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四十四年五月，香港開源書局出版瑜亮先生所著的：「孔祥熙」一書，對於杜月笙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饋贈朋友川資的事，曾有如下之敘述：「記得民國三十一年秋，杜月笙以『考察西北實業』名義旅行陜西，大公報駐西安記者汪松年曾在報端著文替他捧場，說當時香港淪陷時，杜饋送朋友們的川資，就達港幣二百萬元之鉅。杜雖然以慷慨任俠著稱，
但他也不會那樣的大事施捨。除了局內人以外，又有幾個人知道，這是孔為了爭取愛國志士轉回內地來，而替國家安置下的一著棋子呢？」
在這本厚達三○七頁的「孔祥熙」一書中，作者提到杜月笙的地方相當多，譬如在上列一段的後幾章中瑜亮先生又說：「杜月笙生前，像銀行、公司、紗廠、什麼董事長、理事長、董事、經理之類，大大小小的頭銜，最少要有四五十個，上海的財產，他可以佔有一半！他每做一次壽，除去開銷以外要淨剩下現洋三四十萬元，說他是金融鉅子、實業鉅子，都不為過，他的財產，簡直是無法估計，按最低限度來說，也要有美金幾億元，然而杜月笙臨終分配遺產，也不過是美金二十萬元而已，說起來不但使人不相信，而且還使人覺得有點奇怪呢！」
這本書中提起孔杜之間的淵源，又說：「中國、交通這兩家銀行，過去一向和政府合作得不密切，當廿四年經政府增資改組時，孔（祥熙）把杜月笙、錢新之這些人拉進去，使中交兩行和國家行局打成一片。這樣一來，一方面，中交兩行就成為國家有力的支柱了。一方
面，杜月笙、錢新之這些人也的確是長袖善舞，把事情做得成績斐然。
「即以杜錢這些人來說，不論當年的抗戰，或者後來的戡亂，都能把自己的事業和財產拋開不要，一定要跟著國民政府當局的國策走，他們本身的民族意識和識大體固有以致之而孔能『知人善任』，處處藉重他們，使他們樂於為國家效力，也當然有著很大的原因。」
此外，還有一段，記的也是有關於杜月笙避亂香江這一段時期的事，文曰：「海上聞人杜月笙，離開上海之後，孔（祥熙）也發表他一個『賑濟委員』的名義，至於杜在上海的潛勢力，孔也竭力的予以協助，為了支持那裡的地下工作人員（抗戰前後這個階段，主持敵後工作的戴笠，是後期財政部的緝私署署長），和資助抗日愛國份子安全返回內地，孔就由二十八年起，每月撥給他（杜月笙）一批數字很大的款項，叫他斟酌實際情形，靈活運用。在三十年終香港淪陷時，成千上萬流落香港（還有上海，筆者注）的愛國志士，獲得杜月笙的幫助回到內地來，從事抗戰工作。這裡面屬於杜月笙私人幫助者當然不少，但是大多數都是孔的授意拿錢而由杜出面做下來的成績。」
瑜亮先生文中略有一些傳聞之誤，譬如說花的究竟是誰的錢？孔祥熙的支助是全部？大部？抑或一小部份？讀者看過拙文自可有所瞭解。筆者認為這一點無關閎旨，值得注意的是瑜亮先生指出孔祥熙對於杜月笙的「知人善任」，諸多鼓勵與幫助，這一點杜月笙的後人亦不時流露其感激之忱，杜月笙的長子杜維藩就曾說過：「家父曾經一再告誡我們：『孔祥熙先生對於我的恩惠，你們永遠不可忘記。』」
自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廿五日杜月笙離滬抵港，到三十年十二月二日由港飛渝，再延伸到三十一年春，滬港兩地「成千上萬流落香港的愛國志士」脫險抵渝，前後三年有餘，在杜月笙來說是他的「抗戰旅港時期」，這三年多裡，他做了不少驚天動地的大事，誠然有如劉航琛所說的：
「從上海杜月笙變成中國杜月笙了！」以他個人的力量，對如此龐雜重大的事情實在是很難達成，除了他的至親好友，門人學生出錢出力，盡量協助，還有兩股巨大的力量，不時在鼓舞、勉勵著他，那是斷忽不可抹煞的，此兩大力量即為戴笠與孔祥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