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杜月笙」在香港三年多，他的所作所為，動輒與國家、民族以至抗戰前途息息相關，尤其他的事跡頗富傳奇意味，因而使他成為中外記者爭相描寫的人物，杜月笙本人對此並無興趣，他總是盡量避免記者的訪問，於是有許多外國記者便憑道塗傳說，和想當然耳的揣測之詞，發而為文，反而以訛傳訛，騰傳一時，對杜月笙而言則這些記者弄巧成拙，啼笑皆非，二次大戰中最著名的內幕記者約翰根室JohnGunther，便曾寫過一篇錯誤百出的內幕報導，後來收在他的「亞洲內幕」Insidesi一書中，這一般報導使杜月笙名噪國際，時今引錄出來，相信每一位讀者都能指出約翰根室的謬誤所在─「杜月笙，上海的考本（Copone美國第一號黑社會頭目），他是個引人矚目的猛漢，稱為中國最傳奇的人物，他是多年的上海煙土大王，因此積累了巨量財富。他已近五十之年，早年是個賣馬鈴薯的小販。當然，他曾經過一段艱苦的歷程而躋登銀行家和慈善家的地位。他是一家重要的地方銀行──中匯行的董事長，復為中國銀行董事。他於慈善事業勇於自任，在強烈反抗日本人的上海市地方協會，又是一位能幹的領袖。」
「他早年投身於販毒，在清幫為權力的領導人，於是他很自然的轉移到政治方面──際上，凡屬愛國革命的團體，都是由秘密組織而在適當期間予以公開，俄國的共產黨，意大利的法西斯莫不皆然，杜月笙的清幫也是如此。他於蔣介石將軍有過重要的貢獻，所以他是少數可信任份子之一。他跟以國民黨起家的二陳兄弟，同為使蔣與地方財閥拉攏的居間人
「杜氏總部在上海法租界杜美路，隱蔽在高牆之內的那座房屋，接連迷人的花園，中間還供著神龕。現在他是普受尊敬並且非常愛國的人，他控制著報館、電力公司、交易所和紡織廠，已不僅是銀行家和慈善家了。
「這裡有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說他早年對一位干預他販毒的大官深為不滿，一日清晨，這位大官發現一具巨大而精美的棺材，送到他的大門口，據說這事便是杜月笙干的。
「一九三八年他去了香港，據法租界權威人士的想法，認為他對中國亡命者（指抗暴禦侮的反日份子）過於熱心援助，如果他繼續留在上海，將會惹出意外事件，因為他有『把日本人當早點吃』那麼大的名氣。」
約翰根室這篇荒謬可笑的報導在美國發表時，正值朱學范代表中國勞工，赴美出席國際勞工會議，他把登載這篇報導的報紙帶回國來，很氣忿的指出攸關老夫子的名譽，因而有很多同門兄弟隨時附合，準備對約翰根室採取法律行動。杜月笙本人則處之淡然，他把報紙拿走了，因為自己不懂洋文，他請呂光看，等到呂光看完了他便指指點點的問：「這上面到底寫了我什麼？」
呂光笑笑，順口答道：「沒有什麼，寫得蠻好嘛！」於是從此以後杜月笙也就不再提起。
老虎總長章士釗是杜月笙把他硬拖出來的，章士釗在上海當律師，跟杜月笙很要好，他的律師業務經常大得杜月笙之助，以是生活過得篤定寫意，優哉悠哉。抗戰爆發，京滬撤退，梁鴻志在南京組織「維新政府」，杜月笙想起章士釗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官拜北洋政府第二十七任內閣司法總長，迄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因為北平學生群起反對，聚集了好幾百人，闖毀總長公館，於是憤而辭職。當時梁鴻志先任交通總長後改秘書長，跟章士釗有將近半年的同事之雅，再加上章士釗平時很跟陳群談得來。陳群也進入維新政府出長「內政部」，杜月笙唯恐老朋友拖他下水，想盡方法使他夫婦二人離開上海，到達香港，每天好酒好菜的供養著，待之以上賓之禮。
杜月笙最後一次港飛渝之前，章士釗便應邀先一步到重慶，講授「邏輯學」，待姚玉蘭、杜維藩自香港逃出，間關萬里而來，杜月笙便借重慶南岸汪山，交通銀行的兩廳兩房一幢小屋，建立了重慶杜公館，他深怕章士釗夫婦自立門戶，乏人招拂，在外面會住不慣，於是他特地騰出一間正房，請章士釗兩夫婦搬來住在一起，以便就近照料。在他是一番全始全終，負責到底的意思，章士釗便就欣然就之，自茲流連詩酒，嘯傲煙霞，又復篤定兼寫意。而杜月笙也待之以禮，供張唯恐有缺，從此以後，章士釗兩夫婦彷彿成了重慶杜公館的成員，重慶杜公館常年招待的佳賓，也唯有章士釗夫婦一對而已。自香港淪陷至抗戰勝利，忽忽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