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坐在椅子上，背後牆上掛著一副拉裡·裡弗斯[1]的黑白作品。他臉色好蒼白，我跪下來握住他的手。嗎啡天使說過，在切爾西酒店有時能用作品換到房間。我有意主動提供作品，我相信我在巴黎畫的那些素描很有實力，羅伯特的作品也無疑會讓大堂裡掛的其他東西黯然失色。我面前的第一道障礙，就是酒店經理斯坦利·巴德。
我淡定地走進他的辦公室，準備自我推銷。他正打著一個沒完沒了的電話，揮揮手讓我出去。我出來挨著羅伯特坐在地上，默默地估量著形勢。
突然間哈里·史密斯出現了，就像是從牆上走下來的。他一頭狂野的銀髮，糾結的絡腮鬍子，用一雙被巴迪·霍利[2]式鏡片放大了的好奇的亮眼睛盯著我。他興致勃勃地向我拋來連珠炮式的問題，幾乎等不及我的回答：“你是誰你有錢嗎你們是雙胞胎嗎手腕上幹嗎繫著絲帶？”
他在等朋友佩姬·比德曼，想她能請他吃上一頓。自己的困境就夠讓他愣神了，他卻似乎也同情我們，尤其看到羅伯特連坐起來都困難，更是立刻焦躁起來。
他站在我們面前，微駝著背，穿著破舊的粗花呢夾克、華達呢棉布褲和沙漠靴，昂著頭，就像一隻高智商的獵犬。儘管剛剛四十五歲，他已經像是個有孩子一般無限熱忱的老頭。哈里製作過《美國民間音樂選集》[3]，因而備受崇敬，從最不知名的吉他手到鮑伯·迪倫都受過它的影響。羅伯特太虛弱了說不了話，於是我一邊和哈里聊著阿巴拉契亞音樂，一邊等著拜見巴德先生。哈里說起他正在拍一部受到貝托爾特·布萊希特[4]啟發的電影，我給他朗誦了《海盜珍妮》[5]的片段。這注定了我們之間會有事情發生，雖然我們沒錢讓他有點失望。他在大堂裡追著我問：“你確定不是有錢人？”
“我們史密斯家就沒富過。”我說。這似乎令他大吃一驚。
“你確定你姓史密斯？”
“確定，”我說，“再確定不過了，咱們五百年前是一家。”
我獲准再度走進巴德先生的辦公室。我主動出擊了。我告訴他，我將從我老闆那拿到一筆預付款，然而我也會給他機會得到遠值過房租的作品。我盛讚了羅伯特，拿出作品輯作為抵押。巴德神情充滿了懷疑，不過他假定我說的都是實話，也不知能看到我們的作品對他而言是否有意義，反正我有工作的保證似乎打動了他。我們握手成交，鑰匙到手。1017房間，切爾西酒店的房租是一週五十五美元。
佩姬來了，他們幫我把羅伯特送到了樓上。我打開房門，1017房間是全酒店聞名的最小房間，一間淡藍色的小屋，有一張白色的金屬床，蓋著奶油色的繩絨床罩，一個水槽和一面鏡子，一個小五斗櫥，一台便攜式的黑白電視擺在一大塊褪色的鉤織裝飾墊布中央。我和羅伯特從來沒過有電視，而它現在就放在那兒，一個充滿未來感卻已過時的護身符，在我們整個居住期間，插頭都在那裡垂蕩著。
酒店裡住著個大夫，佩姬給了我大夫的電話。我們有了乾淨的房間和援助之手。這裡主要作為羅伯特養病的地方，我們到家了。
大夫來了，我等在門外。房間太小，三個人轉不開，我也不想看羅伯特打針。他給羅伯特打了一針大劑量的四環素，開了些處方，併力勸我也做個檢查。羅伯特患有營養不良並伴發高燒、戰壕口炎、阻生智齒，還有淋病。我們應該雙雙打針並去做傳染病登記，大夫說我可以遲些再付他錢。
我有種不舒服的感覺，覺得我有可能經由某個陌生人染上了花柳病。我不是妒忌，更多是覺得不潔。我讀過的所有讓·熱內都有一種“得了淋病就不是聖徒”的觀念。大夫婉轉地談起一種注射療法，這又跟我的針頭恐懼症糾結在了一起。但我必須把個人的擔憂放到一邊，我最關心的是羅伯特的健康，而他已經病得做不了任何激昂的演說了。
我一聲不吭地坐在他身邊，看著我們僅有的行李，覺得切爾西酒店的光線是那麼特別。那不是自然光，而是從檯燈和吊燈上散射開來的，強烈得令人無處躲藏，又似乎充滿特有的能量。羅伯特舒服地躺著，我告訴他別擔心，答應他我很快就回來。我必須對他不離不棄，我們有此誓言。
那意味著我們並不孤單。
我走出酒店，站在紀念詩人迪倫·托馬斯[6]的匾牌前。那個早晨，我們逃離了阿勒頓的抑鬱；現在，我們在紐約歷史上最有名的酒店之一擁有了一個乾淨的小房間。我觀察著周圍的地形，1969年，第七大道和第八大道之間的第二十三街仍有一種戰後的感覺。我經過一家漁具店、一家從髒兮兮的窗戶裡隱約傳出巴黎爵士樂的二手唱片店、一台相當大的自動售貨機，以及有著棕櫚樹霓虹燈的“綠洲”酒吧。街對面是一家公共圖書館分館，挨著一棟規模可觀的基督教青年會大樓。
我向東轉入第五大道，一路走到第四十八街上的斯克裡布納書店。雖然我已經離開了很久，但我有信心他們還會留下我。我的回歸有點不情不願，不過考慮到我們的處境，斯克裡布納是一條實實在在的出路。同事們熱情地歡迎了我，我去地下室分享了他們的咖啡和肉桂卷，也用我的巴黎街頭生活故事逗他們開心，我強調著我們不幸遭遇中的幽默，最後找回了我的工作。他們還額外支援了我一筆預付款，以應付眼前的開銷和一個星期的房租，為的是給巴德先生留下深刻的好印象。我們的作品他沒看，但他留下了作品輯日後考慮，所以我們還有以物易物的希望。
我給羅伯特帶了點吃的回去，那還是我回到他身邊後他第一次吃東西。我把跟斯克裡布納和巴德的交易講了一遍，我們驚訝於發生了這麼多的事情，回顧了我們從災難走向平靜的小小冒險之旅。之後他突然陷入了沉默，我知道他在想什麼。他沒有說“對不起”，但我知道他是這個意思。他把頭靠在我肩上，他想知道，如果我沒有回來，我自己的日子是否會好過一些。但我回來了，兩個人的日子到最後都會好起來。
我知道怎麼照顧他。我擅長護理病人，知道怎麼讓病人退燒，這是我從母親那兒學來的。我坐在他身旁，看著他迷迷糊糊地睡去。我很累，我沒回成家，但情況在好轉，我一點也不後悔。我很興奮，我坐在那兒，聽著他的呼吸，夜明燈的燈光灑在他的枕頭上。在這座睡夢中的酒店裡，我感受到了夥伴的力量。兩年前他救了我，出人意料地出現在湯普金斯廣場花園；現在我又救了他，從這一點上說，我們扯平了。
幾天過後，我到克林頓街去找我們以前的大樓管理人吉米·華盛頓結賬。我最後一次登上那幾級厚重的石階，知道我不會再回布魯克林了。我在他門外站了片刻準備敲門，我能聽到《藍衣魔鬼》播放的聲音，吉米·華盛頓正在跟他的女人說話。他緩緩地打開門，看到我很是驚訝。他已經把羅伯特的東西打了包，但顯然他對我大部分的東西都感興趣。我只得笑著走進他的客廳。我的藍色撲克籌碼正躺在敞開的專用匣裡，我的安有手工船帆的快速帆船、裝飾華麗的石膏公主被小心翼翼地擺在他家壁爐台上，我的墨西哥披肩，蓋在我煞費苦心打磨並用白瓷漆刷過的木質大辦公椅上。我稱它為“我的傑克遜·波洛克椅”，因為我記得在一張斯普林斯的波洛克—克拉斯納農場照片上，有一把草坪躺椅就是這樣。
“東西我都替你好好保管著呢，”他有點尷尬地說，“我也不知道你還回不回來。”我只是笑了笑。他煮了點咖啡，我們經磋商達成協議。我欠他三個月的租金：一百零八美元。他可以留著我的東西和那六十美元押金，我們就兩清了。他已經把書和唱片打好了包，我看到唱片塔最頂上的一張是《納什維爾的地平線》[7]。這是在我去巴黎之前羅伯特送給我的，那首《躺下吧，女士》我聽了一遍又一遍。我去收拾我的筆記本，從中發現了和羅伯特初次相遇時他買給我的西爾維亞·普拉斯[8]的《愛麗爾》。我心中一陣劇痛，因為我知道我們生命中那段純真無邪的時光已經一去不返了。我把裝著《女人：第一號》黑白照片的信封悄悄裝進了兜裡，照片是我在現代藝術博物館拍的，不過我留下了那些為她畫像的失敗嘗試，那些成卷的畫布上潑濺著赭石、粉色和綠色，是我已逝雄心的紀念。我對未來太好奇了，已然無心戀舊。
正要走的時候，我注意到他家牆上正掛著我的一幅畫。如果巴德不懂，至少吉米·華盛頓是懂它的。我向我的東西告別，它們更適合他，更適合布魯克林。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這是毫無疑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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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對這份工作充滿感激，回到斯克裡布納我還是心有不甘。隻身在巴黎打拼小試了我的漂泊能力，重新調整回來就像又蛻了一層皮。珍妮特已經搬去了舊金山，我失去了我的親密詩友。
結交了新朋友安·鮑威爾以後，情況總算有所好轉。她有一頭棕色的長髮、憂傷的棕色眼睛和一種憂鬱的笑容。安妮，我這麼叫她，也是個詩人，不過是持美國立場的。她熱愛弗蘭克·奧哈拉和黑幫電影，還會拽我去布魯克林看保羅·穆尼和約翰·加菲爾德演的片子。我們自己寫大膽的B級片劇本，我還在午餐時間一個人表演所有的角色逗她開心。我們把業餘時間全花在舊貨攤上了，只為淘到地道的黑色高領衫和白羊皮手套。
安妮上的是布魯克林的教會學校，而她愛著馬雅可夫斯基[9]和喬治·拉夫特[10]。能有人一起聊聊詩歌、犯罪，爭論羅伯特·布列松[11]和保羅·施拉德[12]誰更厲害，讓我感覺很開心。
在斯克裡布納我每週約掙七十美元。繳完房租，剩下的錢用來吃飯。我必須要多掙一點，於是開始尋找打卡制工作以外的謀生方式。我去二手書店搜尋能拿來賣的書。我很有眼光，幾塊錢淘來少見的童子軍兒童讀物和一些簽名首版書，轉手一賣就掙了不少。一本嶄新的H. G.威爾斯[13]題贈的《愛情和魯雅軒》就抵上了一個星期的房租和地鐵票錢。
在一次書店探險中，我為羅伯特找到了一本微舊的安迪·沃霍爾的《目錄書》。他很喜歡，不過這也刺激了他，因為他同樣在設計一個有插頁和立體活動圖[14]的筆記本。《目錄書》裡有比利·內姆[15]的攝影作品，沃霍爾工廠[16]的經典照片便是出自他手。書裡有一座立體城堡、一隻吱嘎作響的紅色手風琴、一架立體雙翼飛機和一個滿身是毛的十二面體。羅伯特覺得自己在和安迪並駕齊驅。“這個很好，”他說，“不過還是我的更好一點。”他等不及地要起床創作。“不能就這麼躺著，”他說，“世界正在拋棄我。”
羅伯特坐立不安但不得不躺在床上，得等到感染和發熱都減輕了，才能去拔那顆阻生智齒。他恨死生病了，可過早爬起來的話，他就會舊病復發。他的恢復期理念可沒我的那麼“十九世紀”，對我而言，那意味著有機會長期臥床看書或是創作胡言亂語的長詩。
剛入住的時候，我對切爾西酒店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毫無概念，但我很快就意識到，最終能在這裡落腳真是走了大運。以同樣的房租，我們本可以在東村住一間還算寬敞的廂房式公寓，但住在這家古怪、混賬的酒店裡，卻給了我頂級的教育環境和安全感。周圍人的善意，證明了命運三女神正在協力幫助她們滿腔熱忱的孩子。
雖然耗費了些時日，羅伯特總算全面康復而且更加健壯了，如同我在巴黎磨礪得愈發堅韌，他也在曼哈頓茁壯成長著。他很快就上街找工作去了。我們兩個都清楚，固定的工作他是幹不下去的，但只要是能找到的活兒，從粉刷公寓到搬鋼琴，他都不會挑三揀四。最招他恨的工作是為畫廊運藝術品，給那些他看不上眼的藝術家幹活，很讓他惱火，但是能得到現金。我們把能攢下的每一分錢都放在抽屜最深處，向著我們的近期目標——一個大一點的房間——前進，這也是我們如此孜孜不倦付房租的主要原因。
一旦你在切爾西擁有了房間，房租繳晚一點是不會馬上被轟走的，但你會加入那支躲避巴德先生的大軍。我們可還想以好房客形象躋身二樓更大房間的候選人名單呢。我曾多次看見我媽媽在大晴天放下所有的百葉窗簾，以躲避高利貸和收賬人，這種場景貫穿於我的整個童年，我可不願在斯坦利·巴德面前畏畏縮縮。一般說來，人人都欠著巴德點什麼，而我們什麼也不欠他。
住在我們的小房間，我們就像是在舒適牢房裡的囚犯。單人床倒是夠兩人擠著睡的，但是羅伯特沒有空間工作了，我也是。
羅伯特在切爾西交的第一個朋友，是一個叫布魯斯·魯道的獨立時裝設計師。他在沃霍爾的電影《十三個最美的男孩》裡露過臉，還在《午夜牛郎》裡演過配角。布魯斯個頭不高，步履輕盈，跟布萊恩·瓊斯別提有多像了。他黯淡的雙眼下套著眼袋，隱匿在一頂黑色科爾多瓦寬邊帽的陰影裡，就是吉米·亨德裡克斯戴的那種。他有一頭略帶紅色的絲一般的金髮，高高的顴骨和燦爛的笑容在下面若隱若現。光是長得像布萊恩·瓊斯這一點對我來說就足夠了，何況他還有可愛、寬厚的性情。布魯斯有點愛賣弄風情，但他跟羅伯特之間並沒什麼，只是出於他友善的天性罷了。
他來找我們玩，可我們家沒處坐，於是他邀請我們去樓下他那裡。他有一片寬敞的工作區，遍佈著獸皮、蛇皮、小羊皮和紅色的碎皮邊角料。長長的工作台上鋪著剪裁用的紙樣，牆上掛滿了成衣。布魯斯有自己的小工廠，他設計帶銀色流蘇的黑皮夾克，製作精良，《時尚》雜誌上的那種。
布魯斯很關照羅伯特，給他熱情的鼓舞。兩個人都足智多謀，還能互相啟發。羅伯特對融合美術與時尚很感興趣，布魯斯為他指點了闖入時裝界之路。他在自己的工作區裡給羅伯特辟出了一塊地方。雖然心懷感激，羅伯特還是不願在別人的地盤工作。
在切爾西認識的人裡對我們影響最大的，可能還得說是桑迪·戴利。她是一個熱心但有幾分隱遁的藝術家，就住在我們隔壁的1019。那是一個全白的房間，連地板都是白色的。進門之前必須得脫鞋。從早期“工廠”裡拿來的銀色氦氣枕頭飄浮懸停在頭頂，我從沒見過這麼美的地方。我們光著腳坐在白地板上，喝著咖啡，看著她的攝影書。有時，桑迪看上去就像她白色房間裡的黑暗囚徒，她常會穿一條黑色長裙，我喜歡走在她後面，看著她的裙褶拖過門廳和樓梯。
桑迪在英國工作過很長時間，就是在有瑪莉·官[17]、塑料雨衣和西德·巴雷特[18]的倫敦。她留著長長的指甲，我對她能抬起留聲機唱臂而不弄壞美甲的技藝大為讚歎。她手裡常抓著一台寶麗來，她拍的照片質樸而優雅。羅伯特的第一台寶麗來就是跟桑迪借的，作為紅顏知己，桑迪還對他最早的攝影作品提出了寶貴的批評。桑迪對我們兩個人都很支持，並且能不加評判地看著羅伯特經歷他作為男人和藝術家的雙重過渡期。
她的環境更適合羅伯特而不是我，但那是一個從我們亂堆亂放的蝸居裡出來透口氣的理想去處。如果我需要洗個澡，或者僅想在一個有氣氛的地方做做白日夢，她的門一直是敞開的。我常常坐在地板上，挨著我最喜歡的那個純銀打成的大碗，它就像一個閃閃發光的車輪轂，有一朵梔子花在中間。我會一遍接一遍地聽《乞丐宴會》[19]，聞到它的芳香浸滿整間空屋。
我也跟一個叫馬修·賴克的音樂家成了朋友。他的起居空間完全是實用主義風格，除了一把木吉他和一本黑白作文簿——上面有他的歌詞和以非人速度寫下的前言不搭後語的感悟——其他什麼也沒有。他瘦削而結實，明顯是個鮑伯·迪倫迷。他的髮型、衣著和舉止，方方面面，都映射出《全數歸還》[20]的風格。經過一陣旋風般的求愛，他娶了女演員吉納維芙·韋特[21]。她很快發現馬修頗具才情，但也有點精神錯亂，不是什麼鮑伯·迪倫的親戚。她跟“爸爸媽媽”[22]裡的“約翰爸爸”跑了，扔下穿著飾領襯衫和錐形褲的馬修在酒店大堂裡如困獸般踱步。
雖然就像鮑伯·迪倫第二，卻仍沒人喜歡馬修。羅伯特和我是喜歡他的，但羅伯特只能接受他一點點。馬修是我在紐約認識的第一個音樂家，我能理解他的迪倫情結，在他寫歌的時候，我也看到了把我的詩整理成歌的可能。
我不知道他的高速語言模式是不是安非他命或安非他命式思維的體現，他常會把我領進死胡同，或者邏輯晦澀的無盡曲徑。我覺得我們就像愛麗絲和瘋帽子，講著沒有包袱的笑話，並不得不在棋盤格地板上原路折回我自己那詭異世界的邏輯之中。
我必須加班工作，好償還從斯克裡布納書店拿的預付款。一段時間過後，我得到了晉陞，開工也比原來更早了，早上六點鐘睜眼，然後走到第六大道趕F列車去洛克菲勒中心，地鐵票要二十美分。七點鐘我會打開保險櫃，填寫登記簿，把當天要用的東西都準備好，和總出納輪值。我掙得稍微多一點了，不過我更喜歡的是有了自己的部門，還能去訂書。晚上七點下班後，我常常走路回家。
羅伯特會迎接我，迫不及待地給我看他這一天裡的作品。一天晚上，他讀了我的筆記後為布萊恩·瓊斯設計了一個圖騰。狀似箭頭，因為“白兔”[23]的關係長著兔毛，還有一句《小熊維尼》的台詞和一個盒式項鏈墜大小的布萊恩的肖像，我們倆一起把它畫完，掛在了床頭。
“誰也沒有咱們這樣的眼光，帕蒂。”他說。無論何時他說起這樣的話，都有那麼神秘的一瞬，整個世界好像只有我們兩個人。
羅伯特的受阻智齒終於拔掉了。他疼了好幾天，不過總算鬆了口氣。羅伯特體魄強健卻易受感染，我於是追在他屁股後面，讓他用溫鹽水保持槽牙乾淨。他乖乖漱口，但擺出一副臭臉。“帕蒂，”他說，“你就像做鹽水療法的《本·凱西》[24]美人魚。”
常跟在我們屁股後面的哈里也站在我這一邊，他指出鹽在煉金術實驗中的重要性，隨即懷疑我在忙於什麼超自然的事情。
“沒錯，”我說，“我要把他肚子裡的東西變成金子。”
笑。一種生存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我們一點都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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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你能感覺到空氣中的那種振動，那種加速感。這是從月亮開始的，它曾是不可企及的詩歌，現在人類已經登上月球，橡膠鞋底已踏上了那顆神的珍珠。也許這是一種對時光流逝的感悟，這個十年的最後一個夏天。有時候我只想舉起雙手，然後停止。停止什麼？或許只是停止長大。
月球登上了《生活》雜誌的封面，而所有報紙的頭條都是莎朗·泰特[25]及其同伴的慘死。我沒法把曼森系列謀殺案和我看過的任何黑色電影中的犯罪畫面聯繫起來，但這種新聞點燃了酒店房客們的想像力。幾乎人人都對查爾斯·曼森[26]著了迷。打一開始，羅伯特就和哈里、佩姬反覆研究著每一個細節，可我真的聊不了這個。莎朗·泰特人生的最後時刻始終縈繞在腦際，我想像著她知道自己尚未出世的孩子即將被屠殺時的恐懼。我退避到我橘色作文簿上字跡潦草的詩歌裡，想像布萊恩·瓊斯面朝下漂浮在泳池中，已經是我能應付的最慘一幕了。
羅伯特對人類行為學著了迷，他想瞭解是什麼驅使那些看似普通的人製造了騷亂。他追蹤著曼森的新聞，但他的好奇心也隨著曼森行為的日趨怪誕而減退了。馬修給羅伯特看了一張報紙上的照片，曼森在自己的前額上刻了一個“X”，羅伯特偷了這個“X”，把它用在了一幅畫裡。
“我是對‘X’感興趣，不是曼森。”他對馬修說。
“他是瘋子，我對精神病不感興趣。”
一兩個星期後，我大搖大擺地走進“堂·吉訶德”，去找哈里和佩姬。那是一家毗鄰酒店的酒吧餐廳，一推門就是酒店大堂，這使它感覺就像我們的酒吧，已經開了幾十年了。迪倫·托馬斯、特裡·薩瑟恩、尤金·奧尼爾[27]和托馬斯·沃爾夫[28]都在這裡喝高過。
我穿著圓點花紋的人造絲海軍藍長裙，戴著草帽，這是我的“伊甸園之東”[29]造型。我左手的桌邊，詹妮斯·喬普林正和她的樂隊談笑風生；我的右前方，是格雷絲·斯利克[30]和“傑弗遜飛機”以及“鄉下人喬和魚”的成員；面對門的最後一張桌上坐著吉米·亨德裡克斯，他戴著帽子，埋頭吃著東西，對面坐了一位金髮女郎。音樂家在這裡遍地都是，在他們跟前的桌子上，堆滿了蝦和青醬、西班牙海鮮飯、桑格裡酒壺和龍舌蘭酒瓶。
我驚奇地站在那兒，卻沒感覺自己是不速之客。切爾西是我的家，“堂·吉訶德”是我的酒吧。這裡沒有保安，沒有無處不在的特權感。他們是來參加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可酒店卻渾然不覺，這真把我折磨壞了，我對這個音樂節和它是怎麼一回事都一無所知。
格雷絲·斯利克站起身來，與我擦身而過。她穿著及地的扎染長裙，一雙深紫色的眼睛就像莉茲·泰勒[31]。
“你好。”我說。我注意到我比她高。
“好。”她說。
我回到樓上，感到這些人身上有一種無法解釋的親切感。縱使我有這種先見，當時卻無法領會。我也無法預見到，有朝一日我會走上他們的道路。那時候的我，還是一個細高的二十二歲的書店文員，掙扎在幾首未完成的詩歌中。
那天晚上，我興奮得夜不能寐，無盡的可能性彷彿正在我頭頂盤旋。我抬起頭，像小時候那樣盯著石膏天花板。在我看來，頭頂上那團振動的圖案正在逐漸變得明朗。
我生命的曼荼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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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德先生歸還了押金。我打開房門，看見我們的作品輯正靠在牆邊，黑色的繫著黑絲帶，紅色的繫著灰絲帶。我解開那兩條絲帶，仔細地看著每一幅畫。我都不確定巴德是否打開看過。當然，即便他看了，也不是像我這樣看的。每一張素描，每一幅拼貼，都再度堅定了我對我們能力的信念。都是好作品，我們住在這兒問心無愧。
巴德沒有把作品留下作為抵償，這讓羅伯特很洩氣。那個下午他搬東西的活兒也取消了，他開始焦慮我們接下來該怎麼過活。他躺在床上，穿著他的白T恤、工裝褲和平底皮涼鞋，看起來像極了我們相遇那天的樣子。但當他睜開眼睛看著我的時候，卻沒有了微笑。我們就像是撒網的漁夫，網很結實，可冒險活動常常無功而返。我認為我們得加緊行動，找到一個肯投資羅伯特的人。就像米開朗基羅，羅伯特只是需要一個他自己的教皇。那麼多有影響力的人在切爾西進進出出，我相信我們會找到一個贊助人的。切爾西的生活就像是個自由市場，每個人身上都有賣點。
與此同時，我們決定要在這一晚忘卻心中的煩惱。我們從積蓄裡拿了一點出來，步行到第四十二街，在一個寶麗來快照亭裡，用兩毛五分錢拍了一條“四連拍”；又到“班尼迪克特”要了一份熱狗和木瓜飲料，然後融入了花花世界。上岸假期裡的海員小伙、妓女、離家出走者、憔悴的遊客和外星人綁架事件五花八門的受害者。這是一條城市木板路，沿途是電影院休息廳、紀念品攤位、古巴餐廳、脫衣舞俱樂部和午夜當鋪。花五毛錢，你就可以潛入一家掛著髒絲絨帷幕的劇院，看上幾部穿插軟色情片的外國電影。
我們去了賣二手平裝書的攤位，那兒儘是沾著油漬的低俗小說和美女雜誌。羅伯特永遠在尋覓拼貼素材，我則留意著費解的UFO小冊子或是封面驚悚的偵探小說。我淘到一本王牌出版社“雙小說”系列版本的《吸毒者》，是威廉·巴勒斯用筆名威廉·李寫的，我再沒有把它轉手；羅伯特找到一些素描作品輯中的散頁，是芬蘭湯姆[32]畫的戴摩托頭盔的雅利安男孩。
只花了兩美元，我們就雙雙收穫了幸運。我們手拉手往家走，有那麼一刻我落在了後面，看著他走在前頭。他的水手步態總是那麼觸動我，我知道有一天我會停下腳步，而他會繼續前行，但在那一天到來之前，沒有什麼能把我們分開。
夏天的最後一個週末，我回家去看望父母。我步行到港務局，歡喜地登上開往南澤西的大巴，期待著能見到家人和到馬利卡希爾的二手書店去。我們都是愛書之人，我也總能找到點什麼在城裡轉手賣出去，我就曾找到過威廉·福克納簽名的第一版的《馬丁諾醫生》。
父母家的氣氛一反常態的陰鬱。弟弟托德就要當海軍了，媽媽雖然極度愛國，但托德可能會被送去越南，這令她憂心如焚。爸爸為“美萊村大屠殺”[33]而深深不安。“人類對人類的暴行。”他這樣引用了羅伯特·伯恩斯[34]。我看著他把一株垂柳種在後院，那似乎象徵了他對我們這個國家所選方向的悲哀。
後來人們會說，十二月裡“滾石”阿爾塔蒙特音樂節[35]上的謀殺標誌了六年代理想主義的終結，而對我來說，它打斷了1969年夏天的兩重性：伍德斯托克與曼森崇拜，我們困惑的化裝舞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