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底，王新衡傷癒出院，香港警署派了兩名警察，貼身保護，寸步不離，當時王新衡已決定離港返台，杜月笙為了表現他自己內心的歡欣快慰，同時並向王新衡表示他慰問、惜別的心意，十一月七日，他揀定王新衡啟程離港前夕，請王新衡吃飯，杜月笙為這一餐祖餞，真是煞費安排。
當年香港首屈一指的名廚，厥為唐生明的大司務阿喜，阿喜在香港專做大公館包辦上等酒席的生意，身價之高，一時無兩。杜月笙便派人喊阿喜來，叫他七號晚上到王新衡家中做一桌菜。
堅尼地台杜公館裡的人，都以為杜月笙祇是送一桌菜過去，聊表寸心就罷了，殊不料，屆時杜月笙要親自過去敘話。
少不得又要緊張忙亂一番，一部小轎車裡，帶了種種醫療藥品和氧氣筒，還有醫生、看護與隨從，大隊人馬浩浩蕩蕩的開到建華街王宅，杜月笙被人半攙半提的勉力上了三樓，滿座佳餚之旁，放一隻顯示杜月笙生命陰影的氧氣筒，杜月笙乘著不喘，方始能與王新衡略表心意，交談數語，那是一席別開生面令人啼笑皆非的惜別宴，杜月笙既不能喝酒，又無法多吃點菜，勉強的歡笑中隱藏著不盡的悲愴與淒涼，因為杜月笙和王新衡都知道，儘管十餘年來交往親密，形跡不離，然而，這夜是他們的最後一晤
在姚玉蘭的記憶之中，王新衡是杜月笙最愛重的人物之一她猶能憶起在抗戰勝利以後，杜月笙常住十八層樓，王新衡是常客，戴笠每到上海，也必定來此會晤杜月笙，因此之故，住在十八層樓的杜美如、杜美霞，杜維善與杜維嵩，他們都是經常和戴、王二位見面的，杜月笙為了要在戴笠面前，特別表示他對王新衡的禮重，他叫杜美如和她的一妹兩弟，一律喊王新衡為「王家伯伯」，以與戴笠的「戴家伯伯」相捋。其實王新衡整比杜月笙小二十歲，他跟杜維藩、杜維屏……幾個杜月笙時已成人的兒子，也是常來常往的好朋友，一直是以兄弟相稱。就因為這一層緣故，杜月笙的子女對王新衡有兩種不同的稱呼，而且還相差了一輩。
回首往事，王新衡本人也曾透露過一段當年的秘辛，就在他香港遇刺的四個多月以前，民國三十九年的端午節。王新衡到堅尼地台去看杜月笙，杜月笙又是臥病在床，當時是姚玉蘭在房中侍疾，三個人閒閒的聊了陣天，杜月笙忽然推說臨時想起一件事情，叫姚玉蘭去辦，就此把姚玉蘭支開。
等到房中祇剩下杜月笙和王新衡兩人，杜月笙便伸手抄向枕下，探摸一陣，摸出了一萬港紙，他眼睛盯望王新衡，十分懇摯的說：
「新衡，你在上海多年，祇有我心中明白，你是兩手空空，一無積蓄。逃難到香港，至今一?眼便是一年多了，你的日子怎麼過？我一直懸在心上」
王新衡心知他將如何，為便推卻，他先搶在前面把話表明：
「杜先生，你自己現在也是因難得很。」
杜月笙付之一笑，他很輕鬆的答道：
「我是大難，問題與你不同，這一萬港紙你拿去，多少對你有點用處，你讓我留下這一萬港紙，那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錢遞過去，再喘息咻咻的說：「新衡，千萬不要和我客氣，好?？」
「杜先生，你真的不必為我操心，」王新衡推心置腹的說道：「我在香港，日子過得平平穩穩。一來我是立法委員，政府按月有一份薪水，即使不夠，我還有許多好朋友，過去不論在重慶、香港和上海，我多多少少幫過他們的忙。如今他們或者歸還，或者回報，我不收下他們反而不能心安，所以說目前我安份渡日，可說毫無問題。」
杜月笙把那一萬港幣，廢然的塞回枕下，他搖頭苦笑的道：
「這麼說，你定規是不肯收了。」
於是王新衡趕緊聲明：
「不是我不肯收，而是我目前無此需要。尤其我在這種時候用杜先生的錢，也覺於心不忍。不過杜先生自己如此困難，還能顧念到我的生活，我確實有說不出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