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摸不定
超級大國的表現常常像兩個全副武裝的盲人，同處一室，到處摸索，都以為對方目光如炬，因而使自己受到致命的威脅。雙方都應當懂得，從本質上說，制定政策這種工作經常是沒有把握的、妥協的、缺乏連貫性的。但是他們都傾向於認為對方具有已經被自己的經驗否定的一致性、預見性和連貫性。當然，時間一長，即使是兩個盲人，如果同處一室而又手執武器的話，也能相互造成極大的傷害，更不用說對房間會造成什麼破壞了。
美蘇關係的困難不僅在於兩個相互競爭的官僚機構各有自己的設想和猜測；他們對談判的看法也是相互矛盾的。美國人傾向於認為每次談判都有它自己的邏輯，談判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討價還價的技巧、善意和善於妥協的能力。但是，如果談判一方只得到含糊的授權，只有達成協議的一般願望，談判可能性——這個漂亮詞彙的意思是：瞭解對方可能接受什麼條件——本身就變成了目的，結果必然是堅持談判的一方不斷讓步。國內把堅持談判立場貶為「態度僵硬」、「頑固不化」或「缺乏想像力」。立場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批評者總要求更加靈活，談判開始不久就有人提出美國有義務通過讓步克服僵局。對方意識到我們實際上正急於求成，當然有一切理由想要堅持僵硬態度，看看我們還會提出什麼建議。
美國談判代表的這些特點，加上我們國內的辯論，使我們一九六九年的工作複雜化了。在政府內部，我們不得不同那些希望通過善意的姿態增加談判勢頭的人進行似乎沒完沒了的鬥爭。例如，不少人提出我們應當放棄反彈道導彈系統和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發展計劃，否則就會破壞限制戰略武器的前景——雖然事實上這兩種武器屬於我們為數很少的幾張可打的牌。與此類似，有人警告我們說，對中國開放將使對蘇關係倒退；事實上這種開放使我們同蘇聯的關係在好幾個方面打破了僵局。
我們內部的分歧使蘇聯領導人情不自禁要利用機會對我們進行夾攻。舉例來說，克里姆林宮會強調它渴望就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問題開始談判。當白宮努力按照蘇聯的全面表現作出反應的時候，政府其他部門卻千方百計——從對報界透露消息到非正式暗示——表明它不僅願意，而且渴望開始會談。蘇聯大使館在老練的多勃雷寧領導下會在記者和國會領袖當中散佈說，貿易可以對緩和緊張局勢做出重大貢獻。當白宮努力堅持必須隨著政治關係的改善，而不是在關係改善之前發展貿易的時候，各個部門和國會領導人卻堅持要求早日放鬆貿易限制。因此，我們第一個年頭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說服蘇聯和我們自己的官僚機構，使他們相信我們打算根據我們對國家利益的考慮、根據嚴格對等的原則進行談判，而不是根據抽像的口號、「姿態」或「訊號」進行談判。到一九六九年底為止，雙方最初的目標一個也沒有達到，但是小心翼翼地避免正面接觸的階段看來就要結束了。一九六九年底，「渠道」——我同蘇聯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的會談——日益活躍。這通常是出於蘇聯方面的主動。我們已經成功地使他們明白，稍後又使官僚機構明白，起決定作用的是總統的意見。但是一九七年初通過「渠道」進行的活動，就像下棋時開始佈局的第一著棋那樣是看不出結果的。雙方棋手都決心避免犯無可挽救的錯誤；每一步棋都小心謹慎，盡可能不透露自己的意圖，因此使對方甚至更加警惕起來。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當多勃雷寧同我在一起進行一般性討論時，他以討好的口吻說，莫斯科料想它將不得不同尼克松再周旋七年。莫斯科要等待我們出局，這段時間未免太長；對河內則肯定太長了。令人驚愕的是，他暗示莫斯科對東南亞實際上並不感興趣，而是出於「誤會」捲進去的；他沒有解釋是什麼誤會。據多勃雷寧說，中國是繼續戰爭的唯一獲益者。
多勃雷寧列舉了他所謂使蘇聯感到沮喪的事：美國政府堅持要搞反彈道導彈；中東談判停滯不前；尼克松接見了羅馬尼亞的副外長，但拒絕邀請葛羅米柯到白宮去；我們企圖使每次談判都以其他某種談判為條件（連環套）。最後，他詢問我們是否可以通過「渠道」開始帶根本性的討論，即使我們決定把達成的任何諒解推遲到越南戰爭結束以後執行也可以。我告訴多勃雷寧，我認為他很可能得到肯定的答覆。
一九七年一月二十日我們再度會晤，借口是蘇聯就西德議會的一些委員會在西柏林開會一事提出了抗議照會。意味深長的是這份照會是通過「總統渠道」提交的，因此不會大肆宣揚；莫斯科顯然不希望中歐出現危機。
多勃雷寧借此機會問到我們同中國人在華沙舉行的最近一輪會談。他希望我理解這是一個使莫斯科感到「神經痛」的問題。我能給他介紹一點情況嗎？我現在同當時一樣不懂，蘇聯為什麼對中國這麼不斷感到煩惱；差不多十年之後，在中日條約問題上也可看出同樣忐忑不安的情緒。接連不斷的詢問不可能產生任何實際的好處。如果蘇聯真有理由感到不安，也不大可能得到如實的答覆；倒是更有可能使我們看到我們在戰略上可以利用的機會——一九六九年確實造成了這種結果。毫無疑問，多勃雷寧在莫斯科的上司官僚主義地認為，只要他們能夠拿出一份查詢記錄，就不能責備他們對華沙會談一無所知了——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這種做法使他們顯得多麼惶惶不安。
我一直反對把我們同中國人的談話拿去給莫斯科吹風，因為這樣做使蘇聯人不費吹灰之力就可按照他們的版本向北京透露，藉以煽動中國人對蘇美共同統治的恐懼。因此我回答說，如果莫斯科如此容易「神經痛」，那麼他的上司反正也不會相信我對他說的任何情況的。即使不吹風也清楚，我們根本無法「利用」中國作為一種軍事威脅。同時，莫斯科必須認識到我們也有自己的「痛」處，這就是越南。我指出最近莫斯科電台播送美國戰俘講話是一種不友好的舉動。
不過多勃雷寧這次來訪的真正目的是繼續就十二月二十二日談到的使用「渠道」問題交換意見。開始時，他用一種反常的愚蠢辦法就最高級會談問題對我進行試探，問我是否聽說日本大使曾經談到尼克松的目標是在夏末秋初會見蘇聯領導人。我向他保證，當我們準備舉行最高級會談時，我們是不會通過第三國提出的。
最後，多勃雷寧轉達了莫斯科對我們上次交換意見的反應。蘇聯領導人歡迎通過「渠道」進行嚴肅的討論。他建議我們每次談一個題目。他很快就會提出蘇聯對歐洲安全的看法；或許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四月復會以前，我可以概述我們的基本態度。我同意這個程序。
由此可知，到一九七年一月底，我們似乎已經開始進行嚴肅的對話。但是，就像蘇聯人經常做的那樣，他們又出乎預料地改變了航程。他們答應舉行的關於歐洲安全的討論根本沒有舉行；多勃雷寧乾脆就不再提這個問題了。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問題也沒有進行實質性討論。相反，多勃雷寧一月三十一日出現在我的辦公室，帶來柯西金總理就以色列在蘇伊士運河沿岸的軍事行動提出的警告。照會說，如果以色列繼續深入埃及進行空襲，蘇聯「將被迫保證使阿拉伯國家擁有供其支配的手段」來「反擊」以色列。尼克松在一封冷淡然而有禮貌的信中拒絕了這種說法，並明確地表示美國將抵抗蘇聯在中東的任何升級[1]。二月十日，多少經過點磨煉的多勃雷寧重新提到這種指責，辯解說柯西金寫信的意圖只是說明困境而不是提出威脅。
一個星期之後，多勃雷寧前來提出一種異乎尋常的怨言。這件事再次表現了蘇聯人天生的不安全感，同時又巧妙地使我們處於防守地位。他指出最近發表的長達四萬字的總統外交政策報告中指名提到的外國領導人只有阮文紹總統和齊奧塞斯庫總統。他的領導人可能得出結論，認為我們不重視他們。我委婉地撇開這個令人驚訝的論點，多少有點言不由衷地對他說，這份報告主要是寫給美國人看的。多勃雷寧接著問到同一報告關於歐洲那一章裡面一句無關痛癢的話：世界上「唯一永恆不變的東西」就是「變化的必然性」。這是否意味著我們不再承認歐洲現有分界線了？我回答說，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居然反對變化的必然性這種哲學提法是奇怪的。我們並沒有對現有國界提出異議，但是我們不承認東德邊界是一條國界。我知道蘇聯人即將同維利·勃蘭特總理就德國內部安排問題開始微妙的談判，我不想給他們增加談判的資本。
多勃雷寧再次向我保證蘇聯領導人渴望他能同我繼續秘密交換意見，特別是在限制戰略武器會談問題上。但是具體談什麼問題，他還沒有得到指示。然後，三月十日，在正式的限制戰略武器會談預定開幕時間之前不久，多勃雷寧提出他同我是否應當集中考慮一項「全面的」或「有限的」限制戰略武器協議。我告訴他主要問題在於具體化。這次談話後不到一個星期，我們獲悉蘇聯正在把他們最先進的防空導彈（SA-3型導彈）運入埃及，還有操縱導彈的蘇聯人員。於是，我在十天之內第二次會見多勃雷寧，堅定地對他說，這使人回想起他們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的表現。我們肯定要保證軍事平衡得到維持。四月七日，多勃雷寧又探詢了就限制戰略武器會談交換意見的可能性。他說：如果在維也納提出我們的主張之前我能加以概述，莫斯科將把這看作是表示真誠的跡象。這樣做使克里姆林宮最高層領導人可以在各個部的專家把自己搞得毫無伸縮餘地以前加以考慮。
我們還沒來得及討論這些問題，多勃雷寧就被調回莫斯科進行磋商去了。在此期間又出現了柬埔寨危機。但是已經發生的事情已足以說明克里姆林宮缺乏一條明確的路線。它試圖同時使用壓力及和解兩種手段。它提出問題卻又不討論下去，在中東挑起一場對抗卻又缺乏顯而易見的目的。這種令人迷惑的態度後面隱藏著什麼動機呢？
蘇聯行為之謎
即使在最平靜的時期，所謂蘇聯領導人是根據深刻的長遠考慮辦事的這種形象也可能是一種過分的渲染。通常由十五名擁有巨大權力的領導人組成的政治局是最後決策機構。當然，黨的總書記——從一九六四年以來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是最有發言權的。他可以決定政治局開會的議程；他控制著書記處；他在挑選新的成員時具有決定性影響。儘管如此，自從斯大林死後，任何總書記也不是隨心所欲、毫無約束的——雖然勃列日涅夫的地位從一九七一年以來顯然已經日益突出。他必須設法取得一致意見；每個問題無疑都存在需要加以調和的、相互競爭的思想派別和影響中心。
作為決策機構的政治局和政府執行機構的截然分離使這部機器更加笨重。官僚機構只有在自己管轄範圍內才有權表示意見，對其他部門的專業，即使實質上同它有關，似乎也無權發言。因此，外交部可以對軍備控制建議的政治影響發表自己的看法，對其軍事方面則不行。國防部是軍事問題的唯一權威，對外交就沒有什麼發言權。部門之間的一切爭議都得提交政治局解決。在一九七三年葛羅米柯和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帥參加政治局以前，他們主管的外交部和國防部有十年在政治局沒有代表。在葛羅米柯提升到政治局去以前，我有時得到一種印象，即我比葛羅米柯更瞭解蘇聯軍事部署。我們參加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代表當著蘇聯外交官的面討論蘇聯軍事部署問題，顯然使蘇聯代表團裡的軍事官員們很不舒服；在此以前，他們有一位軍官曾經私下向我們代表團暗示最好不要在外交官面前提出軍事技術方面的問題。
由此可知，甚至在總書記處於突出地位、政治局意見一致的時候，蘇聯的決策過程也是很累贅的，而在變換領導時期則更加動彈不得。在這種情況下，主要政策方針一旦確定就會以毫不動搖的僵硬態度加上俄羅斯的固執來執行。權力鬥爭時期則完全可能採取相互矛盾的方針，直到某種危機使他們不得不做出明確決定為止。蘇聯曾經不知不覺陷入危機之中。這些危機基本上不是事先策劃的，並且對善意造成了威脅。陷入危機的原因是某一事件——例如一次即將召開的黨代表大會——完全吸引了最高級領導人的注意力，或者使它這部龐大而複雜的官僚機器的某一部分獲得了更大的影響力。
一九七年初就是這樣一個時期。當尼克松就任總統時，阿列克謝·柯西金總理似乎是政治局中負責外交政策的主要人物。來自蘇聯領導的信件是由他署名的；他還在葛拉斯堡羅會見了約翰遜總統。凡是在最高級會談問題上伸出觸角時，總是提到他的名字。但是，同樣明顯的是，這個時期勃列日涅夫的影響一直在上升。他似乎把自己的作用從管理黨務和國內經濟方面擴大到國際政治領域。通常每四年一次的黨代表大會預定在一九七年舉行（事實上直到一九七一年春天才舉行）。這是建立勃列日涅夫的突出地位的機會；一九七一年春天以後，幾乎所有的高級會談都是同他進行的。
這意味著一九七年是一個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裡，蘇聯的領導或許全神貫注在內部勾心鬥角上，對事態發展只能做策略上的反應。另一方面，美國國內在越南戰爭問題上出現的紛擾又使他們想乘機漁利。
二月二日，我在送呈總統的備忘錄中指出，這個調整時期的局勢由於蘇聯國內存在嚴重而長期的困難而惡化了。主要由於技術落後，經濟增長率在下降。赫魯曉夫倒台後，新的領導人即著手增加消費品供應，同時提高防務費用，包括在中國邊境加強軍事力量。雖然這種做法使經濟陷入緊張局面，蘇聯領導人希望產業改組將會給投資和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刺激，但這些希望已化為泡影。「當然，原因在於蘇聯領導人不願意正視他們自己制訂的產業改組計劃的失敗。這些領導人誰也提不出既能刺激經濟發展又能保持中央政治控制的新的改革方案。這是使蘇聯進退兩難的中心問題。」（尼克松在這段話旁邊批註：「關鍵問題。」）
我的結論是，最高層可能因此出現拔河比賽的現象：
預計今年舉行的黨代表大會可能使困難達到嚴重狀態。所有最上層的領導人都希望自己的支持者保持關鍵地位。勃列日涅夫領導的老年集團可能力圖在黨代會上擴大自己的權力，而青年集團則傾向於阻止這種前景的出現。
最後，內部的緊張局勢並沒有達到破裂點。但是在我稱為「青年」集團的成員中，有兩個人——德米特裡·波利揚斯基和亞歷山大·謝列平——很快就從高位清洗下來。勃列日涅夫看來同意我對誰可能爭權這個問題的分析。
克里姆林宮政局的變化無常一直繼續到春天結束。在五月五日送呈總統的備忘錄中，我列舉了蘇聯政策雜亂無章、自相矛盾的進一步跡象，例如迅速撤回建議，演說中提到已經改變的決定。我指出：
得到一些主要學者同意的政府內部人士的一致意見似乎是：領導層事實上已經出現麻煩，但是解決辦法，即使是暫時的，是對勃列日涅夫有利的。
由於全國電視的集中宣傳，他的形象更清楚了；他發表的涉及所有重大內政外交問題的內容廣泛的演說顯然反映了他的信心。而且好幾個第二級人物職務的變化……暗示他是高高在上的。
一九七年六月舉行的一次中央委員會會議和蘇聯議會（最高蘇維埃）的選舉確定了勃列日涅夫的優勢地位。六月，我為總統分析了外交政策上可能產生的後果：
勃列日涅夫的優勢地位和日益增長的力量不會立即表現在政策方面。在代表大會上，他不惜犧牲重產業和國防產業而站在消費者一邊，提出了自己的「和平綱領」。他在閉幕詞中又重申了這兩個主題。可能更重要的是：如果他獲得更多權力，從而可能獲得某種較大的行動自由，他可能因此願意在我們正在研究的某些國際問題上有所行動——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柏林問題等等。
但是在蘇聯確定緩和緊張局勢的方針以前，他們還想通過「有選擇的緩和」來孤立我們——一方面同我們的歐洲盟國改善關係，一方面對我們增加壓力。蘇聯領導人從西德新任總理維利·勃蘭特的政策中看到了施展這種策略的缺口；有幾個月，東方政策（Ostpolitik）佔據了舞台的中心。
東方政策
多勃雷寧在一月二十日提出要闡述蘇聯對歐洲安全問題的看法之後為什麼就從此沒有下文了呢？隨著時間的推移，原因越來越清楚。莫斯科認為直接同波恩打交道要比把我們牽涉進去幹得更好。一九六九年冬天，維利·勃蘭特採取主動，對蘇聯和東德都提出了放棄使用武力、接受中歐現狀的建議。蘇聯領導人及其東德被保護人顯然對同三十年代以來德國出現的第一個社會民主黨政府打交道的前景感興趣。同時，莫斯科已經同北京開始就長期以來接近沸騰的邊界爭端問題進行談判。蘇聯很可能認為存在同時減少兩條戰線上的壓力的某種機會；如果他們能夠使勃蘭特接受歐洲現狀，就會使中國人更加孤立。此外，波恩同莫斯科的直接和解還有另一個有利之處，就是在解決歐洲一個重大問題時把美國排除在外，從而建立一個先例，可能使其他歐洲人越來越面向莫斯科而不是面向華盛頓。逐漸，這種情況必然會削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聯繫。
正如我說過的那樣，我已經產生一種看法，認為勃蘭特決定修改他的前任基督教民主聯盟政府的政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可能是有益的，但只有在不讓蘇聯支配德國和歐洲政策的情況下才是如此。除非我們設法對這個過程取得某種控制，勃蘭特在實現德國這一新政策的目標方面將越來越依靠蘇聯及其善意。二月十六日，我寫信給總統談到這件事可能帶來的後果：
但是，東方政策最使人擔心的方面多少是更具有長遠性的。只要勃蘭特還在同東方國家談判當前已經擺在桌面上的那些問題——承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奧得-尼斯線、可能為柏林做出的種種安排——他在保持基本上是親西方的政策方面不會有任何嚴重困難……
然而，假若勃蘭特實現了一定程度的正常化，他或者他的繼任者不用多久就可能發現人們企望得到的好處並沒有出現。……已經在東方政策上投入大量資本的德國人這時可能認為他們面臨痛苦的抉擇。應當記住，早在五十年代，不僅舒馬赫領導下的社會民主黨內，而且傳統上醉心於東方、夢想德國成為東方和西方之間的「橋樑」的保守派中都有許多德國人反對波恩同西方制度結合，理由是這樣做將使德國永遠分裂，再也不能在東方起積極作用。關於德國基本立場的這種辯論很可能以更加造成不和的形式重新出現，不僅使德國國內矛盾尖銳化，而且使德國的西方朋友懷疑它作為一個夥伴是否可靠[2]。
但是，設法破壞勃蘭特的政策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只有一種選擇，就是把不可避免的事導入建設性的方向。勃蘭特的聯合政府是根據他現正執行的綱領當選的。我們使他的東方政策流產的唯一辦法是大規模干涉德國內政，使我們的盟友離心離德，還要（正如蓬皮杜總統擔心的那樣）改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使它變成解放東歐的德美同盟。我們也提不出其他可供選擇的辦法。蓬皮杜和哈羅德·威爾遜正是因為擔心德國採取「解放政策」，所以公開支持勃蘭特的方針，並且私下極力勸說我們也支持。我國的輿論也無法理解一項違背德國政府意願而堅持德國重新統一的政策；我們不可能比德國人更像德國人。相反，我們將日益受到指責，說我們破壞了減輕德國分裂造成的嚴酷後果的富有希望的前景。
因此，我敦促尼克松附和勃蘭特的政策，並運用我們的影響把它納入一個比德意志民族主義更廣泛的格局中去。勃蘭特也用保持密切接觸的辦法為減少人們的擔心做了他應做的事。當然，德國的新政府是通報情況，而不是進行磋商。他們報告進度而不徵求意見。不過這種做法也正是我們希望的。我們最不希望有什麼人認為我們應該對正在西德成為嚴重國內問題的德國談判立場負責。我勸告尼克松，「我們給予勃蘭特的任何支持應僅限於一般地贊成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同東方改善關係——而不要對它的具體行動表示贊同。」
我們並不是沒有辦法阻止蘇聯利用東方政策在我們和我們的歐洲盟邦之間製造分裂。舉例來說，要奉行一項我們強烈反對的政策，這是西德任何領導人都擔當不起的。他在國內的地位經受不住；他自己的信念也與此不符；對利益的任何合乎理性的考慮都不會鼓勵這種做法。此外，勃蘭特向承認東德方向走得愈遠，他就愈需要有一項柏林協定。柏林是解開整個難題的關鍵。道理很簡單。勃蘭特同蘇聯和東德談判的任何條約都必須經過西德議會批准，而他的聯合政府在議會中只有極其微弱的多數。一項增強柏林安全的協議是勃蘭特那些引起爭議的、實質上表示德國接受分裂狀態的條約所能得到的最明確、最有說服力的報酬。顯然只有在簽訂柏林協定的情況下勃蘭特的東方條約才會得到批准。而柏林協定需要戰時四大強國（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一致同意。這樣一來，我們的積極合作就成為關鍵了；只有我們有力量抵銷柏林處於孤立狀態這個現實；因此，無論這個過程是怎麼開始的，我們終將獲得重大的發言權。
我們是在這個範圍內支持勃蘭特具有歷史意義的方針的，雖不熱情，但不乏信心。勃蘭特在一九七年一月十四日發表的政策聲明中規定了同東方談判的六項原則，其中包括保持四大國在柏林的權利和改善柏林的狀況。五天後，東德共產黨領導人瓦爾特·烏布利希同意就兩個德國之間的關係問題進行談判而不附加先決條件。二月十一日，東德總理維利·斯多夫又出其不意地建議雙方直接談判。在地點問題上經過某些討價還價以後，雙方同意兩個領導人將於三月十九日在東德的埃爾富特會晤。同兩個德國之間的行動平行，波恩也開始同蘇聯討論放棄使用武力條約問題。西德駐莫斯科大使進行初步接觸的結果是在蘇聯堅持聯邦共和國必須首先承認東德這個問題上出現了可以預料的僵局。這時，勃蘭特決定使談判升格，任命他的親信埃貢·巴爾去領導第二輪會談。巴爾通過秘密渠道把這個行動通知了我。他從莫斯科回國後，又於二月二十日再次利用秘密渠道轉達了他對莫斯科談判總的說來是樂觀的估計。他認為蘇聯人對簽訂放棄使用武力條約的可能性是「確實感興趣」的，並且即將提出經過政治局批准的具體建議。
但是通過談判巴爾也認識到，把條約同柏林問題套在一起是我們手中暗藏的一張王牌。他向我保證，說他已極力要求葛羅米柯同意使通往柏林的民間交通不受干擾。這是德國輿論要求的必不可少的報償。葛羅米柯沒有做出反應，但記下了這一點。巴爾希望保證柏林問題的談判不落後於德國問題的談判。我的看法相反；德國問題談判一旦完成，將大大改善我們就柏林問題討價還價的地位，因為那時蘇聯將亟於使東方條約得到批准。
在使柏林問題談判拖延六個月後，蘇聯人開始看到同樣的現實。二月十日，蘇聯正式邀請美國、英國和法國在二月十八日開始談判柏林問題。考慮到盟國之間進行磋商那種像冰河運動般緩慢的程序，這樣短促的期限是完全不現實的。但它證明了蘇聯的迫切心情，並且突出說明只要我們不倉促行事就有改善我們在柏林的地位的機會。我建議總統接受蘇聯的建議，但要使談判分階段進行，以免蘇聯利用兩場同時舉行的談判在盟國之間挑撥離間。這樣我們就跳起了一場兢兢業業的小步舞——我們和我們的德國盟友都不能明確表示自己的立場。勃蘭特想要加快柏林問題的談判，以便利用這場談判來討價還價，必要時還可把他的東方政策失敗的責任推卸給我們。相反地，我們贊成比較從容的步調，免得他們要求我們以四大國在柏林的權利為代價促進兩個德國之間的談判。
二月二十五日，勃蘭特寫信給尼克松，正式通報巴爾的莫斯科之行的情況，並委婉地要求早日開始柏林問題談判。我們等到三月十二日才予以答覆；尼克松在信中同意為統一西方立場而努力；我們提出四國柏林會談可以在三月二十六日開始。柏林問題的錯綜複雜、西方取得共同立場的必要性，以及多年積累的尖銳對立的觀點都使柏林談判必然曠日持久。勃蘭特可以為他的雙邊倡議規定迅速得多的步調；他的主要談判代表巴爾的作風就使談判非快不可。所有這一切增加了我們的籌碼。用外交辭令來說，我並不認為柏林談判的拖沓從策略上看是一個不利條件。
勃蘭特同維利·斯多夫在埃爾富特的會晤是一個重大的勝利。他受到東德群眾極其熱烈的歡迎。他們開始有節奏地高喊：「維利！維利！」後來想起兩位出席者的名字發音相同，就改口高呼：「維利·勃蘭特！」這次會晤沒有達成重大協議，其意義在於處於分裂狀態的兩個德國的領導人第一次見了面並舉行了會談。以德國重新統一作為解決任何歐洲問題的前提的西方傳統立場從此成為歷史陳跡。
這就是三個星期之後勃蘭特以總理身份第一次訪問華盛頓時的局面。勃蘭特抵達之前，我於四月八日在白宮我的辦公室裡私下會晤了埃貢·巴爾。他更詳細地向我介紹了他在莫斯科談判的情況，但出於某種理由避而不談他已經交給蘇聯，然而從來沒有同我們討論過的三種「新文件」。（一貫樂於鑽空子擴大盟國團結中任何潛在的裂痕的多勃雷寧已經對我提到過這些文件了！）巴爾相信蘇聯會敦促東德使他們同波恩的關係正常化，相信他們會在柏林通道問題上有所放鬆。當然，我們要求的不是蘇聯可以隨意撤銷的一種行政性姿態，而是能夠增加西柏林生存能力的法律規定。勃蘭特同尼克松的會晤進行得很順利，情況我已在第十一章中加以描敘。勃蘭特離開華盛頓時得到了對他的政策的泛泛的支持。五月十二日至二十二日，西德同蘇聯恢復談判並達成「原則」協議。五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在羅馬舉行的半年一次的大西洋聯盟外交部長會議上，勃蘭特獲得所有盟國的一致支持。
在此期間，西德內部的爭執一直在增加。反對黨基督教民主聯盟激烈攻擊勃蘭特的政策。前總理基辛格警告說，再過「五分鐘就要完蛋啦」；對基辛格作為反對黨領袖的地位構成挑戰的賴納·巴澤爾寓意不祥地要求「趕緊懸崖勒馬」。埃貢·巴爾的談判文件也洩露給德國報界，使群情更加鼎沸。這場風暴十分明顯地說明，除非柏林問題達成令人滿意的協議，否則西德議會就不會批准同蘇聯簽訂的任何條約。
由於六月地方選舉結果良好而得到支持的勃蘭特決定開始同蘇聯進行最後階段的談判，任命外交部長瓦爾特·謝爾擔任首席談判代表。謝爾到莫斯科十二天之後，同葛羅米柯外長草簽了一項放棄使用武力條約（草案）。五天之後，勃蘭特也到了莫斯科，在條約上簽字，並利用這個機會同勃列日涅夫進行長談。聯邦共和國已經破釜沉舟；它接受了德國的分裂，肯定了中歐的現狀。
兩天後，勃蘭特寫信給尼克松，說他對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都強調了解決柏林問題的關鍵意義。已經一再正式通知蘇聯，除非柏林問題得到圓滿解決，否則條約就不會生效。八月十七日，巴爾再次訪問華盛頓，向我介紹了勃蘭特莫斯科之行的情況。他主要關心的是強調勃蘭特想在柏林問題上取得迅速進展的願望。我向總統指出，如果這套錯綜複雜的談判失敗的話，我們有被人當做替罪羊的危險。但是我認為形勢已經發展到不能失敗的程度。我們已經成為決定性因素，雖然莫斯科和聯邦共和國在其後五個月內都沒有完全理解這一點。
蘇聯一直把柏林談判拖延到同聯邦共和國簽訂條約之後。他們無疑估計西德那時會給我們施加壓力——西德確實半心半意地做了，要我們解決柏林問題。但是這個算盤完全打錯了。波恩的迴旋餘地有限；它自己能做的讓步都已經做了；它也無法逼迫我們做更多讓步。對於德國相當大的一部分輿論來說，同蘇聯簽訂的條約看來是不公平的；波恩斷然放棄了自己的民族要求，換來的只是氣氛的改善和兩個德國之間接觸的鬆動，而這些接觸本來就是不應當中斷的。條約在議會中的命運現在取決於蘇聯在柏林問題上毫不含糊的讓步。把條約同柏林問題套在一起顯然對莫斯科不利，而不是有利。當然，柏林談判本來就錯綜複雜。西方盟國要求從蘇聯而不是從東德那裡得到自由經過東德領土出入柏林的保證，而東德肯定是要抗拒的。但是蘇聯要克服東德的猶疑還有另一個強有力的理由：如果我們不同意，就絕對開不成歐洲安全會議。我們已經明確表示，在柏林談判結束之前，這種會議根本不予考慮。這樣一來，我們就為緩和這匹野馬而給它套上了籠頭，使歐洲安全會議和勃蘭特東方條約的批准問題都取決於是否能達成符合我們目標的柏林協議。
在此期間，我們還得約束自己的盟國。勃蘭特希望盟國就歐洲共同均衡裁軍的標準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以便準備談判，同時防止美國軍隊單方面撤退。英國則要求立即建立東西方關係常設委員會。我們撇開德國建議而支持加拿大提出的一套故意含糊其詞的關於雙方共同均衡裁軍的一般原則。我們也反對英國的整個建議。我們不希望建立任何機構，為要求在虛無縹緲的基礎上緩和緊張局勢的已經過分強大的壓力增加勢頭。
時間對我們有利；只要我們保持冷靜，我們的地位是強有力的。這一點蘇聯人當時並沒有看清楚。他們仍然認為同聯邦共和國達成協議是在有選擇的緩和方面邁出了重大的一步，而且想繼續利用它來削弱盟國的團結，辦法是製造一系列針對美國的危機。因此，需要長達數月的堅定態度才能使克里姆林宮認識到它必須面對的現實。
限制戰略武器談判與防務辯論
但是在同莫斯科舉行的談判中，有一種談判是單獨存在的。這就是在赫爾辛基和維也納兩地交替舉行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赫爾辛基的第一階段會談是探索性的，準備一九七年四月中旬在維也納繼續進行。蘇聯主要關心限制反彈道導彈問題——這是一個富有戲劇性的變化，因為柯西金在葛拉斯堡羅時曾對約翰遜總統說，限制導彈防禦是他曾聽到過的最荒謬的想法之一。人們可以言之成理地得出結論，認為蘇聯看法的轉變是因為我們決定發展自己的反彈道導彈系統。遺憾的是這樣的洞察力並不普遍。事實上，一九六九年關於反彈道導彈問題的激烈辯論又在一九七年基本上重複了一遍，這次辯論的是已經批准的計劃規模大小問題。究竟是把我們的反彈道導彈限制在已經由上屆國會以微弱多數票批准的所謂第一階段，即建立兩處反彈道導彈發射場來保護民兵式洲際導彈基地，還是繼續進行第二階段，即按照我們已經宣佈的、在出現偶然觸發事件或第三國進攻的情況下保護我國人民這個目標進行建設呢？這就是爭論的問題所在。
我在一九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舉行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歸納了相互對立的觀點。究竟是美國單方面做出姿態，還是使克里姆林宮面對他們亟欲制止的危險和計劃更能使蘇聯對妥協感興趣呢？這是多年來爭論不休的問題。這個問題把我們從氫彈到B-1型轟炸機等一系列防務問題的辯論搞得混亂不堪。我至今還沒有聽到過美國單方面克制曾經使蘇聯做出重大反應或持久反應的任何例證。
單方面姿態的鼓吹者要求暫時停止美國反彈道導彈的進一步部署，提出蘇聯對限制防禦系統是感興趣的。他們感覺暫停執行我們的方案是表示我們態度認真的訊號，而且還可以使國會裡批評反彈道導彈的人緩和下來。如果蘇聯拖延談判，我們隨時都可撤銷暫停。持這種觀點的有國務院以及軍備控制和裁軍署。但是希望繼續執行第二階段計劃的人，包括我在內，則爭辯說，暫停執行我們的反彈道導彈計劃就會破壞達成協議的前景。正是因為我們開始執行這項計劃才扭轉了蘇聯對導彈防禦問題的態度；我們一旦停止建設，就無法促使他們認真談判，特別是國會裡的反對派在制止第二階段後必然會設法全面廢除反彈道導彈，情況就更是如此。蘇聯只要拖延談判就可達到扼殺我們的反彈道導彈的目標。但是我認為無論蘇聯如何拖延時間，我們都不大可能中止暫停。鼓吹暫停主張的人總是滿口答應要十分警惕地執行作為暫停基礎而設想的條件；實際上，除非出現囂張到完全無法忽視的挑釁，暫停幾乎是從來不會中止的。
一月二十三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未能做出決定；問題已經超出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或反彈道導彈的範圍，變成了一場關於我國安全的性質的全國性辯論。
對我國防務計劃的一切攻擊中最突出的口號是：需要「重新安排國家的優先項目」——這是削減國防預算的一種委婉說法，是越南問題辯論在戰略領域中的翻版。為限制越南戰費的使用而提出的汗牛充棟的修正案很快就擴大到具體的武器系統方面來。喬治·麥戈文參議員建議把B-l型轟炸機削減掉；威廉·普羅克斯邁爾和理查德·施韋克參議員要求把C-5A型運輸機問題推遲到對財政上陷入困境的洛克希德公司調查結束以後再考慮；伯奇·貝赫參議員要求對我國武裝部隊的整個規模加以限制；愛德華·布魯克參議員則在進行他一年一度的反對反彈道導彈和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的運動。沒有人就國防預算可能不足問題提出議案或發表演說。強大國防的信仰者顯然是在打一場後衛戰。
同越南問題一樣，我們陷入了惡性循環。為使國防計劃繼續得到盡可能多的支持，尼克松認為他必須對要求削減國防預算、要求降低國民生產總值中用於軍事目的的比例的壓力有所反應。除萊爾德和我之外，所有政府高級成員在這個問題上意見是一致的。他們擔心不這樣做，國會就會按照國會、新聞界和學術界反對武力的狂熱分子的建議，劇烈削減預算。我存在嚴重的疑慮。我擔心的是，當我們正在喪失戰略上的相對優勢、在東南亞明顯實行收縮而蘇聯軍事支出不斷增加的時候，堅持削減我們的武裝力量會在外交方面造成長遠影響。
一九七年二月二日尼克松宣佈的國防預算比前一年減少五十億美元以上。（當然，這個數字並不能說明整個問題，因為一九六九年的預算也受到同樣壓力，所以也是不足的。）國防預算約等於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七，前一年則等於百分之八點七；在整個國家預算中，國防預算佔百分之三十四點六，而一九六九年則佔百分之三十七點七。（的確，儘管越南戰爭還在繼續，我們提出的國防預算從實值上說僅比和平時期最後一年即一九六四年的預算增加了百分之七。）在這些限制範圍內，梅爾·萊爾德在經營管理和計劃工作上創造了奇跡，使全部戰略計劃——B-1型轟炸機、三叉戟型潛水艇和導彈、民兵Ⅲ型洲際彈道導彈以及「衛兵」反彈道導彈——雖然增加不多，但都有所增加。
儘管如此，削減國防預算仍具有潛在影響。它使我們不能對常規兵力日益不平衡的狀態做出前後一貫的反應，使我們的戰略規劃只能修修補補、毫無生氣，並使五角大樓輕視曾經使我們在國內付出沉重代價、在我們進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戰略中起關鍵作用的反彈道導彈計劃，因為把錢用在這方面必然會影響其他優先項目。因此，我們的裁軍談判有三條戰線：在維也納和赫爾辛基同蘇聯談判；國內，在我們政府內部談判，並同國會談判。甚至已經劇烈削弱的國防預算仍受到國會的攻擊。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邁克·曼斯菲爾德甚至在反彈道導彈第二階段計劃正式提交國會以前就反對這個計劃。一月三十一日，他預言參議院將出現新的辯論。他說：「這件見鬼的事還有完沒完？會對人們產生什麼影響？……錢從哪裡來？」J·威廉·富布賴特參議員說反彈道導彈的第二階段是「一個巨大錯誤」。二月二日宣佈新預算後，批評就真正開始了。曼斯菲爾德參議員表示，新預算雖然比前一年的預算低，但還是遠遠超過應有水平。他警告說，這個預算為許多新的項目提供了將來會要求更多投資的「種子基金」。他說的是對的，但是在六十年代我們自動停止增加導彈以後，「種子基金」已是新的一屆政府在蘇聯戰略力量不斷增長的情況下所能提出的最低限度要求了。
五月，包括喬治·麥戈文、菲利普·哈特、威廉·富布賴特、沃爾特·蒙代爾、克利福德·凱斯和馬克·哈特菲爾德在內的一批屬於兩黨的參議員宣佈他們打算提出一個替代預算，要求更加嚴厲的削減。六月十五日，另一批自由派參議員和眾議員建議再削減四十五億美元，明確提出要減少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計劃、「衛兵」反彈道導彈第二階段和海軍購買F-14型戰鬥機的撥款。由上屆政府的高級官員準備的一份布魯金斯學會報告概括提出了一個國防預算「低方案」，共五百九十億美元——比總統提出的預算減少一百四十億美元。[3]一九七年八月十七日，《華盛頓郵報》對形勢做了扼要的概括：
過去一度幾乎是例行公事的立法手續——通過年度軍費法案，現在變成了涉及幾十種軍事計劃和政策的一場曠日持久的、常常是很激烈的戰鬥。……（關於反彈道導彈的冗長辯論）掩蓋了事實上是國會山上針對一切軍事活動進行的、從未有過的最廣泛的攻擊。
在蘇聯戰略部隊和常規部隊加速增長的時候，這種緊縮國防的要求更加令人側目。一九六六年年中，蘇聯擁有二百五十枚可供使用的洲際導彈；一九六七年年中是五百七十枚；一九六八年九月是九百枚；一九六九年九月是一千零六十枚，從而超過了我們。根據當時的預計，到一九七年年底，蘇聯將擁有近一千三百枚洲際導彈。（實際上達到了一千四百四十枚。）誰也不知道最高會達到多少；在此以前的五年當中，情報方面的估計一直過低。蘇聯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預計將從一九六八年九月的四十五枚增加到一九七五年的九百多枚。同時，蘇聯在歐洲和遠東的常規兵力也都在迅速擴充和現代化。
國會和新聞界把這些事實當做五角大樓為保持一個膨脹的國防預算而慣用的嚇人戰術，不予理睬。甚至強大國防的堅定鼓吹者也開始動搖。反彈道導彈的關鍵性支持者之一亨利·傑克遜參議員要參加改選，因此反對在他的家鄉華盛頓州設立任何反彈道導彈發射場。原子能聯合委員會有影響的主席約翰·帕斯托參議員反對在國會已經批准的兩處發射場以外再建立任何反彈道導彈基地。他說：「我們州的人感到納悶，不知道為什麼給教育增加撥款會造成通貨膨脹，而給『衛兵』增加撥款則不會。」[4]眾議院軍事委員會頗有權勢的主席門德爾·裡弗斯眾議員主張削減反彈道導彈而加強海軍——說明預算方面的壓力如何影響到五角大樓的優先項目。甚至長期以來一直支持加強國防的眾議院議長卡爾·艾伯特也抱怨由於重視國防而忽視了國內計劃，特別是有關環境的計劃。這種批評得到切特·霍利菲爾德、查爾斯·瓦尼克等關鍵性眾議員的響應。
政府不得不在這種氣氛中工作，不僅要制訂一個切實可行的防務計劃，還要為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制定前後一致的戰略。後來批評這個談判的人忘了在七十年代初期即使想要保持最起碼的戰略計劃都是多麼困難，忘了他們當中有些人甚至參加了進攻[5]。政府不得不集中全部力量防止國會把我們試圖通過談判使蘇聯在對等基礎上採取的行動單方面強加於我們。我們在海外軍隊部署問題上不斷受到攻擊，每年都要與減少駐歐美軍的企圖進行鬥爭。一九七二年當我們就雙方共同限制反彈道導彈問題進行談判時，我們的反彈道導彈計劃險些被國會取消或縮減成為毫無意義的樣品。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也一直受到攻擊，到簽訂容許武器現代化的第一個限制戰略武器協議才結束辯論。如果政府想要保持適當的防務計劃，它越來越不得不以「談判籌碼」為理由使一個一個武器計劃得到支持——也就是說，指出製造這些武器不是為了完成戰略目的，而是為了在軍備談判中予以放棄。這種說法可能有助於把必不可少的計劃保存下來，但不大可能產生深刻的戰略理論。
國內就反彈道導彈展開的辯論說明了我們的困境。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問題具有高度技術性，是多數門外漢無法搞懂的。同時，它又涉及嚴肅的戰略理論問題，是我們同蘇聯進行軍備控制談判的核心。各種對立觀點都在官僚機構和國會中有自己的發言人。他們誰佔上風取決於許多因素，其中包括這個問題是作為防務問題提出來的還是作為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籌碼問題提出來的這樣一種偶然性因素。這種情況部分地說明了政府最後為什麼要在反彈道導彈問題上採取兩種互不相容的立場。以五角大樓為主制訂的國防預算提出的立場同我們在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中提出的立場很不一致，因為後者是經過國務院、國防部、參謀長聯席會議、軍備控制和裁軍署、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班子等等部門之間一套複雜程序擬訂出來的。總而言之，公開爭論的噪音逐漸壓倒了系統的考慮。
兩屆政府為反彈道導彈提出的理由是這種導彈將保護我國人民不受第三國攻擊，並為防止意外事件提供某種保證；保衛我們的民兵式導彈是一個次要目標。然而我們的實際計劃越來越向後一方向發展。二月七日，我向總統解釋了這種困難處境。如果反彈道導彈要完成已經宣佈的目的，我們就必須開始實行第二階段計劃，至少在第三國進攻或出現意外發射的情況下使我國人民得到保護。下一步最符合邏輯的做法是著手興建一個新的導彈場（密蘇里的懷特曼空軍基地），並在靠太平洋的西北地區興建一座適應民防需要的發射場。（懷特曼基地靠近聖路易斯，因此還有一個優點，就是能夠同時起某種民防作用。）但是，正在競選的傑克遜參議員拒絕考慮在西北地區建設發射場問題。下一個最好的方案是懷特曼基地加上一座保護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用術語說，這裡是全國指揮部）的發射場。但是，如果我們要保護「政客和將軍」，已經很激烈的反對派將會喊得更凶，更不用說在華盛頓十五英里範圍內尋找必要的地皮的困難了。由於這些原因，萊爾德建議只在懷特曼建立發射場。用保護導彈基地不受蘇聯襲擊的辦法執行一年前作為防止第三國進攻的民防工程提出的計劃，我對這種邏輯深感懷疑。
尼克松選擇了萊爾德建議的懷特曼方案，因為他深信任何其他方案都是國會通不過的，而與其一無所得，不如要一個不符合邏輯的反彈道導彈工程。由此可見，公眾和國會的壓力使我們的反彈道導彈計劃的性質和目的一年之內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
政府的讓步與其說使批評者平靜下來，倒不如說使他們得到了鼓舞——情況幾乎歷來如此。政府內部那些反對整個反彈道導彈概念的人更想再幹一場了。軍備控制和裁軍署對反彈道導彈的支持最多也只是半心半意的。（正因為如此，尼克松在四月份給我一張便條中提到，傑勒德·史密斯最好是支持反彈道導彈，否則最好辭去軍備控制和裁軍署署長職務。我向史密斯轉達這個意思時語氣多少緩和了一點，因為無論他自己持何看法，他一貫是忠誠而正直地支持政府政策的。但是他並非總能控制情緒激烈的下級私下議論的。）三月十日，甚至以態度堅定的約翰·麥克洛伊為首的總統軍備控制和裁軍總咨詢委員會也反映了當時流行的情緒，建議完全禁止反彈道導彈並暫停試驗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一個星期後，即三月十八日，國家安全委員會核實小組第一次開會研究這些問題時，格裡·史密斯提出應當指示參加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代表團設法使雙方共同達成對反彈道導彈徹底的禁令。
經過幾個星期，史密斯、羅傑斯、埃利奧特·理查森以及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代表團的保羅·尼采都敦促我們在談判中提出一個僅限於華盛頓的反彈道導彈系統——主要理由是使我們的計劃同蘇聯部署在莫斯科周圍的反彈道導彈系統對稱。這樣一來，官僚機構和外交工作對這次談判的要求同我們的防務計劃發生了衝突。原來同意甚至建議在我國中部建立三座發射場作為國防預算一部分的高級官員，為了進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突然提出了根本不同的、以華盛頓為中心的部署方案，而這種方案從來沒有提交國會討論過。如果蘇聯接受我們的主張，我們將不得不拆毀現正建設的工程，一切從頭開始。
所有這一切都迫切要求某種協調。在我的要求下，一個跨部門的專家委員會洋洋得意地提出了一套令人頭昏目眩的、限制反彈道導彈的九種不同方案。在三月二十五日我主持召開的核實小組會議上，我抱怨說現在工作程序正變得有些雜亂無章。為了便於總統決策，我們必須給他提供同我們的全國戰略有關的某些總的概念，而不是迫使他就令人頭痛的技術性爭論做出仲裁。
國家安全委員會三月二十五日舉行了全體會議。同我曾擔心的情況一樣，這場討論變成了各部門首長就尖端科學問題發表一連串毫不相干的議論。我們如何限制雙方的雷達網呢？我們如何保證地對空防空導彈（SAM）不會偷偷升格為反彈道導彈呢[6]？萊爾德、帕卡德和惠勒將軍雖然對反彈道導彈不熱心，卻熱烈贊成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他們提出，如果限制這種運載工具就必須規定現場視察，雖然他們對視察什麼和由誰視察也沒說清楚。羅傑斯和史密斯則保持他們現已根深蒂固的立場，要求禁止反彈道導彈並暫停運載工具的試驗。因為討論是抽像的，並沒有落實為幾條明確的可供選擇的談判方案，總統不可能就此做出決定。
三月二十七日，有人把五角大樓的主張透露給《華盛頓郵報》的查默斯·羅伯茨，以便引起公眾反應。果然不到兩個星期，國務院以及軍備控制和裁軍署觀點的鼓吹者就在四月九日提出了一個表示參議院意圖的議案。這個以七十二票對六票的壓倒性優勢通過的議案要求總統建議雙方「立即暫停部署一切進攻性和防禦性戰略核武器」。議案是兩位共和黨人——埃德·布魯克和約翰·謝爾曼·庫珀——創議的，並得到亨利·傑克遜的支持。埃德蒙·馬斯基參議員鼓吹實行「戰略性暫停」，包括停止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的飛行試驗。他說：這是一種「談判代表之間的暫停」，不這樣做就會「喪失禁止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和反彈道導彈的一切機會」。甚至參議院共和黨領袖休·斯科特也把這個決議稱為可供總統考慮的「一個有益的、非限制性的方針」。
直到下一輪限制戰略武器談判預定四月十六日就要在維也納開幕的前夕，還沒有取得一致意見，有的只是雜亂無章的爭吵。因為總統曾經責成我來整理這次談判可供選擇的辦法（沒有告訴其他主要人物），我決定首先必須把各種不同意見綜合成幾套明確的方案，使總統可以就總的目標而不是深奧難懂的技術問題做決定。三月二十七日，我指示各部門把各種雜亂無章的看法歸納為四條，供總統抉擇。
一九七年四月八日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提出了四種方案，內容一種比一種全面——有人富有想像力地給它們加上了甲、乙、丙、丁四個標籤：
甲方案把洲際導彈和潛艇發射的彈道導彈限制在美國擁有的總數一千七百一十枚內，並且凍結了轟炸機的數目（美國五百二十七架，蘇聯一百九十五架）。它允許設立「衛兵」這類水平的反彈道導彈（十二座發射場）。換句話說，這種方案要求蘇聯減少導彈力量而毫不影響我們的轟炸機和反彈道導彈計劃。各部門毫不費勁就同意了這個方案；至於說服蘇聯則是格裡·史密斯的事了。
乙方案對進攻性武器的限制和甲方案相同，但把反彈道導彈設置範圍限制在全國指揮部（即華盛頓和莫斯科），否則就完全禁止。
丙方案對進攻性武器的限制和甲、乙兩個方案相同。和乙方案一樣，它也把反彈道導彈限制於全國指揮部或完全禁止這種導彈。但是它還禁止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這是前兩種方案沒有的），條件是蘇聯同意現場視察。
丁方案略有不同。它建議對洲際導彈和潛艇導彈大加削減，從我們現有總數一千七百一十枚每年減少一百枚，直到一九七八年雙方各一千枚為止。這種方案禁止設置反彈道導彈，否則就把它限制在全國指揮部範圍；對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則未予禁止。
這些方案說明了政府所處的困境。各部門在反彈道導彈問題上只同意兩種辦法：一是現有的「衛兵」計劃（而我們已經知道，甚至贊成反彈道導彈的參議員也不再支持這個計劃了），一是保護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計劃，而這是同總統已向國會提出的建議背道而馳的。不僅如此，所有的國會事務專家一致認為國會決不會批准在華盛頓周圍設置反彈道導彈。可是這個已被判處死刑的計劃卻是所有部門在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方面能夠一致同意的唯一計劃。
現在回顧起來，我感覺很難解釋為什麼當時居然會考慮這個方案，更不用說通過它了。就此方案達成的一致意見說明，鼠目寸光的官僚主義考慮壓倒實質內容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五角大樓擔心完全禁止反彈道導彈，因此支持指揮部方案，因為這個方案至少可以保存反彈道導彈技術，為將來擴充提供基礎。國務院同軍備控制和裁軍署認為最好完全不搞這種導彈；但是他們也接受指揮部方案，因為它同蘇聯的方案對等，因此是「可以談判的」。不僅如此，他們贊成這個方案是因為國會將加以否決，這就幾乎肯定會導致他們希望的結果，即完全禁止我們搞反彈道導彈。就我來說，儘管我知道不行，但還是默認了。這樣做是出於一種並不十分高尚的理由：我知道總統不願就一個如此技術性的問題同負責執行的部門較量。
儘管如此，建議以全國指揮部為中心設置反彈道導彈仍然是一個頭等錯誤，實質上沒有任何意義。我們向蘇聯提出一個明知國會不會批准的方案，又把一個同它背道而馳的方案提交給國會。算是走運，這個錯誤沒有造成永久性損害。由於蘇聯貪得無厭，我們在陷入不可救藥的困境之前設法溜過去了。
四月八日國家安全委員會討論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情況，同日本歌舞伎的演出同樣難以捉摸。各部門都提出複雜的技術性理由，從同樣的事實中得出根本不同的結論。每個部門的領導人都提出兩種主張——一種是他信奉的主張，一種是作為開局的棋子拋出來的比較強硬的、他估計蘇聯會拒絕的主張。這樣一來，他既可以證明自己是「強硬的討價還價者」，同時又有他贊成的建議作為後退的依據。所有這些虛張聲勢、故作姿態的把戲把總統弄得心煩意亂。他木然的表情說明他認為多數理由都是只有他們自己能懂的廢話；他力圖估計各種方案的政治影響和銷路，他的興趣僅在於瞭解大概的輪廓。
格裡·史密斯為丙方案——少量反彈道導彈、禁止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辯護，但也願意接受主張削減的丁方案。戴夫·帕卡德和穆勒海軍上將分別代表國防部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張以限制最小的方案（限制進攻性武器，但允許製造「衛兵」的甲方案）作為「良好起點」；作為退路，帕卡德令人驚愕地贊成丁方案的削減規劃（這樣就免得國防部每年為撥款問題展開激烈辯論）。保羅·尼采認為蘇聯在導彈投擲重量上佔便宜，因此即使凍結導彈數量他們終將獲得優勢。他贊成大削大減的丁方案。他反對禁止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理由是這樣做將使蘇聯可以在我們現尚領先的少數領域之一趕上我們。約翰·麥克洛伊對他這個主張的評價是「愚蠢」，然而沒有解釋他是怎麼得出這種不友好的結論的。羅傑斯贊成主張削減的方案，但對甲方案也願意接受。
解開這團亂麻、從中挑選某些建議的愉快任務落到我頭上。我遺憾地承認，我在挑選時受官僚主義和政治考慮影響的程度超過了我在職期間做出的其他任何決定。從根本上說，國家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是不應玩這種把戲的；他應當就利害得失問題向總統提出他認為最正確的判斷，而把政治和官僚機構方面的考慮留給總統去判斷。但是在限制戰略武器談判這個問題上，我知道自己的建議將具有不尋常的份量。尼克松根本不會去詳細瞭解那些技術細節，因此也就不可能做出有意義的抉擇。在總統密切注視的問題上，我完全準備否決各部門的意見；但在實際上靠我自己做決定的情況下，我覺得從道義方面考慮我只能在政府各部門取得一致意見的大範圍內行使委託給我的權力。
我認為乙方案——凍結進攻性武器、在雙方同意的水平上保持反彈道導彈——最切實可行，也最符合我們的利益。（我贊成用現在的發射場代替全國指揮部方案。事實上這就是最後採取的辦法，雖然開始時沒有任何部門推薦。）這個方案使我們在現代化方面擁有最大的靈活性。它將制止我們最迫切關心的蘇聯進攻性武器的增長，並規定了最高限額，可在以後談判削減。我們可以凍結正在遭到國會扼殺的反彈道導彈計劃，以此作為交換，使蘇聯凍結他們仍在繼續製造的進攻性武器。
可是，如果把乙方案作為我們贊成的主張提出來，國會和官僚機構都會鬧得天翻地覆。人們就會說我們對禁止反彈道導彈和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問題甚至未予「探討」。五角大樓的反應也會是冷淡的，因為它雖然並不急於製造「衛兵」，卻也不願用建議限制的辦法體現自己的信念。國防部寧願選擇甲方案，因為這個方案限制了蘇聯正在製造的進攻性武器，卻並不限制我們領先的武器（也不限制防禦性武器）。儘管甲方案不能成為談判的起點，但如果不成功的話，總是可以歸咎於談判代表的缺乏警惕。無論怎麼說，甲方案的國內阻力甚至比乙方案更為嚴重。
至於兩個更「全面」的方案，我深信蘇聯在試驗自己的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之前絕不會同意加以禁止；他們也不會接受現場視察。此外，我不相信蘇聯會接受丁方案關於大量削減進攻性武器的要求；他們必然認為這個方案是想使他們儲備武器的計劃中途夭折，而對我們的轟炸機實力絲毫不加限制。另一方面，這兩種方案都符合我們的安全要求，從許多方面看都比搞軍備競賽要好。
我的解決辦法是建議總統以丙、丁兩個方案作為談判的起點。這符合國會和官僚機構中主張禁止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和反彈道導彈的那些人的要求，並使我們能夠以贊成全面限制的積極姿態出現。如果蘇聯接受建議，我們就前進了一大步。如果他們像我堅信的那樣拒絕這些建議，我們就可以從對國內和官僚機構來說都更強有力的立場提出乙方案。如果蘇聯出乎意料地接受我們的建議，那麼結果也符合我們安全的要求。總統同意我的看法。四月十日，我據此發出了訓令。
這個時期我同多勃雷寧保持著鬆散的聯繫。二月十八日，他問我們打算在反彈道導彈問題上採取什麼立場，我們希望達成有限的協議還是全面協議。我們安排三月十日再次會晤。我把我工作班子裡的系統分析專家拉裡·林恩帶在身邊，讓他解釋我們對反彈道導彈的一般看法。然而多勃雷寧只膚皮潦草地提了幾個問題，然後就要求同我單獨談話。他以偷偷向我吐露什麼重要新聞的語調說，無論是全面協議還是有限協議，克里姆林宮都準備干；全面協議可能更好，因為它可以導致其他政治問題的解決。這一切都是令人動心的，但無實際意義，因為多勃雷寧沒有說明蘇聯如何理解「全面」或「有限」的含意。我回答說，我們現在的主要要求就是具體。
多勃雷寧使他的談話對手美國處於防禦地位的技巧真是不勝枚舉。四月七日，他抱怨說雙方即將恢復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然而對於對方的立場的瞭解卻少到極點；他想不起過去哪一次談判雙方對於對方的目的曾經如此無知。他的論點有些道理。但他似乎認為責任完全在我們這邊；他毫不感到尷尬，不想想並沒有任何東西妨礙蘇聯為增進瞭解做出貢獻。就我記憶所及，蘇聯在整個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期間提出的建議毫無例外都是損人利己、明知對方無法接受的，否則就是對我們建議的反建議。
四月九日，經過總統批准，我對多勃雷寧說（腦子裡想到丙、丁兩個方案），我們將在維也納提出幾個全面方案。不過，如果蘇聯決定作為過渡而對比較有限的協議感興趣，我們也準備加以探討。多勃雷寧將再次去莫斯科進行磋商。他答應從莫斯科回來後給我們答覆。
後來的實際情況是：答覆並不是來自多勃雷寧，而是在四月十六日復會的維也納談判過程中提出的。我們行將看到，蘇聯考慮的既不是全面的也不是有限的戰略武器協議，而是一個反華政治聯盟。
維也納談判陷入了我曾經料到的那種格式。美國代表團心存觀望地先拿出丙方案，然後拿出丁方案。蘇聯談判代表迅即拒絕了兩種方案都包括的限制進攻性武器的要求。另一方面，他們以史無前例的驚人速度——幾天之內——接受了我們使反彈道導彈限於兩國首都的建議。蘇聯人見到好東西時是識貨的。既能保持自己已有的東西，又把我們釘死在國會絕不會批准的協議上——這樣做他們毫不介意。
但是他們有一種情不自禁要過分玩弄自己手中的牌的毛病。他們不是提出一個限制進攻性武器的合理建議，從而拔掉美國戰略計劃中最使他們擔心的釘子——反彈道導彈，而是提出了一個極其片面，甚至最偏激地鼓吹限制的人也無法接受的方案。他們要求為洲際導彈、潛艇導彈和重轟炸機的總數規定一個最高限額。他們沒有提出數字，但堅持把由於地理部署而能達到蘇聯的一切武器系統都計算在內——換句話說，包括我們駐在歐洲和航空母艦上的全部轟炸機。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的部署和生產都要禁止，然而不禁止飛行試驗。這種辦法當然乾淨利落：蘇聯將繼續從事這種運載工具的發展和飛行試驗，而把我們的部署工作一直凍結到他們能夠趕上為止。而且禁止生產是沒有可靠的方法進行監督的。
蘇聯只有在涉及他們盟國利益的問題上才表現出靈活性。我們參加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代表團普遍擔心進攻柬埔寨會損害談判。後來證明這種擔心毫無根據。柯西金僅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語焉不詳地發出了點怨言；蘇聯在維也納的代表團沒有理會柬埔寨問題，而是照常辦事。這意味著無窮無盡的內部辯論，因為當時逐漸可以看出，談判已陷入僵局。
我們的官員越來越煩躁不安，有些人是想得到新的指示以便打破僵局，另一些人則是害怕新的指示。在維也納率領代表團並同華盛頓保持不斷聯繫的格裡·史密斯當時正在同我進行內部談判。正因為我們互相非常瞭解，這種談判是複雜的。他要求更大的自由，而我決心不使他得到這種自由。五月二十日，史密斯通知我說，代表團在指示範圍內能做的都已經做了，需要得到超過「聖經」指示內容的「搜查證」。我不準備同意開這種空白支票。我已經意識到代表團某些情緒比較激烈的成員有一種傾向，就是向蘇聯提出他們自己喜歡的方案。當蘇聯談判對手由於迷惑不解或者由於缺乏上級指示而沒有做出反應時，代表團成員就亟於報告華盛頓，說俄國人「沒有表示不同意」或「表示很有興趣」，暗示他自己的偏愛顯然也是俄國人偏愛的東西。為了制止這種自行其是的做法，我要求史密斯提出明確建議，也要求瞭解其他部門的看法。
結果不出所料，所有部門都開始傾向於採納四個星期之前他們未予理睬的乙方案（凍結導彈，並把反彈道導彈限制在全國指揮部水平）。大家一致認為，我們應當在容許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存在的情況下，同意把進攻性武器的最高限額規定為大約兩千件運載工具。國防部的專家堅持要搞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以便對付蘇聯在發射核彈的工具方面日益增長的數量優勢，穿透蘇聯反彈道導彈防禦網。（總之，大家一致認為蘇聯要求禁止生產這種運載工具而又允許試驗的建議是完全無法接受的。）國務院同軍備控制和裁軍署要求完全禁止反彈道導彈，國防部要求保留全國指揮部方案（雖然這實際上也會扼殺反彈道導彈）。最有趣的一個建議來自國防部。國防部副部長戴夫·帕卡德堅持必須早日凍結進攻性武器，因為國防預算受到的壓力使我們幾乎不可能維持現有的戰略力量，更不用說加以擴充了[7]。他要求在現有數量基礎上迅速簽訂限制戰略武器條約。
換句話說，來自國會和其他方面的壓力有剝奪我們一切討價還價能力的危險；人們要求我們以減少我們自己的兵力作為威脅來制止蘇聯擴充實力。在一九七二年我們達成協議之後，在批評已經沒有什麼風險的時候，這些情況就被置諸腦後了。協議規定的數量限制同一九七年各部門的要求幾乎完全一樣，也是五角大樓迫切要求的。但是後來這種限制突然引起了爭論。在國會同新聞界的攻擊下我們勉強做到了既維持我們已有的計劃，又制止了蘇聯軍力的增長。某些人後來卻把這說成是美國「單方面讓步」。
從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一次有關反彈道導彈的表決可以看出我們面臨的局面。軍委會同意已經授權修建的兩個發射場，但只同意為保護民兵式導彈再修兩個發射場。作為區域防禦系統的反彈道導彈已經完蛋；當授權法案送交參議院全體會議討論時，這兩個發射場也有被砍掉的嚴重危險。我們現在有一個計劃，但需要找一個道理來加以說明；我們在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中的立場要我們把已經修建了的項目拆掉，而去修建我們並沒有要求的項目。
與此同時，史密斯在維也納強烈要求提供新的選擇，而蘇聯談判代表弗拉基米爾·謝苗諾夫則建議休會。為了明確蘇聯的意圖，我找了多勃雷寧。更重要的是，尼克松為了同史密斯爭奪這次談判的功勞而開始了長達三年的競爭。他要我轉告多勃雷寧，談判問題應當由最高級會談來解決，而不是維也納解決得了的。
六月二十三日晚，我在白宮籌劃室同多勃雷寧會晤。我說，謝苗諾夫要求早日休會的建議可做三種解釋。第一，蘇聯根本不希望在今年達成限制戰略武器協議；第二，蘇聯希望在維也納達成協議，它建議休會是想使美國提出新的建議；第三，蘇聯希望達成協議，但不在維也納達成，所以在那裡製造僵局，好讓最高領導人去解決。我希望得到多勃雷寧的指教。多勃雷寧回答說：第一種解釋顯然不能成立。蘇聯確實希望達成限制戰略武器協議，儘管我們雙方立場接近的程度還不足以預計明確的日期。至於維也納談判，蘇聯認為在現有時間內不可能談成一項把進攻性和防禦性武器都包括在內的協議。他沒有收到有關最高級會談的指示，他必須詢問莫斯科。但他明確表示莫斯科寧願要一項僅僅限制反彈道導彈的協議。我們終於弄懂了蘇聯給有限協議下的定義。
六月二十五日晨，我隨總統前往聖克利門蒂。我們走了以後，多勃雷寧以備忘錄形式做出答覆，實際上建議立即達成兩項協議：一項是把反彈道導彈系統限制在莫斯科和華盛頓，另一項涉及「減少由於意外或未經批准地使用核武器導致蘇美導彈核戰爭的危險」問題。換句話說，蘇聯想要制止我們真正在進行的唯一的戰略計劃，同時拒絕對我們主要關心的進攻性導彈施加任何限制。多勃雷寧說蘇聯代表團已收到按此方式進行工作的必要指示。
至於有關「意外戰爭」的協議，則很像一個巧妙的陷阱。如果它的目的是防止超級大國自己的武器由於技術失靈而造成危險，這個問題可以通過建立快速聯繫線路和雙方同意的反應程序等辦法加以解決。但是，如果「未經批准地」使用是指其他核大國的武器，我們就面臨一個重大政治問題，就等於同蘇聯合作反對英、法這兩個盟國——甚至也反對當時我們已在努力建立聯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的確是這麼想的。這一點到六月三十日謝苗諾夫在維也納突然開始大談意外或未經授權發射導彈的危險時就清楚了。七月二日，謝苗諾夫又在私下對我們代表團一個成員說：「我們需要採取共同的立場，表明兩國政府打算一致行動，以防止來自任何方面的意外的、未經授權的或挑釁性的行動引起戰爭的爆發。我們需要讓他們（其他國家）知道，我們將一起對付任何挑釁企圖。」這種做法違背了我們之間建立的、本來應當僅限於在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這一級探索問題使用的「渠道」的規則——原因或許在於蘇聯人難以理解一個在內部實行分權制度的政府。
無論怎麼說，我在七月四日還是把多勃雷寧的建議送給了格裡·史密斯，要求他提出意見。七月五日，史密斯答覆說，這個建議似乎「局限性太大，因此不符合美國利益。對美國反彈道導彈施加任何限制都應當要求對蘇聯進攻性武器系統施加相應限制。在維也納取得積極成果雖然是可取的，但不應使我們過早地投入最強有力的談判籌碼」。
我同意史密斯的看法，然而有一點不同。我也認為僅簽訂反彈道導彈協議的建議局限性的確太大；但是從意外戰爭這個花招所反映的他們想搞反華勾結的意圖來說，這個建議包括的範圍又太廣泛了。我的結論是：我們最好是使談判迅速回到控制戰略核武器這個主題上去。經過尼克松批准，我通知史密斯要堅持把限制進攻性武器和限制防禦性武器套在一起，因為我們參加談判的主要目標是限制蘇聯的進攻性武器，而且我們不會在不對等的情況下放棄我們事實上正在獲得的唯一的新武器系統。此外，我們也不願意破壞我們富有希望的對華政策，通過簽訂針對第三國的協議暗示美蘇共同統治。最好的對策是提出比丙、丁兩個方案更現實的建議，然後我們就可以長期堅持這個立場。
因此，我給總統送去一份長篇備忘錄，建議按照乙方案的精神擬一份新提案。但我認為必須刪去有關全國指揮部的建議，因為就我們來說這個建議等於禁止反彈道導彈。我主張保持雙方實際上正在執行的部署方案。但是，禁止反彈道導彈也比全國指揮部方案要強，因為它至少將取消蘇聯的反彈道導彈，而據我判斷，全國指揮部方案的主要受益者將是蘇聯的反彈道導彈。此外，建議禁止這種導彈同較早提出的丙方案對官僚機構的影響實際上是一樣的。這種建議，特別是同凍結進攻性武器聯繫起來時，肯定會遭到拒絕，從而使我們可以進而堅持繼續建設現有發射場。因此，我建議總統授權代表團提出禁止反彈道導彈的建議作為全國指揮部方案的備選方案（後者也暫不撤銷）。總統批准了我的建議，七月九日發出了相應的指示。在維也納談判後期，一直到八月十四日休會，我們的代表團具體闡述了這個需要進一步發揮的建議。
這個主張是一大改進，其中提出的某些要素寫入了一九七二年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它容許我們繼續發展一種關鍵性技術（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作為對付蘇聯日益增加的戰略武器數量（我們知道他們正在著手增加戰略武器數量）的砝碼，而且不需要放棄我們正在考慮實行的任何進攻性武器計劃。它使我們把限制進攻性武器同限制防禦性武器堅決套在一起；除非蘇聯以停止增加進攻性武器作為交換，我們就不限制我們的反彈道導彈——如果國會願意的話。它清楚說明我們不容許限制戰略武器談判限制我們為保衛西歐和亞洲而駐在前進基地的飛機。此外，建議禁止反彈道導彈還是擺脫令人不舒服的指揮部方案的第一步。
蘇聯常常過分貪得無厭。這次也是一樣。他們認為等到我們國內要求單方面削減的壓力有了結果的時候條件會更好一些。他們想要制止我們的反彈道導彈計劃，而當時還不願意凍結進攻性武器，原因或許是他們自己增加軍備的計劃還沒有進行到這個程度。儘管如此，我在一九七年七月底同麥克洛伊咨詢委員會開會時預言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將按照我們建議的精神在兩年內達成協議。結果提前了兩個月。
在此期間，我開始擔心一種傾向，即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可能使許多人頭腦中產生一種看法，認為這次談判有它本身的勢頭；我擔心——後來證明是正確的——這次談判可能不得不承擔東西方關係的全部壓力。因此，我在七月十三日給總統送去一份備忘錄，提醒他注意，不要認為達成限制戰略武器協議就會從此天下太平。我指出：即使達成協議，蘇聯總有一天可以通過增加投擲重量、加強準確性和發展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等一系列辦法來威脅我們的陸基導彈。「蘇聯可以相當有把握地認為他們今後再也不會處於戰略劣勢地位了。當然，他們將期望從得到正式承認的戰略『平等地位』中撈到大量政治好處。」中國人無疑會感到擔心，害怕限制戰略武器協議會帶來美蘇共同統治的局面。「他們料想蘇聯西部戰線將出現全面緩和，並可能懷疑存在一種心照不宣的交易，即美國放手讓蘇聯對付中國。」至於美蘇關係，則將繼續以威脅和希望含糊不清的結合作為特徵，這是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大規模殺戮武器為背景的意識形態衝突的固有特徵。我指出：
戰後同蘇聯達成的任何軍備控制協議都沒有像協議鼓吹者希望的那樣成為轉折點。不過限制戰略武器協議，即使有局限性，很可能具有深刻得多的影響。
蘇聯目前正在起草下一個五年計劃，並在籌備第二十四次黨代表大會。此外，有大量證據表明最高一級領導可能改組。在這種情況下，達成協議必然會影響蘇聯政策總的發展方向……
同時，我們必須十分明確，如果蘇聯感到「緩和」的效果破壞他們在東歐的霸權，這種協議並不能阻止蘇聯領導人在東歐採取激烈行動；它也不能制止蘇聯在西歐、中東、地中海和其他地方推進他們的利益而損害我們的利益。不僅如此，蘇聯統治階層對增加交流、降低妨礙人員和思想自由活動的壁壘給他們社會帶來的任何影響仍將是高度敏感的。蘇聯很可能認為我們在維持協議方面已經下了很大賭注，使我們不得不容忍蘇聯在這方面採取的行動，特別是在沒有言之成理的證據可以說明蘇聯違反限制戰略武器協議實際條款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照我看來，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並非萬驗靈藥。我認為這次談判是恢復戰略均勢，並為雙方在政治上保持克制創造條件。照我看來，無論談判結果如何，如果沒有這種克制，危機升級就是不可避免的。從軍事方面說，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將推遲蘇聯擴充軍備的計劃，從而推遲終將出現的對我國陸基部隊的威脅。在越南問題引起的暴風雨般的抗議聲中，它可能有助於我們保持國防的基幹力量，並在數量上趕上去。談判可能開創一個相互克制的過程，而如果沒有這種克制，人類遲早會面臨一場大戰。談判必然會導致政治態度的某種變化。此外，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必須符合保持西方聯盟的團結、留有向中國開放餘地的總戰略方針。這個談判確實重要，但我們絕不能使我們的整個外交政策成為談判的抵押品。
現在只剩下限制戰略武器談判過程中最後一個矛盾需要談談了。這是指參議院關於反彈道導彈的表決。我們當時處於一種不可思議的地位。參議院接到的要求是繼續建設一個新的反彈道導彈發射場，並著手準備另外五座發射場。與此同時，我們駐維也納的代表團卻向蘇聯建議完全禁止反彈道導彈，或把這種導彈系統限制在華盛頓地區——而我們甚至並沒有為這個系統要求撥款。事實上，我們已使蘇聯初步同意用反彈道導彈保衛首都的方案。這種混亂肯定不是尼克松政府最感到驕傲的。
我們在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中採取的立場開始洩露之後，這種立場同我們在預算方面提出的要求之間的矛盾就越來越令人尷尬了。因此，我在七月二十三日會見了參眾兩院十位起關鍵作用的議員，說服他們支持政府的反彈道導彈計劃以加強我們的談判地位。參議院是一九七年八月十二日舉行最後表決的。約翰·謝爾曼·庫珀和菲利普·哈特參議員提出的拋棄一切進一步建設計劃的修正案以五十二票對四十七票遭到否決。這次表決正巧趕上傑勒德·史密斯從談判即將結束的維也納給參議員們發來了一封電報。史密斯發來的這份措辭謹慎的電報肯定「衛兵」計劃對他的談判是一個重要因素——這幾乎是他為了尊重他忠實服務的政府而最大限度地勉強解釋自己的信念。據《紐約時報》報道，史密斯的電報對扭轉托馬斯·麥金太爾和詹姆斯·皮爾遜參議員的投票態度起了決定性作用。麥金太爾對報界說，維也納一個高層的消息來源「非常清楚地說明談判的成功幾乎完全取決於我們對反彈道導彈不再保持『毫不鬆動』的態度」。由此可知，正是作為完全禁止反彈道導彈的熱烈鼓吹者並在四月受到尼克松憤怒指責的格裡·史密斯挽救了「衛兵」計劃。
追求莫斯科最高級會談
從羅斯福開始，歷屆總統或遲或早都認識到應當同蘇聯領導人舉行面對面會談，親自過問東西方關係問題。渴望在尋求和平的道路上取得決定性突破是人之常情。沒有任何人比肩負最後決策重任的總統更清楚地意識到核技術帶來浩劫的可能性。由於美國公眾感到難以接受存在這種不可調和的敵對狀況，而且傾向於從個別人物的作用上考慮國際關係問題，對總統的興趣就更強烈了。此外，一個能夠登上總統寶座的人很少不是異常自負的；他的隨從人員也不大可能去糾正他對自己的評價。幾乎可以說，總統之所以是總統就是因為他對自己的說服力具有極大的信心；這種信心畢竟使他取得了現在的地位。當總統的人對大肆宣傳的最高級會談所能帶來的政治上的利益也不是無動於衷的，特別是在選舉年。這是最好不過的「上鏡頭的機會」。
尼克松受這種傾向的影響比大多數總統都要少。他生性多疑，不相信一次會晤就能改變事態發展的方向。他在國際政治方面閱歷甚深，不會不懂得大國之間幾十年來的緊張局面並不是個人積怨造成的。此外，他也不大喜歡面對面談判；這種談判使他侷促不安。對他來說，當時還有——而且從來都有——一種個人因素。他見過約翰遜在葛拉斯堡羅同柯西金會談之後如何聲名鵲起，而後來由於會談的結果只是曇花一現名聲又如何一落千丈。尼克松一度非常擔心葛拉斯堡羅會談會威脅自己當總統的前景，他由此得出結論，認為應當避免重蹈覆轍。由於這些原因，尼克松就職時深信最高級會談必須經過充分準備才能成功。他原來的意圖是：如果舉行最高級會談的前景能使蘇聯作重大讓步，這才舉辦最高級會談。
但是，一九七年出現了尼克松擔任總統期間罕見的情況：他把清醒的估計拋到九霄雲外，反而極力要求舉行最高級會談。他深受反戰鼓動家的折磨，認為通過一次戲劇性的和平行動就可以使他們偃旗息鼓。在柬埔寨事件後立即會晤蘇聯領導人可能使河內認識到在一場更大的角逐中是可以把它犧牲掉的；一九七二年的情況正是如此。尼克松還看到會晤對秋天國會選舉的好處。因此，他想舉行莫斯科最高級會談的願望與日俱增。開始是當作一種策略，後來則幾乎到了著迷的程度，只是由於蘇聯永無厭止地亟欲從談判中搾取單方面利益，才使我們免於遭受嚴重困難。
如前所述，最高級會談這個念頭開始是以完全無害的方式提出的。多勃雷寧定期試探我們對這個問題的態度。一九七年一月二十日他也這樣做了。我按照我們的既定政策給這種念頭潑了冷水。但是到了四月，尼克松改變了態度。他預計一九七年不能在外交政策方面獲得重大成就，因此滿懷渴望地轉向舉行最高級會談的念頭。
我對此保持高度懷疑。雖然由於我們個性的交互作用，有時在策略問題上出現意見分歧和關係緊張，但在我們交往中，我很少在重大外交政策問題上完全不同意尼克松的意見，這次就是其中之一。我認為一九六九年使我們對最高級會談表示冷淡的那些理由在一九七年甚至更加正當。蘇聯在越南問題上對我們毫不幫忙。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實質上仍處於僵持狀態。蘇聯剛把作戰人員運入中東——這是他們戰後第一次採取這種行動。同他們舉行的任何談判都沒有進展到保證成功的程度。我們對中國採取主動的效果尚不清楚；只要我們看上去似乎同蘇聯進行勾結，就容易前功盡棄。因此，最高級會談可能輕易就失敗了；要不然我們為了挽救會談就會傾向於達成以後可能後悔莫及的協議，或承擔這樣的義務。最後——雖然我當時不能明說——我並不認為就大量懸而未決的問題舉行面對面談判是尼克松的長處。
但是尼克松堅持己見。四月初，他指示我通過多勃雷寧渠道探索一九七年舉行最高級會談的可能性。我基於策略原因表示異議；不過這件事並不牽涉道德原則問題，所以儘管有種種保留，我還是斷然著手進行此事。四月七日，多勃雷寧邀請我去蘇聯大使館。他有些關於西伯利亞獵虎的影片，誤以為會使我感興趣。晚餐時，他主動對我說，根據他的經驗，每屆美國政府上任之初總是在美蘇關係方面行動過於遲緩，後期又過於倉促，而那時採取行動已毫無意義。他提到林登·約翰遜在任期最後半年努力想舉行最高級會談一事作為例證。我小心翼翼地回答說，我們認為最高級會談是一個實際問題；一切取決於可能取得什麼成果。如果我們得到將有具體結果的某些保證，我們原則上並不反對。
多勃雷寧是一個訓練有素的職業選手，立刻領會了我講話的意義。他說，到現在為止，他和他的領導人一直按照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以前不可能舉行最高級會談的設想辦事。他們想錯了嗎？我審慎地回答說：如果某些共同關心的問題，例如越南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即將出現重大突破，就可能舉行最高級會談。不過我現在願意就一般原則進行討論。顯然並未得到指示的多勃雷寧決定測試我們熱心的程度。他暗示最容易的辦法是由柯西金總理率領蘇聯代表團參加秋天的聯合國大會，並在這種情況下會晤總統。（當時雙方仍把一九七年最高級會談看成是尼克松同柯西金而不是同勃列日涅夫之間的事。）我相信總統不會願意重複約翰遜以聯合國為背景舉行會晤的經驗。但我對多勃雷寧說，我將瞭解總統的看法。
我同總統進行了磋商，兩天後再次會晤多勃雷寧，正式告訴他我們寧願把最高級會談同聯合國分開，會議的目的是在已經完成的限制戰略武器協議上簽字或者是為了打破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的僵局。多勃雷寧現在得到了他需要的情報。他答應等他在莫斯科磋商回來後給我們答覆。柬埔寨事件並未使我們停止交換意見。多勃雷寧六月初回到美國時，柬埔寨庇護所仍在美軍佔領下。尼克松對最高級會談的渴望同幾個星期來公眾的衝擊成正比。出人意料地以和平締造者面貌出現，和蘇聯人坐下談判而同時狠揍他們的盟國——有什麼事更能使他那些大喊大叫的反對派狼狽不堪呢？他決定全力以赴要在國會選舉前舉行最高級會談。因此，我邀請多勃雷寧到總統遊艇「紅杉」號上共進晚餐，在波托馬克河上泛游時對整個美蘇關係進行回顧。
我們動身之前，尼克松到白宮籌劃室同多勃雷寧和我待了一會。他對多勃雷寧說，他願意讓過去的事成為過去；現在是把美蘇關係置於新的基礎上的時候了。他準備親自為此做出努力。多勃雷寧同意說，算舊賬是毫無意義的。他巧妙地迴避了關於最高級會談的暗示，強烈要求美蘇在中東合作。蘇聯剛把由蘇聯人操縱的先進防空導彈運往中東，從而使那裡的局勢空前緊張。莫斯科顯然希望在舉行最高級會談之前就得到報酬；我們越顯得迫不及待，他們要價就會越高。
「紅杉」號的航行並未改變這種印象。多勃雷寧熱切希望詳細討論一切懸而未決的問題——特別是蘇聯關心的問題。他提出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中東和東南亞問題，但對最高級會談則含糊其詞。他聲稱克里姆林宮的初步反應是有利的，但後來柬埔寨事件使他們認為我們的建議是一種策略，目的是使蘇聯默認我們在印度支那採取強硬政策。我否認了這種想法，指出現在柬埔寨行動正接近結束而我們仍然感興趣。多勃雷寧和上次同尼克松見面時一樣拒絕上鉤。他又回到如何處理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和中東問題方面，要求通過我們之間的渠道繼續討論。顯然雙方都可以玩連環套的把戲。
六月二十三日我們再次會晤。這次沒有直接提到最高級會談。我簡單談到中東問題——這個問題將在下一章中闡述——以後，就詢問蘇聯在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中的意圖。多勃雷寧說他沒有得到指示，但答應早日答覆。事實上蘇聯的反應來得很快。這就是六月二十五日建議早日簽訂限制反彈道導彈協議並制定減少「意外戰爭」危險的方案的那份備忘錄。
蘇聯在最高級會談問題上的真正要價是聯合反對中國。它以最精彩的偵探小說的傳統方式再次出現。謝苗諾夫在維也納歌劇院裡碰到史密斯，交給他一份無人署名的文件，上面概括了蘇聯對防止意外戰爭協議的想法。如果第三國正「準備」進行核「挑釁」，雙方應相互通知。如果出現挑釁行動，雙方有責任對挑釁國家採取報復行動。雙方要就這些問題定期磋商。蘇聯實際上要我們放手讓他們對付中國；這是兩國共同統治的明目張膽的表現。
在最高級會談問題上，尼克松可能願意違背我的策略判斷行事。但是在涉及我國基本利益或整個全球戰略的情況下，他無需忠告。他和我一致認為必須立即拒絕關於意外戰爭的建議。七月九日，我會見多勃雷寧，告訴他謝苗諾夫的建議是無法接受的。我說，意外戰爭問題有兩方面。一是真正出現意外事故的可能性，要求制定技術保障措施和規定通知辦法。這方面的問題我們願意同蘇聯共同探討。（最後確實導致了一九七一年九月三十日的協議。）意味著對國際陣容作出重大改變並明顯針對第三國的政治合作則是辦不到的。
多勃雷寧若無其事地假裝對謝苗諾夫的建議一無所知，似乎這種念頭是不可思議的。（但是建議來自謝苗諾夫可能正是為了蘇聯可以在我們反應不佳時予以否認。）多勃雷寧迅即把話題轉到反彈道導彈協議方面來。這時，我提醒他我們從四月以來一直在談論舉行最高級會晤問題，至今沒有得到答覆，現在是停止旁敲側擊的時候了。多勃雷寧含含糊糊談到柬埔寨問題和莫斯科即將召開黨代表大會造成的困難。然後他又轉而假裝沒有充分理解我們的建議。他是否可以向莫斯科報告：（一）總統建議舉行最高級會談；（二）會談應討論對美蘇關係重新做出基本估計的問題？
多勃雷寧在奉命拖延時是做得非常高明的，他甚至不惜裝得有點呆頭呆腦。其實，三個月來，我們對他提出的詢問已經答覆過好幾次——最近一次是四周以前總統親自答覆的。我因為知道總統渴望舉行最高級會談，所以才同他周旋；我向他鄭重保證，他可以按照他表示的那種意思去報告。但是這一次他無窮無盡地表示茫然不解，簡直使人奇怪他怎麼能在蘇聯外交界爬上這樣高的地位。他希望瞭解我們考慮的是一九七一年還是一九七二年。我回答說：不，我們考慮的是一九七年。他嚴肅地考慮了一會兒。這位十分細緻地研究我國民主政治的蘇聯學者又問：是選舉以前還是以後？這是我當時無需墜入的一個陷阱。我回答說，等聽到莫斯科對整個計劃的反應之後我會告訴他的。
但是蘇聯遲遲不做出反應。相反地，多勃雷寧七月二十日帶來一份備忘錄，要求美國協助召開歐洲安全會議。蘇聯領導人顯然有一張很長的購貨單；在提出整個購貨單、看看可以得到多少東西以前，他們不準備滿足尼克松的渴望。不過在這一點上我們也有一項安排好的戰略；我防守得滴水不漏。
在此期間，多勃雷寧再次回莫斯科磋商，題目同他所說曾在四五月間磋商過的一樣。八月初，一名自稱和蘇聯高級人士有聯繫的美國商人報告，蘇聯領導人期望在秋天同總統會晤。八月十三日，我以此為借口詢問多勃雷寧的副手尤里·伏龍索夫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們繞了一圈又回到原處：這是多勃雷寧一月把日本大使牽連進去時使用過的同一手法。得到的反應也是同樣的。不出所料，伏龍索夫說他沒有得到指示，但他知道這個問題正在莫斯科「緊張地討論」。
八月十九日，我們收到了正式答覆。蘇聯領導人對最高級會談持「積極態度」，條件是要認真準備。他們還請我們提出關於議程的想法。他們玩的是一九六九年我們玩過的把戲。八月二十四日，我的副手艾爾·黑格[8]代表我交給伏龍索夫一份議程，上面列舉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歐洲安全、中東、「共處原則」和貿易作為可能議題，但在任何議題上均未表明我們的立場。我們請蘇聯提出反建議。蘇聯未予答覆。直到九月多勃雷寧終於返回華盛頓以前，我們再也沒聽到克里姆林宮關於最高級會談的消息。多勃雷寧回來後，進一步發出積極的鼓噪，同時提出開始進行初步準備的程序性建議。按照這個建議，要到一九七一年相當晚的時候才能舉行最高級會談。在一個充滿危機的夏天，蘇聯人顯然是在利用最高級會談作為對我們施加壓力的另一種形式。
這種情況是再好不過了。我一想到一九七年如果舉行最高級會談將出現什麼情況就不寒而慄。當時我們在國內不受支持。我們還處於打基礎和試探階段。我們還沒有取得一年後使我們得以制定總戰略的那些突破和政治上的意外收穫。我們將受到極大壓力，要帶回某種程度的勝利，否則我們在國內的處境將變得更糟。我們小心翼翼地把德國條約同柏林談判套在一起的做法可能受到破壞，而歐洲同莫斯科進行的談判可能不是得到控制，而是失去控制。要求僅就反彈道導彈達成協議的壓力可能達到無法遏制的程度；事實上，尼克松七月十一日明確對我說，為了會見蘇聯領導人，他願意付這個代價。我等待他把這種看法變為正式指示再開始行動，但他沒有這麼做，部分是由於蘇聯從來沒有為他提供機會。然而我思想上毫不懷疑，在舉行最高級會談的情況下，國會很可能自行其是，把反彈道導彈扼殺掉。中東危機可能加快速度。對中國的主動行動可能夭折。既然事前沒有通過仔細研究達成協議，尼克松將被迫進行冗長的、詳盡的討論而處於不利地位，因為他對這種討論從來都感到不自在。
對我們來說，幸好蘇聯領導人為了芝麻大小的利益而拋棄了這一切機會。這是值得那些認為蘇聯一舉一動都是精心策劃的總計劃一部分的人牢記心頭的。莫斯科清楚地看到，尼克松追求最高級會談的迫切心情使他們顯然處於策略上有利的地位。但是尼克松的羅馬尼亞之行，他在一九六九年對葛羅米柯的怠慢，以及我們在中東不理會他們的態度使他們滿懷不快，而且他們情不自禁想從我們身上搾取最大限度的讓步，這就使他們喪失了一個可能的巨大戰略機會。他們要事前得到報酬才同意舉行最高級會談，然後會上還要得到報酬。他們企圖建立事實上的反華同盟，召開歐洲安全會議，並按他們的條件簽訂限制戰略武器協議——而這一切都不過是進入最高級會談的門票費。
尼克松並沒有迫不及待到那種程度。他也不是一個低能的庸才。他拒絕了所有這些要求，結果蘇聯一無所得。
蘇聯領導人表現如此麻木不仁，一部分原因是他們相信已經通過自己在歐洲採取的主動使我們陷入孤立，再則他們幻想我們已經被越南問題搞得動彈不得了。一九七年夏，他們很可能認為並不急需同我們打交道，他們估計為促使我們要求在一九七年舉行最高級會談而施加種種壓力之後將使我們更加迫不及待。不僅如此，他們當時還正在中東製造緊張局勢，企圖在加勒比海地區進行軍事部署，一定認為這樣做可能在第二年給他們提供更大的機會。如果舉行最高級會談，則將使這種行動變得極為尷尬。
但是檢驗政治家的水平，首先要看他是否能對討價還價關係做出準確估計。一九七年夏天，蘇聯人考試是不及格的。尼克松想要舉行最高級會談，但並不像莫斯科估計的那樣不顧一切地想要舉行。德國談判最後必然使我們處於掌握歐洲外交方向的地位。在限制戰略武器談判方面，我們最虛弱的時期已經過去，而在這方面蘇聯也由於僵硬不化而正中我們下懷。由於他們拒絕了我們的合理方案，我們國內就不再辯論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再辯論反彈道導彈問題了。我們可以堅持自己的立場，直到取得最後突破，而不會在國內碰到無法忍受的壓力。按照中東形勢發展的方向來看，隨著時間的推移，無論發生什麼波折，將日益明顯地看出蘇聯是無法左右局勢的。而我們由於對中國採取了主動，還掌握了一張秘密王牌。
將使這些估計受到嚴重考驗的、危機四伏的夏季尚未到來。但是危機如果不使政府垮台，就會使政府得到鍛煉。從危機中可以識別誰是可以信賴的。危機可以建立國際範圍和政府內部的力量平衡。無論尼克松管理政府的方法如何錯綜複雜，他正是在逼得他走投無路、使他非做出決定不可的壓力下表現得最出色。一九七年的夏天和秋天就是這樣一個時期。同過去經常出現的情況一樣，這個時期也是從中東問題開始的。
[1] 詳細情況見第十四章。
[2] 在此書撰寫過程中，波恩似乎正在出現這種情況。
[3] 查爾斯·L·舒爾茨、愛德華·K·漢密爾頓和艾倫·希克著《確定國家優先項目：一九七一年的預算》（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一九七年），第二章。
[4] 轉引自《紐約時報》，一九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5] 例如一九七年三月《評論》雜誌上一篇文章，就反彈道導彈計劃、多彈頭分導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試驗以及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中在確定限額方面漫不經心等問題譴責尼克松。莫裡斯·J·戈德布盧姆《到現在為止的尼克松》，載《評論》雜誌（一九七年三月號），第三至三一頁。
[6] 這個問題行話叫作「SAM Upgrade」，因此愛打趣的人說這是我工作班子中一位新來的分析家。SAM是英文「地對空導彈」的縮寫。Upgrade意思是「升格」。兩個英文字合起來像一個人名。——譯注
[7] 我的工作人員把戴夫·帕卡德關於我們迫切需要盡可能快地就限制進攻性武器系統問題進行談判的建議為我概括如下：帕卡德副部長給你送來一份有關限制戰略武器談判目標和策略的備忘錄，要求給代表團發出新的指示，「使我們可以試圖在十月中旬或至遲十一月在維也納達成協議」。他說，早日達成協議，即使是有限的協議也是重要的，因為即將到來的「對國家預算的緊縮」「可能」造成「防務計劃、包括戰略部隊的大量削減」；這將「對我們在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中使用的策略的時間安排發生重要影響」。他說，這是因為：如果談判取得進展，預算造成的削弱在美國較易為人接受，而對蘇聯則是一種「表示善意的信號」；但是，如果談判沒有進展，這種削減就會「減少我們討價還價的槓桿」。（如果知道國防部打算對戰略計劃進行什麼削減將會在今年秋天「減少我們討價還價的槓桿」倒是有趣的。）
[8] 即亞歷山大·黑格。艾爾是暱稱。——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