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毛澤東關於「學制要縮短」的教導，從1973年開始招收的學生，最長的學制是三年，後來，被統稱為「工農兵學員」。直到1977年招生制度改革，才恢復了全國統一命題、統一考試、統一招生。
延安大學坐落於延安楊家嶺山下，延河之濱，當年，黨中央的所在地就在這所學校的旁邊。這是一所建於抗日戰爭時期的大學，由陝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澤東青年幹部學校合併成立，吳玉章曾任校長。1943年至1944年，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自然科學院、民族學院、新文字幹部學校和行政學院相繼併入。在艱苦的戰爭歲月，延安大學培養了大批優秀的專業人才和革命幹部。
1973年的延安大學校園，十分的簡陋，教學樓由兩排窯洞組成，兩排窯洞上方又加蓋了一層磚瓦房。這一年，剛剛恢復招生時，只有四個系——數學、物理、化學和中文系招收了學生。中文系就在其中一排窯洞的二層上，只有一個班，共計30人，後來又從數學系轉來一位學生，增加到31人。
73級中文系的學生，大部分是來自延安和榆林的貧困學生。年齡也參差不齊，當時路遙年齡不滿24歲，同學中有的比路遙大六七歲，已經有了妻兒，有的比路遙小幾歲。
路遙能成為這31名學生中的一個，進入延安大學中文系讀書，延川縣委書記申和當時的延安大學中文系主任，後來的延安大學校長、黨委書記申沛昌在其中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有幸終於就讀於這個具有光榮傳統的高等學府，對於山溝貧寒家庭出身的路遙來說，意味著這將是改變他人生命運的開始。路遙極為珍惜命運提供給他的這次機會。
去延安上大學之前，路遙將清澗老家的三弟——王天雲（小名「四錘」）轉到延川郭家溝。路遙知道，他這一走，很可能就意味著從此離開了郭家溝，離開了養育他的一雙延川的父母。大伯、大媽年紀大了，身邊必須得有個人照應。當年，路遙離開清澗縣王家堡來到延川縣郭家溝時，三弟「四錘」剛剛出生不久。現在，「四錘」已經是個15歲的少年了，在農村也能算是一個勞力了。有三弟來照顧延川的兩位老人，路遙才感覺可以安心遠行。
背上戀人林達為他準備好的被褥和衣物，懷裡揣著林達省吃儉用積攢的一點積蓄，路遙以一個頑強的奮鬥者形象，一個痛苦的思索者形象，一個懷抱著文學情懷、執著於文學追求者的形象，踏上了他從延川走向延安的道路。
辦妥新生報到手續，路遙就趕赴了西安，參加1973年9月5日陝西文藝創作研究室召開的全省文藝創作座談會。
由於在《陝西文藝》（即《延河》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改刊版）1973年7月份創刊號發表小說《優勝紅旗》，這是路遙在公開刊物第一次發表小說，是在陝西文壇嶄露頭角的開始，也標誌著路遙正式進入中國當代文壇。路遙作為重點青年作者，參加了這個「文化大革命」以來規模最大的陝西省文學活動。
會議結束後，路遙從西安返回延安大學。這時候，班上同學已經相互熟悉，同學們將路遙看作晚到校的學生：
1973年9月初，延安大學中文系來了一名延川學員。他穿著一身半新不舊的灰制服，挎著一個當時北京知青普遍用的黃帆布背包，腳上是一雙淺藍色球鞋；他個子不高，身體胖乎乎的，頭部稍向前傾，留著青年運動髮型；他臉刮得青亮青亮（全臉胡），單眼皮下兩隻深邃的眼睛，鼻子不大不小，厚嘴唇角帶著絲絲微笑。這就是我第一次見到的王路遙同學。（白正明《路遙的大學生活》）
在班上沉默寡言，給人的印象是質樸而沉穩的路遙，早已明確地認定，自己上大學的目標就是為今後從事文學創作打基礎。所以，讀文學名著、學習如何創作、去實現自己的作家夢想，是路遙為自己定下的大學三年很明確的目標。於是，閱覽室和圖書館成為他上大學最熱衷去的地方。
一本接著一本讀，有時在教室，有時在宿舍，有時在楊家嶺革命舊址，像久旱的莊稼苗遇上了一場垧雨，路遙盡情地汲取著水分和營養。他說：
延大是讀書的好地方，依山傍水，特別是夏天，延河灘裡清新涼爽，楊家嶺上松柏翠綠，環境十分幽雅。
既然路遙讀書是有目的的，有的小說就不止讀一遍，而是兩遍、三遍，甚至更多。一次他與幾位文學愛好者交談讀書體會時說：讀書要有收穫，就要按文學發展史的每個階段、每個流派的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去讀，並要對你喜歡的作品重點地鑽研，要會享受、會瀏覽、會大拆大卸。
當時同學對他的「大拆大卸」只是理解為一般的文章結構和章節之間如何安排、聯繫、轉折、照應。路遙卻加上情節如何展開、衝突如何佈局、細節如何描寫、人物如何刻畫等等。路遙對柳青的代表作《創業史》就是這樣精讀細研的，而且還為《創業史》裡的徐改霞的心事流下過傷心的眼淚。
三年裡，他發奮看書，像海綿一樣以最大的限度和空間來吸收各種知識，充實自己，豐富自己……他十分崇拜柳青，把《創業史》讀了四遍。為了研究長篇小說，他熟讀了《戰爭與和平》、《青年近衛軍》、《堂吉訶德》等大量大部頭中外文學作品。他的學習陣地是學校的閱覽室，他每天堅持閱讀各種報紙，瞭解國內外新發生的事情，同時有計劃、有步驟地翻閱了五四時期以後的各種文學期刊和主要報紙，瞭解建國前那段時期中國文學的發展軌跡，彌補自己有生之前那段生活的空白，大學三年裡，路遙為後來的文學創作奠定了豐厚的基礎。（徐來見《熾烈年華展雄才》）
當時，許多文學作品還被列為「禁書」，路遙在能夠找到的歐洲文學史、俄國文學史和中國文學史的指導下，系統地閱讀了大量的中外文學名著。在很多同學起初還不知道托爾斯泰和巴爾扎克是誰時，在很多同學進校前連書名都不曾聽說過時，路遙已經將《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悲慘世界》、《歐也妮·葛朗台》、《高老頭》、《紅與黑》、《死魂靈》等等世界名著通讀了一遍。
學校規定，不准學員「開夜車」，可他總是「闖紅燈」。晚上十一二點鐘了，我看見他在教室裡專注地寫作或者讀書，有時埋頭思考問題，有時用手指拔著胡楂子，顯得焦躁不安，一種緊迫感使他這個二十出頭的人，顯得分外老面。我總是陪不過他，過了12點鐘，我大都退回宿舍酣睡，而他仍然在空曠的教室裡。
學員們都知道，他的床頭經常放著兩本書，一本是艾思奇的哲學名著《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本是柳青的名著《創業史》（第一卷）。他把這兩本書啃得爛熟，不知翻了多少遍，還說他可以全部將它們背出來。我曾和他開玩笑說：「你是不是要在那兩本書裡掏出金來？」他笑著說：「金子倒沒有，哲理卻不少呀！」在黨員生活會上，他總是侃侃而談，見解精闢獨到，的確令大家折服。（王雙全《我們的班長》）
因為還處於「文化大革命」時期，學校的教學任務，被社會實踐和生產勞動佔去了大部分時間，所學的課程又是按照教育部頒發的教學計劃進行的。做事辦事有明確目標的路遙，很自覺地按個人理想設計自己、塑造自己。他始終抱定一個信念，上大學中文系，就是要讀名著、學創作，為實現自己的文學夢想奠定堅實基礎。不能因為生產勞動耽誤了讀書，所以，在班級討論讀書與勞動的問題時，路遙總是與大多數人的見解不同，他強調書本和讀書對於學生來說非常重要，他提出「不要把書本當作敵人」，要始終將書本作為良師益友的典範。
有這樣的信念，路遙便將所能利用的一切時間，包括別人休息和娛樂的時間，都用在了讀書上。文學，在某種意義上，正在或者說已經開始構成了路遙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意義。
星期天休息的時候，路遙常常步行到延安城裡，去當時在延安地區文工團做編劇的曉雷、李天芳夫婦家裡或是其他朋友家裡借書讀。同時，也可以趁機改善一下伙食：
路遙上延安大學了，把我的家當作了他的家，每個星期日，我們清貧得只能用口糧中百分之三十的白面做一頓揪面片，但關於文學和人生的談話，卻是我們最好的佐料。他說他和他的同學們在編關於延安的詩選，他談他小時候吃不飽肚子，談他在武鬥時穿越林莽，眼看著與他同行的同學死在槍彈之下。他談北京在延川縣的插隊知青為他打開的新視野和新知識，他談他讀基辛格的《外交幾何學》，讀蘇俄和歐美的浩如煙海的名著，那麼，關於《紅字》，關於《戰爭與和平》，關於《茹爾賓諾夫一家》，關於普希金的抒情詩和敘事詩，就成了我們永遠說不完的共同話題，而關於文學、關於理想、關於追求和未來，自然更是一切話題中的最重要的主題……（曉雷《故人長絕——路遙離去的時刻》）
戀人林達省吃儉用為上大學的路遙武裝了一番——除了路遙背的那個「紅軍不怕遠征難」的書包外，衣服裡裡外外全更新了，而且有了一隻手錶。路遙對已經調到延安地區文工團的聞頻說，這全是「林氏裝備」（即林達購置的）。
吃著學校的「老三樣」——白面、小米、玉米發糕，飯後一碗開水沖菜湯就是路遙很喜歡的一道美味佳餚——他稱這碗湯是「上等高湯」，「吃了干的，就要喝稀的，像水泥灌縫子一樣，不灌實不成」。路遙的幽默常常引發了同學苦中有樂的笑聲。
這時期的路遙已經是嗜煙如命，饑一頓飽一頓可以，但是沒有煙抽絕對不行。他在看書、寫作的時候，總是一根接著一根地抽煙，焦黃的食指與中指夾著香煙，大拇指頂著太陽穴，這已是他的習慣動作了。一天夜裡，同學們在教室裡看書看得很晚，宿舍早已熄燈了，這時大家帶的煙全部抽完，擔心回宿舍取煙影響同學睡覺，路遙就將教室裡丟掉的煙把子一個個撿起，撕開來再捲著抽。路遙自嘲地說：「真乃窮酸也。」
作為中文系73級的班長，在同班同學眼中，路遙很有號召力，不是一個只讀死書的書獃子。進校的第一學期，全校要舉辦歌詠比賽，路遙與班上的支部書記張子剛等同學一道編寫了組歌《我們生活在楊家嶺》，路遙修改定稿後，又由他請延安文工團的丁永光為組歌配曲。這樣精心打造，又通過精心排練的節目，自然效果非常好，受到全校師生的交口稱讚。受路遙的影響，當時全班同學都開始熱愛詩歌，並學習寫詩歌。
在路遙的倡導下，1974年，班上將學生創作的這些詩歌選編成一個集子——《烈火熊熊》並打印裝訂，散發給全國的一些高等院校。為了使這本詩集有一定的份量，我和路遙、白正明、許衛四位同學合寫了一首壓卷長詩，由路遙同學主筆，我記得寫那首長詩的時候，我們四個人整整奮戰了一個通宵。（張子剛《回憶路遙同學》）
校園生活總是豐富多彩的，即使那時候的延安大學條件極為艱苦。從小就喜愛籃球的路遙，將籃球場當作了他最好的休息場。雖然路遙個頭不高，但在籃球比賽時，貓著腰帶球，三大步單手投籃的動作卻是嫻熟敏捷。
一邊讀書，一邊寫作實踐的路遙，在大學的一個半學期結束時，其作品陸續在刊物上發表：詩歌《紅衛兵之歌》（與金谷合著）發表在《陝西文藝》1974年4期，散文《銀花燦燦》發表在《陝西文藝》1974年5期。
在延安大學的師生眼裡，能將作品變為鉛字，那簡直是非常了不得的大事。路遙在延安大學成為師生矚目的人物。
1974年，我到延安大學讀書的時候，聽說比我高一個年級的同學中有一個著名的人物。這個人著名因為兩個原因：其一，在眾多的中文系學生中，他是唯一把文學作品變為鉛字的人；其二，這個人曾經是延安地區延川縣一派群眾組織的頭頭，後來還當過延川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這自然會引起人們極大的好奇。
這個人就是路遙。（陳行之《路遙逝世十八週年祭》）
路遙上大學的20世紀70年代，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中後期，中國的政治舞台上風雲變幻莫測，學校的教學，首先是必須緊跟當時的政治形勢。
1974年，正處於「批林批孔」的運動中，當時延安大學中文系由申沛昌帶隊，率一班同學到延川縣進行「批林批孔」宣講活動。
其他同學分到各公社、各鄉村宣講，申沛昌與路遙留在縣上，負責同各地聯絡和協調。這樣，申沛昌和路遙有了更多的時間朝夕相處，接觸交流。因為路遙上大學前是回鄉知識青年，又是文學愛好者，離開延川上大學之前，他就與在延川插隊的北京知青有著廣泛的聯繫，結交了不少朋友，並且當時正和林達談戀愛。
正因為如此，路遙的信息渠道不僅通暢快捷，而且內容豐富，題材重大。他所知道和傳播的信息都十分敏感而又驚天動地。我記得他給我說，什麼「批林批孔」，那只是幌子，實際上是「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判的矛頭是直接指向周總理的。這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只不過現在不能公開說明罷了。在同他交談中，我第一次聽到了「四人幫」的稱謂。（申沛昌《十五年後憶路遙》）
懂得如何去實現自己奮鬥目標的路遙，一切與此無關的事情，他都捨得割愛，甚至當作干擾排除掉。在班上擔任了一段時間班長，憑他的政治才幹，應該說是勝任有餘。但是，因為做班長要佔去許多的時間和精力，要少讀許多的名著，因此，路遙毅然辭去班長職務。
能為自己說「不」，這就是在陝北黃土地上成長的路遙與眾不同的性格。
那時候，大學校園紀律比較寬鬆，允許抽煙，允許打瞌睡，允許因為老師講課不好學生可以離課。這些條件正是散漫慣了的路遙感到如意的。有時候，上課鈴響了，同學們開始上到二層樓上的教室，路遙貓著腰懷揣著書由教室下樓一晃一晃地走出校門，或許是鑽到楊家嶺舊址哪個理想的旮旯，或許是到校門前的菜地埂下延河灘，一直看書到開飯前返回。有時候，老師在講台上正講著課，他趴在桌上漫不經心地聽著聽著，就會發出熟睡的鼾聲。講義發下來了，我給他放進抽屜，他不僅不整理不閱讀，急用時，抓出來捏成一團，就進了廁所。在老師和同學們眼裡，路遙是一個特殊的學生。（徐來見《熾烈年華展雄才》）