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晨，他便開始奔走，糾合上海的名流、士紳、各界領袖，利用「抗日救國會」的原有基礎，予以擴大，迅即成立了「上海市抗敵後援會」，他推舉上海申報主人，著名的企業家史量才為會長，表示這一個民間團體地位超然，不屬於任何派系，而是上海全體老百姓的組合。籌備會議席上，杜月笙除了堅持這一主張，他並且拒絕擔任副會長的職務，聲稱不論辦任何事他負責跑在前面，擔任名義，則任何人都應該比他優先。有人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杜月笙的答覆很簡單：
「我只曉得我自己一定會盡心盡力的辦事，擔不擔任名義，沒有關係。而我把名義給別人，別人要想不做事體，就不行了。」
但是，會場中幾乎人人都認為杜先生必須名義實際一道來，一致公推他為副會長，他無法推卸，只好應允，卻又提議增設副會長一名，─—由上海市商會會長王曉籟充任
全上海市民對於十九路軍奮勇抵抗日軍，
「拿血肉和敵人的槍炮拚」，由而所激發的愛國熱忱，乃已臻及瘋狂的程度，杜月笙乃對這種心理，通過其服務新聞界的門人，發動上海各報、各電台，競以最大的篇幅，最長的時間，全面報導十九路軍對抗日軍瘋狂攻勢的新聞報紙長篇累牘，電台日夜不休，宣揚十九路軍的壯烈事跡，英勇表現，全上海大眾傳播事業同心齊力從事抗日宣傳，歌頌讚美十九路軍，於是，當報紙或電台提出勞軍的呼籲，要求後方同胞支持前線，上海人作了空前熱烈的響應，從百萬富翁到人力車伕，捐錢的捐錢，捐獻實物的捐獻實物，大眾傳播工具使前方後方打成一片，由杜月笙負實際領導責任的抗敵後援會溝通前方和後方，使之結為一體，前方將士視大後方為自己的家庭，後方同胞把前方將士當作家人父子，前方需要什麼？自醫藥、寢具、食物、交通器材及至於砂包麻袋、磚瓦木石，只要報上登載，電台廣播出來，聽到消息的人，會罄其所有，爭先恐後的往「抗敵後援會」送；「抗敵後援會」在街頭巷尾勸募，─—正確點說，應該謂為收取勞軍捐款，娘姨大姐會脫下唯一的財產，金鐲金戒，黃色車伕、碼頭苦工往往忘記了一家大小在等他回去買米下鍋，慨然的將一日所得全部獻出，集腋成裘，聚沙為塔，上海市民捐獻的勞軍存款多得用不完，各式各樣的物品堆積如山，抗敵後援會借用的倉庫實在裝不下了，報紙電台經常代替該會發出籲請：
「作天本報（或電台）說十九路軍需要
，頃據抗敵後援會負責人鄭重表示，以各界同胞捐贈數量太多，早已超過實際需要，該會亦無地代為保管，請大家從現在起不要再捐了！」
與杜月笙關係密切的上海市總工會，當一二八戰役序幕揭開立即聯合上海工界成立戰地服務團，戰地服務團按照軍隊「團」的編制，前後成立第一、二兩團各為一千餘人。第一團團長由杜月笙的學生朱學范擔任，第二團團長則為對杜月笙素極景仰的周學湘。
十九路軍在前線殺敵致果，戰地服務團則作為前方與後方的橋樑，兩者的任務同樣艱巨辛勞，冒險犯難，但是十九路軍持有武器，戰地服務團赤手空拳，他們所憑恃的僅祇是愛國熱忱，血氣之勇，經常穿越槍林彈雨之間，他們負責救護傷兵、運送彈藥、慰勞品和食物，倘若遇有戰區擴大，他們更得冒著生命危險，搶救難胞，護送災民，他們竭盡所能的為前方將士服務，並且分勞任事，以使將士們能夠專心一志，努力殺敵賊。
戰地服務第一、二兩團有一個特殊作風：不分團長團員，一概捲起衣袖上最前方從事務工作，任勞任怨，蹈險履危，他們之中因為中流彈，被俘殺，慷慨捐軀的日有所聞，但是上海有八十多萬工人，志願參加而挨不上的人多得很，所以團員補充不虞匱乏，成仁取義，前仆後繼，一立二八事變停戰以後，抗敵後援會曾在上海北站碑，鐫刻殉難員工名單，那便是他們所獲得的唯一報酬。
愛國熱潮在黃浦灘上氾濫，幾乎每一位市民，每一位勞工大眾都貢獻了或多或少的力量，上海勞工在支持抗日禦侮的戰火中，寫下了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民國二十六年抗戰之前全國中小學國文教科書上都有如下的一篇課文：一位上海貨車司機胡阿毛，在外灘被日本軍隊拉差，載運滿車日軍馳援閘北前線，他默默無語的駕駛汽車，臨到黃浦江畔，他突的開足馬力，向前猛衝，於是，那滿車日軍和他自己，一齊沉於江底，永為波臣。─—全國一致推胡阿毛是民族英雄。
杜月笙忙碌緊張，風塵僕僕的領頭干，抗敵後援會和戰地服務團對於一二八之戰的貢獻越來越多，越來越大，同時它們的許多表現，尤能激發全國同胞的愛國情緒，一二八淞滬之役不是上海一地的戰事，全中國人都覺醒了，淞滬之役關係國家民族的存亡續絕。
十九路軍和中央第五軍的力御強侮，鼓舞了全國軍隊的士氣，使全國將士如夢初醒，沒有飛機兵艦和重武器，中國軍隊照樣打得過日本人，此一鼓舞對於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的全面抗戰產生了無法估計的重大作用。上海抗敵後援會的工作表現，則為軍民合作，後方支
持前方，禦侮戰爭人人有責開了先河和範例，五年後的「七七」、「八一三」於是加以翻版，改進，獲致了莫大的功能。日本倘若有高瞻遠矚、目光遠大的政治家或軍事家，他們自會發現「一二八」的無目的侵略，將是何等的愚不可及。國際交涉捱上一角和杜月笙同庚的黨國元老吳鐵城，從民國二十一年元月七日，到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當了五年半又二十天的上海市長。由於他和杜月笙聲應氣求，通力合作，應付國際戰爭，從事大上海建設，推行政府設施，維持地方治安，五年多的時間裡，吳、杜敬愛既同，情理兼到，使吳鐵城對於杜月笙的性格和為人，益增瞭解，倍感欽敬。因此，他一向對杜月笙交口讚譽，推崇備至。他曾說杜月笙這個人「獨有其至性至德，良知良能」、「品德自高，聲望持重」、「實駕古之人而上之」、「超倫逸群，非常人所可及」！
吳鐵城當上海市長，市政府秘書長是往後做到行政院長的俞鴻鈞，吳鐵城手下另有四位秘書：那便是追隨吳氏甚久，卓著勞績的耿嘉基、黃劍芬、王長春與王紹齋。這四大秘，為便於聯繫，經常身為杜門座中客。
民國二十年以後的上海市政府，設在滬西楓林橋，舊滬海道尹衙門，跟法租界僅僅隔著一條界濱小河。而吳市長的私宅，尤在法租界海格路上，因此，遇有緊急重要的事情，雙方必須直接聯繫，也是非常的方便。
一二八事變的當天。下午兩三點鐘，上海時報「中日交涉解決，戰禍可望避免」的號外發出，成千成萬逃到租界的難民，歡天喜地，放心大膽的回返虹口、閘北家中。但是當天夜晚戰事一起，火線附近居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他們在心摧膽裂之餘。又復匯成人潮，拚命的再逃回租界來。當其時，他們冒著風雪，露宿街頭，在飢寒交迫中，處境極為險惡。賑濟委員會委員長許世英為難民請命，到華格臬路專誠拜訪杜月笙，希望他攘臂一呼。邀集上海慈善人士成立組織募款救濟。杜月笙當時正為「抗敵後援會」的工作日夜奔走，席不暇暖，但他仍然一口答應，而且以最快速度，成立「上海各慈善團體戰區難民救濟委員會」，親自擔任職責最艱巨的籌募組長。
自從這個組織展開工作，廣集租界街頭的難民衣食供應，和戰區災民的搶救疏運，便得到順利解決；總計在一二八之役前後三十五天中，戰區難民經由該會救濟，得免於炮火轟擊或輾轉溝渠的；共達四十萬人。三月二十四日國聯調查團團長李頓到了上海，他檢視「難民救濟委員會」的圖冊，發現淞滬之役上海市民受戰爭損失的計為十六萬戶，經「難委會」救濟安置的即逾四十萬人時，他不禁矍然而起的說：
「試看上海民間捍患救災，工作進展如此神速，日本怎可以誣指中國是無組織的國家！」
前上海市長吳鐵城撰文，揭露一二八事件的停戰協議，也曾得過杜月笙的助力，那是因為淞滬之戰雖已爆發，中日之間的外交談判之門並未關閉。戰事開端，吳鐵城便向上海領事團提出抗議，領事團乃推由英美兩國駐滬總領事出面調停。
有一項鮮少為外間所知的秘密，一二八之戰初起，日本海軍陸戰隊遭我十九路軍張君嵩團迎頭痛擊，犧牲慘重。當時，亟於停火休戰的，不是毫無抗禦外侮準備的我方，而竟是日軍指揮官海軍中將野村。
野村是繼一二八事件禍首，日本第一先遣艦隊司令鹽澤少將之後，出任日軍指揮官的他亟欲停火的原因有二，一是日本海軍陸戰隊兵微將寡，經過連日苦戰，迭遭敗績，再打下去，唯恐兵力不繼，因而他想用緩兵之計，暫時停火，而請國內陸軍增援。第二則系一二八夜襲，原系恫嚇性質，妄想不戰而屈我之兵，以與關東軍兵不血刃，垂手而攫東北相媲「美」，日本駐滬海軍，實際上並不曾獲得日本大本營在上海燃起大戰的訓令。而當時「一二八」之役關東軍擅自攻擊北大營，業已備受國內指責，野村一舉不獲得逞，便色厲內荏，心裡發慌，生怕重蹈關東軍總司令本莊繁的覆轍。
另一方面，雖然英美兩國，已經公開出面調停，但是日本外交慣伎，一向不贊成第三國介入，同時野村更恐當眾「示弱」（強橫不起來），有失日本海軍顏面，畫虎不成反類犬。故所以，他寧願採取秘密途徑，透過強有力的民間人士，試探我方的「和平意願」。
在他的心目中，杜月笙是最佳人選，一則，杜月笙是支持一二八抗戰最有力量的社會袖，其次，則杜月笙和我方在上海的軍政領袖吳鐵城、俞鴻鈞、蔡廷鍇等都很熟悉。同時，他在中央處理滬局的大員如孔祥熙、宋子文、顧維鈞等人的面前，也有說話的資格。
還有第三層原因，日本人對於杜月笙崛起市井，顯赫滬濱，早已寄予密切的注意，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清黨之役後，日人即已千方百計，企圖拉攏杜月笙。在杜月笙的周圍，做好手腳，下過功夫，他們不惜派些北洋政府的失意政客，挾資巨萬，以「投其所好」的方式，設法跟他接近。
於是，在杜月笙所參加，或由他所邀約的賭局中，便常時會有鮮衣怒馬，出手闊綽的北方人物出現，如名氣響亮，曾為民初政壇活躍角色的李老六李立閣，以及他的本家弟弟，排行十一，愛打大麻將，一輸十萬六萬，了無吝色的李澤一。這位李澤一便與日本特務開祖師土肥原密切相關。
在杜月笙的印象之中，李澤一豪於賭，為人四海，性格朗爽，不管什麼吃喝玩樂的場合，他都是理想的搭擋。他曉得李澤一很有錢。卻也不甚追究他錢從何來？北洋政府的失意政客，搜刮得來的家財，動輒百萬千萬，根本不算稀奇。民國十二年直皖之戰，奉軍查抄安福系人物的財產，杜月笙的北洋朋友之中，當過財政總長的李思浩，便被抄出了一千萬元，曾毓雋亦達三百三十多萬。軍閥羽翼之下的北洋官僚，其財產之多之鉅，令人咋舌。
杜月笙把李澤一當酒肉朋友，長期賭伴，李澤一卻是奉了土肥原之命，充了排場，落了財香，他爭取杜月笙的友誼，無異是在「長江放遠釣」。
北洋軍閥中，杜月笙跟各派各系都有交情，比較接近，而且接觸頻繁的，當首推安福系，亦即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人物。杜月笙和皖系接近的原因，一則盧永祥、何豐林當道的時候，正是杜月笙以黑牢公司崛起滬濱的初期，「閥」商合作，獲利倍蓰。二來如所周知，皖系為了籌幕軍費、收買政客，所需的龐大經費，不是大舉外債，即為轉賣鴉片，他們曾以公債券收購存土，公私兩「便」，大賺其錢。因此，李立閣和李澤一兩兄弟，早先是皖系派在杜月笙這邊的代表，往後便成了吃喝嫖賭的好朋友，李澤一尤且兼充日方特務。
在華格臬路杜公館。在辣斐德坊姚氏夫人的香閨，李氏兄弟經常為座上豪客，民國二十年、二十一年之交，姚氏夫人的香閨非常熱鬧，杜月笙每天晚上在她那邊，最低限度有桌麻將，一桌牌九，呼盧喝雉，通宵達旦，姚氏大人曾說：
「就算夜裡戒嚴，上我們那兒賭錢的朋友都沒人需要通行證；因為，每天賭完散場，準定是天亮以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