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喬布斯第一次在蘋果任職時，已經是一位富有遠見卓識的年輕人，但他尚處於職業生涯的初期。他在生產和銷售Apple I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今他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將自己的遠見、智慧、直覺和個性從父親的車庫移植到一個更廣闊的「空間」裡去，即硅谷的產業和金融帝國。雖然史蒂夫的學習能力很強，但他並不清楚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一些年輕人從小就耳濡目染，熟悉公司的運作，比如比爾·蓋茨，但史蒂夫顯然不是。
史蒂夫在車庫裡召集了一群孩子，做出了很酷的產品，如果他想超越在車庫取得的成就，就必須學會如何與成年人打交道。與成年人打交道並非易事。他多次告訴我：「我不想成為商人，因為我認識的所有商人中，沒有一個是我想成為的那種人。」史蒂夫更傾向於把自己視為富有遠見、質疑與反叛精神的大衛，靈活、敏捷地與笨重的歌利亞巨人作戰，無論歌利亞巨人代表了哪一種勢力。[4] 跟那些「成年人」合作不僅困難重重，而且無異於是在通敵。史蒂夫想按照自己的遊戲規則和「成年人」一起玩。
他倆剛開始賣Apple I時，沃茲就告訴史蒂夫，自己可以設計出更好的機器。按照沃茲的設想，下一代電腦應該用彩色字體來顯示運算結果，在主板面積不變的情況下擁有更高的性能，而且應該有多個插槽，以增加機器的功能。如果史蒂夫和沃茲真想生產、銷售如此高端的機器，就得籌集更多的營運資金。他們現在的資金都來自朋友和父母的貸款，還有小店店主的預付款，這些錢是遠遠不夠的。史蒂夫並不完全清楚從哪裡才能搞到那麼多錢，他嘗試著打入硅谷的上流圈子，努力去結識那些成功的商人、營銷專家和投資家。
1976年，硅谷的成功之路並不像現在那麼清晰，而今天的創業者只需用谷歌搜索一下「風險投資」就知道該做什麼了。當時，硅谷的律師、投資家和經理人數量並不多，大都是面對面談生意的。史蒂夫身上的幾個特質讓他在社交場合如魚得水。「我很幸運，在電腦產業發展之初就進入了這個行業，」他有一次對我說，「那時候很多學校還沒有計算機科學這個專業，因此電腦產業的從業人員教育背景五花八門，有數學專業的、物理專業的、音樂專業的，還有動物學專業的。不過，無論他們原本學的是什麼專業，都十分熱愛這一行，而且非常聰明。」史蒂夫敢直接給陌生人打電話詢問信息或尋求幫助，事實上他14歲的時候就這麼幹過，他曾經打電話給惠普的創始人比爾·休利特要材料。大多數年輕人在學習新生事物，特別是諸如風險投資之類比較複雜的事物時，通常會表現出遲疑和猶豫，但史蒂夫完全沒有。他相信自己的公司無與倫比，肯定會有人願意投資。只要史蒂夫身上的這股自信沒有讓他變得粗魯無禮，自信滿滿的他還是非常有魅力的。
他孜孜不倦地編織著硅谷關係網絡，通過一個又一個電話、一場又一場會議，終於認識了裡吉斯·麥肯納。麥肯納是營銷奇才，成功提升了英特爾的知名度，最終也幫著蘋果打造了一個打破常規、適應性強的公眾形象。
史蒂夫和沃茲去麥肯納的辦公室見他。史蒂夫並沒有盛裝出席，依然穿著破洞牛仔褲，頭髮亂糟糟的，也沒穿鞋子，而且身上味道很大。那段時間，他覺得除臭劑、鞋子一類的東西都是矯揉造作。麥肯納是硅谷上流圈子裡非常特別的一位，他梳著精心打理過的髮型，擁有一雙深邃的藍眼睛，說話直白，帶著一絲幽默感，關係網絡遍佈全球，而且充滿自信，這一點跟史蒂夫很像。他的名片只有寥寥幾個字：裡吉斯·麥肯納，他本人。麥肯納透過兩個男孩兒邋遢的外表看到了他們過人的智慧，發現自己挺喜歡他們的。「史蒂夫看問題很全面，」麥肯納回憶道，「而且思維縝密。」麥肯納和史蒂夫在雅達利公司的老上司諾蘭·布什內爾一起把他們推薦給了唐·瓦倫丁（Don Valentine），瓦倫丁是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的聯合創始人之一，深諳高新技術企業的早期投資之道。
瓦倫丁曾在芯片行業打拼多年，他曾供職於快捷半導體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和英特爾的創始人是同事，後來兩位創始人離職成立了他們自己的公司。他還曾在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National Semiconductor）擔任要職。他之所以同意和兩位男孩兒見面，主要是礙於麥肯納的情面，他幾乎是捏著鼻子聽完了史蒂夫和沃茲的陳述。他倆走後，瓦倫丁給麥肯納打電話抱怨：「你為什麼讓這兩個人不像人的傢伙來見我？」不過他還是為這兩個男孩兒指了一條出路，讓他們去找個人「天使」投資家，「天使」投資家更善於和蘋果這樣特色鮮明的初創企業打交道。
於是，史蒂夫認識了邁克·馬庫拉（Mike Markkula），他日後成為史蒂夫在蘋果的兩位早期導師之一。一天，馬庫拉駕著金色科爾維特車去了史蒂夫家的車庫，讓男孩兒們帶他看看Apple I是如何誕生的。馬庫拉以前是英特爾的銷售主管，擁有電子工程學位，在短時間內賺了很多錢，不過，在他30歲剛出頭時，由於沒有得到晉陞的機會，就「退休」了。馬庫拉本質上也是一位電腦極客，自己會編程。他立刻就領會了史蒂夫和沃茲野心勃勃的想法，也看到了這兩位可塑性很強的年輕人身上所具有的智慧。開了幾次會後，馬庫拉決定投資，他自己出資9.2萬美元，同時和美國銀行達成協議，由美國銀行提供25萬美元的信用額度，以此換取蘋果公司1/3的股權。這可能是史上最偉大的一次天使投資。
當時，沃茲還是惠普的員工，馬庫拉堅持要讓他辭職，全職為蘋果工作。沃茲很喜歡惠普的工作，但同時他也很想參與設計下一代微機。他做了最後一次嘗試，向惠普展示自己對第二代蘋果電腦（Apple II）的一些尚不成熟的想法。惠普的人依然不感興趣。「那些大公司、投資人和分析師經驗豐富、訓練有素，比我們聰明得多，」沃茲回憶道，「他們認為我的想法只是小打小鬧，就像家用機器人或業餘無線電那樣，只有那些技術迷才會感興趣。」於是他辭掉了惠普的工作，全職為蘋果工作。
馬庫拉與史蒂夫和沃茲站在一起並不和諧。馬庫拉身材矮小，蓄著連鬢鬍子，打扮整潔，穿著時髦的休閒西裝，彷彿剛參加完好萊塢的試鏡，他的穿著打扮代表了70年代的時尚風潮。他說話時更像是在喃喃自語，雖然智慧過人、技術嫻熟，但從不會爭強好勝、咄咄逼人，也不會慷慨激昂地陳述自己的觀點。他已經賺了很多錢，當然還想賺更多的錢，但卻不願意太辛苦地工作。雖然後來在史蒂夫離開蘋果的那段時間裡，馬庫拉接手了公司的管理，不過那是危急時刻的特殊情況。他剛認識史蒂夫時，對於自己居住的大房子和在英特爾賺的薪水心滿意足。他還向妻子承諾，和蘋果合作不會超過4年，足見他的矛盾心理。
因此，當馬庫拉決定把公司從合夥企業改製成有限公司，並且要聘請一位首席執行官時，他明確表示自己對這個職位不感興趣。他找來了當時只有32歲的邁克爾·斯科特（Michael Scott），斯科特之前是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的生產經理，後成為蘋果公司史上第一位職業總裁和CEO，而34歲的馬庫拉則擔任董事長。當時是1977年2月，史蒂夫只有21歲，他把蘋果交給了成年人去管理，然而不幸的是，馬庫拉和斯科特都不是史蒂夫真正需要的導師。
蘋果公司從史蒂夫父母家的車庫搬了出來，搬進了位於庫比蒂諾斯蒂文斯克裡克大道（Stevens Creek Boulevard）的真正的辦公樓。斯科特和馬庫拉開始著手招聘更多員工，搭建公司的組織架構。剛開始的幾個月，史蒂夫依然在做他最擅長的事：召集一小群人生產傑出的產品。這次要推出的產品是Apple II，正是這款機型真正將個人電腦推向了世界。
和上次一樣，史蒂夫充當了經理人的角色，沃茲仍然負責工程設計。史蒂夫對沃茲恩威並施，不斷質疑他的想法。結果，沃茲打造出的機器功能豐富，上手立刻可以使用，與之前的微機截然不同。這個尺寸適中的盒子是當時世人見過的最完整的電腦，唯一需要做的事就是把它連上電視屏幕。Apple II的所有部件都裝在一個米色的光滑塑料殼裡，鍵盤是自帶的，就跟當時頗受消費者歡迎的電子打印機一樣。與Apple I不同，Apple II是一件成品，可以直接賣給家庭、學校和公司，而Apple I只是一堆裸露在外的示波器、電壓表和其他電子部件，普通消費者可不願意碰這些東西。
Apple II的微處理器比Apple I運算速度快得多，而且內存更大，性能更優。Apple II配備了音頻放大器和揚聲器，機身上有插孔可以插入玩遊戲的操控桿，還配備了盒式磁盤驅動器，可以用作數據存儲。為了讓業餘編程愛好者一開機就能直接編程，沃茲把BASIC編程語言寫進了一塊焊接在主板上的單獨芯片裡。更重要的是，電腦的設計為未來無法預測的硬件升級改造留出了空間，無論硬件的升級改造是為了改善機器的整體性能，還是為了某一項特別的功能，比如數據處理、玩遊戲、建立搜索列表或是編程等。沃茲在Apple II上做了8個擴展插槽，用戶可以插入各種電路板，特別是小型電路板，插入的電路板與主板上自帶的微處理器和存儲芯片共同配合，能實現很多功能，比如增加軟盤驅動器、顯示更複雜的圖像、改善音質、擴大存儲容量等。因此，一旦有專業的軟件應用或附帶擴展功能的特殊電路板問世，Apple II將變得更為強大。事實上，它們也即將問世了。
與在車庫一樣，史蒂夫的完美主義傾向與他的離經叛道又一次導致了矛盾與衝突。比如，史蒂夫反對做擴展插槽，因為在他看來，一台完美的個人電腦應該操作簡便，沒有人會想著打開電腦外殼自己動手改進硬件的性能。史蒂夫想要設計出一台和家用電器一樣使用簡便的電腦，如果作為長期目標，這個想法還不錯，但在1977年卻不合時宜。頗具商業頭腦的業餘愛好者們已經表現出了強烈的興趣，想要為Apple II設計插卡，讓Apple II能與電話、樂器、實驗室儀器、醫療器械、辦公器械和打印機產生交互，或操控這些設備。沃茲看到了這一點，最終史蒂夫不得不妥協。
不過在另外幾件事上，史蒂夫的離經叛道都是明智之舉。真正的「個人電腦」看上去不應該像工業用的機器，因此他讓一位名叫弗雷德裡克·羅德內·霍爾特（Frederick Rodney Holt）的工程師設計了一個特殊的電源，這款電源不像普通電源那麼容易發熱，也就不需要安裝噪聲很大的風扇來幫助機器散熱。史蒂夫還要求電腦的外殼必須像家用電器那樣，而不能像實驗室用的儀器，為此他還特地去百貨商場尋找靈感。這個如今看來理所當然的想法在當時卻是很大的突破，當時的電腦愛好者更偏愛工業用的金屬外殼，甚至喜歡讓複雜的電路板直接裸露在外，方便改造。對普通消費者來說，Apple II自成體系、簡潔美觀的設計顯然更合他們胃口，也讓Apple II從一大堆電腦中脫穎而出。Apple II第一個重要的軟件應用是丹·布萊克林（Dan Bricklin）和羅伯特·弗蘭克斯通（Robert Frankston）開發的電子錶格軟件VisiCalc。這款應用1979年才問世，但售價1 295美元的Apple II自1977年4月推出以來就廣受歡迎。以前Apple I幾周只能賣掉十幾台，而Apple II的銷量突然飆升至每月500台。
史蒂夫已經兩次證明自己是一位優秀的領導，能夠帶領小團隊取得不俗的業績。如今他的難處在於如何讓自己接受馬庫拉和斯科特的領導。馬庫拉和斯科特要做的事是史蒂夫獨自一人無法完成的：帶領一家蓬勃發展的企業設計、生產、配送、銷售電腦。對沃茲來說，交出公司的控制權完全不成問題，他對於公司的管理毫無興趣，作為世界一流的電子工程師和蘋果公司分管研發的副總裁，他只喜歡待在工作台邊擺弄零部件，與工程師探討技術細節。
對史蒂夫來說，情況要複雜得多，不僅僅因為他習慣了挑戰權威。史蒂夫已經發現，自己離經叛道的想法是造就傑出產品的關鍵所在，而且自己火爆的脾氣能促使團隊達成目標。但斯科特想把蘋果公司置於成熟的領導之下，很難容忍史蒂夫的離經叛道與火爆脾氣。
斯科特帶給蘋果公司的是管理體制。如果把蘋果公司比作一個家庭，斯科特要管理家庭事務的方方面面，包括開立銀行賬戶、還房貸等，當然，蘋果公司的運作比管理家庭事務要複雜得多。在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斯科特是分管生產的工程師，也是一位高科技極客，從穿著打扮上就能看出來，他的短袖襯衫口袋裡總是裝著專門用來插筆的筆袋。在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斯科特積累了管理幾百號人的經驗，並負責監管複雜的芯片生產過程。到蘋果公司後，他承擔起主要的管理職責，白手起家打造一家複雜的高科技公司：租辦公樓、廠房、設備，設計可靠的生產流程，組建銷售團隊，引入質量控制，監管工程設計，建立管理信息系統，指定財務和人事負責人，並著手與主要的供應商和軟件開發商建立聯繫。通過觀察斯科特的管理方式，史蒂夫受益良多。
蘋果是一個新興行業的領頭羊，這個行業與其他行業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它融合了三項日新月異、變化多端的技術，即半導體、軟件和數據儲存，這更增加了斯科特的管理難度。諸如寶麗來（Polaroid）、施樂（Xerox）等高科技公司在成立的最初10年裡，只要設計並推出一款一鳴驚人的變革性產品，就能穩坐釣魚台，等著數錢就行。但蘋果卻不行，電腦公司剛推出一款新產品，就得把這款產品全部推倒重來，不斷利用日新月異的技術超越自我，否則就會有別的企業捷足先登。這個過程循環往復、代代相傳。甚至第一代產品還沒有真正問世，第二代產品就已經蓄勢待發，準備顛覆第一代產品。技術市場的變化速度就是如此之快，而且這僅僅只是一個開端。三項技術作為電腦產業的支柱，本身也在獨立、迅猛地發展，因此電腦產業總能找到變革創新的源泉。
優秀的技術型CEO在為公司建立嚴格的管理制度的同時，也能做好公司隨時被顛覆的準備。但斯科特算不上是一位稱職的CEO，他的個性和才能更適合擔任COO，即首席運營官。穩定是他最看重的因素，如果公司不像他想的那麼四平八穩，他就會灰心喪氣。由於史蒂夫的存在，斯科特始終無法實現他想要的穩定。
史蒂夫當然也知道，只有一家管理井然有序的企業才可能最終實現他的宏偉目標，但他始終沉醉於不穩定中，想要去顛覆電腦產業的現狀。穩定是IBM的特點，在史蒂夫看來，蘋果與IBM是截然不同的。
不消多說，一個看重穩定，一個喜歡顛覆，把這樣兩個人拉郎配，婚姻是不會長久的。在斯科特剛到蘋果的幾周裡，就出現了關係終將破裂的跡象。斯科特要給員工分配工牌上的工號，他決定把「1號」給沃茲。史蒂夫立馬找他抱怨，斯科特不得不妥協，給了史蒂夫一個特製的「0號」工牌。
可能是因為史蒂夫經常與馬庫拉和斯科特發生爭執，可能是因為他總是大言不慚地把自己的主觀看法當作事實，也可能是因為在媒體面前總喜歡把功勞往自己身上攬；史蒂夫極端自我主義、不願向他人學習的形象深入人心。但事實上，這個看法是對他的誤解，即使在他最年少狂妄的歲月裡，他也不是這樣的人。
史蒂夫不僅向蘋果公司的前輩討教經驗，還會從其他渠道尋求幫助。他還不具備管理公司的能力，因此很欽佩那些企業家，總會竭盡全力與他們會面、向他們學習。「沒有一個企業家是為了錢，」他告訴我，「戴維·帕卡德（Dave Packard，惠普聯合創始人）把所有的錢都捐給了基金會。他去世的時候，本可以是墓地裡最有錢的人，但他不是為了錢。鮑勃·諾伊斯（Bob Noyce，英特爾聯合創始人）同樣如此。我的年齡已經足夠大了，應該主動去結識那些企業家。我21歲的時候認識了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1987~1998年擔任英特爾CEO），我給他打電話，對他運營公司的才能表達了仰慕之情，問他是否可以和我共進午餐。我又如法炮製，認識了傑瑞·桑德斯（Jerry Sanders，美國超微半導體公司創始人）、查理·史波克（Charlie Sporck，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創始人）和許多其他企業家。這些人都是企業的奠基人和建造者，他們身上具備了硅谷特有的敏銳的商業嗅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對於像史蒂夫這樣伶牙俐齒、充滿智慧、渴望學習的年輕人，那些前輩都願意指導幾句，當然他們並沒有和史蒂夫合作，這讓史蒂夫和他們的關係大打折扣。有些英雄人物史蒂夫只見過一兩次，比如寶麗來公司的創始人埃德溫·蘭德（Edwin Land），史蒂夫欣賞蘭德身上的很多品質，比如他無與倫比的執著，一心想要打造出既時髦又實用的產品；比如70年代轟動美國的SX-70折疊照相機；比如他憑借自己的直覺設計產品，而非依靠消費者調查；比如他帶給公司的無限活力與創意。
有些人則成為史蒂夫的終身導師。在史蒂夫職業生涯的幾個關鍵時刻，葛洛夫都充當了幕後顧問，儘管在2006年之前，蘋果公司從不使用英特爾的芯片。史蒂夫非常尊重葛洛夫。葛洛夫是匈牙利猶太人，經歷了納粹集中營的迫害、法西斯的統治、革命的夭折和曠日持久的布達佩斯保衛戰，4歲就因為猩紅熱失去了大部分聽覺，十幾歲的時候，憑著一己之力逃離了共產黨政權，來到了美國埃利斯島（Ellis Island）。葛洛夫和其他商人一樣不屈不撓，主動務實，也和史蒂夫一樣，多才多藝、興趣廣泛。他在紐約城市大學學會了英語，包括那些罵人的髒話，由於帶有匈牙利口音，他罵人的時候總給人格外惡毒的感覺。史蒂夫最欽佩葛洛夫的實用主義和開闊視野，他希望自己也能擁有這些品質。
除了史蒂夫和比爾·蓋茨以外，葛洛夫是將個人電腦推向大眾的第三人。1968年，仙童半導體公司的工程師諾伊斯和戈登·摩爾共同創建了英特爾，葛洛夫成為英特爾的第一名員工，自此宏圖大展。戈登·摩爾就是1965年摩爾定律的發明者，他發現了關於半導體價格和性能的規律：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晶體管數目每隔18個月左右便會增加一倍，成本卻不會增加。大規模生產可靠的半導體元件、源源不斷地給IBM、斯佩裡、寶來等公司供貨絕非易事，葛洛夫最清楚這一點。事實上，他將摩爾定律轉化為商業模式，讓電腦產業能夠勾勒出對未來的發展預期。葛洛夫經常會大刀闊斧地做一些看似違背常理的戰略決策，比如砍掉貢獻將近一半收入的存儲芯片業務，讓英特爾轉型，為新興的個人電腦、工程工作站以及後來被稱為「文件服務器」的大型系統生產微處理器。他靈活、圓滑的管理方式成為硅谷企業的標桿。他還為《聖荷西信使報》（San Jose Mercury News）專門撰寫管理類的專欄文章。
英特爾的創始人諾伊斯是另一位英雄人物，他是集成電路發展的先驅。史蒂夫和沃茲在1977年向英特爾的董事會展示了Apple II，儘管諾伊斯很欣賞Apple II的技術，但卻不喜歡這兩位長髮飄飄、打扮邋遢的年輕人。不過史蒂夫沒有放棄，最終和諾伊斯成了朋友。諾伊斯的妻子安·波瓦爾斯（Ann Bowers）是蘋果公司的早期投資人，1980年甚至成為蘋果公司第一位分管人力資源的副總裁。
史蒂夫與外部導師私下的關係都很好。「斯蒂夫想要家的感覺，」裡吉斯·麥肯納回憶道，「他經常來我家，坐在廚房桌子旁邊跟我和我妻子聊天（麥肯納的妻子名叫戴安娜·麥肯納，從事市政規劃工作，曾擔任過森尼韋爾市市長）。他每次給我打電話都要求和我妻子聊幾句。我和我妻子都覺得史蒂夫真的想要一個家庭。他經常從蘋果公司過來，幫我處理Apple II的問題，我經常跟他說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不過他還是堅持過來。他曾對我說：『我不僅是來幫你修電腦的，我還要跟戴安娜聊聊天。』」
麥肯納是史蒂夫早期最重要的導師，因為他平易近人，因為馬庫拉請他來給蘋果當顧問，也因為他身上具有特別吸引史蒂夫的品質，即市場營銷的能力。麥肯納是講故事的專家，也是推動企業發展的戰略家。硅谷的發展不僅需要依靠工程師，也需要依靠市場營銷人員。每一項技術的進步都需要依靠營銷人員的巧舌如簧，才能從工作台走向企業和家庭。技術的進步常常來自某個高深莫測的概念，其發展前景通常並不明朗，優秀的市場營銷人員必須用通俗的語言去解釋高深的概念，使那些對技術心懷恐懼的普通人也能欣然接受。麥肯納曾參與過很多硅谷著名企業的創建，包括美國國家半導體公司、硅谷圖形公司（Silicon Graphics）、電子藝界（Electronic Arts）、康柏、英特爾和蓮花軟件公司（Lotus Software）。
麥肯納很快就發現史蒂夫口才出眾、充滿幹勁兒。「史蒂夫是硅谷街頭的聰明孩子，」麥肯納說，「那些孩子對街坊鄰里的情況非常熟悉，比如隔壁住了個電子工程師或是軟件程序員，充滿好奇心的聰明孩子只要去街坊裡晃一圈，用心看看，就能學到很多東西。史蒂夫從初中開始就在社區裡不斷學習。」
麥肯納牧場式的家位於森尼韋爾，史蒂夫經常去那裡，兩人在地下室促膝長談，聊蘋果公司的目標，也聊Apple II。他們的話題無所不包，從設計、營銷、產品開發到戰略制定，以及這些因素的互相影響。麥肯納對公司發展的描繪與規劃讓史蒂夫受益良多。「我們談到財務數據是最好的營銷工具，」麥肯納說道，「出色的財務數據是引起人們關注的最好方式，在電腦行業尤其如此。」
麥肯納也被史蒂夫深深吸引。「跟他聊天讓我心情愉悅，他的想法有深度也有廣度，天南海北很多話題都能聊。前一分鐘可能還在聊些瑣事，後一分鐘就開始談蘋果和商業。我記得有一次他問我，有朝一日蘋果的規模會不會超過英特爾，我回答他，英特爾是一家電子元件生產商，而蘋果是電腦生產商，按照一般規律，電腦生產商的營業收入肯定比電子元件生產商高。」
那段時間，麥肯納和史蒂夫的關係十分密切，不過麥肯納不會容忍史蒂夫那些討人厭的行為。「他的脾氣有時候的確很糟糕，但從來沒有對我大吼大叫。我們會不會意見相左？當然會。我們會不會吵架？當然會。但總體來說，我們一直相處得很愉快，」他回憶道，「有一次，我的助理告訴我，史蒂夫給她打電話時態度很差，大吼大叫，罵了很多髒話。下次再見到史蒂夫時，我對他說：『不准再用這種態度跟我助理說話。』我助理說，史蒂夫之後來我辦公室的時候，走到她房間向她當面道了歉。當時，在半導體行業當道的都是查理·史波克和唐·瓦倫丁這樣的人，他們教會我，如果自己不夠強大，就會被別人吞併。因此我敢對史蒂夫說，『行了，史蒂夫，給我閉嘴。』史蒂夫不會硬碰硬，不過碰到那些奴顏婢膝的人，他自然會表現得非常強勢。」
麥肯納和他的團隊與史蒂夫共同打響了一場營銷戰，將Apple II描繪為適合普羅大眾的產品，而非極客專用的產品。麥肯納為蘋果設計的第一本宣傳冊裡，大標題是「至繁歸於至簡」。這個概念與當時的行業趨勢背道而馳，包括康懋達和MITS在內的其他電腦生產商依然在用一成不變的灰色字體在極客刊物裡打著小廣告，告訴極客又增加了什麼新功能。友好的營銷策略無疑讓蘋果電腦從無數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
麥肯納還讓史蒂夫明白了要在盡可能多的平台上打廣告，才能獲取更多價值。早些時候，他說服史蒂夫換掉了羅納德·韋恩設計的鋼筆畫商標，這種古色古香的商標更適合煙草店，但蘋果電腦沒有任何古雅之處，況且蘋果公司想要引領全球電腦產業的變革，無疑需要一個更加現代化的商標。新商標就是如今家喻戶曉的被咬掉一口的蘋果，史蒂夫堅持要用艷麗的六色彩虹條作為蘋果商標的顏色。這個商標看上去非常醒目，具有現代氣息，彷彿在昭告蘋果電腦比IBM的機器更加有趣、更便於使用，IBM的商標是藍白相間的條紋，看上去就像是被扔在一邊的條紋西裝。當時史蒂夫解釋道：「我們公司的成立基於一個原則：一個人用一台電腦，而不是10個人用一台電腦。我們要讓消費者無師自通，根本不用學就知道怎麼用電腦。」
和麥肯納一樣，史蒂夫也有著過人的天賦，能用簡單、清晰，甚至帶點狂熱的語言來解釋極其複雜的技術概念。麥肯納和史蒂夫知道這對於蘋果公司來說是一大優勢，公司的其他高管都沒有那麼能說會道。1977年，《紐約客》雜誌上的一篇長篇報道逐字記錄了史蒂夫參加一場電腦展會時對記者即興說的一段話，充分展示了史蒂夫的深厚功力。當時的讀者對電腦知之甚少，記者可能更加熱衷於在報道裡用「裸體機」之類的專有名詞，卻想不到用一些顯而易見的雙關俏皮話，比如「咬」（bite）和「字節」（byte）的英語讀音是相同的。這位《紐約客》記者在蘋果公司的展台前碰到了史蒂夫。「我希望小時候就能用上個人電腦，」史蒂夫開始滔滔不絕：
「過去10年，媒體一直在大肆報道電腦產業，就好像電腦控制了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電腦是什麼，能幹什麼，不能幹什麼。現在，只要花一台立體聲音響的錢就能買到一台電腦，能夠與電腦互動，找出電腦的奧秘，這是史上第一次，就好比把1955年款的雪佛蘭汽車完全拆開。再想想照相機，美國有上千人上過攝影課，但他們永遠都不會成為專業攝影師，他們只是想瞭解拍照的過程。電腦也是一樣的，1976年，我們在洛斯阿爾托斯的車庫成立了一家小公司，專門生產個人電腦，現在我們已經是全球最大的個人電腦企業。我們生產的是個人電腦裡的勞斯萊斯，一台被馴化的機器。一談到電腦，出現在人們腦海裡的就是閃爍的小燈，但我們的電腦就像一台便攜式打字機，只要連上輸出屏幕，就能顯示彩色字體和圖像。它能給用戶提供反饋，因此用戶熱情高漲。人們經常問電腦能幹些什麼，它能完成很多事，不過在我看來，它最重要的功能是教會人們怎麼給電腦編程。」
聽完史蒂夫的慷慨陳詞，記者正打算去下一個展台，一群孩子正在那裡玩一款叫作「太空之旅」的電腦遊戲，走之前，記者問了史蒂夫最後一個問題，「你介意告訴我你的年齡嗎？」「我22歲。」史蒂夫答道。
《紐約客》是一本非技術雜誌，在向路過的記者介紹這台極其複雜的機器時，史蒂夫嘗試了各種各樣的方法去消除普通人的理解障礙。史蒂夫能夠理解普通人內心深處對電腦的恐懼，擔心日常生活會被電腦掌控（史蒂夫多次利用人們的這一擔憂來宣傳自己的產品，特別是1984年為了推出麥金塔電腦而拍攝的電視廣告，其背景就選用了喬治·奧威爾的寓言小說《1984》，小說虛構了一個被「黨」和「老大哥」操控的集權專制社會）。史蒂夫瞭解人們對於電腦的無知，因此用了幾個易於理解的簡單比喻：雪佛蘭汽車、打字機、照相機。在史蒂夫口中，使用電腦就跟拍照一樣簡單，甚至把Apple II稱為「被馴服」的機器。他還不忘給公司和Apple II貼金：把這台幾個月前由一群加州小屁孩兒設計的機器比作勞斯萊斯，而有著73年悠久歷史的勞斯萊斯汽車是工業生產的典範，代表了精英群體高雅的品位。他甚至把蘋果描繪為世界第一，這根本沒法證明，卻一下子讓蘋果這家小公司躋身巨頭的行列，與IBM、DEC和寶來公司並駕齊驅。史蒂夫是一位傑出的演說家，即興演說功力過人，麥肯納幫助史蒂夫把他的天賦運用到了極致。
兩個關鍵進展讓Apple II銷量大增。一是在機器裡加入了一個軟驅，方便用戶裝載軟件；二是1979年推出VisiCalc。VisiCalc是史上第一個大賣的軟件，它是一個相對比較簡單的建模表格，能幫人們在做賬、管理存貨、設計業務場景時節省大量時間。這個軟件的推出事實上給了普通人一個購買電腦的理由。蘋果的銷量立刻實現了爆發式增長。Apple II的售價是1 300多美元一台，銷售量的上升呈現井噴之勢。銷售額從1978年的780萬美元上升到1979年的4 700萬美元，1980年蘋果上市時，其銷售額是1.179億美元。沒有任何一家公司有過如此增長之勢。主流媒體也開始關注這家公司，《時尚先生》（Esquire）、《時代週刊》（Time）、《商業週刊》（BusinessWeek）紛紛報道，《Inc.》雜誌甚至以史蒂夫作為封面人物，極盡溢美之詞，大標題是「這個男人永遠改變了商業」。
然而，驚人的銷量掩蓋了公司內部一直存在的問題，問題主要出在領導層的混亂。
史蒂夫結交的那些外部導師都在公司的制度下找到了發揮自己特殊才華的方式。最初沒人看好埃德溫·蘭德的發明，他卻憑藉著自己的一股韌勁兒和倔強創建了寶麗來公司。鮑勃·諾伊斯高瞻遠矚、充滿人格魅力，他在離開半導體產業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威廉·肖克利之後才得以創建英特爾。在安迪·葛洛夫的帶領下，英特爾建立起最為複雜、嚴苛的管理體制，其複雜、嚴苛程度可能是邁克爾·斯科特聞所未聞的，但英特爾依然成為硅谷最有創造力的公司之一。裡吉斯·麥肯納能夠游刃有餘地引導並操控硅谷文化的變遷，他還寫了好幾本書，指導別人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這些都是多才多藝、個性複雜、充滿魅力的男人，他們在變革中泰然自若，自由遊走在技術與人文之間，而這正是史蒂夫夢寐以求的。他們用自己的遊戲規則管理著公司。
如果蘋果公司當時的老闆是他們之中的某一個人，很難說史蒂夫的命運會不會改寫，這些人也許可以將史蒂夫的矛盾個性往積極的方向引導。然而，世界上不存在「如果」。史蒂夫的上司是斯科特和馬庫拉，這兩人控制不了史蒂夫，甚至無法將他的創造力運用到恰當的地方。年輕的史蒂夫即將與他週遭的世界發生緩慢的碰撞與衝突，在這個過程中，他將失去朋友、失去工作，甚至失去他一手創建的公司。
[4] 歌利亞是一位非利士人勇士，以與年輕的大衛的戰鬥而著稱，記載於基督教《聖經·舊約》。——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