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底在廣東珠海召開的“紀念陳樂素教授百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浙江大學著名的宋史專家徐規教授說：“祖孫三代人從事歷史研究的人不多，但像陳垣、陳樂素、陳智超祖孫三代都取得了卓越貢獻，成就這麼突出的，可以說在歷史上沒有過。”暨南大學古籍所張其凡教授（陳樂素教授的研究生）也說：“新會陳氏，雖以醫藥起家，經先師而至智超先生，一門三世治史，俱有佳績，殊為不易，誠屬佳話。陳垣先生乃一世界級學者，史界泰斗；先師為20世紀中國宋史學的開拓者與奠基者之一；智超先生不僅在宋明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且為整理父祖遺著盡力尤多。20世紀90年代以來，三代史學名家的‘新會陳氏’，已經引起了學術界人士的注目，且已有人在進行研究了。家學淵源，三代相承，誠為20世紀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鄧廣銘教授曾經對史學界同仁講：“史學界的陳援庵祖孫三代就像京劇界的譚鑫培祖孫三代。”日本著名學者斯波義信看了智超的專著《解開〈宋會要〉之謎》後寫道：“此書基於洽博搜集之資料和緻密校量之考證，一方面解析徐松輯本之來歷與付隨屢次纂集之際之舛雜，一方面提出通過嚴正整理的本文十七類之最可靠依之復原，真是對於宋史研究空前絕後之貢獻偉業。”他曾研究宋代市糴，因資料之重複與雜亂，深感有不少困難，看智超此書後“這種問題都冰解了”。
2005年3月在雲南大學演講。
為了讓中外學者能對智超多一些認識、瞭解，我曾經想早點寫篇文章，能比較系統、全面地介紹他的研究工作、他的興趣、他的甘苦等等。我與他朝夕相處幾十年，風雨同舟，又是同行，對他的瞭解、認識肯定比別人更多一些。現在我提筆寫他，不免會有王婆賣瓜之嫌。所謂“內舉不避親”，我只是想忠實地呈現他的成功與失敗的教訓，讓讀者從他的人生歷程中吸取經驗、教訓，獲得一些啟迪。智超他現已退休，但研究工作從來沒有退休，2003年7月剛從美國講學回來，又繼續艱苦地研究“舊五代史”的復原整理工作，並為他祖父的《陳垣全集》的出版工作進行準備。我說他像台機器，天天照轉，問他什麼時候才真正退休，他總笑著說：“沒有始終如一的艱苦努力，要想取得一點成績是不可能的。趁現在身體還能工作，抓緊多做點工作，否則怎麼向後人交代……。”現在七十多歲的他，年華老去，工作依舊，仍然“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一、大樹底下難成長
智超從1957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以歷史學為終身志業，到今年已經五十二年了。在這五十二年當中，他認真、執著、一絲不苟，孜孜不倦地不斷攀登，在歷史學的研究領域取得了驚人的成績。在專著、專輯方面，計七部：《解開〈宋會要〉之謎》、《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創作歷程——用稿本說話》、《宋史十二講》、《旅日高僧隱元中土來往書信集》、《東皋心越詩文集》、《宋會要輯稿補編》。其中《旅日高僧隱元中土來往書信集》有同事參與，但主編是他。另與同仁合著編有六部，論文百餘篇，已出版的自選集選入四十六篇六十多萬字。主要經他手整理出版的祖父、父親遺著十部共四百五十萬字。他曾到法國、日本、美國、加拿大、韓國講學，在國內帶研究生。聽過他講課的學生，特別是在美國夏洛特、哈佛的學生，對他的教學評價很高。1997年他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夏洛特）宗教系和歷史系各開了一門課，學期結束時，要由學生給教師寫評語和打分，評分結果要等教師改完卷子之後才給教師看。學生給智超的評語是：“這是我們聽到的最好的課程之一，是我遇到的最好的老師之一。”他在哈佛教博士生，學生說從來沒有遇見過這麼好的老師。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作了題為“論家譜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的演講，不久收到該所寄來的信，說聽講者不但為演講的精彩內容所折服，而且對他回答聽眾從各個方面提出的問題都能給予滿意的答覆，表示衷心感謝，盼望他能再去演講。
這些成績的取得，真是字字皆辛苦，甘苦備嘗。他幾十年如一日努力鑽研，以飽滿的熱情、充沛的精力，高效率的速度、嚴格的要求，全身心的投入，經過多少個不眠之夜，犧牲了多少個節假日，才取得了點點滴滴的收穫。少數同行對他說：“你如果不整理你祖父、父親的遺著，你的成果會更多。”智超說：“我整理他們的遺著，其實也是向他們學習的過程，學到祖父、父親的許多好方法，增加不少新知識。”也有同行以為他之所以取得這麼大的成就，似乎他有“祖傳秘方”。我常聽他給朋友講，也常對我說：“學問是不會遺傳的，我只有祖傳基因、血緣關係，哪來的秘方。祖父、父親的研究方法和精神，只要認真鑽研他們的著作，都是可以摸得著、學得到的。倒是像我這樣出身，必須比別人加倍努力，才能得到別人的理解和承認。可以說是大樹底下好乘涼，大樹底下難成長。”
他出身於書香門第，家學淵源，從小接受家庭的熏陶，祖、父輩的言傳身教，影響肯定不小。他與祖父陳垣先生雖然長期不生活在一起，一南一北，可是，祖父始終如一地關懷著他的健康成長，少年時代就與祖父書信不斷。他祖父直接培養了他的父親，他父親又直接培養著他。父親從他小時候就告訴他如何看書、尋找材料，如何做卡片等等。由於他是長子，父親經常帶著他去訪問一些著名學者。1946年10月，智超十二歲，祖父與胡適同機飛到南京參加中央研究院的評議會。祖父與父親有十年沒有見面了，父親帶著智超到南京機場迎接祖父與胡適，並在機場留影紀念（可惜相片沒有留下來）。
父親還帶智超到南京的雞鳴寺中研院拜訪傅斯年。傅的遠房侄子傅樂煥50年代與智超的堂姑陳雪白結婚，所以他是智超的姑父（這是後話了）。“文革”初期，傅樂煥擔心因與吳晗關係密切而受牽連，跳進了北京的陶然亭公園的湖水中，自殺前任中央民族學院歷史系教授兼系副主任，他的夫人陳雪白還是我的老師，也在民院任教。智超當時年幼，對父親與傅斯年的談話內容已無記憶，只對傅斯年的體形比較胖，談話時還不停地抽煙斗的印象比較深。出於童真的好奇，看到他斗內煙絲已成灰，還要不斷擦火點煙而不能理解。
智超從事歷史研究，既有必然，也有偶然。祖父、父親從來不干涉他的選擇與興趣。只是在1947年夏天，祖父的過繼母親逝世，祖父自北平回新會老家奔喪，父親從杭州帶智超到上海與祖父會合，準備一同乘機到香港再回新會老家。這次祖父曾有意在返回北平時，把智超帶到北平，同他一道生活，並已徵得父母同意。但由於與母親一道去送行的二弟智仁（當時十歲）也吵著一定要坐飛機，父親只好補一張機票把他也帶上。
1946年10月，與祖父、父親攝於南京明故宮機場。
到香港後，智仁發高燒，父親便決定把智超留下來陪他，這樣智超也去不成老家了，很遺憾的是失去了祖父準備把智超帶到北平的打算。
智超在青年時候，朋友在介紹時，總說：“這位是史學大師陳垣先生的長孫，樂素先生的長子……”雖然對朋友的好意表示謝意，但他並不想躺在前輩的功勞簿上，而要通過自己的奮鬥實現人生的價值。他也為前輩的成就感到驕傲，佩服他們學問的精湛。特別對祖父，他常說，“祖父真的很了不起，沒有上過正規大學，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自學成才，成為一位世界級的知名學者。”智超認為，只有憑自己的勤奮、刻苦，獲得學術界的承認，那種心情會更好，更會感到欣慰。
二、天才少年
智超1934年4月3日出生在十里洋場的上海，他不滿一歲時，父親被派往日本，主要任務是考察中國古籍流傳到日本的情況。父母帶著他和比他大一歲的姐姐蓮波，漂洋過海到達東京。因為父母白天都要外出工作，請了一個日本保姆帶姐弟二人，所以智超一開始學會的語言是日本語。他們在日本待了近兩年。這件事，他在自傳裡寫過，檔案裡有記錄，“文革”時期，成了他的一條罪狀，造反派說他是“小漢奸”。
他祖父的好朋友馬相伯（良）老人當時也在上海，父親與相伯老人常有來往，智超這個名字就是相伯老人為他取的，其來源是唐太宗寫的“聖教序”。其中有句：“智通無慮，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只千古而無對。”顧名思義，智超者乃智慧超群也。名副其實，在少年時代，被冠以六齡童之美名。
1937年祖父到南京開會，順便到上海看望多年不見的兒孫們。智超母親告訴祖父，說三歲的智超已認識了二百多字。祖父半信半疑，順手拿起一張報紙，當場考孫子。智超馬上念出“鹽業銀行”這四個筆畫繁多的字。祖父開懷大笑：“真不簡單，這小子這麼聰明呀！”。
“八·一三”事變後，日軍攻打上海，父母帶著全家開始了逃難生涯。原打算去昆明的西南聯大應聘，但逃到香港後，因書籍太多，父親想起了祖父的一句話：“我如魚，書如水，魚兒離不開水，我離不開書”。書不能丟，便滯留香港，不久在英華女子中學任教，家住九龍通菜街二三八號的三樓。祖父在淪陷區的北平。他們在香港與祖父的聯絡主要是通過書信。從這些書信中，可以體會到祖父對兒孫們的關愛和親情，現擇錄如下：“小孫擬改名智仁亦趣。余近日為‘釋氏疑年錄’，……日與古德往還。智仁二字甚似古德名也。”（1938年6月5日函）
智仁1937年出生，次年智超四歲，有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家商店的招牌有“仁”字，就問父親：“仁是什麼意思？”父親說：“仁就是愛人。”他說，那就給弟弟取名“智仁”吧。父親覺得不錯，就這麼定下來了，並將此事寫信告知祖父，故有上函。智超四歲開始學習寫字，祖父來函曰：“小子學字，最好用手指多寫，然後用筆。所謂：‘晝作勢，夜畫被’，均指手而言，不一定用筆墨也。”（1938年7月19日函）
1941年，智超將所讀唐宋詞抄寫寄祖父，其中有張志和的“漁歌子”：“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之句。此時，臨近太平洋戰爭，風雲險惡，祖父回信說：“斜風細雨不須歸”，小子要爺爺不要南歸嗎？祖父很關心智超的身體，信中說：“智超身體如何？停學一年不讀書，縱其自習，亦一樣有益。甲午（指1895年、光緒二十年，時祖父十五歲）廣州大疫，余停學一年，讀書之基樹於此也。”（1946年舊函）“小子病宜少讀書，停一二年不入學無要緊，身體第一，讀書第二，幸注意。”（1947年2月17日函）
在香港五年，是智超三歲至八歲期間，童年生活印象深刻。智超四歲入學，由於體弱多病，經常輟學。他母親就送他到大姨媽洪舜英家，讓他跟大姨父簡琴石學習書法。大姨父是越南華僑，他母親是越南人。他本人對篆刻、書法都很有造詣。他們家已有九個子女，他們很喜歡智超，把智超當成他們的第十個兒子看待。智超常跟八表哥簡而清、九表哥而和一道玩耍。大姨父教智超最多的是寫“壽”字，智超一連寫了幾天，其中一張大“壽”字寫得最好，長寬近一米，還被選登在上海辦的“良友”畫報上，落款為六齡童陳智超，曾引起當時很多人的驚歎！這張大“壽”字，他母親保存了幾十年，“文革”時期丟失。
有三個小故事，反映智超的機智、堅強、勇敢。在他三歲多時，在樓梯上玩跳台階，一不小心摔了下來，眉毛邊劃開了個大口子，血流不止。醫院醫生說要縫幾針，但因為在眉骨上，不能打麻藥。他母親對他說：“你不哭的話，獎你一個冰淇淋。”（當時條件所限，孩子能吃上一個冰淇淋是多麼大的誘惑！）果然，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縫了四針，他不但沒哭，連一聲也沒吭，醫生都備受感動，要請他吃冰淇淋。可是過了不久，他發燒又到醫院打針，在回家路上，他一直喊“疼”。父親很奇怪，這孩子從來不怕疼，今天為什麼反常，到家脫下他褲子一看，原來在屁股上還留著沒拔出來的針頭。正好，智超姑婆醫療診所開張，這支針頭也就入股了。
智超四歲多時，有一天父親寫好了一封信，問他：“你能幫我把信投到郵筒嗎？”他很自信地說：“我知道郵筒在哪裡，給我去寄吧！”父親把貼好郵票的信交給他。心想，只需要走五分鐘就到郵筒，可是，還是有點放心不下，讓大姐姐悄悄跟在他後面，以防走失，但不要告訴他。一個多小時過去了，姐弟倆還沒回來，父母著急，趕快叫了輛出租車，沿途尋找，也不見人影。兩個小時後，他高高興興地回來了，告知父親，已把信丟進郵筒了。原來，香港有個宋王台，相傳南宋末帝昺在此駐紮過，父母曾經帶他到那裡遊玩過，在那附近有個郵局，他從此記住了那個郵局，於是就捨近求遠，跑到宋王台去寄信了。
智超每天上下學都要經過彌敦道。五歲的某一天，修路工在趕修馬路，封了半邊，只有半邊通行。他們催放學的學生們快走，眼看一輛汽車急馳而來，他閃電般地躲過了，緊接著又衝過來一輛，躲不及了，不知哪來的靈氣，他急中生智，順著汽車的方向撲通一下趴到地上，汽車從他身上飛馳而過。萬幸當時的汽車底盤高，竟毫髮未傷，他爬起來就往家跑。與他同校的姐姐先跑回家大喊：“媽，不好了，阿超讓車輾了。”他媽急往外跑，看智超迎面跑來，身後還有一個英國人在追他。原來開車的英國人要帶他去醫院檢查，檢查結果是在撲地時擦傷了點頭皮。一場有驚無險的可怕事，許多朋友知道後，稱他為“奇跡兒童”。
智超四歲入小學，九歲考上中學，十六歲高中畢業，學習成績一貫優秀，每進一個學校，都只是第一個學期交學費，以後因成績突出而免交學費。但體弱多病、經常停學。現在他還講：“我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讀書，對他來講是很輕鬆的事，放學回家一會兒就做完作業，跟著就去玩了。父母從未對他的學習操過心，也從不花時間來督促。五六歲時能讀《三國演義》，抗戰時期在大後方的遵義，書籍缺乏，反覆看蕭紅的《呼蘭河傳》，羅烽、白朗的《我們十四個》，家裡也沒有其他合適的書供他看。他十歲那年，浙大教育系的師生來給他們測智商，他的智商為147，相當於十五歲孩子的智商。師生們稱他為“天才兒童”。抗戰勝利後，父親任教的浙江大學復員回杭州，全家跟著搬回。上高一時喜歡看美國電影，看完後經常在“影劇天地”上發表影評。發表幾次後，編輯看他是個十四歲的孩子，給他幾張電影票當報酬。兒童真好說話，有電影看就很高興。
1936年攝於上海。
1986年12月攝於香港九龍彌敦道。背後為兒時就讀的興中小學舊址，馬路即為當年被轎車從身上飛馳而過之處。
1943年他九歲時，浙大附中設在湄譚，父母只想讓他去試試，居然被錄取了。可是湄譚離遵義有七十五公里，當時交通不方便，父母放心不下，只好讓他再讀浙大附小六年級的插班生。
1944年，考入在遵義的私立城成中學讀初一，不久，因家庭經濟困難（浙大教授當年的薪水只能買七斗米，一家七口吃飯都成問題），輟學在家，幫母親擺攤賣舊衣物。該校長認為，不讓他繼續讀書太可惜，親自登門拜訪，告知其父親，由於智超學習優秀，可全部免去學費。但父親還是堅持不讓他去唸書，他很委屈。後來父親才告訴他，家中五姊弟，大姐姐從小失去母親，應首先供她上學，其餘四人只能輟學，你也不應例外，你是長子更應當作表率。
1945年，再次考上浙大附中，為初二插班生，這次父母把他托付給自己的學生劉曄（他在附中任教），智超就住在他的宿舍裡。在這裡只讀了一年書，只有寒假才回家一次，對一個十一歲的孩子來說，也算不簡單了。
1945年八年抗日戰爭勝利結束。次年，浙大、西南聯大等高校紛紛復員，浙大回杭州。智超一家與當時父親在浙大的同事顧谷宜等共三家合乘一輛卡車，於9月動身，一路非常艱苦。從遵義下貴陽、經貴定、黃平、芷江、洪江、湘潭、長沙。從長沙坐船經洞庭湖到武漢，在武漢停留十天等船，從武漢坐船到南京，再從南京乘火車到杭州。在武漢等船時，有美國軍隊的登陸艇可以乘，而且不收費，但中國人只能待在艙底，不能登上甲板。對於這種帶有侮辱性的“施捨”，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拒絕了。
1944年在遵義浙大附小時成績單。校長由竺可楨兼。“智力”欄為智商測驗結果。
1946年攝於杭州。
1947年，智超在浙大附中初中畢業，因隨父親奔曾祖母喪，錯過了考期，但因為在班上考試成績為前五名，由學校直接保送上高中。1949年5月3日，解放軍進入杭州，11月他參加青年團。1950年冬天放寒假，青年團杭州市委學校工作部舉行干訓班，喬石是他們的班主任。高中畢業他報名參加土地改革，在浙江省幹部學校第四期學習，不久發現患肺結核病，只好回家養病。養病期間，要經常吃營養品，打當時治結核病的特效藥、但價格很貴的鏈黴素。家裡沒有這麼多錢，他母親忍痛賣掉首飾，為他治病。母親還常念：“風吹雞蛋殼，財散人安樂。”經他母親一段時間的精心調理，不到一年，他的病全好了。解放前，母親曾希望送他留學美國，故在家裡吃飯時，常使用西餐用具、刀叉等，使他們姊弟習慣西方的生活方式。
本來，智超高中畢業後，面臨人生的重大選擇，如果去報考大學，對他來說是駕輕就熟的事。但他放棄了上大學的機會，而選擇了另一條艱巨的道路。當時內戰剛結束，人民困苦、國家滿目瘡痍，真是百廢待興。智超響應了國家的召喚：“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這是那個時代青年的光榮使命感。他有著單純、善良的愛國之心，滿懷建設祖國的雄心壯志，毅然報名參加土地改革。1951年5月他肺結核初癒，考取了中央交通部幹部學校南京分校的橋樑科，學習一年多後，將奔赴邊疆，投入建設國家的第一線。
三、披荊斬棘，建設邊疆
智超在南京交通部學校學習了一年多（1951年5月—1952年7月）。干校的學生，年齡、文化程度參差不齊。有大學生，也有初中畢業生，還有少數保送來的工農學員。在學校裡，他的學習成績是很好的。他們每月有十六元生活費：八元伙食費，八元零用費。他連續幾個月，上交八元，捐抗美援朝，買飛機、武器，一分零花錢都不用，也不向父母要錢。性格的關係，他愛提意見、好打抱不平，經常向一位當過小學教師、常以工農幹部口吻訓斥知識分子的班主任提意見，這個班主任便說他“驕傲自滿，看不起老師”等等。於是畢業時明顯挨整。干校分配工作有五等，成績最好的保送到蘇聯繼續學習；第二等分配到大連海運學院；第三等分配到北京中央交通部；第四等分配到華東、華北、中南；第五等分配到西南和西北，這是最艱苦的地區。如果按照他的成績，從培養人才的大局出發，應該按第一、二等分配。把他分到西南，顯然是整他，給穿小鞋，同學們都深感意外，但他二話沒說，打起背包就到重慶西南交通部報到。到西南以後，干校畢業生又分為三批，一是留在部裡，二是西藏，三是雲南，他毫不猶豫地要求到最艱苦的西藏，但體檢時，他的心肺不太好，最後分他到雲南，那也是很艱苦的地區。
那一次，分到西南地區是一行十五人，他們從南京坐船到武漢，到了武漢後，要換較小的船，溯川江到重慶。他們在過三峽時，又發生一件差點葬身魚腹有驚無險的故事。船過宜昌，不久進入三峽，水流湍急，而其中有一段水流特別急。因江中有大礁石，把水分成兩支，石上刻著“對我來”三個大字。逆流而上的船隻，一定要對著大石開去，直到離石一百米左右，開始往左邊的支流衝上去，才能安全通過。然而，船上的大副喝了酒去睡覺了，玩忽職守，讓三副掌舵。他沒有經驗，船離巨石很遠就往左轉，水流太急，船開足馬力，僅能停止不動，如果稍一鬆動，就會被急流沖走。在這非常緊急的關頭，發了警報，岸上兩名全身赤裸的水手乘小船衝下來，把纜繩扔到大船上，水手將纜繩繞在船頭的粗樁上，岸上用機械絞繩轉，再加上船也開足馬力，才把船開過了險灘，避免了一船人落入三峽的命運。
智超被分配在西南交通部第三工程局，總部設在雲南峨山大白邑村，他被派到施工科當技術員。當時的行政、技術管理水平低下，各項工作顯得混亂不堪，民工都是從附近各縣農民中徵召來的，工傷事故多，疾病肆虐，死了不少人，工程效率也很低。不久智超下到基層，進入百里無人煙的深山老林，氣候多變，有時走一整天見不到一個人影。他們逢山開路、遇水搭橋。毒蛇、猛獸經常碰到。智超回憶說：“在那樣艱難困苦的日子裡，最能磨煉人的意志……。”另外，兵災匪禍時有發生。在他們到達目的地之前，當時境外還有大批國民黨李彌的部隊，他們常派人到境內來進行破壞活動。有一次，智超他們去勘測路段，就在到達的前一天，有一個村幹部被潛入的李軍開槍打死了。衛生條件根本談不上，傷寒、痢疾、鼠疫等流行。思茅原是滇南的一個商埠，過去還有飛機場，新中國成立前曾發生過一次鼠疫，死者眾多，活著的人都逃走了，智超他們到達思茅時，城裡長滿了野草，虎豹出入，軍人比老百姓還多。西雙版納首府是允景洪（解放前叫車裡），因法國人在那裡傳教，蓋過一個簡陋的醫院，牆是用卵石砌成的，這就是他們見到過的最好的房屋了。
物資供應極缺乏，全靠馬幫從昆明運送。旱季四十天馬幫才能到達，而雨季根本無法行路，所以很長一段時間，他們得吃土豆乾、臘肉。米運不進來，吃了半年的糯米飯。剛開始還覺得新鮮、好吃，幾天下來胃就受不了。難得有機會出差到昆明一趟，最想吃的就是青菜。白天頂著驕陽苦幹，晚上住帆布帳篷，席地而臥，鋪上的油布第二天掀起一看，下面都發霉了。工程局的總部在大白邑村，村裡有一半是回民，有座清真寺。智超他們去開會時，就到清真寺沖個冷水澡，算是最大的享受。
1955年1月與同事攝於雲南普洱（今寧洱）。
1953、1954年立功喜報。
從1952年7月至1957年，智超在雲南修公路五年，這條公路稱為昆洛公路，即昆明至中緬邊境的打洛。解放前這條公路已修了一段，即從昆明修到玉溪的大栗園，共一百公里。智超他們去後，從大栗園接著往下修。智超到工程局報到後，第一個任務是勘測從楊武到新平縣城的支線。他們七八個人組成一個測量小隊，有人選線，有人測水平，有做飯的人。一早外出工作，中午就在工地埋鍋做飯，晚上住老鄉家。
智超負責測水平，就是測出每一點的相對高度，這樣才能計算出開挖土石方的工作量。這次測量得到一個永遠不能忘記的教訓。他們從楊武開始測量，一直測到目的地新平縣，到了新平才發現測量中的某一點出了差錯，需要找到測錯的那一點，就必須重新來過，因為錯一點就影響到整個工程的質量，責任重大。這次翻工，出發人員減半，只有他帶著三個人返回起點，一路檢查、重測。只有一人扶桿，一人做飯，吃盡苦頭，教訓深刻。從此後，他每一次都特別周密、細心，每一個工作環節都要再三核實。這教訓，對他以後從事歷史研究是很有幫助的。
測量楊新支線回局不久，領導把他調到新成立的技術定額測定隊任隊長，具體工作就是：分析每個工種工人的操作過程，把它分解為最基本的單位，然後制訂定額，總結先進經驗。比如開挖路基，有人挖土石方，有人將挖鬆的土石運走。運土這個看似很簡單的工作，又可分解為（一）擺土箕、（二）等待裝土、（三）挑土起身、（四）轉身、（五）運到倒土地點、（六）放下土箕、（七）倒土、（八）轉身、（九）將空箕挑至裝土地點等九個動作。同樣的動作，有的做得快，有的慢，其中固然有體力因素，也有技術及工具的不同。技術定額測定隊就是要總結出那些為一般工人都能學習到的先進經驗，訂出一般工人經過努力可以達到的定額。
1956年1月自雲南來北京開會時攝影。
第二排中為智超。
定額測定隊，有二十幾個人。我的堂叔也在此時調到定額測定隊，和智超認識，並成為好朋友。測定隊有十幾種民族，智超的水平最高，年紀最輕，思想單純，不怕吃苦，又肯努力、虛心學習，又愛動腦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卻仍然不改愛提意見的個性。例如，為了高質量的工作，要非常準確地掌握時間，在那個年代，幾乎沒有人戴手錶，他向領導提出，要求給每一個人發塊手錶。那個領導是土地革命時期就參軍的老紅軍，他說：“你這是資產階級思想，買什麼表，我們過去爬雪山過草地都沒有表，看天空就行了，再說，買個馬蹄表掛在樹上、放在地上，不就行了嗎？當年賀龍老總不是兩把菜刀鬧革命嗎？”智超不管他官高、資格老，還是據理力爭，最後還是不得不給每一個人發了一隻表。但這位副局長在事後又向人打聽，這個敢提意見的小娃娃是誰？並記住了智超。
由於智超在工作中成績突出，年年被評為勞動模範，整個工程局都在推廣他們總結的先進經驗，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他多次到昆明、北京開會。1955年他到北京開會，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見到離別多年的父母，看到了多年沒見面的爺爺，高興的心情是無法用言辭表達的。
到1955、1956年時，智超深感自己水平力不從心，正好，中央又提出向科學進軍，攀登技術高峰的號召，於是他向領導提出去報考大學的要求。和他一同分到雲南的干校同學，那些留在科室工作的都得到批准，而對他的要求，領導以工作需要，離不開為由，兩次拒絕了他報考。到了1957年初，他們整個工程局沒有施工任務，全局人員調到昆明郊區的呈貢縣可樂村集訓，不久又開展反右派運動。他第三次提出報考大學，這時的領導不能再拿工作離不開為由阻止他去報考，總算同意，但還必須天天參加運動，實際上就是不給他時間去準備。他高中畢業已七年，因為在這七年中從沒有中斷過自學，又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如果報考理工科錄取是毫無問題的，也許是祖父、父親長期熏陶的影響，這時他卻毅然地選擇報考文科。他臨時買了幾本高中的歷史、地理、政治等書籍，利用星期日來準備，第一志願填的是北大歷史系。8月發榜，果然考取北大。那年，整個雲南地區，考入北大的只有四個，他只記得一名是化學系、一名是新聞系的。
1957年9月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後，與祖父、仲益、容叔攝於香山靜宜園佛手樹前。
1960年與慶瑛攝於北京。
當收到厚厚的一份錄取通知書，他無比興奮，立即給父母發了一份電報：“考取北大。”之前，他父母都不知道他報考北大。8月，他辦了離職手續，單位發給他一百元作為路費，他沒有直接去北京，先到成都探訪了以前同在雲南，但先他兩年考上大學的同學，然後又在西安停留了兩天，參觀半坡遺址、大雁塔和碑林等歷史遺跡。
到北京後，父母當然很高興，特別是父親，平時感情很少外露，這次好幾天笑得合不攏嘴。過了幾天，去拜見祖父，告知考取北大歷史系，祖父對智超說：“我好久沒有心情出去走走了，今天要特意陪你去香山。”爺爺那天的高興是少見的。這時，正好天津的容叔來京，祖孫和容叔、益叔四人去了香山。爺爺當年已七十七歲，雖不能爬“鬼見愁”，但他興致勃勃地在公園裡走了很久，一路談笑風生，談了許多20世紀20年代他在香山療養的事，並有留影，可惜只保存下來一張。
從此，智超的人生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四、一鳴驚人
1957年秋季入學，進校就是接連不斷的運動和勞動。“反右”運動還沒有結束，他們是新生，班上雖然沒有“右派”，但系領導讓他們參加五年級畢業班的“反右”鬥爭，算是給他們的“反右”補課吧。在北大五年的學習生活中，他回憶道：“真正安安穩穩坐下來學習，讀點書的時間加起來不到三年。”
1958年，當時大學校園內叫做“插紅旗，拔白旗”，號召師生走“又紅又專”的道路，批判教師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學生中的“白專道路”。連邵循正教授都搬到學生宿舍和同學一道學習、批判。接著是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等運動，還到十三陵水庫勞動。不久又趕上三年困難時期，全國上下天災人禍不斷，糧食奇缺，平均每人一天一斤糧，其他油水極少，根本吃不飽，學生每月發一張飯卡，有的同學把飯卡掛在脖子上，戲稱為“生命卡”。因為，如果不小心把“飯卡”丟了，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人人糧食都吃緊，有多少錢也無法補。
60年代全班到昌平縣黑山寨勞動，向貧下中農學習，改造思想，白天干很重的農活，晚上還要開會、總結學習，更重要的是吃不飽肚子，營養嚴重缺乏，最嚴重的時候把玉米核磨碎與糧食摻在一起來充飢。幾乎所有的同學都浮腫，一雙雙腳腫起來，一按一個大坑，像灌了鉛。兩個月才能有一天休息，一早從黑山寨趕回家已是中午，待半天又往回趕。當時，從德勝門到長陵的汽車只有很少的幾班，到長陵後還要步行上山，半夜走山路又黑又有野獸，很危險。我看他瘦得皮包骨頭，勞動任務又重，就從自己一天一斤的口糧中省下幾兩，等他回家時帶上幾個窩頭給他吃。這件微不足道的事，他卻銘刻在心，經常說：“這才真正體會到什麼叫做糟糠之妻。”三年困難時期，有人餓死，各地正在發生吃不上飯的慘劇。
在向工農兵學習中，他們分別寫村史、店史、家史。智超與另兩位同學，寫了一本大約七萬字的書“猛虎連史”，後來出版了，在不要名不要利的教導下，連作者的署名權都被剝奪了。
在黑山寨勞動了半年，1961年春季回校，這時已是四年級下學期。他們分配的宿舍是三十八齋五層，幾乎沒有一個同學能從一樓一口氣走上五樓。他們宿舍在西頭，門在東頭。智超他們走上三樓，從東頭走到西頭，作為緩衝，然後再上到五樓。由於大家身體虛弱，體育課都取消了，政治運動也沒那麼多了，才有時間讀點書，但是餓著肚子讀書。這時開始分科，有中國古代史、近現代史、世界史、亞非史四個專門，他選擇的是中國古代史，這個專門有十三個人（“文革”前及“文革”中已過世三人）。到五年級，全國正處在調整期間，政策比較寬鬆，北大準備恢復已中斷多年的畢業論文制度，他們開始選畢業論文題目，根據他們自選的題目，由系裡決定智超的論文指導教師是著名的向達教授（他曾在1957年被劃為右派，1966年病逝於糖尿病）。
智超自選的論文題目是“嘉靖中浙江福建地區反對葡萄牙殖民者的鬥爭”。為了寫好這篇論文，智超在當時比較困難的物質條件下，不僅充分利用了北大圖書館豐富的館藏，還跑到北京圖書館的善本部和科學院圖書館去借閱書籍。向達先生把珍藏的許多英、日文史料借給他，並細心給予指導。經過刻苦鑽研，他不但弄清楚了論文主題內的許多歷史事實，而且對當時史學界以尚鉞、吳晗為代表的，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有較高估計的觀點，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見解。當時，北大的畢業論文制度不但中斷了幾年，畢業論文答辯更是許多年沒有舉行。學校決定在文科各系中選出一兩篇論文舉行答辯會，作為試點，智超的論文被選中。
此次他的論文答辯是很隆重的，系裡組織了一個答辯委員會，由幾位著名教授組成。主席是許大齡，質辯人是邵循正，還有系副主任週一良、許師謙。經過兩個多小時的公開答辯，最後評分為“優”等。這次論文答辯會取得了圓滿成功，引起很大反響。先是7月26日《北京大學校刊》發表了長篇報道，題為《一次嚴格的考核——中國古代史教研室論文答辯旁聽記》，說：“陳智超對所有的發問一一作了答辯。他對有關史料相當熟悉。隨口說出某條資料出於某某史籍，贏得了與會者的讚許。”8月28日的《北京晚報》也以《北大應屆畢業生陳智超畢業答辯成績優秀，對明朝反葡鬥爭提出了新見解》為題發表了長篇報道，說答辯委員會認為他的論文“提出了自己的創見，論點明確清楚，史料運用正確，文章邏輯性較強，給予優等成績”。《北京日報》也作了較長篇幅的報道，在關於北大應屆畢業生完成畢業論文答辯的綜合報道中，從文理科各選一篇作為典型。文科的代表就是智超的論文，說他在“學術上提出新見解，研究成果受到了參加論文答辯會師生的重視”。《北京大學學報》全文刊登了他這篇兩萬字的論文。“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這也是他大學五年學習的最好總結。
智超在北大的優異成績引起了歷史研究所領導的注意。在他畢業前不久，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現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派人找他談話，建議他報考歷史所宋史專業研究生。來人對他說，他父親樂素先生是歷史所的兼職研究員。因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歷史室主任，主持全國中小學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任務繁重，沒能更好發揮他作為宋史專家的專長。如果智超當了他的研究生，將來畢業可以協助他父親更好地研究宋史，發揮其父的更大作用，並告知此事已徵得他父親的同意。既然組織上這樣動員他，智超就同意報考歷史所的宋史研究生。
經過嚴格的考試，智超被錄取了，當時的副所長熊德基教授見到智超，跟他開玩笑說：“你與樂素先生有三重關係：你們是父子，是師生，又是同志。”說完開懷大笑。
1959年與慶瑛及兒子超英攝於北京景山公園。
1962年8月28日《北京晚報》關於智超畢業答辯的報道。
不久，智超與父親制訂了三年的詳細學習計劃，開列書單。他父親是善於啟發學生的自覺性與積極性的好老師，要求他很嚴，但不勉強他一定照自己的辦法去學習。有問題也可以隨時向父親請教。原先，一切按計劃進行著，但不到半年，智超開始發低燒，長期不退。他母親帶他到醫院去檢查，醫生要他住院待查，懷疑他是肺結核覆發。但反覆試驗，仍無結果。當時已是三月份，天氣還比較涼爽，一天內科主任來查房，看到他吃飯時滿頭大汗，故懷疑他是風濕，讓主治醫生立即給他做抗風濕試驗和心電圖，結果查出是風濕性心肌炎，於是讓他馬上絕對臥床，開始吃大劑量的激素和阿斯匹林，住院三個月，人也浮腫了。第二年，在一次全所學術討論會上，他發言後覺得心臟狂跳不止，送到醫院，馬上住進加護病房，又住了十幾天。即使在這樣的身體狀況下，他仍然刻苦讀書。
1965年，三年研究生畢業，所長尹達安排他到歷史所學術秘書處工作。此時已是“文革”前夕，學術界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他的宋史研究已不能正常進行。
五、迷亂的年代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智超就被扣上了兩頂大帽子：一是“資產階級保皇派”；一是“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孝子賢孫”。所謂“保皇派”就是沒有像“造反派”那樣打倒當時歷史所的兩位副所長尹達、侯外廬（所長是郭沫若，很少過問所裡的事）。所謂“孝子賢孫”，就是因為他盡力保護他的祖父陳垣先生。他的辦公桌上，左右各貼“保皇派”和“孝子賢孫”的紙條，還有橫批“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他被造反派們掛上黑牌子，每天掃院子，還剃了陰陽頭。不論是學部還是所裡的“造反派”，還是從外面來串聯的大、中、小學的紅衛兵，要批鬥“牛鬼蛇神”，就有人敲鑼大叫“牛鬼蛇神”集合了，這些人就要戴上隨身帶的高帽子，掛上各式牌子，走到專門搭的大席棚的台上接受批鬥。智超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他站在顧頡剛旁邊。顧先生掛的牌子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紅衛兵問他：“你是什麼人？”顧答：“我是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一級研究員顧頡剛。”紅衛兵再問他：“你究竟是什麼人？”顧先生仍然作了如上的回答。於是這個紅衛兵用力甩著皮帶上有銅扣環的一頭，往顧的身上狠狠地抽過去，智超也連帶挨了一皮帶。
“文革”這十年，正是智超三十二至四十二歲的年富力強的黃金歲月，以最少字數估計，每天寫二百字的話，一個月就是六千，十年就是七十二萬字。“文革”中最大的迫害是不能幹自己想幹的事，不能讀書，不能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問題，不能用自己的筆說話。一切正義在高壓下泯滅，所謂的言論自由只是一紙空文。另一方面，各人都在表演，充分暴露人性的醜陋面。有的人性突然扭曲到令人髮指的地步。一位作家說：“當政治運動到來的時候，那麼多人跪下去，沒有一個人站起來反抗；當政治運動過去的時候，那麼多人站起來，沒有一個人跪下去懺悔。”
1970年大批知識分子下放到農村，智超所在的學部（包括歷史研究所）全部下放到河南息縣“五七”干校，勞動改造、備戰。據說，整個哲學社會科學部將解散。後來還是周恩來總理堅持說：“不能不要這批知識分子，要解散易，要再找回來就難了……。”最後在1973年就全部遷回北京。
六、勵耘豐收
1971年與慶瑛、次子雪松合影。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各條戰線才恢復了正常的運轉，也宣告了十年動亂的結束。夢魘般的往事不堪回首，智超決心要把浪費掉的十年光陰補回來。智超在歷史研究的活動中，在很大程度上繼承和發揚了史學世家的好傳統、治學精神，畢竟家庭會影響到一個人的一生。他有一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窮追不捨的精神。從前輩那裡學到的，加上他聰慧的頭腦、勤學苦讀的習慣，他不斷擴展自己的研究範圍，因此，三十年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四人幫”垮台後，他與其他幾位同事經過一年多的努力，1978年正式出版徹底揭露批判“梁效”、“羅思鼎”在“四人幫”指揮下，對歷史學破壞的兩本書《歷史的記錄》與《歷史的審判》。1982年出版了《古代中越關係資料選編》。他研究中越關係史，在收集了大量資料的基礎上，批駁了越南某些人歪曲中越關係史的謬論。
他為了紀念祖父誕辰一百週年，精選了祖父的論文，1980、198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了《陳垣學術論文集》一、二冊。這是解放後第一次出版祖父的論文集。《道家金石略》是一部大型的道教碑刻資料集，祖父生前就想出版，但沒來得及完成。祖父研究道教史，深感資料不足，下決心從歷代碑刻中發掘資料。碑刻與書本不同，散處四方，而且拓片有質量好壞之不同。1923、1924年祖父在北京大學兼課，北大藏有繆荃孫藝風堂拓片萬餘通，他編出書目，讓一批勤工儉學的中學生抄錄出八十餘萬字的稿本。但正如他所說的：“抄書易，抄碑難；抄碑易，校碑難。”這幾十個學生，不長時間就抄了幾十萬字的拓片，但錯誤很多。祖父沒有時間去親自校對，這批稿本因此一直放在那裡，他也以不能出版為一憾事。1981年始，我們夫婦前後花了兩年半的時間，校對每一通拓片，並跑到山西、四川、上海、陝西等地補充材料。智超跑北大圖書館對拓片，不是用辛苦二字能說明的。因為收藏這批拓片的金石閱覽室，每天只開放半天，從早上七點半到十一點半。北大在北京的西北郊，我家住在東南郊，當時到北大，要換兩三次公交車，單程要兩至兩個半小時，為了爭取時間，在開館前趕到圖書館，每天五點半就要動身，天天如此。有時要整個上午蹲在地上，反覆辨認拓片，單塵土就能把他熏得頭昏眼花。經過兩年多的艱苦努力，終於編成二三○萬字的《道家金石略》。對此，學術界給予很高的評價，有的認為這是幾十年來，道教史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有位讀者在看了智超寫的前言，其中講述了校補的經過，感動得熱淚盈眶。
另一項重要的輯校工作，是《宋史·藝文志考證》的出版。這是智超父親從1941年在香港時開始寫作的書。父親歷經五十年，三易其稿，可是，到1990年父親逝世時，仍未完成。智超為了卻父親多年的心願，經過一年多的精心整理，終於完成此書，交稿後又在出版社放了十年。智超從七歲時就曾幫父親抄《宋史·藝文志》考證的材料，前後整整六十年，終於在2002年出版。張其凡教授說得好：“六十年滄桑成此書。”
近年來，有許多好心的朋友、同行評價智超時說：“他無論在國內、國外，凡是他所到之處，總會有新的發現、新的收穫。”以至於近年他每從外地或國外回來，熟悉的朋友見面第一句話就是：“有什麼新發現？”現僅就他的一些發現，挑選幾項作簡單介紹。
1.鄭成功信件的發現
1993年4月，智超應邀訪問日本一個月，主要目的是收集清初到日本的高僧東皋心越的材料。東皋心越是浙江浦江人，八歲出家當和尚，後來參加反清活動。反清失敗後，他到了日本。他是佛教禪宗裡的曹洞宗一派。他在日本經歷了各種艱辛，終得到水戶藩主德川光國的支持，為心越在水戶蓋了一座天德寺。心越是該寺的開山祖（此寺現存，改名為衹園寺）。心越在日本影響很大，他除了建立新教派外，突出的貢獻有兩點：一是把中國的篆刻藝術傳到日本，影響至今；更重要的是，古琴指法在日本失傳已久，心越精於琴道，在日本重傳彈琴指法，被日本古琴界奉為鼻祖，影響很大。最近幾年，連年召開紀念心越的研究會。
1978年與慶瑛攝於故宮。
1997年12月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演講後與陶晉生教授攝於校園內。
日本學者杉村英治，青少年時代在中國度過，回國後在東京大學圖書館工作了三十多年。他熱愛中國，對心越這位高僧非常欽佩，發憤寫成心越的長篇傳記。為了寫這部書，他曾在1987年來到中國，收集有關心越的資料。但令人失望的是，即使在心越的家鄉浙江浦江，也沒有人知道心越的事跡，他的專著雖然出版了，但仍覺得缺乏中國資料是個缺陷。杉村英治看到智超編注的《陳垣來往書信集》，知道陳垣先生是他舅舅的岳父松崎鶴雄的朋友，又看到智超的其他著作，認定智超是可以依賴的學者。1993年他通過日中友協邀請智超訪日，主要是編選一部心越的詩文集。
智超訪日前已做了充分準備。到達日本後，杉村先生陪他沿著心越當年到過的地方訪問。第一站是水戶市的衹園寺和彰考館，這裡還保留著心越的一些遺物，如書信、字畫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水戶曾遭美軍轟炸，衹園寺和彰考館也被炸，大批文物喪失。他們去的第二站是京都附近宇治市黃檗山的萬福寺。此寺的開山住持是隱元隆琦，隱元屬於禪宗裡的臨濟宗，他比心越早到日本，名氣也比心越大，心越曾到萬福寺祝賀隱元弟子木庵的七十誕辰。智超從水戶天德寺的經驗知道，日本對開山住持的材料是非常重視的，因此，萬福寺也可能收藏有隱元的材料。趁此機會向黃檗文化研究所長大
先生提出，能否看看萬福寺收藏的有關隱元的材料，特別是文字方面的材料，包括書信等等。大先生慷慨應諾，拿來鑰匙開了一道又一道的門，先拿出來的是隱元從中國帶到日本的書籍，包括幾本抗清犧牲的黃道周的著作。然後，大拿出幾卷隱元的信件，從中看到了一些名人志士——鄭彩、劉沂春、戴笠等等的信札。其中有一通沒有署名的信，引起了智超的特別注意。寫信人自稱“本藩”。從信中內容可知，隱元從中國到日本，是由“本藩”撥船相送。智超覺察到此人很可能就是鄭成功，他很快又查到隱元年譜，說他在順治十一年即公元1654年從福州經泉州到中左所（現在的廈門），鄭成功接待了隱元並派船送他到日本。別人稱鄭成功為“藩王”，而鄭成功自稱為“本藩”。因此，智超當時就判斷眼前這封信就是鄭成功的親筆信。為謹慎起見，他回國後進一步查尋材料，進一步加以論證。
鄭成功信件在日本被發現的消息確認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公開廣播，接著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人民日報》、日本的《讀賣新聞》，都紛紛廣播、報道，一時引起了很大反響。同事見智超就笑著說：“你成了新聞人物了。”這封保存了幾百年的信，證明了隱元參加了抗清鬥爭，並可能接受了鄭成功交給他的使命，到日本請求援助。後來，智超與兩位同事又將所有隱元信件註釋出版，書名《旅日高僧隱元中土來往書信集》。此書獲得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優秀成果獎。
2.《宋會要》輯稿遺文和嘉業堂清本的發現和《宋會要》 的復原
宋王朝共存在三二年。宋朝皇帝和政府，為了統治的需要，設置專門機構，把各種重要文件，按不同性質歸類，編成會要，會要就是原始檔案的分類彙編。宋會要編過多次，特別到南宋，編會要更加制度化，每代皇帝即位，就開始編本朝會要。每當朝廷遇到問題要處理，就可以參考會要，知道過去是怎麼處理的，提供了歷史借鑒。《宋會要》對後人來說，是提供瞭解研究宋代歷史的史料寶庫。
元滅宋後，大批文書檔案從杭州運到了北京，《宋會要》也在其中。明滅元後，《宋會要》還是完整地保留著。但根據明中期文淵閣藏書的目錄，《宋會要》在此時已經沒有了。那麼，我們為何在現在還能看到《宋會要》呢？
原來十五世紀初，明成祖下令修《永樂大典》，把明朝以前的書都分韻編入《永樂大典》中。因此，《宋會要》的主要內容，也得以保存到《永樂大典》之中。可是，《宋會要》收入《大典》時，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即《大典》把《宋會要》的二十一類的千多門完全打散了，按照它的編纂原則分韻收錄，《宋會要》原來的類、門、名，完全沒有了。
《永樂大典》是大部頭的類書，共有兩萬兩千八百七十七卷，約三億七千萬字。明嘉靖時，皇宮發生大火，大火雖沒殃及《大典》，但嘉靖皇帝為防不測，組織人力，另外抄寫了一部，稱為“副本”。奇怪的是，正本在後來卻找不到了，有種傳說是埋到嘉靖皇帝的墳墓裡了，但已無法證實。故《大典》只剩下副本了。到了清朝，乾隆皇帝組織編修《四庫全書》，這時的《大典》副本已經丟失了二千多卷。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又遭一場兵災匪禍，《大典》已大部分散失，有少部分被英、德、法、日劫走了。到了20世紀50、60年代，經過各種渠道，全力收集，大約收集到八百卷，已不到原書的百分之四。
清朝編修《四庫全書》時，乾隆曾下令各地方向朝廷獻書，同時也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了幾百種書。《宋會要》本是《永樂大典》所收的最大部頭的一部書，修《四庫》的官員，本來可以而且應當輯出《宋會要》，但他們沒有這樣做，估計是嫌部頭太大，分門太多，畏難而退了。又過了三十多年，二十九歲的徐松被派去作全唐文館的提調兼總纂官。為修《全唐文》，清政府把《永樂大典》搬到《全唐文》館內。徐松是個有心人，他利用修《全唐文》的機會，命書吏把凡是引《宋會要》的內容都另外抄出來，大約抄了一千萬字。當時，徐松的做法是假公濟私，可從後代人看來，徐松是做了件大好事。因為他當時看到的大典還有近兩萬卷，而我們如今只能看到八百卷了。如果不是徐松當時輯出《宋會要》，這寶貴的資料就沒有了。徐松曾經想恢復《宋會要》的原貌，可是，他一時找不到助手，過了一年他因犯法，被充軍到新疆，《宋會要》的重輯工作，便拋置一邊了。後來，連這部輯本也流落在外了。又過了一百多年，到民國四年（1915），浙江湖州的藏書家劉承幹用重金買下這批已經過兩次易手的稿子，並請人加以整理，編成八百萬字的《宋會要》嘉業堂清本（劉的藏書樓名嘉業堂）。
到了20世紀30年代，北平圖書館從劉承幹那裡把徐松原輯本買下，又把嘉業堂清本借到北平圖書館，當時北圖還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以陳垣為委員長。委員會先請圖書館的人員檢查，得出結論是：徐松輯本被劉富曾割裂拆訂，已失去原有面目。正在此時，“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佔領東三省後，逼進華北，北平局勢緊張。委員會就決定先影印徐松的輯本。可是，花費頗多，後得哈佛燕京學社資助五千美金，印了二百套。到1957年，中華書局影印了三千部，這就是《宋會要輯稿》。後來，台灣也影印了中華書局的影印本。《宋會要輯稿》的出版，推動了宋史研究的進展，但因為這是一個被攪亂了並準備丟棄的稿本，混亂不堪，使用起來很不方便，青年學者更視為“天書”，不敢問津。
1981年，智超倡議對《宋會要輯稿》作徹底整理，以便於學者們使用，以進一步推動宋史研究的發展。智超進行科學研究，一貫堅持兩點：第一，弄清楚前人在這個題目上究竟做了些什麼工作？還有那些問題需要解決？第二，收集齊全有關這個問題的材料，盡量做到“竭澤而漁”。前人對《宋會要輯稿》的研究，僅僅局限在對這部輯稿的利用，如編製目錄、索引等，對它本身存在的問題也只是一般的瞭解。在材料方面，他首先把目光鎖定在尋找八百萬字的嘉業堂清本上。
智超先到北京圖書館（現為國家圖書館），在善本目錄中查到有兩部《宋會要》。他請工作人員將這兩部《宋會要》調出，一部就是通行的《宋會要輯稿》影印本的底本；另一部實際上是兩捆稿本，除少部分是繆荃孫和劉承幹的整理本外，主要是《宋會要》輯本的遺文。
智超經過分析斷定，這八十萬字的遺文，是劉承幹在整理徐松輯本的過程中，把他們認為是復本的放在一起刪落下來的。其實這部分內容，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雖然是覆文，但有重要的校補價值；另一部分則並非覆文，而被誤認為覆文。智超後來把這批零亂但很重要的遺文，編成《宋會要輯稿補編》出版，並利用這批遺文，在《宋會要》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突破。
在北圖找到這批遺文之後，智超繼續通過各種線索追蹤嘉業堂清本的下落。他首先尋訪過的人中，有史學前輩張政烺先生，張當年在史語所工作，曾被派往嘉業堂看書購書。再函詢唐長孺先生，唐與劉承幹有親戚關係。他又跑到上海，找到周子美老先生，周曾為嘉業堂編目，當時已九十多歲，已經失聰，從筆談中，得知嘉業堂藏書有一部分賣給了幾家圖書館。智超就先後走訪了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杭州大學圖書館，但仍無結果。他這時又分析，清本很可能在劉承幹捐贈了大量圖書的浙江省圖書館。因此，他又到了浙江省圖書館。經多方詢問，找到一個老館員何先生。何先生拿出善本書目給他查找，還是沒有。智超又向何先生講明，此稿的重要性，最後，何先生說：“好像在山上書庫內，還有一堆稿本。”於是他去拿了一本下來給智超看。“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這正是嘉業堂清本中的一冊。智超喜出望外，請他全部拿下來，他清理順序，整整共四六冊，一冊不差。此時此刻，他無比興奮，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頓時也感到太累了。為了慶賀，他特意到浙圖附近著名的樓外樓餐廳要了一盤清炒蝦仁來慰勞自己。
根據以上發現，他在1982年1月發表了《宋會要輯稿遺文和嘉業堂清本的再發現》論文，把發現經過講述一番。後來，歷史所出資一千元，借浙圖的清本複印了一套。經過努力，《宋會要輯稿補編》一書也出版了。
從1982年起，智超持續不斷地、全面系統地研究《宋會要》，終於在1995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個人專著《解開〈宋會要〉之謎》，全書三十多萬字。史學界對此書的評價很高。鄧廣銘先生說：“《宋會要輯稿》影印本行世，對宋史研究起了很大推動作用，然而編次雜亂，學者仍難藉以窺知宋人歷次所修會要的原面目。這本書的出版，為全面整理《宋會要》提供了可行的方案。作者在本書中運用的方法，也可供歷史工作者借鑒。”徐規先生說：“此一成果的意義將遠遠超出其研究對像《宋會要》以外。它對《輯稿》混亂和存在問題的澄清，……對於宋史與中國古代史的研究，無異提供了最可靠的豐富資料。……對整個文化學術事業的發展也必將有所推進。”日本著名學者斯波義信則說，它“真是對於宋史研究空前絕後之貢獻偉業”。中年學者方健評價說：“本書對近千萬言的《宋會要輯稿》和《補編》進行了全方位、多側面的研究，令人信服地總結出《宋會要》被錄入大典，又被從大典輯出的規律，對前人三次不得其法的整理也進行了總結性清理，從而破解了大小數以百計之謎。其間睿思妙論叢生，懸念迭起，而謎底一一揭露。”“它代表了迄今研究‘宋會要’的最高水平。”
3.《名公書判清明集》明刻本的發現
《清明集》是南宋中後期編輯的一部當時官員訴訟判詞和官府公文的分類彙編。過去只知有一個宋刻殘本，僅存四卷，而且僅存一部，它由清代著名藏書家陸心源所藏。陸心源有兩百部宋刻本的書，他非常珍視這些書，把藏書樓取名“皕宋樓”，“皕”就是二百的意思。但他逝世後，後代把這些書，包括《清明集》殘本，都賣給了日本靜嘉堂文庫，中國學者反而看不到了。《清明集》殘本仍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因為它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實際情況，反映法律怎麼實施。此書傳到日本後，許多日本學者，不但經常引用，還就本書專門寫過多篇論文。
1983、1984年，智超提出要標點這四卷《清明集》，當時的許多學者，集體意識還很強，缺乏自我意識，做學問要依靠組織、領導、集體；自己個人做好像是搞單干一樣。結果，研究室三個人一起做這項工作。這時，同研究室的郭正忠告訴智超，“好像北圖目錄上有明刻本的《名公書判清明集》”。於是，智超跑到北圖查書目，查到的是明刻本十卷本，就是說，他找到了比宋刻本多出六卷的十卷本。但是，北圖的明刻本沒有篇目，沒有書籤，只有序言，這就引起了他的懷疑。這時，他深感自己過去有循規蹈矩的心理，以為《清明集》這樣重要，如果有其他版本，一定早就為人所知了。因此，就沒有想到去查找新版本。這樣，他進一步聯想到，除北圖外，是不是還會有別的圖書館有另外的版本呢？怎麼樣去尋找呢？當時圖書館的目錄還沒有聯網一說，他想到一個竅門，他知道周總理在生前曾經指示過，全國要統一編出一部善本書目，可是，此時還沒有出版，智超想到了當時主持這項工作的冀淑英女士，請她幫忙代查。她很快回信，告知上海圖書館有一部明刻本的《名公書判清明集》共十四卷。智超非常高興，馬上趕往上海，到上圖借閱。果然，上圖所藏《清明集》與北圖的同是一個版本。但上圖的是足本，北圖是殘本。上圖藏本有篇目也有書籤，可以斷定，書商在把殘本賣給北圖時，把篇目抽掉了，使人不知是殘本。
史學界認為，智超的這一發現，是建國後宋史學的一重大發現，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他們三人把這十四卷本全部標點出版了。此書出版後，不但被廣泛應用，日本和台灣地區都多次舉辦過本書的研討會，出版了討論集和日文譯注本，美國學者也出版了本書選本的英譯本。根據國內外學者的要求，2003年中華書局又再版了。此書還被收入《歷代判牘判例》這套大叢書中。
4.發掘出明代徽州文書——方用彬信件
徽州在安徽省東南部，歷史上出現過不少著名的學者，如南宋的朱熹，清代的戴震，近代的胡適、陶行知等。徽州商人從明中期開始，遍佈各地，徽州商人與山西商人是中國最會經商的生意人。至今徽州很多地方保留著古建築——祠堂、牌坊，民居有濃厚的地方文化特色。徽州地區的文房四寶——墨、筆、紙、硯，都是很出名的。還保留著大量的家譜、樂器。由於徽州有豐富的文化、經濟內涵，近年來引起了許多國內外學者的重視，越來越多的學者對它進行研究，稱之為“徽學”。
美國波士頓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裡，所收藏的中國古籍在北美洲大學中是首屈一指的。它還有許多珍貴的歷史文獻。其中最重要的館藏之一是一批明朝人的信件，共七三三封，名刺一九件。這麼多的明朝人信件，而且收信人基本是同一個人，在國內外都是僅見的。國內收藏明朝人信件最多的上海圖書館，不過五百餘封。所以，這麼多的信集中在一起是很難得的，有很高的文物價值及史料價值。
要利用這批信件作出歷史研究，首先要做幾項工作：
（1）辨別字、句：一般說來，朋友間寫信是比較隨意的，行書、草書都有，如果不認字就不能瞭解內容。
（2）確定寫信人、收信人的姓名、身份：過去的人寫信，稱字不稱名。如果不瞭解其人其事，或者有錯誤，就不能正確利用。
（3）信的時代：過去的人寫信，一般不寫年、月、日。要利用信件就要瞭解信件的時代，起碼是大致的年代，因為歷史活動總是人在具體的時間和空間中活動。
（4）信的地點：收信人和寫信人所在的地點。
（5）信中所說何事：對信的內容作出準確的解釋。
這五方面的工作是互相聯繫的。智超在對這批信件作研究之前，介紹這批信件的專文只有一篇，作者是位曾到哈佛的訪問學者。1995年他在一本具有權威的期刊上發表文章，可惜文章把收信人誤認為是浙江蘭溪人方太古。
智超對這批信件進行了研究，在對全部信件作出釋文以後，他首先要確定，收信人到底是誰？收信人姓方，字元素。前述作者根據這兩點，從一般詞典之類的工具書中查到金華方太古字元素，便肯定收信人是方太古。其實，他根本沒有認真看懂這些信件的內容，瞭解金華方太古的生平，更沒有把信件內容與方太古生平聯繫思考。智超認真研究了方太古的生平，發現寫信人當中有些人，包括著名的王世貞和汪道昆，他倆根本不認識方太古。所以王、汪兩人寫信的對象方元素，肯定不是方太古。其次，方太古有明確的生卒年，他死於嘉靖二十六年（1547），而現在這批信件中，有確切年代的，有一封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一封是萬曆二十六年（1598），分別在方太古死後的十七年和五十一年。根據這兩點，智超推翻了收信人就是蘭溪方太古的結論。
可是，僅僅否認以上推斷，只是研究工作的開始，那麼，這批信件的真正收信人到底是誰？這在一般工具書上是查不到的。智超認定，在茫茫人海中要查出收信人，只能從已有的材料出發。已有材料包括兩方面，第一是信件本身；第二是寫信人的著作。具體來說，先要縮小搜索範圍，找出收信人的籍貫。有封信恭維方元素是“新都詞宗”，知其為新都人。另一信，請他刻圖章，這人是新安人，住在真州（今江蘇儀征），信中說，他離開家鄉時，方元素送他很遠。從此可知，方元素又是新安人。新都、新安都是徽州的古稱，這樣便知方元素是徽州人。智超不以此為滿足，因徽州有六個縣，方氏到底是屬於那個縣的人呢？他又看到另一封信講：請你告訴我，貴宅在巖鎮之街。可知方在巖鎮，而巖鎮在歙縣，因過去這裡有個巖寺而得名。宋朝在此設收稅的機關，到明嘉靖、萬歷時，已是有萬戶人口的大鎮。抗日戰爭時期，新四軍軍部曾在巖鎮設總部，故巖鎮很有名。從書信中，也發現了方元素的名。有一封寫信人是汪徽，他是當時第一流的篆刻家，他給方元素寫信，說他給方元素刻了兩枚圖章，信中還蓋了這兩枚圖章，其中一枚是“方用彬字元素”，另一枚是“別字思玄”。至此，收信人是什麼地方人、名字全查出來了。他是徽州歙縣巖鎮人方用彬字元素，別字“思玄”。
智超回國後又進一步尋找方用彬的家譜。最後在安徽博物館查到了環巖“方氏族譜”，上面明確記載方用彬“字元素，號黟江，國學生”，族譜還記載了他的生卒年、月、日，妻子姓氏，葬地和兩個兒子的名字。
智超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寫出一部一百二十萬字的專著《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2001年安徽大學出版社出版。這部書現在成了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際交流的必備書，把它作為訪問學者作品的典範。
5.《舊五代史》的重輯
在中國悠久豐富的史冊中，從《史記》始至《明史》，在中國稱為“正史”，大部分由朝廷組織編纂，又系統記載了中國文明發展的歷史，這就是二十四史。其中二十三部，都是原來的本子流傳下來的，只有一部宋初修的《舊五代史》是個例外，它的原本已經失傳。清乾隆修《四庫全書》時，邵晉涵從《永樂大典》等書中輯出。後經乾隆皇帝正式批准，與其他二十三史並列，故有二十四史之稱，是二十四史中僅有的輯本。
大部分讀《舊五代史》輯本的人，對它深信不疑，當成原本對待。到20世紀30年代，有學者對《舊五代史》輯本提出了許多問題，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陳垣先生，他寫了一本著作《舊五代史輯本發覆》，指出輯本對《舊五代史》原來的胡、虜等字作了篡改，有時甚至把句子的意義也改了。此後，他又制訂了校改《舊五代史》的計劃，並做了大量工作。但這些珍貴的稿本，在“文革”開始時都被中華書局造反派取走，至今不知下落。這是一項重大損失。
現在，智超要做的工作，可以說是繼續完成陳垣先生的未竟之志，而且還要把這項工作推向前進。他要重新整理《舊五代史》輯本。他經過細緻、艱苦的工作，先對《舊五代史》輯本的問題進行了徹底、全面的清理。分別從內容、編排、文字等這樣縱的方面，以及本紀、列傳、志這樣橫的方面，全面分析了《舊五代史》輯本存在的問題。然後，他制訂了嚴密的計劃，重輯《舊五代史》。用他的話來說：“如果我們今天具備當年邵晉涵的條件，能利用基本完整的《永樂大典》，我們肯定可以編出一部遠遠超過現輯本水平的《舊五代史》。但如果當年邵晉涵沒有及時輯出《舊五代史》，我們僅根據殘存的《永樂大典》和現存的文獻，絕不可能編出如邵晉涵輯本那樣規模的輯本。但是，在現在輯本的基礎上，在現有條件下，我們卻能夠重新整理出一部更符合《舊五代史》原本的新輯本。”他還說：“我們所根據的不是什麼新資料，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有份量的關於五代史的新資料，我們依靠的是科學的思維和方法。”現在史學界正盼望他的新輯本《舊五代史》早日問世。
因篇幅關係，智超的另一些發現，如：金元真大道教碑文在河南的發現；女真後裔在台灣的發現；明玉珍後裔在韓國的發現；契丹後裔在雲南的發現；陳元光的鮮卑血統的發現；占婆文書在法國的發現；首先倡議在廣東新會崖門打撈宋元戰爭的沉船等等，不一一贅述。
七、老驥伏櫪
2002年11月在珠海舉行的紀念陳樂素教授冥誕百週年學術討論會上，智超發言，提到自己已經六十八歲時，引起全場一片驚訝聲。到會的許多人對他都比較熟悉，都不相信他有這麼大年紀了。許多朋友都說，這是得益於家庭的遺傳，他有長壽基因。祖父陳垣先生享年九十一歲，父親樂素先生米壽，都算高壽了。但智超總會向人介紹這樣一個事實：“垣老的父、祖、曾祖三代，男子中沒有超過七十歲的。”有朋友也問他有什麼養生之道，其實，他並沒有刻意去保養身體。
他生活儉樸，有規律。他沒有煙酒嗜好，偶爾喝一點酒，從不過量。對飲食沒有苛求，很容易滿足，從這點上說來，他是一個最容易照顧的好丈夫。他常說，山珍海味、大魚大肉，吃上幾頓就會膩了。白菜蘿蔔、粗茶淡飯，一輩子也吃不厭。他生活很有規律，一般五六點起床，一日三餐都是固定時間，中午小憩一小時左右，晚上十一時就寢。除非有特殊情況，天天如此。
智超曾對我說，他是個悲劇性的人物，真是性格決定命運。他不屑攀附權貴，一身傲骨，不喜歡當官從政，不喜歡拋頭露面，不事張揚。我認為：在中國是官本位，你不任官職，你就不可能有那些當官的才能獲得的一切，如職稱、房子等等。1986年，歷史所開始評定研究員，智超連續幾年落選，這是他悲劇性格的充分體現。他想得太簡單，太天真，以為只要學術水平擺在那裡，就沒有評不上的道理。我說：“你不會去搞人際關係，又沒有一官半職，你就會吃虧的。”人們常說當時的情況是：“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我改為：“讓你上，你就上，不該上也上。不讓你上，就不能上，該上也不能上。”智超幾次落選，引起了史學界議論。有一次歷史所派人到復旦大學找譚其驤教授商議歷史大辭典的事，譚向來者問及歷史所評職稱的情況，得知智超幾次沒評上，大為惱火說：“你回去給歷史所的領導帶個話，我是親眼看著智超長大的，他都評不上研究員，實在太不像話了。”後來，我告知譚教授，智超在歷史所遭受妒忌、排擠、壓制的事太多了，對他太不公平。這位德高望重的學者聞後感歎不已。記得祖父陳垣先生講過：“一個人要出頭，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自己要有真本事；二是有人推薦你。”
歲月蹉跎，如今年紀大了。我常勸他身體要緊，歲月不饒人，何必要這麼苦幹呢？再說你已經事業有成了。而他認為：“人生芳穢有千載，世上榮枯無百年。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應當多給後人留下些擲地有聲的文章，經得起推敲和時間考驗的著作，才無愧於養育我們的祖國、人民。”
目前，智超手邊《陳垣全集》的編纂工作接近尾聲。智超非常崇敬祖父，不僅僅是因為親情，而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史學生涯中，在反覆比較中，他深刻體會到垣老在歷史學領域取得成就之卓越與艱辛。祖父逝世三十八年來，他一直注意收集祖父的有關資料，一張紙條也不放過。《陳垣全集》已交付出版。全書有一千萬字，包括祖父生前沒有來得及發表或整理結集的著作，它將是一個最權威的版本。《陳垣全集》的出版，將為祖父樹立一座供後人學習景仰的豐碑，而智超在不經意中，在這座豐碑的底座上，鐫刻上自己的名字。另外就是《舊五代史》的整理。這是多麼繁重的工作啊！即便是壯年，恐怕也難以完成。智超多次對我說過：等這幾件工作完成之後，他將要徹底休息，陪我到外地旅遊，各地走走。我擔心他能否實踐這個諾言，因為到時候，他又會向更高的目標邁進。
我們度過了多少個悲、歡、離、合的日子，遇到過多少吉、凶、禍、福。過去的歲月像流水般的逝去。期望今後，我只求我們健康、平安、快樂。
2001年1月，與啟功先生討論編輯《陳垣全集》事宜。
2003年與次子雪松、孫子浩寧攝於住宅小區內。
2000年11月，代表陳垣先生家屬將陳垣新會故居捐贈與新會市政府。接受者為廣東省文化廳曹廳長。
國家圖書館關於捐贈陳垣先生藏書、文物等的榮譽證書。
2008年與慶瑛攝於北京陳垣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