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先生遺囑的最後一段
「……茲當永訣，深以未能目睹中華民國之復興為憾，但望余之子弟，及多年從游之士，能繼余志，各竭忠誠，是所大願。」
先生對於國家民族之忠誠，到他所臨終時依然神明朗澈，心繫邦國。因此香港工商日報社論贊曰：「……年前上海不守，平素自以為讀書萬卷，深知出處進退的所謂士大夫，大多數均因經不起現實考驗，而紛向惡勢力投降，惟杜氏飄然來港，閉門謝客，以表示其義不帝秦的忠貞氣質，久而益堅。故今日蓋棺論定，杜氏高風俠骨，大節無虧，即此一點，就無愧其為一代人雄了。」
高風亮節，義不帝秦。在杜先生的一生中迭有表現，自民國二十六年抗日役起，他曾兩度避亂香江。而且在抗戰之前，還有一件鮮為外間所知的軼話。日閥陰謀侵略中國，處心積慮，無所不用其極，他們早在大戰未起之時，即已深知杜先生為東南支柱，一代人望，擁有無法估計之潛力，因而千方百計，亟思籠絡。上海日總領事館，甚至月費多金，專事搜集有關杜先生的情報，對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及與先生時常往還的各界人士，靡不密切注意。素以「中國通」著稱的板西土肥原，更與先生殷懃結納，謙恭備至。民國二十六年初，日本海軍軍令部長永野修身訪問歐陸，自日內瓦返日，途經上海，特地拜訪杜先生，面告日本政府願斥巨資日幣三千萬元，與先生合辦「中日建設銀公司」，用意是想和宋子文先生所辦的「中國建設銀公司」相爭競。杜先生洞燭其奸，立予拒絕，他所持的理由，光明正大，他說：
「我是中國百姓，要我跟外國政府合辦公司，未免太不合體制。」
然而永野仍不死心，他故示慷慨的說：
「杜先生既然不便與日本政府合作，那麼，就由杜先生個人出面組設公司好了。日本方面一定全力支持，作杜先生的後盾。三千萬日元，可以無條件提供先生作為創辦資金。」
三千萬日元，以當時的幣值，無疑是一筆鉅額款項，當時杜先生如果接受，再利用日人在華的侵略勢力，對先生個人來說，其作用將無比重大。但是先生高瞻遠矚，大義凜然，他依然峻拒日方這一次最大的政治投資嗣後日方一再煽惑，先生終始不為所動，於是日人只好知難而退。旋不久日閥猙獰面目暴露，先後在北平蘆溝橋和上海淞滬之濱挑起戰火，全面戰爭於焉爆發。淞滬撤守，日人又百計羈糜先生，請他務必留在上海，而先生則寧願放棄龐大的物業，偕宋子文、錢永銘、胡筆江諸先生秘密赴港，以示追隨中樞，共襄抗戰大業。到那時候日本人還是不肯放過他，數度派人赴港接洽，先生一概不予接見，使日方人員奇窘無比。
三十八年共匪賣國殘民，紅流氾濫，四月南京淪陷，上海告警，杜先生喘疾已甚嚴重，但仍毅然決然，抱病棄家離滬，以避共匪狂焰，同時正告國際，匪偽政權之不獲民眾支持。四月三十日挈眷南行，又到香港。不料未及兩年半，他便因病情惡化，竟而撒手塵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