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剛一開始，戰神們就在檢查各自的軍備，因為很清楚，這些軍備很快就要投入使用了。在蘇伊士運河沿岸，每天都有戰鬥。一月，以色列開始用轟炸機對開羅附近和尼羅河三角洲進行「深入內地」的空襲，其目的是為了要證實納賽爾的虛弱，從而迫使其結束所謂的消耗戰。以色列總理果爾達·梅厄對訪問者說過：只要納賽爾還統治著埃及，就很難說何日實現和平。在約旦前線，巴勒斯坦游擊隊的襲擊和以色列的報復行動都在加劇，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在戈蘭高地，以色列和敘利亞發生了衝突。最後，在一月底，納賽爾突然秘密地訪問莫斯科。此後，中東問題就開始日益和超級大國的關係糾纏在一起。
在這一段時期，美國由於政府內部對這個問題的性質看法非常不一致，也處於困擾的境地。國務院認為，困難的根源在於阿拉伯和以色列在領土問題上的衝突。專家們認為，一旦這個衝突問題予以解決，激進的阿拉伯人的影響就會下降，而且蘇聯在中東的作用也就會隨之減弱。這些觀點指導著我們一九六九年的外交政策，並且促使我們為全面解決問題而提出越來越具體的建議。
我對於這一類的假定，以及似乎以這類假定為依據的方針，持有很大的懷疑。正如我在一份備忘錄中向總統說明的那樣，我的估計是，阿拉伯激進主義來自五個方面的因素：以色列一再攻佔別國的領土；以色列國家的存在；對社會和經濟狀況的不滿；對西方國家利益所持的反對態度；對阿拉伯國家中的溫和派所持的反對態度。一項解決方案只能對這些組成部分中的第一項起到作用，而其餘的四個組成部分依然如故。對於這些激進分子來說，西方資本主義仍然是他們的眼中釘。阿拉伯國家中的溫和派照樣還是不能接受的。社會和經濟不安的根源仍舊繼續存在。以色列仍然是這些阿拉伯激進分子企圖消滅的對象。以色列人懂得這些。正因為阿拉伯激進分子把以色列的存在看成是問題的焦點，而不僅是其邊界而已，所以他們不願意放棄對這個國家的進攻。
我也不相信，解決了阿拉伯和以色列的衝突，蘇聯的影響一定會削弱。許多問題取決於解決方案的方式和細節。一個涉及一切方面的全面解決方案，從本質上來看是對激進分子有利的，因為它會使最不妥協的政府對全過程擁有否決權。如果一項解決方案看來是蘇聯的壓力和訛詐的結果，那麼，那些帶有反西方色彩和親蘇聯傾向的激進主義政權將會得到加強。人們將認為，這是把這些領土歸還到蘇聯代理人的手中。
我們應該爭取的不僅是一項解決方案，而且也要表明，我們的朋友根據這項方案最能卓有成效地取得進展；換句話說，溫和派是中東和平的關鍵人物。我深信，我們完全可以使人們懂得這個道理。二月初，我告訴尼克松說：「對我們有利的方面是，阿拉伯人將會懂得，能解決他們問題的是美國而不是蘇聯。」二月二十五日，我在高級研究小組的一次會議上發言說：「到了一定的時候，情況會變得很明顯，時間對蘇聯不利。如果他們不能為阿拉伯人奪回領土，阿拉伯人滿可以來找我們。」因此，我們不應該向訛詐低頭，也不應該被激進分子的言辭所嚇倒，忍耐就是我們的武器。由於同樣的原因，一旦出現突破，並且溫和的阿拉伯人也轉向了我們，我們就得斷然採取行動，在外交上打開局面。
但是我不能推行這樣一種戰略。尼克松把中東問題交給了羅傑斯。總統甚至經過再三考慮，還是不願進行干預。在這個時期，他也並不認為我的戰略是正確的。他仍認為，蘇聯是在一九六九年戰爭中政治上的勝利者。他還沒有放棄那種隱隱約約的想法，認為美國和蘇聯可以利用中東和越南問題做交易。他認為，對於猶太選民，他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總統負有的義務都少，並且急於表明，他是不受其壓力影響的。他還懷疑，我信奉猶太教，是否會在作判斷時產生偏差。按照正常情況來說，我應向總統提供可供選擇的戰略方案，並給予政府部門戰術性指導。但是，直到一九七一年晚些時候，在中東政策問題上我都不被允許這樣做。
因此，在中東問題上，我們的政策缺乏一種始終如一的指導思想，而這卻是尼克松的一貫要求和我的一貫主張。他對事態發展聽之任之，認為有我做他的助手，他總是可以在事態發展到不可收拾之前，把它接管過去。他給予國務院一定的處置權限，而在其他問題上，這是難以想像的事情。儘管如此，由於總統的信念和我的信念要比和羅傑斯的信念更為接近些，所以他往往施加種種限制，使得國務院的看法難以前後一貫地得到實施。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得接受痛苦的教訓，即只有那些具有明確目標的人，才能控制事態的進程。一個國家貌似謙恭，實際上舉棋不定，是得不到什麼好處的。因為對手可能把它的善意當作默允，把克制誤認為軟弱。當我們吃盡了苦頭，最後奮起捍衛我們的利益時，他可能會真的感到大吃一驚——的確還感到是受騙了。這樣的結果就是一場危機。
從這十年的情況來看，我毫不懷疑，由於柬埔寨和我們國內處於動亂之年，我們想要避免進一步攤牌；又由於我們渴望解決問題，而解決的辦法又不符合中東各方面的心理需要，結果是招來了蘇聯覬覦中東之心。我也認為，正是由於我們下了決心要制止他們覬覦中東的企圖，才為最後轉向談判準備打下了基礎。這種談判既是關於中東問題的，又是關於整個對蘇關係的。
柯西金的信
一九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多勃雷寧大使在白宮地下室我的辦公室裡遞交了一封蘇聯總理阿列克謝·柯西金給尼克松總統的信。在通常情況下，這封信本來會被當作特種渠道來處理。然而，我們得知，柯西金也給威爾遜首相和蓬皮杜總統送去了同樣的信件。由於英國和法國肯定會和我們商量，所以我們方面沒有別的選擇，只好將這封信作為正常渠道來處理。顯然，一旦信件來往變得如此正式，那就必然要公開進行。
柯西金的信裡警告說，以色列事實上已經在對阿拉伯國家繼續採取軍事行動。蘇聯正在注意觀察以色列的行動與「某些大國」的外交行動在多大程度上是互相配合的。這是一種不太隱晦的暗示，指責我們在一九六九年提出的一片好心的和平建議是在為以色列深入內地的轟炸打掩護。該信說，如果以色列繼續進行攻擊，「蘇聯將被迫保證讓阿拉伯國家擁有必要的手段，藉以給蠻橫的侵略者以應有的回擊」。柯西金呼籲四大國「迫使」以色列停止攻擊，並以「最快的速度從被佔領的阿拉伯土地上撤出以色列軍隊」作為開端，來建立持久的和平。
我把這封信交給了尼克松，並指出，這是蘇聯對我們這一屆新政府的第一次威脅。雖然柯西金並沒有威脅要採取任何具體行動，但是，「以色列必須在其他問題解決之前先撤軍的這種主張，是蘇聯一九六七年主張的陰魂再現，而這似乎是對去年夏天美蘇會談所取得進展的一個很大的否定」。與此同時，我把柯西金的信看成是整個過程中的一個部分；我們可以通過這個過程表明，我們在中東的地位是比較強大的。
我們堅定不移的政策給他們（蘇聯）造成了下列進退兩難的局面：如果他們不同意我們的建議，他們會一無所獲，逐步升級的責任就會落在他們身上，而如果逐步升級導致一場大的衝突，他們的代理人就會失敗。如果他們同意了，他們就得按照我們的條件甩掉他們的代理人。我建議採取回擊戰略，狠狠地懲罰一下蘇聯的威脅；把以色列的遵守停火協定和另一方——包括非正規部隊——相應的遵守停火協定聯繫起來；迫使蘇聯明確表態，如果以色列撤軍，阿拉伯人將承擔什麼義務。
這一次，我們政府在如何對付這個問題上是意見一致的。羅傑斯和西斯科同意，我們必須作出堅定的回答。二月四日，我們把總統的覆信送交給了蘇聯。覆信堅決地駁回了蘇聯的指責，指出，雙方都違反了停火協定；埃及在一九六九年初就開始採用消耗戰，故意使戰爭不斷升級。尼克松的覆信警告說，蘇聯威脅說要增運軍火，如果這樣做，必將把幾個大國都更進一步地捲進這場衝突之中：「美國正密切地注視著中東力量的相對平衡，必要時，我們將毫不遲疑地向我們的友好國家提供軍火。」這封信的結尾駁回了蘇聯的下列主張，即在任何別的和平問題得到解決之前，以色列必須撤軍。
同一天，我寫信告訴總統我對蘇聯照會的進一步看法。我認為這個照會是一個奇怪的招數，因而是令人不安的：
不用費什麼腦筋就可以預料到，至少美國（如果不是法國和英國）會作出答覆，它主張在對等的基礎上恢復停火……因此，蘇聯行動的結局將是把恢復停火的責任放在納賽爾和阿拉伯人身上，從而也就是放在蘇聯人自己身上，而不是放在我們和以色列人身上。
兩天以後，在送交總統的一份很長的關於中東戰略的基本問題的分析文件中，重申了我的觀點：「既然他（納賽爾）已經投奔莫斯科，指望我們會去迫使以色列停止轟炸，他即將看到，莫斯科無力使他擺脫困境。」
正因為柯西金的信是這樣冗長，又不要求實際上解決什麼問題，我就開始認識到，這不是一個孤立的行動，必定是一個更大的計劃的一部分，幾乎可以肯定是戰場上要採取某些具體行動的前奏。這封信的含糊其詞，可以被解釋為他們不希望得到一個可能會干擾他們業已決定的答覆。從安瓦爾·薩達特和穆罕默德·海卡爾的自傳中我們現在瞭解到，當納賽爾一月底在莫斯科的時候，蘇聯已經作出決定，要把最先進的防空導彈送往埃及。柯西金的信不是一個警告，而只是一個煙幕。
二月的第一個星期，有跡象表明，蘇聯可能把新式武器送往埃及。我對尼克松說，我懷疑，單是軍事裝備會有什麼用處。如果這批新式武器只是增補了現有的軍火庫，以色列可以將它們摧毀掉；如果這批武器是較為先進的，埃及人也不會使用。這就引起一個不祥的可能性：如果蘇聯企圖採取某些有效的措施來反對以色列的進攻，「看來這就幾乎肯定會使蘇聯軍事人員捲入」。尼克松在閱讀我的分析時，作了這樣的眉批：「我認為現在是和蘇聯人直接談這件事的時候了。艾奇遜讓戰事平息下來的想法不能實現[1]。國務院的『任何討論會式的談判』已不頂事了，我們必須設法進行一次雙邊會談，看是否可以獲得一項對我們有利的交易。」
為了實現尼克松的願望，我在兩條戰線上採取行動。國務院指示我們的駐莫斯科大使雅各布·比姆通知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美國準備就恢復停火問題進行談判，並討論限制雙方軍備的問題。不出所料，葛羅米柯於二月十一日給比姆的答覆是不明確表態。他說，蘇聯不能考慮停火問題，除非以色列首先停止其深入內地的轟炸。他不反對討論限制軍備問題，但是只要以色列還佔領阿拉伯的土地，就不能進行討論；換句話說，以色列必須從一九六七年佔領的一切土地上撤出。所有這一切都可以在兩大國的會談中加以解決，蘇聯準備恢復這種會談。
葛羅米柯的答覆閃爍其詞的原因無疑是，蘇聯已經在研究關於美國立場的一份更有權威性的聲明。因為在前一天，二月十日，我代表總統和多勃雷寧會談；而當比姆和葛羅米柯會談時，蘇聯方面還沒有能夠分析透我所傳遞的信息。我告訴多勃雷寧，「我們希望蘇聯領導人認識到，我們將會以最嚴重的關切來看待蘇聯把軍事人員引進中東這件事。」我們選擇了這種傳遞信息的方式，因為我們不希望造成正式的對抗。同時，我遵照尼克松的指示，告訴多勃雷寧說，我們願意通過特種渠道舉行關於中東問題的雙邊會談。
多勃雷寧即使沒有接到明確的指示，也從來不會放過利用會談的機會，這次也是如此。他轉而重複他那埋怨美國採取的行動的老生常談；經驗告訴他，在華盛頓傳統勢力中有無數的受虐狂，他們對每次所陷入的絕境都急於引咎自責。他利用了這一特點；他反對圍繞柯西金信件而掀起的宣傳（當然，這是由於蘇聯在巴黎和倫敦同時採取的行動而引起的），並且也反對國務院的公開立場；他認為，這一立場曲解了莫斯科在十二月對我們關於邊界問題的建議（「羅傑斯計劃」）所提出的答覆，並錯誤地把這一答覆解釋成為一種拒絕。看過莫斯科在十二月份遞交的照會的每一個人，包括我在內，顯然當時都沒有看出多勃雷寧所說的後一點。而且對於我們把他們的答覆解釋為拒絕了我們的方案這一點，蘇聯人以前也沒有進行過爭辯。
差不多將近一個月，我們沒有從蘇聯人那裡聽到什麼動靜。預料蘇聯將有一些重要的活動——幾乎可以肯定要把軍事人員送進中東——我便利用這個間歇來制訂應急計劃。華盛頓特別行動小組各次會議都再次暴露了籠罩著一九六九年進行的國內辯論的意見分歧。我的意見是，如果蘇聯運進軍事人員，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只有奮起抵抗，不管是什麼事情觸發了蘇聯這一行動。除非我們準備聽任阿拉伯的激進分子擁有決定性的力量，否則我們就不能容忍新的蘇聯軍事力量進入。如果蘇聯要以報復行動來威脅以色列，我們打算重新研究一下我們的計劃；如果蘇聯採用由他們自己的軍事人員操縱的尖端武器，我還要要求採取措施來防止以色列的空軍受到損失。
政府各部門對此不太熱心。政府中的大部分人把僵局歸咎於以色列所持的不妥協態度。所有的人（除了我以外）都認為，在這個時候對以色列大規模增加援助，會「引起軒然大波」。至於應急計劃，沒有一個人能想得出一個言之成理的理由，來反對未雨綢繆。但是事情很明顯，對於蘇聯任何重大的行動所採取的軍事對抗，都將會面臨官僚機構大規模的反對。國防部提出了一個正式的備忘錄，強調指出，它傾向於政治解決——這就意味著，像越南問題一樣，別的部門將背起這個包袱，並將承擔風險。它並沒有說明，我們將如何使以色列全部撤軍（這剛好就是談判桌上的唯一政治解決方案）；或者，如果蘇聯軍事人員出現在中東，這種撤軍看起來會不會像是蘇聯施加壓力的結果。
尼克松由於受了國際和國內各種考慮的影響，態度是自相矛盾的。他同意我的地緣政治學的分析，在我的一份備忘錄上他批示道：「『不偏不倚』是正確的政策——但我們的利益畢竟是——要給蘇聯造成最大的麻煩——不要因為阿拉伯和以色列的衝突就忘掉了這個利益。」同時，他傾向於政府部門的意見，認為根本的困難在於以色列的政策。他懷疑，蘇聯所表現的無能為力，會不會使得阿拉伯人真正地丟掉幻想。我在一份備忘錄中提出的這種可能性，他在上面批注說：「我根本不同意這個結論——蘇聯人知道，阿拉伯人的談判能力是很強的——我們一直在得意地注視一九六七年以來蘇聯在中東的『失敗』——國務院和其他部門都說，六日戰爭是蘇聯的一次『失敗』。事實並非如此。他們成了阿拉伯人的朋友，而美國卻成了阿拉伯人的敵人。從長期看，這符合他們的利益。」
當然，問題是如何使尼克松的兩個批注一致起來；我們默認他們軍事人員進入，讓他們在這個地區作為主導力量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給蘇聯人製造麻煩呢？尼克松從來不用抽像的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他寧肯等待一個需要作出決定的時機。他在持有不同意見的下屬面前往往表現為自相矛盾——既鼓勵他們，而又只是當他們湧進他的辦公室時才表態；在中東危機在國內的影響問題上，他也採取同樣的態度。尼克松總統認為，在他的整個政治生涯中，猶太社會的大多數領導人都是反對他的。他曾開玩笑地說，那一小部分投票支持他的猶太人一定是對他崇拜得五體投地，即使他和以色列鬧翻了臉，他們也可能會緊緊地跟隨著他。他老愛對他的同事和來賓們說，「猶太人院外活動集團」影響不了他。
尼克松這樣看他自己，但是不幸的是，他很少有機會在實踐中證實他的這一理論，因為差不多在所有的實際問題上，他那不動感情的地緣政治學的分析最後所得出的見解，與其他人根據種族集團政治所得出的見解相去不遠。對於他認為是反對他的任何選區，他在私下威脅著要進行可怕的報復。他會作出姿態表明——部分是做給他自己看的——他不受那種曾約束過其他總統的傳統影響的束縛。但是，最後，當他面對著中東的強權現實時——經過一番迂迴曲折和令人苦惱的對抗之後——為了國家的利益，他會奉行同樣的戰略：減弱蘇聯的影響；削弱阿拉伯激進分子的地位；鼓勵阿拉伯的溫和派分子以及保證以色列的安全。所以尼克松和我往往是先走一段不同的道路，然後在中東問題上要作出決定的時刻，我們又會會合在一起，取得一致意見，並在行動上互相支持。
二月，我國政府正在研究以色列要求購買軍援物資的年度清單。在一九七年，清單上有二十五架F-4鬼怪式戰鬥轟炸機、一百架A-4隼式攻擊型轟炸機，以及一大批坦克和裝甲車，所有這些軍用物資都用不同方式的美國貸款來支付。政府部門的一致意見認為，未來三到五年，不用增運大量武器，以色列也能保持其軍事上的優勢。這種看法得到各部門的支持，這種支持是以深奧詭秘的綜合分析為根據的，它非常符合這些機構領導人的政策意圖。（事實證明，一九七三年的中東戰爭表明，儘管在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三年運送了相當數量的軍火，中東的軍事力量對比已經變得比我們任何一個分析家所預料的要危險得多。）我們的官僚機構本來就不太願意向以色列增運武器，由於在阿拉伯世界的朋友——如摩洛哥國王和約旦國王——來信提出警告，它就更加不願意了。
因此，當發生了一件事情，而這件事儘管與整個問題不直接關聯但卻會促成問題的解決，政府的考慮總是傾向於作出最低限度的反應。二月底，法國總統蓬皮杜正在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尼克松對這次訪問是非常重視的。由於蓬皮杜對於美國國內可能發生的反應不太敏感，也可能是對此漠不關心，蓬皮杜於一月份和新成立的穆阿邁爾·卡扎菲上校的革命政府簽訂一筆軍火交易，在四年內賣給利比亞一百多架幻影飛機。從國家需要來說，利比亞是不需要這麼多的飛機的；的確，在那個時候，整個利比亞也只有少數幾個飛行員能夠駕駛這種高級性能的飛機。顯然，這些飛機是打算供其他的阿拉伯國家用的，也可能就是埃及。可以預料得到，美國國會中的以色列支持者發出了非常強烈的抗議。蓬皮杜和他的夫人所訪問的每一個城市都發生了示威遊行。在芝加哥，發生了一起非常惡劣的事件，一些示威者對蓬皮杜夫人表現得極其無禮，以致蓬皮杜斷然中止了他對芝加哥的訪問，回到了紐約。有好幾個小時，他似乎還想取消在紐約的逗留，乘機返回法國。蓬皮杜永遠也不會忘記這個不可原諒的事件；從那以後，他對待美國的態度一直受此事影響。
尼克松怒不可遏。他作出兩種反應：一種反應是落落大方，另一種則是氣量狹小。他的落落大方的表現是，他出人意料地飛往紐約出席三月二日招待蓬皮杜的宴會，還在宴會上發表了一篇既熱情而又得體的演說。他的報復性的反應是，他通過約瑟夫·西斯科給國務院直接下達了一道總統命令——顯然是想要避開我——無限期地推遲考慮給以色列軍火的整個計劃。如果他徵求我的意見，我肯定會強調說，為了美國一小部分群體的行為而去懲罰一個外國，從而使蘇聯有可能從中漁利，這是不明智的。
尼克松在下達命令給西斯科之後的幾小時內，像通常一樣，已經重新考慮這個問題，這時我向他提出的就是上述的看法。事實上，他要霍爾德曼告訴我，這不算最後的決定，他要在乘飛機去紐約參加蓬皮杜宴會的途中解決這個問題。當霍爾德曼接受這樣一個任務時，人們可以肯定地認為，總統不是在說著玩的。霍爾德曼含蓄而有涵養的對實質問題的冷漠態度，排除了進行爭論的可能性。霍爾德曼還是起了折衷的作用，他開闢了轉達反對意見的途徑，但並不擁有實現這些意見的手段。我無法接近總統，便警告霍爾德曼說，總統的行動已經增加了中東發生爆炸事件的可能性。拋棄以色列將使我們同時面臨和蘇聯人以及和以色列人對抗的局面。以色列人難免會驚慌失措，並可能會先發制人。蘇聯人見到我們和我們的盟國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明顯破裂，一定會胃口更大。我們知道，蘇聯人正在策劃某種軍事行動，在這個時候，總統下令要中斷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是不適宜的，因為蘇聯人迫在眉睫的行動就是針對著以色列的。霍爾德曼長期以來在他的大發雷霆的上司和那些對實質問題持認真態度、脾氣暴躁的人——霍爾德曼對這一點不能理解——之間忍氣吞聲；這時他要我放心，事情會解決的，但沒有說如何解決。事實證明他是看錯了。
當國務院接到一個為官僚機構所贊同的命令時，它是個效率高得出奇的機構。當它想把固執己見的上司拖垮時，備忘錄的草稿可以在迷宮式的渠道裡成周累月地旅行，但是當它接到一個它認為是明智的指示時，只消幾小時文書工作一下子就完成了，官僚機構馬上變得行動神速起來。因此，在尼克松的命令送交給西斯科的三十六小時之內，羅傑斯就發出了一個備忘錄告訴尼克松說，他已經做好了準備，手邊已有一個方案，可以用來「貫徹你那推遲增派飛機給以色列的決定」。
我認為，在我們沒有弄清楚蘇聯在中東下一步的打算之前，就宣佈這樣一個決定，是非常不明智的。這時，我對尼克松改變主意的習慣已有經驗，可以有把握地說，他一定會——用霍爾德曼的話來說——設法加以補救。因此，在把羅傑斯的備忘錄送交給總統的時候，我指出，這一建議中的行動對國內的影響是不言自明的，「在國外，向蘇聯的壓力低頭的這種表現，光靠簡單地否認是解釋不了的」。因此，我建議，修改羅傑斯的建議來減輕一下對以色列的打擊。或者是，我們同意補充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期間損失的飛機（補充到一定的數量為止，以免以色列人任意進行代價高昂的空襲）；或者是如果蘇聯運進的大量軍火破壞了軍事均勢的話，我們保留一條生產流水線，並撥出一定數量的可以立即交付給以色列的鬼怪式和隼式飛機。甚至西斯科也對我（私下）說，他同意我的看法。為了避免因推遲交付飛機而引起的不良反應，我建議由國務院而不是由白宮來宣佈這件事。
我的建議表明，在中東問題上我並不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充其量不過是，我的建議能使總統停下來再作一番考慮。這樣，當蘇聯正在決定下一步行動的時刻，我們也許避免了一件會引起他們冒險的事情。
不久，蘇聯的這一行動就開始了。
蘇聯士兵和導彈出現在埃及
三月十日，多勃雷寧帶著克里姆林宮的覆信來到白宮。這是一封對我的二月十日警告蘇聯不要將軍事人員派往中東的外交函件的答覆。由於某種原因，籌劃室不能使用，我們便在總統的軍事助理人員辦公室裡會晤。軍事助理人員辦公室是在白宮的東翼，距決定政策的地點很遠。真正起作用的工作人員和助手的辦公室，多數都聚集在西翼的橢圓形辦公室附近。衡量白宮助理人員的重要性有一條標準，要看他們離權力中心多近。許多助理人員寧願待在西翼的一間小鴿子籠式的房間裡辦公而感到沾沾自喜，卻不願意待在三百碼以外的東翼的較為寬敞而雅致的房間裡，或者是街對面的政府辦公大樓裡，去冒失去地位的風險。當然，衡量他們的重要性，還有別的更糟糕的標準，但是正因為東翼的辦公室大部分是用來辦理社會性或後勤性事務的，所以它是一個避人耳目的開會的好地方。
多勃雷寧的表情是和顏悅色的。對於美國關於停火的好意規勸，他轉達政府領導人的信念說：「如果以色列停止對阿聯（埃及）的轟炸，那麼阿聯方面也將在行動上表現出克制的態度，當然，就用不著發表什麼官方聲明來表達這個意思了。」換句話說，多勃雷寧是在提出一個沿蘇伊士運河實行事實上的停火的建議。而且，多勃雷寧還愉快地宣佈說，他已被授權和羅傑斯重新恢復雙邊會談。他還預先告訴我說，在這次雙邊會談中要提出的兩點「讓步」：第一，解決中東問題不僅要結束戰爭狀態，而且還要建立和平秩序；第二，阿拉伯各國政府也將設法約束游擊隊在他們領土上開展的活動。
實際的「讓步」要比所看到的內容少。這個建議——認為和平解決方案可以建立和平秩序——是當作一種讓步而認真地提出來的，它說明中東政策的前途是多麼渺茫。要求以色列從佔領的一切土地上撤軍，而又不能保持同多數國家通常享有的和平關係，這是一件荒謬的事情。我們怎麼也不能把在實現和平之後停止游擊隊的出擊這件事說成是一種犧牲；任何人都不會持與此相反的主張。但是，多勃雷寧的停火建議看來似乎仍有足夠的重要意義，它使我沒有能一眼看出，蘇聯的覆信沒有回答我們二月十日談話的主要問題，即我提出的對於他們派軍事人員進入中東的警告。覆信中對此避而不提的原因，很快就真相大白了。
我向總統提出的報告後來證明是高興得太早了：「多勃雷寧作了一系列重要讓步……在關於埃及問題的談判中，我們政策比較堅定，這在所有有爭議的問題上都收到了效果。蘇聯已經走了第一步棋——雖然這步棋的步子邁得不夠大——至少它說明了寸步不讓的方針是正確的。」總統對於蘇聯這種表面退讓的態度作出了反應，他修改了原先關於向以色列提供軍事援助的決定。尼克松懂得，如果拒絕以色列關於軍援的要求，我們是無法向以色列提出停火建議的，因此，在同一天，尼克松批准了我提出的關於在一九七年補充以色列損失的飛機的建議，總數為八駕鬼怪式和二十架隼式飛機。我提出，暫時擱置一攬子交易的壞消息由國務院發出，他對此欣然同意，只是把尼克松式的手法加上：由我把尼克松決定補充以色列損失的飛機這件事立即通知以色列駐美國大使拉賓。
三月十二日，我和拉賓會晤，把多勃雷寧的停火建議告訴了他，並且也把總統的決定轉達給他。同時，我要求以色列停止作深入內地的轟炸，並同意實行不公開宣佈的停火。總統將發出一封備忘錄，對我們的要求和保證正式加以確認。
拉賓有許多不尋常的優點，可是卻不具備處理人際關係的天賦。如果我國把整個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部無償地作為禮物送給他，他會（一）、裝模作樣地認為，以色列總算拿到了他應該拿到的東西；（二）、他會從飛機上找出一些技術上的毛病，顯得他接受這批飛機，是對我們作了一次極不情願的讓步。因此，一點也不奇怪，他沒有接受這個補充飛機損失的方案。事實上，拉賓把梅厄夫人寫的兩封信（其中一封是親筆寫的）交給了尼克松。這兩封信是根據外界已公開流傳的報道來寫的，認為我們可能推遲或拒絕以色列的關於飛機的一攬子要求。梅厄夫人寫道，這一決定將會使以色列在軍事上處於更加危險的境地，同時將進一步鼓勵蘇聯和阿拉伯的侵略。她擔心一種被人「遺棄」的感覺將會使以色列人更加感到絕望，因此也就更容易鋌而走險，「人們對於這種形勢所產生的嚴重後果怎樣說也不會過分」。
拉賓對停火總體來說也是不太熱心的。停火對納賽爾有利，但並不解決什麼問題。然而他認為，這項建議是重要的，值得親自帶回到耶路撒冷去。拉賓飛回以色列，五天後帶回了內閣的覆信：以色列將在下列條件下同意實行不公開宣佈的停火，即同時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補充飛機的數字增加一倍；尼克松公開宣佈保證維持以色列的空軍力量和中東的軍事均勢。（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觸以色列人的談判策略。他們結合使用頑固堅持的態度和迂迴曲折的策略，從而使他們的談判對手疲憊不堪，最後只剩下一點為簽署最後文件所需要的清醒頭腦。）
然而和以色列的交道還沒有打完，我們就發現蘇聯人打算對埃及所採取的軍事行動。就在以色列接受停火的那一天——三月十七日——拉賓通知我說，大量的蘇聯軍火運抵埃及，其中包括最先進的蘇制防空系統——SA-3地對空導彈。這種武器從來沒有給過任何一個外國，連北越也沒有給過。更加令人不安的是，和這種導彈一起運來的還有一千五百名蘇聯軍事人員。顯然，這僅僅是蘇聯一次大規模軍事行動的第一部分。這一行動標誌著蘇聯政策的一種不尋常的轉變：他們以前從來沒有用他們自己的軍事力量為一個非共產主義國家去冒險。在我看來，很明顯，隨著蘇聯增派武裝部隊，並對這些部隊加以保護和顯示他們的行動成果，這就成了一件與他們切身利益相關的事了。
所有的經驗都告訴我們，蘇聯的軍事行動一開始往往是試探性的，但必須及早毫不含糊地予以抵制，而抵制的方式應使蘇聯領導人有一個撤退的理由。如果錯過了這個時機，他們的行動規模就會越來越大，除非經歷一次很大的危機，否則就無法加以消除。但是，當他們的挑戰還不太明朗化的時候，要組織一次強硬的回擊就特別困難。從下定義的角度來看，證據不可能是確鑿可靠的。進行一次軍事集結，在早期往往會受到一些限制，即必須建立一個後勤基地。情報機構——同把情報機構憑空想像成是不顧一切的冒險家的看法正相反——傾向於作出保險的預測；他們常常聚集在一起小心謹慎地談設想。根據我的經驗，幾乎在每次危機中，在開始時都會有些爭論：到底我們是否真的面臨著一次挑戰；這場爭論很快就會從政府各部門蔓延到國會中去。那些反對作出強烈反應的人認為，政府的「行動過火」了。如果由於政府的及時行動，避免了危險，他們會感到，事實證明他們是對的。他們沒有認識到，真正的選擇在於：或者是採取表面過火的行動（把挑戰遏制住），或者是聽任事態發展。到了威脅的真正規模已經變得很明顯時——當每一個人都認為事情的性質已到了極其嚴重的地步時——往往已經為時太晚，無計可施了。至於引起蘇聯採取行動的原因到底何在，在整個過程中，這個問題倒變成無關緊要的了；美國的政策必須針對其結果，而不是其原因。
因此，一九七年春天，蘇聯的導彈和軍事人員出現在埃及時，尼克松政府的反應也是這樣。由於把精力都集中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撾問題上，由於被國內的動亂弄得心神不定，還由於基本上認為是以色列的好戰激起蘇聯採取軍事行動，以致美國政府一直是搖擺不定，把遏制挑戰的時機都放過了。
我們作出的第一個反應的方向是對的。三月二十日我召見了多勃雷寧，把他狠狠地訓斥了一頓。我說，我們是非常認真地看待蘇聯三月十日的信件的。事實上，我們已向以色列提出了停火的建議，以色列在原則上也接受了這個建議。但是就在我準備找多勃雷寧來商定停火的時間安排時，我們得到消息說，蘇聯把SA-3導彈和軍事人員運進了埃及。儘管我對於這一做法的危險性事先已提出過明顯的警告，但軍隊還是運進去了。我說，你們這種手法使我聯想起古巴的導彈危機。除了終止關於停火的一切努力，並把此事相應地通知以色列外，我們別無其他選擇。
直到四月七日，多勃雷寧才回答這個問題。他問道，如果蘇聯的武器的部署僅限於亞歷山大港、開羅和阿斯旺，我們對此是否會持不同的看法；對於軍事人員，他就含糊其詞了。我問他，這算不算一個正式的建議。他說他以後告訴我。但後來他一直沒有告訴我。
我們一旦接受了挑戰，下一步的行動就應該緊緊跟上。對於蘇聯運進先進導彈和軍事人員的正確反應應該是對以色列增加軍事援助——而不光是答應給一些補充飛機。這種做法將會表明，我們將奉陪蘇聯的武器升級，而且蘇聯的軍事壓力不是解決中東政治問題的辦法——這是一個首要的條件，以促使蘇聯採取溫和的態度，實現我所主張的恰到好處的戰略。比爾·海蘭，我的工作班子裡的一位蘇聯問題專家，於六月八日恰如其分地闡述了我的看法的基本原理：
蘇聯所崇拜的是權力和實力，他們最懂得軍事力量。當然，這並不是說他們一心想打仗，或者是說，他們主張不分青紅皂白地使用武力。但是，他們不懂得克制，他們鬼迷心竅，最後使他們得出結論，可以得寸進尺。
如果美國不用軍事援助示威性地支持以色列，蘇聯就會捉摸我們為什麼不這樣做的道理。最後，他們會得出結論，是由於國內的政治和經濟上的考慮，或者是由於軍事升級的結果，我們嚇得停步不前。
我沒有能力使這樣一種戰略得以採納。我們的政府機構責備以色列，認為他們應對蘇伊士運河沿岸的緊張形勢負責，認為——不是沒有證據的——以色列深入內地的轟炸惹起了蘇聯的反應。它們主張對蘇聯軍事行動的「解決辦法」是迫使以色列採取更加靈活的態度。寶貴的時間在枝節問題的爭論中浪費掉了。我們的情報界集中精力試圖估量，如以重武器進行精確的計算，軍事平衡是否實際上已經被打破。所有這一切都沒有抓住要害。不管人們對於以色列採取較大的靈活性持什麼樣的看法，我們首先必須挫敗蘇聯人和阿拉伯的激進分子，不然，以色列的讓步就會被看成是由於運進了蘇聯軍事人員的結果。隨著他們的要價逐步提高，我們的處境就會越來越壞。一旦蘇聯在中東站住了腳，而且又有了戰鬥力量，而我們又承認了這種力量，那麼政治平衡就會急劇改變，軍事平衡也隨時會被蘇聯打破。對於目前的狀況，以色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我們只能在戰勝了蘇聯的軍事挑戰之後，才有可能去處理政治問題。
由於當時我任總統助理的時間還不長，而中東問題實際上又是國務院管轄的範圍，因此，我的這種觀點就佔不了上風。無論如何，在我的白宮生涯的那個時期，當各政府機構的意見不一，而總統又沒有他自己的定見時，我的影響就最大；但當各政府機構之間的意見一致時，特別是在中東問題上，我的觀點佔上風的可能性就最小。在目前這個問題上，尼克松對問題的估計和政府各部比和我接近得多。他在柬埔寨問題上花去了大部分時間；他對莫斯科最高級會談寄予很大的希望；他希望中東這個問題會自行消失，如果不消失，他和我以後還可以強行解決。
事實上，尼克松早已決定暫行擱置援助以色列軍火一攬子計劃的想法——在一種迥然不同的情況下作出的決定——把他束縛住了。國務院已經著手通過繁瑣的手續，草擬了一項關於軍火問題的決定的公開聲明。甚至在得到關於蘇聯軍事行動的最新消息之後，他們還在和國會的主要領導人進行磋商。他們的想法是，我們的行動會使阿拉伯人看到我們的誠意，至少可以避免爆炸性事件的發生；如果我們繼續運進額外的重武器，我們的政府機構認為爆炸性事件必將發生。由於以前已經碰過釘子，而且由於深信總統的決心已經下定，我只好聽任事態的發展。回憶起來，我認為我的錯誤在於沒有更多地強調我的看法。因此，在三月二十三日——在我們得知蘇聯派軍事人員進入埃及後不到一星期——羅傑斯宣佈：「根據我們的判斷，以色列的空軍力量是足以滿足目前的需要的。因此，總統決定，現在暫時擱置以色列對軍火供應的要求……」
誠然，聲明補充說：「如果對方採取可能打破現有平衡的行動，或者根據我們的判斷，政治局勢的發展提出了要求，總統將毫不遲疑地重新考慮……」這句帶有條件的話是安定人心的，其用意不言自明。口頭保證說得再好聽也掩蓋不了下列事實：在蘇聯將軍事人員派進中東不到一個星期，也就是取消了和多勃雷寧關於停火問題的會談的三天之後，美國公開拒絕給以色列飛機。這個決定甚至似乎還暗示，最尖端的蘇聯製造的武器和蘇聯的軍事人員並不影響軍事平衡，也即幾乎是暗示他們可以增加軍事力量。
計劃已久的約瑟夫·西斯科中東之行——表面上說是要和大使們磋商，實質上是去試探和平的可能性——加深了人們的印象，說明美國對於蘇軍進入埃及並不太介意。蘇聯顯示實力之後不久，西斯科就去履行這次使命，這似乎又暗示，蘇聯軍事人員進入埃及並不是什麼障礙，甚至還可能推動美國努力去尋求和平。以色列受到來自蘇聯和美國兩方面的干擾，暫時停止了深入內地的轟炸，採取了一種更加有選擇的報復性策略。這種姿態，在幾個星期之前可能有助於改善氣氛，現在則反而變成對蘇聯軍事訛詐的一種讓步。錯上加錯的是，尼克松選擇了當時這個時機，主動提出了美蘇舉行最高級會談的倡議，這就消除了蘇聯僅有的顧慮。一九七年四月，並非是尼克松最引以為自豪的一個月份。
由於我們的回答軟弱無力，蘇聯就必然會進一步施加壓力。蘇聯的導彈增多了；軍事人員的數量亦在急劇增加，在其後的六個星期內增加到約一萬人。拉賓於四月二十四日通知我說，蘇聯的空軍駕駛員在埃及內地的上空執行防禦任務。因此，埃及的空軍可以騰出手來對蘇伊士運河沿岸的以色列陣地發動進攻，並變得越來越放肆。蘇聯和以色列之間要進行一場空戰實際上已成定論了。
最後，美國政府著急了。白宮宣佈「立即全面地」研究形勢。尼克松於四月三十日（就在他宣佈對柬埔寨採取行動的那一天）授權我通知拉賓，儘管他先前已作出了決定，他還是要對以色列提供更多的飛機。但他仍然十分擔心阿拉伯國家的反應，因此，要求不要公開此事，因而使這項決定失去了某些威懾作用。由於尼克松沒有表明他心目中想要提供的飛機數量，因此有好幾個星期，他被糾纏在政府各機構之間的紛爭之中，那些人從一開始就反對出售任何飛機給以色列。因為即使是蘇聯的空軍駕駛員出現在埃及，也沒有改變官方的小心謹慎的看法。情報界一致認為，蘇軍所執行的戰鬥任務純屬防禦性的。但是情報界又不打算發表一個明確的聲明，以免束縛了自己的手腳；只是提出一條保留條款，警告說，「然而，形勢一旦轉變，就可以事先不經宣告而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任務」——當然，這就是問題的核心。
五月十二日，在人們受到柬埔寨問題極端困擾的情況下，我憂心忡忡地為尼克松總結了一下這種愈演愈烈的僵局：納賽爾深信，他能耗得過以色列人，而梅厄夫人則認為，同納賽爾不可能談和平。梅厄夫人準備堅持到底，直到阿拉伯人回心轉意為止。以色列希望美國更加堅定地頂住蘇聯，給以色列更多的飛機。甚至於西斯科——由於他這次出訪的結果——現在也建議要重新評估一下美國戰略的一些主要設想。西斯科是正確的，因為這些設想全部都錯了：
⊙我們曾設想，大國之間的談判可以打破僵局。事實上，談判並沒有顯著地改變任何一方的立場。
⊙我們曾設想，蘇聯為了緩和形勢並避免過多捲入埃及局勢，會對迫使納賽爾妥協感興趣。相反地，莫斯科增加了他們的軍事義務，從而鼓勵納賽爾對以色列進行消耗戰。
⊙我們曾設想，以色列最後會贊同美國的公平合理的倡議。但是以色列斷然拒絕了我們的各種方案，而且要求我們，不管談判是否取得進展，都得給他們以軍事上和經濟上的支持。
⊙我們曾設想，巴勒斯坦人的問題可以當作一個難民問題來解決。相反地，他們已成為一支半獨立的力量；在約旦，甚至在黎巴嫩，在政策問題上他們已擁有否決權。
我在備忘錄上建議從根本上重新檢查一下我們的中東政策。周圍的環境不允許我們集中精力進行這樣一場戰爭，為了襲擊柬埔寨，在物質上和精神上花的代價太大了。在水門事件爆發之前，尼克松還沒有像目前這樣憔悴和狼狽過，他不準備再為他自己增添麻煩了。當我們再次研究中東問題時，那是以國務院提出的一項和平倡議為基礎的；而這項倡議的實際結果是，默認了蘇聯軍隊的集結。
結果，中東危機加深了。納賽爾在五月一日的演說中向尼克松作了公開表示，他以命令式的語氣清楚地說明，我們的地位在下降。美國「必須命令以色列人從它佔領的阿拉伯領土上撤出去」。納賽爾要求我們，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麼，「只要是以色列還佔領著我們阿拉伯領土，就不要給以色列以任何新的支持，不管政治的、軍事的或者是經濟的支持」。否則，「阿拉伯人就會得出必然的結論，認為美國希望以色列繼續佔領我們的領土，以便將投降的條件強加在我們頭上」。蘇聯可能在中東取得主宰地位，這並不是異想天開；這一點從下列事實可以看得很明顯，當時納賽爾曾對一位著名的美國訪問者、前世界銀行行長尤金·布萊克說，他希望美國的任何外交倡議都通過蘇聯再提出來；他對於同我們直接打交道不太信得過。
在這種氣氛下，政府各部門拒絕執行尼克松的繼續供應以色列飛機的決定（當時，現行的飛機交貨合同在七月份期滿），所用的辦法是在實施過程中加以拖延，以及鑽尼克松決定的空子，說他沒有將總數講清楚。這個問題最後和中東戰略的全面辯論結合在一起了。表面上，爭論竟變成了個空泛之談，主要爭論究竟我們應該採用一種「政治戰略」，還是和「蘇聯進行對抗」。每逢爭論陷入這樣的格局，高級決策人就應該注意了。沒有一個神志正常的人不希望政治解決；對抗不可能作為一個政策目標來追求。然而，我們在一九七年所面臨的中東問題卻很不一樣。問題在於：如果不首先使蘇聯和他們的激進的朋友弄清楚軍事壓力不頂用，那麼政治解決能否成功也成問題。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果把對抗作為一個原則加以拋棄，那麼「政治解決」這個詞就變成以接受對方條件來解決問題的一種委婉的說法。正如我在五月底高級研究小組的一次會議上憤然表示的那樣：「蘇聯害怕的就是我們和他們對抗。我們必須想辦法把這種敢於對抗的思想告訴他們。」
但是，當時我們對形勢的這種估計，時機還不成熟。政府由於被公眾的抗議弄得心神不安，由於精力都集中在越南問題上，以及對莫斯科會談還抱有一線希望，因此一方面預感不祥，另一方面又心存僥倖；一方面面對蘇聯挑戰的現實，另一方面又害怕出現各種並發的危機，心理狀況十分矛盾。六月五日，羅傑斯召見了多勃雷寧，向他宣讀了下列不尋常的聲明，就反映了這種矛盾心理。他既沒有通知我，也沒有通知尼克松（據我所知）：
蘇聯表示，在阿聯的蘇軍活動將保持其防禦性。我們希望明確表示，我們將不把蘇聯的軍事人員從空中或地面進入蘇伊士運河戰鬥地區一事看成是防禦性的，因為這樣的行動只能是支持阿聯所宣佈的政策，而這個政策是違反安全理事會所規定的停火決議的。我們認為，蘇聯的軍事人員進入微妙的蘇伊士運河戰鬥地區（在離運河兩岸三十公里以內的地區），只能導致無法預料的後果的嚴重升級，對此，美國不能置之不理……
表面上看來，這似乎是個強硬的警告。然而，實際上這一聲明所起的作用是給了蘇聯一張空白支票；它默認，除了不得進入最靠近蘇伊士運河的地區外，蘇聯的軍事人員可以進駐埃及。事實上就是告訴蘇聯，他們可以自由地在埃及集結大量的部隊，只要他們不直接進入戰鬥地區。他們的確集結了部隊。在兩個月內，只要一有機會，他們就能夠將他們的作戰部隊迅速地推進到戰鬥地區去。我的同事比爾·海蘭總結了這次日趨嚴重的危機：
蘇聯人看到我們的立場和以色列暫停深入內地轟炸的做法，一定得出了我們已經默認了他們的直接干涉的結論。誠然，他們滿可以把我們最近的聲明（羅傑斯對多勃雷寧的聲明）看作我們確認已經接受了蘇聯關於「防禦性」活動的說法，只是認為向運河推進已不是「防禦性」活動，因而感到關切……
一般認為，蘇聯人可能還不會向前推進，主要因為怕冒和以色列作戰的風險。然而，有若干跡象表明，他們的確是已經「慢慢地向前」推進了（運河沿岸的工地）。而且，按照蘇聯戰略的邏輯推斷，他們似乎也會這樣做。蘇聯在中東的近期目標是破壞西方的影響。主要的敵人不是以色列，而是整個西方，特別是美國。然而，蘇聯現在要想取代西方的辦法就在於，以行動表明他們不僅能夠保護他們的代理人，而且還能夠補償他們在一九六七年所受的損失……
光靠警告已經不夠了。誠然，因為我們已經提出過幾次嚴重警告，我們提得越多，其可信程度就越低。斷絕接觸不管用，而調動軍隊至少目前時機還不成熟……由於派遣飛機到以色列去已成了衡量我們政策的象徵，不幸的是，這也許已成了當前唯一的迫切問題。
只有當我們表明甘願作出這種選擇之後，我們才可以期望使以色列人相信，作出一些政治讓步是必要的，也才可以使蘇聯人和阿拉伯人相信，我們是不會被他們最近的行動所嚇住的。
但是美國政府還不準備採取這樣的方針。而我們拖的時間越久，要付出的最後代價就越高。我們痛苦地、儘管是緩慢地理解到了這一點。事態的發展終於迫使我們採取行動。在這年秋天，出現了一系列的對抗，在這個過程中，蘇聯的推進起初是遭到阻截，最後是被頂了回去。
美國在外交上的一項倡議
我們的第一個行動與對抗相反，它是另一個和平倡議。我曾設法利用六月十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來對我們的戰略進行一次根本性的研究。國務院先走了一步，把這次會議變成一次對於策略性決定的討論。羅傑斯準備了一個複雜的方案，其中包括提出一項美國外交倡議，要求交戰雙方「停止射擊並開始談判」。要求以色列和埃及都接受九十天就地停火，並在聯合國代表岡納·賈林[2]的主持下舉行間接談判。為了鼓勵以色列，美國將在七月和八月提供——作為對其軍火需求的答覆——三架鬼怪式飛機，以後每月提供四架鬼怪式和隼式飛機作補充之用。然而，這些供應安排得看「談判是否……開始，並顯示成功的跡象」而予以重新考慮。
令人感到驚奇的是，國務院的建議是鼓勵以色列把談判引向失敗；而出售飛機只有在談判「顯示成功的跡象」時才會加以重新考慮。擬議中的方案根本就沒有談到蘇聯軍事人員出現在埃及的這個嚴重問題。在國家安全委員會開會之前，我曾向尼克松提出過我的憂慮。我強調指出，必須把最近的蘇聯行動——而且還在繼續著——與談判聯繫起來考慮。
蘇聯在阿聯的行動的性質是不應低估的。你可能會聽到（國防部）這樣的論點，即認為這種行動是由以色列所造成的，或者認為它純屬防禦性的，因此並沒有威脅到以色列的安全。這些論點都沒有談到點子上：這是蘇聯政策一個不尋常的轉折——蘇聯從來沒有為了一個非共產黨國家的政府而把他們的武裝力量投入危險的戰鬥之中。
有人認為，蘇聯現在已經挽救了納賽爾，他們雙方都可能突然改變態度，準備認真地進行談判。這種說法看來是可疑的。蘇聯在心理上取得了勝利而沒有受到明顯的懲罰，一般來說，他們的策略首先是鞏固他們已取得的勝利，然後向前推進，邊探路邊前進。
在六月十日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中央情報局局長赫爾姆斯總結了惡化的形勢。蘇聯在埃及有四至五個團的SA-3導彈和三至五個中隊的蘇聯駕駛員駕駛的米格-21型飛機；這些數字是不用懷疑的。自三月份以來，蘇聯所派遣的軍事人員現在總計達一萬人之多，埃及摧毀以色列飛機的能力大大地加強了。日益增加的損失將對以色列造成新的心理上的壓力。由於他們失去了先發制人的能力，以色列便很想控制蘇伊士運河沿岸地區。因此，關鍵的問題是，蘇聯會不會將他們的SA-3導彈運進運河地區，並在那裡駐紮空軍，如果蘇聯這樣做了，以色列會不會不向他們挑戰。無論如何，蘇聯的綜合性軍事力量只要突然向前推進，形勢便會很快地變得對以色列不利。
羅傑斯於是便闡述了國務院關於立即停火和通過賈林進行會談的方案，好像赫爾姆斯沒有作過上述的情況介紹似的。實際上他的這個建議像他六月二日和多勃雷寧談話一樣，默認了蘇聯軍事人員進駐埃及。
尼克松在會上只談晦澀的哲理，這說明他不準備討論基本設想。他在思索一九五六年蘇伊士運河危機對自以為是一個世界大國的英國的影響。他認為沒有處理好阿拉伯難民問題是戰後時期的一大錯誤。甚至當我們在考慮一項美國的單方面倡議時，他還在思考一個美蘇聯合計劃的可能性；毫無疑問，他對我在那天晚上將在「紅杉」號總統遊艇上和多勃雷寧舉行會談，討論他對最高級會談的設想，寄以希望。所有這些無目的的閒談，主要是一個煙幕，以便尼克松能夠拖延而不作出正式決定。尼克松並不真正相信，國務院的外交方案會行得通，但是他也不想否定羅傑斯。尼克松私下對我說，他認為目前的中東方針會把我們引向災難。我同意他的看法，並補充說，最壞的方針是投入「一點軍火加上一點建議」。（這並不排除尼克松向羅傑斯表示相反的觀點。）
六月十日晚，我在「紅杉」號遊艇上和多勃雷寧的會談並沒有結果。多勃雷寧重新提出他的請求，要我們利用特種渠道來談判中東問題。為了使尼克松出席他所珍視的最高級會談時手中有幾根胡蘿蔔，我沒有立即拒絕舉行這種談判的可能性。但我堅持說，只有蘇聯要求它的阿拉伯朋友作出和我們敦促以色列在領土問題上所作的讓步相稱的犧牲，談判才有可能奏效。再說，蘇聯軍事人員進駐中東是美國最關切的事。因此我們非常需要知道，蘇聯是否準備作為和平協議的一部分，撤出武裝部隊。多勃雷寧回答說，他要請示國內。
和多勃雷寧交換意見，更進一步加深了我的信念：我們的路線錯了。為進行有效的談判所必需的力量均勢根本就不存在。六月十六日我向尼克松送交了另外一份形勢分析，就所提出的倡議提出警告：在作出對「停止射擊並開始談判」這一建議的評價時，必須考慮到我們去年所提的那些強制性的和平倡議的情況，「它們使那些對邊境不斷施加壓力的阿拉伯人膽子更大了。以色列開始對埃及進行深入內地的轟炸，而這又轉而促使納賽爾引進大量的蘇聯軍事人員和勢力」。在我看來，新的建議也包含著同樣的危險；我們最多只能贏得兩個月的時間。
國務院的辦法是要我們迫使以色列退回到戰爭以前的邊界線，而在夏季之後，他們將得不到更多的飛機。還將要求他們同時放棄兩個安全因素——他們的緩衝地帶和得到更多的飛機的可能性。在邊界處於更加容易受到進攻的狀況下，隨著和平的臨近，他們編制內的飛機總數將會減少。另一方面，如果以色列認為，只要談判進行得不順利，它就會得到更多的飛機，它將不想把談判順利地進行下去……
納賽爾會把我們的行動解釋成為一次半途而廢的行動。他會深感懷疑，我們能否真正在只給六架飛機或者以後還會再給一些的基礎上，迫使以色列撤軍……
在蘇聯人看來，在他們繼續擴充勢力的情況下，國務院的建議是一個軟弱的姿態。我們的方案在軍事上的影響很小，而且非常猶豫不定，以致會使他們不相信，我們打算在這個地區對他們的逐步升級採取相應的行動。他們認為我們三月聲明是靠不住的；他們將以同樣的態度看待這個倡議。
首先，我認為現在提出一項重大的倡議是不合時宜的，除非它能解決蘇聯軍事人員進駐的問題，在我看來這是問題的核心。因此，我提出了一個代替辦法：我們應明確地告訴納賽爾，只有美國才能促使以色列撤軍，所有其他的道路都是幻想，而且我們將保證使這種情況保持下去。只有美國運送大量軍火給以色列，以確保以色列的安全，而且埃及也願意談判和平的細則，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能促使以色列撤軍。作為協議的一部分，蘇聯的軍事人員必須撤走。
我認為，通過提出詳細的安全措施，締結一項和平條約和撤退蘇軍，這樣的做法將會鼓勵以色列去進行談判，它將使埃及有更大的可能性收復西奈半島。蘇聯因以色列得到充分武器供應而面臨戰爭升級的危險，以及一項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提供的應急退路。但是我告誡尼克松說，接受我的方案將會引起官僚機構內部的一場可怕的爭吵：「我們在柬埔寨的遭遇剛發生不久，你將不得不壓制一下內閣高級顧問的建議，並把一項迥然不同的政策強加在一個非常不願意加以執行的官僚機構的頭上，然後責令他們貫徹執行。」
幾乎可以肯定說是出於這些原因，尼克松決意不在這個時刻來正視這個問題。我建議中所包含的政策，將需要三年以上的時間才能得到他的同意。六月十八日，總統採納了國務院的建議。他認為，這個建議反正會被拒絕；他寧願應付一個僵持局面，也不願意去和他的官僚機構再進行激烈的爭論。因此，在我們拒絕了停火建議後的三個月——由於蘇聯第一次在中東進駐約一千名軍人而引起的——我們卻接受了另一個停火建議，儘管自那時以來蘇聯軍事人員已增加到了一萬人。這個簡單的事實一直是我們在中東問題上的特點，直到蘇聯最後在九月份因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而失算，給了我們一次新的機會重新恢復心理上和物質上的平衡。
對於尼克松的決定，國務院欣然表示接受。關於停火和在賈林主持下進行會談的建議立即私下轉交給以色列、埃及、蘇聯和約旦，並於六月二十五日公佈。
第一個吵吵嚷嚷的反應來自以色列。以色列對於延遲交付軍火以及美國對蘇聯進駐軍事人員的軟弱反應，已感到驚恐不安；現在它對我們方案中的一系列條款表示反對，尤其反對我們關於供應飛機的諾言含糊其詞。尼克松於六月二十日發出了一封由國務院起草的信給梅厄夫人，但這沒有減輕她的擔心，因為該信相當清楚地表示，運交軍火要選擇時機，取決於談判的進展，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認為有助於談判，我們就可以推遲已經同意了的軍火供應。以色列認為（不是沒有理由的），這一例外條款在很大程度上使承擔義務失去意義。尼克松根據長期的競選活動經驗，把諾言看成是處理明天的問題的手段，他有一套典型的尼克松式的解決問題的辦法。他私下告訴我說，我可以去見拉賓，並且「告訴他們，我們寫這封信是為了記錄在案。除非有什麼大變化，否則我們將著手進行飛機的事情」。（對於「大變化」一詞怎麼解釋，這也是沒有准的。）
接著，輪到莫斯科了。六月二十三日，多勃雷寧對我們的中東建議的反應較為冷淡。我問他，對於我所提出的關於撤退蘇聯軍隊的問題，莫斯科是否有答覆；多勃雷寧回答說，我提出的問題太多，他沒有記住。多勃雷寧滿以為可以迴避這個問題，因為國務院的正式倡議沒有提到蘇聯軍隊的問題。他表示，他被他所謂的美國想「單方面地」掌握中東的外交行動的企圖感到義憤。他宣稱，談判才是我們當前的問題，但是他認為我們以後會不得不回到莫斯科問題上。他不知道，到那個時候，可以作出什麼樣的「讓步」。六月二十九日，在莫斯科，葛羅米柯告訴美國駐蘇大使比姆說，蘇聯研究了我們的建議，沒有發現什麼新的東西，以前建議中的缺點，這裡面全有。
埃及繼續保持緘默。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決定把問題說清楚，總統的行動並非出於軟弱，蘇聯的軍隊是個嚴重的問題。六月二十六日，在聖克利門蒂的一次背景情況介紹會上，我主動地對蘇聯軍隊進駐埃及提出質問。我說，蘇聯把軍事人員派遣到中東的打算是沒有道理的。即使原先派遣他們去是為了支援納賽爾，現在他們繼續留駐在那裡便構成一種必須認真加以對付的戰略性威脅：「我們正設法按照這樣的方式尋求解決辦法，即加強溫和派的政權，而不是激進派的政權。我們正設法驅趕進駐的蘇聯軍事人員，不全是指顧問，而是指參加戰鬥的駕駛員和戰鬥人員。在他們牢牢地站穩腳跟之前就把他們趕走（強調部分是我標的）。」
描述這次反應最確切的——如果不是最文雅的——用語是「舉座嘩然」。國務院和宣傳機構的權威評論員都對我加以責難，說我是要破壞和平倡議，是在作出無法兌現的虛張聲勢的恫嚇。批評來自除了蘇聯以外的四面八方；這些人只有在認為自己很有把握時，才往往是帶有挑釁性的，而且他們在私下裡聽到這些說法已經有三個月了。六月三十日，在一次關於在柬埔寨採取行動的背景情況介紹會上，就所謂的我威脅「驅趕」蘇聯人的問題，向我提出質問，我堅持自己的看法，表示蘇聯軍隊進駐埃及形成了新的危險形勢。我說，也許我還應該用一個比「驅趕」更難聽的詞；但是，蘇聯軍事人員的出現是與和平不相容的。而且「在蘇軍進駐中東的某個時刻，將會有一些當地的阿拉伯勢力，出於自己的理由，並不希望以一種殖民主義來代替另一種殖民主義」。三年以後，我們使這一預言應驗了。
到七月一日，尼克松從柬埔寨問題的痛苦中基本上恢復過來。雖然當時他還沒有準備過問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問題，但是對於蘇聯軍隊進駐埃及所引起的地緣政治性的危險，他心裡是明白的。當時羅傑斯正出國訪問，尼克松便利用一次電視講話的機會，表明他基本上同意我的分析。他警告說，兩個超級大國可能在中東問題上引起對抗，美國不會容忍那裡的軍事均勢遭到破壞。「一旦力量均勢有了變動，以色列比它鄰國弱一些，就會發生戰爭。因此，維持均勢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的……當蘇聯派駐軍隊支持阿聯時，這就使美國有必要估量一下蘇聯的作為；而且一旦力量均勢遭到破壞，我們就要做我們認為必要做的事，以便維持以色列與其鄰國相抗衡的力量。」
國務卿完全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從歐洲發出強烈的抗議，說「他的」和平倡議正在遭到破壞；他甚至在七月十二日的一次電視講話裡譴責西斯科支持了尼克松。
但是蘇聯的神經並不那麼脆弱；他們的分析是建立在他們對自己利益的估計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感情氣氛上的。由於莫斯科覺得我們真的想談判了，多勃雷寧在七月七日和九日兩次會議上的表現簡直是再高興不過了。他流露出願意合作的樣子，他表示不久將就中東問題發表講話。他沒有提到我們的警告。結果證明，我們的警告一點也不早。因為在七月初，蘇聯的導彈混合部隊，在為開羅、亞歷山大港和阿斯旺提供了保護以後，不顧羅傑斯於六月二日給多勃雷寧的警告，開始逐漸向蘇伊士運河推進。七月二十二日，我把所知道的情況向尼克松提供了一個綜合報告：蘇聯人和埃及人正在大致與運河平行的地帶構築起一個新的防禦屏障，與運河相距約有二十至三十海里之遙。該屏障包括三個SA-3和十一個SA-2發射場，當然這些發射場還可能增加。屏障和運河挨得很近，足可以保護向運河對岸發炮的埃及炮兵陣地。至少，埃及進行一場消耗戰的能力是大大地加強了；如果這個導彈武器系統規模擴大了，並繼續向前推進——跡象表明已經這樣做了——它就可以為埃及進攻西奈半島準備條件。
總之，在尼克松政府內，我們是第一次經歷到了蘇聯利用駐軍來加強他們的地緣政治影響的計謀。在蘇聯所認為的勢力範圍內，克里姆林宮會大規模地、迅速地和無情地使用軍事力量。但是，當它在超越東西方分界線的地方採取行動時，它的行動就非常小心謹慎了。起初承擔的軍事義務往往是有節制的，其防禦性的動機還可以說得過去。在那個時刻，只要下決心和他們對抗，迫使其撤退，這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容易的。當蘇聯人沒有碰到抵抗時，他們在行動上很快就會升級。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種近乎公式化的做法——從埃及到安哥拉到埃塞俄比亞——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人們同樣的懷疑和躊躇，這種懷疑和躊躇遠不能使蘇聯有所節制，卻反而只能使蘇聯軍事力量大規模地捲入。
一九七年七月在中東也是同樣的情況。起初作為對以色列深入內地轟炸而採取的保護性行動，幾乎改變了整個戰略態勢。我們的一些綜合分析人員開始認為，以色列更加需要適合抵抗越過運河入侵的裝備，而不是徒勞無益地消耗飛機來破壞運河那一邊的日益加強的防空系統。這些論點忽略了這樣一點：防禦性的戰略包含有消耗戰的意思，對於一個和其周圍的力量對比是一比三十的國家來說，這樣一種前景根本上是無法接受的。以色列正瀕於絕望的邊緣，有可能被迫在力量均勢遭到無可挽回的局面之前，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納賽爾可能由於過分樂觀而不顧一切。對於激進的阿拉伯人來說，蘇聯正成了不可缺少的依靠對象。美國似乎還沒有能夠看到危險的實質，那就是，蘇聯在埃及軍事地位的加強以及這個地區力量均勢的變化。由於在不合適的前提下開始談判，而且也由於我們向雙方都付以報酬——給以色列以飛機和給納賽爾以暗示，讓他知道我們在領土問題上會給予支持——來換取一個他們比我們需要得更迫切的和平談判，我們的威信受到了損害。我們對每一方都給得太少，這樣反而使緊張的形勢更加複雜化了。
七月一日，果爾達·梅厄夫人給尼克松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她指出，蘇聯人正在設置SA-2和SA-3導彈群來控制蘇伊士運河，並說：「當這些事態在發展時，有人告訴我們說，力量均勢仍然沒有變。」她警告說，以色列除了轟炸這些設施外，別無其他選擇。但是，如果以色列對一個部分由蘇聯軍事人員操縱的導彈設施發動進攻，蘇聯顯然就有可能會用他們的飛機來保護這些設施。以色列和蘇聯之間直接發生衝突，這是我們不能再置若罔聞的一種危險。我召集了一些缺乏熱情的政府機構辦事人員著手草擬應急計劃，而這些人卻還在嘀嘀咕咕地談什麼要迫使以色列人在談判中持更加靈活的態度——這與我們所面臨的問題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
接著，在七月二十二日——正當一場軍事衝突似乎已經是不可避免的時候——納賽爾突然接受了我們的關於停火和舉行談判的建議。
停火和停止一切軍事活動
為什麼納賽爾在這個時刻接受我們的建議，這件事要等到把埃及和蘇聯的檔案弄到手之後才能搞得清楚。他也許是害怕以色列人進行一場先發制人的打擊。他和他的蘇聯顧問可能把尼克松和我發表的白宮對報界的聲明理解成為美國有介入的危險。根據後來所發生的事情來看，很有可能他和蘇聯人從一開始就想利用停火建議，正像利用流產的三月建議那樣，作為一種掩護，以便冒最小的風險來推進其導彈設施。
尼克松政府感到很受鼓舞。羅傑斯聲稱他有功，因為是他想出的倡議——西斯科私下對此表示異議，他堅持說，是他首先想出這個主意的。尼克松認為，是他在七月一日的強硬講話發生了作用。謙恭並非是我的長處，但我不願意把某些「成就」歸功於我在六月二十六日和三十日的強硬的背景情況介紹及我與多勃雷寧的談話。或許我們都有些對的地方。不管怎樣，後來事情很快表明，我們高興得太早了。
早先的過分樂觀是被多勃雷寧於七月二十三日故意激起的。他利用白宮對芬蘭總統烏爾霍·吉科寧的歡迎儀式的機會——多勃雷寧以外交使團代理團長的身份出席——把他將在下午在國務院發表的講話事先向我打了招呼：蘇聯對臨時停火的態度是積極的，而且蘇聯也贊成重新恢復賈林代表團的活動。但是，莫斯科深信，賈林應對聯合國決議的含義作具體的指導，因為他應該促使聯合國的決議得以貫徹執行。因此，多勃雷寧主張，應加快兩強和四強會議的進展，為懸而未決的問題尋求解決辦法。為了表明蘇聯人精通我們的複雜程序，多勃雷寧也給羅傑斯帶來了一份特別函件。多勃雷寧在國務院把這份照會正式遞交給羅傑斯，並告訴羅傑斯他事先已告訴了我，蘇聯人同意在停火協議中包括停止一切軍事活動。為了彌補疏忽，他隨後亦給我送來了一份備忘錄——羅傑斯不知道這件事——是對我在六月十日和六月二十三日關於蘇軍在中東繼續駐留問題的質問的最後答覆。照會說，蘇聯——在取得一項全面政治解決之後——將「可能」考慮撤軍，只要撤軍是一種雙方共同的義務。當我指出我們在中東沒有軍隊時，多勃雷寧起初說，這樣我們就更好辦了。寫上雙方共同的義務，原則上也是為了裝飾門面。後來他又對此加以補充說，美國必須從伊朗撤出其軍事人員。
如果我們對形勢瞭解得更清楚些，我們本應懂得，我們只是剛剛跨過了最低欄。我們安排的會談一定將陷入僵局，因為埃及仍要求恢復一九六七年的邊界線，而以色列也還是堅持要大幅度地調整領土。埃及希望美國對以色列施加壓力，而以色列則在「反對強加於人的解決方案」的口號下，要求放手讓它自己幹。尼克松還沒有拿定主意，當會談僵局變得很明顯時他到底怎麼辦。蘇聯的照會也不能令人放心，因為它沒有明確表示「停火」，也沒有明確表示「停止一切軍事活動」。它只是重複闡明蘇聯對賈林代表團的工作原則的解釋，而這些原則在所有主要的問題上是與那個激進的阿拉伯方案相一致的。關於願意討論撤軍問題，它用了「可能」這個詞作為擋箭牌，並且把它與要求美國軍事人員撤出伊朗的荒謬要求扯在一起。尤其是，蘇聯人可能完全是在重演三月份所耍的花招。停火建議現在可能作為掩護，以便其接著就保護它的導彈設施向運河地區推進。
在那個時候，這樣一些考慮往往是被人摒棄的，因為我國政府當時正全神貫注在以色列對我們倡議的反應上，而以色列又是非常頑強的，它言辭尖刻，行為粗暴，這並不令人感到驚奇，因為兩千年的苦難把對悲劇的預感深深地銘刻在以色列人民的心靈中。以色列這個小國家，人口只有二百五十萬，處在近一億潛在敵人的包圍之中，而這個地區又屢經帝國興衰，一再易主。它的處境時刻都在提醒每一個以色列人，歷史是瞬息萬變的。以色列人的生存範圍是這樣的狹窄，以至於它的領導人對於高尚的外交姿態或驚人的外交行動都不輕信。他們把生存和深思熟慮看得密切不可分割，而這在外界的人看來似乎是（有時的確是）過於謹小慎微，冥頑不靈了。即使當以色列領導人接受和平建議時，他們首先總是拚命反對一番，其目的是要表明，他們並不是那麼容易對付的，從而使那些想進一步要求以色列讓步的人感到躊躇不前。而且，當他們接受建議時，往往附帶一系列無休止的要求，包括各種保證、諒解性的備忘錄和秘密解釋等；所有這一切都是設法用來限制位處五千英里以外的一個較為多變的盟國的行動自由，而這個盟國卻在供應其武器，支援其經濟，庇護其外交地位，並且似乎還在不斷地強迫其提出和平方案。
這種傾向由於其政治制度而更加嚴重。在這個政治制度中，政府往往是由好幾個政黨和獨立小集團組成的動盪不定的聯盟。這樣一種制度不能很快地作出決定，也不能執行靈活機動的外交政策。任何一個主張讓步的領導人都有可能遭到他的同事的攻擊，並在國會被強烈地譴責為，如果不是賣國賊，那麼至少也是狡猾的（或愚蠢的）美國人的應聲蟲。以色列的每次內閣會議都很適合於對和平建議吹毛求疵，使之不能通過，而不適合於制定一項長遠的政策。有時，以色列發現，把作出困難的抉擇的責任推卸給它的偉大的盟國，比由它自己去作出決定要更容易些。當許多以色列領導人心中明知必須去做某事時，就用「美國壓力」當作一種托辭。
要求以色列熱情地響應停火建議並開展談判，這就完全不符合它的本性了。為了得到一個差強人意的答覆，幾乎用了兩個多星期的時間去交換外交信件和由總統親自過問。七月二十三日，尼克松給梅厄夫人寫了一封信，力勸以色列利用阿拉伯人接受美國倡議這個時機，同時他向她保證說，我們將不會強迫以色列接受阿拉伯人對安全理事會第二四二號決議的解釋，作為賈林代表團開展工作的指導原則。幸好這封信以後才公開發表，因為當停火建議送到阿拉伯人手裡時，他們所得到的印象恰恰與此相反。
以色列的回信要求增加軍事援助，特別是用來對付蘇聯地對空導彈的武器。我們表示將給予同情的考慮。以色列要求我們就撤軍和難民等問題，進一步澄清我們的立場。我們的答覆並沒有能把問題說清楚，因為我們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政府立場，而且那些瞭解底細的人也怕把事情說清楚，唯恐說了之後以色列人會不同意這個倡議。七月三十日，尼克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大膽地宣佈說，以色列可以滿懷信心地進行談判，「不用擔心它的地位會因為談判在那個時期受到損害，或者是處於危險之中。」最後，在七月三十一日，我們得知，以色列內閣原則上已決定予以「肯定的」答覆。一個正式答覆很快就要出籠了。總統從聖克利門蒂發表聲明，歡迎這個決定。
以色列人的擔心遠非沒有根據。顯然，蘇聯人和埃及人正在利用停火之前這一段時間，沿著運河迅速地集結導彈部隊，而這是違反關於停止一切軍事活動的規定的文字和精神的。這些導彈部隊不但很快地能夠保護運河西岸的埃及炮兵陣地，而且還能越過運河，掩護埃及人登陸。而根據停火協議，對這些導彈部隊是不能加以還擊的。
八月五日，拉賓匆匆忙忙地趕來，描繪了一幅可怕的圖景：總共有十四個導彈發射場，已經移到離蘇伊士運河五十公里的範圍內，三個隱藏的導彈發射場，已經移到十至二十公里的範圍內。七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和三十日，蘇聯飛行員駕駛的飛機，已經和以色列的飛機交戰。在七月三十日，四架由蘇聯飛行員駕駛的飛機被以色列的空軍擊落。拉賓重申，以色列決心不允許導彈設施向前推進。在八月五日晚上的一次會談中，拉賓非常強烈地強調了這一點，以致我認為，在停火前，以色列可能對挨近運河的SA-3導彈發射場發動一次地面進攻；我把上述情況告訴了尼克松。在最後一分鐘，以色列內閣決定不採取這樣的行動。我一直沒法得知，究竟是拉賓過分地誇大了這種進攻的可能性，還是耶路撒冷在最後一分鐘改變了主意。無論如何，以色列於八月六日正式通知我們說，他們接受了停火建議。羅傑斯和西斯科想趕在人們沒有改變主意之前，趕緊把這件事辦成，在關於賈林代表團的問題上草率從事。這種做法使得以色列人很為惱火。
八月七日，停火協定開始生效，條文原來就規定得含糊不清。埃及和以色列之間有一個停火協議，規定在運河兩岸各五十公里的一個地區內停止一切軍事活動；遺憾的是，所達成的協議文本，對於什麼行動是在停止一切軍事活動規定的禁止之列，措辭很不明確。以色列和美國之間達成了一個單獨「諒解」，設法彌補這個缺陷，辦法是概括地提出我們的共同看法，說明什麼行動算是違反埃及和以色列之間的協議。[3]
我們的駐開羅使館的代辦奉命把以色列和美國之間的諒解中的一些範例告訴埃及人，但是又說，這些範例只是違反停止一切軍事活動規定的行動的「說明」而已。人們很難說得出來，以色列和美國之間的協定怎麼能夠束縛得了埃及和蘇聯，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嚴重的計算時間的問題。埃及人於美國時間八月七日早晨正式接受了我們的建議，而停火則於開羅時間八月八日凌晨一點開始生效。但是，由於同以色列在諒解的某些條件上討價還價，國務院的代表一直到開羅時間八月九日下午二點五十分（三十六個多小時以後）才將可能違反停止一切軍事活動規定的「說明性」目錄通知開羅。事實證明這是很重要的；以色列人後來聲稱，埃及人在八月八日至九日期間違反了停止一切軍事活動的規定，儘管埃及人那時還沒有來得及確切地弄清楚，我們到底對於停止一切軍事活動應作如何解釋。
這些文件和「說明」也送交給了蘇聯。但是莫斯科是一個既非停火又非停止一切軍事活動的正式締約者。隨著對違反規定的指責越來越多，蘇聯越來越堅持說，儘管它在七月二十三日表示過同意，但該規定對它並沒有約束力。
自一九六七年以來的第一次關於談判的倡議就是在這個不穩固的基礎上發出的。儘管以約旦為根據地的巴勒斯坦游擊隊發誓不遵守這個倡議，停火的第一天，蘇伊士運河沿岸還是平靜無事的。蘇聯人利用這個機會再一次要求以色列撤出它的全部軍隊，但是他們也公開地把停火描繪成為「重要的第一步」。美國政府開始為賈林主持的會議作準備，並研究以色列的軍事援助要求。西斯科甚至於八月十二日告知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級研究小組說，為了給賈林所主持的會談早作準備，他已著手草擬了一個包括明確規定最後邊界線的「全面協議」。我們內部關於是否給以色列以軍事援助的辯論，很快就成為一場抽像的辯論，辯論中心是支持什麼樣的以色列戰略。這就起了推遲決定的作用，因為武器的種類要看各機構間關於軍事原則事先取得的一致看法而定。這些帶有神秘意味的討論，很快就被以色列關於停止一切軍事活動的協議正遭到違反的指控所壓倒。
關於蘇聯和埃及初期的行動的消息是混亂的；毫無疑問，以色列的報紙對此大事渲染。使人感到驚奇的事實是，停止一切軍事活動的開始時間是午夜，當時偵察機或人造衛星即使在接到通知後立即採取行動，也無法把動靜看清楚，儘管如此，但並沒有放鬆核實這些消息的努力。但是毫無疑問，從埃及接到美國的建議，到開始實行停火以及停止一切軍事活動之間，有將近三個星期的時間，在這段時間裡，埃及-蘇聯的防空設施曾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幾乎可以肯定，停火開始生效的那個時刻還正在建造的一切工程後來都建成了。這可能是由於他們沒有把遵守協議放在眼裡，也可能是由於蘇聯人和埃及人被我們的官僚機構以不尋常的速度發起停火的行動搞得措手不及了。
到了八月十三日，以色列對蘇聯和埃及違反協議的指控傳到了我們的新聞界，梅納赫姆·貝京把他領導的反對黨從一九六七年的緊急狀態中組成的聯合政府中撤了出來，並對果爾達·梅厄進行了猛烈的攻擊，說她首先就不該同意美國的方案。然而，國務院採取的方針是，堅持認為美國還沒有得出像以色列所說的違反協議的「結論」。我們駐以色列的大使沃爾沃思·巴伯奉命勸說以色列政府停止公開討論這件事。而且，我們還要求以色列迅速指派代表參加賈林所主持的會談。
八月十五日，拉賓大使到白宮來見我。他遞交了一份果爾達·梅厄的外交文件，歷數證據，指出在SA-3配合下的擁有十四枚SA-2的導彈部隊進入停止一切軍事活動的地區。結果，以色列損失了五架鬼怪式飛機（這就是發生在中東停火時期的怪事）。換句話說，我們在停止一切軍事活動的協議開始生效時刻的前後，向蘇聯的第一次推進行動作出了溫和的反應之後，蘇聯人和埃及人作了進一步的部署，顯然，這是違反協議的。梅厄夫人要求當面向總統本人陳述她的看法。國務院認為這是不合時宜的，因為它正急於想要促使賈林所主持的會談開始。與此相反，我則給拉賓安排了一個機會，讓他把以色列得到的情報給尼克松看。拉賓利用這個機會把我們的情報界不願意接受以色列所提供的證據狠狠地數落了一番；他說違反協議是千真萬確的事。其結果是，尼克松批准將伯勞鳥式導彈迅速運交以色列，用來對付SA-3導彈設施，而且隨後又同意於九月份會見梅厄夫人，那時她將到美國來出席聯合國成立二十五週年紀念大會。
拉賓抱怨美國的情報界不願意承認違反協議的事實。他的抱怨是有些道理的。我向總統說：
事關以色列的生死存亡，因此它冒不起這個風險……以色列的處境必然會影響到他們對一些尚未明朗化的事情作出他們的解釋。而在另一方面，我們卻總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為看到這些違反協議的事實存在，其後果是令人不愉快的。既然發生了違反協議的情況，我們就不得不進行下列的選擇：或者採取行動，對付這些情況，從而使我們的倡議冒失敗的風險；或者無所作為，從而背棄我們對以色列許下的諾言，造成一個迫使它採取軍事行動的局面。因此，除非證據確鑿，我們傾向於不要走向另一個極端，避免得出阿拉伯人違反了停火協議的結論。
不管是什麼原因，很有可能，我們遲疑不決的初步反應鼓勵了納賽爾加速其把導彈向前推進的步伐。事實上，我們親眼看到春季一些事件的重演：蘇聯採取了有限的行動，隨後便停下來鞏固陣地，並分析我們的反應，接著是一陣急速而令人驚奇的集結。誠然，八月前半個月所發生事情的證據是不明確的，即有爭議的活動到底是發生在停火生效之前不久還是在之後不久。然而，毫無疑問，不論事情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它是對國務卿於六月二日對多勃雷寧提出警告的蔑視，這個警告說，蘇聯在運河三十公里以內部署導彈不能被認為是防禦性的。
到了八月十九日，我們收到了新的證據，正如以色列人所指出的那樣，違反停止一切軍事活動協議的事情的確是存在的。這就迫使國務院採取正式行動。但是公開的反應——採取由國務院新聞發佈官發表一項聲明的辦法——調子又是如此之低，以至於人們認為我們正在尋找借口，避免採取行動，而不是尋求補救辦法：
我們斷定，蘇聯的地對空導彈在停火協議開始生效前後，已向前推進到蘇伊士運河西岸地區之內。有一些證據表明，這種行動在停火期限之後還在繼續，儘管我們的證據還不是結論性的。……我們正在研究（從以色列發來的一些補充情報）……目前我們不打算在這件事上作進一步的公開聲明……
為了配合公開聲明，我們還把所掌握的某些證據材料通知埃及。但是，由於這種證據「不是結論性的」，我們告訴埃及人，我們將不作公開指控。我們把我們所認為的違反協議的事提醒他們注意，並警告說，類似這樣的行動如果繼續下去將會危害到和平談判。我們還把我們在開羅的做法通知了蘇聯。最後，還花了很大的力氣說服以色列人行動要有節制，不要用宣傳去為將來製造麻煩。八月二十二日，當我們提出了「無可辯駁的」違反協議的證據時，我們在開羅又採取了第二個措施。
如果美國對一個問題表示抗議，它就必須強有力地把它提出來，並把它所希望採取的補救行動作一番描述。用哀傷的語調最不可能得到令人滿意的反應；它使人認為，抗議只是為了記錄在案。它使違反協議的國家在國內沒有改弦易轍的借口。當這是一個在政治上很敏感的問題而政策又不容易改變時，這就特別重要。八月二十四日這一天，賈林宣佈開始和平談判，其成員包括以色列、埃及和約旦的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埃及斷然否認了我們對違反協議的指控。開羅所持的立場是，它的行動與它對協議的理解是一致的；它將不把額外的導彈引進該地區，但是保留「輪換」它們的權利；它將不建立新的導彈發射場，但是保留「維護」和「修理」現有的導彈發射場的權利。開羅認為，以色列違反停火協議；並且還認為美國人把軍火供應給以色列，這是與羅傑斯所作的保證以及停火協議背道而馳的。
在這個時候，我告誡總統說，我們把以色列人對我們的全部信任都放在一邊，只是為了在談判開始之前達成停火協議。而這些談判肯定甚至會把根深蒂固的意見分歧帶到桌面上來。蘇聯人和納賽爾可能會「想入非非地認為我們願意默認他們違反停火協議的行為，儘管我們對他們直接進行過警告，並對以色列許下過諾言。這對我們當前在中東問題上的倡議，中東在長時期內的一般前景，以及美蘇關係，都會產生嚴重的後果」。採取一項較為強硬的路線來反對違反停火協議，並使蘇聯人明白他們所承擔的責任，這是十分必要的。
過去十八個月所形成的特殊的外交程序，以及羅傑斯和我個人之間的對立，使得合理地討論這些問題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事。尼克松喜歡通過他的助理們而不是通過他的內閣進行工作，只要白宮的確控制得住局勢，這還是能夠勉強對付下去的——如果不嫌氣氛緊張的話。但是當極為微妙的談判不在白宮的控制之下，這個制度的弱點就變得突出了。國務院對總統的思想不很瞭解，無法鞭辟入裡地執行其政策。它傾向於把事情納入其偏愛的軌道，並把總統的指令解釋成為適合其先入之見的東西，這就把事情搞得更糟了。因此，也不可能在有把握理解和實行總統指令的思想基礎的情況下，草擬這些指令。
如果我和羅傑斯之間的關係較為融洽，我還可以充當一個調解人。但是，到了一九七年夏天，羅傑斯知道得很清楚，除了中東問題外，幾乎在所有問題的重要決定上他都被排除在外了；要不然，他就是很遲才被邀請進來，以致他只能認可而不能參與決策。誠然，羅傑斯一定會注意到，總統的許多決定，都是在他出國訪問的時候作出的，這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他的自尊心又不允許他承認這種事情會發生在他的老朋友總統的身上。因此，他就責備我。他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尼克松不信任國務院，希望一些微妙而敏感的事都由白宮單獨來處理。但是，由於我的存在，使這種雙渠道的做法成為可能。我很願意挺身而出，同我的小工作班子一道去解決難題，而不需要各政府機構間進行什麼聯絡工作。羅傑斯對這種做法很惱火，顯然，這是由尼克松煽動起來的；同樣明顯的是，我是助長這種做法的。羅傑斯和我都沒有這種氣量設法走出這個我們應該認識到是不符合國家利益的死胡同。如果我們願意克服我們那並非不嚴重的利己主義，我們本來可以彌補彼此之間的不足。當然，即使如此，在政策和策略問題上，我們還會存在著許多意見不一致的地方。
中東問題並不是羅傑斯被授權和負責處理的唯一的問題。而中東停火看來像是一次偉大的勝利，是尼克松政府在外交政策中的第一個無可爭辯的成就。完全可以理解，羅傑斯是不願意面臨這項成就可能遭受失敗的前景的。對於白宮任何一點干預的暗示，他都非常敏感。他把我的關心看成是企圖奪取他的榮譽。西斯科被夾在中間。他表現得很勇敢，設法在兩種對立的、有時是勢不兩立的觀點之間選擇自己的航道，並對國務卿和總統都保持忠誠。他常常把船穩住了，但是，他無法使船有一個明確的前進方向。
只有總統能夠掌握航向，但他已決定在中東問題上不依靠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班子，而且也不信任國務院這個機構，因此他就沒有可以賴以持續地執行政府行動的工具。他對於處理他的顧問中所產生的矛盾經常用的辦法是拖延。在白宮所控制的工作領域內，這還不會造成很大的損失，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在總統不得不作出決定之前，我還能夠設法應付幾下子。但是在中東的這個易動肝火的問題上，採取這樣的辦事程序，就有措手不及的風險。由於尼克松每年照例要到聖克利門蒂去逗留幾天，這樣就更加危險了，因為這減慢了所有要總統來解決的問題的運轉步伐。加之，尼克松還沒有認真嚴肅地考慮他是否應親自過問和蘇聯舉行最高級會談這個問題。
八月二十五日，在聖克利門蒂，總統、羅傑斯、西斯科和我舉行了一次會議，羅傑斯指責我對於違反停火協議這個問題揪住不放，企圖製造一次危機。因此，會議沒有結果，不歡而散。但是，否認產生危機的事實或者指責帶來壞消息的人，都不能避免一場危機的發生。到八月底，事情開始按照它們自己的邏輯發展；正因為我們佯稱可以通過不遺餘力地表示善意，以拖延作出決定的時間，我們就處於失去作出決定的迴旋餘地的危險中。
八月八日，美國在給蘇聯人的一封信中通知他們說，我們將用U-2偵察飛機對停火進行監視。蘇聯人在八月二十八日抓住這個機會，明顯地在這場爭端中站到了納賽爾一邊。（當時我認為那封信是一個錯誤，因為這將鼓勵蘇聯人主張為監視協議的執行而採取必要的行動。一般來說，在外交行動中，當我們還不準備接受很可能得到的回答時，就提出一個問題，那是不明智的。）他們在分送給華盛頓的西斯科和莫斯科的比姆的覆信中，在U-2飛機的飛行問題上對我們加以指責，把它描寫成為「新的複雜因素」；在蘇聯人看來，U-2飛機的飛行是與停火協議的條文相牴觸的，侵犯了埃及的領空，牽涉到「極其嚴重的複雜情況」，而且也是「冒了特別令人感到驚異的風險」。我向總統提出了報告，並指出，蘇聯人可能有充分的理由要求由主持公道的人來核實停火。如果關於違反停火協議的指控只是以以色列人的監視為依據的話，那麼蘇聯人和納賽爾將會輕易地加以否認。
到八月二十九日，國務院的情報研究局局長雷·克萊因斷定，在運河地區三十公里範圍內現在已不止存在一個SA-2導彈發射場——對此，我們在上星期已提出了抗議——而是七個或八個SA-2導彈發射場，以及三個或四個SA-3導彈發射場。根據他的判斷，幾乎可以肯定，其中大多數導彈發射場都是在停火協議開始生效後建造的。八月三十一日中央情報局的一份評估報告也證實了這些判斷。
現在，總統和他的高級顧問——羅傑斯、穆勒、萊爾德、赫爾姆斯和我——不得不召開一次會議。會議於九月一日在聖克利門蒂舉行。總統指示，在開羅和莫斯科都發出非常強硬的抗議，他要求以色列派一名代表出席在紐約由賈林主持舉行的會談。九月三日，國務院公開證實了違反停火協議的事實。這一次不那麼含糊其詞了，但措辭還是相當克制的，表示我們只通過外交渠道來處理這件事；與此同時，國務院一個勁兒地催促賈林召集的會談趕快開起來。
埃及和蘇聯兩方面都繼續拒絕我們的抗議，九月四日，開羅否認指控，與此同時，還反對我們不斷地給予以色列軍事供應，認為這與我們所說的保證克制不相一致。九月六日，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謝爾蓋·維諾格拉多夫告知比姆，蘇聯並沒有和美國締結停火協議，因此，對任何違反協議的事不負責任。維諾格拉多夫指出，美國為了監督停火作了「奇怪的安排」，沒有得到埃及方面任何請求就飛越西奈半島上空，侵犯了埃及的領空。大約在同一個時間裡，蘇聯代辦在華盛頓遞交了一封信，信中對於據稱以色列即將對導彈發射場進行先發制人的攻擊表示關切。蘇聯人要求我們採取行動對此加以制止。我們沒有掌握這樣的證據，我認為這是蘇聯長期以來要把我們置於守勢的努力的一部分。我通知西斯科把這個警告不加評論地轉達給以色列，但不要讓蘇聯人知道他已這樣做了。讓他們充當阿拉伯人的保護人，從而在開羅得分，那是沒有道理的。
以色列謝絕談判
經過這場爭論和違反協議的事情之後，毫不奇怪，以色列於九月六日宣佈，它不能參加賈林所主持的解決爭端的會談。加之，九月六日，巴勒斯坦游擊隊劫持了三架飛機。在一個月之前開始走向和平的一步，突然發展成為一場對抗的局面。我傾向於同意我的工作班子中的蘇聯問題首席專家哈爾·索南費爾特的觀點——他在當時和以後都是一個難能可貴的合作共事者——他於九月份給我送來一份分析材料，把這次事件與古巴的導彈危機相類比：
……我深表擔心的是，在當前的中東形勢中，我們可能（無意地）使蘇聯人誤以為，在停火問題上搞點欺騙動作，對於我們來說是一件無關痛癢的事，而且我們還可能加深了一場潛伏著的更為深刻的危機……我們停火倡議的性質、提出倡議的時機和速度、條文的相對鬆散，使整個倡議不夠完善，加上我們起先不願意對違反協議的事作出讓步，後來在違反協議的事開始之後我們又發表了一些聲明和採取了行動；這些都可能促使蘇聯人得出結論：對於我們來說，至關重要的是在選舉前的一段時間裡實現停火，在這期間，我們不希望面臨繼續進行公開戰爭這樣一種棘手的選擇。……後來我們對於所發生的事情明確地表示了真正的憤慨，這使得他們大吃一驚（與此同時，他們為阿拉伯聯邦共和國和他們自己繼續違反協議的行為大開綠燈，從而使他們的威信遭受損失）。或者，他們可能甚至還會認為我們只是在演戲而已。
與此同時，我的工作班子中的中東問題專家哈爾·桑德斯向我提出報告說，我們在九月初提出抗議後，蘇聯人和埃及人違反協議的行為實際上是加劇了。桑德斯是第一流的分析家和客觀公正的顧問，並不是以反阿拉伯的偏見而著稱的。但是，他寫信告訴我說，在我們九月初在莫斯科和開羅採取的外交行動之後，根據U-2飛機所拍攝的照片：
……看來很明顯，埃及人在繼續進行薩姆導彈的活動，這是違反停火協議中停止一切軍事活動這一條規定的。他們沒有採取行動來恢復或調整到我們所抗議的二十四個導彈發射場前的形勢。……自從八月十日以來，我們至少看到裝備齊全的薩姆導彈發射場的數目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活動還在有增無已……對於埃及人來說，沿運河建立起來的防禦性導彈設施似乎比和平談判的意義更為重大，因為以色列人已經很清楚地表明，他們在停火前的形勢沒有得到恢復之前，不能繼續談下去……
即使在當時，還有頭腦頑固的分析家編造適合他們胃口的事實，決心要想恢復和平倡議。國防部的一位富有想像力的專家提出這樣一種離奇的理論，說什麼或許納賽爾根本沒有違反停止一切軍事活動的規定。他認為，並不排除有這樣的事情，即在停火開始生效之前，這些導彈就已隱藏在五十公里地區之內，只是後來才顯露出來。這些導彈並不是被「引進」這個地區的，因此並沒有違反停止一切軍事活動的規定。但這種高明的推理卻無法解釋：為什麼當允許埃及人進行部署的時候，他們卻把導彈隱藏了起來；而當禁止他們進行部署時，他們又將它露出地面來。通過飛機所拍攝到的照片也沒有發現大到足以能裝得下這麼多物資的導彈棚架或倉庫，而把它隱藏在沙地裡就需要有金字塔這麼大的一個孔穴。
事情已無可挽回，到了九月中旬，我們的倡議已經走進了死胡同。在這場交易中，我們滿足了自從三月以來就被擱置起來的以色列人的軍火要求。我們增加軍火供應的結果，與其說是贏得以色列在和平談判方面表現出更多的靈活性，不如說是阻止他們發動一次先發制人的進攻，以制止埃及人把導彈向前推進——這是我們自己無法加以制止的。我們並沒有因此在以色列贏得讚譽，而且還加深了阿拉伯人的不滿。蘇聯人在埃及建立起了一支已經威脅到以色列生存的戰鬥部隊，這支部隊對於以後和納賽爾串通一氣，反對任何溫和的阿拉伯政府將是有用的。我們所採取的行動並沒有能控制事態的發展，它們隨著事態的發展而發生，而且往往似乎是被事態的發展所壓倒。最大的危險在於：蘇聯人明顯地誤解了我們的堅定性。
幾乎不可避免的是，更大的危機於九月份降臨到尼克松政府身上。我們同時面臨著幾個問題：約旦的內戰，蘇聯企圖在古巴建立一個潛艇基地以及智利的阿連德政府上台。這既是新政府最危險的時期，又是新政府的決定性時期——局勢比入侵柬埔寨時還要危險得多，儘管後者引起了一陣歇斯底里的攻擊並受到了新聞界的重視。只有在我們戰勝了這場風暴之後，經過一年半的苦心經營，我們的全球外交政策的各個組成部分，才逐步完備起來。
[1] 這裡指迪安·艾奇遜在一月的來信，該信主張我們在處理中東問題時「不該管的就不管」。當時，尼克松表示，他總的來說同意艾奇遜的看法。
[2] 岡納·賈林，瑞典外交家，一九六七年被任命為聯合國調解中東危機的特使，他與阿拉伯和以色列的領導人舉行了多次會談。——譯注
[3] 規定禁止下列幾點，其中有：（1）不得向這個地區輸進、向前搬移、建立或另外安裝導彈；（2）不得為部署導彈建造任何混凝土結構；（3）不得為建造任何新的導彈發射場而進行任何工程建設；（4）儘管同意維持現有的設施，但不得對現有的導彈發射場或設施作任何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