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分開住了，不過離得很近，走著就能到對方那兒。在邦德街24號，薩姆給羅伯特買了一層沒裝修的閣樓。那是一條有車庫、戰後建築和小倉庫的鵝卵石小街，當先鋒藝術家們搬了進去，將它們一通清理、洗刷，從大窗戶上刮去歲月的痕跡，讓陽光照進來，這些工業街道便又恢復了生機。
約翰·列儂和小野洋子在街對面有處房子；布賴斯·馬登就在隔壁工作，他用成桶的閃光顏料和小幅靜物照片將工作室神秘地裝飾一新，那些照片後來被他蒸餾成了煙與光的畫板。裝修羅伯特的閣樓則需要一番大工程。管道系統不穩定的時候，管子裡會噴出蒸汽。大量的原始牆磚隱蔽在發了霉的石膏板下。羅伯特拆了石膏板，清洗了牆磚，又在上面塗了好幾道白漆，把它佈置成了一個又是工作室、又是裝置藝術的展示空間，他的天下。
艾倫總是和“藍色牡蠣崇拜”一起在路上巡演，剩我一個人在家。我們在東十街上的公寓離聖馬克大教堂只有一個街區。它很小很漂亮，推開落地玻璃門就能看到一座花園。從搬進新的住處開始，我和羅伯特就恢復了我們過去的生活，一起吃飯、搜集小零件、拍照片，還監督彼此的創作。
儘管現在羅伯特有自己的地方了，可關於錢的那根弦，他似乎仍松不下來。他不想完全依賴薩姆，而且比以前更加決心要自給自足。離開第二十三街那會兒我正處於一個過渡時期。我妹妹琳達在斯特蘭德書店[1]幫我謀到一份兼職。我買了好幾摞書，卻沒讀一本；我在牆上貼了很多張紙，也沒畫一筆；我把吉他放到了床底下。晚上，獨自一人的時候，我就那麼坐著，等待。再一次，我發現自己又在思忖究竟該做些什麼事情才值得了。似乎我能想得出的，都是些不敬的或者無關緊要的事。
元旦那天，我為羅伯托·克萊門特[2]點起了蠟燭，他是我弟弟最喜歡的球員，在一次對震後尼加拉瓜的人道主義援助任務中墜機身亡。我責備自己的不作為和自我放縱，決心重新全情投入到創作之中。
那晚更晚些時，我坐在聖馬克教堂的地板上參加了一年一度的馬拉松朗誦會。一場能讓教堂受惠的活動。朗誦會從午後一直持續到晚上，為不朽的“詩歌計劃”出過力的人悉數到席。我幾乎坐到了結束，在心裡和那些詩人較量著高下。我想當詩人，但又知道我永遠也融不進他們的小團體。我最不願幹的事就是跟另一個圈子談社會政治。我想起我媽媽說的，你在元旦這天所做的，能預言你的一整年。我感受到了自己的聖格雷戈裡精神，下定決心要讓1973年成為我的詩歌年。
上蒼有時也是慷慨的，安迪·布朗很快答應出版一本我的詩集，有望在“高譚書店”[3]出版作品這件事也鼓舞著我。長久以來，安迪·布朗容忍了我在鑽石街名垂青史的書店裡閒逛，允許我把我的招貼畫和傳單擱在他們的櫃檯上。現在，當我帶著成為哥譚作家的可能，再看到那則“智者在此垂釣”的書店格言時，我懷揣上了一份秘密的驕傲。
我從床底下拽出了我的Hermes 2000打字機（那台Remington已經報銷了）。桑迪·珀爾曼說過，赫爾墨斯（Hermes）是長著翅膀的信使，是牧羊人和竊賊的贊助人，於是我希望神能向我傳達一些隱語。時間我有的是，這是我差不多七年以來第一次沒有找固定工作。我們的房租是艾倫繳的，我在斯特蘭德書店幹活掙點零花錢。薩姆和羅伯特每天下午都帶我出去吃飯，晚上我在我那間漂亮的小廚房裡蒸北非粗麥粉，如此我已別無所求。
羅伯特一直在準備他的第一個寶麗來攝影展。請柬裝在一隻奶油色的蒂芙尼信封裡：那是一張自拍像，拍的是鏡中他赤裸的腹部，他的360 Land相機掛在腰間。手腕上的靜脈毋庸置疑地鼓脹著。他在他的老二上擋了一片白紙剪的大圓點，並在右下角親手蓋上了他的名章。羅伯特相信展覽始於請柬，也將每張請柬視為一份誘人的禮物。
開幕式於一月六日在“光之畫廊”舉行，那天也是聖女貞德的生日。羅伯特送了我一枚銀質獎章，上面是飾以法國皇家鳶尾花飾的貞德肖像。參觀者不少，皮衣男孩、易裝皇后、社會名流、搖滾小子，還有藝術品收藏家，濟濟一堂，真是一場完美的紐約大融合。這是一次樂觀主義的集結，或許還有一股嫉妒的暗流。他那大膽而優雅的展示，將經典的基調與性、花朵和肖像混合在一起，各種元素競相爭艷：在一個花束旁，可以毫無歉意地並立著戴環的陰莖。對他而言，此即是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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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試圖去寫阿蒂爾·蘭波的時候，馬文·蓋伊[4]的《問題男人》唱了一遍又一遍。我把他一張有著迪倫般挑釁面容的照片貼在了我很少光顧的寫字檯上方，而我懶散地坐在地板上，在我的Hermes 2000上敲打著詩歌、隻言片語和一個劇本的開頭，一段我和詩人保羅·魏爾倫的想像中的對話，爭論著阿蒂爾那不可企及的愛。
一天下午，我在地板上成摞的書和紙中間睡著了，再次進入了一個似曾相識的啟示錄般的夢境。坦克披掛著閃閃發光的布料，繫著駝鈴；穆斯林和基督教天使隨時準備置對方於死地，他們的羽毛在移動的沙丘表面閃著光。我艱難地穿過了革命和絕望之後發現，背叛的枯林下深埋著一個被輾軋過的皮箱，而在那個爛箱子裡，是他親筆寫下的，阿蒂爾·蘭波偉大的遺失之作。
你可以想像他在香蕉園裡閒庭信步，用科學的語言沉思。在哈勒爾[5]這個鬼地方，他在咖啡園裡勞作，騎馬爬上阿比西尼亞高原的平地。深夜，他躺在披著完美光暈的月亮下，月亮宛如一隻威嚴的眼睛守望著他，掌管著他的睡眠。
我被這突如其來的啟示驚醒。我要去埃塞俄比亞找到這個小提箱，它似乎更像是個信號而不是夢境。我會帶回那些封存在阿比西尼亞塵土中的文字，送給全世界。我把我的夢描述給了出版商、旅行雜誌和文學基金會，但我發現，想像出來的蘭波密件在1973年並不是個時髦的由頭。我非但沒有放棄，反倒對自己命中注定要找到它們信以為真。當我夢見了山坡上的一棵沒有樹影的乳香樹時，我相信那個小提箱就埋在下面。
我決定請求薩姆贊助我的埃塞俄比亞之旅。他有冒險精神和同情心，對我的提議也感興趣。可羅伯特被這個主意嚇壞了。他成功地說服了薩姆，說我會迷路，會被綁架，或者被鬣狗活活吃掉。坐在克裡斯托弗街上的咖啡館裡，我們的笑聲隨著濃縮咖啡的熱氣一起飄散，我努力地揮別了哈勒爾的咖啡園，起碼在這個世紀裡，那安息的寶藏不會被打擾了。
我真的想離開斯特蘭德，我討厭被困在地下室裡給多餘的庫存拆封。曾在《島嶼》中指導過我的托尼·英格拉西亞想讓我參演一出名為《身份》的獨幕劇。我看了劇本，可是沒看懂，寫的都是我和另一個女孩的對話。幾次毫無生氣的排練之後，他要求我對那個女孩溫柔點。“你太生硬，太冷淡了！”他怒吼。我對妹妹琳達是怎麼表達關愛的，就照方抓藥拿來詮釋這份溫柔。“這倆姑娘是情侶，你必須把這一點表現出來。”他高舉起雙臂。這讓我大吃一驚。劇本裡可沒暗示我這個。“假裝她是你的哪個女友就行啦。”我和托尼進行了一番激烈的爭論，最終他還是死活不信地哈哈大笑。“你又不扎針，又不搞同性戀，你到底都幹些什麼啊？”
我盡了最大的努力去挑逗那個女孩，但也決定以後再不演戲了。我不是當演員的料。
羅伯特讓薩姆把我從斯特蘭德“保釋”了出來，雇我為他捐贈給某大學的海量圖書和克奇納神小木偶編目。我都還沒有意識到，就和傳統的僱傭關係說了再見。我再也不用打卡了，我的時間和金錢都是自己的了。
在《身份》中失敗地扮演了同性戀之後，我決定如果再登台，就要做我自己。我與簡·弗裡德曼結盟，她為我找了一份在酒吧讀詩的零工。簡擁有一家成功的宣傳公司，享受著支持邊緣藝術家所帶來的聲譽。我雖然沒受到熱烈的歡迎，卻磨煉了我幽默地和有敵意的觀眾鬥嘴的能力。她替我在默瑟藝術中心張羅到了給“紐約妞”[6]等樂隊暖場的一系列機會，地點就在衰落中的百老匯中心酒店，在那棟一度富麗堂皇的19世紀宏偉建築裡，戴蒙德·吉姆·佈雷迪[7]曾和莉蓮·拉塞爾[8]吃過飯，朱布力·吉姆·菲斯克[9]在大理石台階上遭過槍擊。要說它哪裡還殘存著一點之前的壯麗遺風，便是那兒現在駐紮著囊括了戲劇、詩歌和搖滾樂的豐富文化團體。
夜復一夜地對著守舊、難於駕馭又是第一次看“紐約妞”的觀眾現場朗誦詩歌，成了一種挑戰性訓練。沒有音樂家和團隊的配合，只有我兄弟軍團的靈魂人物琳達扮演著巡演技工、陪襯者和守護天使的角色。她有一種自然純樸又無所畏懼的精神。我們的班子在巴黎街頭歌唱表演的時候，也是她擔起了向觀眾收錢的重任。在默瑟，琳達為我配備了一套法寶，其中包括一台小磁帶錄音機、一個擴音器和一架玩具鋼琴。我朗讀我寫的詩歌，八面玲瓏地應對各種尷尬狀況，有時還用我的錄音機放一點伴奏音樂唱唱歌。
每場演出結束時，簡都會從她口袋裡掏出一張五美元的鈔票，說是我們的分成。我很是花了一些時間才弄明白，我壓根沒錢可拿，簡給我錢，其實是她自掏腰包。那是一段艱難而勇猛的時光，到了夏天我也開始上了軌道，有了要聽我的詩的觀眾，而且他們似乎也真能和我心意相通。我喜歡以《尿工廠》作為每場演出的結尾，一首我即興創作的散文詩，講述了我從一條無工會的生產線逃到紐約追尋自由的故事，它似乎拉近了我和觀眾間的距離。
七月十三日這天是個星期五，在格林街與運河街的夾角，地下導演傑克·史密斯[10]住的閣樓頂上，我在吉姆·莫裡森的紀念會上做了朗誦。那是屬於我的演出，到場的每個人都和我一起讚美著吉姆·莫裡森。萊尼·凱也在其中，儘管那晚我們沒有合作，但他在我的演出中很快就將是不可或缺的了。
這場自發組織的成功的詩歌朗誦會激發了簡。她感覺到，我們可以和萊尼一起，找到一種方式，把我的詩歌帶給更多的聽眾。我們甚至討論要加一架真鋼琴，琳達開玩笑說那樣也就沒她什麼事了。這一點她倒是沒說錯。簡是個頑強倔強的人，她有著老百老匯的家庭背景，她父親薩姆·弗裡德曼是一位傳奇的廣告宣傳員，和吉卜賽·羅斯·李[11]、洛特·倫亞和約瑟芬·貝克[12]等藝人都有過合作，百老匯上演的每一個故事他都看過。簡繼承了他的眼力和倔強的決心，她會找到另一條讓我們破土而出之路。
我又回到了打字機前。
“帕蒂，不！”羅伯特倒抽了一口涼氣，“你在抽大麻。”我怯懦地抬起頭，被逮了個正著。
我看過了《不速之客》[13]，被它的音樂打動。我開始聽電影原聲唱片，追尋著“偉大的青春”[14]、羅伊斯和“你與我”的足跡，它又讓我回到了埃塞俄比亞。一發而不可收，我發現了拉斯特法裡派[15]和《所羅門與希巴》[16]的聯繫，還有阿比西尼亞之於蘭波是怎麼回事，有那麼一刻我還決定嘗試一下他們的神聖草藥。
直到被羅伯特抓到我獨自坐在那兒，試圖往一支空的庫爾香煙紙卷裡塞大麻之前，那一直都是我秘密的樂趣。我不會卷大麻煙，有點不好意思，但他坐到地板上，把我偷藏的一點墨西哥大麻裡的種子都撿了出來，給我捲了兩根細細的大麻煙。他看著我壞笑，我們第一次一起抽了起來。
跟羅伯特一起抽，我沒有抵達阿比西尼亞平原，而是去了無法自已的笑之谷。我跟他說大麻應該留著寫詩的時候用，不該拿來瞎玩，可我們只是笑個沒完。“走，”他說，“咱們去B＆H[17]。”那是我第一次飛高了大麻以後走到外面的世界，我花了好長時間才把靴子帶繫上，找到手套，還有帽子。羅伯特站在那裡壞笑著，看著我在原地轉圈。我總算明白了為什麼等他和哈里去“霍恩與哈達特”要花那麼久。
後來，和以前一樣好玩的是，我還是獨享著抽大麻的秘密樂趣，聽《嚎叫的靶子》[18]，寫令別人一頭霧水的散文。我從不認為大麻是一種社會毒品。我喜歡用它來工作，來思考，乃至最終跟萊尼·凱和理查德·索爾[19]一起即興，我們三人會聚在乳香樹下幻想海爾·塞拉西[20]。
薩姆·瓦格斯塔夫住在包厘街和邦德街夾角的一棟壯觀的傳統白色建築的第五層。上樓的時候，我知道總會有些什麼新鮮、精彩的東西在等著我去看、去觸摸、去記載：玻璃底片，用鉑鹽印像法製作的被遺忘的詩人們的照片，凹版印刷的霍皮印第安人的圓錐形帳篷。在羅伯特的慫恿下，薩姆已經開始收藏攝影作品了，一開始還是慢熱的，帶著愉快的好奇心，然後就著了迷，就像一個鱗翅類學者走進了熱帶叢林。薩姆把他想要的都買了，有時他就像是什麼都想要。
薩姆買的第一幅照片是一件用達蓋爾銀版法拍攝的精美作品，裝在一隻紅色的絲絨套裡，套上還有個金色的軟扣。照片賣相完美無瑕，而羅伯特收藏的銀版作品是在二手店成摞的舊家庭照裡找出來的，相比之下黯淡了不少。羅伯特有時會為此鬱悶，他可是最先開始的收藏者。“我比不過他，”他多少有點懊悔地說，“我培養了個怪獸出來。”
我們三個會到“書街”去淘寶，第五大道兩側曾經遍佈灰塵覆蓋的二手書店。羅伯特會在那些裝著舊明信片、立體視覺卡片和錫版攝影的箱子裡細細地翻找。薩姆沒什麼耐心，反正價錢對他來說也不是障礙，乾脆一買就是一整箱。我則站在一旁聽他倆爭吵，聽起來覺得好熟悉。
搜索書店是我的專長之一。撞上大運的時候，我會發現一張不可多得的維多利亞櫥櫃照片[21]，或者一套世紀之交大教堂的重要攝影，在一次幸運的搜尋中，我還弄到了一張卡梅倫的鳥瞰照片。那是在攝影收藏熱開始之前，能買到便宜貨的最後時光。那會兒仍能偶遇凹版印刷的愛德華·柯蒂斯[22]的大片幅實地攝影。薩姆醉心於美國北部印第安人照片的美感和歷史價值，所以買了好幾套。後來，在他灑滿天光的寬敞、空曠的公寓裡，坐在地板上看著那些照片時，我們不僅為那些形象，也為照片製作的工藝所感動。薩姆會去感受拇指和食指間的照片邊緣。“這紙有點意思。”他這樣說。
薩姆滿懷著嶄新的激情出沒於拍賣行，為得到一張特別的照片還經常飛越大洋。羅伯特在薩姆的遠征中陪伴著他，有時也會影響到他對照片的選擇。以這樣的一種方式，從納達爾到歐文·潘[23]，羅伯特得以私下仔細研究他所敬仰的藝術家們。
羅伯特激勵著薩姆，就像他當年激勵約翰·麥肯德裡用他的職位提升攝影在藝術界的地位一樣。相應的，兩個男人也都鼓勵羅伯特把攝影作為表達自我的主要形式。起初出於懷疑而止於好奇的薩姆，現在已經皈依攝影了，他已花費了一小筆巨資，他的藏品將來會成為美國最重要的攝影收藏之一。
羅伯特那台簡單的寶麗來360 Land相機用不上測光表，設置也很原始：變暗、變亮。小圖標指示距離：關閉、近、遠。以前，使用無拘無束的寶麗來完美契合了他耐心不足的天性，現在他已經天衣無縫地轉用了更大片幅的哈蘇，不過那台相機在第二十三街被偷了。羅伯特在邦德街買了一台適用寶麗來背板的Graphic相機，4×5的片幅很適合他。寶麗來現在生產正片和負片了，使得沖印第一代照片也成為可能。在薩姆的支持下，他終於有財力實現他的每一個拍攝想法了，還能正式委託一個叫羅伯特·福斯迪克的木匠製作他精心設計的複雜相框。從這點上來說，這遠比僅把他的照片用在拼貼裡走得更遠。福斯迪克能領會羅伯特的藝術感覺，一絲不苟地將羅伯特的速寫變成雕塑一般的相框，融合了幾何設計、各種平面和意象，烘托出照片整體呈現的效果。
那些相框特別像羅伯特在1968年送給我的那本速寫簿裡的畫。和過去一樣，他幾乎打一開始就能看到作品完成後的樣子。這還是他第一次有能力完整實現這些想像。主要是托了薩姆的福，自從他親愛的母親去世後，他的錢更多了。羅伯特賣掉了一些作品，不過他最想要的仍莫過於自給自足的生活。
我和羅伯特在邦德街拍過很多照片。我喜歡那兒的氛圍，而且覺得我們的照片拍得真不賴。有好多都是以刷白的磚牆為背景，牆體沐浴在紐約絢麗的燈光裡，一眼就能認出來。我們能拍出這麼好的照片，原因之一是裡面沒有我的格格不入，照片裡沒有我那些亂堆亂放的東西，讓我跟它們產生關聯，或藉以隱藏自己。儘管作為情侶我和羅伯特已經分開，照片裡的我們卻顯得更加親密，那些照片所展現的，除了我們對彼此的信任，別無其他。
有時我會坐在那兒，看他穿著條紋長袍自拍，然後慢慢地褪去長袍，赤身裸體，與光線融為一體。
維特，邦德街，1973
為我的新詩集《維特》拍封面的時候，我在腦海裡設想著，封面應該呈現一種神聖的氣氛，就像聖卡那樣。羅伯特不喜歡被指導，但很自信能讓我倆都滿意。我去羅伯特的閣樓沖了個澡，這樣就乾淨、爽利了。我把擋在臉上的頭髮梳開，裹了一條茶色亞麻布的舊西藏長袍。還沒拍多少，羅伯特就說他要的封面已經拍成了，不過他對接下來的照片也相當滿意。
九月十七日那天，安迪·布朗為我舉辦了一個派對，祝賀我的新書發表和我的第一個素描展。羅伯特仔細研究了我的畫，拿來展覽的那些都是他挑選的。薩姆出畫框錢，簡·弗裡德曼的朋友丹尼斯·弗洛裡奧在他的畫廊裡給畫裝了框。每個人都為把它辦成一次出色的展覽貢獻了一己之力。我感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的畫和詩得到了賞識。看到我的作品掛在這家書店裡，意義非同小可，在1967年的時候這裡都沒有短工能給我打。
《維特》和《七重天》大不相同。《七重天》的詩更輕鬆，有節奏，也口語化。《維特》則運用了散文詩，顯示出法國象徵主義的影響。安迪對我的成長頗有感觸，許諾若我寫本蘭波的專論出來他就給我出版。
一個新計劃在我的血管中湧動，我講給了羅伯特和薩姆。我的埃塞俄比亞遠足是取消了，但我覺得我至少可以到法國的沙勒維爾來一次朝聖之旅，那是誕生和埋葬了蘭波的地方。薩姆難以抵擋我的熱忱，向我妥協了，同意贊助這趟旅行。因為法國沒有鬣狗，羅伯特也沒反對。我決定十月動身，那是蘭波出生的月份。羅伯特帶我上街去買合適的帽子，我們選了一頂有羅緞飾帶的棕色軟毛氈帽。薩姆把我送到一個驗光師那兒，給我配了一副國民健康[24]型眼鏡，向約翰·列儂致敬。考慮到我丟三落四的毛病，薩姆給了我兩副眼鏡的錢，不過我卻另選了一副只有艾娃·嘉德納[25]才能戴出感覺的不實用的意大利墨鏡，那是一副白色貓眼眼鏡，放在一隻打著“米蘭”印章的灰粗花呢盒子裡。
我在包厘街發現了一件寬鬆的草綠色塗膠雨衣、一件迪奧的犬牙花紋灰亞麻女式襯衫、一條棕色長褲、一件燕麥黃的無領開襟毛衣，這一整套衣服花了三十美元，只需稍微洗洗、補補就可以穿了。我在格子呢旅行箱裡放進了我的波德萊爾式領巾，我的筆記本，羅伯特加放了一張聖女貞德雕塑的明信片。薩姆送了我一個埃塞俄比亞帶回來的銀質科普特十字架，朱迪·琳給她的小號半幅相機裝上膠片，還教了我怎麼用。我的朋友、詩人珍妮特·哈米爾完成了她的非洲之旅，在那兒她經過我的夢之地，給我帶回了一大把藍色玻璃珠——傷痕纍纍的哈勒爾貿易珠，蘭波就是用這種珠子買東西的——真是令我珍愛的紀念品，我把珠子當作幸運護身符揣進了衣兜。
而後我整裝待發，準備踏上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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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華而不實的雨衣，難以抵禦巴黎秋天陰冷的毛毛雨。我重返了我和妹妹1969年夏天去過的幾個地方，然而少了她陽光般的存在，維克多·雨果站、圓頂屋以及那些令人迷醉的街巷和咖啡館都顯得別樣的寂寞。我走著，一如我們曾經那樣地走著，在拉斯佩爾大街來回往復。我找到了我們當時住的康帕涅—佩米埃爾街9號。我在雨中站了一會兒。1969年我就被吸引到這條街上來了，因為有那麼多藝術家都在這裡住過，保羅·魏爾倫和蘭波，杜尚和曼·雷。就是在這兒，在這條街上，伊夫·克萊因[26]沉思過他著名的藍色時期，讓—呂克·戈達爾拍了他珍貴的《筋疲力盡》中的片段。我又走了一個街區，到蒙帕納斯公墓，去向布朗庫西[27]和波德萊爾致以我的敬意。
夜幕降臨，我也累了。跟隨蘭波傳記作家伊妮德·斯塔基[28]的指引，我找到了哈斯林街上的外國人酒店。在這裡，據她所寫，阿蒂爾·蘭波曾睡在作曲家卡巴內的房間裡。也曾有人發現他睡在大堂，穿著一件超大的大衣，戴著一頂皺氈帽，抖落印度大麻夢境的殘渣。前台服務生以溫柔的幽默接待了我，我用我糟糕的法語解釋了我的使命以及我今晚為什麼非要住在這兒。他表示同情，但房間已經全滿。我坐在大堂發霉的沙發裡，實在不能再被雨淋一把了。緊接著，我的運氣來了，他示意我跟他走。他把我領到一扇門前，門打開，是一條蜿蜒的小樓梯。他在一串鑰匙裡找著，試過幾把之後，得意洋洋地打開了一個頂樓房間。除了一隻雕刻著楓葉的木箱和一張馬鬃床墊之外，房間裡空空如也，飛舞著灰塵的光線從傾斜的天窗射進屋裡。
—— Ici?（這裡？）
—— Oui.（對。）
他把這個房間很便宜地租給了我，另加幾法郎還多給了一支蠟燭和一些床單。我把床單鋪到馬鬃床墊上，床墊上似乎有一個高大粗獷的人形。我迅速地紮了營。夜幕降臨，我就著燭光把我的東西歸置好——聖女貞德的畫片、一本《巴黎的憂鬱》、我的鋼筆和一瓶墨水。不過我寫不了東西。我能做的只是躺在馬鬃床墊上，躺進那個經年累月睡出來的壓痕裡。蠟燭在盤子裡熔作了一攤。我墜入了無意識，夢都不見一個。
黎明時分，那位先生給我端來了一杯熱巧克力和一個奶油麵包卷，我感激地享用著。隨後我收拾起僅有的行李，穿戴好，向巴黎火車東站走去。我坐在皮座椅上，對面是一個睡著的小男孩和他的家庭女教師。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會找到什麼或者會睡在哪裡，但我相信命運。黃昏時我抵達了沙勒維爾，開始找酒店。拎著我的小旅行箱獨自趕路，也沒個伴兒，有點辛苦，不過我多少也算找到了——兩個正在疊床單的女人。她們似乎被我的出現嚇了一跳，滿肚子的疑惑，也不會說英語。尷尬了一會兒之後，我被領到樓上一個漂亮的房間。所有的東西，就連四柱臥床的頂篷，都蓋著印花棉布。我餓得不行，享用了豐盛的熱湯配鄉村麵包。
蘭波博物館，沙勒維爾，1973
然而再一次地，在房間的寂靜裡，我發現仍然寫不了東西。我睡得早起得早，滿懷著新的信念，匆忙穿上雨衣，走上沙勒維爾的街道。令我詫異的是蘭波博物館的門是關著的，於是我在寂靜的氣氛中走過未知的街巷，尋找著公墓的方向。在一片種著巨大捲心菜的菜地後面，便是蘭波的安息之所。我在那站了良久，看著那塊墓碑，他的名字上方鐫刻著Priez pour lui——為他祈禱——的字樣。蘭波墓已然疏於打理，我掃去了上面的落葉和一些瓦礫，把藍色玻璃珠裝在一個石甕裡，埋在了他的墓碑前，念了一小段祈禱文。因為他不可能再去哈勒爾了，我覺得，我應該帶點哈勒爾的東西給他。我拍了張照片然後道了別。
我回到博物館，坐在台階上。蘭波曾經站在這裡，鄙視著他所見的一切——那石磨、石灰岩橋下疾疾流過的河水，他當年所鄙視的如今都被我尊敬著。博物館仍不見有開門的意思。我正陷入一絲憂傷，一個老者，大概是看門人吧，可憐我，打開了厚重的大門。他忙著的時候，便讓我和蘭波那並不起眼的遺物待在一起：他的地理書、他的小旅行包、他的錫酒杯、湯匙，還有繡織地毯。我看到他的條紋絲巾的褶痕裡有修補過的地方。還有一張畫著轎子的小紙片，他會躺在那轎子上，挑夫將徒步穿越岩石地帶把他帶到海邊，那裡有船能將他載往他熱望的馬賽。
晚飯我吃得簡單，燉菜、紅酒加麵包。我回到我的房間，卻無法忍受獨自待在那裡。換洗了衣服，穿上雨衣，我大膽地走進了沙勒維爾的夜色。天色很暗，我走在寬敞空曠的蘭波河濱路上，感覺有點害怕，然後，遠遠地，我看到一盞小燈，一盞霓虹燈——蘭波酒吧。我停下腳步深吸了一口氣，不敢相信我的運氣竟有這麼好。我慢慢地靠近，真怕它像沙漠裡的海市蜃樓一樣消失掉。這是一間只有一扇小窗的白色灰泥酒吧，周圍一個人影也沒有。我將信將疑地走了進去，裡面光線昏暗，多是些小伙子和滿臉怒氣的傢伙，靠在自動點唱機上。牆上釘了一些褪色的阿蒂爾的照片。我要了一杯Pernod 茴香酒和白水，似乎最接近苦艾酒的就是這個了。點唱機裡，夏爾·阿茲納夫[29]、鄉村歌曲和卡特·史蒂文斯[30]瘋狂地交織在一起。
我待了一會便離開了，回到了酒店的溫暖和地方特產的花朵之中。漫牆遍灑的小花，就像漫天遍灑著初升的繁星。這是我筆記本上僅有的一行。我曾想像自己能寫出令人震驚的、向蘭波致敬的、增強大家對我的信心的語句，可我沒寫出來。
第二天早晨我結了賬，把包留在了大堂。這是一個禮拜天的早晨，鍾在敲著。我穿了那件白襯衫，繫著波德萊爾式領巾。我的襯衫有點皺，我的精神狀態也是。我又去了博物館，那裡總算開門了，我買了票，坐在地板上，畫了一小幅鉛筆素描——聖徒蘭波，沙勒維爾，1973年10月。
我想買個紀念品，在杜卡樂我找到了一個小跳蚤市場。我看上了一隻簡單的金線圈戒指，可買不起。約翰·麥肯德裡有一次去巴黎給我帶回過一個類似的戒指，我還記得他躺在他那張精美的坐臥兩用沙發上，我坐在他腳邊，聽他給我朗讀《地獄一季》[31]。我想像著羅伯特此刻就在我身邊，估計他若真在，這會兒該已買下那只戒指，戴在我手上了。
開往巴黎的列車上平淡無奇。我一度發現自己在流淚。一到巴黎，我便登上去拉雪茲神父公墓的地鐵，因為在回紐約之前我還有一件事要做。雨又下起來了。我在公墓牆外的一家花店前停下，買了一小把風信子，開始找尋吉姆·莫裡森之墓。那時候還沒有路標，不怎麼好找，不過我尋著鄰近墓碑上祝福者們潦草留下的信息一路走去。秋風掃落葉的瑟瑟聲和雨聲，在那一片寂靜的映襯下變得更加清晰。在那個沒有標誌的墓前，擺放著朝聖者們的禮物：塑料花、煙頭、空了一半的威士忌酒瓶、斷了線的念珠和奇怪的護身符。譯成法語的歌詞塗鴉圍繞著他：C’est la fin, mon merveilleux ami。這就是終點了，我親愛的朋友。
我感到一種別樣的輕鬆，一點也不悲傷。我感覺他可能會從薄霧中無聲地走來，輕拍我的肩膀。似乎他葬在巴黎就對了。雨鄭重其事地下了起來。因為身上濕得厲害我想走了，卻突然間覺得邁不動步子。我有種不安的感覺，如果不趕緊離開我就會變成石頭，變成一尊手持風信子的雕像。
遠遠的，我看到一個穿著厚重外衣的老婦人，她拄著一根長長尖尖的棍子，身後拖著一個大皮袋。她正在清理墓地。一看到我，她就用法語衝我嚷起來。我請她原諒我講不了法語，但我知道她是怎麼想的。她反感地看看那墓地，看看我。所有可憐巴巴的寶貝和周圍的塗鴉對她而言只是褻瀆，別無其他。她搖著頭，嘟囔著。我驚訝於她能無視那如注的大雨。突然間，她轉向我，用英語粗暴地喊道：“美國人！幹嗎不去尊敬你們的詩人？”
那時的我很累。那時的我二十六歲。四周那些粉筆寫下的留言，就像眼淚一般在雨中消融，在護身符、香煙、吉他撥片下面匯成涓流。在這塊埋葬著吉姆·莫裡森的土地上，漂浮的花瓣就像是從奧菲莉亞[32]的花束上散落的。
“呃！”她再次喊道，“回答我，美國人！你們這些年輕人為什麼不去尊敬自己的詩人？”
“Je ne sais pas，madame.”我回答著，低下頭。
“我不知道。”
……
在蘭波逝世紀念日那天，我演了我的第一場“搖滾與蘭波”，我和萊尼·凱又相聚了。演出是在時代廣場對面的外交官酒店屋頂花園舉行的，以科特·韋爾的經典作品《呢喃》為開場曲，向艾娃·嘉德納在《愛神輕觸》[33]中演繹的愛神致敬，比爾·埃利奧特鋼琴伴奏。演出以我對蘭波的愛為主題，詩歌和歌曲交相輝映。我和萊尼重新演奏了在聖馬克大教堂表演過的作品，還加上了漢克·巴拉德[34]的《安妮有個寶貝》。向人群中望去，從史帝夫·保羅到蘇珊·桑塔格在內的各色人物讓我們吃了一驚。這讓我第一次想到，這場演出可以不是一錘子買賣，我們具有某種可以繼續深入的潛力。
我們也不太確定能在哪裡實現夢想，因為“百老匯中心”已經垮了。我們當時的音樂是那樣難以定義，似乎也沒有合適我們的地方。但我們已經有了觀眾，我相信我們可以帶給他們一些東西，我也希望萊尼能成為永久的夥伴。
簡使出渾身解數為我們找地方演出，那真不是什麼輕鬆的差事。偶爾我也會在一家酒吧裡讀詩，但我大部分的朗誦時間裡，都在跟喝多了的酒吧老主顧們吵架。這些經歷大大磨煉了我的約翰尼·卡森[35]式機智應答能力，但對推動詩歌交流無甚幫助。我頭一回到“西城”酒吧演出是和萊尼一起，傑克·凱魯亞克和他的朋友們曾在這裡寫作、喝醉，不過也不一定總是按這個順序。我們沒掙到錢，但那晚結束時簡獎勵了我們一個天大的好消息：年末那幾天，我們可以在“馬克斯的堪薩斯城”為菲爾·奧克斯[36]開場。萊尼和我將一同度過十二月裡的生日[37]，新年夜也將融入詩歌和搖滾樂。
這是我們第一次連續演出，六天時間，每晚兩場，週末三場。經歷了斷掉的琴弦和時而敵對的觀眾，我們在各路朋友——艾倫·金斯堡，羅伯特和薩姆，托德·朗德格倫和比比·比爾[38]，丹尼·菲爾茨和史蒂夫·保羅——的支持下打了個漂亮仗。到了新年，我們已經做好了所有準備。
凌晨剛過幾分，我和萊尼站在“馬克斯”的舞台上。人群陣營分明地嘶喊著，空氣中的興奮觸手可及。這是新一年的第一個小時，我望向人群，再次想起了母親常說的話。我轉身對萊尼說：“今天如何，今年如是。”
我拿起麥克風，他掃響了和弦。
不久後，我和艾倫搬到了麥克杜格爾大街，就在村中心的“魚水壺”對面。艾倫又出去巡演了，我們很少見面，但我喜歡住在那兒，沉浸於新一輪的學習中。中東吸引著我：清真寺、祈禱用的地毯和穆罕默德的《古蘭經》。我讀著奈瓦爾的《開羅婦女》，還有鮑爾斯、穆拉比特、阿爾伯特·科瑟裡[39]和伊莎貝爾·埃伯哈特[40]的故事。鑒於這些故事裡瀰漫著印度大麻的香氣，我也打算享用享用。在大麻的影響下，我聽了《酋酋卡的排簫》[41]，布萊恩·瓊斯在1968年製作的專輯。我很高興能聽著他喜歡的音樂寫東西，從吠犬到狂喜的號角，它一度成為我夜間的配樂。
★
薩姆欣賞羅伯特的作品，他對他作品的愛無人能及。
我站在他身邊，看著羅伯特拍的一幅黑背景前的白色鬱金香球莖。
“你見過的最黑的東西是什麼？”薩姆問。
“月食？”我像猜謎似的回答。
“不，”他指著照片，“就是這個，一種能令你迷失的黑。”
後來羅伯特把這張照片題贈給了薩姆。“他是唯一懂它的人。”他說。
羅伯特和薩姆親近得如同血親。薩姆作為贊助人中的典範，要財力有財力，要眼光有眼光，還有成全藝術家的渴望。羅伯特就是他要找的那個藝術家。
羅伯特和薩姆不朽的愛情已經被刺探、被扭曲、被傳成了一個變了形的版本，作為小說情節或許有意思，但若不理解他們的兩情相悅，便不能評判他們的關係。
羅伯特喜歡薩姆的錢，薩姆喜歡羅伯特喜歡他的錢。這是不是他們之間的全部動機，只要他們去別人那裡就能輕易發現。事實上，他們都有某種對方想要的東西，以這種方式，補足對方。薩姆內心多麼希望能成為藝術家，可他不是；羅伯特想要變得有錢有勢，可他不是。他們一經結合，便互相體驗到了彼此的特質。可以說，他們是天生一對，他們需要彼此。藝術作品成全贊助人的美名；贊助人成全藝術家。
在我看來，這兩個男人之間有著割不斷的紐帶，彼此間的肯定讓他們變得強大。他們都有堅忍的性情，但兩人在一起時卻可以大大方方地袒露自己的脆弱，並知道對方能懂。在薩姆面前，羅伯特可以做回自己，薩姆不會評判他。他從不試圖讓羅伯特把作品搞得溫和、改變穿著，或去迎合世俗。說到底，我感受到他們相互間的溫存。
羅伯特不是個窺淫狂。他常說他必須真正融入他的作品，而那些作品出自他對於S＆M的追求，他拍照不是為譁眾取寵，也並不把使S＆M被社會認可視為己任，他甚至並不認為它應該被認可，他覺得他的地下世界並不適合每一個人。
毫無疑問，他享受甚至需要它的吸引力。“它令人陶醉，”他這樣說，“你能獲得那種權力。一卡車的男人都想要你，不管他們多讓人討厭，那種被所有人渴求的感覺很帶勁。”
羅伯特而後在S＆M世界裡的短途旅行有時令我困惑，也會嚇到我。他無法與我分享，因為那離我們的王國相去甚遠。若我要求分享，他應該也會，但我並不怎麼想瞭解。不是排斥那些東西，而是那些東西弄得我神經緊張。他的追求對我來說口味太重，他的作品也經常嚇到我：用插在他屁眼裡的鞭子的圖片做的請柬，綁著繩子的生殖器的系列照片。他不再用雜誌上的圖片了，而是用模特和他自己來展現自虐的視覺效果。我為此佩服他，卻理解不了那種殘忍。對我來說很難把這些和我所認識的那個男孩對上號。
當我看著羅伯特的作品時，感覺他的表現對象並沒有“抱歉，我把我的‘老二’亮出來了”的意思。他並不抱歉，也不要任何人抱歉。無論是在陰莖上打釘的S＆M男子，還是迷人的社交名流，他希望他的拍攝對象都能對他的照片感到滿意，他希望他的拍攝對象都能對他們的交流感到自信。
他不認為他的作品是面向所有人的。第一次展覽他最重口味的照片時，他把照片裝在一個標著“X”的文件夾裡，放進了一個玻璃盒子，僅面向十八歲以上的觀眾。羅伯特覺得他沒必要把這些照片硬推到觀眾面前，而我除外，那是他在逗我。
我問過是什麼驅使他去拍這樣的照片，他說反正要有人拍，倒不如他來。羅伯特擁有特權，得以目睹極端的自願性行為，被拍攝對象也信任他。他的任務不是去揭示，而是把性愛的一個方面作為藝術記錄下來，還從來沒有人這樣做過。作為一個藝術家，讓羅伯特最興奮的就是去做敢為天下先之事了。
這沒有改變我和他的相處方式。可我擔心他，他有時似乎把自己驅入一種更黑暗、更危險的境地。我們之間最好不過的地方在於，我們的友誼是出離於一切的避難所，他可以像一條筋疲力盡的小蛇一樣盤繞躲藏其中。
“你應該多唱唱歌。”當我給羅伯特唱起皮雅芙或是什麼我們都喜歡的老歌時，他就會這樣說。我和萊尼已經有了幾首歌，正在整理成拿得出手的曲目，但感覺展不開拳腳。我們想像著能藉著詩歌，流暢地轉入一種我倆都可以即興發展重複樂句的節奏型。雖然還沒找到合適樂手，但我們覺得兼具節奏感和旋律性的鋼琴應該很配我們的風格。
簡·弗裡德曼在第四十五街和百老匯大街夾角的維多利亞劇院上租了一層樓，把其中的一個小房間給了我們。屋裡有架舊立式鋼琴，聖若瑟日[42]那天我們邀請來一些鍵盤手，想看看能否從中找到第三個樂隊成員。鍵盤手都很有才，但跟我們獨有的氣質風格合不上。就像《聖經》上所說，最好的，總到最後才來。丹尼·菲爾茨推薦的理查德·索爾走了進來，他穿著條紋船領衫、皺巴巴的亞麻褲子，半個臉都遮蔽在濃密的金色卷髮底下。英俊和乾脆利落的舉止，似乎只為烘托他是一個天才鋼琴手的事實。他坐在鋼琴前醞釀的時候，我和萊尼對視了一下，想到了一起。他讓我們想到了《魂斷威尼斯》[43]裡的塔吉奧。
“來點什麼？”他隨便一問，隨即開始了從門德爾松到馬文·蓋伊再到《麥克阿瑟公園》的大聯奏。十九歲的理查德·索爾受過古典訓練，有著那種無需炫耀才情的真正自信的音樂家才有的質樸。貝多芬奏鳴曲和重複的三和弦，他彈得一樣享受。有了理查德，我們才得以在即興和歌曲間自如地遊走。他富於直覺和創意，能夠創造出一片天地，讓我和萊尼用屬於我們的語言去自由探索，我們稱之為“融入語言力量的三和弦”。
去長島的火車上，1974
春季的第一天，我們和理查德一起為我們三人樂隊的首次公演進行排練。“雷諾·斯威尼”有一種附庸風雅的熱烈氛圍，並不適合我們不羈又不敬的表演，但好歹算是個能演出的地方。我們的風格還不明確，別人也沒法定義我們，但每一次演出時，都能看到真心實意來看我們的觀眾，也被逐漸壯大的觀眾群鼓勵著。儘管我們惹惱過經理，但他對我們還是不錯，給了我們五個跟霍利·伍德勞恩和彼得·艾倫[44]同台演出的夜晚。
那個週末正好是聖枝主日，我們正式壯大為三人樂隊了，理查德·索爾成為了DNV。“魂斷威尼斯”（Death in Venice），我們的金髮小伙。
名流們在齊格菲爾德劇院門口排隊入場，參加影片《女士們，先生們：“滾石”來了》眾星雲集的首映式。我也興奮地去了。我記得那天是復活節，我穿了一條白色花邊領的黑色維多利亞式絲絨長裙。看完後，我和萊尼朝市中心走去，乘著南瓜馬車，穿著破爛華服。車停到包厘街上一個叫CBGB的小酒吧門前，我們答應詩人理查德·赫爾[45]來看“電視”樂隊[46]的演出，他在裡面當貝司手。我們也不知道演出會怎樣，不過我很好奇別的詩人會如何演繹搖滾樂。
我以前經常到包厘街這邊來找威廉·巴勒斯，他就住在這個俱樂部往南幾個街區的一個地下室裡。那條街上儘是酒鬼，他們常常在巨大的垃圾桶裡點火取暖、做飯，或者點煙。放眼望去，你能看到包厘街上的這種篝火一路亮到威廉家的門口，我們在那個寒冷而美麗的復活節之夜也是這樣點的篝火。
CBGB深邃而狹長，右手邊是吧檯，懸垂的霓虹燈閃爍著各種品牌的啤酒廣告。左手邊是舞台，很矮，舞台兩側是世紀之交的浴女攝影壁畫。舞台再過去是一張檯球桌，後面是油膩膩的廚房和一個小房間，老闆希利·克裡斯特爾[47]在那裡辦公，他的薩路基犬喬納森和他一起睡在裡面。
那支樂隊樂風粗糙不羈、古怪，富於個性和感染力。他們的一切我都喜歡，那種痙攣式的動作，鼓手行雲流水的爵士范兒，散漫卻高潮迭起的音樂結構。右邊那個高個的古怪吉他手讓我感覺很親切：淺黃色的頭髮，優雅修長的手指握著吉他琴頸，就像要把它掐死一樣。那人叫湯姆·魏爾倫[48]，他肯定看過《地獄一季》這本書。
在演出間歇，我和湯姆沒有談詩歌，而是聊起了新澤西的森林、特拉華清冷的海灘和西部天際盤旋的飛碟。結果發現，我倆竟在相距二十分鐘車程的地方長大，聽著同樣的唱片，看著同樣的卡通，而且都愛《一千零一夜》。休息結束，“電視”回到了舞台上。理查德·勞埃德[49]抄起他的吉他，奏響了《華蓋之月》的第一個樂句。
這裡的世界和齊格菲爾德的大相逕庭。它毫不華麗，卻更加熟悉，一個屬於我們的世界。在樂隊演出的時候，你能聽到球桿撞擊檯球的聲音，薩路基犬的叫聲，酒瓶子在叮噹作響，環境聲此起彼伏。儘管沒人知道，但星星正在排成一列，天使在召喚。
那年春天的新聞裡全是帕蒂·赫斯特[50]綁架案。她被一支自稱“共生解放軍”的城市游擊隊從她伯克利的公寓中劫持，扣為了人質。這個故事之所以吸引我，一部分是因為我母親對林德伯格綁架案[51]的執著，和她隨之擔心自己的孩子被抓走的恐懼。悲痛欲絕的飛行員和他金髮兒子的染血睡衣，在我母親的腦海中一生揮之不去。
四月十五日，攝像頭拍到了帕蒂·赫斯特和她的綁架者一起持槍搶劫舊金山某銀行的畫面。在隨後披露的一盤磁帶裡，她宣佈效忠“共生解放軍”，並發表如下聲明：“告訴大家，我感覺很自由、很強大，我向外面的所有兄弟姐妹致以我的問候和愛。”這話裡邊的什麼東西，被我和她共享的名字放大了，吸引我去回應她複雜的處境。萊尼、理查德和我，把我對她處境的思考和吉米·亨德裡克斯版本的《嘿，喬》[52]融合到了一起。帕蒂·赫斯特和《嘿，喬》之間的聯繫就蘊含在歌詞裡，一個亡命者呼喊著“我感覺很自由”。
我們一直都想錄一首單曲，想看看我們現場演出的效果將如何轉化到唱片裡。萊尼對單曲的製作和發行都很懂，所以羅伯特一出資，我們就在吉米·亨德裡克斯的“電動女士”錄音棚約了時間。我們決定錄《嘿，喬》，向吉米致敬。
我們想再加一把吉他來表現對自由不顧一切的渴望，樂隊選中了湯姆·魏爾倫。我琢磨著如何能打動湯姆的心，特別做了一番打扮，想必一個從特拉華出來的小伙子是會懂的：我穿著黑色的芭蕾平底鞋，粉色的山東綢七分褲，草綠色的塗膠雨衣，打著一把紫羅蘭色的女式陽傘，走進了他兼職打工的“電影紀念品”。這家店專售老電影劇照、劇本和從“胖子”阿巴克爾[53]到赫蒂·拉瑪[54]再到讓 · 維果[55]的所有人物傳記。我的穿戴是否打動了湯姆不得而知，反正他滿腔熱情地加入了我們的錄音隊伍。
我們錄音的B棚在“電動女士”的後部，有一個小的八軌調音台。正式開始之前，我對著麥克風輕喚了一聲“嗨，吉米”。試錄了一兩遍之後，理查德、萊尼和我同步錄音，先錄好了我們的那一軌，然後湯姆又加錄了兩軌吉他獨奏。萊尼把這兩部分混成了一個盤旋上升的主奏，然後加入了一軌低音鼓，這是我們第一次使用打擊樂。
執行製作人羅伯特在控制室裡焦慮地看著我們。他送了萊尼一枚銀骷髏戒指作為這次錄音的紀念。
錄完《嘿，喬》的時候，我們還剩下十五分鐘。我決定嘗試一下《尿工廠》。我還留著這首詩的打字稿，那可是住第二十三街那會兒羅伯特從地板上挽救回來的。那是我那個時期的個人頌，講的是我如何從工廠女工的單調乏味中自我解救，逃到紐約的故事。萊尼在理查德的音軌上即興，我則重複著詩句。我們終於錄到滿意時，正好是午夜。
我和羅伯特站在“電動女士”大廳裡那一排外星人的壁畫跟前。他似乎相當滿意，但還是禁不住撅起嘴來。“帕蒂，”他說，“你還是沒做點能讓人跳起舞來的音樂。”
我說就把這個任務留給“驚艷合唱團”吧。
萊尼和我一起設計了唱片，給我們的廠牌起名為“Mer”。我們在費城裡奇大道上的一家小工廠裡壓制了一千五百張，把它們分發到了書店和唱片店，標價每張兩美元。在我們演出的入口處，還能看到簡·弗裡德曼拿著一個大購物袋在賣我們的唱片。在所有這些地方，最讓我們驕傲的莫過於從“馬克斯”的自動點唱機裡聽到我們的歌了。我們驚異地發現B面歌曲《尿工廠》比《嘿，喬》更受歡迎，這激勵了我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作品上。
詩意將繼續成為我的綱領，但我心裡一直想著有朝一日要滿足羅伯特的願望。
我已經體驗過印度大麻了，向來有保護欲的羅伯特覺得我現在完全可以和他一起飛一次。這可是我的頭一遭，我們坐在我家樓外的太平梯上俯瞰著麥克杜格爾大街，等待藥力發作。
“想做愛嗎？”他問。我吃了一驚，但也很開心他仍想和我在一起。還沒等我回答，羅伯特便拉起我的手說：“對不起。”
那晚，我們沿著克裡斯托弗街一路走向河邊。時值凌晨兩點，那天的垃圾沒有人收，能看到老鼠在街燈下亂竄。我們向河邊走去，遇到了一隊狂熱風騷的同性戀男子，他們之中有穿短裙的鬍鬚男，也有皮衣聖徒和天使。我覺得自己就像《獵人之夜》[56]裡旅行的牧師。一切都籠罩在一種不祥的氣氛裡，廣藿香油、“強力膠”[57]和氨水的氣味。我變得愈發焦慮了。
羅伯特好像被我逗樂了。“帕蒂，你應該對每個人都充滿愛。”可是我放鬆不下來，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控制，一切都披上了橘色、粉色和迷幻綠的光暈。那是一個桑拿夜，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沒有現實也沒有想像。
他攬著我的肩，送我走回家。天就快亮了。我花了好一陣才理解了這次旅行的本質，惡魔眼中的這座城市。濫交。從肌肉結實的臂膀上抖落下的閃粉。天主教的勳章劃開光滑的喉嚨。一個我無法全心擁抱的美好節日。那一晚不是我創造的，但“雞巴女郎”[58]和“野孩子”[59]競相追逐的畫面很快就會切換成一個男孩在過道裡喝茶的景象。
威廉·巴勒斯衰老而年輕。一半是警長，一半是偵探。裡外裡都是作家。他有一個上著鎖的藥箱，不過在你痛苦的時候他會打開它。他不喜歡看到自己喜歡的人忍受煎熬。看你病弱，他還會餵你。拿著一條包在白報紙裡的魚，忽然出現在你門前，然後去煎了它。對女孩來說他是遙不可及的，但我還是喜歡他。
他帶著他的打字機、獵槍和長大衣暫住在一個地下室。有時他會披上他的外衣，向我們信步走來，坐到舞台前我們為他預留的位子上。穿著皮夾克的羅伯特，常常坐在他身邊。像是牛仔約翰尼和他的馬。
時間過了一半了，從二月到進入春天的那幾個星期，我們都在CBGB駐場。我們和“電視”樂隊分賬，就像前一年夏天在“馬克斯”裡那樣，從週二到週日，兩支樂隊輪班上陣。這是我們首次作為樂隊日常演出，也讓我們更明確了想在作品中表達的東西。
十一月我們跟簡·弗裡德曼去了洛杉磯，在“大門”演出過的Whisky a Go Go[60]裡完成了首輪表演，然後去了舊金山。在伯克利，我們演出的地方就在“有點暈”唱片公司樓上，而在“東菲爾莫”試演的那一晚是喬納森·裡奇曼[61]打的鼓。那是我第一次去舊金山，我們到“城市之光”書店來了一次朝聖之旅，那兒的櫥窗裡擺的儘是我們朋友的書。就在首次離開紐約遠足期間，我們決定再增加一位吉他手以拓展樂隊的聲效。大家的腦袋裡都在奏著三人格局無法實現的音樂。
回到紐約後，我們在《村聲》上登了一則找吉他手的廣告。我們找到的大部分人，似乎對於自己想要什麼或是想聽起來像什麼，都已心中有數了，尤其對於一個男人來說，沒有誰對女主唱陣容有興趣。我們為樂隊找到了第三個男人，一個有魅力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伊萬·卡拉爾[62]，他在外形和樂風上維護著搖滾樂的傳統和誓言，一如“滾石”對布魯斯的禮讚。他在布拉格本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流行明星，但隨著1968年蘇聯入侵了他的祖國，他的夢想也被粉碎了。舉家逃亡後他不得不重新開始。他精力充沛、思想開放，已準備好進一步擴展我們那迅速發展中的搖滾樂概念。
我們想像自己是“自由之子”[63]，肩負保存、保護和表現搖滾樂革命精神的使命。我們擔心曾經養育了我們的音樂會陷入精神危機，我們害怕它丟失掉它的宗旨，害怕它被商業化，害怕它在壯觀的場面、資金和乏味複雜的技術泥沼中掙扎、陷落。我們會在心中呼喚保羅·裡維爾[64]的精神，他徹夜騎行，喚醒民眾，拿起武器。我們也會拿起武器，我們這一代人的武器——電吉他和麥克風。
CBGB是發出那一聲召喚的理想之地。它坐落在那條飽受蹂躪的街上，吸引了一群歡迎無名藝術家的怪人。希利·克裡斯特爾對演出者的唯一要求就是要新。
從冬末到初春，我們一路拚殺、獲勝，直至找到了自己的步伐。在我們演奏時，歌曲也呈現出了自己的生命力，常常映射出觀眾的活力、氛圍、我們漸增的信心和眼皮子底下所發生的事情。
這段時間裡的好多東西我都還記得。尿和啤酒的氣味。《來世》裡，理查德·勞埃德和湯姆·魏爾倫糾纏的吉他聲線。演奏被萊尼稱為“熾熱地帶”的那個《大地》版本時，約翰尼一路踏著燃燒的足跡，從野孩子統治的迷幻之夜裡向我奔來，從更衣室衝向無窮可能之海，如同是從坐在我們面前的羅伯特和威廉·巴勒斯的第三、第四意識中輸出的。到場的盧·裡德，他對詩歌和搖滾樂的探索令我們所有人受用。舞台、觀眾和所有支持者的面孔之間那模糊的界限。簡·弗裡德曼在把我們介紹給“阿利斯塔”唱片公司總裁克萊夫·戴維斯[65]的時候笑容滿面，她已精確地感知到他、他的廠牌和我們樂隊之間有一種聯繫。每晚結束時，她會站在寫著CBGB ＆ OMFUG字樣的遮陽棚前，看著小伙子們把我們不起眼的樂器裝進萊尼那輛1964年的Impala後車廂。
那時候，艾倫終日和“藍色牡蠣崇拜”在路上巡演，有人質疑我怎麼能對不著家的人保持忠誠。事實是我真的喜歡他，並相信我們之間的交流強大到足以克服他長期的缺席。長久的獨守，給了我追尋藝術的時間和自由，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事實證明，我所以為的兩人間的信任被再三地褻瀆了，這害了我們倆，也讓他的健康大打折扣。這個溫柔、聰明、看似謙遜的男人在巡演路上的生活方式，與我相信的兩人之間的默契並不相符。這最終毀掉了我們的關係，但不包括我對他的尊重，也不抹殺他曾經的好。與此同時，我踏入了未知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