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在這許多朋友相繼進入大陸的時候，杜月笙憂心忡忡，非常著急，他唯恐更多的金融鉅子、工商大亨，會被共產黨的笑臉攻勢，釣餌政策，陸陸續續的釣回大陸去，朋友飛蛾撲火，自投網罟固不足惜，但是常此以往，必將減弱反共陣營的力量。杜月笙每每在談話之間，流露出他內心的憂悒。
便在中共威脅利誘，無所不用其極，竭力爭取旅港金融工商人士返回大陸的時期，杜月笙的兩位好朋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洪蘭友與吳開先，聯名會銜請中央黨部秘書長轉呈最高當局一紙報告，報告中指陳共黨統戰份子多時以來竭力爭取旅港滬上金融工商鉅子，而這般人之中也曾有部份人士回過大陸，探看他們遺留下來的事業，有人一去不回，也有人鎩羽而歸，究其用心，回大陸決非投共，甚理甚明。因此，洪蘭友和吳開先建議當軸似可允許這一批棄暗投明的金融工商界人回到台灣，以使他們的資金、實力、經驗與抱負，納入反共抗俄的陣營。
吳開先為這一樁大事還曾請謁最高當局，他面陳種切，獲得了最高當局的指
「你們的建議是對的。」
最高當局尤且強調的說：
「祇要能夠確定他們不是共產黨，全都可以讓他們來台灣。」
不久，吳開先回到香港，告拆杜月笙這個好消息，使杜月笙頗為振奮，自此見到朋友，便情詞懇切的勸促他們赴台投奔祖國，有所效力，前後經杜月笙勸回台灣的工商人士，可謂絡繹於途，為數極伙。
杜月笙長孫杜順安的寄爹，呂光字曉光，外國留學生，法學博士，對於杜月笙的嗜好之一，聽書也有興趣，由於客居香港，閒來無事，便不時上堅尼地台杜公館走走，成為杜月笙聽說書的「座上客」。
呂光認識杜月笙很早，時在民國十七八年，杜月笙如日中天的黃金時代，因為「道不同不相與謀」，故所以始終祇是泛泛之交，他年紀比杜月笙小二十歲，又跟杜維藩是干親家，照說他比杜月笙小一輩，他尊稱杜月笙為「月老」，杜月笙則禮重呂光的學問好，是一位外國博士，他喊呂光的號，稱「曉光兄」。
現任東吳大學法學院長、行政院政務顧問、國家計劃委員，兼世界法學中心執行委員，望重一時的法學權威呂光，追憶他和杜月笙在民國三十九、四十年之交，交往密切、無話不談的前塵往事，神情間猶仍不勝嚮往，他曾追憶的說：
「我和杜先生認識了一二十年，始終是一杯清水，不曾建立過任何關係，或者有進一步的交往，為什麼杜先生要在病逝以前，前後約有一年光景，那麼喜歡拉著我聽他自己的『上下古今談』，而且盡量告訴我他的往事，可以說赤裸裸的傾吐暴露，毫無保留？如今回想，祇能說這是一種緣份，不過呢，另有一層原因，那就是當時陸京士兄因公在台灣，假使京士兄是在香港的話，杜先生傾吐的對象，就一定是京士兄而不是我了。」
杜月笙既已選定呂光當他傾吐往事的對象，說書先生張建亭、蔣月仙的「拿手傑作」，往往就會被杜月笙打斷，而改由他自己「開篇」，對呂光這獨一無二的聽眾，娓娓道來。說書先生被請出去時，杜月笙還怕呂光「半途而廢，打斷了興致」，他會安慰呂光說：
「這種說書，嘸啥聽頭，說書先生是永遠說不完的，說完了他們就沒有飯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