距離瞭解上薩爾茨貝格生活的證物。有時霍夫曼也從他的前女店員手裡購買照片，並且按照希特勒的暗示付給她不菲的酬金。
也許作為她無法在公開場合露面的補償，希特勒允許愛娃·布勞恩選擇一些朋友來上薩爾茨貝格做客，山上始終為他們保留著客房。其中有她長期的女伴——妹妹格麗特，她從1932年起也成為海因裡希·霍夫曼的女店員；還有最年長的和她最要好的女友赫塔·施奈德（Herta Schneider，未出嫁前姓奧斯特邁爾Ostermeier）；瑪麗奧·捨恩曼（Marion Schönmann，未出嫁前姓佩策爾Petzl），她是歌劇女演員（Maria Petzl）的女兒，希特勒在維也納時曾經看過這位女演員的演出。“她活潑俏皮的魅力是維也納式的”，卡爾·勃蘭特在1945年8月撰寫的《希特勒身邊的女人們》一文中描述瑪麗奧·捨恩曼的性格，它也解釋了為何希特勒特別注意愛娃·布勞恩的這位女友。1937年8月她和一位慕尼黑建築承包商結婚，她邀請的婚禮嘉賓寥寥無幾，其中包括希特勒和愛娃·布勞恩。
結婚照上還能看見索菲·施托克，她和威廉·布呂克納1936年解除婚約之後依舊屬於貝格霍夫的圈子。索菲·施托克第一次來豪斯瓦亨費爾德做客時就和愛娃·布勞恩成了朋友，她還為她拍攝的彩色電影寫了標題字幕。在貝格霍夫的除夕晚會上，“小施托克”或者“查麗”（她的暱稱）是活躍氣氛不可缺少的分子。她與希特勒的副官弗裡茨·維德曼過從甚密，希特勒本人也非常欣賞這個有才華的女手工藝人，當她父親在慕尼黑雷西登茨大街24號開的釣魚用具商店陷入困境時，希特勒還資助了大筆資金。
除了常客之外，還有不定期來訪的客人。有時霍夫曼帶“老戰友”兼希特勒多年以你相稱的朋友赫爾曼·埃塞爾一起來，1933—1935年他是巴伐利亞經濟部長，1936年被任命為帝國旅遊委員會主席。 他的妻子也和愛娃·布勞恩交好。阿爾諾·佈雷克和他的妻子米妮娜有時也陪施佩爾夫婦來，米妮娜是個俏皮伶俐的希臘女子，希特勒喜歡與她開玩笑。財務主管弗朗茲·克薩維爾·施瓦茨（Franz Xaver Schwarz）和他的妻子以及戴姆勒奔馳經理雅各布·韋爾林也不時來訪，他們都是希特勒在20年代的老熟人。
為了補充完整名單，這裡還要提到希特勒手下的幾個工作人員，他們也屬於貝格霍夫社交圈——帝國首席新聞官奧托·迪特裡希，“阿道夫·希特勒親衛隊”領導人塞普·迪特裡希，還有希特勒的私人副官布呂克納和紹布。當希特勒的女秘書約翰娜·沃爾夫、克裡斯塔·施羅德和格爾達·達朗諾夫斯基也參與到貝格霍夫的社交生活中來時，她們與其他常客們之間有著微妙的分界線。在所有的軍事副官中，29歲的尼古拉斯·馮·比洛得到希特勒特別的垂青，他和他富有魅力的19歲的妻子瑪利亞在上薩爾茨貝格是受歡迎的客人，他們與施佩爾夫婦以及勃蘭特夫婦之間關係密切。
阿爾伯特·施佩爾後來追憶道，上薩爾茨貝格“每天的日程一成不變”，“圍在希特勒身邊的總是同樣的一群人”，“令人生厭”又“無聊”。沒過多久他就“覺得筋疲力盡”，記憶裡“只留下奇特的空虛感”。人們忍不住要問了，既然施佩爾認為住在貝格霍夫“純屬浪費時間”，他為何還要死乞白賴地留在希特勒身邊呢？“你怎能忘記，我們所有人那時何等地興奮？我們住在那裡時往往多麼開心？”當瑪利亞·馮·比洛讀過施佩爾的回憶錄中《上薩爾茨貝格》章節後，她質問施佩爾。瑪格麗特·施佩爾也告訴基塔·瑟倫利，她覺得在希特勒身邊的生活是“令人著迷的”。他“對待女性總是很有騎士風度，很有奧地利人的氣質”。她在丈夫寫的回憶錄中找不到他們對在上薩爾茨貝格共同度過的那段時光的個人回憶了，她指責他說：“生活給我留下的東西不多了！現在你連僅存的那點都破壞了！”顯然女人們在1945年之後面臨的自我辯解的壓力相對較小，因此她們認為無須篡改在貝格霍夫生活的記憶。
如同在總理府一樣，上薩爾茨貝格的日常生活也有一定的模式。早晨，這座阿爾卑斯山中的別墅安靜得怕人。希特勒還在睡覺，人們必須躡手躡腳地去吃早飯。客人們不能洗澡，因為水流經希特勒臥室牆壁裡的水管，引起的噪聲會打擾這位獨裁者的安眠。只有在服務區和副官們居住的側樓裡，一天的活動已經正式開始了。
一般來說希特勒將近中午時才起床，“二戰”爆發前他一直穿便裝。在短短的時間裡吃完早飯之後，11點到14點，他在大廳裡開會。而客人們在陽台上輕鬆愜意地度過這段時光。阿爾伯特·施佩爾在施潘道監獄裡回憶當年的情景：“我們隨意地站在陽台上，女士們躺在鋪著農家格子花紋坐墊的編織躺椅上。她們像在療養地一樣曬日光浴，因為現在流行棕色皮膚。穿制服的侍者都是從塞普·迪特裡希的親衛隊挑選出來的黨衛隊隊員，他們臉上帶著完美無缺的近乎貼心的表情端上各種飲料：香檳酒、苦艾酒加蘇打、果汁。”然後希特勒的貼身男僕會有規律地在某個時候出現，宣佈元首將在十分鐘內到來；長時間開會之後，他退回到樓上休息幾分鐘。午餐時間將要推遲一個多小時…… 希特勒即將到來的消息讓人們壓低了說話的聲音，這兒或那兒發出的零落笑聲戛然而止。愛娃·布勞恩從躺椅上拿起電影攝像機，尼格斯——一隻按照阿比西尼亞皇帝的名字取名的蘇格蘭狗——跟在她的身後。她準備拍攝希特勒出場了。”
隨著主人的出現，氣氛頓時為之一變。在場的人似乎一下子都緊張起來，顯然他們都想給希特勒留下好印象。為了不讓他的臉被太陽曬到，希特勒頭上戴著一頂氈帽；他衣著體態“給人某種居家過日子的感覺，幾乎稱得上雍容端方”。他向包括女秘書在內的女士們行了吻手禮，和其餘的男賓握了手，和藹可親地向他們噓寒問暖。大約半個小時之後，僕人告知午飯已經備好了，希特勒伸出手臂，讓事先被他指定坐在自己身邊的女士挽住。愛娃·布勞恩跟在他的身後，1938年之後總是由馬丁·鮑曼引她入座，這同時彰顯了她作為女主人的身份和馬丁·鮑曼在希特勒宮廷中新獲得的權勢。其餘的客人隨意地三三兩兩跟在後面。
座次都是事先明確排好的。希特勒總是坐在長餐桌的中間，正對著窗台的位置，右手邊坐著他親自選擇的女賓，愛娃·布勞恩總是坐在他的左手邊，她的另一邊坐著鮑曼。希特勒對面的位置留給正好在場的某位貴賓——如果有這樣一個人的話，一位女士。希特勒很在意鮮花的擺放。桌上擺放著刻有希特勒姓名字母的盧臣泰瓷器和餐具。穿著白衣黑褲的黨衛隊勤務兵在桌邊伺候。施佩爾的母親1939年曾經數次被邀請到貝格霍夫做客，她後來說：“那裡完全像個新的帝國。用餐時的服務已經讓人覺得不可思議，餐桌裝飾華美，希特勒非常和藹可親。但那是一個屬於暴發戶的世界。”但菜式仍舊像在總理府一樣簡單，即使有外國貴賓，餐桌上也只有一道主菜，再加上餐前小吃和飯後甜點，客人能享用到鮑曼溫室每日供應的新鮮蔬菜。
與柏林總理府的午餐談話不同，這裡的談話內容一般不涉及政治。希特勒在女賓們面前扮演著細心的主人角色。“他非常真摯，很有人情味”，瑪利亞·馮·比洛回憶說，“他向我和瑪格麗特·施佩爾、安妮·勃蘭特詢問孩子們的情況……他對孩子們的逸事很感興趣，邊聽邊笑，不時會心地點著頭。”他總是熱衷於講述他在學校裡的惡作劇和“鬥爭歲月”裡的趣聞，言語之間頗有維也納人善於恭維婦女的迷人風度。他喜歡宣傳素食的好處並且推薦他喜歡的菜式：他母親以前做過的酸模醬土豆丸子。他常常拿不在場的某位下屬開玩笑、模仿他的言談舉止。有時他也戲弄餐桌邊的某位客人，這時就會陷入尷尬的冷場，因為對方無法用同樣的方式回敬“元首”。早年間愛娃·布勞恩很少參與貝格霍夫的此類談話，後來當她變得自信、逐漸適應了自己的角色之後，有時她會打斷情人滔滔不絕的獨白，提醒他時間已經不早了。
午飯一般持續一個小時。希特勒起身離座，向同桌的女伴們行吻手禮，接下去他還有別的會議。會議結束之後，大家像進行固定儀式一樣散步去莫斯拉納科普夫的小茶館，這是希特勒每天唯一的室外運動。悠閒地漫步到茶館只需20分鐘。希特勒走在最前面，他帶著一頂大鴨舌帽，穿著不合體的卡其色風衣，手中提著手杖，還牽著遛狗繩，他養的牧羊犬跟在他的身邊。他招呼一位客人與他並肩同行，每次這都被看作特別的恩寵，他們私下裡談著機密的政治話題。包括副官和秘書在內的隨從們魚貫地跟在他們的後面，警衛人員走在隊伍的最後。來到茶館之後，希特勒逗留在觀景平台上，反覆用同樣的話讚美著山下朝向薩爾茨貝格方向的景致。
茶館是一棟圓形的石頭建築，除了廚房和供警衛與工作人員休憩的公共休息室之外，還有一間圓形的大房間，屋內圍著一張圓桌擺放著一圈舒適的座椅，牆上開了六扇大窗，憑窗眺望，可以看到周圍的全景。希特勒總是坐在壁爐邊的座位上，愛娃·布勞恩依舊坐在他的左手邊。勤務兵送上咖啡和各種蛋糕。希特勒愛喝茶和巧克力，喜歡吃剛烘焙好的蘋果餅。談話艱難地進行著。海因裡希·霍夫曼負責活躍氣氛，一旦希特勒提出請求，他會說起鮑比伯爵的笑話。有時候獨裁者說著說著睡著了；其他人就像沒發現一樣，繼續輕聲細語地說話。大約18點一行人回家。希特勒乘坐大眾敞篷轎車回貝格霍夫，其他人步行回去。晚飯前希特勒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間裡，客人們利用這段空閒時間做自己的事情。
晚上一般20:30開飯，入席禮儀一如中午。女士們穿上了晚禮服，得體地化了妝。不喜歡女性化妝的希特勒時不時地批評“臉上塗抹的勝利油彩”，但是愛娃·布勞恩不為所動。這個有時尚感的慕尼黑女子每天都要換幾套衣服，晚上露面時也顯得儀態萬方。吃完晚飯後希特勒又去大廳開會。他在不同的時刻轉換著自己的角色：他的身姿變得挺拔，從和藹可親的一家之主變成了有魅力的“元首”。客人們在佈置好保齡球球道的地下室裡玩樂，或者圍坐在起居室的綠色瓷爐邊上，等待會議結束。和希特勒一樣愛看電影的愛娃·布勞恩已經知道宣傳部送來了什麼新電影，她從中挑選出當晚放映的一兩部電影。如果沒有新片子送來，她就從貝格霍夫庫存的大量電影中尋找，其中包括戈培爾1937年聖誕節送給希特勒的30部經典電影和18部米老鼠動畫片。就像在總理府一樣，工作人員和元首護衛隊成員也可以在大廳裡看電影。兩塊掛毯被升高了。希特勒和愛娃·布勞恩坐在第一排，其他觀眾坐在他們的身後。“二戰”爆發之後，這個獨裁者放棄了晚上例行看電影的習慣，因為他表示“當德國人民做出如此大的犧牲”而他本人“必須做出如此艱難的選擇”的時期，他無法再看電影了。
“我們不在壁爐邊再坐一會兒嗎？”看完電影之後希特勒問道。簡短的聊天時常變成長時間的聚會，一直拖到半夜，其間主要是希特勒在說話，有時他也若有所思地陷入沉默，用撥火棍一個勁兒撥著壁爐裡的火。當某位客人建議放點音樂聽時，大家都覺得如釋重負。在客廳前部的一個櫃子裡存放著許多唱片和一個由鮑曼負責操作的留聲機。每次他們聽的曲目都差不多：理查德·瓦格納的作品，尤其歌劇《特裡斯坦與伊索爾德》中伊索爾德唱的終場曲《愛之死》，希特勒說“他在彌留之際想聽的曲子”；布魯克納與貝多芬的交響曲；弗朗茨·萊哈爾（Franz Léhar）的輕歌劇；理查德·施特勞斯（Richard Strauß）和胡戈·沃爾夫（Hugo Wolf）的歌曲。於是個把小時過去了，根據奧托·迪特裡希的回憶，希特勒從來沒有問過“在座的諸位是否覺得睏倦想回房間？”“聽他說話，與他做伴，直到他認為可以睡覺了，這是他堅持要求客人們做出的奉獻。”最後希特勒和愛娃·布勞恩悄悄地耳語幾句，她退回到一樓自己的房間，沒多久他也跟著去了。他們走了之後，氣氛一下子輕鬆下來。一時間充滿了熱鬧的喧嘩，一直鬧到大家都回去睡覺了，貝格霍夫又重新籠罩在靜謐之中，直到次日黎明。
人們很少在上薩爾茨貝格過節。希特勒一般在慕尼黑過聖誕節。1927年聖誕夜，他讓僕人克勞澤大吃一驚，他訂了一輛出租車，漫無目的地在城裡乘車轉悠了三個小時。聖誕節的第二個晚上他驅車去了上薩爾茨貝格，他習慣在那裡過新年，身邊只有貝格霍夫圈子裡的人陪伴，“不想被外界打擾”。除夕夜總是熱熱鬧鬧的。“屋子裡擠滿了人，共有30多個人，我翹首期盼著將要開始的活動”，1938年12月31日格麗特·布勞恩在從貝格霍夫寄給副官維德曼的信中寫道，索菲·施托克和愛娃·布勞恩的妹妹惋惜他此次不在場。“理髮師被女士們包圍了，先生們為能穿上大禮服而感到高興。”晚飯之後燃放管家卡嫩貝格準備好的焰火，希特勒一向欣賞他的煙火表演，然後獨裁者走進大廳，祝福客人們和工作人員新年快樂。這是他一年之中難得的打破酒戒的場合，他苦著臉從玻璃杯裡抿上一口香檳酒，和隨從人員們碰杯祝賀新年。他也參加“倒鉛”的遊戲（譯者註：德國新年習俗，將鉛塊加熱融化後迅速倒入冷水中，待其凝固後撈出，根據鉛塊的形狀預測新年運勢），心甘情願地擺好姿勢拍每年必拍的集體照，在客人們的座席名片上簽名。“多數時候活動很有意思”，海因裡希·霍夫曼曾經說過，“但要等到希特勒離開之後。他總是午夜過後就走了。”希特勒在貝格霍夫時，愛娃·布勞恩總是比較矜持，當他一離去，她的態度立刻變了。“我們還能看見沿著盤山公路往山下行駛的轎車，”親衛隊的一個成員回憶說，“各種娛樂活動的準備工作已經做好了。剛才大家還像女教師一樣端莊，現在卻鬧騰得天翻地覆。他們顯得很開心，開心又放鬆，簡直像一幫孩子。”
戰後幾乎所有貝格霍夫圈子裡的人都保證，政治從來不是上薩爾茨貝格的主題，他們也從來不談論政治。1945年8月卡爾·勃蘭特寫道：“希特勒在此地盡可能地做一個普通人，並保持他的私人關係和個人愛好。”而奧托·迪特裡希的觀察則正好與之相反，希特勒“沒有區分公務與私生活的能力”：“他過私生活時辦理公務，在處理政務和辦公時過私生活。”迪特裡希說中了希特勒生活方式的核心，在他的政治事務和個人生活之間沒有嚴格的界限。上薩爾茨貝格的生活也以兩個領域相互融合為特色，貝格霍夫不分生活區和公務區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圖60：1938年12月31日，格麗特·布勞恩從貝格霍夫寄給副官維德曼的信
阿爾卑斯山的別墅對於希特勒來說不光是一個消遣散心的地方，它不僅為他提供了遠離高層政治的個人庇護所，當他面臨著重大政治抉擇時他也選擇隱居於此，養精蓄銳，思考著下一步的行動。“我來到山裡，不光是為了山間的美景”，1942年1月他在狼穴元首總部裡說，“在這裡我的想像力更加活躍，遠離世間瑣事，然後我明白了：什麼才是更好的，什麼才是正確的，這些將引領我走向成功。”希特勒心中的決策在貝格霍夫日漸成熟，每年8月底9月初他還在此醞釀紐倫堡黨代會上的主題演講，另外他還在此地接見過重要的外國政治家，例如1936年9月初他接見了前英國首相戴維·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感謝上帝吧，你們有一位了不起的元首。”據說這個英國人和希特勒談了3個小時之後曾經說過。1937年10月底來貝格霍夫拜訪這位德國獨裁者的溫莎公爵夫婦也同樣喜歡他，當前英國國王表露出敬意時，希特勒顯然也感到受寵若驚。他很少見到“元首”“像在此次會見中那樣興高采烈、活潑熱情”，副官維德曼回憶說。同時在希特勒採取新的外交行動之前，上薩爾茨貝格還是一個進行緊張的政治交鋒的舞台。1938年2月12日，奧地利被“合併”的幾個星期之前，奧地利總理庫爾特·許士尼格（Kurt Schuschnigg）曾在此地承受著被敲詐勒索的壓力，當“蘇台德危機”達到頂點時，希特勒曾經邀請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進行第一次國事訪問——他有心“在一個符合英國人愛好田園風光的天性的環境裡接待對方”。
圖61：貝格霍夫大廳1938年除夕集體照，客人：
第一排從左到右：海因裡希·霍夫曼，格麗特·布勞恩，特奧多爾·莫雷爾醫生，布勒夫人，菲利普·布勒，格爾達·鮑曼，阿道夫·希特勒，愛娃·布勞恩，馬丁·鮑曼和安妮·勃蘭特
第二排從左到右：克裡斯塔·施羅德，弗雷達·卡嫩貝格，阿爾伯特·施佩爾，瑪格麗特·施佩爾，漢妮·莫雷爾，施蒙特夫人，伊爾莎·布勞恩和海因茨·勞倫茨
第三排從左到右：恩斯特·巴爾斯，格爾達·達朗諾夫斯基，阿爾伯特·鮑曼，雅各布·韋爾林（戴姆勒奔馳公司），蘇菲·施托克，弗裡茨·捨恩曼，魯道夫·施蒙特（希特勒的國防軍副官），瑪麗安娜·捨恩曼，卡爾·勃蘭特醫生和阿圖爾·卡嫩貝格
所以貝格霍夫兼具兩個功能：它既是希特勒的避風港，又是柏林總理府之外“第三帝國”的另一個政治中心。1936年初做出的安排正好符合它的雙重功能：在貝希特斯加登的西北方，距離上薩爾茨貝格只有6公里的地方，建立了總理府的一個辦事處，1937年1月舉行了封頂慶典。此舉保證了政府事務的平穩運行。通過現代化的通信設施和賴興哈爾—貝希特斯加登政府機場，看似幽靜的希特勒別墅與外界緊密相連，隨時可以與之取得聯繫。至少根據帝國總理府主管拉默斯的經驗，當“元首”待在貝格霍夫時，希特勒可以幾天不傳喚他。
也正是由於政治與私生活密不可分，貝格霍夫私人社交圈閉口不談政治的印象是錯誤的。戈培爾在1937年7月初留下記錄，他們在上薩爾茨貝格的午餐桌上“熱烈討論”過英國在全世界扮演的角色。眾所周知，愛娃·布勞恩的女友瑪麗奧在希特勒面前說話口無遮攔，奧地利被合併之後她經常公開批評某些政治舉措。施佩爾和貝格霍夫圈子裡其他人將愛娃·布勞恩描繪成一個完全不關心政治的、天真單純的“元首”情婦形象，但海克·格爾特馬克卻揭露出了實情：這是有意識的歪曲，他們想借此表明自己對希特勒統治的罪惡行徑一無所知。愛娃·布勞恩絕非是長期以來人們心目中的金髮小傻瓜，她是個現代的年輕女性，她清楚地知道，當她與希特勒保持關係時自己參與了什麼事情，通過交給霍夫曼的照片和流傳後世的記錄電影她本人也成為元首神話的一部分。她和她在貝格霍夫的密友們贊同希特勒的種族主義政治信仰，她們必然也瞭解政府對猶太人的排斥和迫害。從來不談或者很少談論這一點，並不意味著貝格霍夫社交圈對此沒有達成共識。他們對由希特勒本人推動的反教會國家政策也持同樣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